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智利政變析剖
作者:吉勒-巴戴翁( Gilles Bataillon )
1973年9月11日, 智利軍隊將領搞軍事叛變,推翻了薩華多-阿連德 ( Salvador Allende ) 政府。 從此, “ 國家最高領袖 ”奧古斯多-皮諾徹( Augusto Picochet )將軍為首的軍政府統治智利。至1980年,軍政府才舉行公投,制定新的憲法,賦予軍人干政和擔任共和國總統的權利和地位。 由此,皮諾徹正式宣布擔任總統,直至1988年;在這期間裡,智利從未有過任何一次的總統選舉。

圖二、阿連德總統(右)與皮諾徹將軍。網絡圖片
決裂和極端激進
這次政變的特點是手段極為殘暴和所涉及的各方面甚廣泛。 暴力事件深深地刻於人們的集體記憶中:阿連德拒交出政權和流亡外國;他呼籲軍人應遵守民選的政府;位於首都聖地亞哥 ( Santiago ) 中心地區的蒙尼達 ( Moneda ) 總統府遭到轟炸; 不服從法西斯將領的命令,阿連德自殺身亡。
9月11日黎明時分,軍人控制了首都地區的各個戰略點如通訊中心、公共設施、工業區和貧民區等( 恐防工人和居民起來反抗 )。在幾日內,他們拘捕了四萬五千人,包括人們熟悉、或懷疑同情左派、極左的人士: 已被推翻的政府各位部長、政治團體和工會的負責人,以及多個稍偏於左傾組織的人士。 他們均遭受解押入獄、審問和拷打,他們被關進軍營、體育館( 如聖地亞哥國家體育館 )和海軍倉庫裡等等。
根據美國政府組織的一份報告,在1973年年底, 智利軍人已殺害了一千五百名民眾。 幾十人與士兵衝突時或執行法令時遭擊斃;其他人則在非法拘捕和拷打後被暗殺。 其中包括一些反對軍政府和表示須遵守憲法的軍人,如空軍將領阿博圖-巴徹勒( Alberto Bachelet )。 至於前政府高級領導人和阿連德的人民聯盟( l’Unité populaire )領導人則被關押在軍事監獄裡並遭受不公正的法庭審訊。1975年,智利仍計有約八千名的政治犯,其中110名工會成員是被執行死亡令。 隨後的數年內, 暴行繼續蔓延在智利社會裡, 由此激發了幾十萬智利人流亡外國。
政變過程
5時45分:在華帕萊素( Valparaiso;東北沿海省份,離首都聖地亞哥約一百公里 )省海軍通訊服務局啟動“ 沉默行動 ”,控制了電話、電報服務和電台廣播。佔領了大學、工廠和貧民區( les poblaciones )。 至6時45分,海軍士兵控制了整個省份。
6時20分:阿連德便獲悉政變的行動, 他尋求聯絡政變將領們,但不果。 步兵指揮將領答應阿連德將加強總統府周圍的防禦。
6時45分至7時:政變軍隊和89名軍官完全控制了聖地亞哥的電台、供電和供水處。
7時40分:阿連德抵達蒙尼達宮,與斯普維達( Sepulveda )將軍開會。
7時55分:阿連德對全國民眾發表演辭, 呼籲工人返回工作並宣布決意“ 捍衛代表人民意願的政府 ”。 智利總統獲悉一架飛機將飛近其位置, 但拒絕離開。 與此同時,軍隊佔領了全國的各主要城市和工業區。
8時15分:阿連德透過電台再次發布新的抵抗演辭。
8時30分:農業電台( 已在政變軍人手中 )宣布:“ 共和國總統必須向軍隊交出政權 ”。 8時45分, 阿連德在電台回复:“ 我絕不交出政權, 因為人民與我共同行動。 ”
8時55分:步兵撤離蒙尼達宮。
9時3分:阿連德在電台發出第四次聲明。一名政變將領要求總統離開蒙尼達宮,否則將遭轟炸。
9時10分:阿連德發出第五份呼籲。 一些坦克在蒙尼達宮附近開始炮轟。軍事衝突延續,軍人遭到總統府警衛隊的猛烈還擊。在貧民區,軍隊遭受激烈的抵抗;軍隊需要空軍的支援才可繼續前進。
9時30分:一名政變將領打電話給阿連德,要求他“為了避免流血,必須投降和辭職 ”以及總統與家人們離開國家。阿連德再次拒絕。 人民聯盟的領導人認為難以實行全力的抵抗。四部裝甲車抵蒙尼達宮的前門,佔領了重要的位置。
11時50分:開始轟炸蒙尼達宮。襲擊連續達七次之多,行動成功並在12時13分停止。
13時15分:一組總統的發言人離開蒙尼達宮,負責商談投降事宜。
14時:軍人佔領了總統府。阿連德的警衛隊持白旗並準備投降。阿連德對他們說,我將隨後跟從你們。可是最終, 一聲( 手 )槍響,智利總統自殺身亡。
( 注: “政變過程”、“小資料”和“基辛格語”不屬作者的原文內容 )
驚訝
在政變的第一日,軍隊將領們所宣布的聲明就使人感到暴力的來臨: 它只強調是在執行命令, 它劃出了一幅全然與憲法斷絕的政治景象。將領們斷然說重奪回阿連德的“ 非法權力 ”,因為他已“ 侵犯了重大的權力 ”,破壞“ 國家的團結 ”並“ 漠視憲法 ”。總統成為“ 各黨派和團體操縱 ”把戲的戲中人,使“ 國家的內、外安全事務 ”遭受威脅。 由此,軍人將領“ 負起道德的責任,受國家的託付,革除這個政府……, 在特定環境下的一段時期內執政。 ” 這決定“ 符合全國大部分人的意願,在上帝和歷史的眼下,這是正當的行為,同時,這是實現人民的共同福利和國家至上利益的方法。”
即使不判斷智利可否是充斥社會和政治的危機,在國家和對外方面上,這次政變的後果是嚴重的。 許多人認為智利的軍隊,仍然是一支“ 維持民族道德 ”的軍隊,它以普魯士的精神所形成的軍隊自1930年在太平洋戰爭中取勝後,仍然被視為忠於國家而不受政治干預的軍隊。外國的觀察家初始時感到驚訝。 阿連德並不是南美的尼翁-布姆 ( Léon Blum;1872年至1950年,法國社會主義者,國際工人法國支部的領導人之一。譯者註 )。智利共產黨?參閱其革命理論的細節,也不像意大利共產黨? 可否它是一個 介乎於基督民主黨與左翼之間的一種不明顯的混合物呢?沒有任何的跡象可推測決裂會發生在這個被視為拉丁美洲最民主的國家裡。
智利的知識分子,如社會學家曼尼爾-安湯尼奧-加樂敦( Manuel Antonio Garreton )和杜馬-莫利安( Tomas Moulian )很快便覺察這次政變涉及四個內在互動的現象:一個既依賴,也分裂的社會在不斷急劇改變的程序中, 現代與更為傳統的因素衝突不斷增加的緊張;智利政治文化面對民主的基本因素; 秉持社會主義理論的總統選舉制所面對的公開化政治危機:來自智利國內一部分人民和美國強有力支持的一個由經濟和政治精英所組成的政黨認為應該改變這個社會,並應該由軍政府把持。

圖三、1964-2-26日,基督民主黨領袖艾杜阿多-菲-蒙塔華當選為共和國總統,圖為他受到民眾支持和歡呼。網絡圖片
小資料: 智利大事記(與本文主題相關)
1925年:創立總統制的國家憲法,首次確定各種社會權利並提倡教會脫離國家政治。
1927年至1931年:伊班尼( Ibanez )上校上台,終止了智利的民主政權。
1933年:阿連德參加社會黨 ( le Parti socialiste )。
1939年:阿連德擔任人民陣線( le Front populaire )政府的衛生部長。
1948年:智利共產黨 ( le Parti communiste chilien ) 被禁止( 公開 )活動十年。
1964年:基督民主黨 ( Le democrate-chretien ) 領袖艾杜阿多-菲-蒙塔華( Eduardo Frei )以“ 自由革命 ”為執政綱領,獲選為總統。
1969年10月:一名極右派的軍官發動兵變。
1970年:薩華多-阿連德當選為共和國總統;10月3日,人民聯盟首次組織政府。
1973年:銅礦企業收為國有化。美國取消一些對智利的經濟援助。
10月10日,古巴總統卡斯特羅訪問智利。
1972年:10月11日, 運輸貨車工人罷工。 11月2日, 成立新政府,一些部長來自軍隊,包括一名叫卡羅-帕特( Carlos Prats )的將領。
1973年:3月4日, 在立法議會選舉中,人民聯盟獲43,9%的選票。智利局勢緊張。 8月,阿連德授命皮諾徹任國家軍隊總司令。
9月11日, 軍人發動政變,政府被推翻。阿連德自殺身亡。
1950年至1970年: 未完成的現代化
從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期間,智利出現一系列社會和經濟的轉變,而政策則難以跟上新的形勢。首先是人口方面。 1952年,智利人口接近六百萬;1973年,全國人數升至一百萬。從農村遷移往城市的人口導致急促改變這個社會,使智利成為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聖地亞哥,從1952年一百四十萬升至1973年的二百八十萬人。 只是首都一地,就集中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人口。
智利的經濟持續增長,也有其特徵。首先是國家支持下的工業發展,顯著的是建造水壩,發展電力的工業。 第二,多種類物品的出口帶來了繁榮。銅和其他礦物、漁業( 罐頭魚和魚粉製造業 )以及電子、化學和機械產品的出口。 由於缺乏農產品的改善,人口增加造成農糧的危機。 地方市場必需的日常食品日漸短缺。 無論如何的繁榮景象,頓然智利的經濟變成需要依賴外國。與美國的交易不斷增加。 美國是從智利進口銅最多的國家, 同時也是智利進口貨物的供應者和債主。美國銀行擁有智利50%的外國債卷,智利進入了一個長久的通貨膨脹期。
這次政變失敗也顯示在面對軍事政變時左派的不力,不能獲取軍隊的支持。 軍隊從此也成為微妙的力量: 更多的來自發動政變的極右“ 自由祖國 ”的將領,與民族黨、基督民主黨的將領共同公開地合謀推翻政府。 帕特對軍隊中的分裂危機極為擔憂,但他卻被他們指責為“ 將軍隊引導上與馬克思主義者妥協之路 ”。 1973年8月23日, 在一批軍官的妻子在其住所前示威,辱罵他之後, 帕特向阿連德請辭,則由奧古斯多-皮諾徹代之上任。到此時,可以說各級的軍官無所不在,插手加入推翻政府的陰謀。 最終,在總統和基督民主黨商討組立新政府時,在軍官們要求更多的軍人可進入政府內閣失敗後,軍人宣布這個現任“ 政府不合法 ”。
9月11日,阿連德呼籲智利人民走到立法議會,終止危機,恢復國家的統治。 但是,在早幾日之前,政變的人,在奧古斯多-皮諾徹的率領下已經決定奪取政權。基督民主黨和右派的政治人物認為,軍人上台執政,在短期內可恢復社會和政治的秩序,然後他們就會退出政治舞台。可是, 政治選舉的民主制度,一直等到1989年才可出現。
阿連德的悲劇,擊破了當年拉丁美洲左派人士的幻想;四十年後,使他們重新考慮如何真正的“ 建設社會主義 ”,正如薩華多-阿連德當年所捍衛的“ 民主、多元主義和自由 ”的意願 ?如何處置不能並存的自由和平等的問題? 阿連德以及其擁護者曾完全盲目地以“ 主要的道德 ”和官僚機構為力量去實現其計劃。 其他左翼黨派如社會黨等也永不執行這個目標,而它只是在極短期內的一種利益策略而已。若他們的理想和所擁有的力量完全不能夠改變軍事政變所帶來的後果和建立新的成就,那麼,人們需要質問他們盲目地追求民主的本質和結果是什麼?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2月9日
吉勒-巴戴翁( Gilles Bataillon )教授系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研究所所長、社會學家,現代拉丁美洲研究專家。
從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期間,智利出現一系列社會和經濟的轉變,而政策則難以跟上新的形勢。首先是人口方面。 1952年,智利人口接近六百萬;1973年,全國人數升至一百萬。從農村遷移往城市的人口導致急促改變這個社會,使智利成為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聖地亞哥,從1952年一百四十萬升至1973年的二百八十萬人。 只是首都一地,就集中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人口。
智利的經濟持續增長,也有其特徵。首先是國家支持下的工業發展,顯著的是建造水壩,發展電力的工業。 第二,多種類物品的出口帶來了繁榮。銅和其他礦物、漁業( 罐頭魚和魚粉製造業 )以及電子、化學和機械產品的出口。 由於缺乏農產品的改善,人口增加造成農糧的危機。 地方市場必需的日常食品日漸短缺。 無論如何的繁榮景象,頓然智利的經濟變成需要依賴外國。與美國的交易不斷增加。 美國是從智利進口銅最多的國家, 同時也是智利進口貨物的供應者和債主。美國銀行擁有智利50%的外國債卷,智利進入了一個長久的通貨膨脹期。
從1930年始, 在急進黨( le Parti radical;中間偏左 )指導的各屆政府匯集了低層民眾和城市的中產階級,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經歷了是好或歹的年頭,最終人民的工資收入、教育和醫療等方面也得到改善。可是,自六十年代起, 這狀況已遭受危害,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國際上冷戰的影響。古巴卡斯特羅的革命點燃了智利左派的火焰,以及回复甘乃迪呼籲改革“ 古老 ”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則被急進人士視為“ 顛覆共產黨 ”最廣闊的沃土。
然而,各個利益階層的謹慎妥協態度以及各政黨之間的共識:順序漸進和願意以談判解決問題使資產階級也答應放下分歧,與各階層人民共同促進國家的發展。
基督民主黨的艾杜阿多-菲-蒙塔華( Eduardo Frei Montalva;1964年至1970年 )為總統以“ 自由革命 ”喚起一種新的國家精神。 蒙塔華,右派的基督民主黨在1964年獲56%的選票當選。 其綱領明顯的是改革,主張農業改革( 1940年代天主教教會曾提出土地改革而只部分實行再分配土地 )、改善勞動階層的生活環境、“ 智利化 ”銅礦( 政府擁有股份,刺激生產 )、教育制度改革及其允許約10%的文盲人士獲選舉權。 此外,蒙塔華還聲稱改變其所屬政黨以教會社會主義的理論,廣泛吸納不但有保守的右派,也包括左派和人民運動在內的黨派。
智利農業產品的成功發展創立了一個新的階級:現代小型產業擁有者。可是,大地主階級卻認為此是邁向國家集體主義第一步的現象。在改革中的無利益者則希望行動須急進些和支持左派和極左的主張。同時政府也完全忽視了城市邊緣人的利益。
最終,“ 自由革命 ”只可是滿足一小批人的利益和他們的政治把戲。 1969年,又輪到軍隊提出利益的要求。 反對微薄的軍餉,一批極右軍官由維奧( Viaux )將軍率領兵變,但不成功。同時,司法部的公職人員也要求加薪,實行短期的罷工。此外,大地主、企業家和中層階級則不滿改善勞動階層的生活。他們認為威脅了其原有的社會和諧狀況。
一個右傾黨派認為基督民主黨的改革政策並不帶來現代化國家整體的公平,但卻為導向共產主義的改變打開大門。民族黨( le Parti national )的最高綱領是必須有一個“ 強有力的政府 ”。 面對此況,社會黨、左派革命運動( 極左的古華拉 [ Guevariste ] 運動。 艾爾尼斯托-古華拉 [ Ernesto Guevara ],生於1928年,阿根廷; 卒於1967年波利維亞;常稱為徹-古華拉 [ Che Guevara ]。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革命者、拉丁美洲政治人物。古巴革命之領導人之一。譯者註 )以及基督民主黨的部分左傾黨員也正熱衷推行古巴的革命經驗,認為此時應實行一場革命。
迷濛的民主
在智利社會裡,存在被分為三個政治文化的競爭對手,各方日漸難以妥協,使民主的進程大大受阻。
然而,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不一樣,智利從1925年起便擁有一部民主和自由的憲法,也從三十年代起,每屆政府都是自由選舉產生,而且也有由各黨派所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不過,這種民主只服務多於解決社會政治的衝突,而不是建造一個真正在社會上各人之間平等的關係。如此,從1948年至1958年期間, 智利的政治制度禁止智利共產黨活動並拘捕該黨領袖入獄。在兩次選舉制度的改革後,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出現真正的普選。 第一次,在1952年, 實行選舉名單登記和規定合資格的投票者必須投票,由此增加了兩倍的選舉人數。第二次的改革是在1964年, 取消排斥文盲不能選舉的法例。 可是, 政治寡頭的概念仍然極牢固地保留。
權力的功能沒有任何的改變。 它允許中間黨派在諸位名望人物的微妙談判中擔任重要的角色;這些名望人物常可以在遠距離指使選舉人。 最完美的體現是在總統選舉的一次性投票的方式:若沒有任何人獲取大多數的情況下,則由參議員決定誰任總統。
這種寡頭模式同時也與社會秩序中極之等級分別的現象: 大地主、工業或商業的精英以及全體的中產階級隱蔽式地生活在一個完全與城市無產者和移民 --- 大部分都住在貧民區( les poblaciones )--- 所隔離的世界裡。這些勞動階層長期被稱為“ los rotos ”( 衣衫襤褸者 ),正好說出其社會的身份。
與此同時,對於左派人士,包括轉向追隨古華拉主義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認為,民主只是為小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托詞。真正惟一的價值是社會的進步, 以及進步黨派和群眾組織的團結,最終由勞動人民創造一個新的國家模式。總言之, 智利應是一個極之“ 工具 ”與民主相連的國家。
阿連德:沒獲取大多數支持的總統
人民聯盟創立於1969年, 是工會支持下由多個左傾黨派所組成的聯盟,包括共產黨、社會黨、人民行動團結運動( le Mouvement d’action populaire unitaire )、急進黨以及兩個中間偏左的小黨( 民主社會黨 [ le Parti social-démocrate ] 和獨立人民行動 [ l’Action populaire indépendante ])。 1970年11月3日,他們推舉阿連德上台執政。
一次性記名投票方式並不能使任何一位的競選人當選:阿連德獲36,3%的選票,右派競選人阿力山利( Alessandri )獲34,9%選票,基督民主黨的杜麥 ( Tomic ) 獲27,8%。 由此,據憲法所定,推舉擔任總統職位的由參議員決定。 在左派要求修補憲法的投票之後確定政府應該認同政治多元所組成由自由工會、教育界、新聞界、大學中的獨立派、軍隊、基督民主黨參議員和左派共同推舉阿連德擔任總統。
在此背景下,美國力圖支持由軍人阻止阿連德執政的計劃。 在一些高級將領拒絕此計劃後,一小批極右人物試圖推翻軍隊司令史耐德( Schneider )。行動失敗, 史耐德受傷後身亡。因此才產生合法的選舉。無論如何,事實的是,在美國的認可下發生了這次政變。
“ 極可能在幾年內( 阿連德 )將建立一個共產政權。 在此況下, 這並非是涉及一個島對著大海岸的問題,傳統上它在拉丁美洲既無相關,也無很大的影響,但是, 在拉丁美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出現一個共產政府的頭頭……, 這種情況將危害到美國的利益。”
--- 摘自1970年9月16日,亨利-基辛格在一次簡短的記者會上發言
在阿連德執政的三年期間裡,其支持者社會黨和共產黨人士常考慮應該嚴格遵守民主形式的合法架構。一些期內選舉展開也沒舞弊的現象出現以及多元政治也獲得鞏固。在1971年4月的市級選舉中, 人民聯盟獲49,8%的選票。 進步是顯著的,但海嘯並非不會不來。
此外, 阿連德與其盟友們背負著一種 “ 主要的道德 ”, 相同與等待著 “ 和解精神 ”, 而這種精神在以往的幾十年中一直在“ 遊蕩 ”。 若某些大改革, 如銅礦國有化, 是在國會上一致或經歷激烈的討論後投票通過的, 另外的改革, 又如增加工資, 煤礦、鋼鐵冶煉業, 部分的交通和銀行國有化等均有惠於1930年代所設立的由總統頒令的制度所致。
阿連德所處於的地位日愈危險, 同樣, 在另一方面, 國會中的右派和基督民主黨的部分黨員企圖限制政府的行為, 他們確實想癱瘓政府。 他們時而利用議會機制的決憾, 時而又使用訴諸法院的手段。
這些衝突很快轉變為支持或反對政府政策各方力量的較量。 在智利南部, 加速農業改革的討論成為農民為支持的一方與極右組織 “ 自由祖國 ” 的中堅分子所後盾的地主之間的對抗。
經濟上的困境也得不到解決。在第一年裡, 消費政策拋出後經濟有所增長,但它在1971年年底也帶來戲劇性的後果 : 通貨膨脹, 物價急升; 許多消費品缺乏,例如食油、肉類、糖和肥皂等; 黑市市場發展; 貿易平衡急挫; 國家對國際市場無力償還債務。通貨膨脹和貨品欠缺的狀況並非只是人民聯盟的管理錯誤, 而且還因為美國發動杯葛, 目的是破壞部分智利企業的經濟, 使致國際市場對銅所需求大量減少。 一些企業家停止投資,而另一些則利用貨品的短缺作投機買賣。
左派分裂
1972年10月貨車工人罷工標誌右派阻擾這策略的轉折點。 民族黨的目的是倡議以一切的手段推翻阿連德。因此,智利的地理結構:南北的長度約4300公里和寬度只是180公里,道路的阻擾將使整個國家癱瘓。 民族黨匯集了中產階級的策略卻令人擔憂。 在幾個週內,商人和醫生主動罷工。政府卻發動交通運輸工人罷工,持續了三週,政府和工會在財務上私底下支持他們。 在某些地方,也出現少許的暴力衝突事件。 最初,示威的婦女敲打平底鍋,在聖地亞哥街道發生衝突,極右人士襲擊政府部長的住宅並殺害了一名下級軍官。 當古巴總統卡斯特羅來訪時,緊張氣氛又加劇。因為右派認為古巴總統的訪問是一種挑釁的行為。
1972年11月, 阿連德組新的政府內閣,讓軍隊總司令卡羅-帕特擔任內務部長。 此舉終止了曾癱瘓國家的罷工行動。 然而,人民聯盟由此則需要面對基督民主黨和民族黨的反對,導致了1973年3月立法議會的選舉。 顯然,左派之間已加劇分裂。

圖四、阿連德總統(右)與帕特將軍。網絡圖片
在國有化的問題上,阿連德聯合智利共產黨與社會黨達成共識。 智利國內某處出現了極左中堅分子以及其支持者成立“公社連線 ”或“ 工業連線 ”的組織, 其目標促使政府不但須反對來自右派的壓力,還須“ 不妥協地前進 ”。
左派的分裂阻止了阿連德的和解策略,尤其是它破壞了政府與基督民主黨和軍隊的關係。 最嚴重的是,它使雙方的人相信,惟一能夠解決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方法,就是使用武力。
不可避免的軍事政變?
1973年3月立法議會選舉的結果也加劇了政治關係的緊張。左派獲43,9%的選票, 比1971年市級的選舉少了六個百分點。 這情況允許基督民主黨更容易地轉向右派,在國會裡組成必須是三分之二的大多數合法革除阿連德的職位。
由此,右派人士從未放下武器,積極地集合基督民主黨和人民支持政變的人,與此同時,他們也想獲得軍隊的支持,漸漸地,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均支持政變。
1973年4月, 智利西北部國內最大銅礦之一的El Teniante 礦工舉行罷工, 要求增加工資,罷工持續了78日。 這些工人獲聖地亞哥天主教大學法律系學生視為英雄而歡迎。 這是歷史上,右派與工人組成聯盟,共同反對執政的人民聯盟政府。6月29日, 聖地亞哥地區最重要的裝甲部隊的一個兵團發動兵變,但不獲其他兵團的支持。由此政變失敗,原因不只是帕特將軍所採取政變行動的成功,而是正如在其回憶錄中所寫:“ 最重要的是,合謀者等待另一個時機行事。”
然而,各個利益階層的謹慎妥協態度以及各政黨之間的共識:順序漸進和願意以談判解決問題使資產階級也答應放下分歧,與各階層人民共同促進國家的發展。
基督民主黨的艾杜阿多-菲-蒙塔華( Eduardo Frei Montalva;1964年至1970年 )為總統以“ 自由革命 ”喚起一種新的國家精神。 蒙塔華,右派的基督民主黨在1964年獲56%的選票當選。 其綱領明顯的是改革,主張農業改革( 1940年代天主教教會曾提出土地改革而只部分實行再分配土地 )、改善勞動階層的生活環境、“ 智利化 ”銅礦( 政府擁有股份,刺激生產 )、教育制度改革及其允許約10%的文盲人士獲選舉權。 此外,蒙塔華還聲稱改變其所屬政黨以教會社會主義的理論,廣泛吸納不但有保守的右派,也包括左派和人民運動在內的黨派。
智利農業產品的成功發展創立了一個新的階級:現代小型產業擁有者。可是,大地主階級卻認為此是邁向國家集體主義第一步的現象。在改革中的無利益者則希望行動須急進些和支持左派和極左的主張。同時政府也完全忽視了城市邊緣人的利益。
最終,“ 自由革命 ”只可是滿足一小批人的利益和他們的政治把戲。 1969年,又輪到軍隊提出利益的要求。 反對微薄的軍餉,一批極右軍官由維奧( Viaux )將軍率領兵變,但不成功。同時,司法部的公職人員也要求加薪,實行短期的罷工。此外,大地主、企業家和中層階級則不滿改善勞動階層的生活。他們認為威脅了其原有的社會和諧狀況。
一個右傾黨派認為基督民主黨的改革政策並不帶來現代化國家整體的公平,但卻為導向共產主義的改變打開大門。民族黨( le Parti national )的最高綱領是必須有一個“ 強有力的政府 ”。 面對此況,社會黨、左派革命運動( 極左的古華拉 [ Guevariste ] 運動。 艾爾尼斯托-古華拉 [ Ernesto Guevara ],生於1928年,阿根廷; 卒於1967年波利維亞;常稱為徹-古華拉 [ Che Guevara ]。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革命者、拉丁美洲政治人物。古巴革命之領導人之一。譯者註 )以及基督民主黨的部分左傾黨員也正熱衷推行古巴的革命經驗,認為此時應實行一場革命。
迷濛的民主
在智利社會裡,存在被分為三個政治文化的競爭對手,各方日漸難以妥協,使民主的進程大大受阻。
然而,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不一樣,智利從1925年起便擁有一部民主和自由的憲法,也從三十年代起,每屆政府都是自由選舉產生,而且也有由各黨派所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不過,這種民主只服務多於解決社會政治的衝突,而不是建造一個真正在社會上各人之間平等的關係。如此,從1948年至1958年期間, 智利的政治制度禁止智利共產黨活動並拘捕該黨領袖入獄。在兩次選舉制度的改革後,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出現真正的普選。 第一次,在1952年, 實行選舉名單登記和規定合資格的投票者必須投票,由此增加了兩倍的選舉人數。第二次的改革是在1964年, 取消排斥文盲不能選舉的法例。 可是, 政治寡頭的概念仍然極牢固地保留。
權力的功能沒有任何的改變。 它允許中間黨派在諸位名望人物的微妙談判中擔任重要的角色;這些名望人物常可以在遠距離指使選舉人。 最完美的體現是在總統選舉的一次性投票的方式:若沒有任何人獲取大多數的情況下,則由參議員決定誰任總統。
這種寡頭模式同時也與社會秩序中極之等級分別的現象: 大地主、工業或商業的精英以及全體的中產階級隱蔽式地生活在一個完全與城市無產者和移民 --- 大部分都住在貧民區( les poblaciones )--- 所隔離的世界裡。這些勞動階層長期被稱為“ los rotos ”( 衣衫襤褸者 ),正好說出其社會的身份。
與此同時,對於左派人士,包括轉向追隨古華拉主義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認為,民主只是為小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托詞。真正惟一的價值是社會的進步, 以及進步黨派和群眾組織的團結,最終由勞動人民創造一個新的國家模式。總言之, 智利應是一個極之“ 工具 ”與民主相連的國家。
阿連德:沒獲取大多數支持的總統
人民聯盟創立於1969年, 是工會支持下由多個左傾黨派所組成的聯盟,包括共產黨、社會黨、人民行動團結運動( le Mouvement d’action populaire unitaire )、急進黨以及兩個中間偏左的小黨( 民主社會黨 [ le Parti social-démocrate ] 和獨立人民行動 [ l’Action populaire indépendante ])。 1970年11月3日,他們推舉阿連德上台執政。
一次性記名投票方式並不能使任何一位的競選人當選:阿連德獲36,3%的選票,右派競選人阿力山利( Alessandri )獲34,9%選票,基督民主黨的杜麥 ( Tomic ) 獲27,8%。 由此,據憲法所定,推舉擔任總統職位的由參議員決定。 在左派要求修補憲法的投票之後確定政府應該認同政治多元所組成由自由工會、教育界、新聞界、大學中的獨立派、軍隊、基督民主黨參議員和左派共同推舉阿連德擔任總統。
在此背景下,美國力圖支持由軍人阻止阿連德執政的計劃。 在一些高級將領拒絕此計劃後,一小批極右人物試圖推翻軍隊司令史耐德( Schneider )。行動失敗, 史耐德受傷後身亡。因此才產生合法的選舉。無論如何,事實的是,在美國的認可下發生了這次政變。
“ 極可能在幾年內( 阿連德 )將建立一個共產政權。 在此況下, 這並非是涉及一個島對著大海岸的問題,傳統上它在拉丁美洲既無相關,也無很大的影響,但是, 在拉丁美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出現一個共產政府的頭頭……, 這種情況將危害到美國的利益。”
--- 摘自1970年9月16日,亨利-基辛格在一次簡短的記者會上發言
在阿連德執政的三年期間裡,其支持者社會黨和共產黨人士常考慮應該嚴格遵守民主形式的合法架構。一些期內選舉展開也沒舞弊的現象出現以及多元政治也獲得鞏固。在1971年4月的市級選舉中, 人民聯盟獲49,8%的選票。 進步是顯著的,但海嘯並非不會不來。
此外, 阿連德與其盟友們背負著一種 “ 主要的道德 ”, 相同與等待著 “ 和解精神 ”, 而這種精神在以往的幾十年中一直在“ 遊蕩 ”。 若某些大改革, 如銅礦國有化, 是在國會上一致或經歷激烈的討論後投票通過的, 另外的改革, 又如增加工資, 煤礦、鋼鐵冶煉業, 部分的交通和銀行國有化等均有惠於1930年代所設立的由總統頒令的制度所致。
阿連德所處於的地位日愈危險, 同樣, 在另一方面, 國會中的右派和基督民主黨的部分黨員企圖限制政府的行為, 他們確實想癱瘓政府。 他們時而利用議會機制的決憾, 時而又使用訴諸法院的手段。
這些衝突很快轉變為支持或反對政府政策各方力量的較量。 在智利南部, 加速農業改革的討論成為農民為支持的一方與極右組織 “ 自由祖國 ” 的中堅分子所後盾的地主之間的對抗。
經濟上的困境也得不到解決。在第一年裡, 消費政策拋出後經濟有所增長,但它在1971年年底也帶來戲劇性的後果 : 通貨膨脹, 物價急升; 許多消費品缺乏,例如食油、肉類、糖和肥皂等; 黑市市場發展; 貿易平衡急挫; 國家對國際市場無力償還債務。通貨膨脹和貨品欠缺的狀況並非只是人民聯盟的管理錯誤, 而且還因為美國發動杯葛, 目的是破壞部分智利企業的經濟, 使致國際市場對銅所需求大量減少。 一些企業家停止投資,而另一些則利用貨品的短缺作投機買賣。
左派分裂
1972年10月貨車工人罷工標誌右派阻擾這策略的轉折點。 民族黨的目的是倡議以一切的手段推翻阿連德。因此,智利的地理結構:南北的長度約4300公里和寬度只是180公里,道路的阻擾將使整個國家癱瘓。 民族黨匯集了中產階級的策略卻令人擔憂。 在幾個週內,商人和醫生主動罷工。政府卻發動交通運輸工人罷工,持續了三週,政府和工會在財務上私底下支持他們。 在某些地方,也出現少許的暴力衝突事件。 最初,示威的婦女敲打平底鍋,在聖地亞哥街道發生衝突,極右人士襲擊政府部長的住宅並殺害了一名下級軍官。 當古巴總統卡斯特羅來訪時,緊張氣氛又加劇。因為右派認為古巴總統的訪問是一種挑釁的行為。
1972年11月, 阿連德組新的政府內閣,讓軍隊總司令卡羅-帕特擔任內務部長。 此舉終止了曾癱瘓國家的罷工行動。 然而,人民聯盟由此則需要面對基督民主黨和民族黨的反對,導致了1973年3月立法議會的選舉。 顯然,左派之間已加劇分裂。

圖四、阿連德總統(右)與帕特將軍。網絡圖片
在國有化的問題上,阿連德聯合智利共產黨與社會黨達成共識。 智利國內某處出現了極左中堅分子以及其支持者成立“公社連線 ”或“ 工業連線 ”的組織, 其目標促使政府不但須反對來自右派的壓力,還須“ 不妥協地前進 ”。
左派的分裂阻止了阿連德的和解策略,尤其是它破壞了政府與基督民主黨和軍隊的關係。 最嚴重的是,它使雙方的人相信,惟一能夠解決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方法,就是使用武力。
不可避免的軍事政變?
1973年3月立法議會選舉的結果也加劇了政治關係的緊張。左派獲43,9%的選票, 比1971年市級的選舉少了六個百分點。 這情況允許基督民主黨更容易地轉向右派,在國會裡組成必須是三分之二的大多數合法革除阿連德的職位。
由此,右派人士從未放下武器,積極地集合基督民主黨和人民支持政變的人,與此同時,他們也想獲得軍隊的支持,漸漸地,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均支持政變。
1973年4月, 智利西北部國內最大銅礦之一的El Teniante 礦工舉行罷工, 要求增加工資,罷工持續了78日。 這些工人獲聖地亞哥天主教大學法律系學生視為英雄而歡迎。 這是歷史上,右派與工人組成聯盟,共同反對執政的人民聯盟政府。6月29日, 聖地亞哥地區最重要的裝甲部隊的一個兵團發動兵變,但不獲其他兵團的支持。由此政變失敗,原因不只是帕特將軍所採取政變行動的成功,而是正如在其回憶錄中所寫:“ 最重要的是,合謀者等待另一個時機行事。”
這次政變失敗也顯示在面對軍事政變時左派的不力,不能獲取軍隊的支持。 軍隊從此也成為微妙的力量: 更多的來自發動政變的極右“ 自由祖國 ”的將領,與民族黨、基督民主黨的將領共同公開地合謀推翻政府。 帕特對軍隊中的分裂危機極為擔憂,但他卻被他們指責為“ 將軍隊引導上與馬克思主義者妥協之路 ”。 1973年8月23日, 在一批軍官的妻子在其住所前示威,辱罵他之後, 帕特向阿連德請辭,則由奧古斯多-皮諾徹代之上任。到此時,可以說各級的軍官無所不在,插手加入推翻政府的陰謀。 最終,在總統和基督民主黨商討組立新政府時,在軍官們要求更多的軍人可進入政府內閣失敗後,軍人宣布這個現任“ 政府不合法 ”。
9月11日,阿連德呼籲智利人民走到立法議會,終止危機,恢復國家的統治。 但是,在早幾日之前,政變的人,在奧古斯多-皮諾徹的率領下已經決定奪取政權。基督民主黨和右派的政治人物認為,軍人上台執政,在短期內可恢復社會和政治的秩序,然後他們就會退出政治舞台。可是, 政治選舉的民主制度,一直等到1989年才可出現。
阿連德的悲劇,擊破了當年拉丁美洲左派人士的幻想;四十年後,使他們重新考慮如何真正的“ 建設社會主義 ”,正如薩華多-阿連德當年所捍衛的“ 民主、多元主義和自由 ”的意願 ?如何處置不能並存的自由和平等的問題? 阿連德以及其擁護者曾完全盲目地以“ 主要的道德 ”和官僚機構為力量去實現其計劃。 其他左翼黨派如社會黨等也永不執行這個目標,而它只是在極短期內的一種利益策略而已。若他們的理想和所擁有的力量完全不能夠改變軍事政變所帶來的後果和建立新的成就,那麼,人們需要質問他們盲目地追求民主的本質和結果是什麼?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2月9日
吉勒-巴戴翁( Gilles Bataillon )教授系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研究所所長、社會學家,現代拉丁美洲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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