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廷琰與越南天主教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後越南共和國的 “ 第一共和 ” （ 1954年至1963年 ） 期間的歷史記載曾是多位記者和觀察家的重要寫作題材，卻多如滿天繁星，可是這些報道多為揭露吳廷琰 ( Ngô Đinh Nhiệm， 1901 –1963， 越南共和國總統 ) 政權腐敗的一面， 成為名噪一時的 “ 熱門新聞 ”。（ 注1 ） 法國歷史研究者對後殖民主義時代的越南不感興趣，因此人們極少找不到任何法國人對此有深究分析的文章書籍。 英國東南亞歷史學家拉夫-史密特 ( Ralph Smith， 1939-2000 ) 在其《 越南戰爭國際史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 一書中指出了越南共和國初始成立的重要因素並強調說 ：“ 一般來說，研究國際關係的歷史學者、政治學者、嚴謹的記者和專寫政治回憶錄的作家們對 （ 廿世紀 ） 五十年代 （ 的越南 ） 極少的關注。…… 事實上， 幾乎所有對1955年至1959年期間的研究只作極表面的論述， 一點也不夠深入， 就如人們要行走過沙漠時越快越好。” （ 注2 ）
法國越裔歷史學者陳氏蓮 ( Tran Thi Liên ) 認為， 越南天主教徒的政治地位和對越南共和國的政治參與是了解後殖民主義越南的重要因素。 越南天主教徒在政治舞臺上、在行政方面上（ 注 3 ）、 在軍隊中、在經濟和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深究並對其出現和影響應作重新的歷史評價。陳氏蓮在其《 越南共和國之天主教徒（1954年至1963年）》論文中更詳細地分析了越南天主教團體的在社會上和地區性上差異的結構， 尤其是南遷的北方天主教徒的角色。
法國殖民化之傳統（ 注4 ）
基督天主教來到印度支那比法國軍隊對該地區的征服更為早。 法國人以營救受到越南朝廷逼害的宗教理由為籍口在越南實現其殖民統治。 越南被征服後和越南文人的反抗形成越南天主教徒受逼害的高潮。 天主教以兩種特殊的形式出現： “ 叛國的教徒 ” 和 “ 為國殉身的教徒 ” ， 其特性是少數群體，受逼害的已被夸大的意識所主宰， 因此他們常產生堅強防衛的意念。
越南天主教的教士們在廿世紀上半葉已表現出其宗教自主的意愿。 卅年代的天主教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在越南天主教徒的政治行為上導致重要的回響： 數位越南人被任命為主教， 教徒被派遣往歐洲學習和新教聖喻的教士們抵越等等。
其實，越南教會與法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已在（ 法越戰爭 ）戰前減退了。 法國官方和宗教領袖都不想見到殖民事業受損，失去越南教徒對法國的忠心。 與此同時，越南民族主義運動的倡起在教徒、 異教徒和教士中得到響應。 不少的教徒參與由潘佩珠 （ Phan Bội Chau ， 1867 – 1940 ）為首的維新會（ Hội Duy Tan ）。 潘撰寫的《潘佩珠年表》（ Phan Bôi Chau Niên Biêu ）（ 注5 ）中記載了天主教徒和神父們參與起義和東游 （ Đông Du）運動的事項。 神父梅勞邦 （ Mai Lao Bang ）曾協助潘佩珠活動而被法國人認為他亦是該運動的領袖之一。 此外，另三位神父也曾積極參與1908年中部反納稅運動和派遣年青教徒前往日本學習而被法殖民當局判刑九年並監禁於昆侖島 （ Côn Đảo，法文為 Poulo Condor ）（ 注6 ）。
在印度支那戰爭中的體驗
越南天主教徒的民族主義情緒在1945年期間變成暴力行動， 其中一部分教士直接參加政治和軍事活動， 也參與了胡志明1945年八月革命的獨立起義。 由於參加政治和獨立鬥爭活動， 教徒曾被指控為“越奸”的罪名卻解脫。 可是很快他們發現為獨立而鬥爭最強烈和最有效的共產黨人的目標與教徒們所期望的完全不符。他們之中也分為兩派： 人數較少的一批人跟隨越盟， 而大部分人卻與法國人合作，參與反共產主義的救國運動。 後者許多時候亦持獨立的態度， 同時支持保大政府和反共。 他們宣稱既反對法國人重返印度支那執政，亦拒絕參與共產黨人壟斷的抗法活動。
從1945至1949年期間， 天主教徒的政治活動主要是為越南的獨立； 從1950至1954年，他們的鬥爭除了民族主義主題之外，還有反共活動。 由於對越盟、 中國大陸的共產變色和韓戰的反感， 天主教徒公開集會支持保大政府。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 越南天主教積極參與政治的活動成為法國殖民者和越盟都想要消滅的對象。
在此期間出現了非共的越南天主教徒主導民族主義運動的趨勢，其領袖為吳廷琰，他主張支持保大為首的民族主義政府。 吳在越盟活動最強的中部地區義安（ Nghê An ) 、 河靜 ( Ha Tinh ) 、 沿海地區法嚴 ( Phat Diêm ) 、 裴珠 ( Bui Chu ) 兩地都有擁護者。 在教徒中，除了支持吳廷琰一派外， 還有主張與法國人結盟的一派， 以及和越盟合作，反法的愛國教徒如范文純（ Pham Van Thuan ）和范文草 （ Pham Van Thao ）等人。
追求和平與恐共心理
對越南人來說， 日內瓦協議意味著法國約一百年殖民統治的終結。可是，民族的勝利亦可給越南天主教徒帶來危險的政治後果。 越盟為一方與天主教徒佔多數的民族主義者為另一方在日內瓦會議上展開了激烈的爭鬥。前者的領導人在軍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勝利和榮譽， 當然對後者形成一種威脅。儘管非共的民族主義者有參與談判，但確實是越南民主共和國佔主導地位，因此， 可以說那只是一份法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之間的協議。
法國人撤離後，越南天主教徒卻要作出政治的選擇： 根據日內瓦協議， 要麼跟隨北方的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政權，要麼追隨南方剛成立的吳廷琰非共產政府。亦根據該協議 : 從1954年7月21日至1955年5月21日期間， 南北的人民可自我選擇遷居往任何的一方生活。 由此， 天主教徒成為了南遷者的主流 （ 一百萬人中占四分之三是教徒 ）。 他們的離開也含有政治意愿的行為， 反映他們不愿在共產黨的控制下生活。 天主教徒曾見證到在越盟控制的某地區上推行仿照中共的土改政策，他們選擇跟隨一個非共的、 以天主教徒為領袖的民族主義者領導的政府亦是容易令人理解之事。
西貢聖母教堂前聖日慶賀的人群
吳廷琰同時獲得天主教徒和非教徒的同情和支持，他們又視吳為一位堅強（ 注7 ）的民族主義者， 可與北越對抗的政治對手（ 注8 ）。吳廷琰的大兄吳廷奎 ( Ngô Đình Khôi ，1885-1945 ) 和一個甥兒在1945年八月期間曾被越盟殺害， 他又曾與越盟控制地區的教徒們有接觸并通曉其苦難。 此外，吳廷琰對胡志明亦有所認識和接觸 （ 1945-1946年期間 ）， 其二兄吳廷蜀 ( Mgr. Ngô Đình Thục, 1897 - 1984， 羅馬教廷派駐越南大主教 ) 亦曾與南越共產黨抗法人士接觸過。
天主教徒對建國的貢獻（1954年至1963年）
越南共和國總統吳廷琰
法國越裔歷史學者陳氏蓮 ( Tran Thi Liên ) 認為， 越南天主教徒的政治地位和對越南共和國的政治參與是了解後殖民主義越南的重要因素。 越南天主教徒在政治舞臺上、在行政方面上（ 注 3 ）、 在軍隊中、在經濟和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深究並對其出現和影響應作重新的歷史評價。陳氏蓮在其《 越南共和國之天主教徒（1954年至1963年）》論文中更詳細地分析了越南天主教團體的在社會上和地區性上差異的結構， 尤其是南遷的北方天主教徒的角色。
法國殖民化之傳統（ 注4 ）
基督天主教來到印度支那比法國軍隊對該地區的征服更為早。 法國人以營救受到越南朝廷逼害的宗教理由為籍口在越南實現其殖民統治。 越南被征服後和越南文人的反抗形成越南天主教徒受逼害的高潮。 天主教以兩種特殊的形式出現： “ 叛國的教徒 ” 和 “ 為國殉身的教徒 ” ， 其特性是少數群體，受逼害的已被夸大的意識所主宰， 因此他們常產生堅強防衛的意念。
越南天主教的教士們在廿世紀上半葉已表現出其宗教自主的意愿。 卅年代的天主教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在越南天主教徒的政治行為上導致重要的回響： 數位越南人被任命為主教， 教徒被派遣往歐洲學習和新教聖喻的教士們抵越等等。
其實，越南教會與法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已在（ 法越戰爭 ）戰前減退了。 法國官方和宗教領袖都不想見到殖民事業受損，失去越南教徒對法國的忠心。 與此同時，越南民族主義運動的倡起在教徒、 異教徒和教士中得到響應。 不少的教徒參與由潘佩珠 （ Phan Bội Chau ， 1867 – 1940 ）為首的維新會（ Hội Duy Tan ）。 潘撰寫的《潘佩珠年表》（ Phan Bôi Chau Niên Biêu ）（ 注5 ）中記載了天主教徒和神父們參與起義和東游 （ Đông Du）運動的事項。 神父梅勞邦 （ Mai Lao Bang ）曾協助潘佩珠活動而被法國人認為他亦是該運動的領袖之一。 此外，另三位神父也曾積極參與1908年中部反納稅運動和派遣年青教徒前往日本學習而被法殖民當局判刑九年並監禁於昆侖島 （ Côn Đảo，法文為 Poulo Condor ）（ 注6 ）。
在印度支那戰爭中的體驗
越南天主教徒的民族主義情緒在1945年期間變成暴力行動， 其中一部分教士直接參加政治和軍事活動， 也參與了胡志明1945年八月革命的獨立起義。 由於參加政治和獨立鬥爭活動， 教徒曾被指控為“越奸”的罪名卻解脫。 可是很快他們發現為獨立而鬥爭最強烈和最有效的共產黨人的目標與教徒們所期望的完全不符。他們之中也分為兩派： 人數較少的一批人跟隨越盟， 而大部分人卻與法國人合作，參與反共產主義的救國運動。 後者許多時候亦持獨立的態度， 同時支持保大政府和反共。 他們宣稱既反對法國人重返印度支那執政，亦拒絕參與共產黨人壟斷的抗法活動。
從1945至1949年期間， 天主教徒的政治活動主要是為越南的獨立； 從1950至1954年，他們的鬥爭除了民族主義主題之外，還有反共活動。 由於對越盟、 中國大陸的共產變色和韓戰的反感， 天主教徒公開集會支持保大政府。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 越南天主教積極參與政治的活動成為法國殖民者和越盟都想要消滅的對象。
在此期間出現了非共的越南天主教徒主導民族主義運動的趨勢，其領袖為吳廷琰，他主張支持保大為首的民族主義政府。 吳在越盟活動最強的中部地區義安（ Nghê An ) 、 河靜 ( Ha Tinh ) 、 沿海地區法嚴 ( Phat Diêm ) 、 裴珠 ( Bui Chu ) 兩地都有擁護者。 在教徒中，除了支持吳廷琰一派外， 還有主張與法國人結盟的一派， 以及和越盟合作，反法的愛國教徒如范文純（ Pham Van Thuan ）和范文草 （ Pham Van Thao ）等人。
追求和平與恐共心理
對越南人來說， 日內瓦協議意味著法國約一百年殖民統治的終結。可是，民族的勝利亦可給越南天主教徒帶來危險的政治後果。 越盟為一方與天主教徒佔多數的民族主義者為另一方在日內瓦會議上展開了激烈的爭鬥。前者的領導人在軍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勝利和榮譽， 當然對後者形成一種威脅。儘管非共的民族主義者有參與談判，但確實是越南民主共和國佔主導地位，因此， 可以說那只是一份法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之間的協議。
法國人撤離後，越南天主教徒卻要作出政治的選擇： 根據日內瓦協議， 要麼跟隨北方的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政權，要麼追隨南方剛成立的吳廷琰非共產政府。亦根據該協議 : 從1954年7月21日至1955年5月21日期間， 南北的人民可自我選擇遷居往任何的一方生活。 由此， 天主教徒成為了南遷者的主流 （ 一百萬人中占四分之三是教徒 ）。 他們的離開也含有政治意愿的行為， 反映他們不愿在共產黨的控制下生活。 天主教徒曾見證到在越盟控制的某地區上推行仿照中共的土改政策，他們選擇跟隨一個非共的、 以天主教徒為領袖的民族主義者領導的政府亦是容易令人理解之事。
西貢聖母教堂前聖日慶賀的人群
吳廷琰同時獲得天主教徒和非教徒的同情和支持，他們又視吳為一位堅強（ 注7 ）的民族主義者， 可與北越對抗的政治對手（ 注8 ）。吳廷琰的大兄吳廷奎 ( Ngô Đình Khôi ，1885-1945 ) 和一個甥兒在1945年八月期間曾被越盟殺害， 他又曾與越盟控制地區的教徒們有接觸并通曉其苦難。 此外，吳廷琰對胡志明亦有所認識和接觸 （ 1945-1946年期間 ）， 其二兄吳廷蜀 ( Mgr. Ngô Đình Thục, 1897 - 1984， 羅馬教廷派駐越南大主教 ) 亦曾與南越共產黨抗法人士接觸過。
天主教徒對建國的貢獻（1954年至1963年）
越南共和國總統吳廷琰
1954年6月，吳廷琰任越南共和國總統。 可是，很少人看好這位南越總統。 當時的法國歷史學者菲利-德維勒 ( Philippe Devillers ) 和讓-拉格對爾 ( Jean Lacouture ) 曾寫道：“ 這個政府一開始就遇到人們給予最陰暗的評價。人們常聽到對吳政府是失望的、 不可能的和荒謬的詞語…… ， 悲觀的政治經驗將可引致甚麼最灰暗的結果呢 ？ 奠邊府之後， 有誰懷疑吳廷琰還會在短期內可勝過越盟呢 ？ …… 一個受到摧殘的、 病態又經常爭吵的國家被人指責， 那是吳廷琰任總統時的越南的情況。” （ 注9 ）
越南第一共和可分為三個主要時期： 穩定執政期 （ 1954年-1956年 ），盛年期 （ 1957年-1958年 ） 和 危機期 （ 1959年-1963年 ）。 上述兩位學者在其書中取一章題目為《 南越已生存過來 》，並認為：“ 談及吳總統、 其周圍的人和其政府管理方式等方面， 應該認識到僅在五年後已有所作為，恢復了某些事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南越政府依然存在。 該政府不僅是生存，亦部分建立了其聲譽和吸引力， 與北越相比卻好得多。”（ 注10 ）請留意，吳政府後期也即是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初始之時。
1954年是南越政府最不穩定的一年。 政府要面對政治-宗教派系的挑戰， 而很早吳廷琰需要尋找天主教徒的支持。 他所獲得的支持是重要，但不足夠，最終導致了吳的權力不穩。 事實上， 吳廷琰在南越獲得的支持只是大部分亦皆為天主教徒。 一位曾是吳廷琰的近身人物 （ 1947年至1948年期間擔任吳廷琰私人秘書，後與吳斷絕關係。）非教徒的胡士奎（ Hô Si Khuê ）曾記述 ：“ 當吳廷琰開始掌權時， 天主教徒不太認識他，但對他有信心，因為他是愛國教徒。 實際上， 在交趾支那的越南人所持的態度是不分其領袖是天主教徒與否。 而天主教徒都視吳廷琰如一個走上政壇的聖人， 教徒對吳的注意，只因他也是教徒。”（ 注11 ）
事實上，天主教社群中分裂出兩種趨勢： 第一類是佔大多數的人， 他們忠心耿耿地支持吳廷琰與北方共產黨政權鬥爭； 第二類是屬少數派， 不贊同吳廷琰的反共政策。 自1954年起， 其中的一些人主張中立的政治路線， 公開表示歡迎其他的政治力量，成立統一的民族政府 ( 包括南方越盟 )，並與北越展開談判。另外一些人由於不滿吳的表現， 在五十年代末加入了反政府組織。
忠實的擁吳者
談到吳廷琰的忠實擁護者，就應該涉及當時在地區與社會上背景的差異。 全力和無條件的擁吳者主要的是天主教徒，尤其是來自北方的難民。與吳家有密切關係的高文倫 ( Cao Van Luan ) 神父在其回憶錄中敘述： 追溯在南越（ 共和國成立 ）的頭幾個月， 吳曾有辭職的念頭 。 他面對的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情況： 阮文形 ( Nguyên Van Hinh ) 領導一隊地方軍；平川 ( Binh Xuyên ) 人操縱了西貢的警察和法軍支持高臺 ( Cao Đài ) 派、 和好( Hòa Hao ) 派。 （ 請參閱《 和好教、高臺教與平川事件簡介 》）高文倫本人主張協助北方天主教徒融入南方社會。（ 注12 ）
北方的難民大部分都對吳廷琰寄予厚望。 他們表示 : 離開北方是逃避共產主義，應得到南方人的同情……， 此亦說明了他們唯一的政治選擇是反對共產主義。 他們完全支持和效忠南方政府， 只要目標是反共。吳廷琰是首位的反共政府的領袖。 （ 注 13 ） 在反佛教風潮中， 西貢兩份天主教報紙《 前進 》( Thanh Tiên ) 和《 建設 》( Xay Dung ) 皆亦是挺吳的。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一小批居於歐洲的天主教徒精英和非教徒的越南人都表示對吳效忠。原為榮市（ 越南中部 ）人的高文倫神父與吳家的人很親近。 他在1939年至1947年在法求學期間曾積極參與旅法越南人的政治和宗教組織的政治活動， 當然他也曾與越盟的人如胡志明會面。 他返越的原因是法國不讓越南獨立，而他對共產黨人領導的越盟有信心。 1958年高文倫擔任順化大學校長。 作為吳家的密友， 他相信吳廷琰比任何人都要坦誠。 1963年， 因勸吳應和平地解決佛教事件， 吳廷琰卻下令辭去了高的校長一職。
吳廷琰的反對者
與此同時，在天主教徒中亦不斷呈現出反吳的聲音。 在吳廷琰執政期間， 一個由南方天主教徒組成的、 但力量仍小的反對黨。後來，對吳政策不滿的教徒後來都加入了反對派。
著名的反吳天主教徒領袖阮猛夏 ( Nguyên Manh Ha ) 是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 海防天主教青年工人會 （ La Jeunesse ouvrière catholique à Haiphong ) 的創立者，亦曾在1945年9月組成的胡志明政府內擔任經濟部長的人。 他反對法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流血戰爭，贊成與越盟談判， 由此在1951年遭法國人驅逐出境。 1954年6月在吳返越前，吳廷琰曾會晤阮猛夏，並說將極力在南越與南方民族主義者組成聯合政府。 阮說， 吳廷琰那時是理解局勢和愿意組聯合政府，但也明白美國不會贊成。 在送吳返回西貢時， 阮對吳說， 應該視他 （ 指阮 ）為一名反對黨的政治人物， 在對管治南方的政策上兩人可有不同的意見。（ 注14 ）
阮猛夏的追隨者主要來自法國巴黎和路萬 （ Louvain ）的越南青年學生， 其中有一位是與吳廷琰在北越同一個法嚴教區的人，名喚陳通 ( Tran Thông ) 的教徒。此人深受法國艾民旅爾-莫尼爾 ( Emmanuel Mounier，1905-1950， 法國哲學家 ) 的思想影響， 主張實行在 “ 個人和社群內的革命” ， 而吳廷儒（ Ngô Đình Nhu ， 1910-1963，吳廷琰之弟 ）的理論是中立的， 取自共產專制和資本自由主義之間的路線。 1955年1月，陳通在《 精神 》( L’Esprit ) 的報刊上撰寫道：“ 我們爭取獨立的人應該承認共產主義運動在亞洲擴展的實況， 由於歷史因素所限， 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是自今起設法與共產黨人共存， 當他們還仍是衰弱之時， 我們應作出妥協。 至於天主教徒可否與共產黨共存的問題， 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不會錯……。 ”
於是， 阮猛夏與共產黨領袖保持聯系， 後者亦抱著有所合作的心態與他聯絡。 面對吳廷琰拒絕一切與北越妥協談判的態度， 阮試圖提出南越中立的主張。 吳廷琰禁止阮在南越居住， 由此1956-57年期間阮猛夏於金邊撰寫文章登載於《 論壇報 》( La Tribune ) 上表達其政治意向。 1956年11月所發表題為《 致吳廷琰先生關於和平統一越南的公開信 》( Lettre ouverte à M. Ngô Dinh Diêm pour la réunification pacifique du Vietnam )（ 注15 ） 引起不少的回響。
1956年11月13日《論壇報》
他呼籲重建越南團結進步的力量，南北接觸， 達成一份得到國際保證的協議： 在統一後，兩地各自解決好某些困難，再成立類似聯邦制的國家， 雙方保持密切的經濟聯係， 但各自維持政治上的自治。 最終階段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中立路線，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越南。 可是， 由於缺乏實際的途徑和支持， 這種政治構想只是一份宣言而已。 遠在日內瓦協議簽訂之前， 阮猛夏中立路線的建議，莫非是要避免發生一場兄弟殘殺的戰爭。 走中立路線的解決方案再次在1960年期間由戴高樂總統提出， 那時越戰戰火正燒得猛烈。
不採用阮猛夏的政治理念， 阮廷悠 （ Nguyên Đình Dau ) 在西貢與其前留法同學們以及南北兩方的教徒們成立了《 活道 》( Sông Đao ) 的宗教組織（ 注16 ）， 1962年夏發刊了以此同名的報刊（ 注17 ）， 宣傳吳廷琰的政治主張。儘管在報刊寫明是 “ 非政治的宗教和社會指導 ”，在新任西貢教區阮文平 ( Nguyên Van Binh ) 主教的指引下， 此報向天主教徒提供一種視野： 反共產主義以及緩和天主教與佛教之間的緊張關係。
1962年該報的發行量為三萬份。 阮廷悠曾解釋說：“ 我們的基本主張源自教廷的主意： 我們要讓天主教徒走出他們狹窄的范圍， 與其他的宗教和社會組織合作， 唯一的目的是反共。 我們談論的改革也是教廷的主意……， 我們要參與處理國家的社會問題……， 最終我們關心和平以及我們與佛教和其他宗教實現必需的合作。我們是首批接觸佛教人士的人。 ” （ 注18 ）
此外， 南方的天主教對吳廷琰的反共政策亦採取更加積極的批評態度。 對於佛教問題， 他們持中肯的態度， 與佔多數的北方天主教徒完全倒向吳廷琰的立場不同。 胡士奎在其書中寫道：“ 南方天主教徒在觀望吳廷琰如何處置這個神圣的問題， 他們期望有更清晰的解釋。 可是，稍後他們不同意吳廷琰的反共政策。 他們與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同胞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他們認為首要的事務是應該建立和平，據他們的解釋， 反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鬥爭並非是廢除共產黨，而是不排除共產黨人的同胞。 在對外反抗力量中可以包括非天主教徒，也可有共產黨人。” 最後，他指出：“ 交趾支那的天主教徒有條件的支持吳廷琰，而北來的天主教徒卻無條件地效忠吳廷琰。” （ 注19 ）
事實上， 在吳廷琰執政期間， 一些忠實擁吳者也漸漸成為反對者，只是不太激烈而已， 某些亦參與倒吳行動。 明顯的例子有陳金宣 ( Tran Kim Tuyên )， 一位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 曾擔任政府情報局局長。 人們也曾懷疑范玉草 （ Pham Ngoc Thao ) 上校也許是對吳政府失望而投奔對方。 范是位積極的反法人士， 1954年後留下在南方。 由於反法和得到吳廷蜀的庇護， 范在政府軍中任高級職位，並參與平息邊知 （ Bên Tre ）動亂。 共產黨人亦認為他是同伙人。在1963年倒吳政變中，范持中立的立場。
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成員張如勝 ( Truong Nhu Thang ) 在其回憶錄中談及1956年初他與其友、 范玉草的兒子重逢並指出范那時已決定為吳政府服務：“ 日內瓦協議後， 我被指派為停火共同委員會成員之一。 任務完成後， 我決定不返回北方……， 我懷疑統一選舉得到實現， 不想人們認為我與河內有染……， 我相信他（ 吳廷琰 ） 是個愛國者，儘管他有缺點。 最佳的辦法是國家可以和平統一以及有一位才智的領袖。 我愿與誰有相同的意念的人合作和服務。 可惜，吳廷琰做了他不應做的事： 太傾向美國人。 但是，未來是難測的，或許我也能為國家作推動某事情。” （ 注20 ）
吳廷琰政策的失敗與其對天主教徒的影響
1963年11月3日，發生反吳政變，吳家兩兄弟遭殺害的悲劇結束了越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九年執政時期。（ 注21 ） 此後， 南越出現了幾位走馬燈式的 “ 短命 ” 總統，此引致國內外一片不滿之聲。 由北方操縱的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以國家統一為名，發動武裝鬥爭。在1950年代末期形成了普遍的人民運動，亦贏得部分城市精英分子的支持。
越南第一共和首任總統的失敗首先在於，雖是個民族主義者，但他的性格太固執，不作妥協。 其政治悲劇的教訓是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 吳廷琰與其周圍的人堅定的立場是既不與由共產黨為主流的抗法戰線合作， 反而倒向於完全依靠法國的保大政府。 一旦上臺，吳廷琰執政的作風有如其在1930年期間一名朝廷官員那樣（ 注22 ）， 在幾年後，吳漸漸地便失去了天主教徒的支持。
吳廷琰的反對者
與此同時，在天主教徒中亦不斷呈現出反吳的聲音。 在吳廷琰執政期間， 一個由南方天主教徒組成的、 但力量仍小的反對黨。後來，對吳政策不滿的教徒後來都加入了反對派。
著名的反吳天主教徒領袖阮猛夏 ( Nguyên Manh Ha ) 是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 海防天主教青年工人會 （ La Jeunesse ouvrière catholique à Haiphong ) 的創立者，亦曾在1945年9月組成的胡志明政府內擔任經濟部長的人。 他反對法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流血戰爭，贊成與越盟談判， 由此在1951年遭法國人驅逐出境。 1954年6月在吳返越前，吳廷琰曾會晤阮猛夏，並說將極力在南越與南方民族主義者組成聯合政府。 阮說， 吳廷琰那時是理解局勢和愿意組聯合政府，但也明白美國不會贊成。 在送吳返回西貢時， 阮對吳說， 應該視他 （ 指阮 ）為一名反對黨的政治人物， 在對管治南方的政策上兩人可有不同的意見。（ 注14 ）
阮猛夏的追隨者主要來自法國巴黎和路萬 （ Louvain ）的越南青年學生， 其中有一位是與吳廷琰在北越同一個法嚴教區的人，名喚陳通 ( Tran Thông ) 的教徒。此人深受法國艾民旅爾-莫尼爾 ( Emmanuel Mounier，1905-1950， 法國哲學家 ) 的思想影響， 主張實行在 “ 個人和社群內的革命” ， 而吳廷儒（ Ngô Đình Nhu ， 1910-1963，吳廷琰之弟 ）的理論是中立的， 取自共產專制和資本自由主義之間的路線。 1955年1月，陳通在《 精神 》( L’Esprit ) 的報刊上撰寫道：“ 我們爭取獨立的人應該承認共產主義運動在亞洲擴展的實況， 由於歷史因素所限， 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是自今起設法與共產黨人共存， 當他們還仍是衰弱之時， 我們應作出妥協。 至於天主教徒可否與共產黨共存的問題， 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不會錯……。 ”
於是， 阮猛夏與共產黨領袖保持聯系， 後者亦抱著有所合作的心態與他聯絡。 面對吳廷琰拒絕一切與北越妥協談判的態度， 阮試圖提出南越中立的主張。 吳廷琰禁止阮在南越居住， 由此1956-57年期間阮猛夏於金邊撰寫文章登載於《 論壇報 》( La Tribune ) 上表達其政治意向。 1956年11月所發表題為《 致吳廷琰先生關於和平統一越南的公開信 》( Lettre ouverte à M. Ngô Dinh Diêm pour la réunification pacifique du Vietnam )（ 注15 ） 引起不少的回響。
1956年11月13日《論壇報》
他呼籲重建越南團結進步的力量，南北接觸， 達成一份得到國際保證的協議： 在統一後，兩地各自解決好某些困難，再成立類似聯邦制的國家， 雙方保持密切的經濟聯係， 但各自維持政治上的自治。 最終階段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中立路線，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越南。 可是， 由於缺乏實際的途徑和支持， 這種政治構想只是一份宣言而已。 遠在日內瓦協議簽訂之前， 阮猛夏中立路線的建議，莫非是要避免發生一場兄弟殘殺的戰爭。 走中立路線的解決方案再次在1960年期間由戴高樂總統提出， 那時越戰戰火正燒得猛烈。
不採用阮猛夏的政治理念， 阮廷悠 （ Nguyên Đình Dau ) 在西貢與其前留法同學們以及南北兩方的教徒們成立了《 活道 》( Sông Đao ) 的宗教組織（ 注16 ）， 1962年夏發刊了以此同名的報刊（ 注17 ）， 宣傳吳廷琰的政治主張。儘管在報刊寫明是 “ 非政治的宗教和社會指導 ”，在新任西貢教區阮文平 ( Nguyên Van Binh ) 主教的指引下， 此報向天主教徒提供一種視野： 反共產主義以及緩和天主教與佛教之間的緊張關係。
1962年該報的發行量為三萬份。 阮廷悠曾解釋說：“ 我們的基本主張源自教廷的主意： 我們要讓天主教徒走出他們狹窄的范圍， 與其他的宗教和社會組織合作， 唯一的目的是反共。 我們談論的改革也是教廷的主意……， 我們要參與處理國家的社會問題……， 最終我們關心和平以及我們與佛教和其他宗教實現必需的合作。我們是首批接觸佛教人士的人。 ” （ 注18 ）
此外， 南方的天主教對吳廷琰的反共政策亦採取更加積極的批評態度。 對於佛教問題， 他們持中肯的態度， 與佔多數的北方天主教徒完全倒向吳廷琰的立場不同。 胡士奎在其書中寫道：“ 南方天主教徒在觀望吳廷琰如何處置這個神圣的問題， 他們期望有更清晰的解釋。 可是，稍後他們不同意吳廷琰的反共政策。 他們與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同胞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他們認為首要的事務是應該建立和平，據他們的解釋， 反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鬥爭並非是廢除共產黨，而是不排除共產黨人的同胞。 在對外反抗力量中可以包括非天主教徒，也可有共產黨人。” 最後，他指出：“ 交趾支那的天主教徒有條件的支持吳廷琰，而北來的天主教徒卻無條件地效忠吳廷琰。” （ 注19 ）
事實上， 在吳廷琰執政期間， 一些忠實擁吳者也漸漸成為反對者，只是不太激烈而已， 某些亦參與倒吳行動。 明顯的例子有陳金宣 ( Tran Kim Tuyên )， 一位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 曾擔任政府情報局局長。 人們也曾懷疑范玉草 （ Pham Ngoc Thao ) 上校也許是對吳政府失望而投奔對方。 范是位積極的反法人士， 1954年後留下在南方。 由於反法和得到吳廷蜀的庇護， 范在政府軍中任高級職位，並參與平息邊知 （ Bên Tre ）動亂。 共產黨人亦認為他是同伙人。在1963年倒吳政變中，范持中立的立場。
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成員張如勝 ( Truong Nhu Thang ) 在其回憶錄中談及1956年初他與其友、 范玉草的兒子重逢並指出范那時已決定為吳政府服務：“ 日內瓦協議後， 我被指派為停火共同委員會成員之一。 任務完成後， 我決定不返回北方……， 我懷疑統一選舉得到實現， 不想人們認為我與河內有染……， 我相信他（ 吳廷琰 ） 是個愛國者，儘管他有缺點。 最佳的辦法是國家可以和平統一以及有一位才智的領袖。 我愿與誰有相同的意念的人合作和服務。 可惜，吳廷琰做了他不應做的事： 太傾向美國人。 但是，未來是難測的，或許我也能為國家作推動某事情。” （ 注20 ）
吳廷琰政策的失敗與其對天主教徒的影響
1963年11月3日，發生反吳政變，吳家兩兄弟遭殺害的悲劇結束了越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九年執政時期。（ 注21 ） 此後， 南越出現了幾位走馬燈式的 “ 短命 ” 總統，此引致國內外一片不滿之聲。 由北方操縱的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以國家統一為名，發動武裝鬥爭。在1950年代末期形成了普遍的人民運動，亦贏得部分城市精英分子的支持。
越南第一共和首任總統的失敗首先在於，雖是個民族主義者，但他的性格太固執，不作妥協。 其政治悲劇的教訓是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 吳廷琰與其周圍的人堅定的立場是既不與由共產黨為主流的抗法戰線合作， 反而倒向於完全依靠法國的保大政府。 一旦上臺，吳廷琰執政的作風有如其在1930年期間一名朝廷官員那樣（ 注22 ）， 在幾年後，吳漸漸地便失去了天主教徒的支持。
吳廷琰的天主教心態是通過其某些行為體現出來的。少數人指責他為叛國者， 又過分迷戀其民族主義的理念。 他不但相信可從共產黨的危險中營救越南，而且還可把越南引導上一條以“個人勤勞”的社會意識為基礎的建國之路。 但是， 由於過分相信其天子命份（ 注23 ）和持有天主教歷史的包袱，吳廷琰所制定的政策遭到民眾的反對。吳廷琰對一切的批評和反對都起疑心，只相信其家族周圍的人。 最顯著的是在處理佛教事件上。
然而， 不能說吳廷琰的失敗即是整體天主教徒們的失敗。 因為並非只是教徒們完全支持吳， 也出現第三種聲音即是走中立道路的教徒。 此外，除吳廷蜀大主教之外， 南越天主教內各機層的人士與吳廷琰的教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吳廷琰曾指責西貢區主教阮文賢 （ Nguyên Van Hiên ）和芹宜 ( Cần Thơ ) 區主教阮文平 （ Nguyên Van Binh ）並不熱衷參與阻止共產黨的活動。 阮文平公開發表反對政府處理1963年夏發生佛教事件的政策。
廉正和並不妥協的民族主義者的形象在1954年掌權後又因其作為政治權力人物的偏差本質而很快失色了。大部分缺乏民主意識的國家亦復如是。 那時，一位政治人物懂得利用其家族關係， 被指責為以裙帶關係和腐敗所形成的一小群人掌管整個國家事務。
與此同時，人們也觀察到吳廷琰對如何擺脫美國人的干涉體現極其憂慮心態。 我們可在不少的美國人的著作中找到證據。 （ 注 24 ） 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越南事務的威廉-高比 （ William Colby ）在其回憶錄中多次寫道：“ 我知道多少的越南人會意識到，依靠美國就是要完全聽從對方指使……” 。在談及吳廷琰吳廷儒兄弟時， 他寫 : “ 吳廷儒認為， 美國人步法國殖民者的後塵， 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的重要角色在扮演一場新戲，只會帶來重大的危險……。吳廷儒主張越南需要和發展一種新的政治認同，能夠團結國人邁向並可超越共產黨人所提出的民族主義國家的遠景。這種新的認同可在生活中和在越南傳統中找到其根源， 它可引導民眾邁向更好的物質主義的社會前途。 由此，吳廷琰政府應該要獨立的，不管是面對法國人或美國人，儘管其援助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極其重要。” （ 注25 ）
1961年5月12日，時為美國副總統約翰遜訪問西貢在獨立宮會見吳廷儒
因此， 吳家兄弟對獨立的問題保持高度的敏感，亦形成了一定的困難當要依賴美國之時。 當他們兩人與美國的關係變壞時， 當美國人意圖在軍事和政治上直接參與對抗北越的戰爭時， 吳廷琰通過印度支那國際監察停戰委員會波蘭代表團長米艾之斯路-馬尼利 （ Mieczslaw Manelli ）（ 注26 ） 作為中間人，開始著手與北越接觸。 面對一個超級強國的美國， 此是對美國勒索的手段或是越南人之間的真正和解的意圖呢 ？ 問題至今還沒有解答。
對手的力量
在吳廷琰愈往失敗滑退之時， 共產黨卻愈顯著地邁向取勝之路。 在後殖民主義時期，史丹-湯尼森 （ Stein Tonnesson ） 認為1945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他寫道：“ 比其他組織的更重要， 越盟為國家領導人提供了一隊更為卓越的人物。” （ 注 27 ） 整體共產黨領導人的能力是無可否認的， 他們決意不惜一切犧牲反殖民主義，為獨立而戰。 胡志明最為佼佼者，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對西方持開放態度， 給人的印象是個愿意與敵方對話和妥協的人。相反，吳廷琰的態度僵硬和不作讓步。 此外，以國內或國際水平來說，共產黨人的政治和軍事戰略仍然是超越吳廷琰的。
但是，共產制度的差效率卻為吳廷琰贏得了分數。 人民民主模式已在腐爛， 由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成為攸關重要的支柱。 共產黨在南方採取武裝鬥爭的路線，依靠長期的抗法游擊戰術，亦得到人民中國的不斷和堅定的援助。
相反， 越南共和國從誕生的第一天，目標只為建設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國家。 此外，北越是個沒有言論自由， 西方新聞界不能自由進入的地方。 世界公眾輿論對南越一舉一動的事態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胡志明政府主要依靠在國內外所表現的宣傳手段，在此方面，南越政府的宣傳卻難以相比。 不可否認，越南共產黨利用理想主義，能夠集中各路愛國者挾在其陣線下。 北越保持由抗法後正面的民族主義的主題，而南越卻持著 “ 反共 ” 的負面主題。 前者是為國家統一，而後者卻反對。（ 注28 ）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宣稱為受法殖民者和後繼的美帝統治壓迫的人民帶來解放卻很容易讓人民接受。 相反， 南越給人們的形象是由美帝國主義創造出的政治產物， 是愛國者的敵人，正如以往為爭取獨立的抗法戰爭中的敵人一樣。 事實上， 共產黨國家的援助被視為兄弟團結的援助，而美國的援助視為帝國主義大國對小國的援助。 由此， 不少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轉向南越民族解放陣線。
越南共產黨以現代政治組織的姿態出現並取得了政權。 與許多由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和與大部分人民的意愿相反的共產黨相比， 不可否定，越共是贏得廣泛民心的。 越共黨員的愛國心和骨幹黨員與人民的親近生活成為了認可的政治合法性。 越共在爭取獨立的抗法戰爭中確定了其在人民心里重要的政治合法地位。 民族解放陣線是越共的分支， 則以打敗南越政權，爭取獨立，戰勝美帝為口號。
面對著越南共產黨， 其他政治組織的領導人物卻顯得蒼白無力。 非共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人數眾多，（ 注29 ） 但在1945年和尤其是1954年後同樣的人的出現卻又少。 可以說，帝國主義者與殖民主義者一樣都不真正地允許現代政黨可有發展的空間。 民族主義政黨只可在法國殖民者的腳下呻吟， 只有越共地下活動的豐富經驗，使1945年後出現了民族主義的空間。非共的民族主義者沒有匯集民眾的政治經驗， 大部分又是前朝官員和從法返國的知識分子，始終沒有與平民接觸， 也難以創立一個在全國范圍內有極大影響的政黨。
倒退現象
最終，我們為吳廷琰政府的政治經驗在空間和時間上作個比較。 若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自1954年至1975年， 我們可看到吳廷琰政權成功地維持了約九年長的時期， 繼之便是不穩定的各軍人政權。 從各方面來說， 這種發展與美國更直接、 更多地參與越戰有關。 從這一點出發， 似乎吳廷琰對美國所展示的堅強的獨立態度，後繼的軍人政府卻難以相比。
此外，與北越政權比較， 關於吳廷琰的暴政方面， 我們可再觀看專制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完全沒有反對黨， 黨內清洗， 土改等等， 同時，北越仍然十分需依賴中國和蘇聯 “ 兄弟 ” 國家， 而且其政策仍然要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國際政策緊密保持一致。 恰如拉夫-史密特指出：“ 在任何時候， （ 越南共產黨 ）領導人沒有足夠的力氣拒絕莫斯科和北京而獨立行動……， 在亞洲所有的共產黨之中， 越南共產黨是最意識到其在世界革命大視野中的地位， 同時它也意識到需依賴國際的支持。” ( 注 30 )
若再擴展至那時代的亞洲范圍，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 東南亞各國如印尼、泰國等皆遠不是民主的國家。儘管有暴政行為， 越南共和國仍然是一個對國際媒體開放，其對內對外政策可讓人們作清晰的分析。
最後，再拿南越與亞洲同樣是被分裂的國家南韓和臺灣作比較。 那個時代的南越比後兩者更為暴政嗎 ？ 本納德-科爾 ( Bernard Fall ) 寫道：“ 想知道若南越是個被分割又處於危險的狀況的國家中，吳廷琰政府是最典型的暴政嗎 ？ 答案 ：可能不是。”（ 注31 ）南越政府是不同於其他被分割並有美國長期駐軍來防衛共產主義入侵的國家（ 例如南韓和西德）。
無庸置疑, 吳廷琰偶然也強調越南的獨立性， 若美援也曾被視為帝國主義的象征的話， 那麼南韓和臺灣的領導人卻認為那是必需的援助。 殖民主義的痛苦經驗使吳廷琰和一些越南人強烈地意識到應保留其獨立的行動。 可是，在關聯到國際衝突的問題上，那真的可行嗎 ？拉夫-史密特指出：“ 只可理解那個衝突當把它處於亞洲或超越亞洲之外的更大的背景下的事件……， 要理解許多戰爭事件， 尤其在初始的層面上， 只可把它視為國際上大國的爭鬥， 而並不是僅由美國單方面來負責的 “ 插手 ” 的一方。” （ 注 32 ）
越南天主教徒從在越南共和國誕生至後來一段長期間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們積極地參與建國，並亦從事開啟國家的政治前途的事業。不作為唯一的一個支持吳廷琰政府的團體， 在越南天主教徒中也存有分歧。 隨著越戰展開後， 支持中立態度的人更為明顯, 並且越來越多。
全文完
嶺南遺民
定稿於2009-05-24日；2019-03-12日第三次修訂
資料來源：
陳氏蓮 （ Tran Thi Liên ）撰寫《 越南共和國之天主教徒（1954年至1963年）》（ LES CATHOLIQUES VIETNAMIENS DANS LA RéPUBLIQUE DU VIêTNAM, 1954-1963 ）。
作者簡介 ：
陳氏蓮為法國歷史學者，屬法國二十世紀歐洲歷史中心研究所之研究員，專於越南現代史。她已出版的書籍有《在殖民者的征服與共產黨人的反抗之間 ：印度支那戰爭期間 （ 1945年至1954年）之越南天主教徒 》（ Les Catholiques vietnamiens pendant la guerre d’Indochine [ 1945-1954 ]. Entre la reconquête coloniale et la résistance communiste, 史學博士論文， 巴黎政治研究學院， 1997年 ) 等。
和好教、高臺教與平川事件簡介：
和好教（Đạo Hòa Hảo）是越南特有本土宗教。1939年由黃富楚（ Huỳnh Phú Sổ，1919年-1947年）創立。該教為佛教的變體，但並不興建寺廟，而用一塊紅布代為神像，供品為鮮花和清水。主要流行於越南南部各地。
高臺教是二十世紀越南本土新興宗教，屬第三大宗教。源自1925年12月25日由兩名公務員在南部西寧地區自稱獲至尊無上神高臺之啟示而創立。
1945年日本戰敗後，高臺教開始投身政治活動，並擁有一支二萬五千人的軍隊。從1945年至1955年期間，發展為南方的一股重要軍事與政治勢力。1956年初，吳廷琰政府展開其統一南方的行動，先是掃平了正興區平川派黎文遠 ( Lê Van Viên )之勢力，又派楊文明（ Duong Van Minh ）鎮壓和好教，教主鄭明世 ( Trinh Minh Thê ) 陣亡，副教主黎光榮 ( Lê Quang Vinh ) 解甲歸田。這時高臺教教主范公稷 ( Pham Công Ling ) 已年老體衰，副教主阮成芳 （ Nguyên Thanh Phuong ) 放下武器轉向效忠政府，得以任內閣一職。1963年吳廷琰在政變中死後，高臺教勢力又恢復，組織屬其政黨，在政府中有其代表。
1. 法國政治界的主流對吳廷琰政府都持負面的看法，而左派知識分子卻傾向於北方的胡志明政府。此外，越南共和國初始時總給人的印象是要消除法國的影響，取而代之為美國的力量。請參閱佐治-沙法德 ( Georges Chaffard ) 著《 十年獨立的印度支那 》( Indochine, dix ans d’indépendance ), 巴黎, Calmann Lévy 出版社, 1964年, 294 頁. 以及《 從瓦利至維斯莫爾蘭：越南的兩場戰爭 》（ Les Deux Guerres du Vietnam, de Valluy à Westmoreland ）, 巴黎, La Table ronde 出版社, 1969年, 458頁.
2. Ralph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1 :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1961. Londre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p. 7 et 4. Voir aussi vol. 2 : The Struggle for South East Asia, 1961-1965, 1985, 429p.
3. Voir Pho Ba Hai, Vietnamese Public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 South Vietnam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55-1975.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199 p.
4. Pour une histoire des catholiques vietnamiens avant 1945: étienne Vo Duc Hanh,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51 à 1870, Leiden, E. J. Brill, 1969, 118p. Et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70-1886, Berne, éd. Peter Lang SA ( éditons scientifiques européennes ), 1992, 4 tones, publiés en 2 volumes, 754 et 1566p、、 et en préparation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86-1914.
5. Mémoires de Phan Bôi Chau ( Phan Bôi Chau Niên Biêu ),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Geroges Boudarel, France-Asie, vol. 22, No 3-4, Paris, 1969, p. 36, 107, 134 et 158, et aussi Georges Boudarel, Phan Bôi Chau et la société de son temps, France-Asie, vol. 23, No 4, Paris, 1969, p. 38.
6. Nicole Louis Hénard, « Un épisode ignoré de l’histoire du protectorat de l’Annam en 1909 », BEFEO, tome 75, 1986, p. 215-245.
在吳廷琰愈往失敗滑退之時， 共產黨卻愈顯著地邁向取勝之路。 在後殖民主義時期，史丹-湯尼森 （ Stein Tonnesson ） 認為1945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他寫道：“ 比其他組織的更重要， 越盟為國家領導人提供了一隊更為卓越的人物。” （ 注 27 ） 整體共產黨領導人的能力是無可否認的， 他們決意不惜一切犧牲反殖民主義，為獨立而戰。 胡志明最為佼佼者，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對西方持開放態度， 給人的印象是個愿意與敵方對話和妥協的人。相反，吳廷琰的態度僵硬和不作讓步。 此外，以國內或國際水平來說，共產黨人的政治和軍事戰略仍然是超越吳廷琰的。
但是，共產制度的差效率卻為吳廷琰贏得了分數。 人民民主模式已在腐爛， 由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成為攸關重要的支柱。 共產黨在南方採取武裝鬥爭的路線，依靠長期的抗法游擊戰術，亦得到人民中國的不斷和堅定的援助。
相反， 越南共和國從誕生的第一天，目標只為建設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國家。 此外，北越是個沒有言論自由， 西方新聞界不能自由進入的地方。 世界公眾輿論對南越一舉一動的事態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胡志明政府主要依靠在國內外所表現的宣傳手段，在此方面，南越政府的宣傳卻難以相比。 不可否認，越南共產黨利用理想主義，能夠集中各路愛國者挾在其陣線下。 北越保持由抗法後正面的民族主義的主題，而南越卻持著 “ 反共 ” 的負面主題。 前者是為國家統一，而後者卻反對。（ 注28 ）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宣稱為受法殖民者和後繼的美帝統治壓迫的人民帶來解放卻很容易讓人民接受。 相反， 南越給人們的形象是由美帝國主義創造出的政治產物， 是愛國者的敵人，正如以往為爭取獨立的抗法戰爭中的敵人一樣。 事實上， 共產黨國家的援助被視為兄弟團結的援助，而美國的援助視為帝國主義大國對小國的援助。 由此， 不少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轉向南越民族解放陣線。
越南共產黨以現代政治組織的姿態出現並取得了政權。 與許多由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和與大部分人民的意愿相反的共產黨相比， 不可否定，越共是贏得廣泛民心的。 越共黨員的愛國心和骨幹黨員與人民的親近生活成為了認可的政治合法性。 越共在爭取獨立的抗法戰爭中確定了其在人民心里重要的政治合法地位。 民族解放陣線是越共的分支， 則以打敗南越政權，爭取獨立，戰勝美帝為口號。
面對著越南共產黨， 其他政治組織的領導人物卻顯得蒼白無力。 非共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人數眾多，（ 注29 ） 但在1945年和尤其是1954年後同樣的人的出現卻又少。 可以說，帝國主義者與殖民主義者一樣都不真正地允許現代政黨可有發展的空間。 民族主義政黨只可在法國殖民者的腳下呻吟， 只有越共地下活動的豐富經驗，使1945年後出現了民族主義的空間。非共的民族主義者沒有匯集民眾的政治經驗， 大部分又是前朝官員和從法返國的知識分子，始終沒有與平民接觸， 也難以創立一個在全國范圍內有極大影響的政黨。
倒退現象
最終，我們為吳廷琰政府的政治經驗在空間和時間上作個比較。 若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自1954年至1975年， 我們可看到吳廷琰政權成功地維持了約九年長的時期， 繼之便是不穩定的各軍人政權。 從各方面來說， 這種發展與美國更直接、 更多地參與越戰有關。 從這一點出發， 似乎吳廷琰對美國所展示的堅強的獨立態度，後繼的軍人政府卻難以相比。
此外，與北越政權比較， 關於吳廷琰的暴政方面， 我們可再觀看專制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完全沒有反對黨， 黨內清洗， 土改等等， 同時，北越仍然十分需依賴中國和蘇聯 “ 兄弟 ” 國家， 而且其政策仍然要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國際政策緊密保持一致。 恰如拉夫-史密特指出：“ 在任何時候， （ 越南共產黨 ）領導人沒有足夠的力氣拒絕莫斯科和北京而獨立行動……， 在亞洲所有的共產黨之中， 越南共產黨是最意識到其在世界革命大視野中的地位， 同時它也意識到需依賴國際的支持。” ( 注 30 )
若再擴展至那時代的亞洲范圍，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 東南亞各國如印尼、泰國等皆遠不是民主的國家。儘管有暴政行為， 越南共和國仍然是一個對國際媒體開放，其對內對外政策可讓人們作清晰的分析。
最後，再拿南越與亞洲同樣是被分裂的國家南韓和臺灣作比較。 那個時代的南越比後兩者更為暴政嗎 ？ 本納德-科爾 ( Bernard Fall ) 寫道：“ 想知道若南越是個被分割又處於危險的狀況的國家中，吳廷琰政府是最典型的暴政嗎 ？ 答案 ：可能不是。”（ 注31 ）南越政府是不同於其他被分割並有美國長期駐軍來防衛共產主義入侵的國家（ 例如南韓和西德）。
無庸置疑, 吳廷琰偶然也強調越南的獨立性， 若美援也曾被視為帝國主義的象征的話， 那麼南韓和臺灣的領導人卻認為那是必需的援助。 殖民主義的痛苦經驗使吳廷琰和一些越南人強烈地意識到應保留其獨立的行動。 可是，在關聯到國際衝突的問題上，那真的可行嗎 ？拉夫-史密特指出：“ 只可理解那個衝突當把它處於亞洲或超越亞洲之外的更大的背景下的事件……， 要理解許多戰爭事件， 尤其在初始的層面上， 只可把它視為國際上大國的爭鬥， 而並不是僅由美國單方面來負責的 “ 插手 ” 的一方。” （ 注 32 ）
越南天主教徒從在越南共和國誕生至後來一段長期間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們積極地參與建國，並亦從事開啟國家的政治前途的事業。不作為唯一的一個支持吳廷琰政府的團體， 在越南天主教徒中也存有分歧。 隨著越戰展開後， 支持中立態度的人更為明顯, 並且越來越多。
全文完
嶺南遺民
定稿於2009-05-24日；2019-03-12日第三次修訂
資料來源：
陳氏蓮 （ Tran Thi Liên ）撰寫《 越南共和國之天主教徒（1954年至1963年）》（ LES CATHOLIQUES VIETNAMIENS DANS LA RéPUBLIQUE DU VIêTNAM, 1954-1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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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
陳氏蓮為法國歷史學者，屬法國二十世紀歐洲歷史中心研究所之研究員，專於越南現代史。她已出版的書籍有《在殖民者的征服與共產黨人的反抗之間 ：印度支那戰爭期間 （ 1945年至1954年）之越南天主教徒 》（ Les Catholiques vietnamiens pendant la guerre d’Indochine [ 1945-1954 ]. Entre la reconquête coloniale et la résistance communiste, 史學博士論文， 巴黎政治研究學院， 1997年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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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教、高臺教與平川事件簡介：
和好教（Đạo Hòa Hảo）是越南特有本土宗教。1939年由黃富楚（ Huỳnh Phú Sổ，1919年-1947年）創立。該教為佛教的變體，但並不興建寺廟，而用一塊紅布代為神像，供品為鮮花和清水。主要流行於越南南部各地。
高臺教是二十世紀越南本土新興宗教，屬第三大宗教。源自1925年12月25日由兩名公務員在南部西寧地區自稱獲至尊無上神高臺之啟示而創立。
1945年日本戰敗後，高臺教開始投身政治活動，並擁有一支二萬五千人的軍隊。從1945年至1955年期間，發展為南方的一股重要軍事與政治勢力。1956年初，吳廷琰政府展開其統一南方的行動，先是掃平了正興區平川派黎文遠 ( Lê Van Viên )之勢力，又派楊文明（ Duong Van Minh ）鎮壓和好教，教主鄭明世 ( Trinh Minh Thê ) 陣亡，副教主黎光榮 ( Lê Quang Vinh ) 解甲歸田。這時高臺教教主范公稷 ( Pham Công Ling ) 已年老體衰，副教主阮成芳 （ Nguyên Thanh Phuong ) 放下武器轉向效忠政府，得以任內閣一職。1963年吳廷琰在政變中死後，高臺教勢力又恢復，組織屬其政黨，在政府中有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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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國政治界的主流對吳廷琰政府都持負面的看法，而左派知識分子卻傾向於北方的胡志明政府。此外，越南共和國初始時總給人的印象是要消除法國的影響，取而代之為美國的力量。請參閱佐治-沙法德 ( Georges Chaffard ) 著《 十年獨立的印度支那 》( Indochine, dix ans d’indépendance ), 巴黎, Calmann Lévy 出版社, 1964年, 294 頁. 以及《 從瓦利至維斯莫爾蘭：越南的兩場戰爭 》（ Les Deux Guerres du Vietnam, de Valluy à Westmoreland ）, 巴黎, La Table ronde 出版社, 1969年, 458頁.
2. Ralph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1 :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1961. Londre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p. 7 et 4. Voir aussi vol. 2 : The Struggle for South East Asia, 1961-1965, 1985, 429p.
3. Voir Pho Ba Hai, Vietnamese Public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 South Vietnam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55-1975.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199 p.
4. Pour une histoire des catholiques vietnamiens avant 1945: étienne Vo Duc Hanh,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51 à 1870, Leiden, E. J. Brill, 1969, 118p. Et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70-1886, Berne, éd. Peter Lang SA ( éditons scientifiques européennes ), 1992, 4 tones, publiés en 2 volumes, 754 et 1566p、、 et en préparation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86-1914.
5. Mémoires de Phan Bôi Chau ( Phan Bôi Chau Niên Biêu ),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Geroges Boudarel, France-Asie, vol. 22, No 3-4, Paris, 1969, p. 36, 107, 134 et 158, et aussi Georges Boudarel, Phan Bôi Chau et la société de son temps, France-Asie, vol. 23, No 4, Paris, 1969, p. 38.
6. Nicole Louis Hénard, « Un épisode ignoré de l’histoire du protectorat de l’Annam en 1909 », BEFEO, tome 75, 1986, p. 215-245.
7.Il fut d’autant plus intransigeant avec la France en 1954 qu’il aspirait à se démarquer des gouvernements Bao Dai étroitement contrôlés par les Français. Par ailleurs, face à la RDV au Nord, il entendait réaffirmer une forte identité vietnamienne dans un Sud marqué pendant la colonisation par une plus forte influence française ( la Cochinchine était colonie française ).
8. Le général Tran Van Don, qui participa au coup d’état contre Ngô Dinh Diêm en 1963, évoque dans ses Mémoires la popularité de Ngô Dinh Diêm à son arrivée au pouvoir : « Pour la première fois, nous voyions un dirigeant populaire, animé d’une réelle énergie, brandir l’étendard anticommuniste contre les forces du Nord menées par Hô Chi Minh. A cette époque, nous étions tous derrière Diêm: armée, fonctionnaires, paysans », in Général Tran Van Don, Les Guerres du Vietnam, un quart de siècle du Vietnam du Sud. Paris, éd. Vertiges, 1985, p. 89. La constatation n’est pas ici à prendre pour argent comptant, mais comme opinion d’une personnalité non catholique.
9. Jean Lacouture, Philippe Devillers, La Fin d’une guerre, Indochine 1954, Paris, Seuil, 1960, p. 298-299.
10. Ibid.
11. Hô Si Khuê, Hô Chi Minh, Ngô Dinh Diêm và Mat Tran Giai Phong, Stanton ( Californie ), éd. Van Nghê, 1992, p. 393-386.
12. Voir Cao Van Luan, Bên Giong Lich Su Hoi Ky 1940-1965, Glendale ( Californie ), éd. Dai Nam, 455p.
13. Hô Si Khuê, op. Cit.
14. Tran Thi Liên, Le Journal La Tribune, une voix vietnamienne pour le neutralisme 1954-1957, maîtrise d’histoire, université de Lille-III, 1987, p. 26.
15. Voir document No. 1, p. 79: première page de La Tribune, No. 6, 13 novembre 1956.
16. Le groupe Sông Dao rassemblait des catholiques du Nord ( Nguyên Duc Phone, Nguyên Dinh Dau, Tran Van Toàn, Nguyên Van Trung ), du Sud ( Ly Chanh Chung, le père Nguyên Huy Lich, Nguyên Thi Oanh ) et du Centre ( Truong Ba Can ) entre autres.
17. Voir document No 2, p. 80 : première page de Sông Dao. No 60, 28 octobre 1967. Nous n’avons pas pu trouver les premiers numéros.
18. Interview de Nguyên Dinh Dau : L’Italia, Milan, 30 décembre 1967, cité in Piero Gheddo, Catholiques et bouddhistes au Vietnam, Paris, Alsatia, 1970. p. 278.
19. Hô Si Khuê, op. Cit., p. 394.
20. Truong Nhu Thang, ( Doan Van Toai, Chaoff David ), Mémoire d’un Viet Cong, Paris, Flammarion, 1985, p. 60-61. Tout le chapitre 6 est d’ailleurs consacré à « Albert Pham Ngoc Thao : un espion hors pair ».
21. Voir Ellen Joy Hammer, A Death in November : America in Vietnam -- 1963. New York, Dutton, 1987, 273 p.
22. Denis Warner, The Last Confucian. Vietnam,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West, Londre, Angus and Robertson, 1964, 327p. Et Anthony T. Bouscaren, The Last of Mandarins : Diêm of Vietnam, Pittsbourg/Louvain, Dusquesne University Press/E. Nauwelaerts, 1965, 174p.
23. Dans son livre Catholiques et bouddhistes au Vietnam, op, cit., Piero Gheddo rapporte les propos d’un évêque qui lui fut proche : « Diêm était un homme assurément droit et honnête, mais de la pire sorte de fanatiques qui puissent exister. S’estimant directement et personnellement aidé de Dieu, avec une mission à accomplir qui lui était inspirée par Dieu, il ne voulut jamais, ni discuter, ni accepter des conseils ». p. 147.
24. Pour n’en citer que quelques-uns : William Egan Colby, James MacCarger, Vietnam : Histoire secrète d’une victoire perdue, Paris, Perrin, 1992, 363p. ; Douglas Kinnard, The Certain Trumpet – Maxwell Taylor and the Amercian Experience in Vietnam, New York, Brassey’s ( US ) Inc., 1991, 252p.; Robert McNamara, Avec le reul, La tragédie du Veitnam et ses leçons, Paris, Seuil, 1996, 389p. ; Frederick Nolting, From Trust to Tragedy –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Frederick Nolting. Kennedy’s Ambassador to Diêm’s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88, 159p.
25. William Egan Colby, James MacCarger, op. cit., p. 25 et 46-47.
26. 米艾之斯路-馬尼利（ Mieczyslaw Manelli ）， « 戰敗者的戰爭 » ( The War Of The Vanquished ﹐ 此書原為波蘭文﹐ 譯者Maria de Gorgey, Harper & Row, San Francisco 1971, X- 228p. ).
27. Stein Tonnesso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ô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 Londre, Sage, 1991, p. 413.
28. Rober scigliano, South Vietnam : Nation under Stress, Boston, Haughton Mifflin Co., 1963 : « Les communistes on réussi à se présenter, eux, comme les partisans de la réunification, et le gouvernement du Sud comme un obstacle à la réunification. C’est le Nord Vietnam qui a avancé toutes les propositions pour un Vietnam réunifié. 、、. Le gouvernement du Sud a constamment rejeté toutes ces ouvertures, mais n’a rien proposé de positif à la place », p. 158.
29. David Marr,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468p.
30. Ralph B. Smith, An Internati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op. cit. p.10.
31. Bernard Fall, Les Deux Viet-Nam, Paris, Payot, 1967, p. 291.
32. Ralph B. Smith, An Internati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op. cit. p.5 et 6.
2019年03月13日
8. Le général Tran Van Don, qui participa au coup d’état contre Ngô Dinh Diêm en 1963, évoque dans ses Mémoires la popularité de Ngô Dinh Diêm à son arrivée au pouvoir : « Pour la première fois, nous voyions un dirigeant populaire, animé d’une réelle énergie, brandir l’étendard anticommuniste contre les forces du Nord menées par Hô Chi Minh. A cette époque, nous étions tous derrière Diêm: armée, fonctionnaires, paysans », in Général Tran Van Don, Les Guerres du Vietnam, un quart de siècle du Vietnam du Sud. Paris, éd. Vertiges, 1985, p. 89. La constatation n’est pas ici à prendre pour argent comptant, mais comme opinion d’une personnalité non catholique.
9. Jean Lacouture, Philippe Devillers, La Fin d’une guerre, Indochine 1954, Paris, Seuil, 1960, p. 298-299.
10. Ibid.
11. Hô Si Khuê, Hô Chi Minh, Ngô Dinh Diêm và Mat Tran Giai Phong, Stanton ( Californie ), éd. Van Nghê, 1992, p. 393-386.
12. Voir Cao Van Luan, Bên Giong Lich Su Hoi Ky 1940-1965, Glendale ( Californie ), éd. Dai Nam, 455p.
13. Hô Si Khuê, op. Cit.
14. Tran Thi Liên, Le Journal La Tribune, une voix vietnamienne pour le neutralisme 1954-1957, maîtrise d’histoire, université de Lille-III, 1987, p. 26.
15. Voir document No. 1, p. 79: première page de La Tribune, No. 6, 13 novembre 1956.
16. Le groupe Sông Dao rassemblait des catholiques du Nord ( Nguyên Duc Phone, Nguyên Dinh Dau, Tran Van Toàn, Nguyên Van Trung ), du Sud ( Ly Chanh Chung, le père Nguyên Huy Lich, Nguyên Thi Oanh ) et du Centre ( Truong Ba Can ) entre autres.
17. Voir document No 2, p. 80 : première page de Sông Dao. No 60, 28 octobre 1967. Nous n’avons pas pu trouver les premiers numéros.
18. Interview de Nguyên Dinh Dau : L’Italia, Milan, 30 décembre 1967, cité in Piero Gheddo, Catholiques et bouddhistes au Vietnam, Paris, Alsatia, 1970. p. 278.
19. Hô Si Khuê, op. Cit., p. 394.
20. Truong Nhu Thang, ( Doan Van Toai, Chaoff David ), Mémoire d’un Viet Cong, Paris, Flammarion, 1985, p. 60-61. Tout le chapitre 6 est d’ailleurs consacré à « Albert Pham Ngoc Thao : un espion hors pair ».
21. Voir Ellen Joy Hammer, A Death in November : America in Vietnam -- 1963. New York, Dutton, 1987, 273 p.
22. Denis Warner, The Last Confucian. Vietnam,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West, Londre, Angus and Robertson, 1964, 327p. Et Anthony T. Bouscaren, The Last of Mandarins : Diêm of Vietnam, Pittsbourg/Louvain, Dusquesne University Press/E. Nauwelaerts, 1965, 174p.
23. Dans son livre Catholiques et bouddhistes au Vietnam, op, cit., Piero Gheddo rapporte les propos d’un évêque qui lui fut proche : « Diêm était un homme assurément droit et honnête, mais de la pire sorte de fanatiques qui puissent exister. S’estimant directement et personnellement aidé de Dieu, avec une mission à accomplir qui lui était inspirée par Dieu, il ne voulut jamais, ni discuter, ni accepter des conseils ». p. 147.
24. Pour n’en citer que quelques-uns : William Egan Colby, James MacCarger, Vietnam : Histoire secrète d’une victoire perdue, Paris, Perrin, 1992, 363p. ; Douglas Kinnard, The Certain Trumpet – Maxwell Taylor and the Amercian Experience in Vietnam, New York, Brassey’s ( US ) Inc., 1991, 252p.; Robert McNamara, Avec le reul, La tragédie du Veitnam et ses leçons, Paris, Seuil, 1996, 389p. ; Frederick Nolting, From Trust to Tragedy –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Frederick Nolting. Kennedy’s Ambassador to Diêm’s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88, 159p.
25. William Egan Colby, James MacCarger, op. cit., p. 25 et 46-47.
26. 米艾之斯路-馬尼利（ Mieczyslaw Manelli ）， « 戰敗者的戰爭 » ( The War Of The Vanquished ﹐ 此書原為波蘭文﹐ 譯者Maria de Gorgey, Harper & Row, San Francisco 1971, X- 228p. ).
27. Stein Tonnesso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ô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 Londre, Sage, 1991, p. 413.
28. Rober scigliano, South Vietnam : Nation under Stress, Boston, Haughton Mifflin Co., 1963 : « Les communistes on réussi à se présenter, eux, comme les partisans de la réunification, et le gouvernement du Sud comme un obstacle à la réunification. C’est le Nord Vietnam qui a avancé toutes les propositions pour un Vietnam réunifié. 、、. Le gouvernement du Sud a constamment rejeté toutes ces ouvertures, mais n’a rien proposé de positif à la place », p. 158.
29. David Marr,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468p.
30. Ralph B. Smith, An Internati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op. cit. p.10.
31. Bernard Fall, Les Deux Viet-Nam, Paris, Payot, 1967, p. 291.
32. Ralph B. Smith, An Internati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op. cit. p.5 et 6.
2019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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