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關係之對立面:互助與相斥
作者 : 阮世英
譯者 : 嶺南遺民
( 原為英文﹐曾發表於2001年7月19至21日由香港大學舉行 « 中國與東南亞:歷史的內在互動 » 的國際研討會 )
***
從遠至人類歷史神話時代起﹐越南人在經驗上對中國懷著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或者確切的說﹐借用法國作曲家瑟茲-甘佈爾 ( Serge Gainsbourg ) 的一首歌名 « 愛你,又不愛你 » ( Je t’aime, moi non plus ) 可十分適當來形容那種既愛慕又敵視的心理。這種心理深刻地影響著越南的一切對外事務﹐而且上千年以來﹐與中國的複雜關係被認為在正式交往上可說是荊棘滿途﹐而在日常接觸上卻又廣泛適度的友好。事實上﹐現今的情況時而可有突變發生﹐時而又如官方所宣稱的那般不可動搖的友誼﹐它讓人們回想起帶有明顯特征的中越交往的舊模式﹐在縱橫交錯的外交關係中一個小國常常顧慮到其強大鄰邦的擴張意圖。
*
越南鄰近中國﹐在與中國展開地區性接觸時﹐越南人或許比緬甸人、泰國人更需要慎重。從越南首次獲得獨立至法國殖民統治初期的千年期間﹐曾發生過四次遭受中國侵略以及一段較長時間的明朝佔領統治﹐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時﹐越南人有著無數的實際經驗。同時﹐ 在長期的中國統治裡﹐從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十世紀﹐越南接納了中國的政治理論、社會組織、官僚機構實踐、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的文化元素。長久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接觸深刻地影響到越南人的社會文化生活﹐這種情況一直較好地延續至十九世紀。事實上﹐成功的越南統治王朝繼續在中國那裡尋找其文化元素﹐甚至在其國家獨立和統一得到鞏固後亦復如是。古代中國語言被視為官方語言以及傳媒中介﹐同時亦是知識界的表達工具﹐越南人在學校裡學習的是中國文學以及孔儒的道德倫理。中國對越南的貢獻遍及文化與社會上的各方面。中國的影響，最深刻的表現，尤其在政府與政治上的最高層面上:在獨立期間﹐中國律例的概念與行政管理方式成為越南政府的重要手段﹐它又成為加強越南領導人的能力去鞏固其權力和抵抗外來的威脅﹐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威脅。教育和文學廣泛地吸納中國古典文化﹐中國語言猶如前現代歐洲的拉丁語成為了行政和教育的語言。越南朝貢使者在中國朝廷上流利地使用中國話﹐準確地運用中國文化習慣的表達能力足以證明越南是個 “ 文明 ” 的國家﹐並不需要中國對其再 “ 開化 ” 。
誠然,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是廣泛的﹐當然中國對越南社會的影響也是巨大、具延續性的﹐不管是越南被列入中國的郡縣管轄還是獲得自主後﹐越南人有能力發展、有選擇性地吸納個別的中國文明元素卻為重要。越南君王可發揮中國式的統治﹐比來自中國的統治者更加成功地管治﹐因為一般來說﹐他們通曉當地老百姓對其政權的承受和忍耐的程度。( 泰勒 : 1983年﹐第298頁 ) 而且﹐因為曾生活於中國的管治下﹐越南人對中國人產生了敏感的注意力。在一個龐大的帝國陰影下生活﹐他們必須培養一種生存的技能﹐並同時又要掌握中國的做法作為其生存之道。他們必須要以承認北方的法制制度來減少來自北方統治的威脅,以便為獲取與維持在技術、行政和文化方面上的能力﹐卻要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故此﹐在獨立期間﹐越南領導層學會了作出猶如古典文化遵從者之態﹐擺出既已脫離了 “ 野蠻 ” 狀態﹐並推托了中國以任何的藉口要在其土地上實行 “ 開化 ” 事務。( 伍塞德:1971 )
無論如何﹐越南人保持著其固有的語言，因此而保留了漢化前的歷史記憶。維持越語是一件應該十分值得注意之事:它意味著不管中國人在越南做了甚麼﹐所形成的文化仍然保持其特殊性以及有別於中國人的思維。越南人向中國借鑒的東西是透過其語言與文化的稜鏡反折過來的。因此﹐在同一種孔儒文化的天空下生活﹐若有人認為中越知識分子受儒家熏染的心態是如此的十分相似﹐那就大錯特錯了。有時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也是不同的﹐而且因這差異限制了越南被漢化的程度。
由此，越南與中國的組成結構是有著顯著的差別,而且因這差別,導致少數的越南思想家存有自我概念的想法﹐在意識上對其有所幫助和思考，是否值得繼續追隨 ( 中國 ) 嗎 ? 問題視乎越南人如何從中國文化中只吸取有益的部份而不需要變成中國人。多個世紀以來﹐顯然, 越南人在對中國的政治理念、社會實踐、文學和技術等方面上的吸納過程中要多多少少調改了其本身﹐以堅定的決心保持越南的獨立性。越南向中國仿借來的文化從未減少過﹔越南獨立後的幾個朝代﹐從1010年至1885年間﹐這種情況反而增加。事實上﹐越南領導層是注意到中國先進的經濟和科技﹐並不想置於中國新事物之外﹐利用兩國經已建造起的那座文化橋樑從而進入中國的世界。
於是﹐出自官方教育結構的文人階層亦是對國家文化體系應該帶有孔儒倫理的社會概念的堅強支持者﹐而這種理念主宰著越南的文學與歷史著作。孔儒理論以豐富的人文情懷和勵志好學之理特別地促成了懷有歷史意識的越南文人階層﹐其確信人類倫理中的超越信念將通過閱讀和書寫歷史而從中領會到道理。這仿借的文化甚至有過份的領悟被運用以至被完全地發展為存有意識的戰略的意念。這種做法似乎成為那個時代一種不必要的順從。例如﹐十九世紀的阮朝帝王自稱為 “ 天子 ”﹐暗示其地位與中國的皇帝平起平坐; 私底下稱其國家為 “ 南方的帝國 ” ( Đại Nam﹐大南 ) 。( 伍塞德:1971，9 ) 然而﹐1802年後﹐他們在越南中部的順化建立一個新的、刻意地仿造北京紫禁城的京都。他們所仿造的還有刑律﹐顯然像中國刑律一模一樣的仿製品。越南人接受這樣的模仿﹐正如他們公開地接受越南歸納於中國傳統對外關係藩屬體制裡的 “ 屬國 ”。中國文化標準基本上毫無問題地根植於這種體制內﹐以致越南王朝成功地保留它﹐並挑選一些最傑出的詩人與哲人作為中國朝聖使者﹐其目的是向中國表明越南人亦可配以領悟孔儒文化。
越南主要的傳統國家社會組織結構 --- 王朝、官制、律例﹐甚至家庭形式 --- 皆如中國的組織結構一樣。可是為何前現代的越南從未會變成 “ 小中國 ” 呢? 似乎答案應該是﹐在越南流行的屬於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實用的人文主義把越南上層階級變為精英集團﹐他們意識到其使命是有別於中國的領導層。 ( 伍塞德:1988﹐29 ) 事實上﹐由於獲得中國古代文化價值的直接指引﹐越南人在學習歷史中多關注到負的一面﹐並認為他們是中國統治下的受害者。越南知識分子處於如此延續不斷的文化陰影下感到有所失落或被人摧殘 。十八世紀天才的哲人與歷史學者黎貴敦 ( Lê Quý Đôn ) 曾統計出一份失去書籍檔案的綱目表﹐ 其中大部份被中國侵略者燒毀或搶走。這是巨大的 “ 欠公平的彙集 ” : 愛書如命的越南官員均懷有一種極為牢固的記憶 --- 其文化遺產的失竊。( 伍塞德:1982 )
越南人在與中國的交往互動中以及處於中華文化帝國主義的環境中形成了其自我認同的意識,甚至從他們熟悉的中國文化知識中提取出抗衡中國的外交武器。 ( 伍特斯 : 1999﹐ 63 ) 越南王朝曾多次向北方朝廷提示一種原為中國的信念: 一個好皇帝應該持寬仁憐憫的態度對待邊遠的黎民百姓。越南朝廷向中國呈送的奏文常暗示那個信念﹐並以其作為向中國皇帝进言放棄侵犯越南主權的論據。另一方面﹐撰寫越南歷史的學者的基本事務之一 --- 在傳統的歷史記載中定下一個絕對特殊的越南王國的概念﹐在實質的或是在歷史神話的邊界線上意欲永遠消除中國以宗主國的藉口意謀干涉越南。歷史學者黎文休 ( Lê Văn Hưu ) 授命於陳聖宗 ( Trần Thánh Tông,1240–1291年,陳朝王帝。譯者註 ) 撰寫了 « 大越史記 » ( Đại Việt Sử Ký, 成書於1272年 ) 。黎文休緝錄諸段中國哲學和歷史典籍的文字﹐某些還是原文﹐為解釋越南古代的王朝制度組織﹐並以它為陳聖宗以及其後繼者與成吉思汗抗爭。那些片段的文字足以面對中國朝廷的干涉時為越南統治者的獨立地位作抗衡辯護; 它們被修飾後恰如其分地再崁入越南歷史並表明越中兩國之間的宗藩關係是臆造的。 ( 伍特斯:1999﹐86 )
黎文休在撰寫的史書中把越南立國始限定於公元前的207年趙陀 ( Triệu Đà ) 創立的南越 ( Nam Việt ) 國﹐他認為﹐此是第一個在南方建立並與北方的中華帝國能夠平起平坐的帝國:
“ 趙武帝 ( Triệu Vũ Đế ) 開拓越土稱帝,與漢抗衡，創其帝制﹐其功可謂大矣。後越人自立皆仿武帝衛邊疆﹐固軍政。與鄰交好善懇﹐故北人無計可施﹐亂吾內事。事功成﹐促吾朝疆土長久也。” ( « 大越史記 »:1983，134 )，( 此段譯自阮世英擇錄的英文﹐非黎原文。譯者注 )
黎文休以此方式強調了越南獨立的合法性與歷史基礎。南方的統治者趙陀成功地抵抗來自北方的侵略﹐在中國的郡縣制建立前其政權成為帶有地方文化色彩、合法的統治者。因此﹐ 他亦成為了被漢化前越人持續的、幾個朝代的末世代表人物﹔ 同時亦可說他是首位為提昇抵抗中國侵略的能力、鞏固國家概念、保持王室能持續幾代的佼佼者。實際上，趙陀並非土生的越南人﹐越南歷史學者仍視其為政治生存的精神人物而因此亦視其為自己人。( 泰勒 : 1983﹐293 ) 黎文休選擇趙陀的南越國為越南歷史的開端﹐確有意指越南與中國是 “ 平等 ” 的國家。
與此相似﹐另一本成書於陳朝 ( Trần dynasty ) 末代的 « 越史略 »( Việt Sử Lược ) 卻把越南置於中國數代皇朝的控制範圍之外﹐ 而最終意味著越南並非受到最輝煌時期的中國文明的影響。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要證明越南人的祖宗、文郎 ( Văn Lang ) 國的創始人自有一種純潔的文化習俗﹐較少受到中國的文化影響﹐並且越南人的始祖皇帝與中國皇帝的始祖亦地位相等。在越南人的眼中﹐ 文郎國的首位統治者雒龍君 ( Lạc Long Quan ) 有如中國的黃帝﹐前者的文化功績亦可與後者的相比。若要說文郎國遙遠的古代文明類中國古老的文明﹐事實上就是要為爭取駁回南北雙方相等的地位﹐否定以中國人確定出真正的政治與文化標準﹐以及由他們宣揚比其他民族高等的優越感。
***
從遠至人類歷史神話時代起﹐越南人在經驗上對中國懷著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或者確切的說﹐借用法國作曲家瑟茲-甘佈爾 ( Serge Gainsbourg ) 的一首歌名 « 愛你,又不愛你 » ( Je t’aime, moi non plus ) 可十分適當來形容那種既愛慕又敵視的心理。這種心理深刻地影響著越南的一切對外事務﹐而且上千年以來﹐與中國的複雜關係被認為在正式交往上可說是荊棘滿途﹐而在日常接觸上卻又廣泛適度的友好。事實上﹐現今的情況時而可有突變發生﹐時而又如官方所宣稱的那般不可動搖的友誼﹐它讓人們回想起帶有明顯特征的中越交往的舊模式﹐在縱橫交錯的外交關係中一個小國常常顧慮到其強大鄰邦的擴張意圖。
*
越南鄰近中國﹐在與中國展開地區性接觸時﹐越南人或許比緬甸人、泰國人更需要慎重。從越南首次獲得獨立至法國殖民統治初期的千年期間﹐曾發生過四次遭受中國侵略以及一段較長時間的明朝佔領統治﹐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時﹐越南人有著無數的實際經驗。同時﹐ 在長期的中國統治裡﹐從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十世紀﹐越南接納了中國的政治理論、社會組織、官僚機構實踐、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的文化元素。長久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接觸深刻地影響到越南人的社會文化生活﹐這種情況一直較好地延續至十九世紀。事實上﹐成功的越南統治王朝繼續在中國那裡尋找其文化元素﹐甚至在其國家獨立和統一得到鞏固後亦復如是。古代中國語言被視為官方語言以及傳媒中介﹐同時亦是知識界的表達工具﹐越南人在學校裡學習的是中國文學以及孔儒的道德倫理。中國對越南的貢獻遍及文化與社會上的各方面。中國的影響，最深刻的表現，尤其在政府與政治上的最高層面上:在獨立期間﹐中國律例的概念與行政管理方式成為越南政府的重要手段﹐它又成為加強越南領導人的能力去鞏固其權力和抵抗外來的威脅﹐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威脅。教育和文學廣泛地吸納中國古典文化﹐中國語言猶如前現代歐洲的拉丁語成為了行政和教育的語言。越南朝貢使者在中國朝廷上流利地使用中國話﹐準確地運用中國文化習慣的表達能力足以證明越南是個 “ 文明 ” 的國家﹐並不需要中國對其再 “ 開化 ” 。
誠然,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是廣泛的﹐當然中國對越南社會的影響也是巨大、具延續性的﹐不管是越南被列入中國的郡縣管轄還是獲得自主後﹐越南人有能力發展、有選擇性地吸納個別的中國文明元素卻為重要。越南君王可發揮中國式的統治﹐比來自中國的統治者更加成功地管治﹐因為一般來說﹐他們通曉當地老百姓對其政權的承受和忍耐的程度。( 泰勒 : 1983年﹐第298頁 ) 而且﹐因為曾生活於中國的管治下﹐越南人對中國人產生了敏感的注意力。在一個龐大的帝國陰影下生活﹐他們必須培養一種生存的技能﹐並同時又要掌握中國的做法作為其生存之道。他們必須要以承認北方的法制制度來減少來自北方統治的威脅,以便為獲取與維持在技術、行政和文化方面上的能力﹐卻要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故此﹐在獨立期間﹐越南領導層學會了作出猶如古典文化遵從者之態﹐擺出既已脫離了 “ 野蠻 ” 狀態﹐並推托了中國以任何的藉口要在其土地上實行 “ 開化 ” 事務。( 伍塞德:1971 )
無論如何﹐越南人保持著其固有的語言，因此而保留了漢化前的歷史記憶。維持越語是一件應該十分值得注意之事:它意味著不管中國人在越南做了甚麼﹐所形成的文化仍然保持其特殊性以及有別於中國人的思維。越南人向中國借鑒的東西是透過其語言與文化的稜鏡反折過來的。因此﹐在同一種孔儒文化的天空下生活﹐若有人認為中越知識分子受儒家熏染的心態是如此的十分相似﹐那就大錯特錯了。有時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也是不同的﹐而且因這差異限制了越南被漢化的程度。
由此，越南與中國的組成結構是有著顯著的差別,而且因這差別,導致少數的越南思想家存有自我概念的想法﹐在意識上對其有所幫助和思考，是否值得繼續追隨 ( 中國 ) 嗎 ? 問題視乎越南人如何從中國文化中只吸取有益的部份而不需要變成中國人。多個世紀以來﹐顯然, 越南人在對中國的政治理念、社會實踐、文學和技術等方面上的吸納過程中要多多少少調改了其本身﹐以堅定的決心保持越南的獨立性。越南向中國仿借來的文化從未減少過﹔越南獨立後的幾個朝代﹐從1010年至1885年間﹐這種情況反而增加。事實上﹐越南領導層是注意到中國先進的經濟和科技﹐並不想置於中國新事物之外﹐利用兩國經已建造起的那座文化橋樑從而進入中國的世界。
於是﹐出自官方教育結構的文人階層亦是對國家文化體系應該帶有孔儒倫理的社會概念的堅強支持者﹐而這種理念主宰著越南的文學與歷史著作。孔儒理論以豐富的人文情懷和勵志好學之理特別地促成了懷有歷史意識的越南文人階層﹐其確信人類倫理中的超越信念將通過閱讀和書寫歷史而從中領會到道理。這仿借的文化甚至有過份的領悟被運用以至被完全地發展為存有意識的戰略的意念。這種做法似乎成為那個時代一種不必要的順從。例如﹐十九世紀的阮朝帝王自稱為 “ 天子 ”﹐暗示其地位與中國的皇帝平起平坐; 私底下稱其國家為 “ 南方的帝國 ” ( Đại Nam﹐大南 ) 。( 伍塞德:1971，9 ) 然而﹐1802年後﹐他們在越南中部的順化建立一個新的、刻意地仿造北京紫禁城的京都。他們所仿造的還有刑律﹐顯然像中國刑律一模一樣的仿製品。越南人接受這樣的模仿﹐正如他們公開地接受越南歸納於中國傳統對外關係藩屬體制裡的 “ 屬國 ”。中國文化標準基本上毫無問題地根植於這種體制內﹐以致越南王朝成功地保留它﹐並挑選一些最傑出的詩人與哲人作為中國朝聖使者﹐其目的是向中國表明越南人亦可配以領悟孔儒文化。
越南主要的傳統國家社會組織結構 --- 王朝、官制、律例﹐甚至家庭形式 --- 皆如中國的組織結構一樣。可是為何前現代的越南從未會變成 “ 小中國 ” 呢? 似乎答案應該是﹐在越南流行的屬於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實用的人文主義把越南上層階級變為精英集團﹐他們意識到其使命是有別於中國的領導層。 ( 伍塞德:1988﹐29 ) 事實上﹐由於獲得中國古代文化價值的直接指引﹐越南人在學習歷史中多關注到負的一面﹐並認為他們是中國統治下的受害者。越南知識分子處於如此延續不斷的文化陰影下感到有所失落或被人摧殘 。十八世紀天才的哲人與歷史學者黎貴敦 ( Lê Quý Đôn ) 曾統計出一份失去書籍檔案的綱目表﹐ 其中大部份被中國侵略者燒毀或搶走。這是巨大的 “ 欠公平的彙集 ” : 愛書如命的越南官員均懷有一種極為牢固的記憶 --- 其文化遺產的失竊。( 伍塞德:1982 )
越南人在與中國的交往互動中以及處於中華文化帝國主義的環境中形成了其自我認同的意識,甚至從他們熟悉的中國文化知識中提取出抗衡中國的外交武器。 ( 伍特斯 : 1999﹐ 63 ) 越南王朝曾多次向北方朝廷提示一種原為中國的信念: 一個好皇帝應該持寬仁憐憫的態度對待邊遠的黎民百姓。越南朝廷向中國呈送的奏文常暗示那個信念﹐並以其作為向中國皇帝进言放棄侵犯越南主權的論據。另一方面﹐撰寫越南歷史的學者的基本事務之一 --- 在傳統的歷史記載中定下一個絕對特殊的越南王國的概念﹐在實質的或是在歷史神話的邊界線上意欲永遠消除中國以宗主國的藉口意謀干涉越南。歷史學者黎文休 ( Lê Văn Hưu ) 授命於陳聖宗 ( Trần Thánh Tông,1240–1291年,陳朝王帝。譯者註 ) 撰寫了 « 大越史記 » ( Đại Việt Sử Ký, 成書於1272年 ) 。黎文休緝錄諸段中國哲學和歷史典籍的文字﹐某些還是原文﹐為解釋越南古代的王朝制度組織﹐並以它為陳聖宗以及其後繼者與成吉思汗抗爭。那些片段的文字足以面對中國朝廷的干涉時為越南統治者的獨立地位作抗衡辯護; 它們被修飾後恰如其分地再崁入越南歷史並表明越中兩國之間的宗藩關係是臆造的。 ( 伍特斯:1999﹐86 )
黎文休在撰寫的史書中把越南立國始限定於公元前的207年趙陀 ( Triệu Đà ) 創立的南越 ( Nam Việt ) 國﹐他認為﹐此是第一個在南方建立並與北方的中華帝國能夠平起平坐的帝國:
“ 趙武帝 ( Triệu Vũ Đế ) 開拓越土稱帝,與漢抗衡，創其帝制﹐其功可謂大矣。後越人自立皆仿武帝衛邊疆﹐固軍政。與鄰交好善懇﹐故北人無計可施﹐亂吾內事。事功成﹐促吾朝疆土長久也。” ( « 大越史記 »:1983，134 )，( 此段譯自阮世英擇錄的英文﹐非黎原文。譯者注 )
黎文休以此方式強調了越南獨立的合法性與歷史基礎。南方的統治者趙陀成功地抵抗來自北方的侵略﹐在中國的郡縣制建立前其政權成為帶有地方文化色彩、合法的統治者。因此﹐ 他亦成為了被漢化前越人持續的、幾個朝代的末世代表人物﹔ 同時亦可說他是首位為提昇抵抗中國侵略的能力、鞏固國家概念、保持王室能持續幾代的佼佼者。實際上，趙陀並非土生的越南人﹐越南歷史學者仍視其為政治生存的精神人物而因此亦視其為自己人。( 泰勒 : 1983﹐293 ) 黎文休選擇趙陀的南越國為越南歷史的開端﹐確有意指越南與中國是 “ 平等 ” 的國家。
與此相似﹐另一本成書於陳朝 ( Trần dynasty ) 末代的 « 越史略 »( Việt Sử Lược ) 卻把越南置於中國數代皇朝的控制範圍之外﹐ 而最終意味著越南並非受到最輝煌時期的中國文明的影響。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要證明越南人的祖宗、文郎 ( Văn Lang ) 國的創始人自有一種純潔的文化習俗﹐較少受到中國的文化影響﹐並且越南人的始祖皇帝與中國皇帝的始祖亦地位相等。在越南人的眼中﹐ 文郎國的首位統治者雒龍君 ( Lạc Long Quan ) 有如中國的黃帝﹐前者的文化功績亦可與後者的相比。若要說文郎國遙遠的古代文明類中國古老的文明﹐事實上就是要為爭取駁回南北雙方相等的地位﹐否定以中國人確定出真正的政治與文化標準﹐以及由他們宣揚比其他民族高等的優越感。
越南如中國一樣自認為文獻之邦﹐如此的認同後來於十五世紀初由阮廌 ( Nguyễn Trãi, 1380–1442,文人與抗明將領。譯者註 ) 重述。在擊退明朝軍隊﹐將它逐出越南，砸碎明朝意圖侵佔之舉後﹐阮廌在其 « 平吳大誥 » ( Bình Ngô Đại Cáo ) 中寫道 ( 以下四句皆為阮廌的漢文原作﹐譯者注 ) ﹕
“ 山川之封域既殊,
南北之風俗亦異。
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
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 ( 注1 )
阮廌在此檄文中以中國傳統的方式指出明朝中國人真正的意圖。對他來說﹐越南的漢化制度組織等並不是那般 “ 中國的 ”﹐而且越南亦不是只會全部模仿中國的外在實體。( 奧哈羅:1979﹐174 ) 阮廌要極力地申明越南的獨立與平等。猶如其他越南學者一樣﹐他相信中國古代的典籍文獻是普世適用的榜樣, 並不僅是中國的經驗模式而已。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文人把孔儒的倫理學說視為一種技術﹐一種可適用於控制社會和行政管理上的最先進技術。結果是﹐他們毫不猶疑地引用中國豐富的詞辭典籍作梯階來提高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去證實所要表達的話語。換言之﹐中國文化的模式相等於 “ 文明 ” ﹐正如越南文人不斷的認為越南文化亦是文明的﹐清晰地表明它有別於其他東南亞鄰邦的文化﹐極為努力提高和普及孔儒倫理的認識﹐並加強越南倫理與孔儒學說的結合。
由於作出如此的文化排列﹐以往的越南文人著意極為強調其國家可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所扮演技術轉換中介的重要角色。黎貴敦曾說道﹐以種類來說﹐越南的物產從花草樹木至蔬菜等等皆比中國的優越。總之﹐他指出﹐皆源於占城 ( Champa ) 的各種不同的早熟稻米首先被引進到越南﹐其後才傳播至中國。正如亞力山大-伍塞德 ( Alexander Woodside ) 指出﹐由於把占城的稻米在十一世紀被廣泛傳播至國外導致七個世紀以後的越南讀者皆認識到﹐黎貴敦建議越南人應該再注重處於中國範圍之外整個南中國海地區的經濟﹐並要重視印度支那的經濟發展。( 伍塞德:1997,256—257 ) 顯然﹐黎貴敦不但想降低中國的重要性﹐還存意以地區農業發展的資訊來弦揚更為多元化的認同越南的意識。
故此﹐1700年至1800年年初期間之越南精英認為﹐中國皇帝並不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完善的孔儒學說的夫子集團。在越南人的眼下﹐龐大的帝國商業城市裡卻出現了統治階層的不少異聲。相反﹐由於商界較小﹐商業腐敗就較少﹐越南僅如孔子時代的城市國域範圍的國家﹐ 故此﹐它更適宜和有潛力成為讓孔儒思想潤生的土壤環境。( 伍塞德:1977﹐248 ) 越南統治者終於相信他們不需要成為 “ 中國人 ”﹐亦可建立一個他們曾敬慕之至、真正的孔儒文化之國。我們可在阮朝紀實錄中找到解釋: 越南人認為他們十九世紀的統治者才是真正、正宗的孔學維護者﹐文化上比清王朝優越﹐因為滿洲人是 “ 野蠻人 ”。
中國人從未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而越南人亦不倦地對此作抗爭辯護﹐ 因此產生了與中國相反的信念：越南人堅信越中兩國應該同是平等、自主的國家。這信念清晰地體現在越南反對中國聲稱它是世界唯一中心的國家。( 伍特斯:1979 ) 十五世紀歷史學家吳士連 ( Ngô Sĩ Liên ) 在越南紀年的序言中爭議：越人源自中國傳說中眾多個 “ 神化的帝皇 ” 之一的神農 ﹐但其宗緣與中國人相當疏遠。 ( 大越史記: 1983﹐99 ) 由此﹐我們看到了越南人與中國人清晰的淵源關係的圖像:同源同根﹐但不同的歷史﹐ 故此它暗喻否定中國的政治支配權。如此﹐必然的結果是﹐越南統治者所想的是 “ 南 ” 、“ 北 ” 兩分的世界﹐ 宣稱其國家擺脫了中國的統治後，他們仍繼續保持可追溯至古代的南方帝制傳統﹐故此他們拒絕中國所宣稱是天下的中心。 ( 阮世英:1990，iii ) 從此﹐輪到越南嘗試逼使東南亞其他的國家接受它的世界: 越南亦是他們的中心國家。 ( 伍塞德:1971﹐234–246 )
儘管中國的皇帝多次試圖強行其統治於越南﹐ 越南人多個世紀來卻成功地保衛其獨立﹐ 大部份原因皆為中國最終認識到, 不管如何窺視越南﹐ 但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值得的﹐故此宗藩關係仍得到保留。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這是宗主國與屬國之間的關係; 可在越南人的眼中﹐“ 自主 ” ( 雖然在權力上不平等 ) 就是獨立的國家。若我們細微地觀察這種關係的各規例與禮儀﹐就看出越南方面僅為尋求和平共存。無論如何﹐由宗藩關係申引出的並不是兩個平等國家的關係﹐然而它是由複雜的安排下所作出的結果﹐雖然並沒有以任何條約的方式來特別地表明兩國的關係﹐不過它只基於由兩國統治者之間的個人關係來表明這種關係。在如此暗示式、互相理解的協議下﹐中國是宗主國﹐將會對其屬國伸出援手當越南急需求救之時﹐而後者亦暗下地接所受付出某些禮儀的責任﹐總之越南應盡其責任 --- 某一時期內便要向中國朝廷進貢。這種宗藩關係並不認為越南是個國家﹐但它可有自主權﹐根本上它獲取由中國皇帝頒許的官方活動中得到合法承認。通過這種活動﹐中國的天子嚴正地宣佈敕許 “ 安南國王孫 ”，這個封號的授命者該至孝至忠於其所管治的國家。因這種活動使越南亦多亦少產生某種依賴性﹐可同時﹐它亦有助於越南朝廷在巨大的鄰邦協助下構建其合法性。
從漢代起越南被征服直至十九世紀﹐宗主國中國所關注的是越南的土地多於其人民。這不僅歸咎於中國傳統的民族優越感與道德觀﹐還有中國是天下的主人此一觀念﹐而所謂的天下亦包括越南北部地區是漢唐王朝的領土或 “ 延續土地 ” 的一部分。( 注2 ) 越南獨立以後﹐中國的干涉主要集中於重立越南王朝，當越南君王被其臣民推翻之時。事實上﹐中國的權力合法性一直保留至現代期間。過往,1407年當越南君王向明朝求助﹐永樂皇帝甚至企圖把處於亂世的屬國奪取手中﹐決意以 “ 一勞永逸 ” 的方式解決問題。在清治時期﹐越南是個對北京皇朝最忠誠、不斷進貢的三、四個國家中之一國。應越南王朝要求﹐中華帝國曾幾番派遣軍隊至越南國土除 ( 強 ) 盜平亂。直至十九世紀﹐這些平亂事件﹐連同長久的歷史關係、文化與族裔關係等皆被中國人認為其足以為據來證明中國對越南具有不可抹殺的宗主權。
然而﹐這種宗藩關係對兩國的根本利益皆為好處。對中國來說﹐它構成了以一種精明和經濟的行動手法﹐只要付出較為小的經濟價值就可以維持鄰國在中國影響的軌道內﹐而不需要進行實際直接的控制。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大傘下,擁有個對其虔敬的屬國﹐此將會有助維持其南疆的社會安寧。對越南來說﹐自主是清晰的﹐但亦要明白：他們亦要甘於接受屬國的地位﹐該預料到中國會直至干涉入其內務。而且當越南臣民叛亂時﹐越南朝廷要失去部份自主權的利益來換取中國對越的保障和支持 --- 中國在道德上有責任對其所承認的合法王朝作保護，並且在和平時期﹐越南並不會冒然地向中國求助,以免受到中國的干涉﹐可引致國家再被征服和直接統治之危。此外﹐越南統治精英不是不甘處於屬國的地位﹐只要可獲取某些物質或文化上的利益便可: 派遣至中國朝廷的使團有機會帶返一些文學科技書籍﹐還有從次要較少的貿易中獲利。
越南人對那種宗藩朝貢關係既然不能公開地拋掉﹐只有對其作出有所限制的影響﹐作出了慎重的努力。陳朝 ( 1226 - 1400年 ) 初期﹐越南統治者在對中國朝廷的外交公函中使用假名字 ( 假諱 ) 。( 黃春捍:1967﹐143–144 ) 同前朝的目的一樣﹐1790年光中 ( Quang Trung hoàng đế,光中皇帝;1752–1792, 原名阮惠 [ Nguyễn Huệ ], 越南歷史稱之西山朝﹔後人稱其為民族英雄﹐譯者注 ) 為得到中國的保護，在致北京的文書中亦使用假名的手法 ( 張寶林: 1968﹐174–177 ) 。在越南人的看法中﹐每次越南統治者採用這種 “ 欺君 ” 手法對其本身的影響不大﹐比尋找托辭使中國皇帝的聖旨無效更為容易。既然所提及的只是個虛構的實體﹐那么受保護的效果是毫無作用的了。在那種情況下﹐既要被屈從﹐越南朝廷的獨立性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而﹐越南人亦十分明白到他們仿借來的文化主要的只來自一個﹐而不是眾多的。這種情況維持至法國殖民統治者強逼越南放棄中國傳統﹐轉向西方文化。法國人的出現亦令到中國人如商人、避難者等來到越南與當地社會同化的趨勢受到中斷。從那刻起﹐在越南的中國定居者對當地的政治架構作出有所迎合的態度﹐只要他們通過 “ 文化 ” 的測試 ( 注3 ) ﹐一般來說﹐他們亦會受到歡迎的。自法國統治後﹐中國定居者對文化適應環境中的長久關係有所改變﹐它是法國殖民政策與大量工人階層的移民結合的後果: 不只是這些中國人不被同化﹐反而使後來者更難地融入當地社會。
*
由於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形勢大大改變了。不僅中越兩黨領導人和黨員同志們發展為緊密的關係 ( 注4 )﹐印度支那共產黨素來特別強調的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 的原則與 “ 兄弟黨之間的團結 ” 的理念被形容為兩國 “ 唇齒相依 ” 的關係。最近出版的文章還特別強調越南民主共和國在抗法抗美戰爭裡中國在計劃甚至在指揮軍事戰役中所擔任的角色。( 注5 ) 事實表明﹐ 在那個越中友好關係的期間以及中國軍事人員在越期間﹐ 越南領導人似乎允許中國人在戰爭策劃中有較大的權利與影響力。而當中國侵越時﹐專用詞 “ 北方封建者 ” 意指另一種新的中越關係。因此﹐五十年代蘇中發生衝突以及1960年兩國關係中斷似乎使原有的秩序產生巨大的混亂。但一切保持依舊﹐在相繼的十五年間﹐在越戰發展為幾個不同的階段中﹐越南人巧妙地處理雙方的關係﹐他們同時獲得來自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方面的重大援助。
然而, 能夠有效地從傳統的宗藩朝貢關係改為理論上的平等關係需要更大的改變歷史上固有的兩國互相評價對方的觀點。由此﹐任何來自中國的壓力都使越南人本能地感到其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脅。另一方面﹐越南所宣稱的民族利益有異於遵從中國的政策又被中國人認為它是個不適當的、厭煩的、下級對權威的拒絕。或許由於國家明顯的大小差異﹐上述的感覺﹐ 一、二千年來一直根植於至今的中越關係。1978年幾次不同的直接衝突的場合 ( 重現邊境緊張的老問題，越南干涉柬埔寨事務﹐ 推翻波爾布特政權 ) 使雙方友好關係破裂﹐或者那亦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是中國不願看到一個真正獨立的越南。自中國1978年年中斷絕對越援助以及同年十一月越蘇條約簽訂後﹐中越關係不斷受損﹐在中國侵越前夕昇至近似破裂 --- 河內又重提要對付 “ 北方封建者 ” 的政策。( 注6 ) 二十八日內對越攻擊後又撤退以及日後所發生的事件如華裔難民湧然地離開越南﹐急促地改變了中國南疆邊境平衡的軍事力量。那場對越戰爭亦像一股勁風吹散了任何理想主義者所信仰北京的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 的有效理念。( 注7 )
從漢代起越南被征服直至十九世紀﹐宗主國中國所關注的是越南的土地多於其人民。這不僅歸咎於中國傳統的民族優越感與道德觀﹐還有中國是天下的主人此一觀念﹐而所謂的天下亦包括越南北部地區是漢唐王朝的領土或 “ 延續土地 ” 的一部分。( 注2 ) 越南獨立以後﹐中國的干涉主要集中於重立越南王朝，當越南君王被其臣民推翻之時。事實上﹐中國的權力合法性一直保留至現代期間。過往,1407年當越南君王向明朝求助﹐永樂皇帝甚至企圖把處於亂世的屬國奪取手中﹐決意以 “ 一勞永逸 ” 的方式解決問題。在清治時期﹐越南是個對北京皇朝最忠誠、不斷進貢的三、四個國家中之一國。應越南王朝要求﹐中華帝國曾幾番派遣軍隊至越南國土除 ( 強 ) 盜平亂。直至十九世紀﹐這些平亂事件﹐連同長久的歷史關係、文化與族裔關係等皆被中國人認為其足以為據來證明中國對越南具有不可抹殺的宗主權。
然而﹐這種宗藩關係對兩國的根本利益皆為好處。對中國來說﹐它構成了以一種精明和經濟的行動手法﹐只要付出較為小的經濟價值就可以維持鄰國在中國影響的軌道內﹐而不需要進行實際直接的控制。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大傘下,擁有個對其虔敬的屬國﹐此將會有助維持其南疆的社會安寧。對越南來說﹐自主是清晰的﹐但亦要明白：他們亦要甘於接受屬國的地位﹐該預料到中國會直至干涉入其內務。而且當越南臣民叛亂時﹐越南朝廷要失去部份自主權的利益來換取中國對越的保障和支持 --- 中國在道德上有責任對其所承認的合法王朝作保護，並且在和平時期﹐越南並不會冒然地向中國求助,以免受到中國的干涉﹐可引致國家再被征服和直接統治之危。此外﹐越南統治精英不是不甘處於屬國的地位﹐只要可獲取某些物質或文化上的利益便可: 派遣至中國朝廷的使團有機會帶返一些文學科技書籍﹐還有從次要較少的貿易中獲利。
越南人對那種宗藩朝貢關係既然不能公開地拋掉﹐只有對其作出有所限制的影響﹐作出了慎重的努力。陳朝 ( 1226 - 1400年 ) 初期﹐越南統治者在對中國朝廷的外交公函中使用假名字 ( 假諱 ) 。( 黃春捍:1967﹐143–144 ) 同前朝的目的一樣﹐1790年光中 ( Quang Trung hoàng đế,光中皇帝;1752–1792, 原名阮惠 [ Nguyễn Huệ ], 越南歷史稱之西山朝﹔後人稱其為民族英雄﹐譯者注 ) 為得到中國的保護，在致北京的文書中亦使用假名的手法 ( 張寶林: 1968﹐174–177 ) 。在越南人的看法中﹐每次越南統治者採用這種 “ 欺君 ” 手法對其本身的影響不大﹐比尋找托辭使中國皇帝的聖旨無效更為容易。既然所提及的只是個虛構的實體﹐那么受保護的效果是毫無作用的了。在那種情況下﹐既要被屈從﹐越南朝廷的獨立性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而﹐越南人亦十分明白到他們仿借來的文化主要的只來自一個﹐而不是眾多的。這種情況維持至法國殖民統治者強逼越南放棄中國傳統﹐轉向西方文化。法國人的出現亦令到中國人如商人、避難者等來到越南與當地社會同化的趨勢受到中斷。從那刻起﹐在越南的中國定居者對當地的政治架構作出有所迎合的態度﹐只要他們通過 “ 文化 ” 的測試 ( 注3 ) ﹐一般來說﹐他們亦會受到歡迎的。自法國統治後﹐中國定居者對文化適應環境中的長久關係有所改變﹐它是法國殖民政策與大量工人階層的移民結合的後果: 不只是這些中國人不被同化﹐反而使後來者更難地融入當地社會。
由於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形勢大大改變了。不僅中越兩黨領導人和黨員同志們發展為緊密的關係 ( 注4 )﹐印度支那共產黨素來特別強調的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 的原則與 “ 兄弟黨之間的團結 ” 的理念被形容為兩國 “ 唇齒相依 ” 的關係。最近出版的文章還特別強調越南民主共和國在抗法抗美戰爭裡中國在計劃甚至在指揮軍事戰役中所擔任的角色。( 注5 ) 事實表明﹐ 在那個越中友好關係的期間以及中國軍事人員在越期間﹐ 越南領導人似乎允許中國人在戰爭策劃中有較大的權利與影響力。而當中國侵越時﹐專用詞 “ 北方封建者 ” 意指另一種新的中越關係。因此﹐五十年代蘇中發生衝突以及1960年兩國關係中斷似乎使原有的秩序產生巨大的混亂。但一切保持依舊﹐在相繼的十五年間﹐在越戰發展為幾個不同的階段中﹐越南人巧妙地處理雙方的關係﹐他們同時獲得來自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方面的重大援助。
然而, 能夠有效地從傳統的宗藩朝貢關係改為理論上的平等關係需要更大的改變歷史上固有的兩國互相評價對方的觀點。由此﹐任何來自中國的壓力都使越南人本能地感到其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脅。另一方面﹐越南所宣稱的民族利益有異於遵從中國的政策又被中國人認為它是個不適當的、厭煩的、下級對權威的拒絕。或許由於國家明顯的大小差異﹐上述的感覺﹐ 一、二千年來一直根植於至今的中越關係。1978年幾次不同的直接衝突的場合 ( 重現邊境緊張的老問題，越南干涉柬埔寨事務﹐ 推翻波爾布特政權 ) 使雙方友好關係破裂﹐或者那亦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是中國不願看到一個真正獨立的越南。自中國1978年年中斷絕對越援助以及同年十一月越蘇條約簽訂後﹐中越關係不斷受損﹐在中國侵越前夕昇至近似破裂 --- 河內又重提要對付 “ 北方封建者 ” 的政策。( 注6 ) 二十八日內對越攻擊後又撤退以及日後所發生的事件如華裔難民湧然地離開越南﹐急促地改變了中國南疆邊境平衡的軍事力量。那場對越戰爭亦像一股勁風吹散了任何理想主義者所信仰北京的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 的有效理念。( 注7 )
但是兩國的外交關係仍未破裂。此外﹐蘇聯的崩潰亦令到河內毫無選擇地要儘快與北京修補關係。當然﹐越南當局內對中國的意圖仍存有讚同與反對的聲音。兩國之間歷史上深刻的互不信任之心並不容易消失。越南的保守者﹐尤其是軍隊中的保守力量認為中國是最後僅存有的共產主義同盟者﹐而改革者指出中國的威脅仍然存在﹐十或二十年後當中國的軍事力量﹐ 特別是海軍方面得到了增強。然而﹐通過一連串的高級領導人之間的訪問與協議﹐越南還要主動地尋求改善兩國關係以及全面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因越南侵柬﹐中國軍隊攻擊越南北部﹐ “ 教訓越南 ” 之十載後﹐1989年越中關係出現了緩和的現象。兩國邊境貿易恢復並得到發展。來自越南各地的商人湧向邊境城鎮同登 ( Đồng Đăng ) 的私人檔鋪討價還價地購買中國製造的電風扇、保溫瓶、單車、錄音機、陶瓷器、啤酒以及其他商品。中國商人最為喜歡購買越南的海產、中藥用的稀有動物、銅器、布匹、蔬菜、肉類與稻米。相應地﹐ 越南方面還放棄了1978年曾遭到北京加以強烈譴責的對待越南本土華裔的歧視政策。越南官方亦應時承認1978年3月在前南越首都圍剿工商界 --- 有一半以上是華人擁有的私人財產的 “ 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 ” 中所犯下的錯誤政策。
中國確是已成為在各方面上都要值得注意其動態與政策的單一的地區力量。中國的地位被視為一個新的、現代的亞洲平衡的力量﹐顯然它正在形成中心王國 ( Middle Kingdom ) ，正如北京宣稱歷史上中國的地位是亞洲的中心力量。在國際關係上﹐在對內政策上﹐經濟的進步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中國以亞洲力量破陣而出﹐令其他國家要附首聽從。中國以亞洲主要的力量重返國際權力舞臺﹐因此一切重要的問題皆要得到北京首肯。( 注8 ) 但是﹐中國國家新聞新華社引自江澤民的說話﹐北京關注與 “ 週邊國家維持好的關係 ”﹐並提及到1979年中越衝突事件﹐他指出只要雙方有遠見、互相理解及其以公平合理的方法協商﹐兩國的 “ 一些歷史遺留問題 ” 將會得到適當的解決。在此況下﹐形成越南對外關係的政策的主要策動力來自中國。近年來﹐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轉向中國吸取意識形態之動力以及尋求中國的合法認同﹐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向北京朝覲﹐請求得到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密切關係﹐增添其馬列主義詞辭﹐從而懇求把中越關係提昇至更高的層面。
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於1997年12月8日訪越時宣稱﹐“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源遠流長。在長期的革命鬥爭時期﹐中越兩國人民互相支持、援助﹐患難與共﹐並肩戰鬥﹐形成深厚的革命同志情誼。在過去的幾年﹐中國與越南在友好鄰邦和合作的關係上猛步前進。中越兩國具有共同的目標與任務﹐分擔共同的困難 ……” 。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 ( Trần Đức Lương ) 相應地答道: “ 越南保持與中國共存偉大的、重要的傳統友誼﹐ 並與中國全心全意發展至二十一世紀的互相理解和友好合作的關係。” ( 注9 )
從那時起﹐官方話語強調中越雙方十分重要的共同利益﹐共同的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的成功發展。他們是世界上僅剩下的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成功努力地保衛其意識形態的國家。因此﹐越南人前往中國學習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經驗是越南必經之途。中越有四個基本相似點如下: 根據本國的國情堅持社會主義、以經濟改革發展作為基本及其政治穩定、動用國內資源並會利用國際合作、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 注10 )
而且﹐越南外長阮猛琴 ( Nguyễn Mạnh Cầm ) 於1998年11月28日越南國會上宣告,“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越中關係的重要性﹐主動和正面地加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多方面上的友誼與合作關係。我們亦維持每年全面的各級別領導人之間的接觸。今年最顯著的事件是最近十月份潘文凱 ( Phan Văn Khải ) 總理正式友好訪華。兩國之間不同層面與地方性的互訪將會積極地繼續進行。只今年頭九個月﹐雙方各級別代表團的互訪已有八十次。我們主動地建議採用實際的方法加強經濟效率,貿易與合作投資﹐並增強貿易額。我們努力地把2000年雙方的貿易額提昇至二十億。最近所簽訂的邊界貿易、 法律協助與顧問服務等方面將有助於恢復邊界地區的管理秩序。我們努力地加速為以兩國高級領導人一致的同意下在2000年簽訂陸地邊界協議和東京灣 ( Tonkin Gulf﹐即北部灣。譯者注 ) 分界的協議。總言之﹐各次談判都獲得重大的進步。” ( 注11 )
關於越中兩國的陸地邊界問題﹐談判的工作比戰略談判方面顯得更加艱難﹐事關從一世紀前古老的地圖上勘界約幾百米的、幾千個雙方還未能監定立碑的事務並非容易確立。無論如何﹐陸地邊界領土的爭議似乎容易得到解決﹐故此﹐1999年10月﹐越中雙方達成歷史性的陸地邊界協議。一年後﹐雙方以平分越南與海南島之間的海域分界線的方法解決了東京灣分界的問題。然而﹐兩國對南中國海諸島如西沙與南沙 ( Spratly and Paracel ) 群島主權的爭議仍然難以達到任何協議。( 注12 )
離越南海岸的兩個群島主權的爭議仍是中越關係中的潛在危點。被十四世紀的航海人稱為 “ 危險之島 ” 的斯帕利斯 ( Spratlys ﹐中國稱為南沙 ) 群島成為重點﹐因為那裡可能蘊藏石油和豐富的漁產﹐處於南中國海主要航海線中的戰略地位。中國多次重申自唐朝起就擁有對南沙群島 “ 不可爭議的主權 ”。越南申辯的理由是根據法國統治時代繪製的地圖和考古證據 ( 證據之一是十三世紀的越南陶瓷片 ) 。部份問題的爭議關鍵於如何下定義。實際上重要的是那些群島的象征性所代表的是甚麼。若自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越中關係在過去的十年中得到平隱的改善﹐這就說明兩國的關係是至上的﹐斯帕利斯群島問題亦將會達到妥協解決的。
儘管存有領土爭議的問題﹐因越南在1978年聖誕期間入侵柬埔寨,在成千上萬的中國戰士湧入越南教訓它的21年後﹐2000年6月﹐十六位最有經驗的越南官員前往中國接受另一種十分不同、不公開、也具教訓性質的課程 --- 如何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同時並不失去黨的領導。事件的發展是驚人的。由於經濟上的遲緩發展以及越南共產黨堅持維護其控制﹐顯然河內尋求與其最古老的敵人維持緊密的關係。( 陳多: 2000 ) 越南代表們在6月13日起進行兩日﹐由中共政治局委員李廷介 ( Li Tingyie ) 的 “ 理論學習課程 ”﹐之後他們還前往中國西南地區作實地考察,學取經濟改革。在此不久後﹐中國宣佈將會援越五千五百萬圓﹐協助改建由中國建造的一個鋼鐵廠與一個肥料廠。雙方的接觸表示兩國親近的象征之一﹐若也不再是越南歷史上的角色: 越南是學生﹐中國是老師。此行為可用官方的詞語解讀為 “ 十六字金言 ” 的友誼﹐正如越南共產黨黨報 « 人民報 » ( Nhan Dan ) 所說的 “ 友好鄰居、多方合作、長期穩定 ”。 ( 注13 ) 它強調雙方將會交換意見與經驗﹐ 尤其是政治教育方面; 兩黨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建黨和改革事業十分重要。如此﹐越中兩國在為各自本國的利益和願望上互相理解與合作發展。
毫無疑問﹐在兩國一段時期的決鬥後﹐雙方增進和緩關係導致策略上的改善。一位越南官方人員就河內最近對北京磕頭解釋﹕“ 記住﹐在擊敗中國人後﹐我們仍然要朝貢。” 可是﹐ 一些越南人懷疑此智慧行動的背後之意。一位胡志明市的老共產黨員陳白騰 ( Trần Bạch Đằng ) 坦言道﹐中國對越打經濟戰﹐他們把劣貨傾倒入我們的市場。 (陳多: 2000 ) 當談及到越中兩國在南中國海上的領土爭執時﹐他說﹕“ 中國不只是對越南形成威脅﹐對世界亦是如此。中國曾對其鄰國印度、越南和蘇聯發動戰爭攻擊。” 儘管具有共同的社會主義意識﹐地理上的相近和正常的關係﹐實際上兩國仍然互相猜疑和提防對方。
因此﹐意識形態和國家問題籠罩著中越關係的正常化與發展。中越雙方認識到共存著機遇和挑戰的新形勢。正如目前兩國面對的共同問題 ---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經濟改革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 此是其顯著的相同處。越南領導人特別渴望想知道中國共產黨如何評估一黨制的政權打入世界貿易組織 ( WTO ) 後所面臨的危險﹐以及它如何向中國人民解釋。他們想知道如何能確保共產制度不被改變若要向世界打開經濟大門。( 注14 ) 正如中國一樣﹐反貪污運動首先是為增強一小撮掌權集團的政治資本。中越雙方的意識形態理論家贊同為抵抗外界的衝擊﹐該對其尊敬的黨的形像道德化。而且亦像中國一樣﹐越南領導人尋找一個適當的外國敵人﹔若找不到﹐他們就製造一個﹕那個長期的托辭 “ 外國陰謀 ”﹐從未得到證實﹐但可達到目的﹐由此﹐河內當局繼續如此做﹐發動鎮壓運動。為此﹐中國鎮壓法輪功宗教派別無疑的暗中得到越南領導人的支持﹐並利用此為增強打壓任何趨勢、任何團體有別於政府的獨立活動。中國的觀點 --- 對西方關於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的壓力 --- 成為了強大的據點﹐並有力地增強越南官方的態度。
然而﹐可以說越南的基本目的是儘量避免過份依賴中國。亞洲危機曾改變了越南處於該地區的地位。越南政府為尋求對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之間保持相等的距離﹐為執行一種外交關係的戰略和政治策略﹐為保衛國家的利益改變了其行動方向。事實上﹐越南1995年加入東盟主要是為了政治目的: 其相信一旦加入東盟﹐一個對中國較為重要的組織﹐越中雙方悠久歷史的摩擦就會較少併發為公開的衝突。與此同時﹐在經濟方面上﹐越南可在出口項目如鞋類、紡織品等與中國競爭﹐而且當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得到實行﹐越南本地商人要面對來自北方巨人的競爭從而進行反擊。值得注意的是﹐已經廣泛進入越南市場的中國貨物將會如洪水般湧入, 一旦中國加速其經濟巨輪運行。就目前來說﹐儘管面對中國的投資懷著雜亂的心情﹐河內仍希望看到中國的走私貨物能夠在邊界處停落。
如此﹐越南依靠意識形態的結盟方式來達到所形成的雙方關係﹐避免公開的衝突﹐同時接受既成事實的中國的超級國際地位﹐以此換來中國對其安全與公平貿易的保證。一切事情皆要慎重﹐無論如何﹐似乎相同的意識形態仍未能足以成功地消除中越兩國共同的長久歷史中的敵視與不信任心態。 ( 注15 )
中國確是已成為在各方面上都要值得注意其動態與政策的單一的地區力量。中國的地位被視為一個新的、現代的亞洲平衡的力量﹐顯然它正在形成中心王國 ( Middle Kingdom ) ，正如北京宣稱歷史上中國的地位是亞洲的中心力量。在國際關係上﹐在對內政策上﹐經濟的進步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中國以亞洲力量破陣而出﹐令其他國家要附首聽從。中國以亞洲主要的力量重返國際權力舞臺﹐因此一切重要的問題皆要得到北京首肯。( 注8 ) 但是﹐中國國家新聞新華社引自江澤民的說話﹐北京關注與 “ 週邊國家維持好的關係 ”﹐並提及到1979年中越衝突事件﹐他指出只要雙方有遠見、互相理解及其以公平合理的方法協商﹐兩國的 “ 一些歷史遺留問題 ” 將會得到適當的解決。在此況下﹐形成越南對外關係的政策的主要策動力來自中國。近年來﹐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轉向中國吸取意識形態之動力以及尋求中國的合法認同﹐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向北京朝覲﹐請求得到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密切關係﹐增添其馬列主義詞辭﹐從而懇求把中越關係提昇至更高的層面。
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於1997年12月8日訪越時宣稱﹐“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源遠流長。在長期的革命鬥爭時期﹐中越兩國人民互相支持、援助﹐患難與共﹐並肩戰鬥﹐形成深厚的革命同志情誼。在過去的幾年﹐中國與越南在友好鄰邦和合作的關係上猛步前進。中越兩國具有共同的目標與任務﹐分擔共同的困難 ……” 。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 ( Trần Đức Lương ) 相應地答道: “ 越南保持與中國共存偉大的、重要的傳統友誼﹐ 並與中國全心全意發展至二十一世紀的互相理解和友好合作的關係。” ( 注9 )
從那時起﹐官方話語強調中越雙方十分重要的共同利益﹐共同的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的成功發展。他們是世界上僅剩下的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成功努力地保衛其意識形態的國家。因此﹐越南人前往中國學習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經驗是越南必經之途。中越有四個基本相似點如下: 根據本國的國情堅持社會主義、以經濟改革發展作為基本及其政治穩定、動用國內資源並會利用國際合作、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 注10 )
而且﹐越南外長阮猛琴 ( Nguyễn Mạnh Cầm ) 於1998年11月28日越南國會上宣告,“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越中關係的重要性﹐主動和正面地加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多方面上的友誼與合作關係。我們亦維持每年全面的各級別領導人之間的接觸。今年最顯著的事件是最近十月份潘文凱 ( Phan Văn Khải ) 總理正式友好訪華。兩國之間不同層面與地方性的互訪將會積極地繼續進行。只今年頭九個月﹐雙方各級別代表團的互訪已有八十次。我們主動地建議採用實際的方法加強經濟效率,貿易與合作投資﹐並增強貿易額。我們努力地把2000年雙方的貿易額提昇至二十億。最近所簽訂的邊界貿易、 法律協助與顧問服務等方面將有助於恢復邊界地區的管理秩序。我們努力地加速為以兩國高級領導人一致的同意下在2000年簽訂陸地邊界協議和東京灣 ( Tonkin Gulf﹐即北部灣。譯者注 ) 分界的協議。總言之﹐各次談判都獲得重大的進步。” ( 注11 )
關於越中兩國的陸地邊界問題﹐談判的工作比戰略談判方面顯得更加艱難﹐事關從一世紀前古老的地圖上勘界約幾百米的、幾千個雙方還未能監定立碑的事務並非容易確立。無論如何﹐陸地邊界領土的爭議似乎容易得到解決﹐故此﹐1999年10月﹐越中雙方達成歷史性的陸地邊界協議。一年後﹐雙方以平分越南與海南島之間的海域分界線的方法解決了東京灣分界的問題。然而﹐兩國對南中國海諸島如西沙與南沙 ( Spratly and Paracel ) 群島主權的爭議仍然難以達到任何協議。( 注12 )
離越南海岸的兩個群島主權的爭議仍是中越關係中的潛在危點。被十四世紀的航海人稱為 “ 危險之島 ” 的斯帕利斯 ( Spratlys ﹐中國稱為南沙 ) 群島成為重點﹐因為那裡可能蘊藏石油和豐富的漁產﹐處於南中國海主要航海線中的戰略地位。中國多次重申自唐朝起就擁有對南沙群島 “ 不可爭議的主權 ”。越南申辯的理由是根據法國統治時代繪製的地圖和考古證據 ( 證據之一是十三世紀的越南陶瓷片 ) 。部份問題的爭議關鍵於如何下定義。實際上重要的是那些群島的象征性所代表的是甚麼。若自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越中關係在過去的十年中得到平隱的改善﹐這就說明兩國的關係是至上的﹐斯帕利斯群島問題亦將會達到妥協解決的。
儘管存有領土爭議的問題﹐因越南在1978年聖誕期間入侵柬埔寨,在成千上萬的中國戰士湧入越南教訓它的21年後﹐2000年6月﹐十六位最有經驗的越南官員前往中國接受另一種十分不同、不公開、也具教訓性質的課程 --- 如何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同時並不失去黨的領導。事件的發展是驚人的。由於經濟上的遲緩發展以及越南共產黨堅持維護其控制﹐顯然河內尋求與其最古老的敵人維持緊密的關係。( 陳多: 2000 ) 越南代表們在6月13日起進行兩日﹐由中共政治局委員李廷介 ( Li Tingyie ) 的 “ 理論學習課程 ”﹐之後他們還前往中國西南地區作實地考察,學取經濟改革。在此不久後﹐中國宣佈將會援越五千五百萬圓﹐協助改建由中國建造的一個鋼鐵廠與一個肥料廠。雙方的接觸表示兩國親近的象征之一﹐若也不再是越南歷史上的角色: 越南是學生﹐中國是老師。此行為可用官方的詞語解讀為 “ 十六字金言 ” 的友誼﹐正如越南共產黨黨報 « 人民報 » ( Nhan Dan ) 所說的 “ 友好鄰居、多方合作、長期穩定 ”。 ( 注13 ) 它強調雙方將會交換意見與經驗﹐ 尤其是政治教育方面; 兩黨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建黨和改革事業十分重要。如此﹐越中兩國在為各自本國的利益和願望上互相理解與合作發展。
毫無疑問﹐在兩國一段時期的決鬥後﹐雙方增進和緩關係導致策略上的改善。一位越南官方人員就河內最近對北京磕頭解釋﹕“ 記住﹐在擊敗中國人後﹐我們仍然要朝貢。” 可是﹐ 一些越南人懷疑此智慧行動的背後之意。一位胡志明市的老共產黨員陳白騰 ( Trần Bạch Đằng ) 坦言道﹐中國對越打經濟戰﹐他們把劣貨傾倒入我們的市場。 (陳多: 2000 ) 當談及到越中兩國在南中國海上的領土爭執時﹐他說﹕“ 中國不只是對越南形成威脅﹐對世界亦是如此。中國曾對其鄰國印度、越南和蘇聯發動戰爭攻擊。” 儘管具有共同的社會主義意識﹐地理上的相近和正常的關係﹐實際上兩國仍然互相猜疑和提防對方。
因此﹐意識形態和國家問題籠罩著中越關係的正常化與發展。中越雙方認識到共存著機遇和挑戰的新形勢。正如目前兩國面對的共同問題 ---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經濟改革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 此是其顯著的相同處。越南領導人特別渴望想知道中國共產黨如何評估一黨制的政權打入世界貿易組織 ( WTO ) 後所面臨的危險﹐以及它如何向中國人民解釋。他們想知道如何能確保共產制度不被改變若要向世界打開經濟大門。( 注14 ) 正如中國一樣﹐反貪污運動首先是為增強一小撮掌權集團的政治資本。中越雙方的意識形態理論家贊同為抵抗外界的衝擊﹐該對其尊敬的黨的形像道德化。而且亦像中國一樣﹐越南領導人尋找一個適當的外國敵人﹔若找不到﹐他們就製造一個﹕那個長期的托辭 “ 外國陰謀 ”﹐從未得到證實﹐但可達到目的﹐由此﹐河內當局繼續如此做﹐發動鎮壓運動。為此﹐中國鎮壓法輪功宗教派別無疑的暗中得到越南領導人的支持﹐並利用此為增強打壓任何趨勢、任何團體有別於政府的獨立活動。中國的觀點 --- 對西方關於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的壓力 --- 成為了強大的據點﹐並有力地增強越南官方的態度。
然而﹐可以說越南的基本目的是儘量避免過份依賴中國。亞洲危機曾改變了越南處於該地區的地位。越南政府為尋求對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之間保持相等的距離﹐為執行一種外交關係的戰略和政治策略﹐為保衛國家的利益改變了其行動方向。事實上﹐越南1995年加入東盟主要是為了政治目的: 其相信一旦加入東盟﹐一個對中國較為重要的組織﹐越中雙方悠久歷史的摩擦就會較少併發為公開的衝突。與此同時﹐在經濟方面上﹐越南可在出口項目如鞋類、紡織品等與中國競爭﹐而且當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得到實行﹐越南本地商人要面對來自北方巨人的競爭從而進行反擊。值得注意的是﹐已經廣泛進入越南市場的中國貨物將會如洪水般湧入, 一旦中國加速其經濟巨輪運行。就目前來說﹐儘管面對中國的投資懷著雜亂的心情﹐河內仍希望看到中國的走私貨物能夠在邊界處停落。
如此﹐越南依靠意識形態的結盟方式來達到所形成的雙方關係﹐避免公開的衝突﹐同時接受既成事實的中國的超級國際地位﹐以此換來中國對其安全與公平貿易的保證。一切事情皆要慎重﹐無論如何﹐似乎相同的意識形態仍未能足以成功地消除中越兩國共同的長久歷史中的敵視與不信任心態。 ( 注15 )
作者感謝王賡武 ( Wang Gungwu ) 教授和馬丁-斯刁沃-福斯 ( Martin Stuart-Fox ) 教授在會議期間及其後所提示的寶貴意見。
譯者由衷致謝阮世英教授答允將此文譯為中文。
定稿於2007-05-12日
修改於2009-10-23日
**
注釋﹕
注 1﹕引自阮世英﹕1989年﹐第66頁。
注 2﹕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官員曾紀澤 ( Zeng Jize ) 仍宣稱:“ 越南屬於中國。因此 “ 中國有責任保護越南的全部領土。” ( 引自意斯民Eastman﹕1967年﹐第39頁 ) 。
注 3﹕參閱阮世英﹕1996年和托基( Trocki )，1997年。
注 4﹕關於1945年前中、越兩 ( 共產 ) 黨互動的論文﹐參閱高沙 ( Goscha )，1999年。
注 5﹕參閱翟強 ( Qiang Zhai )，2000年。
注 6﹕關於此事或後來所發展的事件﹐參閱裴春光 ( Bùi Xuan Quang )，2000年。在兩國緊張關係的年代﹐曾出現多篇激烈譴責中國霸權主義的偽歷史文章出版﹐例如﹐« 越南文學 » ( Văn Học Việt Nam )﹐1981; 或由阮越 ( Nguyễn Việt ) 主編的文章﹐1983年。
注 7﹕據馬丁-斯刁沃-福斯 ( Martin Stuart-Fox ) 的私人筆記﹐他指出,對越南理想主義者更大的打擊卻是因為他們冀望那種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 (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 的精神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為 “ 大國沙文主義 ” ( great power chauvinism )。
注 8﹕參閱馬丁-斯刁沃-福斯，2002年。該作者指出﹐當中國的力量增強和以民族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對東南亞採用更多的傳統關係方式﹐而東南亞國家反之亦然。
注 9﹕新華社國內通訊﹐1997年12月8日。
注10﹕越南« 人民報 »，1998年10月16日。
注11﹕擇自越南外長阮猛琴 ( Nguyễn Mạnh Cầm ) 於1998-11-28日河內舉行的第十屆四次國會開幕致詞。
注 12﹕參閱舍米利爾-永尤 ( Chemillier-Gendreau )，1996年。
注13﹕自1991年中越關係正常化以來﹐兩國領導人互訪和對某些主要問題經常交換意見﹐此被視為提昇雙方關係的一種重要行為。最近﹐2001年9月7日﹐ « 人民報 » ( Nhan Dan ) 編緝部文章表示﹐中國人大委員長李鵬訪問河內是對越南人民的一種鼓勵﹐它是兩國人民渴望發展 “ 長期穩定、邁向前程、友好鄰邦、全面合作 ” 為原則的友好關係之活生生例證。這份黨報還讚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在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在國家建設、 穩健經濟發展中取得的成就。由此﹐人們記得﹐自1990年初﹐為提昇兩國多方面的雙方合作與理解﹐中越雙方加強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
注 14﹕具體上﹐ 2001年年中已最終修改1992年的憲法條例﹐以致增添私人權﹐此亦使越南靜觀中國如何允許資本家成為共產黨員一事。
注 15：2001年初黎可漂 ( Lê Khả Phiêu ) 被撤黨內職務﹐事因他過於親中﹐並在與北京的邊界談判上作出太多的讓步。中國被視為越南傳統的敵手﹐儘管大家的意識形態相同。
參考文獻 :
-- 裴春光 ( Bùi Xuan Quang )﹐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1975 - 1999 。東南亞的安全與地域政治 »( La troisième guerre d’Indochine, 1975-1999. Sécurité et géo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 )﹐巴黎﹐拉馬頓 ( L’Harmattan ) 出版社﹐ 2000年。
-- 陳多-那嚴 ( Chanda, Nayan )﹐« 友乎敵乎? 河內冒險執行具爭論性的政策 --- 與其最古老的敵人 --- 中國發展緊密的關係 » ( Friend or Foe ? Hanoi has embarked on a controversial policy of closer ties with its oldest enemy – China )﹐ « 遠東經濟評論 »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0年，6-22號。
-- 舍米利爾-永尤-莫尼克 ( Chemillier-Gendreau, Monique )﹐« 西沙與南沙群島之主權 » ( La souveraineté sur les Archipels Paracels et Spratleys )﹐巴黎﹐ 拉馬頓出版社, 1996年。
-- « 大越史記全書 » (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第一卷,1983年版。
-- 意斯民-洛德 ( Eastman, Lloyd E. )﹐« 皇廷與宦臣。中法爭論中的中國政策﹐ 1880 – 1885 » (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年。
-- 高沙-屈斯托夫爾 ( Goscha, Christopher E. )﹐« 思考華南地區與越南革命在兩次戰爭中的中越混合關係 » ( Entremêlements sino-vietnamiens: Réflexions sur le sud de la Chine et la révolution vietnamienn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 « 走近亞洲 » ( Approches-Asie )﹐1999年﹐16期﹐第81-108頁。
-- 黃春捍 ( Hoàng Xuan Hãn )﹐« 景興時代庚辰年之北使務 » ( Vụ Bắc Sứ Năm Canh Thìn Đời Cảnh Hưng )﹐« 史地 »﹐西貢﹐1967年﹐第6期﹕第3-5頁 ;第142- 155頁。
-- 阮世英 ( Nguyễn Thế Anh )﹐« 十一至十七世紀之中越邊界 » ( La frontière sino-vietnamienne du XIe au XVIIe siècle )﹐« 越南邊界 » ( Les frontières du Viêtnam )﹐巴黎﹐拉馬頓出版社,1989年﹐第65—69頁。
-- 阮世英，« 大越與鄰邦 » ( Le Dai Viêt et ses voisins )﹐巴黎﹐拉馬頓出版社﹐1990年。
-- 阮世英﹐ « 中國移民與湄江三角洲的殖民狀況 » ( L’immigration chinoise et la colonization du delta du Mékong )﹐« 越南論壇 » ( The Vietnam Forum )﹐ 1996年﹐1月號﹐第154-177頁。
-- 阮越、武明江、阮猛雄 ( Nguyễn Việt, Vũ Minh Giang, Nguyễn Mạnh Hùng )﹐ « 歷史中反外侵的水軍 »( Quan Thủy Trong Lịch Sử Chống Ngoại Xam )﹐河內﹐人民軍出版社﹐1983年。
-- 奧哈羅-斯蒂芬 ( O’Harrow, Stephen ) ﹐« 1428年阮廌的[ 平吳大誥 ]:越南民族認同的發展 » ( Nguyen Trai’s Binh Ngo Dai Cao of 1428: The Development of a Vietnamese National Identity )﹐« 東南亞研究期刊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9年﹐10-1期。
-- 翟強 ( Zhai Qiang )﹐« 中國與越戰﹐1950 – 1975 » (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沙漂崗 ( Chapel Hill )﹐北卡羅利那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馬丁-斯刁沃-福斯 ( Stuart-Fox, Martin )， « 中國與東南亞 » (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聖-禮歐納德 ( St-Leonards )﹐阿倫與因英 ( Allen and Unwin )出版社﹐2002年。
-- 泰勒-基夫 ( Taylor, Keith W.)﹐« 越南之誕生 » ( The Birth of Vietnam )﹐ 北可利 ( Berkeley )﹐加利福利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
-- 托基-卡爾勒 ( Trocki, Carl A.)﹐« 十八世紀東南亞的中國先鋒者 » ( Chinese Pionee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 亞洲自主的最後層面 » (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雷德編緝﹐ 渾密樂斯 ( Houndmills )﹐ 麥密蘭 ( Macmillan ) 出版社﹐1997年﹐第83-101頁。
-- 張寶林 ( Truong Buu Lam )﹐« 中越關係中干涉與宗藩制度的相對 »( Intervention Versus Tribute i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 中國世界之秩序 »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約翰-費爾清 ( John K. Fairbank )﹐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8年﹐第165–179頁。
-- « 反中國封建侵略路上之越南文學 » ( Văn Học Việt Nam Trên Những Chặng Đường Chống Phong Kiến Trung Quốc Xam Lược )﹐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 « 越史略 » ( Việt Sử Lược )﹐陳國旺 ( Trần Quốc Vượng )譯﹐河內﹐文史地出版社﹐1960年。
-- 伍特斯 ( Wolters, O. W. )﹐« 越南與中國的歷史家和皇帝:1272年黎文休上奏陳朝王廷的歷史書所引起的評論 » ( Historians and Emperors in Vietnam and China: Comments Arising Out of Lê Van Huu’s History, Presented to The Tran Court in 1272 )﹐« 東南亞以往的觀念 » ( 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 )﹐雷德和馬爾 ( A. Reid & D. Marr ) 主編﹐新加坡﹐哈尼民 ( Heinemann ) 出版社﹐1979年。
-- 伍特斯﹐« 東南亞歷史﹐文化與地區之觀點 » (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意塔卡 ( Ithaca ) ﹐東南亞出版社﹐1999年。
-- 伍塞德-亞力山大 ( Woodside, Alexander )，« 越南與中國模式 » (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劍橋﹐1971年。
-- 伍塞德-亞力山大﹐« 從變動與人類責任的概念看越南最近傳統的改變 »( Conceptions of Change and of Human Responsibility for Change in Late Traditional Vietnam )﹐« 道德範疇與改變的問題:論東南亞人的思維 » ( Moral Order and the Question of Change: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Thought )﹐戴維-衛亞和伍塞德-亞力山大 ( David K. Wyatt & Alexander Woodside ) 編緝﹐紐哈運 ( New Haven )﹐耶魯大學﹐« 東南亞研究 »﹐1982年﹐第104-150頁。
-- 伍塞德-亞力山大﹐« 越南歷史: 孔儒學說﹐殖民主義與為獨立之鬥爭 » ( Vietnamese History: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 越南論壇 » ( The Vietnam Forum )﹐1988年﹐11:第21-48頁。
-- 伍塞德-亞力山大﹐« 越南政治理論與經濟增長之關係﹐ 1750 - 1840 »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heor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Vietnam, 1750-1840 )﹐« 亞洲自主之最後層面。回應關於東南亞各國和韓國之現代化問題﹐1750 – 1900 » (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1900 )﹐雷德編緝﹐渾密樂斯﹐麥密蘭出版社﹐1997年﹐第245-268頁。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