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戰爭大事記
1945年9月2日﹕
越盟於河內巴亭 ( Ba Đình )公園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1945年9月23日﹕
日軍因戰敗退出東南亞和法國遠征軍重返佔領西貢後﹐西貢-堤岸地區的越盟呼籲民眾起來抗法﹐堵築街頭作戰。法軍進行軍事干涉和鎮壓。
1946年3月6日﹕
簽訂法越條約。法國承認越南共和國為主權國家﹐但屬於印度支那聯邦 ( la Fédération indochinese ) 和法蘭西共同體 ( l’Union française ) 的一部分。
1946年3月8日﹕
在南部的法國部隊出發前往河內。
1946年3月18日﹕
法軍洛克洛( Leclerc )大將抵河內並會見胡志明。
1946年12月19日﹕
越盟向法軍軍營發動總攻擊。胡志明宣佈全面戰爭開始。
1949年3月8日﹕
法國承認越南的獨立和統一﹐但附屬於法蘭西共同體內的國家﹐國家首腦為保大﹕以同樣的條件﹐法國於7月和11月分別相繼承認寮國和柬埔寨的國家地位。
1950年9月16日﹕
武元甲在北越第四號公路地區發動進攻。
1950年10月6至7日﹕
法軍於高平 ( Cao Bằng ) 潰敗。
1950年12月6日﹕
拉特-德-塔斯尼 ( Lattre de Tassigny ) 大將上任印度支那總督和遠征軍總指揮司令。他把印度支那衝突納為保維自由世界內的防衛政策。
1951年1月﹕
法國遠征軍擊敗於紅何三角洲西北部永安 ( Vinh Yên ) 地區的越盟部隊。
1951年5月﹕
紅河三角洲南部底河 ( sông Đay ) 戰役。法軍發動最大一次的反擊戰役。
新加坡會議。法美英三國達成協議﹕一致贊成統一合作的印度支那策略。印度支那衝突國際化。美國加強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經濟援助。
1951年7月15日﹕
保大王宣佈越南軍隊的總動員。法國遠征軍內加入“非白人”的軍人隊伍。
1951年9月﹕
法軍取得義路 ( Nghia Lộ ) 戰役之勝利。
1951年11月14日﹕
法軍於和平 ( Hòa Bình 。地名 ) 擊敗越盟部隊。
1952年秋﹕
越盟部隊奪取奠邊府和木州 ( Môc Chau ) 地區﹐但被法軍擊退出那爽 ( Na San )﹐那爽成為必要的空軍後勤基地。
1953年夏初﹕
由於涉及重提保大王與西哈努克親王與法國簽訂的1949年條約的條款﹐引發起印度支那政治危機。
1954年2月﹕
法軍飛機轟炸越盟在寮國朗帕邦 ( Luông Prabang ) 的基地。
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
奠邊府戰役。
1954年7月21日﹕
日內瓦協定簽訂。
2008-08-23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資料來源﹕
1, 依維-加 ( Yves Gras ) 著﹐« 印度支那戰爭史 »(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Indochine ) ﹐ 巴黎﹐ 皮隆 ( Plon ) 出版社﹐ 1979年.
2﹐ 菲利-仿志尼 ( Philippe Franchini ) 著, « 印度支那戰爭 »( Les guerres d’Indochine ), 巴黎﹐ 辟馬利昂 ( Pygmalion ) 出版社, 1988年.
奠邊府戰役以及其他視頻選輯
1、越南戰場：奠邊府與其遺產 （ 英語講述 ，共六段 ）
Battlefield Viet Nam: Dien Bien Phu - The Legacy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r9qVP2As3Y&NR=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MGxdk8W6XA&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FybemoB58U&NR=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YluajA_m4U&NR=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i_K4W3rcl0&NR=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le5EuTVemQ&NR=1
2、奠邊府（ Dien Bien Phu ， 英語解說 ）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TJ1KJJuJ3M&feature=related
法語：
3、奠邊府 （ 歌曲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UpZBeZhzVg&NR=1
4、印度支那： 我祖父的故事（ indochine : histoire de mon grand-père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i8ux3F20z8&feature=related
5、奠邊府艾麗尼山嶺 （ Dien Bien Phu colline Éliane ）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sVUiEfNA8c&NR=1
6、重返 RC 4 （ retour sur la RC4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n2PwzxATRg&NR=1
7、口述歷史： 印度支那第61 軍旅 （ Indochine 61ème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q7RRK0cv0s&feature=related
其他主題：
8、五十年代的西貢景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W2w-MrNU9g&feature=related
9、1975年前的西貢 （ 音樂、圖片組合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8H9N37t7Wc&NR=1
10、1968-69年 西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5ucESp2WHA&NR=1
11、1968年西貢街頭獵影 （ 默片。女人、長衫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45orHT5IKY&NR=1
12、《女孩和長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YOwaLYfMgE&feature=related
嶺南遺民
2009-10-15日
作者 ： 武祥 （ Vũ Tường ）
書評：史旦-東尼森（ Stein Tonnesson ）著《 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 Vietnam 1946: How the War Began ）, 加州大學出版社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貝克利 [ Berkeley ], 2010年. ）[ 注1 ]
1946年是越南歷史至關重要的一年， 當時這個國家剛擺脫了殖民的統治。 在《 1946年之越南 》一書中, 挪威史學家史旦-東尼森 ( Stein Tonnesson ) 以1946年3月6日初步協議和1946年12月19日戰爭爆發的這兩個事件作為觀察越、法關係演變的根基，指出它是從忍讓的界限發展為衝突的形勢。東尼森提出了新的兩個要點 ： 第一、1946年3月6日的初步協議是由於得到中國國民黨的協助，才促使法越雙方進行談判。 儘管實際上於1945年後， 巴黎只想保持在南部地區的利益， 但在印度支那的各級法國官員當遣派軍隊重返北越接替中國國軍時，他們卻籌劃了一個長期控制北越的藍圖。 若中國國民黨不對法越雙方都施壓的話，使他們簽署1946年3月6日的初步協議，那麼戰爭在那時早已發生的了。 史旦-東尼森的第二要點是與以下的問題有關： 誰該負上1946年12月19日戰爭爆發之責呢 ？ 如上所述，東尼森指出在印度支那的法國官員所做的是與法國政府的指示背道而馳， 他們挑惹了越盟政府，使越盟首先攻擊（ 法軍 ）。面對法軍所挑撥的把戲，越盟起初還忍住不還手一段時間， 但在期望以和平手段達成協議的法國社會黨政府上台執政的幾日後，最終越盟軍隊中了對方設立的陷阱並於12月19日槍聲便打響起了。
史旦-東尼森所參考和引用不少的主要資料均來自西方國家的資料庫。 他以較為清晰和具說服性的文字表達方式讓人們看到巴黎方面因諸理由而曾已忽視了印度支那的情況， 巴黎和西貢（ 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府駐地 ）之間來往的訊息已被歪曲和誤解， 以及駐西貢的法國指揮官的行為皆引致了戰爭的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東尼森根據法國和一些越南的資料，重構了發生在重要的日子 --- 12月19日事件的各個細節。 這幅圖案比我們常聽到的由越盟軍隊發動一次對法軍的突擊是更為複雜的。儘管武元甲在此之前亦曾有籌劃那樣的攻擊，東尼森卻指出是發動攻擊的指示是在槍聲響後的幾個小時才傳達， 他亦不否定武元甲部下的士兵並非不獲上級命令之況下而隨意的開槍（ 在此況下，武元甲亦是無可選擇地對法國宣戰的了 ）。
巴黎1946年3月18日，越盟主席胡志明與法國將軍洛克洛（ Leclerc 前左）、東京總督讓-聖特尼（ Jean Sainteny ）。
史旦-東尼森不但將1946年內所發生的各個事情作了比較，他的研究還對越南歷史作出了三大貢獻。他指出， 第一、中國國民黨在越南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至今為止， 史學界一直曾忽視了中國國民黨對胡志明政府生息存亡的積極作用。 倘若中國人曾所做的，正如美國人於漢城 （ 不承認在日投降不久剛成立的左派政府 ） 或如英國人於西貢和雅加達 （ 允許法軍和荷蘭軍隊重返在二戰中被日本人佔領的殖民地 ）， 那麼胡志明的政府是難以有很大生存的機會。 中國國民黨軍隊曾協助胡志明政府的行動是對各個反共派別如越南國民黨（ 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 ）和越南革命同盟會（ Việt Nam Cách Mạng Đồng Minh Hội, 請讀者留意，此同盟會與越盟非同一組織。越盟全名﹕ 越南獨立同盟會 [ 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 Hội ]) 。 譯者註 ）等加入越盟政府並同意簽署1946年3月6日的初步協議。儘管實際上印度支那共產黨在政府內閣並不真正的與這些黨派分權， 但暫時的接受他們加入越盟政府即可在對外宣稱越盟是代表越南全體各階層和黨派的政府。 越南官方所撰寫的歷史不但對蔣介石和其將領們表謝意，還指責中國人是比法國人還要醜惡的敵人。 西方學者（ 除 King Chen，[ 美國台灣華裔、亞洲政治和國際問題學者。譯者註 ] 之外 ） 亦常指責中國國民黨軍隊無紀律和土匪的行為， 但忘記了他們在胡志明政府的命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胡志明和讓-聖特尼 ( 1946年 )
史旦-東尼森的第二個貢獻是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在“八月革命”期間和之後集體領導的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據，它與越南官方的歷史觀點相反。[ 注2 ] 在此方面上，人們可清晰的看到那時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力量還弱， 它還須依賴其他的力量來維持政權， 儘管與其他的黨派相比，共產黨是最強的一個。在大城市範圍之外，這個政府還未掌握實際的控制權。 1945年底，解散印度支那共產黨使到情況變得更淒慘。 根據法國情報人員的資料， 東尼森（ 第24頁 ） 推測，“ 在1946-47年的階段，黨的工作被黨的各個領導人（ 若不是長征的話 ）忽視了，因為他們忙於政府的管理工作 ” 。 武元甲的士兵於12月19日晚不顧上級之令向法國兵開槍的假設為上述的解釋無疑是提供了多一份的細節。
第三、史旦-東尼森與1960年代越南學的主流派分道揚鑣。 這些主流派學者避開應對越南共產黨領導作批評的批評。[ 注3 ] 根據這學派的描述，共產黨人只是專心一致為爭取民族獨立的事務， 只是到了要自衛的地步才被迫與外國侵略勢力進行戰爭。 似乎是共產黨人從不會犯錯的， 而且就算有，亦曾作了坦誠的認錯。 這些學者可能太過於相信共產黨人如陳輝料（ Trần Huy Liệu，1901-1969，越南史學家和革命活動者。譯者註 ）和武元甲等人所撰寫的回憶錄。 此一點亦不驚奇，因為這些人是為共產黨擦脂抹粉和故意的避談共產黨人所犯之錯。史旦-東尼森在書的開頭就為在廿世紀發生的越南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作了重新的登記。 這個數字是以百萬計的，包括越南人和外國人在內。東尼森相信，所發生的幾場戰爭亦是可避免的，若越盟政府懂得於1946年12月19日 --- 這個宿命的日子裡有所忍讓和自控。 如此的說，他並非是要說胡志明應對那事負責，而指出的則是武元甲可以使戰爭不發生。儘管武元甲所負的責任少於法國官員，如印度支那總督佐治-達讓廖（ Georges D’Argenlieu ）、尼翁-皮永（ Léon Pignon ）和讓-艾提尼-瓦侶（ Jean-Étienne Valluy ）少將等人。史旦-東尼森卻認為，更甚的是，武元甲是個頭腦固執的人，他自認為無責可負，雖然歷史的證據已清晰的說明是他使戰爭爆發的。 據東尼森（ 第257頁 ）所述， “ 對於武元甲將軍， 他不僅對（ 12月19日 ）的攻擊事件，還對後來在印度支那戰爭中全體生命的損失和痛苦應負上極大的責任， 作者意指那一連串的悲劇是難以接受的，因為一切是從誤會開始。”
可是，東尼森的書亦有不足之處 ：作者使用極少越南的資料。 儘管越南共產黨的資料庫還未讓研究者進入參閱， 但是諸輯的黨文件經已集編出版， 尤其是自1999年新出版的文集。[ 注4 ] 從第八集（ 1945-1947 ）的文件中，人們清晰的看到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此階段已存在。[ 注5 ] 法國情報的文件中出現一位叫“仁仁” （ “Nhân Nhân” ）的秘密人物很可能就是長征，因為他在一些文件上有時的簽名是“仁”。[ 注6 ]
只須略閱上述的第八集，我們就可以從站在越南的角度上提出四點作補充，為東尼森從法國方面提取顏料繪寫的那幅畫增添色彩。第一點、 胡志明的政府似乎對越南國內的對手（ 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 ）的擔憂多於對法國人。 在一份注寫1946年3月3日的文件上， 中央常務委員會對共產黨與法國人所簽署的3月6日初步協議的解釋如下：黨中央認為， 若越盟與法國開戰， 此將會對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有利，而不是印度支那共產黨。黨領導人承認“此時要主和的就有兩個危點： a、 反對派會利用群眾的抗戰精神大作宣傳， 誘惑民眾和誣衊我黨叛國，為西方人服務； b、 法國殖民者可能會增強在我土地上的力量，日後便可食言和毀約，進而消滅我們”。 然而，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認為，簽署初步協議是具有兩大的益處： 一、“可擊破白匪中國人、法西斯者和越奸，保存我們的力量；” 二、“ 爭取時間休兵生息，為新的戰鬥而備……, 進而奪取完全的獨立。” [ 注7 ] 在初步協議簽署後，黨首先須執行的辦法之一是“ 利用與法國人和解的時間消滅國內反動派和白匪中國人， 消褪我們和法國人之間的挑撥離間的行動。” 此文件說明了越南人之間的奪權鬥爭比全體越南人對法國人的爭取獨立鬥爭也是激烈和重要得多。 印度支那共產黨對越南人本身內部的敵人多於憂慮過法國人， 此證明了1946年所發生的各個事件並非只是與越南的獨立有關，還與越南各黨派爭奪國家領導權的事相聯。
第二、 越方的資料顯示， 印度支那共產黨對3月6日的協議存有極大的期望， 並非如東尼森所認為的那樣（ 第5頁 ）： 他們只希望盡快簽署完畢，然後就可樂意的去執行。 實際上，他們視3月6日初步協議為一份重要的、比1945年3月24日戴高樂答應讓印度支那自治的宣布還邁進了一步。根據3月6日的初步協議， 雖然越南還未獲許獨立， 越共的一份文件仍寫道： “ 法國已放棄在越南重建殖民地的慾望並承認我國的自由和統一的原則 …… 。” [ 注8 ] 至少在初步協議簽後的幾個月裡，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仍然是想繼續在該協議的基礎上與對方談判，而不僅是樂意地執行它， 儘管他們仍繼續為進行一場武裝鬥爭作備，若需要的話。他們樂觀地認為法國人已放棄了重建殖民地的想法，似乎此可作為解釋為何印度支那共產黨對越南國內各黨派的擔憂還多於法國人的理由。
武元甲的越盟解放軍宣傳隊抵河內。
第三、史旦-東尼森將批判的尖鋒指向武元甲，指出他應該為屬於越方爆發戰爭應負責之人。東尼森肯定地認為長征是主和派，可是越南的資料顯示，印度支那共產黨內有重大決定權的人都支持武元甲的主張。 海防慘案發生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偽裝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組織 ）宣揚越南戰士於海防和涼山與法軍戰鬥的行為和呼籲提高警覺，為戰爭而備。此公佈還說，1946年9月14日的臨時條約 （ 胡志明於法國簽署 ）是“ 最後忍讓的一步。” [ 注9 ] 亦是此時， 長征曾寫過一篇充滿血腥和火藥味的文章： “ 全民隨時站起來， 緊扣槍扳， 瞄著侵略者的頭顱， 人們的精神已高； 只須一聲令下，千百萬的人們就湧向前方，打擊殘暴的敵軍。”長征將仇敵的氣慨不但指向法國殖民者，還朝著那些不贊成戰爭行動的越南人：“ 需要拋棄那些勸降、自認是我們的朋友，或是敵人的人；要及時消除那些在民族隊伍中主降、輕信敵人的人，須懲罰在任何一個人民階層內那些作敵人走狗的人……, 在衝向敵人之前， 須先鏟除腳下阻繞前進的藤索。” [ 注10 ] 儘管可能是武元甲個人作出在那晚對敵人開槍的決定，但肯定的他是獲取越南共產黨領導人的準許。 於1947年所發生之事與此推論是相符。 戰爭發生後， 印度支那共產黨曾召集中央幹部會議，分析國內外形勢， 同時亦討論必要的政策和計劃。 在長達三十三頁的會議決議中提及外交方面的只有一小段的文字如下：
外交方面： 越南的問題剛在法國議會上作了激烈的討論。 法國共產黨、法國工會聯盟關於法國政府與越南和解的問題作了表態。 戴高樂派為國際反動派又活動起來，要推翻法國共和制度。 面對此況， 組織（ 指印度支那共產黨 ）須緊密跟進法國各種政治和局勢的發展。 若法國承認越南的獨立和統一， 但仍需讓幹部和人民認識還未開展長期抗戰第三階段的戰鬥， 不管須作出任何的和解，都不能完全的解決我們與法國殖民者之間的衝突。 暫時的和解只是拖延時間……， 由此，我們須盡可能利用外交手段， 使越、法的浴血之戰縮小， 但在各次談判上不可持主觀的態度和最重要的是不能掉以輕心，讓敵人利用……， 攻打我們。[ 注11 ]
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似乎對法國社會黨政府存不大的信心， 亦並不後悔戰爭已是發
生了。 儘管胡志明仍設法要與法國談判和於1947年將一些政府內閣的部長職位讓予非共產黨人擔任， 長征和黎德壽頒布了嚴厲警告民眾的指示，不須過分的期望外交方面上的結果。[ 注12 ]
第四、史旦-東尼森認為 （ 第十頁 ）， “每個政府的基本職責”是保衛和平， 可是從越南的資料所顯示越南的多位領導人的想法皆並非如此。 他們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點卻源自充滿極端的革命思想的馬列主義世界觀。[ 注13 ] 據此世界觀， 世界的未來是將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生死決鬥而定。 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只是暫時的，因為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好戰和依靠戰爭來發財。 此外， 國際的政治不可與國內的政治分隔出來。 正如長征曾所發表的， 越南共產黨人為了民族利益，可接受暫時的階級團結，但絕不會接受“階級和解”（ 為民族團結的目標而犧牲自己階級的各個基本的利益。）[ 注14 ] 與帝國主義者和平共處，或與階級敵人作和解之事只處於越南共產黨人，最典型的人物是長征的價值梯尺上的低點。1946年的對法戰爭， 若正如東尼森所描述的那樣， 亦正如1953-56年的土改運動所導致的行為相同， 實質上它們都是一場殘暴的階級鬥爭。 以此觀點來作評價，1946年12月19日晚武元甲將軍發動對法軍攻擊的決定不但是戰略上之錯（ 如史旦-東尼森所立論 ），還是那些膜拜“崇高”的民族獨立和世界革命的偉大事業而作犧牲的瘋狂信徒們的頭腦出現的自然結果。
結語： 儘管使用極少來自越南的資料，史旦-東尼森的《 1946年之越南 》一書仍然是具有很大價值的研究工程。 作者讓讀者知曉更多不但是發生於1946年各事件的細節，而且還可認識那整個時代的越南歷史。
嶺南遺民譯
2010/9/29日
武祥（ Vũ Tường ）系美國奧利崗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 ）政治系助教.
圖片來源：Guerre d’Indochine 1945-1954,Tresor du Patrimone, Paris, 2004.
註釋：
1. 譯自美國對外關係歷史研究會屬下網頁的英文版。另請參閱以下網站其他作者對史旦-東尼森的書評和東尼森本人對各作者提出的問題作的回復： http://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19.pdf
2. 對於那些持與越南官方觀點相反的意見，請參閱史旦-東尼森著《 1945年之越南革命： 世界和戰爭中的羅斯福、胡志明和戴高樂 》（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o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 奧斯陸， 國際和平研究所，1991年 [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1 ] ) ; 大衛-馬爾 ( David G. Marr, ) 著《 1945年之越南： 奪取政權 》（ Vietnam 1945 : The Quest for Power ， 貝克利 [ Berkeley ]，加州大學出版社， 1995年 ) 和武祥 著《 亞洲發展之路 ： 南韓、越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 》( Paths to Development in Asia: South Korea, Vietnam, China, and Indonesia , 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0 年 )
3. 武祥著 《 越南政治研究和越南民族主義的討論 》（ Vietnamese Political Studies and Debates on Vietnamese Nationalism ）, 《 越南研究期刊 》（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 2007年第二期二卷, 第175-230頁.
4. 越南共產黨刊物 ,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 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 (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 1999年至2007年.
5. 史旦-東尼森 在該書第29頁表示對此委員會的存在有疑，並根據法國從越盟獲取的資料顯示， 他又認為此會確實存在。
6. 史旦-東尼森在第171頁猜測那人不是長征，因為他不戴眼鏡，而法國人所跟踪的那人是戴眼鏡的。可是“仁仁”此名和其他資料顯示那人無疑的說明他是長征。
7. 越南共產黨刊物,《 情形和主張 》 （ Tình Hình Và Chủ Trương ),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 第八集, 第45頁。
8. 越南共產黨刊物,《 1946年3月9日中央常委委員會指示 》( Chỉ Thị Của Ban T.V.T.Ư., 9-3-1946 ),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 第八集, 第50頁。
9. 越南共產黨刊物,《 國民號召書 》( Lời Kêu Gọi Quốc Dân ),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 第八集, 第148頁。
10. 越南共產黨刊物,《 戰鬥和隨時戰鬥 》( Đánh Và Sẵn Sàng Đánh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 第八集, 第452-453頁。.
11. 越南共產黨刊物,《 中央幹部會議決議 》 （ Nghị Quyết Hội Nghị Cán Bộ Trung Ương ),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 第八集, 第186頁。
12. 武祥著 《 顯示印度支那革命真正顏色之時 ：1948年急促轉變的越南政治 》( It’s Time for the Indochinese Revolution to Show Its True Colors: The Radical Turn in Vietnamese Politics in 1948 ), 《 東南亞研究期刊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十月， 40-3 號, 第528頁。
13. 請參閱武祥著《 從歡呼到志願： 1940年至1951年越南共產黨人和冷戰的降臨 》 ( From Cheering to Volunteering: Vietnamese Communists and the Arrival of the Cold War 1940-1951 ), 由高沙-屈斯托夫爾 ( Goscha Christopher ) 和雀塵-奧斯特曼 （ Christian Ostermann ） 主編 《 關聯的歷史： 冷戰和亞洲的非殖民化，1945年至1961年 》( Connecting Histories: The Cold War and Decolonization in Asia , 1945-1962 ), 史丹福大學出版社， 2009年 ; 和 《 天堂夢 ： 製造蘇聯模式的越南 》（ Dreams of Paradise: The Making of a Soviet Outpost in Vietnam ）， Ab Imperio 出版， 2008年8月, 第 255-285頁。
14. 武祥 著《 亞洲發展之路 ： 南韓、越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 》( Paths to Development in Asia: South Korea, Vietnam, China, and Indonesia ), 第196頁。
關於《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所引起的爭議
原作者 ： 陳皎水 （ Trần Giao Thủy ）
2009年5月7日
嶺南遺民按：本文改寫自原文載於 《 通訊 》（ Truyền Thông ‒ Communications ）, 2009年夏秋期第32-33號，第3至16頁, 滿地可 -- 魁北克，加拿大。 文中所引用原中國作者的句子等皆譯自越文，非漢字原文。
越文版《 當事人的回憶：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 》（ Hồi ký của những người trong cuộc “Ghi chép thực về việc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chống Pháp。下稱《 回憶錄 》。中文版原為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 《 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 》），由陳友義 （ Trần Hữu Nghĩa ）和 楊名易 （ Dương Danh Dy ）譯，於2009年初起在各電子網頁登載流傳。楊名易原為越南駐北京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和在1996年退休前任越南駐穗領事館總領事，長期以來他都研究中國問題。
《 回憶錄 》匯集了六篇文章，並另有大事記和後記各一篇。除了當年政治顧問團長，後為首位中共駐河內大使羅貴波的一文外， 餘下五篇的作者皆為由韋國清、梅嘉生和鄧逸凡為首的軍事顧問團軍官等人，其在越活動的時間從1950年8月11日至1956年三月中旬為止。
讀者從《 回憶錄 》中可獲悉一些從未知曉的事情和觀點。該書亦為越南問題觀察家、研究者和讀者等多少也提供了在五年間為協助越共抗法的中共幹部的一些活動和思維，使我們對近代中越兩共產國家的關係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和分析。
中國在抗法戰爭對越南的干涉是一個重要性的話題，但在中越關係歷史中卻甚少有詳盡的研究。 要獲得來自中越雙方的原始資料並非容易， 由此英語研究者也卻步而放棄，或忽視了它的研究價值。( 注1 )
至今，在那同一主題來自越南的研究，因須為民族利益和“國家歷史”的完美， 中國的角色卻往往被擱置。 此是越南共產黨有作明顯的挑選和它一般的做法。 ( 注2 )
越譯本《 回憶錄 》並非是新的資料， 它比原中文本遲出版了七年之久的一本書。
原始資料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間， 中國曾公開了一些關於中國干涉入越南抗法戰爭活動的資料。 （ 注 3 ）最重要的書籍計有： （ 一 ）、《 建國以來毛澤東手稿 》（ 注 4 ），十三冊，中央史料出版社，北京，1987至1991年 ； （二）、 《 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爭史實 》（ 注 5 ）， 中國軍事顧問團編史組， 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0年 ；（三 ）、 《 緬懷劉少奇 》中羅貴波著寫《 少奇同志派我出使越南 》（ 注 6 ）， 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四 ）、《 陳賡日記 》（注 7 ），第二冊由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 五 ）、韩懷智、譚族樵主編《 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 》（ 注 8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由此可見， 《 回憶錄 》只是中共黨史出版社翻印十二年前，即1990年解放軍出版社所出版但經挑選後的複印本，而至今所看到的《 回憶錄 》卻是十九年後從中文節選譯來的越文本。
在兩國關係仍極端惡化之時，1979年越中邊界戰爭發生不久， 中共則公開“國家秘密”--- 陳賡大將的回憶， 繼之，中國又連續解密一些與軍事顧問團有關的另一批資料。 顯然，此是經過一番盤算的決定。 對於西方的學者，一般都認為越南的資料或多或少只為宣傳，不具研究價值，而往往忽視來自越方的訊息。( 注9 )
儘管如此， 一些西方學者仍然利用越南的新資料去探究那個竹幕後面關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真相。 嚴謹的歷史學者不讓新公開的資料弄到眼花撩亂，影響自己的認知和應持有公允的批評態度。然而，他們細心分析，從越南的宣傳品中檢出具學術價值的訊息， 為抗法戰爭中中國軍事顧問團的話題提昇研究的價值並也為此作某些平衡。( 注10 )
戰爭當事人
武元甲在奠邊府戰役的四十年後寫道：
“ 我感到需要與（在奠邊府 ）親切的軍事顧問團長同志開一次會。（ 注 11 ） 總的來說， 我們與中國軍事顧問團各位同志的關係自邊界戰役後仍然是極好的。 我們的朋友曾幫忙我們，傳遞他們在中國革命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經驗。” ( 注12 )
從左起：梅嘉生、鄧逸凡、羅貴波和韋國清。圖片來源：新華網。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在武元甲撰寫關於《 奠邊府戰役 》（ 越文， 世界出版社，1994年。）一書中，他從未提及中國援越大量的武器、彈藥、糧食等以及中國顧問的戰術的建議等， 甚至曾與武出現在奠邊府大本營的韋國清，武對他也無多著墨，更何況是提及軍事顧問團所作的必然貢獻。 ( 注13 ) 在2001年武元甲對友梅（ Hữu Mai ）口述《 奠邊府；歷史召喚的時刻 》（ Điện Biên Phủ, Điểm Hẹn Lịch Sử ）的書中，也甚少提及中國軍事顧問團和韋國清。 ( 注14 )
西方學者認為越南共產黨撰寫歷史是“為了民族利益和國家歷史的完美，中國的角色卻被擱置一邊”。武元甲大將的做法說明了這一點。
讀者可在《 回憶錄 》中找到以下作者多次重覆的幾點：
-- 毛澤東在援越事務中的最高領導權 ( “...... 在決定重大問題之前或後都要向毛主席和中央請示報告。” –-- 劉少奇對羅貴波的吩咐。 )
-- 毛被寫為一個慈仁、正直的領導人：
“ 抵越後， 你們要對他們說，昔日我們的祖宗威脅他們，我們要向越南同志謝罪、道歉並要一心一意協助越南同志打敗法國殖民者。” ( 注15 ) ( 1950年6月底於北京，毛澤東在與軍事顧問團開會時談及馬援攻打交趾一事。)
-- 毛是一個謙虛、簡樸和誠懇的人 :
“ 做參謀就是提意見， 找出辦法協助領導人， 不能冒險，替人作主， 更不可作太上皇下命令。” ( 注16 ) ( 1950年6月底於北京，毛澤東對軍事顧問團的指示 )
“ 要愛護越南人民的一花一草， 尊重越南民族的獨立和越南人民的風俗習慣” ( 注17 )
( 毛澤東親自批閱援越顧問團的“工作守則”並作了補充 。)
-- 要成為全心全意幫助越南同志的好兄弟：毛澤東以李德和諾爾曼-白求恩作正反之例， 指導各幹部需要保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光輝典範：
“ 你們在越南工作，定要避免如李德在中國的不好形象......。 ”；
“ 要有真誠和慎重的態度，少提我們曾經 ‘ 過五關斬六將 ’ 的事......。 ”；
“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 不管萬里之遠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日， 他不自私自利，不顧犧牲自己的一切，那是國際主義精神。” ( 注18 )
然而， 援越抗法的實質和最終目的，我們可從毛澤東對羅貴波兩次歸返京作報告的指示中窺見一斑 :
“ 不管是援朝抗美或是援越抗法，完全都是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 ......。”
“ 至於越南打敗法國殖民侵略者，將他們趕出越南， 中國的南疆也就擺脫了法殖民者的威脅...... ”。( 注19 )
使用越南作為南邊的屏障和朝鮮作為北部的緩衝地來對抗帝國主義者，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正是中國主要的策略的一部分和大漢愛國主義的體現。
雙方的摩擦
中國軍事顧問團和越南軍隊領導人也難免在共同的抗法戰鬥歲月中發生摩擦。
“ 當時中國援越軍事顧問團與越南軍隊的主要領導幹部曾在戰略發展趨勢的問題上，在發動群眾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問題上也有很不同的觀點。”( 注20 )
對於邊界戰役， 第251營營長阮友安 （ Nguyễn Hữu An ）和第88團團長陳勇泰 （ Trần Dũng Thái ）曾不贊同陳賡建議的先攻東溪 （ Đông Khê ）後打高平 （ Cao Bằng ）的戰術。 在連續兩日兩夜（ 9月16至18日 ）的攻戰後，越盟軍隊雖取勝於東溪，但損失嚴重。
半個多月後， 因缺糧， 第308團一半的士兵須前往（ 中國 ）河口扛米返回， 餘下的士兵留守，伏擊和進攻位於菊薩山（ núi Cốc Xá ）的法軍勒帕（ Lepage ）的援軍。 此次10月5日越軍的傷亡人數極高。 （ 注 21 ）越盟幹部叫苦連天， 武元甲提出休兵和整頓， 可陳賡認為“ 作為指揮者卻心不夠堅， 那就失去取勝的極好時機。”並出聲威脅要返國。 （ 注 22 ）
主編者不把重要的一篇 --- 陳賡的回憶選入《 回憶錄 》。陳的回憶 （ 注 23 ）記下關於越盟部隊組織的不足之處： “ 宣傳和軍事技術不足， 幹部的政治覺悟不高， 貪污，缺乏勇氣，不正確地運用“ 人民戰爭”學說中利用婦女的角色。” ( 注 24 )
爭議的問題
奠邊府戰役結束55年後的今天， 中越雙方對以下的細節仍存分歧：在奠邊府戰場上究竟是誰提出改“ 速戰速決”為“穩打穩勝”的戰術 ？
正是在紀念奠邊府戰役55週年的2009年5月7日， 原奠邊府戰役指揮部助理，也是擔任武元甲和韋國清的譯員黃明方（ Hoàng Minh Phương ）大校的論文在電子網上發表。 （ 注 25 ） 此也是曾發表於2004年4月19至20日在北京舉行的《 紀念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協議五十週年 》研討會的文章。
黃明方在文中敘述， 1月25日晚，武元甲徹夜不眠。 26日晨，他頭上包扎著艾葉， （ 注 26 ） 並喚黃去邀請韋國清前來商討戰術：
“ 見武將軍後，韋團長訝然看到他頭上的艾葉， 並熱心問候武的健康狀況，然後談及1954年1月26日武元甲的決定。
‘ 戰鬥快開始了，請武總轉告最新的情況 ？’
‘ 那也是我需要與您商量的事...我的意思是下令暫停今天下午的進攻。 整頓好後再根據穩打穩勝的原則戰鬥 ’” 。
韋國清聽後也即刻同意武元甲所改變的戰術。
在《 回憶錄 》中，作為當事人的幾位中國作者所記載的與黃明方所述有異。 巫化岑 （ 第三篇 ）、王硯泉 （ 第六篇 ）和張廣華 （ 第八篇 ）均寫改變戰術是韋的創見，後也獲武的讚同。
“韋國清想到了敵人防衛措施的複雜形勢......, 因而改變了作戰的方針。 將“ 速戰速決”為“穩打穩勝”， 攻打從外圍到中心， 殲滅逐一據點的敵人。”（ 注 27 ）
至於在西方的研究者對此的看法又如何呢 ？
法國學者皮爾-佐努 （ Pierre Renouvin ）支持黃明方的觀點，在《 巴黎、河內和北京 》（ Paris, Hanoi et Pékin ）（ 載於《 共產主義 》【 Communisme 】期刊以及第一巴黎大學【 L’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 的《 皮爾-惹努旺研究院通訊刊 》【 Bulletin de l’Institut Pierre Renouvin 】 ）上發表其見解。 （ 注 28 ） 佐努所引證的資料皆來自前總參謀部作戰局局長、專責奠邊府戰役的陳文光（ Trần Văn Quang ） 上將、範輝梨 （ Phan Huy Lê ）和黃明方。
在北美的歷史研究者陳兼（ Chen Jian ） 和翟強（ Zhai Qiang ） 對該事的記述又有另一種的說法。
陳兼在《 中國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1950-54年 》（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54。《 中國季刊 》( The China Quarterly， 1993年3月第133號第101頁 ）一文中寫道：
1954年1月24日， 中共黨中央打電報對韋國清作關於奠邊府作戰戰略的指示 :
“ 當進攻奠邊府時，你們須避免從各方向同一時間的進攻， 取而代之，應作小型的戰鬥，包圍敵人和逐一地殲滅它們。 ” ( 注29 ) ( 即指“穩打穩勝” ，陳皎水注 )
翟強在《 中國和越南戰爭，1950-1975 》(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 北加羅利那大學出版社，2000年 ，第46-47頁 ) 中寫道 :
在1950年1月24日和27日致韋國清的電函中， 中共中央軍委下令韋國清不可從“不同的方面”同一時間的進攻， 須使用“小型的戰鬥和包圍敵人，逐一地消滅敵人。”“你們須逐一地消滅每個營……”， 遵守北京的指示，軍事顧問團和越南部隊由此改變了從“速戰”為“穩打穩勝”的戰術。 （ 注 30 ）
上述兩作者皆參考和引用來自中共的原始資料。
胡志明和朱德 （ 1050年1月30日，胡北上向中共求助。）圖片來源：idcpc.org.cn
另一位學者高沙-屈斯托夫爾 ( Christopher Goscha ) 告之讀者， 越南勞動黨政治局曾於1953年12月批準攻打奠邊府戰役計劃，此與中國軍事顧問團的意見一致。 已定的計劃是須在法軍有足夠的時間作鞏固防守奠邊府戰場之前就發動攻擊，意指“速戰”。他繼續寫道， 在最新出版的回憶錄中（ 注 31 ）， 武元甲講述他曾暗地裡否定那個計劃。 1月14日， 全體 （ 人員 ）一致同意於1954年1月25日下午五時展開速戰，一舉殲滅全體法國步兵團。 1月24日， 第312團的一名戰士被法軍逮捕， 洩露了進攻的時間。 獲悉此後，越盟推延了戰鬥24個小時。 儘管受到壓力，武元甲決不再採用“速戰”的戰術， 1月26日下令將大炮撤離，此行動獲韋國清的同意。 ( 注32 )
實際上，“速戰”的戰術曾被預作為第二計劃，若人海戰術 （ 速戰 ）不保證百分之百取勝。 如此從速戰速決改為穩打穩勝並非與中國人的意見相佐。 如此類似的看法亦可在黃明方的 《 關於中國出版談及奠邊府一書的意見 》（ 《 今與昔 》雜誌， 【 Tạp chí Xưa & Nay 】, 歷史學會， 1994年6月第三期。）看到。 ( 注33 ) 此外， 武元甲戰陣上的助手黃春水 ( Hoàng Xuân Thuỷ ) 曾於1990年在西貢對來訪者皮爾-阿瑟倫 ( Pierre Asselin ) 說，最初軍中大部分指揮官都不同意武元甲那個“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定”， 可是越南勞動黨政治局最終亦贊成。( 注34 )
值得一提的是， 在攻打奠邊府的最初的3月13至16日， 武元甲曾運用人海戰術，此是在陳朝《 兵書要略 》（ Binh Thư Yếu Lược ）或《 萬世兵書 》( Vạn Kiếp Binh Thư ) 或阮朝 《 虎脹趨機 》 ( Hổ Trướng Xu Cơ ) 等兵書中從無記述的戰術。 在那三月的四日內， 越盟的傷亡總數為九千人， 其中有二千士兵陣亡。 （ 注 35 ） 這些年青人，在今天“速戰”或“穩打”的爭論上，他們無份發言。
中國軍事顧問團與越盟指揮官的關係
中國軍事顧問們一邊贊揚“同志加兄弟”的精神， 另一邊也對越盟部隊作了批評。
韋國清。 圖片來源：hcwang.cn
韋國清認為， “ 一般來說，人民軍不從戰士中提拔幹部， 而挑選自學生……， 將他們調派當中隊長、大隊長。” 巫化岑卻說， 這類的幹部“很多不懂得打仗，不會指揮， 臨陣退縮， 貪生怕死，” 並 他們應被列為各級幹部的“ 較複雜的階級分子”。 ( 注36 ) 堵金波寫道：
“ 我發現指揮幹部的職位越高，越不曉具體的戰鬥， 他們可以指揮軍隊當與敵人近接觸時， 也可以作指揮當雙方互相開火， 當要衝鋒時， 他們便不曉一切。” ( 注37 )
若認為越盟的指揮幹部不會打仗， 屬“複雜的階級分子”而畏縮，亦不屬基礎階層之人，那就完全罔顧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我們試看越盟指揮幹部數人的簡歷 ：
-- 總參謀長兼邊界戰役總參謀長黃文泰（ Hoàng Văn Thái ），貧家出身， 十三歲便輟學靠打工為生， 也當過理髮匠。 十八歲在廣寧、高平當礦工。( 注38 )
-- 西北區政委、上寮區志願軍部隊幹事處書記、第308旅政委、旅書記雙豪（ Song Hào ），十九歲已參與革命活動，也是繡工聯誼會的組織人。( 注39 )
-- 第308旅旅長兼政委 王承武 （ Vương Thừa Vũ ）從小隨親往雲南並在該地當火車工人。( 注40 )
-- 316旅副政委、政委朱輝敏 （ Chu Huy Mân ）貧家出身， 從小喪父， 很早已參與革命活動； 十七歲已是共產黨員。 ( 注41 )
-- 第三聯區政務兼聯區司令員、第三區區委常務委員，邊界戰役後升為主力的第320旅司令員兼政委文進勇（ Văn Tiến Dũng ）出身於無產家庭， 自小喪母， 十五歲父亡， 為生計助長兄當車衣。十七歲進紡織廠當工人。 二十歲加入共產黨。( 注42 )
-- 第351旅、305旅副政委、政委、 旅黨支部書記範玉茂 （ Phạm Ngọc Mậu ）出身農家， 二十歲就成為共產黨員。 ( 注43 )
-- 1945第三營營長，後升為團長、第351砲兵師參謀長段帝（ Doãn Tuế ）， 十四歲離家，1945年之前曾在法軍砲兵團當綠衣兵團的僱傭兵。
總言之， 越盟部隊的領導幹部均來自各基層階級 （ 工、農、貧家或無產者 ），他們當過打工、車衣、礦工、僱傭兵等，屬“複雜的階級分子”的只是少數。 譬如， 第174團團長鄧文越 （ Đặng Văn Việt ）出自阮朝官家背景；第308旅副旅長高文慶 （ Cao Văn Khánh ）獲法律學院學士，後任教師；或曾任山羅 （ Sơn La ）團副團長、團長、第十四區代區長、第十聯區副區長黎仲晉 （ Lê Trọng Tấn ）則是古董商之子， 法語學校學生，曾當過足球員並後當法國紅衣兵團的下士兵 。
正如包比-蕭斯（ Bob Seals ）指出， 雖然武元甲在《 奠邊府 》（ 指 1994年出版的那本 ）書中不提中國軍事顧問團的貢獻和中國的援助，但據巫化岑敘述，武元甲值前往1990年9月北京亞運會之際，順道探訪了韋國清的妻兒，並曾談及韋 :
“ ...... 當韋同志說快要離越時，我們重溫過去幾年的工作， 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好的。 韋同志贈我一幅美麗的畫，題有“東風迎凯旋”的句子，現今我的辦公室裡仍然掛著它。韋國清同志是我的知己。”( 注44 )
《 回憶錄 》的作者對越南部隊領導人作批評時，常不標明姓名，卻使用泛指的字詞：
“ 此時有越南領導人議論，如果乘勝追擊，一直打到河內就妙極了 ！ 有人說攻打河內就需要先進攻嘉林機場， 同時須斷絕敵人從河內通往各海港如海防的交通線...... 等等。”
或者“ 越方領導人有顯露出傲慢的態度和盲目的想法。 總進攻的口號又高調的提出了，往往在選擇下一步的作戰方向時暴露出來。 ” ( 注45 )
然而，陳賡曾在回憶錄中是如此的描寫武元甲：他是個“ 狡猾、不太直率和誠實”的人。（ 注 46 ）據陳所述， 一次武對陳賡抱怨羅貴波對武的批評， 可在羅的面前，武又常表現真誠熱情。
“ 越南共產黨人最大的缺點是擔憂別人知道自己的弱點。 他們不具備布爾什維克人自我批評的精神。”
陳賡認為武元甲是那種缺點的最佳的典型人物。( 注47 ).
結語
千年以來或在近代史中， 越中關係時刻都是越南人極為關注之事， 尤其是來自北方對越南主權的威脅和國家資源遭到損失，例如北部邊境領土、北部灣海域、 東海海島主權、西原鋁礦開拓以及湄江乾凅的問題等等。
這本《 回憶錄 》的文章內容表露出中共和中國政府領導層對越南勞動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一部分的思維和行為的體現。他們高聲宣揚國際主義精神，但目的卻為了保衛本身的國家安全和在國際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從中獲利。
圖片來源：blog.udn.com
為何出現1990年解放軍出版社的由中國軍事顧問團編史組的《 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爭史實 》一書，而後又成為經過濾的2002年中共黨史出版社的《 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 --- 當事人的回憶 》呢 ？
肯定的說，沒有人比越南共產黨人更瞭解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兄弟情誼。 中越邊界戰爭後，1979年10月，越南發表的《 三十年來越中關係的真相 》（Sự Thật Về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Trong 30 Năm Qua ）白皮書，無可爭辨，那是歷史的證據。
然而，為何越共又至2009年才允許《 回憶錄 》譯成越文，而僅作“內部閱讀”的呢 ?
至今閱讀由雙方記載55年前所發生的事， 要瞭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光輝形象”的同志加兄弟並非容易。 讀者對此須審慎小心， 或許比閱讀黎崱《 安南志略 》（ An Nam Chí Lược ）時更要慎重。( Lê Tắc， 黎崱，越南人。元朝時長期寓居中國漢陽，以中國人的觀點撰寫越史《 安南志略 》。 嶺南遺民註 )
此是每一個關心民族命運的越南人的一份寶貴的歷史經驗。
嶺南遺民
2010/12/3日
註釋 ：
(1) David G. Marr, Vietnam 1945,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rang 6.
(2)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trang 1.
(3) Chen Jian,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54, The China Quarterly (1993), 133:85-1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ng 85.
(4) Mao Zedong, Jianguo yilai Mao Zedong wengao (Mao Zedong Manuscrip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Vol. 1-13 (Beijing Central Historical Document Press, 1987-1998)
(5) Nhóm biên tập, Zhongguo junshi guwentuan yuanyue kangfa douzheng shishi (Trung Quốc quân sự cố vấn đoàn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kháng Pháp đấu tranh ký sự) – The Editorial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litary Advisors in Vietnam (ed.), A factual Account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Military Advisors Group in the Struggle of Assisting Vietnam and Resisting France, gọi tắt là CMAG tại Việt Nam)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90).
(6) Luo Guibo, Shaoqi tongzhi paiwo chushi yuenan (Comrade Liu Shaoqi sent me to Vietnam) in “Mianhuai Li Shaoqi” (In Commemoration of Liu Shaoqi) (Beijing Central Historical Document Press, 1988).
(7) Chen Geng, Chen Geng riji, (Chen Geng’s Diaries), Vol. 2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84).
(8) Han Huanzhi and Tan Jinjiao et al., Dangdai Zhongguo jundui de junshi guongzuo (The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my)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9) Lien-Hang T. Nguyen, Vietnamese Historians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trong cuốn The First Vietnam War: Colonial Conflict and Cold War Crisis, do Mark Atwood Lawrence và Fredrik Logevall biên tập,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rang 41.
(10) Qiang Zhai, trang 9; Chen Jian, trang 86.
(11) Vi Quốc Khanh chết năm 1989.
(12) General Vo Nguyen Giap, Dien Bien Phu, (Hanoi, Vietnam, The Gioi Publishers, 1994), trang 23.
(13) Bob Seals, Chinese Support for North Vietnam during the Vietnam War: The Decisive Edge, MilitaryHistoryOnline.com, Published online: 09/23/2008
(14) Général Vo Nguyên Giap; rédigé avec la participation de Huu Mai, Mémoires, 1946-1954; (traduit du vietnamien par Nguyên Van Su). Fontenay-sous-Bois, France: Anako Éditions, [2003-2004]. Hồi ký 1946-1954 gồm 3 tập, Chiến đấu trong vòng vây (I), Đường tới Điện Biên Phủ (II), Điện Biên Phủ, Điểm hẹn lịch sử (III).
(15) Trương Quảng Hoa, Quyết sách trọng đại Trung Quốc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chống Pháp trong“Viêm Hoàng xuân thu” số 5 năm 1999.
(16) Độc Kim Ba, Ghi lại chặng đường tham gia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sang Việt Nam.
(17) La Quý Ba, Mẫu mực sáng ngời của Chủ nghĩa Quốc tế Vô sản, trong “Tưởng nhớ Mao Trạch Đông”,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iến Trung ương năm 1993.
(18) La Quý Ba, Mẫu mực sáng ngời
(19) La Quý Ba, Mẫu mực sáng ngời
(20) Vương Nghiên Tuyền, Vấn đề phương hướng chiến lược và chiến dịch Điện Biên Phủ trong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chống Pháp.
(21) Trương Quảng Hoa, Đồng chí Trần Canh trong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chống Pháp đăng trên“Xuân Thu Viêm Hoàng” số 9 năm 1999, với tiêu đề “Đại tướng Trần Canh trong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chống Pháp”.
(22) Vu Hóa Thầm, Đồng chí Vi Quốc Thanh trong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 đăng trong “Thượng tướng phong vân lục” nhà xuất bản Đại Bách Khoa toàn thư xuất bản năm 2000.
(23) Chen Geng
(24) Qiang Zhai, trang 28
(25) Hoàng Minh Phương, Hồi ức về chiến dịch Điện Biên Phủ, đọc tại Bắc kinh ngày 19/04/2004, Diễn đàn Forum, Truy cập ngày 07/05/2009. Dương Danh Dy, người dịch và hiệu đính tập Hồi Ký cũng là người gởi bài tham luận ra hải ngoại.
(26) Lá cây ngải cứu (Folium Artemisiae) phơi khô gọi là ngải điệp. Cây ngải cứu có tên khoa học: Artemesia vulgaris L., họ Cúc (Asterraceae). Tên thông dụng: Armoise commune (Pháp) – Argy Worm wood leaf (Anh). Nguồn: Bộ Y tế VN
(27) Vu Hoá Thầm, Đồng chí Vi Quốc Thanh trong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
(28) Pierre Journoud, Paris, Hanoi et Pékin, Bản tin của l’Institut Pierre Renouvin de l’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20/07/2004
(29) Chines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CMAG) in Vietnam, page 98
(30) Ban Biên tập về Lịch sử của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Những sự kiện lịch sử về vai trò của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trong cuộc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 Bắc Kinh 1990, trang 97-98. {the Editorial Team on the History of the CMAG, ed. Zhongguo junshi guwentuan yuanYue kangFa douzheng shishi (Historical Facts about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in the Struggle of Aiding Vietnam and Resisting France) [Beijing: Jiefangjun chubanshe, 1990]}, page 97-98.
(31) Võ Nguyên Giáp, Điện Biên Phủ: Điểm hẹn lịch sử (Hà Nội: NXB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2001)
(32) Christopher E. Goscha, Building force: Asian origins of twentieth-century military science in Vietnam (1905–5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 (3), pp 556–558, October 2003. © 2003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33) Christopher E. Goscha, phụ chú cuối trang 558.
(34) Pierre Asselin, (1997). New perspectives on Dien Bien Phu. Explorations: A graduate studen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 12-21.
(35) Pierre Asselin.
(36) Vu Hoá Thầm, Đồng chí Vi Quốc Thanh trong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
(37) Độc Kim Ba, Ghi lại chặng đường tham gia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sang Việt Nam.
(38)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ân sự Việt Nam
(39)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40) Bách Khoa Toàn thư mở (BKTTM)
(41)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ân sự Việt Nam
(42)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ân sự, Báo tiền phong online
(43)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ân sự Việt Nam
(44) Vu Hoá Thầm, Đồng chí Vi Quốc Thanh trong viện trợ Việt Nam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
(45) Độc Kim Ba, Ghi lại chặng đường tham gia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sang Việt Nam.
(46) Chen Geng, Chen Geng riji, (Chen Geng’s Diaries), Vol. 2, pp 21, 36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84).
(47) Qiang Zhai, trang 64. Christopher E. Goscha, trang 105.
從游擊戰到高爾夫球場：越南軍隊自從奠邊府後之轉變
今日越南軍隊。 圖片： 路透社
作者：瑞媚 （ Thụy My ）
從原始自製一些武器裝備的游擊活動轉至集團式管理的通訊或高爾夫球場上， 越南人民軍今天已發展成為在這個共產國家中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 改變了自從奠邊府戰勝法國軍隊六十年以來的面貌。
越南軍事歷史學院院長（ Viện trưởng Viện Lịch sử Quan sự Việt Nam ）武光道（ Vũ Quang Đạo ）少將回憶說：“ 那時我們任何的東西都沒有： 槍筒和炸彈都是自製， 簡陋的反坦克地雷甚至很多時候還也傷害到自己的埋雷兵士。” 奠邊府的勝利 “ 是一種堅強的勝利 ”。這名將領對法國通訊社記者如是說。 再過幾天便是1954年5月7日越盟士兵擊敗法國軍隊著名的奠邊府戰役紀念日的來臨。
今天的越南是把最多資金投放在其發展軍隊項目裡的東南亞國家之一，主要目標是為對付北京在東海領海領土主權衝突的事務上。
珍尼資訊分析機構（ IHS Jane’s ）亞太國防技術研究者尊-格華特（ Jon Grevatt ）先生評論：“ 越南購買現代軍事設備系統的急升速度令人目眩。 問題是因為需要為保衛領土的安全和捍衛東海上的各項利益，尤其是海底的氣油。”
據格華特所說， 在購買主要是俄製的武器和與各國從德國至南韓等國家提升戰略合作關係的同時，越南軍隊正實現 “ 專業化 ”。據珍尼資訊分析機構評估， 越南的國防預算將升為9.1億歐圓用作購買武器。 但由於在這方面缺乏透明性的政策， 實際的數字可能還要高些。
以後的三十年，越南軍隊還繼續投資入各類商業的項目，形成國家的相當有力的商業經濟系統之一。
香港的城市大學教授尊那森-倫敦 （ Jonathan London ）博士認為，軍隊常常是 “ 越南的主要政治力量 ”， 但自從八十年代引進經濟改革以來， “ 軍人在市場經濟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他還指出說：“ 軍隊本身，也正如各軍人一樣在獲提供資金和土地的優先政策中得益， 由此在商業項目投標時也已佔優先的地位。”
軍隊也擁有多個酒店、高爾夫球場、電視台、報刊，甚至還有一流的通訊系統公司Viettel， 其手也伸出從鄰近的柬埔寨至夏威夷了。
在越南戰爭期間， 軍人也可獲劃分佔據廣闊的土地， 使用方式也曾引起爭議。 西貢新山一機場附近的軍隊駐地建造一個高爾夫球場遭到人們的反對。 一個名喚黃登（ Huỳnh Đăng ）的居民在《 青年報 》（ Thanh Niên ）上指責說：“ 建造高爾夫球場是否為各大商家和貪官服務的呢？ 普通國民是沒有經濟條件可以進內玩高爾夫球。”
澳洲新南華尼斯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教授卡利-塔耶 ( Carlyle Thayer ) 說道， 多元化的經濟每年為軍隊帶來上億萬美圓的收入。軍隊的各個商業行所大多數都僱用前軍人或軍隊家屬人士，由此它形成一個 “ 後場運動 ” 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一黨獨大的國家裡，軍隊的影響仍然極大。
儘管增加購買武器， 越南軍隊的規模卻又收縮，從八十年代的一百五十萬軍人減至今天不足的六十萬，而全國人口達至九千萬人。 卡利-塔耶強調說， 雖然如此，但也須把五百萬名後備軍的數目計算在內。
面對鄰邦龐大的中國， 今日越南的處境正如五十年代抵抗法國殖民者的年代那樣， 亦正如 “ 大衛（ David ）抗衡哥利亞 ( Goliath ) ” 那樣 ( 聖經故事 : 年少的大衛使用投石器擊敗巨人哥利亞 。 譯者註 )，卡利-塔耶作如此有趣的比較。他認為：“ 哥利亞在那鎮守，建造更大的據點和戰船。 但越南人卻有多個功能良好的橡膠彈弓槍。”
嶺南遺民譯
2014年5月3日
資料來源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
法國人對奠邊府防守據點的建設投入大量金錢
六十年前的五月上旬， 法國遠征軍在奠邊府曾被越南各戰鬥力量擊潰。
美國歷史學者朱利恩-扎克森（ Julian Jackson ）認為， 這事件是法越兩國歷史中和冷戰時代的一個轉折點。
同時，在美國的一些人對這場戰役似乎曾預計使用原子彈。
冷戰戰場
“閣下可想動用兩個原子彈嗎？” 這是1954年4月份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 John Foster Dulles ) 對法國外長佐治-比多 ( George Bidault ) 所說的話。 一名法國高級外交人士回憶歷史後並如此說。
說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是當時法國處於絕望的狀況：法國軍隊在越南西北山地區奠邊府與胡志明的武裝力量決鬥。
今天，奠邊府戰役卻被後來1960年代美國人干涉入越南的戰爭而淡忘。 但是，從1946年至1954年的八年間，法國人曾為維持其在遠東的統治而須要經歷了一場浴血的戰事。
共產陣營於1949年在中國掌權後， 印度支那戰爭便成為了冷戰的主要戰場。
中國為越南提供武器和後勤，而美國只為法國人付出金錢。 然而， 法國士兵才是在戰場上戰鬥和犧牲生命的人。
至1954年， 法軍駐扎在印度支那的數目升至五萬五千人。
越盟士兵死於奠邊府戰役計有二萬二千人
1943年底， 駐奠邊府的法軍司令為那瓦爾 ( 即Henri Navarre， 亨利-那瓦爾 )， 決定在距離河內約280英里的奠邊府的山谷裡建造堅牢的據地。
這個山谷的四週覆蓋茂密樹林的山嶺。這個位置可作防衛重地，只要法國人可以堅守內在的山崗並保證空運補給的通暢。
法國人意料不及的是越盟軍隊可以把各種大炮拉上這些山嶺，集中火力攻擊。 幾千名民工，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曾參與拉炮。 他們日以繼夜穿越山林，走過幾百公里的道路拉炮到戰陣。
1954年3月13日， 越盟軍隊開戰，蜂擁般的進攻，並在兩日後便佔領了山谷中的兩個山崗，機場的跑道卻又被癱瘓。 處於奠邊府的法國防衛軍遭到孤立，而且越盟的包圍圈也正收緊。
多米諾學說
由於處於如此的局勢，在絕望中法國人向美國求助。 那時美國鷹派中最激進的是在政治上沒多大權力的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和美國聯軍主席 (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 阿瑟-拉德福特（ Arthur W. Radford， 1896年至 1973年， 曾為美國海軍上將， 在軍中服務了四十年之久， 先後任海軍行動副指揮、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和美國聯軍主席。譯者註 ) 。另一個極為好戰者是國務卿杜勒斯，他的反共意識極之強烈。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本身卻較為謹慎。 可是， 在四月份他在一次記者新聞會上發表了 “ 多米諾學說 ”， 即各國先後相繼會跌入共產黨陣營的理論。
武元甲大將被視為奠邊府戰役的靈魂
艾森豪威爾說：“ 你豎立起一串的多米諾牌。你弄翻倒了第一個牌，最後的一個牌又如何呢？ 肯定它也很快傾倒下了。”
“ 由此， 必須在開始的部分作出最有力的反應。” 他補充說。
1954年4月3日週六以 “ 我們不要戰爭 ” 日寫進入了美國的歷史。
這一天， 國務卿杜勒斯會見國會的各派領袖。後者堅定的表示他們絕不支持任何的軍事干涉行動，除非英國也參加。
艾森豪威爾總統致函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 告誡西方國家若奠邊府崩潰所需要承受的後果。
此時， 在巴黎的一次會晤中， 杜勒斯國務卿曾被視為意料之外的對法國人提出使用原子彈之事。
實際上， 杜勒斯並沒有任何的權力可提出這樣的建議，同時也沒有明確的證據說明是由他提出。
“ 不關切 ”
有可能是在那些憂慮的日子裡法國人在匆忙中誤會了杜勒斯的說話或許是翻譯員的過錯。
法國前外長莫利斯-舒曼（ Maurice Schumann ）先生在1998年去世前曾說：“ 其實他（ 指杜勒斯。譯者註 ）並沒有提出過任何的建議， 他只是暗示和提出問題而已。 他曾大聲疾叫‘原子彈’這個詞。”
經歷56天日夜包圍進攻後，法國人在奠邊府敗陣
“ ( 外長 ) 比多的反應是不大關注這個建議。” 舒曼先生補充說。
美國國尼爾大學 ( Cornell University ) 的費特-洛佐華（ Fred Logevall ）教授認為， 杜勒斯國務卿 “ 至少只是大概的說了這個可能， 但法國人卻想到如何使用兩、三個原子彈對付敵軍。”
比多先生曾拒絕這個建議，舒曼告訴我們 ： “ 因為他知道若使用原子彈，將殺害極多的越盟軍隊，但也會摧毀奠邊府據地。”
最終， 美國人也不插手干涉，因為英國人拒絕參戰。
在奠邊府戰役最後的幾週裡，戰鬥極為激烈。 地面變成了一潭泥漿，因為雨季開始了。
法軍只可堅守在彈坑或戰壕裡，情景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1916年維頓（ Verdun ）戰役那般。
最終，1944年5月7日， 經歷了56天的日夜包圍， 法軍投降。 法國方面的死亡人數為1142人， 1606人失踪， 4500人受傷。 越盟的死亡者多至二萬二千名。
今年將有兩個重大的紀念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登陸歐洲大陸七十週年， 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六十年前的奠邊府戰役。
影響至今
在去殖民化的歷史中，奠邊府戰役是惟一的一支歐洲專業軍隊在一場正規的戰役中被完全擊敗。
奠邊府的失敗完全終結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
奠邊府的失敗標準法蘭西帝國在遠東的終止和奠邊府戰役也激勵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高漲。
並非巧合，在奠邊府戰役結束兩三週後， 法國在非洲的另一個殖民地 --- 阿爾及利亞的民眾崛起， 開始了一場悲慘、長達八年的血戰。
法軍願堅持把守住阿爾及利亞，部分的原因是想奪回曾在奠邊府戰場上失去的名譽。
法國軍隊遭受到這個陰影的影響，直至1958年他們支持一個稱為反政府的行動， 而軍中將領們指控那是“ 外交上的奠邊府戰役 ”。
這些動亂行動導致了戴高樂將軍重返政壇執政。 戴高樂建立的法蘭西第五共和一直沿用至今。
因此， 從奠邊府戰役所引起的風雨仍然影響至今。也是在1954年，法國人建造軍事原子彈事業從此展開。
對越南人而言， 奠邊府戰役只是幾場戰爭輪戰戰鬥的開始。 美國人， 在1954年之時不願直接參戰， 從1960年代漸漸被捲入第二次的越南戰爭。
嶺南遺民譯
2014年5月5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法國歷史學者皮爾-杜梅蘭著《有用的敵人》之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 幾千名在法國被俘的德國軍人加入了法國僱傭軍（ la Légion étrangère，外國人為法國服務的軍團，又稱les képis blancs ），並被派遣參與殖民地的戰爭。一名年輕的法國研究者找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並把它撰寫為書，題名為《 有用的敵人 》（ l’Ennemi utile ）。
如此看來，印度支那戰爭也是一場德國人的悲劇，可是，大部分在德、法的人對此卻一無所知。去年，一名年輕的法國研究者在柏林國家服務局 --- 保存兩場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人登記名單等資料的檔案處裡找尋到這些資訊，同時也訪問了一些前軍人，從他們口中獲悉多於二千六百名的德國軍人曾 “ 為法國陣亡 ”（ morts pour la France ）， 而這發生在二次大戰剛結束不久 ！ 若果萊恩河兩岸的人都少聞或完全不知此事，那麼這些死者的故事就是躺在歷史的空白處，還未能被人們去查詢和關注它而已。
德國黨衛軍、普魯士騎士
在1939年至1945年的戰爭結束後，為數不少的德國戰俘加入了法國的外國人軍團， 很快他們便出現在印度支那了。 1945年，日軍撤出法國殖民地，共產黨的越盟利用此時混亂的局勢，在9月2日宣布獨立。 由此，外國軍團參與殖民地的戰爭，被用作戰場上的先頭部隊。
在這支軍隊中，有不少的是德國人，而且還是前德國黨衛軍 （ le Waffen-SS ）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這支印度支那的先頭部隊，就是警戒的敵人。
他們共有多少人？ 估計在七萬人的軍團裡，大約佔了從二萬至三萬人。 我們在一些電影、小說或文章裡可以看到德國外國軍人優美的形象的描述。 普魯士騎士（ les chevaliers prussiens ）是著名的勇猛戰鬥騎士， 外國軍團也常以這些騎士為其所追求的典範。 此外，這些前德國戰犯加入了這個秘密的法國軍隊後企圖掩蔽其身份和罪行。
人們難以分辨這些 “ 理想化和魔鬼化 ” 形象， 因為這個軍團不留下任何的個人檔案記錄，而且，一般而言，法國也試圖掩飾這些在殖民地戰爭中德國人的角色。
然而，人們仍然有方法去發掘這段歷史。 在卡昂（ Caen；法國西北部城市 ）的當代衝突死者檔案局和柏林德軍軍人檔案局裡亦可找尋關於外國軍團的資料。 這份特殊的工作剛由一名法國人完成。 他名喚皮爾-杜梅蘭（ Pierre Thoumelin ）， 25歲，警察， 在卡昂大學修讀博士歷史學位。他說，歷史研究 “ 將是我的職業 ”。 熱衷於歷史， 使他從事這個特別的研究。
杜梅蘭修讀完文學學位後，因對現代歷史甚感興趣，尤其是殖民和去殖民化時期的歷史， 他便在卡昂大學修研歷史。其家庭在二戰期間沒遭到黨衛軍的迫害，但由於住近德國戰俘常出入和監禁的地方， 因此對這段歷史懷有更大的興趣。他說道：“ 曾經閱讀很多關於印度支那的書籍， 自然而然我想知道為何這些德國人在那裡戰鬥。”
歷史探險
杜梅蘭在卡昂大學歷史研究中心修讀博士，論文題為《 德國人軍團和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至1954年 》（ Les légionnaires allemands et la guerre d’Indochine 1946-1954 ）。他翻閱了大量的軍人資料，從上述的檔案局內對有關資料分類和分析，並訪問了三十多個前外國軍團的德國人。其研究，分作為出版一部著作，此外將在奠邊府戰役六十週年之際在法國第三電視台播放的一部紀錄片。
研究的結果：杜梅蘭認為大部分這些德國軍人前往印度支那之目的只是為了離開本國。因為戰後德國的生活環境仍然極為艱難。他所做的研究，與其說查究歷史，不如說是一種歷史的探險。 他解釋說：“ 這些黨衛軍，猶如是網中的一個小環 ： 外國軍團的德國人只佔8%至10%， 而且多為大年紀的人。然而，即使外國軍團不曾備受人們的注意，說印度支那是納粹黨人的聚集點也不正確。 ” 如此，前德國戰爭罪犯被重新製造為法國軍隊的外國軍團仍然是一個謎。 戰後法國的左派報刊和某些作家也曾以這主題撰寫過一些文章或著作。
無論如何，事實就是德國軍人曾出現在印度支那的戰場上，很多還擔任指導員的角色。由此，在那裡的70%的外國軍團軍人皆為崇德者。 從1831年創立的黨衛軍擁有強烈的德意志文化精神 ：當初所建立的七個營隊，三個便全體都是德國人。
1940年，德國納粹曾要求將約一萬名德國軍團軍人併入維希政府內。由此，傳統上的外國軍團由德裔人組成，特別是在歌詠隊內。
在印度支那，法國人利用這些具有豐富戰鬥經驗的德國人單位， 例如曾參加諾曼地（ Normandie ）戰役和蒙特加斯諾 ( Monte Cassino ) 戰役的傘兵。 因此，也可以說，這些 “ 異端的敵人” 也成為 “ 有用的敵人” 。 然而，這對戰後法德關係也無多大的幫助。 杜梅蘭寫道：“ 我們找到這些德國軍人死者的家庭，他們不希望提及‘ 為法國陣亡 ’ 或取消其孩子檔案的要求。”
由此，法國也只常使用 ‘ 榮譽陣亡 ’ （ mort au champ d’honneur ）的詞句，一些德國人對此事也感到驚訝。畢竟外國軍團的歷史也十分複雜。 例如， 克特（ Kurt ）先生， 生於1924年，死於1953年3月。 曾兩次獲德國國防軍（ Wehrmacht ）嘉獎；法國軍隊印度支那軍團三次嘉獎；獲授予十字架銅星章和殖民地遠征軍獎。一些是二次大戰後在法國的戰爭囚犯， 然後加入法國殖民地戰爭的外國軍團，也曾轉向投誠越盟，成為反殖民主義者。 他們有的最終遣返西德生活，對其以往的身份保密； 有的則返回東德，又備受歡迎，獲稱為共產主義戰鬥的英雄，參加政治大會，指控法國殖民者的罪行。 毫無疑問，大部分的德國軍人則選擇沉默。
改換陣營
2005年播放《 在外國服務 》（ In Foreign Service ）的紀錄片中， 導演馬克-艾博爾 （ Marc Eberle ）展示了一些令人目眩的歷史記錄。 其中一個前外國軍人述說： 那時他曾被越盟的一個縱隊拘捕，被帶到縱隊長面前，…… 原來他是德國人。根據艾博爾所述，曾經有1400名德國人轉換陣營。杜梅蘭強調說， 在印度支那戰爭中，外國軍團的損失為最甚，逾一萬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多。在奠邊府戰役裡，法軍的六個營隊，其中德國人有1600人，許多死於戰火中，或戰後的長途行軍中。
重要的結論已確立：德國士兵在印度支那戰場上曾扮演人們從未想過的較為重大的角色， 長久以來它一直被忽視， 因為這段歷史與主宰主流歷史關於法德關係的說法甚為矛盾。 “ 在被德軍佔領的陰影仍還深刻的籠罩人們的頭腦時，如何又可喚起外國軍團的德國人與法國士兵之間友好的精神呢？” 這位警察先生，又是歷史研究者如是說。
嶺南遺民
2014年5月7日
資料參考
皮爾-杜梅蘭著《 有用的敵人 》（ L’ennemi utile ）和法國報刊。
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歷史教訓
2014年7月19日
1954年日內瓦會議
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其目的是為停止在越南和整個印度支那的戰爭。 可是，那個目標並不能實現；相反，戰爭在那幾年之久內繼續展現，使越南在各方面上的發展皆受阻。
中國對法國和南越讓步？
自由亞洲電台越語組記者家明（ Gia Minh ）訪問了現居於美國加州的歷史學者范高陽（ Phạm Cao Dương ）先生，談及對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幾點注意和應所吸取的歷史教訓。首先，他告訴我們：
范高陽 ： 首先，1954年日內瓦會議並非是在奠邊府事件後才召集的會議，而在這之前已舉行了會議（ 從4月26日 ）。會議初始的目的不是商討越南問題，而是討論韓戰。 5月8日才開始討論越南問題的，也不是以談及它為主要。可是，因越南的形勢改變了： 奠邊府戰役停止，由此人們才在那日開會討論。
第二， 國內的書籍常歌頌因為越盟的勝利。 那並非完全的對，因為若我們觀察在會議之前所發生的事，就發現當時胡志明和武元甲前往柳州與周恩來會晤，人們可看到越盟是極為忿忿不平。後來武元甲先生曾說當他（ 在會上 ）申述時所展示的地圖幾乎是“ 一片紅 ”；但輪到周恩來講述時，據武元甲本人所述，“ 胡伯伯和我感到極之驚訝 ”，因為周恩來對法國和南越作了讓步。
胡志明和武元甲兩人不滿的原因是他們相信將獲取更多的利益而周恩來和（ 時任蘇俄外長 ）莫洛托夫（ Molotov ）強迫越盟必須接受其主張。 首先是關於越盟部隊在柬埔寨和寮國的問題。 那時越盟的主張是希望扶助柬埔寨和寮國的共產組織（ 高棉Issarak和巴特寮 ）。 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一直否認其部隊曾出現在那兩個國家， 但最終周恩來和莫洛托夫強迫越盟須部分的接受那點，後來又全都接受下。 接受的意思是指已撤離但還有一部分留下在柬、寮的越盟部隊人員。 由此，法國和柬、寮方不同意，故此最終接受“ 若還有的將撤退 ” 這樣的字句。
此外，關於分割領土的問題。 但談及分割時，法國人提議的是以19度緯線為界限，越盟則想以13或至少是16緯線為界；但最終也是周恩來和莫洛托夫兩人和法國人孟德-費朗斯 ( Mandès France ) 達成妥協：17度緯線。
至於為國家統一選舉時間的問題， 首先范文同想在六個月後舉行，但後來改為一年或兩年。 最後所達成的決定為1956年，即兩年後進行選舉。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的中共剛當上中華大陸的新主和在國際上並無任何的地位，故此他們想扮演某種角色，而日內瓦會議剛好是使北京扮演其角色的時機。
記者: 如您所說統一的選舉在1956年舉行，後來越南民主共和國也對南方建議舉辦，但遭到西貢的拒絕。 是什麼原因的呢？
范高陽 ： 實際上，南越即是指保大皇的越南國（ Quốc gia Việt Nam ）和後來吳廷琰的越南共和國並不承認會議的《 最後公佈 》。 我們必須記得，日內瓦協議包括兩部分：第一是停戰和第二是政治。 停戰的部分獲正式簽署，有多個協議版本； 而政治方面則沒有正式的協議版本，只有各方口頭接受一份《 最後公佈 》而已。
那時的越南國和後來的越南共和國則不接受《 最後公佈 》。 美國也不承認它。 故此，若不承認它，那麼選舉之事對他們在法律上並非有任何的責任。
再之， 若舉辦選舉，也需要有最根本的條件是公平。 那時不可談及公平，那麼南越拒絕了也有其理由。
歷史教訓
記者: 60年後，您認為應吸取了什麼歷史教訓呢？
范高陽 ： 在國際外交活動中，各國常以其本國的利益視為至上，包括對同盟國或是不太重要的國家也一樣。 若中國為了其私自的利益而犧牲盟友越南民主共和國，那亦是自然之事。 但問題是河內並不認識如此！
其次，若觀察當時的世界和繼之的幾年裡， 並非只有越南被分割為二，還有其他不少國家被分割，但沒有任何的國家使用武力攻占對方。而越南則發生了那樣的事。
然而，後果是河內並不有充足的實力，自行南下攻戰，故此須依賴中國的勢力； 河內和連南越也並非認識到可以玩打中國牌。因為那時的中國不想看到美國干涉南越和出現在南越，他們想利用法國人來阻止不讓美國干涉進入越南。
記者 : 多謝歷史學者范高陽先生。
嶺南遺民譯
2014年7月24日
資料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作者：武寬（Vũ Khoan ）
作者簡介：
武寬生於1937年，曾任越南政府外交次長、外貿部長、政府副總理和越南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委員。
對我國有著密切聯繫的兩個歷史事件轉眼已是六十年了。那是奠邊府勝利和關於印度支那的日內瓦協議。關於這兩事件也已有無數的文章、書籍論述它了， 想作一點什麼新的補充也很難。 然而，每個人又可從中抽取出一點什麼對其有裨益的東西；不久前閱讀了一些關於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資料後，對歷史教訓方面，我想與各位分享少許個人的思考。
當日內瓦協議獲簽署之時，我還十分年輕，才17歲，正在（ 中國廣西 ）南寧學社區（ Khu học xá Nam Ninh；也許中國的稱謂不同。譯者註 ）就讀，當然對這事件並非有很多的認識。 在我的潛意識裡只凝留的記憶是由副總理兼外長范文同率領參與日內瓦會議的我國政府代表團在回國途中，路經訪問我校時熱烈歡迎的景象。那種喜悅混雜了幾分愁，因為不能返回解放了的河內，相隔了九年之久而我又需要去蘇聯學俄語，為將要來北方幫助我國建設的蘇聯專家服務。然後，命運的安排， 剛學了一年多， 被調往我駐蘇聯大使館工作，從那日起，我的一生卻與外交事務緊密連結。如此看來，可以說日內瓦協議無形中成為我一生的轉折點。
在外交上做事，當然我需要深入探究越南的外交歷史， 日內瓦協議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初哥入行，日久了我才漸漸悟出一點，那就是若想知曉各個國際事件，首先須探究那事所發生在什麼的背景下。 對於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為解碼本人一些存疑之問，我仔細地蒐集資料。首先是會議的根源從何來，由誰提出和為了什麼？……等等。
其實一切的處置皆由各大國蘇聯、英國、法國和美國掌管。 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的座位，因此不能參與召集會議的安排事務。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是“ 冷戰 ”的高潮。 在此狀況的推動下， 世界分為楚河漢界分明的兩個陣營，並經歷過1948年柏林危機的衝突和1951年朝鮮戰爭以及已拖延了九年長之久的印度支那戰爭。
正是那時，史太林去世， 蘇聯領導層內部漸漸跌入危機和需要與西方和解。 不知道那時我國的領導人如何評價當時的世界局勢呢？ 最近國家政治出版社發行了《 奠邊府、日內瓦會議、黨文件 》（ Điện Biên Phủ, Hội Nghị Giơ-ne-vơ. Văn Kiện Đảng ）（ 在此作者只簡寫書名。請參閱注1。譯者註 ）一書，其中，我看到在1953年3月31日和4月1、2日的越聯常務委員會（ Ban Thường trực Liên Việt；作者所寫的“ 越聯 ”，即“ 越盟 ”。譯者註 ）總書記長征（ Trường Chinh ）曾強調說：“ 為使國際形勢減少緊張，那是目前我國際陣營主要憂慮的問題……, 我陣營提出各種衝突問題可由相關的各國和平解決。 ……” （ 注1 ）
而法國卻因受困於印度支那戰爭，英國想盡力保留日漸消失的國際地位，故此接受蘇聯建議在日內瓦召開為解決歐洲糾纏的問題的四國會議。 美國初始則想維持緊張狀況以便可操縱西歐，牽制蘇聯，由此不想會議召開，但後來也同意參與，不過不是為達到緩和而是持著破壞的主意。果然，四強在會議上為歐洲的問題絕不能達成任何的妥協，但卻同意將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停戰的問題。 蘇聯單身匹馬在會上與西方交鋒，因此要求遠東的大國、又與朝鮮和印度支那有邊界接壤的中國參與會議。 對中國而言，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正渴望和爭取國際承認，確立其大國的地位。
不知道其他國際關係研究者的看法如何，但對我個人而言， 上述的給予我們一個教訓： 在國際棋局上諸多的事均受到各大、強國的極大影響，由此，需要緊密關注大國的計算、動態和它們之間對事務的處置。
涉及此事，我又起質疑：那麼，我們的立場是如何的呢？ 可惜，至今我還未可看到在日內瓦會議問題上我國領導人的討論歷程和決定，還有談判方案和妥協等等的原始資料版本。在上述所提及的那本書，我看到長征總書記說 : 在軍事鬥爭和在土地（ 改革 ）鬥爭之外，“ 所提出的口號，新的一點是現在我所提出的外交鬥爭 ”；“ 我們堅定不移的立場是獨立、統一、民主與和平 ”以及四個方針：1、目標不變，但道路有直亦有曲；2、緊握的原則是尊重越南的主權、平等、志願，雙方皆有利；3、主動力量是根本的條件走向勝利；4、常常把我們的利益處在社會主義民主、和平的運動之中。（ 注2 ） 那時的一件大新聞是1953年11月26日胡伯伯回答瑞典《 新聞報 》（ Expressen ）的訪問，他說 : “ 、、.…如果法國政府已從多年的戰爭中吸取教訓，想以協商的方式停止在越南的戰爭和以和平方式解決越南問題，那麼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和人民隨時願意聽到那個意見……， 越南停戰的基礎是法國政府需有誠意尊重越南真正的獨立。” （ 注3 ） 總言之，我方也主張調整政策，以上述的目標和方針展開外交鬥爭。
由此可見，那時蘇聯和中國的趨勢是願意與西方緩和關係，而中國一方卻想利用形勢確立其大國的地位，在那種背景下，我方也主張和平談判。
繼之，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當談及1954年日內瓦協議時，是誰和為何有分割我國為二的“ 創見”呢？ 要想找出這個事實一點也不易。幸哉，一些秘密的資料已漸漸公開了。
在1954年5月4日發回國內的第一份報告中，范文同同志告知，起初是英國，然後是美、法都主張把印度支那以20度緯線或16度緯線分割為二。（ 注4 ）
不但是西方，而中國也有類似的立場。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了錢江（ Tiền Giang ）著《 周恩來和日內瓦會議 》( Chu Ân Lai và Hội Nghị Giơ-ne-vơ )一書告知：“ 初步的意見 ”（ 實質是中國參與日內瓦會議的提案 ）就是說：“ 在日內瓦會議上， 儘管美國極力設法阻止達成有利於和平的協議， 我們仍盡力為解決問題，努力使達到一致和某種程度的妥協，甚至是一份臨時的協議或單方面的協議，目的是為製造有利條件，開展大國之間談判之途徑去解決國際爭端。 ”……（ 以上譯自作者的越文，非錢江原文。譯者注 ）
為達到此目的，1954年3月2日（ 即范文同同志把上述報告寄返國內的兩個月之前 ）， 中國共產黨中央曾致我黨中央一電文，提議：“ …… 如果想停戰， 最好須有一條固定的邊界線，可以保證相當完整的區域。 實際上，今天的停戰界線可能會成為明天的分界線……, 這條線朝愈南邊劃就愈好。 可考慮16度北緯線。”（ 注5 ）
從上述的資訊可清晰見到，那時中國想爭取參加日內瓦會議，以便確定其大國的地位，與聯合國安理會常務國共同“ 坐上座 ”( ngồi chiếu trên ) 處置國際事件，為達到此與各大國一起處理停戰的邊界，實質上是永久的分割線。 從已公開的資料中也可看到那時蘇聯的態度相當“ 被動 ”，只集中在歐州的各個問題，“ 規判 ”遠東的事務予中國。 這也是“ 世代銘記 ”的教訓， 需要加強決心，在國際關係中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
此外， 我也認識到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所取得的那些條款如停戰、法軍撤離印度支那、北方獲解放、參與會議諸國“ 承諾尊重上述各國（ 即越南、寮國和柬埔寨 ）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 ”（ 注6 ）是因為我國軍民在反抗法殖民者的戰爭，尤其是在奠邊府勝利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取得輝煌勝利的結果。 然而， 在談判桌上所達到的也只因在戰場上所取勝而來。關於劃分集結區的問題，范文同同志曾以較長的時間堅持一個方案： 以13度緯線為準，但其他國家卻又以16、17度緯線作解決方案，最終的方案是選擇17度緯線作為界線。
關於此事， 在簽署1954年日內瓦協議後不久，我黨中央第六屆（ 第二次 ）會議曾指出： 我們的勝利“ 已經使敵我的比較力量變為對我有利，但還不是根本的戰略性的改變。”（ 注7 ） 站在歷史觀點上審視，1954年日內瓦協議反映了那時的相對力量， 我方也難以達到更大的結果，尤其是兩大主要援助我國的蘇聯和中國皆想與西方緩和關係。
在此又衍生另一個教訓是我國常常需要面對外部各個強大的勢力，因此只可以逐步走。 此可清晰的體現在1945-46年期間我方“ 以和為進 ”的主張，還可見於日內瓦協議上和在1973年巴黎協議上， 由此，我方才可達到“ 美國滾 ”的要求，還未達到“ 偽政倒 ”的目標， 而到了1975年才可實現。
還有一點的是日內瓦會議中對於寮國和柬埔寨的問題。本來，寮國和柬埔寨的抗戰力量不能參與會議和日內瓦協議只帶來越南北方的解放，而巴特寮力量需要集結往岑盧（ Sầm Nưa；或寫為Xam Neua, Sam Neua。是華潘 [ Huaphan ]省之首府, 與豐沙里同處於寮國東北，接壤北越的地區。譯者註 ）和豐沙里（ Phong Sa Lỳ ）兩省； 柬埔寨的高棉Issarak 力量則需要加入王國體制內。 一些勢力以此實況歪曲宣傳說越南曾“ 拋棄 ”兩個兄弟國家！
再翻閱各種資料， 事情完全並非如此。 在上述的書中，長征同志的發言中有一段說：“ 侵略者須停火，達至簽署條約，外國軍隊撤離印度支那……越、棉、寮在談及印度支那的問題上立場一致。 如果目前只提出撤走外國越南軍隊，那麼柬、寮的朋友將如何說我們呢？ ” 以及在日內瓦會議上，范文同同志曾爭取首先發言權，要求讓寮國和柬埔寨的抗戰力量必須要如會議參與國一樣平等的地位來參與會議。這個正確的立場在會議的各次分會上多次重覆，1954年5月10日提出的八點建議中，有一點強調：“ 法國需要承認越南在全越南領土上的獨立，也正如高棉和巴特寮的主權和獨立的一樣。”
5月27日，政治局致電函予參與會議的我國代表團，提出指導意見：“ 同意談及停火問題和停戰則需要爭取在三國中實現停火和停戰……, 敵人的陰謀是： 若在越南停火，他們將帶一些軍隊轉往高棉和巴特寮，目的是想消滅該兩國人民的抗戰力量， 鞏固在該處的地位， 以便日後再轉來攻打我們……， 同志們該利用時機，在日內瓦會議上須再提出邀請高棉和巴特寮抗戰政府參與會議……”。 有趣的是，巴特寮外長努克（ Nu Hắc ）和高棉抗戰政府外長喬發（ Keo Pha ）那時也在日內瓦，配合鬥爭。
也十分容易理解西方各國只接受那些與其有密切關係的政權，不接受寮、柬抗戰力量的代表參加會議； 將越南問題分開來談； 與寮柬相關的只要求所謂越南軍隊撤離這兩國， 其他事他們就早已安排了。
據《 周恩來和日內瓦會議 》書中所述， 初時蘇聯和中國的立場與我方一致：主張解決整體越南、高棉和巴特寮三個問題 ，但“ 五月中旬後，周恩來曾清楚確定不可以解決全體印度支那問題的整套計劃， 最好的辦法是分別處置 ” ……, 5月27日， 周恩來在會上提出八點立場和同日新華社發送由周直接批閱的新聞，說：“ 對於軍隊集結區，印度支那三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情形完全不同……, 因此， 解決的方式也不一樣。” 在7月12日晚與范文同同志會晤時，周恩來曾提出巴特寮軍隊集結於上寮兩省，而柬埔寨則同意越南撤軍，不提出軍隊集結的問題 （ 那時我方提議若需要集結，巴特寮軍隊撤回與越南接壤的各個省份 ）。
一個值得注意到細節是，在那之前， 6月20日， 周恩來曾會見金邊政府的外長蝶潘（ Tep Phan ）和6月21日萬象政府外長薩那尼空（ Sananikon ），商討關於該兩國與中國、越南關係中的多個議題；至於在日內瓦會議中尋找解決方法， 諸多的細節則令人驚訝，可惜在本文的範圍內不再引用，對此有興趣的讀者，請自找該書閱讀。
我最近可閱讀到的各種資料足以為證，可以肯定的說， 越南始終如一地堅持保護寮國和柬埔寨愛國力量的利益，相反，各外部勢力為了其本身利益，曾早已暗地裡安排好該兩國的事務，把印度支那半島三國的問題分別處理。想想這個教訓至今仍然有其時代的新聞性，越寮柬三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一致，共同發展是三個民族的生存規律。
正如其他歷史的事件一樣， 1954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在其中隱藏著諸多不易立即理解的細節。時間就是距離，它幫助每個人清晰地觀看圖像的全景，其中每個人又根據本人所需的和自己的眼光，發覺淡濃不同的色彩。以上是在閱讀一些新的原始資料後，在我腦中衍生的一些個人的思考和發現，這些發生在剛好六十年之前的事件，對今天和未來，好似它仍然是新鮮的事。
嶺南遺民譯
2014年8月4日
註釋:
1 、《 越南共產黨、奠邊府、日內瓦會議、黨文件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iện Biên Phủ, Hội Nghị Giơ-ne-vơ. Văn Kiện Đảng），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14年，頁350-351；
2 、同上，頁350-351 和 360-364；
3 、《 人民報 》（ Nhan Dan ）, 第152 號, 1953年12月6至10日；
4 、同上， 頁372；
5 、 請參閱我外交部2008年譯本，源自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周恩來傳 》（ Truyện Chu Ân Lai ）頁154-155 和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周恩來總理一生 》( Cuộc Đời Thủ Tướng Chu Ân Lai )，頁74-75；
6 、 《 越南共產黨、奠邊府、日內瓦會議、黨文件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iện Biên Phủ, Hội Nghị Giơ-ne-vơ. Văn Kiện Đảng），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14年, 頁614；
7 、《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0年，第15集， 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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