黄花崗起義與越南華僑
一﹐ 黄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即1911年辛亥年 “ 三二九廣州起義 ”。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東南亞馬来半島槟榔嶼召集黄興 ( 1874—1916 ) 等中國同盟會骨幹會員會議，决定在廣州發動起義，與滿清政府决一戰。
會後會員隨即便分頭準備行動。黄興、趙聲等人在香港成立起義領導機構 --- “ 統籌部 ” 並派人到廣州附近各地活動，聯絡各團體如新軍、防營、會黨、民軍，以備響應。同時亦在廣州設立三十八處秘密組織，刺探敵情，轉運軍火，為起義作一切準備。原訂於4月13日發動起義，但因會員温生才在8日事先採取單獨行動，槍杀了廣州滿清將軍孚琦；另一會員吴鏡則在運炸藥時被捕﹐ 故此﹐ 原定起義日被迫改期提前行動。
1911年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日）下午約5時30分，黄興率領八百名敢死隊員分為四路﹐ 攻打市內两廣總督衙門、小北門、巡警教練所與守南大門。黄興隊伍攻入總督衙門後，下令焚燒督府並意圖生擒两廣總督張鳴歧。不料張越墙逃遁。由於起義隊伍得不到適合的接應，各路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的街巷戰，徹夜相攻。因清軍人數極多﹐ 在敵眾我寡情況下﹐ 起義終告失敗。
黄興當時亦受傷﹐ 則化裝僥幸脱險﹐ 逃往香港。在戰鬥中數百名革命黨人如俞培倫、林時塽等壯烈犧牲。
事發後，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等人與廣州民眾不顧滿清政府的威脅迫害﹐ 多方設法收殮烈士遺骸七十二具，合葬於廣州城東的 “ 红花崗 ”，後改名為 “ 黄花崗 ”。此就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著名的 “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1932年，確查得此次死難烈士總人數達到86人。由於習慣，人們仍稱為 “ 黄花崗七十二烈士 ”。這次起義亦被稱為 “ 黃花崗戰役 ” 。
在起義中亦共有二十九名海外華僑參與獻身革命﹐ 功勣甚大﹐ 其中有十五名越南華僑﹐ 佔華僑先烈人數的半數以上﹐ 計有徐培添、徐禮明、徐廉輝、徐松根、徐紹良、游壽、陳福、陳春、馬侶、羅進、羅聯、羅坤、羅遇坤、陳才與韋雲卿等人。年齡最小者為十八歲的游壽﹐ 亦是黃花崗起義先烈中最年青之一位﹔ 年齡最大者為五十六歲﹐ 他們大部份皆為工人出身。不少在受傷被捕後﹐ 大義凜然﹐ 慷慨陳辭﹐ 視死如歸。
現筆者可查閱到之越南華僑先烈簡歷事跡共八名。
二﹐ 八名越南華僑先烈簡歷
1 ﹐ 陳春
( 1877年— 1911年，就義時年僅三十四歲。) 原廣東南海縣麗山鄉人﹐ 體格魁梧﹐ 性格豪爽﹐ 為人重信用﹐ 曾服務於越南北部華僑華人聚居海防市的粵東會館。諳悉法國殖民政府海關移民的條例情形﹐ 以招待同盟黨會員的來往住宿等﹐ 並負責運送軍械﹑書籍與秘密文件回中國。同黨人譚人鳳、何克夫等為革命活動而被法殖民當局捕捉拘留﹐ 陳春盡力奔走照料。他參與丁未1907年廣東 ( 現屬廣西 ) 防城之役。1911年辛亥春初﹐ 革命黨計劃發動起義﹐ 陳春得陳才、羅進等同志推舉選為先鋒。三月二十九日起義事發﹐ 陳隨黃克強部隊進攻督署﹐ 後轉戰各處﹐ 彈盡而身體部份受傷﹐ 避入觀音山 ( 越秀山 ) 某一工人家裡。後則在四月五日被捕而處死之。
2 ﹐ 馬侶
原廣東番禺縣大塘鄉人。曾僑居海防市, 投身於中國同盟會。熱心黨務﹐ 曾參與孫中山發動的丁未年 ( 1907 ) 中越邊境鎮南關之戰役。翌年馬侶亦隨黃興出兵廣東欽州戰役與廉州戰役﹐ 為黃興器用﹐ 稱為勇將。在黃花崗起義中隨黃興進攻督署而陣亡。遺下妻子﹐ 子女各一名。子名齊 ﹐ 當時在廣三鐵路局工作。
3 ﹐ 羅進
原廣東南海縣良登鄉人。甲辰1904年前往越南並僑居海防。工作於廣隆昌機器廠。參與中國同盟會。庚戌年1910年返回廣東﹐ 投身於吳宗禹部隊活動。不則被告密﹐ 逃入鄉間躲避。同黨人陳春、陳義華等邀參與廣州起義。羅任先鋒隨陳春進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一帶。擊斃敵人多名, 在彈罄的情況下就義。無子﹐ 以侄為嗣。
4 ﹐ 羅聯
(1859年--1911年，就義時五十二歲。) 原廣東南海縣良登鄉人﹐ 乙巳1905年往越南河內經商﹐ 辦廣隆雜貨店。當中國革命運動風起雲涌時﹐ 經鄧應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之後立即返回廣東投身軍界﹐ 參加革命活動。羅聯性格膽大英勇﹐ 得到陳春欣償邀前往廣州參加起義。三月二十日之戰役﹐ 羅屬何克夫之部隊。在小北門戰鬥中被捕﹐ 關在番禺縣的監獄。同族兄弟羅惠南探望時﹐ 則囑咐 “ 吾必舍生取義﹐ 望諸弟能繼吾志 ”。後又被轉關在幾個不同地方的監牢裡。於四月初八﹐ 與同志耀浦廷、羅遇三人被處死﹐ 英勇就義。臨刑時他們高呼﹕ “ 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 望後起者努力前進 ”。死後留下遺妻﹐ 無子﹐ 以侄為嗣。
5 ﹐ 陳才
原廣東南海蘇村人。於癸卯1903年前往海防市從商﹐ 店名為昇昌洋貨店。由張福年勸說後加入中國同盟會﹐ 後返回廣東。參加隨陳春的隊伍攻克督署﹐ 後轉戰在後司街時而陣亡。無子﹐ 以侄以同為嗣。
6 ﹐ 陳福
原廣東南海蘇村人。於甲辰1904年前往越南海防﹐ 在廣隆昌機器廠打工。亦經張福年介紹加入海防的中國同盟會。1911年初春返回廣東。參加三月二十日之戰役﹐ 隨陳春攻克督署﹐ 轉戰在後司街時陣亡。無子﹐ 以侄渠為嗣。
7 ﹐ 羅遇坤 ( 一作裕坤 )
( 1885年--1911年，就義時年僅二十六歲。) 原廣東南海縣良登鄉人。在海防廣隆昌機器廠打工。參加鎮南關戰役﹐負責運輸工作為主。參加三月二十日之戰役﹐ 隨黃克強隊伍攻克督署。隨後轉戰各處﹐ 因敵眾我寡﹐ 彈缺情況下被捕。與耀浦廷、羅聯同志同時被處死而就義。留下妻子以及遺腹子漢強一名。
8﹐ 韋雲卿
( 1873年--1911年﹐ 就義時年僅三十八歲。) 原廣西南寧 ( 今橫縣 ) 永享人﹐壯族, 曾在廣西龍濟光邊防軍任哨官。在越南僑居前亦曾居於泰國。先前曾參加過鎮南關與河口兩戰役﹐ 後返回廣州參加黃花崗起義。隨黃興大隊攻戰督署﹐ 後轉戰於高陽里源盛米店一帶﹐ 被清軍圍攻足一晝夜﹐ 在清軍放火燒街的困境下﹐ 韋突圍而出後被捕﹐ 壯烈犧牲。據被捕後之供詞﹐ 在越南期間﹐ 韋雲卿曾 “ 聽孫文演說革命道理﹐ 如大夢驚醒﹐ 頓悟人民責任﹐ 不可稍緩﹐ 投入革命黨。由孫文給銀二百兩﹐ 囑回中國運動 ”﹐ 於是﹐ 韋與 “ 同志十數人﹐ 於( 辛亥 ) 三月初十日由安南 ( 越南 ) 內渡 ”。
黄花崗起義先烈千古 !
附黄花崗起義先烈羅仲霍( 在越南活動期間 ) 之詩一首
戊申重游南越在美荻同德棧作
羅仲霍
十年恨不早焚書，閱歷浮名盡子虛。
未許豪奴共肝膽，苦無善價賣頭顱。
關前戎馬胡塵起，海內風雲大劫初。
安得美人具俠骨，香囊寶劍好隨予。
新亭一掬淚汪汪，哭遍天涯事可傷。
四海風雲成浩劫，九霄鴻鵠自翱翔。
百年氣焰悲胡虜，萬古精忠痛鄂王。
多少奸奴甘賣國，憐予對影吊斜陽。
嶺南遺民
2005年5月初稿
2005年7月6日修訂於PONT-NEUF
資料來源﹕
1 ﹐ «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 泊米爾書店﹐ 台北﹐ 民國42年 ( 1953 ) ;
2﹐ «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 革命紀念會編﹐ 上海民智書局﹐ 民國15年( 1926 ) 初版;
3 ﹐ « 辛亥革命七十週年 »﹐ 上海市政協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4 ﹐ « 辛亥革命在廣西 ( 圖片集 ) », 廣西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4;
5 ﹐ « 越南華僑與華人 »﹐ 李白茵著﹐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0年;
6﹐ 網站﹕ wikipedia.org
2012年04月26日修改
據較為保守的估計﹐ 當今全球的海外華人有五千至六千百萬﹐ 可是﹐ 另有人說道﹐ 全球的華人高達約八千百萬人﹐包括那些已不會說華語的人。在越南的華人現今約有一百萬人﹐ 此人數並不包括已被 “ 同化 ” 為越南人﹑ 或已加入越南國籍的華裔﹑ 華人。越南的華人大部份集中居於越南南方如胡志明市 ( 舊稱西貢 ) 的堤岸 ( 即市中的第五﹑ 第十一郡 ) 、湄江三角洲各地或散居於南北各省份等。
根據越南學者的定義﹐ 越南的 “ 華人 ” 是指那些自中國明朝 ( 末期 ) 來到越南﹐ 尤其是在越南南方定居的中國人﹐他們經已在越居住了好幾個世代﹐ 自自然然的 “ 融入 ” 了越南社會﹐ 成為越南人。
同樣﹐ 越南 “ 華僑 ” 是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越南實行開放政策後來到越南工作、投資等的中國人﹔ 他們皆來自中國大陸﹐ 台灣與香港等的中國或台灣公民。
至於 “ 漢人 ” 一詞﹐ 是指歷代那些來自北方 ( 越中邊界以北 ) 的中國人﹐ 包括越南歷史時期的 “ 北屬時期 ” 即越南被中國統治的時代﹐ 自漢至唐末約一千年的時間。他們起初是以 “ 外人 ” 身份來越﹐ 經歷幾個時代後﹐ 他們接受了本地的文化並 “ 融入 ” 越南社會生活﹐ 最終成為越南社會內部的一員。可以說，這些漢人簡直已經不懂說華語，雖他們有的知道祖裔來自中國，但都自視為越南人。
潘安 ( Phan An ) 曾翻譯過柏楊的 “ 丑陋的中國人 ” 一書為越文。他認為﹐ 世界各地的民族那裡都一樣，會有好人與壞人之分。柏楊書中所說的並一定不是中國人的共同特性﹐ 只是他專挑選並點出了中國人的缺點來加以諷刺﹑ 自嘲自己的民族性﹐並由此希望能激發出他們的民族精神而已。但他亦指出﹐ 中國人常常對比他們強大的民族或國家如美、 日等卻表示敬畏的態度﹐ 同時他們則蔑視周邊小國的弱小民族。
潘安是居於胡志明市的華人區﹐ 他說他本人樂於與各位華人交流作友也。
對於華人社區在越南的形象﹐ 他認為﹐ 華人在越南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華人社區﹐ 以便使華人可以在那個地方更容易的立足、 生長與發展。他認為華人建造社區並不是自我孤立。華人年青人有的會說華語﹐ 有的亦不會說自己的母語了。華人社區的存在是有正﹑ 負兩方面的影響和作用﹕ 積極的一面是可以保持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 負面的則是限制了自己在居住國的發展。
歷史上的華人有對原祖籍國的貢獻的傳統如華人在上世紀的四十﹑五十年代返華參與抗日活動以及建國的服務。在這方面﹐ 居於外國的猶太人、南韓人都曾有返回祖籍國的記錄。
英國倫敦的華人社區是由香港的中國人與由越南去香港後再轉去倫敦的華人組成。那裡的人的階級觀念極強。富裕的香港人一般當老闆﹐而印度支那的華人為他們打工。在語言上﹐ 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的困難﹐但在思想意識上﹑階級上有很大的分別。一般來說﹐ 富有的香港人是看不起來自印度支那的華人。
潘安認為在越南的華人並沒有上述的問題存在。越南的華人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據他們的母語方言被分為五個幫，即廣東幫﹐ 潮州幫﹐ 福建幫﹐ 客家幫與海南幫。但現今的越南華人是同一族群社區﹐ 地域概念已轉為淡薄。華人之間的互助精神甚高﹐ 就算是京族人 ( 即 “ 純正 ” 越南人 ) 他們都願意提供幫助。此是在越華人的一大優點。越南華人與在世界各國的華人的區別之處是他們在越南的 “ 特殊環境 ” 而形成。
華人社區長久以來被形容為一盤散沙﹐ 不團結。在此方面﹐ 他們是比不上在拉丁美洲的日本人。然而﹐ 華人都能以真誠的民族感情﹐ 為民族的命運﹐ 返回祖籍國投資發展。相對而言﹐ 海外的越南人並沒有像華人那樣的返回原祖籍國投資建設的熱情。越南的經濟發展應該是與海外越南人的團結是分不開的。
嶺南遺民
定稿於2006-03-17日 à Aix-en-Provence
在中国与越南的所有边境上，如今还生活着至少数万名越南难民。他们都是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动“边界自卫还击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从越南来到中国的，他们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已经生下了第四代孩子。随着越南难民在香港的消失，这些生活在中国边境的难民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每天，我们都要在电视里听到中国的《国歌》，但那却是与我们无关的一首歌。 ——我们的名字一直叫做“难民”。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我们至今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中国非常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 ——难民们从越南来到中国已经20多年了，他们中的许多老人已经死在了中国，我一直想知道他们会在死者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内容——中国？越南？中国字？越南字？但经过许多小心询问和亲眼目睹后我发现：山中只有一堆堆长满荒草的黄土，没有一个被埋葬的死者坟前有墓碑。 一条红颜色的大河从中国南方边境城市——云南省河口县向更南方延伸，随后进入越南老街省老街市，最后注入北部湾，那就是贯穿中越两国著名的红河。
在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帮助下，越南在1975年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越南统一全国后“野心”不断，它对外入侵高棉（柬埔寨），对内排斥华侨，又侵占南沙西沙诸岛，对中越边境也时有骚扰或侵占。加上与苏联关系友好，狐假虎威，又刚击败强敌美国，气势锐不可当，俨然中南半岛之新霸主。 1979年2月17日，20多万中国军队为了惩罚“背信弃义”的越南，强行渡过了红河，在从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的所有边境上，越过中越边界开始了长达28天的“边界自卫反击战”。据战后统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死伤人数在12万人以上——日平均死伤5000人。 于是在红河的两岸，在中越两国的所有边境上，至今都可以看见双方的一座座“烈士陵园”，看见成千上万的“烈士”躺在那里。他们是双方各自的国家英雄，应该受到自己人民的尊重，也许无论过去，无论现在，无论将来。
而在红河岸边，在中国的边境上，还可以看见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庄，当地中国人都习惯地称呼为“难民”、“难民村”。而目前在中国的所有公开文献资料上，似乎都没有关于这批多达数万人的记录。
“他们不是中国人，和那些‘烈士陵园’、‘烈士’一样，他们同样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产物。”在中国的边境上，上了些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告诉每一位像我这样的好奇者。
难民，似乎是国与国战争中的必然产物。按照中国《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版本）的解释：难民是由于战火、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流离失所、生活困难的人。
他们的名字叫“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中国住了20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在桥头街的难民村里，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一边抽着中国南方特有的水烟筒，一边用当地的中国话和我谈起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他们的忧虑和痛苦。“我们这个村目前有22户，140多人，有哈尼、普拉和汉族等好几种民族，以前都是越南老街省和莱州省人。
现在，孙文亮一家人都住在中国云南省金平县勐桥乡，这里距金平县城差不多有100公里，在金平县里目前有3000多名来自越南的难民（包括20年来他们在中国出生的第三、第四代子女），除勐拉、十里村和马鞍底等少数乡有少数难民外，其他几乎都被中国政府安排住在了勐桥乡境内，共分为19个村，20个队。金平和河口隔红河相望，一样是与越南相连的边境县，在其烈士陵园里，也埋葬着700多名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人。
“我们的家原来在越南莱州省封土县瑶山乡瑶山寨，我们寨子里住着好多种民族。”孙文亮说。“其实我们以前就是中国人，而且是汉族，由于越南人少田地多，我们的父母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金平县的长安冲村搬到了越南，当时根本没有人管我们是什么人。我自己是在越南出生的，以前也领过越南政府发的《身份证》，应该算越南人了，但我们一直都在说中国话，用中国字。”
1979年2月17日凌晨起，随着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越南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军队陆续攻克了包括封土县在内的越南的20多个城镇，也从孙文亮家的瑶山寨经过。当时，瑶山寨的人已经逃得寥寥无几，中国军队将其它民族的房屋几乎全部炸倒、烧毁，唯独完好地留下了汉族的房屋。中国军队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在他们离开后却给所有汉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寨子里时，我们完好的房屋令我们既奇怪又激动，但其它民族的人马上就来骂我们，说我们这些汉族就是中国人，所以房屋没有被破坏，他们恨中国人......”
认为汉族们“有问题”的当然不仅仅的寨子里的人，包括后来回来的越南公安部队和越南人民军，他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军在庇护着汉族们，原因当然因为汉族都是中国人”。在这样的逻辑下，所有的汉族就开始面临厄运了。
“越南军队把我们所有的汉族集中在一起，包括一些会说汉族话的其它民族，然后像看管犯人一样对待我们，去哪里都有人跟着，于是我们每天都有人被骂、被打，有些人还被送去劳改，更有些人被杀死了。当然，越南人主要是针对成年的男人，对妇女和小孩要放松些。”
于是，所有成年男人都害怕了。当时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的孙文亮不得已和其他几个人在一天夜里跑了，一口气跑到了中国金平县的十里村乡。刚到边境线上时，中国的边防军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听阻拦。
“实在不行你们就开枪打死我们吧，反正回去我们肯定会被越南军队打死的。”孙文亮回忆说。“后来他们还是同意我们进入中国了，先让我们找在中国的亲戚、熟人住了一两个月，最后就把我们安排住到了勐桥乡。”
“你也许不知道当时我们有多么的痛苦，莫名其妙被越南人迫害，被迫丢下了不知道死活的老婆孩子，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地方，而且永远不敢再回去了。”
由于对和妻子儿女团圆渐渐不再抱希望，孙文亮后来在中国另外找了老婆，并且生了两个儿子，但老婆又不幸生病去世了。
中国和越南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10年。直到1989年才不再公开对抗，1991年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的边境才发生了改变。到了1992年，孙文亮在越南的妻子才带着儿子来到勐桥，找到了他。相隔13年后，一家五口人艰难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红河岸边云南省个旧市蛮耗镇的正对面，有几座我感觉高得不能再高，陡得不能陡的大山，从红河岸边顺着大山的人工小道往上走了不远，别说腿上肌肉会走痛，就连膝盖骨都疼得受不了。 所有的难民村和房屋都稀稀落落地撒在半山坡上 ,, , 大约走了40分钟，在山腰的一条大山沟两旁，稀稀落落地分布着一些土墙草房。一位为我带路的当地人告诉我：“这也是一个难民村。”
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芭蕉林”，居民全部是“蓝靛瑶（瑶族的一种）”。芭蕉林村目前有33户，93人。它也是1979年2月中越战争后才有的，以前这座大山里荒无人烟。40岁的村副主任韦少盐介绍说：他们是1979年3月全村一起搬来的，之前他们住在越南老街省坝洒县的绵竹根村，全村人同样都是蓝靛瑶。
“1979年2月，中国的解放军打到了我们村子，当时他们对我们非常好，不但没有打骂我们，还送了粮食、盐巴、香烟等等许多东西给我们，于是村里有些人去帮助解放军在森林中带路，继续往南方进攻；同时，中国当时也来了许多运送弹药和抬担架的支前民兵，他们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是少数民族，说话、穿衣都和我们一样，于是许多来侦察的越南特工当时就认为我们不但接受了中国军队的生活帮助，还参加了中国军队来与越南打战；其实那场战为什么会打起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之前我们村里也没有人参加越南军队。”
这样，当3月15日中国军队撤回国后，随后回来的越南公安部队马上对蓝靛瑶们进行惩罚，首先用通知开会的办法在路上杀死了村里的四个没有抵抗中国解放军的成年男人——他们曾经是越南国家没有配枪的民兵。而村里人闻讯后吓坏了，决定举家逃跑，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跑到哪里都不行，最后大家决定跑到中国来。
“过去，两边都有村子，谁家做米粑缺个石缶，就往对面村子去借，用不着打申请受审查等批准签什么‘出境证’。当时，我们全村人什么都不敢要了，一口气跑到了金平县马鞍底乡的“大梁”边界上，向守在那里的中国解放军反映，后来我们就被同意进入中国，被安排到了这里来居住。”
而在红河岸边另一个壮族的难民村也是从越南老街省坝洒县阿姆乡不勒寨搬来的。“1979年4月，我们300户一共600多人从金平县马鞍底乡的‘龙脖河’进入中国，在逃跑的一路上，越南人民军还开枪追着我们打，不过走的路都是我们平时钻熟的森林了，他们根本没有我们走得快。”54岁的李少光告诉我：“1979年2月中国解放军打到我们那里时，我们村的民兵全部不抵抗主动交出了枪，所以村里没有死任何一个人，但后来越南人民军说我们不抵抗想当叛徒，不要我们做越南人了，并且当众杀死了村里的民兵排长。可当时我们怎么敢抵抗解放军呢？我们前面那个村子本来有个出名的‘民兵射击队’，他们进行了抵抗，但一会儿就被解放军全部打死了，而且他们整个村子都被炮轰平了。”
“连正规的（越南）人民军都抵挡不住（中国）解放军跑了，我们几个民兵能有什么用？怎么敢抵抗？”最后，李少光甚至生气了。
住在“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河口当地人称‘189难民村）的王德培现年已经50岁了，他是布依族。他说他们的父母以前就住在中国云南省马关县，1928年因为害怕当时国民党抓兵而跑到了越南老街省勐康县。1979年的中越战争刚结束，越南公安就强迫他们从勐康县搬到河内附近的“龙安州”，因为他们有中国??去了，但龙安州的生活条件极其差，于是他们想回到勐康县，但越南公安不允许，这样矛盾就产生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决定丢下所有的财产，跑到了中国河口县桥头镇的边界。当时，越南公安还追着用高射机枪打他们，但后来被边境上埋伏的“难民游击队”打退了，所以他们得以安全进入中国。
对于自己的身份，目前难民们在认识上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芭蕉林村，我问一些在中国出生的7、8岁的孩子。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孩子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们也说不清楚应该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目前30岁左右，出生在越南，很小就被父母带到中国的青年人这样回答。 “我们是越南人。”40岁以上的人也十分肯定。
但他们都是难民。目前，越南政府已经不承认他们，中国政府也没有宣布接纳他们，他们没有国籍，住在中国却没有中国人都有的《居民户口册》、《居民身份证》。
难民游击队
在1998年，中国政府曾经作过一次调查，希望能够将所有的难民遣返——即让他们重新回到越南去，如果可能，将与越南政府商量具体事宜。
但几乎没有难民愿意回去。他们都表示：他们是因为1979年战争以后，越南政府的种种迫害和为难，才抛弃财产逃到中国来，双方矛盾很深，现在当然不敢再回去了；同时他们在中国已经住了20年，第四代人都出生了，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们都已经变成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了，越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他们觉得中国政府非常好，生活比在越南好。
1991年中越关系复苏后，一些越南的亲戚、朋友可以随便来到中国，找到难民们家里来玩。于是一些难民也试图回越南去看看，但越南边防军和公安不允许他们随便进入，要求他们在中国开“证明”、办“出国手续”才能进入越南国内一些边境地带。难民们去到越南国内后，当地公安对他们的管理与对外国人完全一样。由此可以说明，尽管已经不再公开仇视他们，但越南政府已经把他们看成是中国人了。 “无论任何，中国非常好，比越南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
在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也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当然，难民中有许多人却是不敢回越南，原因是他们与越南军队打过战，双方有“血海深仇”。
这些人就是以前在中越边境非常有名，让越南军队头疼不已，而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难民游击队”。
43岁的李小猪现在住在勐桥乡桥头街难民村，他曾经是难民中“有名”的人，因为他“当过兵、扛过枪、打过战”。 李小猪是彝族，以前的家和孙文亮一样住在越南封土县的瑶山寨，也许因为与汉族住在一起的原因，他从小就不会说彝族话，而平日里都说汉族话。这样就使越南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人，至少想做中国人。于是在1979年战争结束后，他家和寨子里的所有汉族一样被集中、被迫害，最后他也忍无可忍地跑到了中国。 1979年3月中国从越南撤军以后，由于双方仍然互相敌视，战斗仍然在所有边界上继续。尤其在云南省麻栗坡县与越南河江省之间著名的“老山”、“者阴山”等地打得不可开交。当时曾经有一首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唱到了太平洋彼岸，甚至唱到了越军士兵中间的歌——歌曲作者真切写出了中国战士的情怀和挚爱：
“也许我的眼睛不再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不再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在当时，由于中国军队有地形不熟悉、语言不通等很多问题，在各种各样的战斗中经常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有人想到从难民中挑选出青壮年组成战斗武装。 从1980年起，李小猪和许多难民青壮年“光荣”地被挑选出来，成为了许多支“难民游击队”中的一员。除了身体强壮外，他们还有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有着无限的感激，对越南有着无比的怨恨。
他回忆说：“难民游击队有许多支，但具体有多少支、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属于军事秘密。当时我们村有13人参加了游击队，每人都配了一支冲锋枪，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配合解放军的侦察兵工作，特别是穿着民族服装到越南边境去了解情况，而越南军队当然不知道我们是老百姓还是游击队。有时我们还在解放军的率领下在边境上搞埋伏、打些小战，这样也经常打死一些越南兵，其中来中国搞情报的越南特工要多些。”
难民游击队当时都和中国的解放军住在一起，他们都有为数不等的解放军领导着，解放军不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正规军事训练。游击队员们和解放军战士一样每月都有几元钱的津贴，吃、穿全由军队负责，但没有告诉过他们中国政府今后会对他们有什么经济、生活保障，包括负伤、死亡国家怎么负责。在战斗中，也经常有游击队员负伤，全部由解放军部队医院治疗。
“到了大约1985年，难民游击队被解散了。当时对我们的解释是说云南省军区领导认为‘组织越南人打越南人的办法不好对外界交代’，所以我们全部都被动员回家，全部当农民了。”李小猪说到这时候，我看见一种明显失望的态度从他眼里闪过，并且留下一片灰蒙蒙的昏暗，使人觉得他心里有一种凄惶和窒闷。 “1998年中国政府还想动员我们回越南去，你说我们还敢回去吗？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亲戚朋友还敢回去吗？更何况越南政府肯定不会要我们这些人了。”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好开口。难民们从越南来到中国已经20多年了，其中他们中的许多老人已经死在了中国，我一直想知道他们会在死者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内容——中国？越南？中国字？越南字？但经过许多小心询问和亲眼目睹后我发现：山中只有一堆堆长满荒草的黄土，没有一个被埋葬的死者有墓碑。
成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梦想
从河口县城出发，乘车沿红河的一条支流南溪河走了40公路左右，在与马关县的交界处，有一个著名的“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当地人都称这里为“189”。同时，这里也是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经常来视察的地方，所以中国的难民官员也经常来。也许有这样的原因，这里难民们的房屋、生活等等都要好一些。
“189”有一所著名的“189小学”，成立于中越战争后不久的1982年。我观察后发现他与其它的中国小学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则是它没有所有中国小学都会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中国的国旗。而在越南，每一所小学里也高高地飘扬着五角黄星红旗——越南的国旗。
红领巾是社会主义国家少年儿童的一个显著特征，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的小学校里，总是看见所有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脖子都系着它。在“189小学”里，我问两个难民女孩：“你们为什么不带红领巾呢？”
“老师没有让我们带呀？”她们的表情很奇怪，可能是觉得我问得很奇怪。
“你们学校每年什么时候搞庆祝活动呢？”
“只有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
“189小学”50岁的李金陆老师说：“按照上级规定，难民的所有学校都不能挂中国国旗，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以此类推，学校里也就没有‘少先队’、‘共青团’等等组织，也不庆祝中国的‘国庆节’，并且不要求学生们唱中国国歌，但也教学生们唱，主要是一种常识教育。”
目前，“189小学”有183名学生，其中有50名本地中国人的学生。因为学校的特殊情况，所以这些中国学生也没有任何‘队’、‘团’组织，也不公开唱国歌。一位老师说：“我们不能让难民们认为我们老师有什么故意让他们难堪的行为。”
李老师还说：“以前学校每年都可以得到联合国的援助经费，但1990年以后就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991年，金平县勐桥乡的10余名难民在乡政府开了一份特殊的“证明”，然后他们千里迢迢去到了云南省昆明市的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向省政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要做中国人。
其实早在1989年，中国与越南的战争全面结束以前，许多难民就不断向乡里、县里和（红河）州里反映同样的要求和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回越南了；而作为要永远生活在中国的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身份使他们痛感生活的压抑和种种不便。
似乎可以这样说，“难民”是一顶可以把他们压垮的最为沉重的帽子。在许多当地中国人看来，似乎这顶帽子是耻辱的记号，穷人的象征。谁要是不幸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或者与这样的家庭有了一些关系——嫁给他们的儿子或者娶了他们的女儿，那将证明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被排除在中国人正常的生活之外。而最为可怕的事情是这顶帽子还必须“遗传”，难民的孩子还是难民——他们同样不能成为中国人。由此孩子们也就丧失了富裕、教育等等中国孩子生来俱有的机会，而成为没有任何出路的人，因为中国（也许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社会在教育、国防和科技等等方面，不可能把机会放心地交给一个不是“自己人”的人。
而难民们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要求都只能得到一句话：“我们没有权力答复，要等上级通知。”似乎每一级政府都还有上级，那么，最后的上级到底在哪里呢？
金平勐桥乡政府的难民工作人员李自荣说：“难民们不断到乡里反映他们的国籍问题，我们也多次向上级汇报了，但上级的回答都是不行。”
在乡政府的官员看来，难民的数量越少，他们的工作负担和难度会越小，所以他们私下是支持难民们加入中国国籍的，但这样级别官员的支持在中国毫无用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很多难民实际上已经有了加入中国国籍的资格和条件，但中国政府却没有主动办理这件事，当然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是担心以后被越南政府提出抗议。 据勐桥乡的政府干部介绍，目前难民们能够变成中国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中国人结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够成为中国人——但这个办法只能顾及到下一代人，而这代人仍然解决不了。同时，关于难民子女的国籍归属问题，又规定国籍只能跟男方。意思就是：难民姑娘如果嫁给了中国男子，他们的子女就是中国人；如果中国姑娘嫁给了难民男子，他们的子女仍然是难民。
在??我曾经见过几个，了解到她们的家都在更遥远、更偏僻的地方，生活水平比难民们还要差。一名说不清楚自己名字的女子告诉我说：她们从来没有读过书，对于什么国籍、身份等等她们自己也不清楚，只要生活好一些，嫁给谁她们是不在乎的，目前她们怀抱里的子女会成为难民还是中国人她们不清楚，也觉得无所谓。而一些对外界接触多的难民女孩，很希望能够嫁给中国人解决自己的痛苦，这样的愿望在当地却不容易实现，所以她们经常半推半就地成为一些人贩子的“猎物”，被远远拐卖到了山东、河南和福建等省份去。他们的家人却几乎不去公安部门报告，河口县一位女儿被拐卖掉的难民母亲告诉我：“女儿被带去山东省‘嫁’人我是知道的，但我宁愿她找个中国男人离开难民村，因为这样她可能会生活得更好，听说山东省买个中国农村户口很容易。”
1991年难民们去到云南省政府，得到的答复仍然是要“等上级决定”。再上级就是北京了，对于难民们来说，那是一个远得无法到达的地方。后来，云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200元的路费，让他们先回家等消息。
等了快10年了，一直没有任何好消息传来。一位住在河口县7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每天，我们都要在电视里听到中国的《国歌》，但那却是与我们无关的一首歌。我都快死了，到了阎王爷那里，可能我还是一个没有祖国的难民，就不知道下辈子能不能不做这样的人。” 离开中越边境中国境内的难民村，我感觉离开了一个个无所不在的贫穷景象，离开了一个个充满希望，却没有未来的世界。除非中国政府正式考虑对于他们的处理——或者接纳、或者遣返，否则这些没有祖国的村庄还将长期保留在红河岸边，保留在中越边境，保留在所有好奇者的眼睛里而不会成为历史的记忆。
本文摘自尹鸿伟著《没有祖国的村庄》，本文引用的地址为 :
http://bbs.military.china.com/jsp/pub/staticFile/htmls/2007/1/1011/7087969_page0.html
2007-04-26
作者 ： 巴拉茲-薩隆泰 （ Balazs Szalontai ）
在1979年發生越中戰爭之前，北越華人少數族裔曾是河內和北京關係中糾纏的問題。
兩國關係破裂的最初徵兆從越戰時期就已出現， 主要反映在戰略和外交的問題上存有不同意見。
一般而言， 華人族群成為中國和北越的政治權力遊戲中玩弄的一張牌，因為一方想獨自玩弄操縱。 屬少數族裔的華人被卡在雙方之間， 似乎造成了毫無影響的 “ 無可用武之地 ”。
北京愈極力加強其對華人族群的影響，就導致河內當局愈深的疑慮和對華人鎮壓， 由此華人卻又愈感受因中越衝突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影響。
華僑地位的改變
諷刺的是， 最初共產中國並不視北越華僑為實現其目標的合適工具。 1955年， 中國駐河內大使對一名匈牙利外交人員說越南華僑對越盟抗法統治的鬥爭並不作出很大的貢獻， 不少人 “ 受到蔣介石的強烈影響，是蔣的手腳 ”。
少數華人參與反殖民運動，則也顯示他們在以越南人為主的社會中所融入的程度相當低。
1974年，大約有二十萬華人生活於北越， 其中海防有五萬，南定四萬五， 河內三萬和其餘的在靠近越中邊境各地區。
各華人族群社會比較封閉，譬如華、越通婚的人並不普遍。 極少的華人想返回中國終身定居，而大部分人卻只去中國作短暫的探親旅行。
華人父母常尋找機會讓其子女返華讀書， 但北越當局也曾為華人設立特別學校，由華人教師以中文教學。（ 作者說的“特別學校”，是指華僑學校。北越河內、海防的華校初由華僑創辦；1955年易熾後，則由中共大使館接辦；六十年代初再改由越南教育局接手。七十年代初又取消華校校名，教授越文課程為主，中文列為外語。譯者註 ）一些越南幹部抱怨說華僑學校的課程都注重教授中國的文化和歷史，較越南內容的多。
1964年河內中華中學校舍外貌
可是，另一方面，華僑對越南的經濟發展卻又有很大的貢獻。60%的華人是技術人員和生意人。
在越南當局的允許下，華人可以進入中國境內，做邊境生意的很活躍。
華僑生意人從中國帶回北越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換取的是黃金。 （ 越方 ）允許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想惹起北方強大鄰邦的不歡。由此， 在中越關係友好的期間， 人們並不認為那些越境做生意的人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緊張形勢
然而，越中衝突產生了巨變。 1961-62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第一次教唆一批在蒙古的中國工人以大罷工的方式對 “ 親蘇 ” 的蒙古政府施壓。
中共領導人重施伎倆，以同樣的手法對付北越。 1967-68年期間，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關係嚴重滑坡， 事關中國反對越南擴展與蘇聯合作和開始與美國在巴黎展開談判。在各事件中，就出現有在越南的中國工人（ 作者使用 “ 中國 ” 一詞，應指在越南的華僑、華裔工人。與上述蒙古事件同。譯者注 ）毆打蘇聯技術專家之事， 北京意圖強迫仍然 “ 猶豫不決 ” 的越南當局須作選擇： 站在蘇聯或中國的一邊。
當雙方關係緊張的狀況加劇，導致越南民眾與中國在北越的後勤部隊單位發生衝突，河內便提議中國政府撤軍。 1970年，北京遵守承諾，但雙方衝突事件繼續發生，中越為柬埔寨問題的爭執也開始，並且河內對中國親近美國的行為表示不滿。
根據匈牙利大使館的報告所述， 1974年，穿民服的上千名中國兵士曾進入高平省領土爭端的地區， 而北越政府也相對的派出不穿軍裝的士兵前往該地，但並無發生槍響之事。
與此同時， 中國外交人員卻加緊展開與（ 越南）華僑社區的聯絡。
一部分華人積極響應學習毛澤東思想，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政策是荒謬可怕之事。 然而，大部分華人仍保持民族主義的思想和性質， 與中國保持聯繫，不管哪個人掌握政權。
譬如，當北越政府拋出強迫華人加入越南國籍的政策時，只有少許的華人幹部聽從，而實際上大部分人在個體上也已被同化，生活習俗跟隨越南人。隨後，越南當局以多種的理由意欲沒收華人的中國護照，但遭到大部分人拒絕並說道保持中國護照是必須，可讓他們返回中國探親。 （ 自1960年起，河內的中國大使館不再對華僑發出護照，以一紙的《 華僑探親證明書 》和《 歸國證明書 》代之。不知為何作者在此時段還提及中國護照。有誤。 譯者註 ）
北越官員採用同化華人的方法還帶歧視性。 政府停止僱用華人作翻譯員， 華人不可在與外國人接觸的機構工作例如酒店、海關、機場等。 華人極少可加入軍隊服務， 就算是進入南方前線屬先遣部隊的士兵也只可在後勤單位工作。
不信任的後果
不錯，北京和河內雙方都曾有作出一定的防止衝突升級的方法。1973年末，中國大使館也曾減少對華人的宣傳活動，因為他們明白這樣的做法會令到北越領導人的憤怒。
在中國佔領黃沙群島 ( 即中國說的西沙群島。譯者註 )之前，越南政府也並不阻止華人返回中國探親。
正如以前所發生的衝突一樣， 這些實用主義的做法體現他們主要的是考慮外交的棋局。 越南《 人民報 》（ Nhân Dân ）總編輯黃松（ Hoàng Tùng）於1973年6月曾對匈牙利外交人員說，與中國直接衝突，豈不是越南要作有如 “ 自殺 ” 嗎 ？。
此外，北越極需要中國的經濟援助。極多的工廠遭到美機轟炸摧毀，需要中國的幫忙恢復建設。
然而， 中越的互不信任和雙方在戰略利益上的意見日趨分歧，它也並非可以靠一些合作的舉措來克服。另外令到雙方關係緊張的是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不斷趨向引用傳統上越南抗漢的歷史例子的行為。 譬如1973年初， 北越政府在慶祝巴黎協定的各演詞和社論文章中重提二徵夫人和光中皇帝戰勝中國侵略軍的事跡。
在如此的氣氛下，似乎河內和華僑群體亦無機會可造成一種容易相處的關係。 在華僑群體中設法找尋可打的外交牌後，北京的舉止只會增加北越領導人的疑慮，而最終，華僑須被迫承受後果。
嶺南遺民譯
2012年11月6日
作者簡介：
巴拉茲-薩隆泰博士曾在蒙古科技大學教學，現系匈牙利的冷戰問題研究者。 其著作有2005年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和華盛頓伍勞-維森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出版的《 赫鲁曉夫時代的金日成 ：蘇聯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關係以及北朝鮮的專制根源；1953年至1964年 》（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
據英國BBC 廣播電臺2007-06-04日報導﹐ 中國當局將在聯合國的協助下﹐ 預批準約30年前成千上萬湧返 “ 祖國 ” 的 “ 越南華僑 ” (或稱為 “ 華裔越南人” ) 轉為 “ 中國國籍 ”。
1978至1979年期間﹐ 中越兩國交惡﹐ “ 越南華僑 ” ( 當年中國的稱謂﹐ 後轉為 “ 難僑 ” ﹐ 再終改稱為 “ 難民 ” ﹔ 而越南當局稱為 “ 華裔越南人” ) 無辜成為 “ 犧牲品 ” ﹐ 被棄離家居土地財產等逃返中國。當年抵華人數約26萬人﹐ 現昇為30萬左右的 “ 難民 ” 分別居住於廣東廣西云南江西福建和海南島的各個 “ 華僑農場 ”。只有部份人被 “ 優先照顧 ” 在城市居住。
聯合國難民高級專署 ( UNHCR ) 向BBC記者披露﹐ 他們曾經和正在與北京當局合作﹐ 為解決這些 “ 華僑 ” 的身份問題。難民高級專署駐北京總代表維拉豐-旺瓦羅泰 ( Verrapong Vongvarotai ) 表示﹕ 以較為明確的機制﹐ 使在中國的難民或華裔越南人的難民問題將會獲得清晰地解決。此外﹐ 維拉豐-旺瓦羅泰先生還指出﹐ 聯合國 “ 將於7月份與中國官員徹底地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 據他表明﹐ 即使問題得到解決﹐ 成為律例執行亦要等到明年2008年才可。
又據BBC駐曼谷記者透露﹐ 這些以前稱為 “ 難僑 ” 的人們現亦可享有當地的社會福利援助和退休金。
聯合國難民高級專署還表示﹐ 甚少人願意歸返越南﹐ 並若返回的話﹐ ( 越南當局 ) 要歸還他們的房屋和土地。 可是越南當局就此提出反對﹐ 要求這些人只可無條件的歸返。
最終要解決這些國際上稱為 “ 印度支那難民 ” 的華裔越南人身份是使他們獲得中國國籍。
在越戰期間﹐ 北京是河內的同盟者並為共產黨北越提供巨大的援助。70年代﹐ 共產黨執政的越南得到統一﹐ 同時中美建交﹐ 這兩個亞洲共產黨國家的關係轉為冷淡。1975年後﹐ 越南明顯地倒向蘇聯並揮軍入柬埔寨﹐ 推翻由北京支持的赤柬政府﹐ 從此中越關係日愈轉為緊張。
由此﹐ 成千上萬的華裔越南人﹐ 主要來自北越的各個省份成為兩國衝突的代罪羔。 據越方的指責﹐ 這些人被中國當局教唆﹐ 自棄離越使越南經濟方面如礦場﹐ 商業等行業癱瘓。 據中方的說法﹐ 那是黎筍政權實行為政治反華和歧視 “ 華僑 ” 的政策而把他們驅趕離開。當時越南的報刊電臺亦指控華裔越南人是中國的 “ 第五縱隊 ” ﹐ 在南北兩方作 “ 間諜 ” 活動和成立反動組織﹐ 破壞經濟。
大部份的華人由水陸路返回中國﹐ 部份人則由經柬埔寨或寮國﹐ 或乘船抵達香港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難民營。
“ 難僑 ” 事件被視為引致1979年中國攻打越南的邊界戰爭的理由之一。
1979年2月17日﹐ 上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時攻擊越南北部的邊疆地區。至3月5日﹐ 中國軍隊才正式撤軍。 對於這場戰爭﹐ 中越雙方各有各的說法並各自皆認為是勝利者。自1979年後﹐ 雙方軍事衝突斷斷續續﹐ 又互相炮擊和在對方邊界發生山頭爭奪戰使兩國關係日益嚴重惡化﹐ 並只到了1991年兩國才恢復關係正常化。
嶺南遺民
於2007-6-5 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資料來源﹕ BBC 英國廣播電臺
題目為編者自加
被訪者:Cambao de Duong
采訪者:Lan Trinh
問﹕請先講一下你的姓名，以及你是哪里人。
Cambao：我叫Cambao de Duong。我來自南越西貢。
問：你能否跟我們講一下你在越南的生活？
Cambao：好的。我是越南出生的華僑。我在越南讀書長大，後來在越南西貢和Kien Tuong教書。我曾擔任西貢一間學校的校長。我在教師學院的語言學校任教直至1975年4月30日。因爲我受雇于南越軍隊，所以能讓我參加十天新政府的研討會已經算不錯了。
問：先打斷一下。你說你的父母都是中國人。你父母是不是從中國去了越南？
Cambao：是的。
問：作爲在越南長大的中國人，你的生活同一般的越南人有什麽不同嗎？
Cambao：我想沒有什麽差別，因爲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有中國人和越南人。因此，我們沒有語言障礙，大家都很友善。
問：你在家裏講什么語言？在學校裏都學了些什么？
Cambao：在家裏，我們通常講自己的方言---Chao Chow。有時我們也講很多其他的語言，比如越南話。有時我們講廣州話。但在學校，我受了三種教學系統的教育---中文，法文，和越南語。主要是越南語和中文。在中文學校，我學習國語；在越南學校，我當然學越南語。
問：那你不覺得同那些越南本地的越南人有什麽不同嗎？你的朋友和你的同事都是不同的人，都是中國人和越南人。
Cambao：是的。我們在一起相處，我在越南的學校教了很多年書。而且，我教的是越南文學。我講流利的越南語，和越南人一樣流利。因此，沒有任何人會覺得我和其他人有什麽不一樣。
問：戰爭期間在越南長大，這對你的生活有什么影響嗎？
Cambao：當然。由於是戰爭時期，我被征軍。我在那裏接受了一年的訓練。在那時，我成爲了一名軍官，中尉。因此在1975年之後---，我是說，4月30日---，我被關進了勞改營。
問：一些人可能不知道1975年4月30日發生了什么事情。
Cambao：1975年4月30日是南越政府倒臺的日子。北越佔領了南越。從此國家統一了。南方人不得不忍受新政府的政策。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很多人逃離了越南。我想在那之後大約有兩百萬人離開了越南。
問：作爲在越南生活的華人，在1975年4月30日後，這個事件是否影響到你的家人或你個人的生活？
Cambao：它對我個人生活的影響有若干個原因。其一，我還在軍隊裏。其二，我有中國血統。其三，我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問：你是在哪一支軍隊裏？
Cambao：我在Thu Duc接受訓練，是一所後備役軍官培訓學校。實際上，我沒有參加過戰鬥。
問：你是在南越的軍隊裏，不是北方的共產黨。
Cambao：是的。
問：75年之後發生了什么事情？
Cambao：我被送到新政府的集中營改造。那是一場鬥爭。那裏的生活很艱苦。我在那裏待了三年多。我必須面對很多困難，比如沒有食物，生病沒有藥吃。我從一個強健的人變得很虛弱。我的體重減輕了很多。我大約減輕了五十磅。
問：你那時有多大年紀？
Cambao：我進集中營的時候大概是32歲。
問：你當時已經成家了嗎？
Cambao：是的。大概在被關的四個月前，我剛剛結了婚。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太太。我兒子是在我被關在集中營的時候出生的。
問：你認爲那個時候你太太的感受如何？
Cambao：她當然吃了不少苦。我尊敬她能夠一直等我。在那時，很多人冒險逃離越南。她有很多機會能夠離開，但她沒有走，一直等到我出來。
問：爲什么你在集中營關了三年後還能活下來，而很多人卻沒有？
Cambao：我堅信我爲了人們做了很多好事。我沒有做過任何傷害別人的事情。作爲一個執教人員，我不僅向我的學生傳授了很多知識，而且也教他們要成爲正直的人，以後好爲社會服務---即使是新的政府。我的學生都理解我，他們也相信我。
問：那段時期，你是否知道了自己的實力？
Cambao：我學會了一件事情：如果堅信一些事情，而且做正確的事情，你會實現你的目標的。
問：三年後，你被釋放之後，你的生活怎么樣？
Cambao：在那個時候，很多人，包括教師，離開越南逃離到其他國家。越南人需要教師。因此，新政府，所謂的越共(Viet Cong)，釋放了我，讓我在一所高中教課。我又成爲了一名高中教師，在那裏教了三年。
問：現在你的全家是否和你一起住在美國？
Cambao：我和我的小家庭。我的家人和親戚仍然在那裏，我的兄弟姐妹，侄女和外甥還在那裏。
問：你是怎樣來到美國的？
Cambao：我太太的兄弟姐妹在美國。他們申請我過來的。同時，我也一直在找機會出來。我試了許多年，坐船。但都沒有成功。所以，我就決定等他們的申請。後來，我非常幸運，因爲美國政府發現我曾爲南越政府工作，因此在我申請之後他們便很快讓我來到這國家。
問：自從你來到美國之後，你是否有機會回越南？
Cambao：沒有，完全沒有。
問：你想回去嗎？
Cambao：我想，但不是現在。
問：你是哪一年來美國的？
Cambao：我是1983年年底來美國的。
問：你去了哪里？
Cambao：我立即來到紐約市。
問：你爲什么決定住在紐約市？
Cambao：我決定留在紐約市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我有一個親戚住在紐約市。其次，我覺得紐約市是世界首都，以及---
問：那你是1983年來紐約的嗎？你不是難民。
Cambao：我是難民。
問：你是難民身份？
Cambao：是的。
問：但你是---，有一個專案---，是叫什么來的？
Cambao：叫ODP---全稱有秩序離開的專案(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但我必須要在泰國Panat Nikhom難民營待一段時間，直到1983年底。我來這裏是因爲我太太的兄弟住在紐約市。我猜想因爲我的背景美國政府把我作爲難民而接收我進來的。
問：然後你決定要留在紐約市。
Cambao：是的。
問：爲什么？
Cambao：有幾個原因。第一，我有個親戚住在紐約市。第二，我認爲紐約市是世界的首都，是個多樣化的城市，這裏的人來自全世界的各個國家。同時，我想我們不會受到歧視。最後，我想我在紐約市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問：你找工作容易嗎？
Cambao：容易。我只來了不久就在中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問：你是怎樣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Cambao：一個就業服務機構讓我去一些地方面試，但是沒有效果。最後，我找到的第一份工是在曼哈頓中城送外賣。當然，工資非常少，每小時3美元，比最低工資還要少。這我是知道的。但我必須生存，養家糊口。我必須打工，即使工錢很少。還好，除了工資以外，我也有小費。因此我能夠以此度日。
問：從一個懂好幾種語言、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到一個紐約市送外賣的中年人，你的感受如何？
Cambao：我知道，如果沒有工作，我不能養活我的家人。所以，我不得不做很多人認爲很低下、廉價的工作。我想我先做一些低下、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工作，以後等我英文有了提高之後再找更好的工作。
問：你剛來這裏的時候懂多少英文？
Cambao：我剛來的時候只懂一點點英文。所以，我要去YMCA上ESL課。我上了六個月的ESL課程。那個時候，我在送外賣，有機會和別人交流。儘管我的辭彙量有限，但我想我那個時候講得還算流利。所以，當我找第二份工作去面試的時候，我的英文對我有很大幫助。
問：在你來美國之前，你對美國的印象如何？你覺得你在這裏的生活會是怎樣？
Cambao：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太多想來美國後的情況。我的法語要好一些。但我沒有其他選擇。於是，我就到了這裏。我知道這裏是自由的地方。那是我所向往的。而且，這個國家有很多機會---我發現這是真的。來這個國家我沒有任何惋惜。
問：即使你到這裏的時候送外賣，你仍然相信你在這個國家有很多機會。
Cambao：我知道我是新來的。別人都不認識我。當他們認識我之後，他們會雇我做更加適合我的工作。當然，在餐館做了很短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餐館不提供健康保險。然後，我就想找一份有健康保險的工作。當我想辭掉餐館工作的時候，他們想讓我轉做全職。我忘了告訴你我第一份工作是半職的。我每天做多長時間取決於餐館的需要。有時是四個小時，有時更長。
問：你在那裏做了多久？後來又是怎樣找到下一份工作的？
Cambao：我在那裏做了兩個多月。後來，我知道唐人街一個非營利組織在招人。於是，我就去那裏申請，即使我那時還不知道怎樣坐地鐵去唐人街。
問：1983年紐約有很多亞洲人。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這對你是個問題嗎？
Cambao：我並不太想自己到底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儘管在那之前我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在那之後，我想我找到了答案---這無關緊要。越南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始終都是人。所以，我是同樣看待各種各樣人的。同時，我也希望別人如此看待我，無論是什麽人種，教育背景，或種族。
問：如果我問你，Duong先生，你是哪里人，你會怎樣回答？
Cambao：我會說我是越南人。如果別人問我‘你是誰？’他們是想問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我可能會說我是越南華僑。
問：你下一個工作是做---？
Cambao：我開始在一個非營利組織做最基礎的工作，叫做‘客戶專家’，幫人們填申請表格。我涉及的專案是難民職業培訓。那是在船民時期之後，很多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撾人來到紐約市。所以，那個機構需要找一個不僅能講英文，而且能將越南話和中文，瞭解他們文化的人來幫助他們。所以，他們雇我做這些事情。但很快他們知道我是搞教育的，於是他們允許我教一些課程，比如會計課。儘管我不懂會計，我花時間學，我教得很好，被晉升到經驗教師的職位。後來，他們又要我教電腦。我必須學習那些方面的知識。因此，我決定再回學校學習。後來，我在Hunter學院獲得電腦科學的學士學位。
問：你爲什么喜歡教書？
Cambao：我喜歡教書是因爲在我小的時候有一個學期我輟學。我的校長關心所有的學生和他們的教育---。因爲我在那個學校是個很優秀的學生，我在那裏經常考試第一名。他到我家和我家人談話，我叔叔就讓我回學校上學了。他沒有收任何學費，因爲我在那裏是個優秀的學生。我把他作爲一個好榜樣。他幫助了很多人。於是，我決定要成爲一名教師。正因爲此，我在越南上了教師學院。在越南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教書。
問：所以，你下一份工作是教難民。
Cambao：是的。
問：你是否認爲你的背景使你成爲一名更好的教師嗎？
Cambao：第一是我的背景。第二，我非常想幫助其他難民。通過我自己的經歷，我知道難民的生活有多么艱苦。每個人都要靠自己。因爲我自己的經歷，我想幫助其他人，這樣他們不至於走我走過的彎路。
問：在那時你在紐約生活得很舒服，是不是？還過得去？
Cambao：我想是的。
問：你這份工做了有多久？
Cambao：我在那個機構做了十七年多。在那裏的時候，我曾多次被晉升。從技能指導到專案協調員，到資源開發員，到專案主任，到機構協調員，後來是機構行政副主任。
問：作爲主任，你是否嘗試實行一些改革？
Cambao：有，我們做了很多改進。因爲對於我來講，膚色和背景不是太重要。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人。因此，我沒有把資金全部用來服務亞洲人，也有其他非亞洲人。
問：那時你是在唐人街工作？
Cambao：是的。
問：唐人街對你意味著什么？是不是僅是一個工作的地方，還是說你覺得像是自己的家？你是否感覺和其他同樣背景的人很親近？
Cambao：我認爲唐人街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很熱鬧。即使不是非常乾淨，還是人們旅遊、工作的好去處，尤其對那些喜歡在這裏吃飯的人。
問：請再談一下和你工作的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十七年做同一份工實在是很久。是什么使你在那裏呆那么久？
Cambao：我說過唐人街是一個好地方。除此之外，我能運用我的技巧和知識教學。而且，我能夠幫助很多新來的人，包括一些社工。我忘了跟你講，除了電腦科學以外，我還在紐約大學獲得了社會工作碩士學位。我能夠幫助人們改變。當別人遇到虐待兒童的問題的時候，我知道如果解決，而且我講他們的語言。這樣，我給他們提建議，這樣他們的孩子就不會被兒童服務管理處的人帶走。
問：你剛到這裏的時候，有沒有什么組織幫助你適應美國的生活？
Cambao：沒有，或者我不知道。我參加了很多協會，志願爲人們服務。我想我已經足夠成熟，能夠幫助別人，只不過有語言障礙。我也很瞭解這個國家的文化。
問：你是怎樣瞭解這裏的文化的？
Cambao：我有讀書，我在我的國家讀了很多書。當然，那些是越南文或中文書。所以，在我來到紐約時，我發現紐約並不是很難適應。
問：在那個時候---，你能再跟我講一下你來的那個時候唐人街是什么樣的嗎？在80年代。
Cambao：讓我想一想，首先，人還是很多，但地方很小。那個時候，我想，和南越西貢南部的Cho Lon比起來，曼哈頓唐人街大概有七萬華人。這裏大概有七萬華人。對於我來講還是很少的。那個時候，唐人街的華人都是老人。他們講臺山話或廣州話。唐人街差不多在Canal街以南，到Worth街和Center街。
問：讓我們詳細談一下1983年你來這裏時唐人街的情況。
Cambao：實際上是84年。
問：84年。
Cambao：我於1984年3月中旬來到唐人街。在那之前，我還不知道有唐人街。我以爲唐人街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但很熱鬧。是人們旅遊、工作和就餐的好地方。唐人街有很多人，很擁擠。80年代人口普查統計曼哈頓唐人街大概有三萬華人，而1975年以前南越西貢的Cho-lon有七十萬華人。所以，我覺得是個小地方。但我認爲是我工作的好地方，因爲我講那裏的語言，包括唐人街講越南語的人。就在那個時候，唐人街就有三、四家越南雜貨店。Mulberry街有一家，這裏有兩家。一家在Bayard和Mulberry交口處。我覺得唐人街很好，但我也有看到消極的一面，太髒。我聽說這裏很亂，經常出事，包括唐人街的幫派。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名稱，而且那個時候已經有越南幫了，剛剛興起的。
問：你是否覺得自己屬於這裏？你在唐人街感覺舒服嗎？
Cambao：是的，我和我的同事工作很愉快。儘管我的同事有黑人或白人，但大多數是亞洲人，很多是從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來的華人。還有從新加坡、菲律賓、韓國來的亞裔員工。
問：你有沒有去過美國的其他城市，還是說你總是在這裏呆著？
Cambao：我去其他城市都是因爲參加那裏的討論會或會議。我去過西海岸；我去過北部和南部的很多州和城市。但是基於很多原因，我最喜歡的是紐約。在這裏，我能看到所有我想要看的，但其他很多城市都沒有。
問：在80年代，越南戰爭還是有很多爭議，你是否因此受到歧視？作爲越南人，人們是否對你有偏見或歧視？
Cambao：也許沒有，因爲我是越南人。關於你的問題---歧視---，我有這種感覺，比如別人以爲我是無家可歸的人。我幫自己和家人領一些冬天穿的舊大衣，公共汽車司機不讓我上車。因爲我的教育背景，我知道要讓老人、婦女和兒童先上車。我在最後。公共汽車司機在我腳踏在公共汽車門檻的時候就把門關上了。還好，車上很多其他的人對他大聲喊，“讓他進來”。因爲我扛了一個垃圾袋，黑色的，別人給我用來放衣服的，司機以爲我是個流浪漢。所以，他不讓我上車。我想他不知道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越南人，或日本人。我們看上去都很象。
問：你爲什么要去那裏領免費的衣服呢？---是救世軍嗎？你經常去那種地方嗎？
Cambao：我想是美國天主教慈善機構(USCC)組織的。我在USCC的同事告訴我的地址，我去那裏去取。我想不是救世軍。
問：剛來美國的時候，你的經濟狀況如何？你有沒有帶錢過來？還是說過來的時候沒有帶任何東西？
Cambao：我來的時候沒有帶任何東西。但我有得到USCC的幫助。那是政府的錢。他們幫助我向那個機構申請。開始的時候，我家裏每個人都收到了兩百美元的資助。所以，在我剛到這裏的時候，那兩百美元暫時幫助了我，後來我就開始工作，自己掙錢。
問：你剛來的時候住在哪里？
Cambao：我在---，我和住在曼哈頓Upper West Side的親戚住在一起。
問：政府沒有幫你找房子，找住的地方。
Cambao：沒有，根本沒有。
問：這有沒有使你産生什么自由的土地的印象？
Cambao：我想獨立。如果政府那個時候能幫助我，我會很感激的。我想那種政策已經變了。政府不能幫助我太多，所以我決定要靠自己。
問：�� 談到84年的唐人街很擁�� ，有許多犯罪現象。在工作的那段時期，�� 個人或通過�� 的工作�� 有沒有試圖改變唐人街的狀況？
Cambao：我想我有。那時，除了我的工作外，我做了很多。通過我的工作，我能�� 幫助越南的年輕人參�� 我們的專案。當我成爲專案主任的時候，實際上，我沒有直接與他們接觸。我不需要。但我仍然和他們有很密切的接觸，我在辦公室做一對一的心理輔導，使他們意識到集中精力找一份新的工作比做一些違法的事情好。我也有參�� 許多協會。我和其他人共同建立了大紐約越裔美國人社區協會（Greater New York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Association），以及印度支那中美老年人社區中心（Indo-China Sino-American Senior Citizen/Community Center）。通過這兩個機構---，我忘了跟�� 講，我也是越南雜誌的共同創建人。我能�� 寫些材料，讓人們能�� 瞭解社區和唐人街。通過這兩個機構和這份雜誌，我能�� 幫助一些越南人得到資助，參�� 一個叫作“青年� �導發展專案”。那時，這些資金是來自紐約市青年服務局。那時候，我有在紐約市美國司法部贊助的一個全市會議上發過言，在此之後，市長Dinkins都對我有印象。而且，他支援我的觀點---我們必� �要幫助新來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爲他們指引方向。在老年中心，印度支那老年中心，我安排了一個地方，供人們閱讀� �紙，交換資訊，下棋。這樣他們不會感到孤獨。我知道很多越南來的老人只講某種中國方言，很多唐人街的老人中心他們都去不了。比如，在這樓下我們有唐人街老年中心。我們一些越南來的人不講那裏人的語言。�� 此，印度支那老年中心能�� 幫助講同樣語言的人，讓他們有個地方休息、吃飯和娛樂。政府認同了我們的工作。在我提交了一些提議之後，這兩個機構收到一些資金來辦這些專案。這些都有幫助。政府對華人社區沒有�� 面的看法，尤其是對越南社區，這裏較小的社區。我還想提一下，唐人街在那期間有殺手的問題，亞裔社區基本上---。華人和越南人社區被邀請參加了很多會議，甚至在警察局總部。我知道第五區開展了一個叫西貢任務的活動。你知道，‘越南玫瑰’在越戰期間是指性病。‘越南玫瑰’指美國士兵因與越南女孩子性交引起的病。所以，我認爲‘西貢任務’是另外一個不公正對待唐人街越南人的事情。因此，我強烈提出要禁止使用這個稱呼。最後，警察總部同意了我的意見，向警區和警察局長下令禁止使用這個稱呼。那是一件事情。我還參加了其他一些活動。比如，我被聘爲教育局長的顧問。那個時候有一個15歲的美亞混血兒的故事。他的故事曾在13頻道上報道過。一個15歲的小男孩來到美國，被人收養，和養父母住在一起。他在一所高中上九年級。以前，他在越南受歧視，因爲他是美亞混血兒。他看起來象美國人，在越南學校受到虐待。他在越南唯讀了兩年書，然後來到這個國家，在學校裏上九年級。但他因爲聽不懂，後來就輟學了。他加入了殺手幫派。我是通過他的社工和13頻道的文章瞭解到這些的。因此，我在一次理事顧問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我說向新來的人、移民和難民提供教育需要考慮他們的教育背景而不是他們的年齡。我想那個理事當時也同意我的意見。現在，那些新來的人在市里入學之前都要經過測試。同時，城市教育系統繼續向新到這裏的孩子提供雙語教學。我也和一些朋友一起創辦了雙語學校。現在在東百老彙末端，和Grant街的交叉處，PS 134。這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學校；已經辦了五年了。在今年的全市四年級閱讀測試上獲得全市第四名。這個財政年度早些時候，美國教育局秘書Paige博士曾到學校訪問。
我相信，即使對於那些新來的人，只要我們花時間去做，我們一定能改變他們的。
問：很多教師剛到美國的時候，爲了賺錢維持生活而非常努力地工作。爲什么你要花這么多的時間在社區裏做這些志願工作，而沒有做些有報酬的工作來維持家裏的生活？
Cambao：我確實工作很努力。有時我不止做一份工。我晚上和周末都有做工。我們拿現金。有一次，我去新澤西幫我的朋友賣手錶。他們每天付我五十美元。我相信教育和社會公益服務是能夠改變我們社會的兩個因素。因此，一有機會，我會這樣做的，而且我相信我有能力做這些事情，於是我有參與，並且加入了很多機構。
問：你在工作中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
Cambao：有的。比如，我不太注意自己的種族背景，但別人有時沒有這樣想。我是越南人，別人卻說：“啊，你是中國人”。我相信那些中國人會認爲我是越南人。當然，美國人不會把我當做美國人，對不對？如果別人很有禮貌地像對待亞裔美國人一樣對待我，我會非常感激的。但是，很多時候他們會說‘你是越南人’，或者‘你是中國人’。他們不說，‘你是亞裔美國人’。我希望我能改變這種狀況，希望年輕的一代能夠做更多的事情來改變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偏見。
問：要怎樣呢？
Cambao：我不知道。但我認爲如果你不去做，你永遠也不會實現。這就是我的觀點。我們要去做，然後看是否會有所改變。
問：像紐約這樣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你認爲各個種族在這裏相處融洽嗎？
Cambao：種族相處融洽---，這是我們提出的問題。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融洽’。如果我們說有時我們有爭論是因爲種族差異，這對我來說是正常的。我不想太快下結論，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動不動就說是歧視。像種族歧視或其他什么歧視，如果沒有證據，我不會妄下結論的。
問：我想再談一下後來的事情。
Cambao：好的。
問：談一下2001年9月11日。那個時候你在哪里？
Cambao：我在唐人街這裏。我目睹兩座姊妹塔倒塌，我非常傷心。當看到飛機撞到第二座塔的時候，根據我在越戰中的經歷，我知道這不是事故。我命令學校的員工和學生---大約有兩百人---離校回家。但我上面還有個老闆，行政主任---她在我之後進來。她用內部對講機跟我說：“那是個事故”。我告訴她，“我相信那不是事故。事故不會接連發生兩次。”她說，我們不能讓大家回去，因爲如果政府或者資助機構查起來，我們怎么辦。當時，我不能回答她的問題，因爲我認爲人的生命比那個更重要。於是，我讓員工和學生離開學校。一些員工在樓梯裏被她截住，只好回到教室，那天晚些時候才回家。我待到兩點後才走。然後，我在唐人街吃的午餐。因爲地鐵不通，我很晚才到家。我認爲那天是很悲傷的一天。你能看到，在那以後，整個國家，特別是城市的經濟形勢越來越糟。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作爲社會公益服務機構，我們面臨的困難更多。很多人來找到我們，儘管他們沒有資格得到我們的服務。但我不得不花一些時間來幫助他們。我在唐人街工作的地方同我現在的工作地點相比離我家更近，我經常很晚才回家，因爲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爲我的客人服務。
問：9月11日有沒有影響你的工作？
Cambao：有。它使我的工作更加難做。因爲，正如我先前所講，有很多人來找我，儘管他們不夠資格享受我們的服務。
問：作爲一個機構，你是否有想辦法搞到更多的資金來幫助更多的人？
Cambao：有的。除了搞我自己的專案，監管機構及其一部分運作以外，我們都有花一些時間找更多的資金。我爲機構搞到了$300,000美元的資助。我從芝加哥收到一張支票。一個叫McCormick論壇基金會的機構給了我們$300,000美元，用來服務那些受到9/11影響的人。他們看到我們的專案是最好的專案之一。我們被選中獲得他們的資助。而且當時我的老闆和一個聯邦政府機構有聯繫，我們也從那裏得到了資助。
問：你是否認爲你的個人背景，以及你所親身經歷過的各種困難，使你有能力應付類似的情況？
Cambao：我的確是這么認爲的。因爲我經歷過越戰，爲了在越戰中免受傷害，我對一些聲音和一些事情非常敏感。我在新政權---南越新政府---的統治下生活了三年，被關在集中營，這些使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困難。
問：在1975年之後，如果你的生活未曾改變，你還想離開越南嗎？
Cambao：我當然不會的。甚至在75年變化之後，我仍然堅信那裏是個好地方，我能利用我的知識幫助別人。但是，新的政權並不接受我。他們不想讓我留在那裏。所以，我必須離開。
問：你認爲你別無選擇。
Cambao：我沒有其他的選擇。
問：你有沒有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你已失去了你的家？
Cambao：經濟上是如此。我失去了那裏很多的財産。我失去了那裏很多地方。我擁有那裏的土地和房屋。這就是我來到這個國家的原因。我沒有買黃金，很多其他的亞洲人和中國人買了很多黃金。他們能用黃金買一條船逃離越南。我沒有那么做。
問：我說的‘家’不是指房屋或財産，而是一種歸屬感，因爲你家裏兩代人都在越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好像你失去了你的國家。
Cambao：沒錯。感謝你能理解這些。
問：那你在紐約有沒有重建你的家？
Cambao：在你所指的‘家’的含義上，是的。
問：你是否感覺屬於這裏，在這裏覺得舒適，你會不會在這裏渡過餘生，以及讓你的後代也在這裏生活嗎？
Cambao：目前來講，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事情。
問：跟我們講一下你現在的工作。
Cambao：好的。我現在在爲一個猶太裔美國人組織工作。它已在布魯克林區建立了的新的分支機搆，我去年受雇負責布魯克林區分支機搆的運作。這是一個就業服務機構。直到去年年底，我們幫助所有的人。由於缺乏資金，我們現在只能幫助享受公共救濟的人。
問：我知道你已不在唐人街工作，但你在這個社區呆了近二十年。據你觀察，這裏大的變化有哪些？
Cambao：實際上是十九年。我已經在這個國家呆了十九年。我看到了唐人街很多的變化。即使我不在唐人街工作，我還有到唐人街來。我志願擔任東越南－柬埔寨－老撾－華裔協會委員會主席。我經常去那裏監管書，以及向年長和貧困的人提供服務。與1984年3月我來唐人街那時比起來，這裏的確有變化。我看到人口的變化。很多從福建來的人來到唐人街。同時，我通過參與2000年的人口普查得知，有很多沒有身份的人住在紐約市。他們家在這裏，但去其他城市或不在市里工作。他們在唐人街必須有個落腳處。我知道---，你也許注意到幾天前的報紙上登過，在Bowery 81號四樓，整層樓大概有兩、三千英尺，有一百多個人住在那裏。第一，人口變了。當然，語言也變了。過去，唐人街是講臺山話和廣州話。但是現在，很多地方逐漸使用福州話和國語。我看到有更多的商店，唐人街已擴展到Canal街以北，很大一片地方。但Canal街以南的變化不大。在Canal街以西已擴展至百老彙。還有一個大的變化，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積極的變化---跟過去相比，唐人街變得更乾淨了。我要感謝由Danny Lee，Eva Tan，Bill Lam和其他唐人街的生意人領導的唐人街清潔委員會。
我看到很多唐人街的積極的事情。儘管現在還有幫會，但他們不像過去那樣活躍。因此，在最近五年裏，犯罪率連續不斷下降，不止五年。
問：你是否認爲，唐人街地區獲得的衛生、交通方面的資金要少於其他地區？很明顯，同曼哈頓其他區域相比，這裏十分擁擠，而且很髒。你認爲是什么原因？
Cambao：因爲我們沒有提高我們的呼聲讓人們聽到，尤其沒有讓那些任職官員聽到。他們以爲我們沒有這種需要。一些機構確實有申請過，但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使資金機構相信唐人街有這種需要。
問：你是否認爲唐人街社區和居民有向有關部門反映過情況以促使社區的變化，還是說他們更多地在關心自己？
Cambao：坦率地講，我覺得他們沒有像我所期待那樣地團結，使社區變得強大，使資金機構相信他們代表唐人街社區，爲華人社區爭取利益。一些機構只關心他們機構自己的運作，他們想獲得他們所提供服務方面的資金，而不是爲了唐人街這個整體。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爲他們都在從事自己的行業，他們只是爭取他們業內的資金。我希望唐人街最終會有個帶頭人把大家團結起來，使我們像在越南的華人社區一樣強大。他們有很大的勢力。他們如果想要做什么事情，領導出面以後，沒有人會拒絕。但在這裏，好像每個人都是領導，又好像我們沒有領導。
問：是否有可能---，唐人街有這么多不同的團體，如你所講，現在有福州人，還有廣州人、臺山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團體。這個領導將是誰呢？
Cambao：當前，我看到福州社區有一些好的迹象。他們已經快做到了。他們開始向他們的社區提供服務，比如ESL。這是一件好事情。除了非營利組織以外，你是否有看到其他機構在做這些？其他團體就沒有這種事情發生---我是指講其他方言的團體。只是福州人。我在他們的社區裏看到這些，因爲一些人（一定級別的政府代表）比較關心，去那裏慰問他們。每當任職官員需要錢的時候，他們會去找他們。這是雙向互通的。如果他們支援一些人，當然反過來他們也會從他們那裏得到很多東西來支援他們的社區建設。
問：因爲距離近的原因，我們知道，9月11日以後唐人街蒙受了巨大的商業損失。你是否認爲兩年之後的現在唐人街已經恢復了嗎？商業恢復到9月11日之前正常的狀況，還是說仍處於重建階段？
Cambao：表面上看，我認爲餐企業已經恢復了。但是，我想衣廠，以及唐人街其他主要産業，目前尚未恢復。
問：你認爲他們會恢復嗎？
Cambao：據我瞭解，儘管我不是做那一行的，鑒於貿易方面的問題，中央政府已和一些國家簽署了協定。我認爲服裝業不會再回到紐約市，尤其是唐人街。利用美國的勞動力要比從墨西哥或中國進口服裝的費用昂貴得多。因此，我認爲是不會恢復的。一些人應該考慮到需要改變唐人街的服務業，或者唐人街的商業模式，這樣才能使唐人街成爲一個更美好的地方。吸引旅客來這裏是方式之一。
問：你是否認爲未來的唐人街能夠團結起來，所有不同的團體會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或者他們能夠把自己的不同之處放在一旁，爲社區的利益而共同努力。你認爲這些會發生嗎？
Cambao：我看不到一個帶頭人。但是，很多領導也能夠爲共同的事業朝同樣的目標努力，即使他們有不同的觀點。但爲了整個社區的福利，他們能夠集中做一件事情，然後我們能與很多領導一起工作，而不僅是一個領導。
問：你有競選什么職務的想法嗎？
Cambao：沒有。
問：爲什么沒有呢？
Cambao：我的年齡和健康狀況不允許我做這些。
問：但如果沒有年齡和健康的因素，你會考慮嗎？
Cambao：我想我更適合做社會公益服務。兩個星期前，我去PS 69和一些家長談話。現在有很多學校想邀請我和學生的家長談話。希望這樣會使新到的人更加瞭解美國，這樣他們能夠使自己---，調整自己，適應這個國家和社會。
問：當你回顧在美國的經歷，你是否認爲它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Cambao：我不這么認爲。
問：爲什么？
Cambao：很多人對‘成功的故事’下過定義---，你必須---（用中文普通話解釋，一共有四樣：房子、汽車、太太和孩子）。我只有兩樣。
問：好的。（對話重叠在一起）。
Cambao：四樣東西。你需要有房子，有汽車，有太太和孩子。我只有後兩樣。我沒有房子，也沒有汽車。我對成功的定義是不同的。我相信我能生活得舒適，我按照我希望別人對待我的方式來對待別人。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很高興我做到了。例如，我失去了我的工作。從中，我至少認爲我做事的方式，別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我。對於我本人，我的原則是我不會取悅每一個人。如果我認爲是正確的事情，我會去做的。在我失去工作之後，很多認識我的人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找工的資訊。我發覺很多人在幫助我。
問：當你回顧在越南失去的那幾年，你的黃金時代，三十多歲的時候被關在勞教營，非常艱難的時期，你是否有仇恨呢？
Cambao：當然。但我不想提那件事情，因爲它總是會給我悲傷的記憶。
問：那你認爲你想要你的孩子知道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
Cambao：我讓我的兒子和女兒做一個高尚的人，而同時要記住向別人做的許諾。當你答應別人某樣事情的時候，你要履行諾言。我教給我的孩子這兩樣事情。此時，我堅信---，我想我的兒子能夠做到這個。我的女兒目前我還不知道。我希望當她大學畢業後工作、面對現實生活的時候，我能夠看到她做的怎樣。
問：有沒有什么我尚未問到你需要補充的嗎？
Cambao：我有很多事情要講，但我認爲在這裏說不太適當。
訪問結束
2008-09-15
來源﹕ « 美洲華人博物館 » 之訪問系列« 起始地(Ground One)：來自9/11之后唐人街的聲音»
越南难民的中国命运\zt
作者﹕尹鸿伟
中国大陆最南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它的海岸是一片美丽的细沙，洁白蜿蜒如秀美之连峰。海岸边有一个20世纪70年代末新建的侨港镇，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联合国难民安置点。
36岁的龙峰和家人一起已经在侨港镇生活了28年，靠打渔为生的他们分别被别人称为“华侨”、“难民”或“难侨”，但是大家都知道占全镇人口的95%以上的他们“不算是中国人”。
龙峰居住的地方连接着中国和越南，他表示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始终与他们这些人的命运息息相关，“1979年2月，在越南和中国的激烈战火中，我们很多人一起从越南广宁省的姑苏岛坐船逃到中国，然后被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机构安置在这里生活”。其实从他们身上，将可以看到越南难民的中国命运。
联合国难民署在2007年5月10日说：“中国近30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对中国政府的考验
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约22.4万越南难侨、难民被迫离开越南，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海岸及陆地进入中国，国际社会将其与另外一些老挝和柬埔寨难民一起统称为“印支难民”。
这一大规模的难民潮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1979年6月25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表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在全世界见到的最冷酷和最无情的态度。”同年6月28日，美、英、法、德、意、加、日7国首脑在东京就印支难民问题发表特别声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难民的悲惨境遇是一个规模罕见的人道主义问题，并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是个威胁。
突如其来的一切都在考验着中国政府。广西自治区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表示，广西根据上级安排巳将其中的12万人转送广东、海南（当时是广东省的一部分）、福建、云南和江西等省份安置，另外10万多人在自治区内安置。由于多数越南难民先前都从事农业，所以他们大多被安置到了农村地区，到2003年底，约有299300名越南难民居住在中国大陆。
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说：“难民们刚到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了，住的房屋、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和用的工具等等都是中国政府无偿提供的，一直到了1982年，才渐渐没有新的难民到来。1989年中越双方停战，于是1990年后再来中国的越南人就不能算难民身份了。”
联合国难民署在2007年5月表示：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仍然接受了这些难民并对他们进行安置，使后者享有大部分中国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现在这些难民已经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社会，人数增加到至少30万人，很多人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事实上，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人完全当作难民，而是把他们当作“同胞”和“侨胞”，所以当时负责该项工作的机构叫做“难侨办”而非“难民办”；也没有采用国际上难民营似的方式将他们统一限制、管理起来，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具有人情味的难民庇护国。
当时广西集中安置越南难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治区直属华侨农林场和国营农林场。1978年在原有6个华侨农场的基础上，先后将部分农垦系统和林业系统的国营农林场改为华侨农林场，并新建一批华侨工厂，自治区共有51个企业安置了难侨，其中华侨农林场、工厂29个，农垦系统13个农场，林业系统10个林场。农垦系统13个单位共安置归难侨23000多人，他们的亲属有1.6万多人分布在24个国家和地区；林业系统共安置归难侨12434人，侨眷及港澳台属约1万人。二是在有条件建渔港的沿海建渔业社队。三是在县直11个厂矿企业安置有一技之长的难侨。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在广西以外的所有中国地区几乎都一样，因为各地区都在执行着统一的难民安置政策。在广东省清远农场，中国政府甚至承认越南难民们的外国签证，认可他们在越南所受到的教育，“在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等基本保障的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工作机会。为帮助他们，当地的农民甚至自己住在暂时搭建的棚屋，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们住”。
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表示，不敢自夸自己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好，“但是的确拿出了尽可能的条件努力去做了。”他说：“这是一项事关在华难民切身利益和中国国际声誉的人道主义事业，我们将继续努力把它做好。”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战争在1989年结束后，两国又恢复了关系，并且在21世纪发展得越来越友好、密切，但是生活在中国的越南难民们却始终没有再回越南去。龙峰说：“中国政府没有要求我们回去，同样越南政府也没有邀请我们回去，当然，我们这些人的祖籍基本上都在中国。”
龙峰38岁的堂兄龙北说：“我们从小来到中国，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变化、在发展，每一步我们都在跟着走；而越南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我们现在知道越南也改革开放了，经济也有了发展，但总是觉得与我们无关了。”
龙峰和龙北兄弟俩都觉得在中国生活多年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可能割舍，“有个别老人说过想回越南去，但只是希望回去看看亲朋好友，从来没有听说他们愿意回去做越南人，我们谁都清楚中国的生活更好，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政策也很宽厚”。
在中国的日子
20多年来，广西自治区接待安置印支难民办公室一直执行中央对难民的“一视同仁，不予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为难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必要的就业机会，扶持和鼓励其发展生产，提高其自食其力的能力，并为具备条件实现亲人团聚和自愿遣返的难民提供便利。
1980年以后，一些有文化、有技术，或者在越南就从事相关工作的难民被安排、调整到了学校、医院和工厂等单位、部门去上班，“除了军队、司法等特殊部门外几乎都有”，还有一些因为要到城市里投亲靠友，也没有被阻止。到2007年5月，至少已经有2万名越南难民工作、生活在广西各地的城市里。
同时，广西自治区为越南难民争取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485．1万美元（实物兑款），英国海外援助部援助1.5万英磅，法国南部医生协会援助135．63万法郎以及联合国难民署援助3285．32万美元，利用这些援助实施了187个项目，改善了难民安置点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医疗、教育条件，为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机会。
近年来，利用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培训项目经费，广西又聘请大批专家到难民安置点为生产—线的难民进行现场农业科技培训，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联合国难民署周转金项目，以资金滚动发展的方式为难民提供更多的项目。20多年来，广西自治区接待安置印支难民办公室帮助了1000多名难民实现国内投亲团聚，为3000多名难民办理了合法移居第三国的手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西乃至整个中国对于越南难民们的安置是尽了责、费了心的。”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说，“我到许多同样接受越南难民的国家参观、了解过，觉得我们中国做的并不差。”
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一般只在越南难民进入的前几个月给予语言学习、技能培训等帮助，随后发给“绿卡”就将难民放之社会中，任由他们去与一般公民进行生存竞争，难民如果要获得国籍必须按规定自己申请。而尽管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20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越南难民的关心和帮助，例如在广西每年均有800万元人民币困难补助经费拨给各个生活着越南难民的农场。
“所有这些工作都在证明着中国政府、广西政府对越南难民们的关怀是真实的。”广西侨办的官员说，“所以联合国难民署在2007年5月10日赞扬‘中国近30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是恰当的。”
现在，在其他国家的越南难民经常与中国的难民有着联系，59岁的陆成芳老人经常在家门口拿出一些学生时代的黑白照片给大家看，照片都是在美国同学给她寄来的。她说：“这些照片经常让我想起以前在越南的生活。”16岁的时候，陆成芳老人和所有的越南难民一样被迫离开了越南。
“他们都说在那边生活也不错，另外他们都有了美国或加拿大国籍，而我们没有国籍。”陆成芳指着照片中的几名同学说，“这一切都影响到了我们在中国的生活，让我们的后代在找工作等方面产生了麻烦。”
由来已久的难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民政部门的公开报告显示，被安置在农场中的越南难民有的过起了比当地百姓更为幸福的生活。该报告以北海市桥港镇难民安置点为例，1979年6月为安置越南渔业难民建立安置区，国家曾先后下拨了2900多万元人民币和物资，为难民们建筑了住房、医院、学校、渔港等生活、生产措施，再加上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援助，用于兴建冷冻厂、码头、港堤，购置医疗、造船设备；到1994年，该安置点的9742名难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年人均收入由1980年的60元增长到3000元，高于当年全国人均1200元的水平，有150户难民建造了自己的豪华型住宅楼；此外，生活在农场中的难民，与当地居民不分彼此，去除了生活方式上的隔阂，更容易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融为一体。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1994年起其在中国发起了一个低息贷款项目，鼓励广西当地的农场雇佣越南难民，很多难民因此受益，“自2003年以来，由于越南难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和中国公民一致，难民署没有再发起新的项目”。
当然情况并非皆大欢喜，也有一些越南难民表示对生活和工作现状不太满意，觉得自己仍然太穷，“工作不好找”，“钱总是不够花”。而北海市当地的一些居民却认为“难民们应该多体谅中国政府一些”，他们表示：“中国的穷人仍然很多，很多人甚至比难民们还要穷，而且政府对难民的帮助很多了，特别大家的身份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靠工作、靠劳动来致富。”
在侨港镇，多数越南难民仍然居住在1979年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建盖的小楼房里，但是部分经济条件好的人已经搬出小楼买了附近条件更好的商品房，更有一些“发了大财”的难民在一路之隔的地方盖起了自己的漂亮小楼和别墅，可见难民当中经济条件好差均有了。 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表示：“只要难民们愿意努力，我们从来不会阻止他们的进步，他们挣多少钱我们都不可能干涉。另外，有不少难民或子女已经进入一些政府机关中工作，有些难民子女同样顺利考上了中国的大学，甚至有清华大学。” 他特别指出：“越南难民学生在参加中国高考时还可以获得与归侨一样的‘加分’照顾，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歧视他们，相反在鼓励和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中间能够出现更有文化知识的人士。”
事实上，为了这些越南难民，中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和社会团体都参与了进来，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到了“全国总动员”的状况。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安置难民的大型方案，并为安置难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住房和生活补贴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另外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的援助方案是与民政部合作拟定执行的，旨在促进难民的就地安置和融合到国营农场。
中国民政部有关官员表示，安置方案也在几方面为政府的投入提供了补充：加强当地的经济基础设施；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工业部门扩大就业机会，以强化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改善学校、卫生保健和职业培训设施。在援助方案中，为确实保护最弱势难民做出了特别安排。
在过去20年中，联合国难民署为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就地融合支付了8500多万美元，中国政府为此支付了7.58亿美元，其中广西支付了1亿美元以上。
有实无名的命运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已经为大部分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发放了《居民身份证》，方便他们的出行与生活，但是并没有给予他们中国国籍，还有一些难民连身份证也没有发放。
但据2001年4月的《广西日报》报道称：“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26位渔民群众走出国门，赴越南海防、河内等地观光旅游。这是该镇渔民近年日子过得红火后兴起的又一种新时尚。”
龙峰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和当地人一模一样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同时可以自由地申请到中国《护照》，和当地人一样可以办理其他国家的签证出国旅游、探亲。”但龙峰也表示清楚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办理过有关的手续”，“无论是自己申请，还是政府批准的文书都没有”。
联合国难民署在2007年5月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与联合国难民署磋商，起草相关法规，力求早日解决这些难民的国籍问题；中国政府曾与越南政府协商，希望越南政府能够允许那些希望回到越南的难民返回，但是协商未取得成功。作为调解中间人的联合国难民署表示，愿意传达中越双方的声音，但是越南政府既不愿意让这些“难民”留在中国，也不接受难民署的调解，且坚持这是中越两国之间的事情，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这使中国方面的主动协商态度一直处于尴尬。
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主要通过“自愿遣返”、“第三国安置”和“就地安置”三种方式。从1991年至1997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在华老挝、柬埔寨难民的自愿遣返，有3500多名老挝、柬埔寨难民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家园，从而使在华老挝、柬埔寨难民的问题得到永久解决。
“让我们回越南去可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的房屋、土地都已经不在了，或者被越南当地人占用了。”侨港镇一位难民老太太说，“哪里有饭吃，哪里有房子住，我们就愿意住在哪里，中国现在生活很好，比我们刚来的时候还要好。”
“现在如果回去，无论语言、文化，还是生活习惯都与越南人不一样了，我们怎么可能回得去呢？”龙峰说，“回去之后，我们很难找到工作，更不要说过上比在中国好的生活了。我们对中国太熟悉了，甚至已经习惯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至于超生被政府罚款。”
由于还有祖辈的坟墓在越南，龙峰和堂兄龙北回去拜祭过几次，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每次都能够顺利获得越南签证，顺利往返。龙峰说：“没有人找我们的麻烦，事实上越南政府已经把我们这些人当作中国人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没有再把我们当作越南人看待了。”
而广西侨办有关官员更力图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难度：“家喻户晓的情况是，中国政府为了这批难民花费了大力气，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等投入巨大，现在越南政府要是把他们接回去，同样也将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却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众所周知越南目前还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这名官员还说：“无论是我们还是联合国难民署都对越南难民们进行过多次调研，并特别询问他们的去留意愿，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会主动说他们想回越南去做越南人。”他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的确不愿意再回去，二是想回去也不敢说，因为目前中越政府之间的谈判没有结论，所以他们不敢造次。
其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越南难民问题。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向越南船民、难民发放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提供综援金、公屋时，曾经引起部分香港市民的异议。但实践证明，解除对难民长期封闭的管理，让他们投身社会、自食其力，成为在正常社会环境和法制约束下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是解决难民问题最简捷可行的办法。
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强大，近年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不少经济较落后周边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成为“新难民”，他们甚至不断深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行活动，成为中国政府管理上的一个新难题。于是有学者认为在处理越南难民问题上，中国政府必须慎重并有章可循，否则将对非法滞留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产生不良影响。
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近30万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越南难民的“身份”，是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希望中国政府早日给予他们中国国籍，从而标志着他们作为中国公民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而不再是生活在中国享受着大部分中国公民权利的难民。
本文來源﹕2007 年«南風窗»
作者：李南方
六十年代的西貢
再訪越南，其中一个行程當然是重遊西貢市（今胡志明市）的華人區堤岸。三十年前筆者離開越南之前的堤岸一直是越南南方的一个商業和文化的亮点，由於廣大越南華人百多年來數個世代的長期經營，締造了一個世所公認的為越南增光的經濟發達而又具備特色文化内涵的城區。三十年後的今天，筆者再訪堤岸，當然能理解人事幾番新的那種陌生感，但又發現這陌生感是來自對現在堤岸的感覺。現在的堤岸只是一個極普通的市區，稱它為“唐人區”就不恰當或確切，因為當年的興旺熱鬧和濃厚的中華文化氣息再難找到，儘管還有一些華人仍住在那兒，儘管華人先輩留下來的“二府廟”、“溫陵會館”、“天后廟”、“新街市”等現在皆被列為文化遺產的地標。
再訪堤岸，筆者想到了藏在心中的一張堤岸區老地圖：
提起堤岸，主要是指當年西貢市的龐大華人街區，它不是西方國家概念中的“麻雀”式的唐人街，只有幾個小街段，它的形象是覆蓋整个西貢市一半面積的土地，包括了城市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和第十一郡行政區，而當年西貢只有十一个行政郡區，可想堤岸範圍之大和華人人口的稠密。记憶中的資料1975年越戰结束那一年西貢的人口三百多萬，华人就占了一百五十多萬。住在越南南方其他省份的華人還没計算在内。
越南南方華人人口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發展成為越南主流民族“京族”之後的第二大族羣，之所以增長至如此规模是幾個歷史階段累積的。十七世纪中葉明朝滅亡，一大批的中國人遷徙到越南定居，稱爲“明鄉人”；之後清朝1840年鸦片戰争爆發，中國國力在西方列强的虎視眈眈下開始式微，接着發生的中英戰爭、中法戰爭、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争、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1911年清朝滅亡、民國成立後的軍閥混亂、國民黨1927年清黨、日本侵華抗日戰争、國共内戰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系列的歷史動亂都引發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背井離鄉，告別“唐山”出洋去，其中為數不少到了越南南方，被當地人稱為 “船民”（Nguoi Tau）或“華僑/華人”（Hoa Kieu/Nguoi Hoa），一代又一代主要在堤岸區定居下来，並白手興家逐漸成為當地社会的一個主力。
堤岸有一個越南文名稱叫大市（Cho Lon），它名副其實就是大，它的“舊街市”、“新街市”和周圍街區的樓房具備了傳統華人的建築風格，又採用了一些法蘭西的特點，顯出了獨特的歐亞合一的建築氣派。堤岸“舊街市”和“新街市”就是百年前華僑先賢們集資建立起来的，展現着華僑先輩偉大的開拓精神和建設魄力。當年的“新街市”周圍如“平西區”集中居住着衆多的閩僑和潮僑。
堤岸一條街（75年前）
當年堤岸的街區，各條大街華人店鋪、行人道上的“食街”、咖啡館鱗次櫛比就數不出有多少，中文或中越文的店號牌匾非常傳統醒目，發行賣到南方各省市的十家華文報紙都集中在這個街區裏，走在街上感覺就像走在香港九龍的老街區一樣；華人住宅區、大小街巷里弄横跨幾個郡區，一些街道里弄甚至有中文名字，如孔子大道、孟子街、老子街、廣東街、三多里等。華人區民衆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等皆讓人感受到非常濃烈的中華文化氣息，當時少數在這個街區經營布匹店的印度孟買人都會說廣東話。堤岸的中心區是第五郡，“舊街市”和“新街市”都座落在第五、第六郡的孔子大道，记憶中當年有名的福建/福德中學（今陈佩姬中學）、潮州幫的義安中學、福建幫的二府廟、興旺的露天“金邊市場”、“都城戲院”、“三脚橋”、“八里橋”、“布匹街”、“小五金街”、“古董家私街”、“太平戲院”、“大羅天酒家”、“新同慶粤劇院”、“亞東酒樓”和各行各業的店鋪都在這條大街上或附近。
華人冰飲小鋪
堤岸區的另两條主要長街是同慶大道（原水兵街）和阮豸街（原梅山街）。當年堤岸區這两條最繁荣的長街平行地延長超過两公里，更有數條小街貫通連接，使整个商業和住宅街區連成一氣，有名的福建福善醫院、潮州六邑醫院、中正醫院、廣東醫院、海南醫院、璇宫戲院、麗都戲院、天虹酒店、八達酒店、海南會館、天后宫（又稱“阿婆廟”）、第五郡警察局、賽瓊林酒店、唐山燒臘、大光明戲院、自由太平洋書院、中華總商會、精武會館、越秀中學、中文書店、中醫中藥鋪等都在這两條大街的範圍内。横過這两條街道的一條大馬路叫總督芳街，沿街就有大光、勝利、娱樂三間電影院，當年参加越戰的澳軍總部也在这條大街上，附近的老子街有閩南僑民百多年前晚清時期興建的温陵會館。距離上述街區不遠，當年分佈了主要由華人商販經營的“白鐵街市”。此外，廣雅中學、嶺南中學、林威廉中學、啓智中學、遠東（南僑）中学、知用中學、英德中學、耀漢中學和博愛（中法）中學等，都曾是當年堤岸區值得華人自豪的學府。
西貢濱城市場
除了堤岸之外，西貢市的中心越南人較多的第一、第二郡也是當年衆多来自福建、廣東、客家及海南的華人聚居的地方，這两个郡區的華人多數能說流利的越語和兼受越文教育。著名的“新街市”---“濱城市場”及其周圍大街的數條洋樓街段都是百年前閩僑黄姓家族的產業；當年的“领翁橋”及“鹽橋”一帶及西貢“舊街市”就能找到“公所街”華人各幫的公所辦事處和小學校。逸仙街、潮州街、崇正里、新巷等和中國领事舘的舊址也都在此。福建城志（明德）中學、廣肇（開明）中學、海南三民學校、福建鳳山寺、廣東天后廟都曾是這两个郡區裏的文化、教育和宗教重点。
今日之廣肇（ 廣府人）會館
筆者再訪越南怎麽就老想著堤岸這張老地圖，也許是老了，愛想當年。越南老華人没人不對上述這些街區了然于胸，當年的此情此景今天雖已不再，但到了西方國家定居也還一直把它们放在心上，談起過去的時光都能如數家珍地说出这些街區的特點和典故。今天的堤岸街區雖有建築方面的變動，如高樓增加了，人口增加了，但當年的輪廓依稀，當年華人先輩血汗奮鬥留下来的對越南的巨大貢獻仍是有跡可尋，有些更成爲历史文化遺產地標。
1975年越戰结束後的政治冲擊，政客的貪婪和無知，狹隘的民族主義假借對華人成就的所謂“威脅”的恐懼，進行了排斥華人的政策，成千上萬的華人只好痛心地選擇遠走他鄉，其中有些葬身怒海。華人的出走去掉了堤岸區的繁榮熱鬧和豐富的文化内涵，留下来的華人儘管仍有相當大的數字，但，中華傳統作爲一種值得尊重的生活選擇已不復當年的熱絡和濃郁，文化氣息也已相對淡薄，走在這些依稀熟悉的街道上，就是找不到當年的那種親切自然的感觉，筆者除了唏嘘之外，還思考了一個問題：越共當年排華，認爲華人社區的壯大對越南是一種威脅，不管你華人曾經作出過什麽貢獻，多麽衷心地熱愛越南第二故鄉，多麽努力地融入越南主流社會，他就是不能包容你。今天越南的領導人在回顧過去的時候是否會惋惜當年除掉華人的影響對國家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時代在不斷地進步，三十年後的今天，筆者的一些善良的非華人友人說《你們離開越南是他們的損失，澳洲的得益（their loss our gain）》。筆者也看到“排華”正成爲一個歷史名詞的全球化趨勢，在澳洲，華人也曾經經歷過“淘金時期”和“白澳政策”的痛苦衝擊，但今天的澳洲社會就顯示了它的多元文化的包容，種族主義已經大幅度地邊緣化，“唐人街”被譽爲文化亮點，中華節慶是各族民衆一起來歡樂的節日，做官的還要發函或親身出席慶賀，華人社區團體、福利機構、星期六中文學校、華人公民的福利都得到政府一視同仁的財政補助和支持，中文、希臘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越南文等是英語之外的重要社區語言，華人公民是很好地融入了澳洲的主流社會，不會因為心理上受限制的陰影而產生另類的局促感，這種和諧的生活氛圍是令人感激和感動的。
筆者此次再訪堤岸有一種強烈的失落感，因爲找不到這種激情，堤岸這個曾經是東南亞有名的一個唐人區，它的魅力輪廓已成了永恒的記憶，筆者把它記錄下來，也許可讓來自其他地區的華人分享當年越南華人在定居國艱苦奮鬥的歷史和政治壓迫的無情！
2007年5月寫於南澳
2008年10月補充
2009-4-1日嶺南遺民轉載
作者 ：田英成 (田農)
馬來西亞砂勞越‧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學術董事
（本文乃作者1999年受邀在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上的講話）
（一）
二次戰後的東南亞地區，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長期反帝反殖的民主鬥爭，東南亞的主要國家（這裏主要是指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汶萊）都先後獲得獨立，建立了民主政治和民族經濟體系。近年來，這個地區國家的發展更令人矚目。
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是近鄰，中國的動蕩或穩定發展，都能直接影響著這些周邊國家。東南亞的華人乃是早年中國移民的後裔，時間已有數百年（移民以閩、粵兩省人居多），現在東南亞的華人已超過2千萬，占全世界的海外華人三分之二以上。
早年的中國移民到東南亞，基本上乃爲謀生而來，少有定居的打算，仍以華僑的身份自居。戰後，由於東南亞國家政治環境的轉變，這些國家相繼獨立，華人也取得公民權，成爲居留國公民，因此華人意識形態也相應起了變化，他們由華僑轉爲華裔公民，效忠居留國，並且在居留國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力。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有“落葉歸根”轉變爲“落地生根”，深刻影響東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在經濟上，東南亞華人在居留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例如，印尼的華人約7百萬，只占該國人口的3巴仙，但是他們卻佔有60巴仙以上的工商經濟的控制權；在泰國，華裔人口約10巴仙，也擁有50巴仙以上的經濟控制權；馬來西亞的華人擁有六百萬，占人口數的29巴仙，在工商企業都擁有雄厚的實力；新加坡的華人占75巴仙，經濟實力雄厚自不待言。
文化建設方面，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也做出重要的貢獻。就文學而言少數國家的政治空間較嚴緊，使華文文學的發展受到束縛，但一般皆能顯示出其特殊性，特別是新馬兩國，華文文學的發展仍具有很大的空間。
（二）
先就馬華文學而言，馬華文學的起源可以溯至中國五四運動時期。五四運動所展開的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給馬華文學的創作帶來了契機。事實上，馬華新文學運動乃是承接著中國五四新文學革命而展開起來的。從白話文的運用，以及早期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路線。內容上對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傳播，都是與中國新文學互相呼應的。戰前乃至戰後新加坡乃是馬華文學的重鎮，許多中國作家先後到過新加坡及馬來半島。1927至1937中國抗戰前南來的中國作家有洪靈菲、老舍、艾蕪、吳天、許傑及馬寧等。
七七抗戰之後南來的作家更多，郁達夫、胡愈之、高雲覽、楊騷、王任叔、陳殘雲，以及戰後南來的夏衍、吳進等，這些作家都曾經對馬華文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馬來亞在1957年獨立，1963年與新加坡、砂勞越及沙巴組成馬來西亞，砂沙兩地經由通過組成馬來西亞而獲得獨立，不再成爲英國殖民地，但新加坡卻在一場政治風波後，在1965年8月與馬來西亞分家，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獨立後的馬華文學雖曾因政治氣候因素受到某種程度的壓抑，但近廿年來卻再度呈現蓬勃的狀態。在華文報章文藝副刊及文藝雜誌上，都展現出多彩的創作風貌。老中青的創作隊伍顯得無比壯觀。
文學團體在推動文學運動往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全國性文藝團體，該會自1978年成立以來，陸續舉行了多項文學活動，印行逾百種文學單行本，同時出版《寫作人》雜誌（後改爲《馬華作家》）。
八十年代下半期之後，地區性文學團體相繼躍現，主要的有砂勞越華文作家協會、詩巫中華文藝社、美裏筆會、山打根文藝研究會、沙巴作家協會與北馬霹靂研究會、南馬文學研究會等。1989年11月由馬華作協倡議，與華社數個團體合辦的“文學節”，已經舉辦了數屆，節目包括頒發給有成就的老作家“馬華文學獎”。此外，由《星洲日報》主辦的文學活動《花蹤》，自1991年開始，每兩年舉行一次，主要是頒發《花蹤文學獎》，分別有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的創作獎和推薦獎，不少年輕寫作人先後獲獎而由此努力創作，成爲文藝界接班人。再如華人地緣性社團，在頒發文學獎及鼓勵寫作出版方面，使新老作家備受激勵及號召，勤力筆耕，擴大了文學界寫作的隊伍。
不過，當我們放眼馬來西亞的鄰國如新加坡的文學發展情況時，卻不免感到憂慮。新加坡是一個以華裔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戰前乃至戰後這兒是馬華文學的重鎮，文藝蓬勃。1965年8月獨立之後，由於文化教育的轉向，採取英文至上的語文政策，使華文教育的發展呈現萎縮，新華文學的發展也相應受到影響。在文學創作上，老中年的作家雖仍繼續創作，但年輕的一輩似乎已不能接棒。加以新加坡是一個島國，長期在人民行動黨一黨優勢的統治下，言論受到控制，文學創作方面亦然，不僅是作品的視野不開闊，難有具有深度的作品出現。這是一個非常遺憾的現象，在一個以華人爲主的海外國家，華文文學的發展卻不能得到相應的扶持。
新加坡的文學團體，仍以新加坡華文作家協會及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爲主力，積極推動文運。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文學題材可以取之不盡。但這個國家在1965年9月杪的一場政變之後，統治者採取高壓手段，華文文化受到重大壓制，文學創作隨之萎縮。在蘇哈多軍權統治卅多年間，由於沒有華文報章的正常出版，即使有文學創作也無從刊載。可喜的是，印尼軍權統治被人民力量推翻。年來瓦希德的政權，採取較爲開放政策，允准開設華文學校及華文報章出版，印華文學的發展開始露出曙光。但由於印尼數十年來對華人文化的壓制，印華文藝只能由老中一代的作家作出加倍努力，維持生命。年輕一代恐須經過相當時日才能譜出新曲。但只要印尼民主政權能穩健發展，印華文學的前景還是可以樂觀看待。。
泰國與菲律賓的華文文學發展，具有相似的情況。自八十年代開始，兩國的華文文學才從冬眠狀態中解放出來，而後逐漸進入發展時期。泰國有數家華文報章，開設文藝副刊，使泰華文學産生了誘發的作用。1986年，泰華作家協會成立，使文運的發展更發揮推動的力量。
在菲律賓，1981年初，菲政府宣佈解除全國“戒嚴法”華文報章的出版，同時開闢文藝園地，菲華文藝界日趨活躍。而後多個文藝團體的成立，更助長了文學活動，文學創作呈現一片新風貌。
汶萊是一個小國，華裔人口不多，文學創作也相當薄弱，寫作者只能在東馬的文藝副刊上刊登作品。由於政治空間狹窄，作品的視野不開闊，顯示不出什麽特色。
（三）
綜觀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出政治局勢的發展對文學運動具有深重的影響，政局不穩定或者處於軍人專政統治時期，該國的華文文化與文學活動都將受到壓制，處於萎縮狀態。八十年代以前的泰國與菲律賓處於高壓統治，印尼在蘇哈多統治時，情況更爲明顯。在馬來西亞，五一三之後的一段時間，種族政治極化，文學活動處於低潮，中南半島諸國，也由於政局影響，華文文學局勢到現在也仍然在夾縫中生長。
東南亞華人社會，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儘管這個移民群體在東南亞諸國已落地生根，並且作出非凡貢獻，但一旦國家政局丕變，陷入動亂不安時，華人社會往往成爲待罪羔羊，生命財産受到侵奪，印尼的例子最爲明顯。事實上，海外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是華人社團、華校與華文教育，只有在政治民主化時，社會才能得到相應的發展，而華文文學才能相應受到鼓勵和推動。
要而言之，東南亞的華文文學仍以新馬兩國較蓬勃，馬華文學的發展和前景具有更佳的潛力。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創作也産生新的推動力。東南亞國家的華文作家與中國作家的互訪，都有助於文學運動的展開，這種文化交流不僅促進了彼此的瞭解和互相借鑒，也彼此豐富了各自的文學寶庫，對促進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研究東南亞華文文學，我們不難發現早期的文學創作具有明顯的中國“情意結”，缺乏本土意識。但二戰後這種現象已逐漸減少，迄今已不復存在，這主要是此等國家的華裔公民國家意識的轉變。這種經由僑民文學轉爲本土文學的發展過程，使文學作品的內涵具有本土的特色。以馬華文學爲例，馬華文學反映了華族的艱苦奮鬥，與其他種族的融合的各種遭遇，作品中所呈現的地方色彩，顯示了他的獨特風貌。
同樣的，從泰華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處湄南河畔的佛教國家的社會生活風貌，作家們更多地取材社會底層，描寫泰華兩族勞苦人民的共同命運。在年長一輩的作家群中，作品也揭露那些爲富不仁者的惡行，而希冀社會的改革，作品的內容與情景結合，顯示了泰華文學的特色。
就這點來說，中國學者有必要重新認識東南亞的華文文學，它是在受到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之後，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本土文學，而不再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它與港臺的文學也具有不同的特色。
進入新世紀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一般的展望還是美好的。儘管現時東南亞華文文學與蓬勃發展還有一段距離，但我們可以樂觀看待。這一方面是國際政局的發展只有朝向民主與開放，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我禁錮，自絕於國際大環境的變革。但這並不意味著華文文學的發展就此進入坦途，他們仍需要各方面的努力運作，作家們的努力更屬重要。
中國的富強使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未來二、三十年的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在亞太地區乃至在世界範圍內，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這是可以預見的。同樣的，華夏民族文化的影響力，也將會更爲深遠。隨著華夏文化所展示的影響力，在世界華文文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繁榮，勢將助長了世界華文文學的繁榮。
作者爲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理事、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學
2009-11-21
作者：《新加坡文獻館》
09年11月初，李光耀擁美制中言論引發了不少爭議，其中有些言論認為李光耀數典忘祖，因為他們認為李光耀身為華人應該理所當然支持中國崛起。10 月初，新加坡新移民回返‘祖國’參加中國國慶檢閱典禮的事件，亦引發沸沸揚揚的的爭議。近日，另外還有一群人在呆頭呆腦不亦樂乎的爭議新加坡人傻不傻？
這三起事件可以分別視為新加坡人和中國人如何看待國家利益問題，如何看待效忠和國家意識問題，以及如何看待社會約束問題。
三者雖然各有不同但其間的共通性卻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問題來探討：新加坡華人是一個什麽樣的華人？解讀了這個問題也就基本上可以回應這三起事件的爭議原由。這是因為華人意識是發酵爭論的基本元素。
新加坡傳媒塑造的虛擬新加坡和真實新加坡之間有所落差。落差帶來不實際的期待從而因認知偏差衍生出爭議與隨之而來的失望和不滿。聽憑局部與表面的報導，讓好些中國人其中包括研究新加坡專題的學者亦不免錯誤的認知了新加坡，其中包括新加坡華人形象和李光耀是一個甚麽樣的華人。
刻意扭曲，誠實錯誤與無知都是錯誤認識新加坡的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錯誤都是不當訊息的必然結果，因為重複誤導往往會以假亂真。
首先，中外學者與傳媒以訛傳訛徒然添知了不少外國人在新加坡認知上的偏差。上世紀的80與90年代，李光耀先後推出儒家思想教育和提倡亞洲價值觀，讓外界錯誤的把新加坡渲染為具有儒家特色的華人社會。實質上，前者的政治意圖是約束自由主義思潮在新生代中滋長，後者的政治意圖則是讓一黨專政一人政黨的政治體制合理化。
儒家思想和亞洲價值觀都只是李光耀的政治手段，不是政府用來指導政策的政治思維和價值觀，更不是新加坡的文化價值觀。這件文化禮袍只不過是新加坡功利務實社會的畫皮。李光耀制定這種政策不能等同李光耀具有這種思想價值觀。魚目混珠模糊了外界對新加坡和李光耀的正確認知。
一名中國學者形象的描繪李光耀：‘儒家經典描狀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的聖賢風貌，中華先人推崇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君子風度，正是眼前這位老人的儀容氣象’。如此的歌頌，對能夠看懂這幾個中文字的部分新加坡華人而言會特別的刺耳。新加坡華文知識分子即便是李光耀的信徒，在見證了 華校滅亡的歷史過程是應該會有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其次，新近出版的人民行動黨歷史故事書的出版者前言對新加坡大時代背景的一個曆史論述就是一個典型的失真例子；新加坡人口雖然是以華人為主，但並不是以受華文教育者為主。這兩者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979年李光耀結束了百年老號的傳統華文教育體系，1980年關閉了民辦南洋大學，從此之後，新加坡就再也沒有了新生代華文教育者。早年傳統華文教育制度培育的華文知識分子，在後無來者的情況下已經可以歸類為新加坡文化遺産。這也就是為何新加坡傳統中華文化價值觀走向消亡終點的基本原因。顯而易見，新加坡華人並不是以受華文教育者為主，那麽，新加坡華人是甚麽樣的華人？
新加坡的社會現實是，新加坡華人尤其掌握政經大權的精英階級都是受西方教育，更以基督教徒為主；在精神文明上，創辦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搞儒家思想的吳慶瑞亦坦白承認認同英國的維多利亞思想價值觀。至於那些被精英教育制度以分流淘汰出局的貧二代則多數是斷線的風筝，在文化認同上無所適從。雜七雜八的新加坡式英語應運而生，是新加坡低層次大衆文化的精神面貌。
在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教育制度下，華裔學子的母語是英語，華文只是第二語文。學校教學媒介是英語，華文淪為語文課程。為了遷就精英階級的英語家庭普遍缺乏學習華文華語的心態，簡易版的B水准華文就是為這群官二代量身定制。被精英教育制度淘汰出局的新生代新加坡人，是具備洋泾濱語言文化特色的無根新加坡人，其中包括新生代新加坡華人。
語文是文化傳承的媒介體，所以新加坡在中華文化意識日益薄弱與日漸疏遠的社會大環境下，新生代華人的香蕉化是一個必然的政策結果。
由此可見，中國網民認為新加坡以華人為主所以是一個華人社會的認知純粹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新加坡的真相是新生代華人社會是一個似華人而非華人的僞華人社會； 官二代以英語為母語崇尚西方物質文明，貧二代則選擇認同日韓通俗流行文化。顯然的，新加坡的新生代華人都缺乏或者完全沒有中華文化意識。
解讀了真實新加坡華人社會現象，再回頭看看三起中國人和新加坡人的爭執就可以厘清其中引發事端的個中原由。
其一，新加坡人和中國人如何看待國家利益問題：在新帝國主義理論下，後殖民政體的新加坡是西方資本世界的亞洲代理。實際上，新加坡之所以晉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是得益於美國資金，技術和市場，因為新加坡的經濟政策只是必需而非足夠條件。新加坡制造業在早年的電子電腦，以至今時今日的生物醫學都是來自美資跨國企業。新加坡的現代金融銀行業亦源自亞洲美圓市場。上世紀末新加坡興建海軍基地成為美軍在東南亞的軍事補給中心。
顯然的，李光耀政權仰仗美國政經軍的扶持，所以美國在亞洲的動向影響李光耀政權在新加坡的持續執政；美國撤離亞洲不利李光耀政權。新加坡在一黨專政一人政黨體系下新加坡國家利益，人民行動黨集團利益和李光耀利益三位一體。不論從任何一點出發的政治考量，都和李光耀是甚麽樣的華人毫無關系。換言之，華人意識並不是李光耀的政治考量因素。
中國網民認為李光耀有必要從華人意識考量和中國的關系是強人所難。根據文獻，李光耀的祖父敬佩西方文明，要敎育李光耀成為西方紳士，所以李光耀自小受西方教育在母語為英語的家庭與社會環境成長。1950年代中期，李光耀為了爭取華人選票才開始學習福建話和華語。1970年代末李光耀尾隨中國經濟現代化契機亦從積極反共轉變為熱烈親共。這種政治立場的改變源自李光耀的功利務實主義，和中華文化意識完全挂不上任何關系。在這種框框下李光耀的擁美制中思維就可以一目了然。
其二，新加坡人和中國人如何看待效忠和國家意識問題：土生海峽華人的祖國是英國，效忠英皇所以亦稱英皇華人。昭南島時代，在日軍暴力下海峽華人飽嘗華人原罪因而加劇了反華人意識。這種反華人意識在今天的官二代還是普遍現象。二戰後，新客華人在民族意識上認同中華文化，在國家意識上認同馬來亞。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殖民政府限制華人來往中國大陸，周恩來總理亦勸告南洋華人效忠居留地政府。在新時代的大環境下，南洋華人的本土意識日益鞏固亦誠摯效忠居留地政府，所以東南亞華人的祖國並不是中國。換言之，新加坡華人效忠新加坡。
新加坡在多元民族文化的社會架構下具移民社會的包容性，新加坡也沒有台灣特有的外省原罪歷史包袱。新加坡建國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台灣和香港華人亦陸續移民新加坡參與經濟建設，除香港的1997移民潮持觀望心態之外，許多新移民都能自動自發的入鄉隨俗融入新環境。這段時間新加坡沒有新移民問題。
1819年開埠後的移民動機都是為了滿足經濟建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外來人口對經濟大餅的增長有所貢獻，本外地勞動力按功領賞皆大歡喜。自上世紀中末期以來，外勞入口卻主要是為了壓低勞力工資，於是出現外來勞動力取代本土勞動力的普及化，是外勞蠶食本地人就業市場的失常現象。這是新移民帶來社會情緒緊張的基本經濟因素。
09年10月19日，李光耀大專學生座談會的答問對話中，李光耀把低工資歸咎於全球化經濟並認為是無法避免的現象。然而，李光耀在此轉移了問題焦點，因為無可避免的只是全球化經濟而非低工資現象。
高工資必須有高生産力墊托；新加坡今天的低工資現狀主要是因為政府沒有辦法提高生産力。自1979年的以高工資策略推動第二次工業革命全盤失敗以來，30年過去了，人民行動黨政府卻依然始終無法提昇生産經濟的附加增值。換言之，新加坡今天的低工資現象是政策失敗的必然結果而非全球化經濟造成。
政府把政策失敗轉嫁全球化經濟於事無補，因為政府也一樣無法纾緩新移民帶來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在人民行動黨政府無法有效解決社會困境的情勢下，新移民帶來的社會矛盾是滾雪球般的越來越大。
此外，在新移民的問題上，官民利益是對立的，人民行動黨政府以經濟增長支持部長高薪論所以是低工資政策的受益者。人民因為外勞壓抑工資造成收入減少所以是政策的受害者。
在這一種背景下，新移民把新加坡當跳板的心態與行為是引發網上爭議的原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跳板現象由來已久。較矚目而引發社會關注的是若干年前的一對中國年青姊弟，在拿了新加坡交響樂團的獎學金到西方的音樂學院完成訓練後，在還未履行契約義務之前就不告而別消失無蹤。一些中國學子拿新加坡獎學金完成學業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再移民西方國家，他們不僅對新加坡毫無感謝之情卻反而在網上論壇調侃新加坡何等愚蠢，這種有違常理的心態與行為確實敗事有余，強化了新加坡官二代的反華人意識。這種過河拆橋的不當行為亦為難了留下的新移民，更加劇了社會和新移民的矛盾。
這一起爭論在無意中反映了一個特別重要的非常新加坡社會現象：人民行動黨政要和華文媒體在大力維護跳板現象的同時，亦充分體現了新加坡政府只有經濟利益觀念，缺乏國家意識觀念。新加坡網民是為了抗議新加坡淪為外國人的經濟跳板而爭論，是全民防衛概念裡頭國家意識的具體表現。新加坡既得利益集團是站在新加坡網民的那一面？新加坡既得利益集團的效忠對象是誰？新加坡在國家意識上是否也是無可避免的反向兩極化？
其三，新加坡人和中國人如何看待社會約束問題：《新加坡人很傻》原本是一篇中國作者在比較了中國和新加坡兩地人民的社會行為後，按捺不住向往情緒而贊揚新加坡人奉公守法的善意文章，但卻因為標題不當而讓護主心切的新加坡媒體回嗆，並且引發網民爭議。在本質上，這是一場意氣用事徒傷和氣的無謂爭論。
新加坡人有奉公守法的行為卻未必有奉公守法的文化意識，奉公守法是行為制度化的結果，行屍走肉是以假亂真，即不能當真更不值得贊揚。
那麽，新加坡人到底傻不傻？按魯迅《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定義來看，嘗盡榮華富貴的精英階層英明神武都是聰明人，當然不傻。護主心切害怕傻子在主人牆上開天窗透光透氣的奴才亦不傻。主人吃肉奴才啃骨的財富分配讓雙方共生共榮。在新加坡以法治反的社會，只有很少數不識好歹的傻子會幹些違犯法紀的撬牆打洞勾當，所以新加坡人很不傻。
總而言之，中國網民在明白了新加坡並不是一個華人社會的真實情況之後，對新加坡的期待就可以更為貼切，也就不會有失落或被新加坡華人背叛的感覺。新加坡神話只是傳媒一廂情願的杜撰。真假分明就不會有認知上的落差，也就不會出現紛爭亂象。
後記：華人香蕉化是否是一個設定的建國政治目標，抑或只是一項政策的社會成本，那是另外一個有待進一步發掘和探討的議題。另外，繼峇峇文化之後，南洋文化如劉杭等先輩的南洋畫風已有雛形，文藝方面亦有不少本土創作，但是由於後續無人這個具有華人意識的本土文化新品種已無疾而終。研究南洋文化的學者應盡快整理和編輯這類文獻以避免流失。社會賢達亦有必要系統化收集並妥善保留這些南洋文物。
2010-05-13日轉載
作者 ：林煌猛 （ Lâm Hoàng Mạnh ）
BBC廣播電臺2009年7月19日報道了廣東省英德英紅農場越裔中國人 （ Vietnamese-Chinese ) 與當地政府發生衝突的訊息。 就此，我想表達對“我是誰”的幾點意見， 讓人們多點認識像我那樣身上流著中越兩種血統的人的情況, 以供各位討論。
许多我們現生活於倫敦的華裔越南人都曾互問： 我們是誰 ？可至今仍未找到一個合意的答案， 問題仍處於沉默中， 由此，值talawas 網站登載了《 我是誰 》的文章， 我想有哪位高人為我解答： 我們是誰 ？
我的家人屬華裔越南人，在海防市已居住了三代（ 如許多人一樣 ）。諸多年來，我們和其他越南人一樣，在同一地方生長，同一所學校學習和同一個單位工作……。作為國民， 我們按照政府的要求，執行公民的義務，即是說極多的華裔越南人曾（ 為抗法、抗美戰爭 ) 參加部隊， 曾進入南方，去寮國和柬埔寨戰鬥……， 許多人都已犧牲，也有成為傷殘人士。 就是說我們華裔越南人曾盡責完成了作為過去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和現在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公民的義務。
我相信，諸多在第一和第二共和制度（ 指越南共和國，即南越，譯者注 ） 下的南方華裔越南人像北方華裔越南人一樣，既不多也不少，已經完成其公民的義務。
很久以來，直至1978年，我們仍然（ 幻 ）想著“我們是越南人”， 由此我們就讀於越南的小、中學，越南的各大學和中級專業學校。結業後按照越南政府的分配工作和嫁娶越人為夫、為妻， 给孩子取越南名字。 也是說我們自認，我們的同事們都視我們為越南人。突然1978年， 特別是1979年2月17日後，鄧小平發動在邊境六百公里上出兵“教訓黎筍”一战，黎筍卻決意動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的一切宣傳手段加以報復， 公開地進行排斥華裔越南人的戰役：推出禁止華裔在七種行業中工作，正在工作中的也要辭退。可謂城門失火，殃及魚池，“ 恨其父卻打其兒” （ 真可恥 ！ ），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国政府在一切的宣傳機器上公開地展開誣蔑華裔越南人的戰役。 一些機關團體“邀請我們談話 ” （ 騷擾 ？ ） 要求我們“停職”，若我們在醫療、外交、經濟、文化、教育、運輸（ 包括水路和陸路，還沒有航空業 ）和商業七個行業之一中工作的話。誰是黨員的就要申請退黨， 擔任官職（ 不管大小 ）的人就要辭退。 醫生、工程師失業， 從小學到大學的教師放下教鞭， 強逼退辭的還有印刷廠、百貨公司、米鋪的人員等等。 許多人要逼進入黑市做工 （ 不作投機倒把就餓死啦， 連喂養家禽吃的飼料也難買到下鍋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在一切的宣傳機器上“突然為我們披上新衣 ：愛國華僑”，呼籲我們 （ 正如目前的越南政府 ）回國，為“偉大的中華祖國”貢獻一份“熱光”（ 那時我們沒有“金光”[ 指金錢，譯者注 ]）。
究竟甚麼一回事呢 ？ 幾多年了，我們從未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心和披上“愛國”的（ 錦 ）衣裳， 可突然在那個時刻，北京電臺（ 越南語 ）日夜不斷高調把我們稱為“骨肉同胞” ( 正如目前越南一樣 )。 當（ 或被 ）披上“愛國華僑”的外衣，我們可得到甚麼呢 ？而那時越南政府逼我們辭職 （ 斷生計 ）， 公安人員常來家中拜訪 （ 說其好意是為保護華人，把我們帶到林同（ Lâm Đồng， 南方中央高原山林省份，譯者注 ）的集中營 ？ ） 此外很多（ 無知和無文化的 ）越南人踴躍參與由黎筍集團執棒的排華戰役的“反抗大漢擴張主義”大合唱，消滅那些如我們“無縛雞之力”的人 ( 醫生、工程師、教師等 )。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裡， 上壓下逼， 我們悟到，我們正處於兩位“共產黨同志”為爭做東南亞 （ 主要在柬埔寨 ）霸主的兩道彈火之中。自求多福，唯一可走之路是“遠走高飛”， 辭別那個長期以來誤認為“祖國”的“鳥巢”！
我們同胞中的一些人輕信那些甜言蜜語，北上邊界回到“偉大的中國”。 他們得到“熱情”的歡迎， 被載到荒山野嶺， 實行“一視同仁”的對待 （ 不分玉與石，全部放進“歸國華僑”的大蘿裡 ）； 不管是工程師或醫生或教師， 每人分給一把鋤頭，清一色的藍衣服， 全體生活於一個區，稱為集體屋舍，又配予其新稱“ 農場工人”，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不勞……就停口免食 ！
有的人乘船出海， 把命運交給幸運之神， 我家人就是那些人。 信是海神爺棄嫌我們過於皮瘦包骨， 故此歷盡幾次暴風雨 （ 水神的探訪 ）之後， 我們的船隻幾受故障和破壞，修補復修補後，最終一家人，除了身上的衣衫襤褸之外，又抱又拖著年幼的孩兒，兩手皆空抵達香港上岸。
當我們的船離開海防玻璃廠碼頭，去作遠居者之時， 我們從未想過會返回的一天和也不曾想到我們是越南人。 1979年6月16日約十七點在零號碼頭，代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的人是（ 外僑局 ）大尉、名叫阿雄的人，搜索了我們餘下的越幣 （ 對於我們毫無價值的了，但對他很有用 ）後， 切斷船纜時，他口吐一句毒言 ：“祝全體同胞 （ 誰是他的同胞啊 ？ ）有魚吃，而不是被魚吃 ！”。 那夜， 約十點三十分， 大概有六、七個玉島（ Đảo Ngọc ）邊防軍的軍官和兵士，手緊握K 54型槍， 走下船機艙； 一個拿著電筒的人跳上船，照著我們每人的臉， 冷漠地叫喊：“ 我們剛收到急令， 有三艘船非法出海， 全部人坐下，不要動， 反抗者將被槍斃。現在我們檢查證件。”
在上船前， 那個大尉雄和另五個同伙已沒收了我們的戶口簿、米糧簿、副食品配級票、出生紙、大學畢業文憑 （ 紅色的）等，全扔進枱上的一個竹帽內 （ 像一堆廢紙 ）。 即是說，上船之前，我們是零 ： 無姓無名，無歲數，無祖國，無職業，我們只是被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拋出海上的垃圾， 我們還存有甚麼證件啊 ！
船主 （ 一名無賴同胞， 曾利用這時機在我們這些人的身上刮取脂膏 ） 前去對那批邊防軍官和士兵討說，而“吐出了五錢金” （ 船主後來又向我們搭船人勒索 ）， 如此我們像獲取了“合法通行證”上路。 翌日早晨 （ 1979-6-17日 ）， 我們離開越南的領海，並成為了“船民” （ Boat People ）！
在英國定居六年後， 我們獲許加入英籍，成為英國公民，至今已經做了三十年英女皇的臣民，可是在諸多的證件申請表，從醫療至房屋、退休福利等都有一欄問及來源地：黑人 （ 非洲、加勒比海 ）亞洲、中國人……， 而我們常歸劃入“越南人”一欄。
二十五年後， 2004年我們返回越南出生地探親訪友和掃墓拜祭祖先。我們被披上“越僑” （ 愛國 ？）的外衣， 但我自稱為“鴨僑”（ Vịt Cừu，越南語讀鴨Vịt 和越Việt的近音，譯者注 ），不（ 敢 ）認作“ 越僑”（ 又怎可稱為越南人呢 ？ 因為若是正宗的越南人，又怎被排斥、驅趕啊 ）！ 正如作家陳啟清水 （ Trần Khải Thanh Thuỷ ）寫道：
離開那日，黨稱我們為漢 （ 越 ）奸
回來之日， 黨又改口叫越 （ 漢 ）僑
未去之時，你事事都犯罪
去後卻是萬千寵愛一段腸 （ 就算有臭味都愛 ）
昔日在越南我是個越南（ 國籍 ）的華裔越南人， 今日我是英國國籍的越裔 （ 不是華裔 ）英國人， 因為申請入英籍時，我們申報來自越南 ！ 三十年的生活， 我們得到英國政府和人民無限和無條件的幫助。 我的兒子們學業功成，有當解剖醫生、物理學博士、電腦碩士、藥科碩士等； 他們工作穩定， 有 ( 幾間 ) 房屋， （ 幾部 ）房車，有妻有兒， 生活較上好， 有個兒子還在機構任主管科長。 他們都自認為是越裔英國人， 像其他族裔印度裔、韓裔、華裔、泰裔、非洲裔一樣， 而發誓從不會回歸 （ 為何要回歸 ？）越南或中國 ！儘管我的兒孫們都保留越南名字，但他們從不會想到要回歸那事。 他們不想，也從不存意改名為英美名字 （ 為何要改呢 ？ ）。我認為， 就算是叫占美、 邁克、亨利或瑪麗 ，海倫林……, 仍然是扁鼻黃皮膚， 就算染了金髮也不是歐洲人。
而我的一些“同鄉”返回“偉大的中國”後的情景更悲慘。 三十年了都不能入籍，而他們的鄰居都稱其為“越南人”。 在BBC 越南語組所報道的那段新聞，“ 偉大中國”的政府和同胞們在當初他們回歸祖先的國家時都稱其為“愛國同胞”， 現又“榮譽”地賜以“越裔華人” （ 在越南土地上被稱為“華裔越南人” ） ！ 為何又這樣呢 ？
我本人仍然 （ 深刻地 ） 記得偉大的毛主席曾“教導”： 知識不如糞土！ 我自知自己不如糞土，故跑到歐美國家 （ 定居 ）， 不敢回歸“偉大的中華”祖國被用作田中肥 ！
順提一題外話 ：
1， 從泰國和新加里多尼 （ Nouvelle-Calédonie，法國海外省，越南人俗稱新島Tân Đảo，譯者注 ） 歸國（ 北越 ）的越南人，自1960年返回後，儘管返國已五十年了，全體那些人被現時的北越人稱為“ 泰佬或新島佬 ” ！
2， 為分辨正統的南、北人，1954年南遷的、現居於倫敦的北方人，被 ( 純粹 ) 北方人稱其為“五四南人”，而 （ 純粹 ）南方人稱其為“五四北人” ！
為何這樣呢 ？
出生自兩種 （ 或多種 ）血統的家庭的人並非是罪人， 為何不公平地對待他們呢 ？
那麼，我們屬於（ 舊 ）華裔 （ 越南國籍 *）越南人，現時是 英（ 國籍 ）越南裔、正生活於英王國已經三十年的人，（ 按正確的定義來說 ）應該屬於甚麼人呢 ？
有哪位高人請為我們指點 ?！
致謝。
2009年夏， 紀念已為三十年之遠居者
嶺南遺民譯
2009/7/29日
* 此處作者將國籍兩字用南部音偏讀cuốc tịt，譏為國已滅絕之意，譯者注。
原標題：巴黎華僑老報人黎振環編輯的新書：《印支華人滄桑歲月》
作者: 肖曼
2014年9月1日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
巴黎華僑老報人黎振環先生將一群曾經桑海, 曆經劫難，死裏逃生的印支（越南柬埔寨老撾）華人、華僑幸存者的回憶錄彙聚編輯成書，出版了中文新書《印支華人滄桑歲月》（Les vicissitudes des Chinois en Indochine)。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真切地了解和感受上個世紀50－70年代共産主義肆虐 , 共産黨火拼印支地區，並給華人華僑帶來的苦難和應吸取的教訓。在今天的《華人社會》節目中，我們電話采訪了黎振環先生。
黎振環先生祖籍番禺，其父母早年移居越南。在越南出生的黎振環先生後來又到柬埔寨工作很長時間，“高棉浩劫”後流亡法國。在法國，他曾經是法國番禺同鄉會會長，還擔任過法國《華僑報》記者、主編等職。黎先生一直熱心從事海外華人與家鄉番禺的聯誼，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仍然努力在法國傳播中華文化。《印支華人滄桑歲月》這本中文書就是在一群從海上漂流逃難死裏逃生的印支三國華人朋友的提議下編輯的。
黎振環先生介紹說：這些經曆逃難的華人現在都老了，而且分散在歐洲美洲澳洲各地，雖然他們都曾經寫過有關“金邊屠城”等不同經曆的文章，但散見于各地不同報章。因此包括柬埔寨《棉華日報》社長在內20多位朋友都感到非常遺憾和可惜，希望我出力編成一本具體地綜合性地反映當年印支華人經曆的書。我說：好啊，你們每人把自己的經曆所見所聞寫成短小精悍的文章，我再把它們編成一本書。
黎振環先生：這本書中包括很多鮮爲人知人的秘密的事情，比如當年搞得華運工作，“解放聯合會”“愛國民主聯合會”搞得地下活動。寫的人都是當時的領導人或者地區負責人，寫的很真實。我做了編輯工作，也包括我個人的所知所聞。這本書中的好幾篇文章都是逃難經曆，世界上都知道“高棉浩劫”“金邊屠城”，還有越南的排華，讀這本書就能更具體了解當時的情況。好幾位作者都是從柬埔寨被趕出來，到越南花錢租了小船逃難，順著海流被衝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幸運地得到紅十字會的幫助，最後來到加拿大美國澳洲和法國等地。
據黎先生介紹：該書分六章，第一章“華運風雲”，文章作者是一些參加當年印支三國地下活動的人，他們通過回憶和相互間交流，記述了一些不爲人知的曆史。第二章是“屠刀下的印支華人”，就是講他們逃難的過程，所見所聞。第三章是“越棉寮”社群鮮爲人知的事情：曾經辦過的地下報紙，如高棉的《前鋒報》，寮國被暗殺的一位校長，這些事情知道實情的人很少，只是聽說而已，現在參與事件的人寫了真實的回憶錄。他們也總結自己過去做過的事情，把今天的感受寫出來，具有反省性。本書最後的部分是關于在法國的印支華人族群情況，印支華人是在法國的華人兩大族群之一。
黎振環先生編輯的這本書還包含一個珍貴的已經死去的印支華人名單，這是一些非常有心的印支華人朋友收集整理分類的，有些人是在紅色高棉集中營死去的，有些是被紅色高棉殺掉的，有的是在逃難過程中餓死的，有的是逃出金邊後在其他地區病死的，忍受不住生活壓力死的。名單很詳細，都是真實姓名，還記載了他們當年在印支的工作單位。有的讀者從這個名單中找到了失去音訊的家人朋友最後的信息，令他們感慨萬分。
《印支華人滄桑歲月》這本書目前在巴黎的友豐書店，鳳凰書店，13區的天然照相公司，歐亞食品公司都有銷售。爲了讓大家了解這段沈重的曆史，這些書店和公司都願意幫忙。對此，黎振環先生表示非常感謝。
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漢語的汪先生，法國教育部漢語教學總監白樂桑先生在閱讀此書後留下珍貴的中文留言，黎先生說這是對本書所有作者的極大鼓勵，也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2014-9-2轉載
作者：孫喜 （旅居新加坡的獨立時評人）
2016年 3月 7日
BBC中文網
近期，海內外華人學者和媒體正在熱議中國的僑務政策，即便是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我們也有必要認真審視相關意見和建議。
其中，長期研究海外華人課題的新加坡學者廖建裕認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加大力度推行僑務政策，並似乎有意模糊「華僑」與「華人」的國籍界線，這對海外華人「未必有好處」，而且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或南中國海問題引發衝突，一些國家可能再現「反華」情緒以致華人成為代罪羔羊。此外，曾為歸國印尼華僑的北京大學退休教授梁英明也認為，中國政府應該保持敏感度，不要模糊了「華人」與「華僑」的區別。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海外華人「娘家」的提法，近年來似乎已逐漸在中國各僑務部門和相關官員的潛意識中流行起來。這種提法的初衷也許是善意的，不過實際效果卻值得商榷。
去年中秋節前，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黃惠康在當地華人市集發表了力挺華社的談話，結果被指「干預馬國內政」，並引發了中馬外交風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對於中國大使的義氣相挺，馬來西亞華人的心情其實是很複雜的。一方面，他們感謝中國「娘家」的鼎力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怕因此而得罪「婆家」，以至於未來更難以立足於馬來人主導的家園。
海外華人的這種五味雜陳的心情，其實可以理解。她們就像是從中國「嫁出去的女兒」，「娘家」的懷抱雖溫暖但已鞭長莫及，她們終究還是要看「婆家」的臉色過活，即便是要忍氣吞聲甚至低聲下氣，因為唯有此才能在異鄉安身立命。
況且，當今世界的構成主體仍是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因此國籍恐怕是絕大多數人最為看重的身份識別標籤，因為它是一切公民權利的基礎。至於種族，它雖然在血統和民族認同感方面極為重要，但若從功利主義以及國民忠誠度的角度而言，其重要性在短期內幾乎不可能會超越國籍。
因此，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那麼中國的僑務政策，就應該繼續堅持以區分華僑（旅居海外的中國籍公民）和華人（已經入籍外國的中國人或其後裔）為出發點，並以尊重海外華人的外國國籍為基礎。即便中國未來允許雙重國籍，中國的僑務政策，仍應該以海外華僑和華人的實際需求和現實困境為主要考量，並加以區別對待。
中國的僑務政策，應該如何區別對待華僑和華人呢？筆者認為，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對待華僑應該「充分保護」，而對待華人「適度支持」即可。因為華僑雖旅居海外，但仍然保留中國公民身份，自然應該受到中國法律的全面保護，這是中國政府的義務和責任；而華人並非中國公民，對於其歸化的入籍國具有忠誠的義務，其公民權益自然該由其國籍國來保障，中國政府對其沒有強制性保護義務，僅有基於同宗同源的遠親道義。
此外筆者特別注意到，若從華文上區分中國公民、華僑、海外華人、中國人、華人、華裔和華族，雖也有些混亂，但基本上還是可以區別開來的。不過，在英文表述上卻更加籠統和容易混淆，比如「Chinese」既可以表示基於國籍性的中國公民或基於疆域性的中國人，又可以表示基於種族性的華人、華裔和華族，而海外華僑華人則被統為「Overseas Chinese」（海外僑胞）。
筆者無意割裂天下一家的華族，但現實的困擾不容忽視。因此筆者建議，請將我們這些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華人，更加區別和明確地稱呼為「Chinase」（發音：tʃaɪ.nəz），海外華僑就是「Overseas Chinase」,而「Overseas Chinese」便自然僅特指非中國籍的海外華人。這樣一來，海外華人被所在國籍國誤解的困擾應該會有所減輕，而一小撮羞於與中國人為伍的華人，也自然大可不必再抱怨了吧。
同時，身為「Chinase」的中國公民應該倍感自豪。曾幾何時的舊中國，國破家亡山河碎，吉鴻昌都敢在胸前掛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一個中國人！）」的英文胸牌，光榮地昂首闊步於美國街頭。如今，中國已經重新崛起並屹立於世界的東方，難道我們會齒於說出「I am a Chinase!（我是一個中國公民！）」？
雖說血濃於水，但畢竟人各有志，各為其主才是現實。因此，唯有海內外華人互相理解和配合，才有可能實現雙贏；否則，純粹供給側的中國僑務政策，不僅會與受眾的真實需求相去甚遠，而且極有可能會造成「強扭的瓜不甜」，甚至「好心辦壞事，出力不討好」的尷尬局面。
（責編：歐陽成）
網友反饋
wpl, Singapore的自我稱呼有誤，你不是第三代華僑，而是華人！
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五花八門，個別地區和個人的情緒無法以偏概全
中國僑務政策應該更加精細化
對與華裔卡，建議必須海外華人本人真誠主動申請，並通過基本的華語測試，
也請那些嘴上罵娘，卻私下想得便宜的「香蕉人」，自覺遠離中國！
Chinase
***
身為第三代華僑, 馬來西亞是我的祖國, 馬來西亞的榮辱才能牽動我的情緒, 我的身分與祖國認同完全歸屬於馬來西亞。中國的強盛繁榮與否, 這份榮耀喜悅與我沒有太大相關, 我也承擔不起這等莫名的'裙帶共榮'。一個人成長的文化背景並不等同於政治和國際認同, 兩百年前移民美國澳洲的英國後裔, 人家不會自認英國人或者動不動以英國後裔的身分為榮。
模糊華僑, 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 再來甚麼僑務政策, 好純粹的政治手段來拉攏人心? 還有順便嘗試製造 甚至鞏固各地政府對華僑的不信任?
這是故意的? 還是真的沒有花心思去理解不同區域的社會文化架構 (若沒有心思,也太沒有誠意了不是嗎)?
國際形像需要理性經營, 與普世價值接軌，少談一點鈔票, 多講一些人道; 少一分喧囂自大, 多一分恬靜謙恭，學會做人, 世界自然大不同。
wpl, Singapore
（2016/03/12 发表）
1、第二頁中打錯字“依族”，應為“儂族”, 已改正。
2、越南“僾人”或“艾人”，即中國的客家人。因客家話稱“我”為“ngai”，故獲此稱謂。
嶺南遺民
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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