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作者：楊名易 ( Dương Danh Dy )
圖一、1990年9月的成都秘密會議使越南轉向
會議舉辦時間和討論內容
鑑於不能直接接觸我方所掌握的資料，筆者只可透過對代表團的翻譯同志和代表團成員、黨中央辦公室主任紅河（ Hồng Hà ）同志數次詢問所獲取的資訊。
此外，丁儒廉（ Đinh Nho Liêm ）同志主動告知一些訊息並使用來自中方已公開少許的資料，那是《 李鵬日記 》（ 中文版，2008年1月5日中國《 人民網 》 ）；李家中（ Ly Gia Trung；時任中國大使館政治參贊 ）的文章；《 河北新聞網 》2007年10月30日重登載於中國《 老人生活報 》的訊息。以及張清（ Trương Thanh； 時任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第一副司長、會議參與者。來源：《 世界知識 》雜誌，2004年第24號，《 新華文摘 》2005年5月號轉載 ）的文章。
為免於累贅和重覆，以下只注寫《 李鵬日記 》，代之上述的全部資料，以及筆者也特別引用《 陳光基回憶錄 》（ Hồi Ky Trần Quang Cơ ）2001年和2003年兩版本的內容。
根據上述各資料，會議的演變過程和所達成的結果如下（ 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全部中文資料均由本文譯者譯自越文。譯者註 ）：
“ 1990年8月28日下午， 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 Trương Đức Duy ）收到國內指示，對總書記阮文靈（ Nguyễn Văn Linh ）轉言：
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歡迎阮文靈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杜梅（ Đỗ Mưòi ）訪華，時間為1990年9月3、4日，也歡迎范文同顧問同行。
《 陳光基回憶錄 》透露，張德維含糊地說鄧小平可能前往會議與蘇兄（ anh Tô；即范文同。譯者註 ）會晤。 由於亞運會將在北京舉行，為了保密，故此會談安排在四川成都。（ 李家中，《 成都會晤內情…… 》，《 河北新聞網 》， 2007-10-30日 ）
《 李鵬日記 》透露：
“ 1990年9月3日早上，越南專機離河內，下午一點抵成都，越南代表團兩點抵達金牛賓館。我和江澤民同志在客廳歡迎他們，然後會談開始。”
“ 儘管表示想盡快解決柬埔寨問題，但又表示不願干涉柬埔寨的內部事務。”
阮文靈曾發表長篇講話，但現時還未能找來閱讀，因為雙方均未公佈，包括江澤民在會議上的發言和《 會議紀要 》。
圖三、1990年的越南領導層顧慮東歐的演變可成為共產陣營崩解。圖為越南領導人（左起）武元甲、阮文靈和杜梅同在觀禮台上
李鵬認為：
“ 在柬埔寨問題上，似乎阮文靈只想表示原則，而把重點放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上。”
“ 會談延長至晚上八點。 八點半才開始晚宴。 在宴桌上，我和江澤民同志又再輪流對杜梅和阮文靈做工作。
9月4日早上， 我們和越南同志繼續會談。至此在會議中所提出的各個問題可以說已達到相當的共識，相當圓滿和充足。 決定草擬會議紀要。
下午兩點半， 雙方舉行簽署儀式，由各方總書記和總理簽字。 那是中越關係的歷史轉折點。同日越南專機飛返回國。”
張清的文章寫道：
“ 這是十多年後中越兩國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雙方進行高級會談。 首先江澤民表示：中越關係已惡化了十多年。我們雙方需要貫徹鄧小平 ‘ 結束過去、開展未來 ’ 的理論。”
同志加兄弟
“ 除了恢復中越兩國友好鄰邦的關係之外，中方曾提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重要建議： 越南撤出全部軍隊，柬埔寨各派會談，接受聯合國常務安理會五國制定文件的框架下，參加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 那是中越兩國恢復友好關係的主要事務。
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文靈感謝江澤民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他表示， 越中的友好關係正如胡志明主席曾說的 ‘ 同志加兄弟 ’ 那樣。 中國曾對越南的救國戰爭作出巨大的支持。
遺憾的是，前任領導人黎筍曾執行錯誤的政策，使人們難以理解。 越南、柬埔寨兩國發生了十年的戰亂， 使中越關係嚴重破裂，越南人民無比傷心。
圖四、江澤民說：同志們到來，西方國家並不知道，也不讓柬埔寨各派知。我們對此十分警覺。
現在我們決心修改以前錯誤的政策，恢復兩國兩黨傳統的友好情誼，共同邁向美好的社會主義道路。”
至於解決柬埔寨的政治問題，阮文靈和杜梅都表示，“ 我們接受在文件的框架下，結束越南和柬埔寨衝突。”
經過兩番（ 九月 ）三日下午和四日早上的討論，兩國領導人已達成重要的共識，簽署會談紀要文件。”
江澤民總書記表示：從今起，中越兩國“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江澤民還說：“ 西方國家十分注意我們的關係。同志們來到這裡，至今他們並不知道，也不讓柬埔寨各派知道。 我們對此問題很警覺。 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越南、社會主義中國都由共產黨領導，他們在這裡談什麼呢？ 所以我們對此行保密。 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 如果讓兩個共產黨握手是對我們沒有利的政策。”
在對會議作評論之前，請允許筆者先說重要的一點： 江澤民和李鵬曾“ 表示 ”十分敬重越南代表團三位范文同、阮文靈和杜梅，視他們為其叔、父之輩。
在此舉一例：為表示對其三位之敬重心，在會談的地方，他們被安置每位入住在相隔較遠的別墅。 請問這幾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在會談疲倦後，回來又可以互相見面交換意見嗎？
此外，為何鄧小平不參與會談也需要加以判斷。
他恐怕被越方直接批評，為了在談判關係正常化時使越方緩和態度，為了使越方更易於接受中國的安排否？
杜梅總書記
……接納了成都妥協，舉行於1991年6月17日至27日的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大會曾排斥阮基石（ Nguyễn Cơ Thạch ）同志出政治局和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圖五、成都會議後，黎德英和杜梅晉升為越南最高領導人。圖為1991年杜梅抵達北京訪華
大會選了部長會議主席杜梅任總書記。之後不久，政治局委員黎德英（ Lê Đức Anh ）獲任國家主席。 如上所述， 1991年10月關於柬埔寨的國際會議在巴黎舉行，解決柬埔寨的基本問題。
也只是按照中方要求，在上述兩大事件發生後，1991年11月5日（ 即成都會議一年多後 ），由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 ）率領的越南代表團才被邀請抵北京，為兩國正式關係化寫下標誌。
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李鵬“ 開門見山 ”地指出兩國關係存在的諸多問題，其中有越南對華的債務，從越南返華的所謂“ 難僑 ”的問題…… （《 李鵬日記 》）， 與此其時， 越方並無任何的反應。
成都會議二十多年後， 現再回顧往事，人們將“ 悟 ”出幾點，而就自從傳達會議的“ 結果 ”，那時關心國家事務的人已或多或少表示不認同。
首先，筆者敢於公開我方的一些“ 弱點 ”，同時也坦率地提及當時對國家造成損害的幾個“ 誤判 ”。
指出那些事，並非是想對任何人追究政治責任，或抹黑和減少其聲譽，而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若不認識我們全部那些的“ 愚誤、軟弱 ” ， 不揭露至今此時此刻我們不少人仍誤認為那些是我們的“ 共產主義同志 ”，正在與我們共同建設“ 社會主義 ”等等的“ 陰謀詭計 ”，那麼，對我們民族將是一個“ 巨大、長久和隱藏的危害 ”。
除了如上述對柬埔寨問題作無原則的讓步之外，越方還曾從未（ 或不敢 ）提及在以往的十多年裡製造越中關係分歧的原因，尤其是由北京領導層蓄意和主動發動的1979年2月邊界戰爭。
BBC茲推介前越南駐廣州總領事楊名易先生搜集各資料，撰寫關於導致中、越共產黨某些領導人在1990年舉行成都秘密會議的各主要原因、過程以及其後果對越南之災害。
越方原因
我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決反對中國霸權擴張集團的人於1986年7月逝世（ 作者並不注寫此人姓名，但按字句內容推測，應是指黎筍。譯者註 ）後，使越南領導層，尤其是新的主要領導人有條件，代表持認為需要與中國發展關係正常化的趨勢，從而可擺脫柬埔寨泥潭，被圍堵和禁運之形勢，需要挺身應付多方面的問題……， 以及可以創造機遇，順利實行“ 革新 ”的轉變戰略。
越南共產黨領導層和新的主要領導人認為：哥巴卓夫（ Gorbachev ）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是修正主義，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
經體驗多方面的“ 痛楚 ”，也已看到柬埔寨“ 痛楚 ”之極大災害，新的領導層決心要比前更強烈地改變對柬埔寨問題的政策。
越南正進行新的改革，由此也曾收穫諸多顯著的成果，若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將在吸引外資和開拓對外貿易的方面上有所限制和遇到一定的困難。
中方原因
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 儘管北京領導層曾使用各種最醜陋、殘暴的手段，企圖使越南崩潰，須屈服於中國，但是越南仍然站穩，尤其是經過幾年新的改革政策和打開對外門戶後所獲取顯著的成果，使他們需要改變對越南的看法和舊政策。
此外，美國對越改變態度和越美關係的初步改善也使北京領導層認識到若繼續拖長對越關係的緊張將使美國獲利。
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正被禁運，與越南實現關係正常化將可為北京助勢。
中國清晰地看到越南領導層的弱點，此時主動促成與越南關係正常化在對越政策和在國際上對北京將獲更多之利。
國際原因
中國通過蘇聯對越南施壓，需要讓步，接受中國的各項要求。
東、中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存在， 蘇聯失去了領導權，隨時崩潰；越南面臨危機，失去多方面（ 政治、經濟、國防等 ）的依靠，必須尋找新的靠山，而此時中國是最適合的對象。 由此， 為了與中國迅速實現關係正常化，必須積極滿足中方的一些要求。
成都秘密會議
圖二、成都會議按“鄧小平理論”行事，但其人並不在場
越方原因
我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決反對中國霸權擴張集團的人於1986年7月逝世（ 作者並不注寫此人姓名，但按字句內容推測，應是指黎筍。譯者註 ）後，使越南領導層，尤其是新的主要領導人有條件，代表持認為需要與中國發展關係正常化的趨勢，從而可擺脫柬埔寨泥潭，被圍堵和禁運之形勢，需要挺身應付多方面的問題……， 以及可以創造機遇，順利實行“ 革新 ”的轉變戰略。
越南共產黨領導層和新的主要領導人認為：哥巴卓夫（ Gorbachev ）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是修正主義，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
經體驗多方面的“ 痛楚 ”，也已看到柬埔寨“ 痛楚 ”之極大災害，新的領導層決心要比前更強烈地改變對柬埔寨問題的政策。
越南正進行新的改革，由此也曾收穫諸多顯著的成果，若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將在吸引外資和開拓對外貿易的方面上有所限制和遇到一定的困難。
中方原因
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 儘管北京領導層曾使用各種最醜陋、殘暴的手段，企圖使越南崩潰，須屈服於中國，但是越南仍然站穩，尤其是經過幾年新的改革政策和打開對外門戶後所獲取顯著的成果，使他們需要改變對越南的看法和舊政策。
此外，美國對越改變態度和越美關係的初步改善也使北京領導層認識到若繼續拖長對越關係的緊張將使美國獲利。
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正被禁運，與越南實現關係正常化將可為北京助勢。
中國清晰地看到越南領導層的弱點，此時主動促成與越南關係正常化在對越政策和在國際上對北京將獲更多之利。
國際原因
中國通過蘇聯對越南施壓，需要讓步，接受中國的各項要求。
東、中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存在， 蘇聯失去了領導權，隨時崩潰；越南面臨危機，失去多方面（ 政治、經濟、國防等 ）的依靠，必須尋找新的靠山，而此時中國是最適合的對象。 由此， 為了與中國迅速實現關係正常化，必須積極滿足中方的一些要求。
成都秘密會議
圖二、成都會議按“鄧小平理論”行事，但其人並不在場
會議舉辦時間和討論內容
鑑於不能直接接觸我方所掌握的資料，筆者只可透過對代表團的翻譯同志和代表團成員、黨中央辦公室主任紅河（ Hồng Hà ）同志數次詢問所獲取的資訊。
此外，丁儒廉（ Đinh Nho Liêm ）同志主動告知一些訊息並使用來自中方已公開少許的資料，那是《 李鵬日記 》（ 中文版，2008年1月5日中國《 人民網 》 ）；李家中（ Ly Gia Trung；時任中國大使館政治參贊 ）的文章；《 河北新聞網 》2007年10月30日重登載於中國《 老人生活報 》的訊息。以及張清（ Trương Thanh； 時任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第一副司長、會議參與者。來源：《 世界知識 》雜誌，2004年第24號，《 新華文摘 》2005年5月號轉載 ）的文章。
為免於累贅和重覆，以下只注寫《 李鵬日記 》，代之上述的全部資料，以及筆者也特別引用《 陳光基回憶錄 》（ Hồi Ky Trần Quang Cơ ）2001年和2003年兩版本的內容。
根據上述各資料，會議的演變過程和所達成的結果如下（ 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全部中文資料均由本文譯者譯自越文。譯者註 ）：
“ 1990年8月28日下午， 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 Trương Đức Duy ）收到國內指示，對總書記阮文靈（ Nguyễn Văn Linh ）轉言：
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歡迎阮文靈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杜梅（ Đỗ Mưòi ）訪華，時間為1990年9月3、4日，也歡迎范文同顧問同行。
《 陳光基回憶錄 》透露，張德維含糊地說鄧小平可能前往會議與蘇兄（ anh Tô；即范文同。譯者註 ）會晤。 由於亞運會將在北京舉行，為了保密，故此會談安排在四川成都。（ 李家中，《 成都會晤內情…… 》，《 河北新聞網 》， 2007-10-30日 ）
《 李鵬日記 》透露：
“ 1990年9月3日早上，越南專機離河內，下午一點抵成都，越南代表團兩點抵達金牛賓館。我和江澤民同志在客廳歡迎他們，然後會談開始。”
“ 儘管表示想盡快解決柬埔寨問題，但又表示不願干涉柬埔寨的內部事務。”
阮文靈曾發表長篇講話，但現時還未能找來閱讀，因為雙方均未公佈，包括江澤民在會議上的發言和《 會議紀要 》。
圖三、1990年的越南領導層顧慮東歐的演變可成為共產陣營崩解。圖為越南領導人（左起）武元甲、阮文靈和杜梅同在觀禮台上
李鵬認為：
“ 在柬埔寨問題上，似乎阮文靈只想表示原則，而把重點放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上。”
“ 會談延長至晚上八點。 八點半才開始晚宴。 在宴桌上，我和江澤民同志又再輪流對杜梅和阮文靈做工作。
9月4日早上， 我們和越南同志繼續會談。至此在會議中所提出的各個問題可以說已達到相當的共識，相當圓滿和充足。 決定草擬會議紀要。
下午兩點半， 雙方舉行簽署儀式，由各方總書記和總理簽字。 那是中越關係的歷史轉折點。同日越南專機飛返回國。”
張清的文章寫道：
“ 這是十多年後中越兩國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雙方進行高級會談。 首先江澤民表示：中越關係已惡化了十多年。我們雙方需要貫徹鄧小平 ‘ 結束過去、開展未來 ’ 的理論。”
同志加兄弟
“ 除了恢復中越兩國友好鄰邦的關係之外，中方曾提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重要建議： 越南撤出全部軍隊，柬埔寨各派會談，接受聯合國常務安理會五國制定文件的框架下，參加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 那是中越兩國恢復友好關係的主要事務。
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文靈感謝江澤民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他表示， 越中的友好關係正如胡志明主席曾說的 ‘ 同志加兄弟 ’ 那樣。 中國曾對越南的救國戰爭作出巨大的支持。
遺憾的是，前任領導人黎筍曾執行錯誤的政策，使人們難以理解。 越南、柬埔寨兩國發生了十年的戰亂， 使中越關係嚴重破裂，越南人民無比傷心。
圖四、江澤民說：同志們到來，西方國家並不知道，也不讓柬埔寨各派知。我們對此十分警覺。
現在我們決心修改以前錯誤的政策，恢復兩國兩黨傳統的友好情誼，共同邁向美好的社會主義道路。”
至於解決柬埔寨的政治問題，阮文靈和杜梅都表示，“ 我們接受在文件的框架下，結束越南和柬埔寨衝突。”
經過兩番（ 九月 ）三日下午和四日早上的討論，兩國領導人已達成重要的共識，簽署會談紀要文件。”
江澤民總書記表示：從今起，中越兩國“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江澤民還說：“ 西方國家十分注意我們的關係。同志們來到這裡，至今他們並不知道，也不讓柬埔寨各派知道。 我們對此問題很警覺。 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越南、社會主義中國都由共產黨領導，他們在這裡談什麼呢？ 所以我們對此行保密。 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 如果讓兩個共產黨握手是對我們沒有利的政策。”
在對會議作評論之前，請允許筆者先說重要的一點： 江澤民和李鵬曾“ 表示 ”十分敬重越南代表團三位范文同、阮文靈和杜梅，視他們為其叔、父之輩。
在此舉一例：為表示對其三位之敬重心，在會談的地方，他們被安置每位入住在相隔較遠的別墅。 請問這幾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在會談疲倦後，回來又可以互相見面交換意見嗎？
此外，為何鄧小平不參與會談也需要加以判斷。
他恐怕被越方直接批評，為了在談判關係正常化時使越方緩和態度，為了使越方更易於接受中國的安排否？
杜梅總書記
……接納了成都妥協，舉行於1991年6月17日至27日的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大會曾排斥阮基石（ Nguyễn Cơ Thạch ）同志出政治局和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圖五、成都會議後，黎德英和杜梅晉升為越南最高領導人。圖為1991年杜梅抵達北京訪華
大會選了部長會議主席杜梅任總書記。之後不久，政治局委員黎德英（ Lê Đức Anh ）獲任國家主席。 如上所述， 1991年10月關於柬埔寨的國際會議在巴黎舉行，解決柬埔寨的基本問題。
也只是按照中方要求，在上述兩大事件發生後，1991年11月5日（ 即成都會議一年多後 ），由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 ）率領的越南代表團才被邀請抵北京，為兩國正式關係化寫下標誌。
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李鵬“ 開門見山 ”地指出兩國關係存在的諸多問題，其中有越南對華的債務，從越南返華的所謂“ 難僑 ”的問題…… （《 李鵬日記 》）， 與此其時， 越方並無任何的反應。
成都會議二十多年後， 現再回顧往事，人們將“ 悟 ”出幾點，而就自從傳達會議的“ 結果 ”，那時關心國家事務的人已或多或少表示不認同。
首先，筆者敢於公開我方的一些“ 弱點 ”，同時也坦率地提及當時對國家造成損害的幾個“ 誤判 ”。
指出那些事，並非是想對任何人追究政治責任，或抹黑和減少其聲譽，而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若不認識我們全部那些的“ 愚誤、軟弱 ” ， 不揭露至今此時此刻我們不少人仍誤認為那些是我們的“ 共產主義同志 ”，正在與我們共同建設“ 社會主義 ”等等的“ 陰謀詭計 ”，那麼，對我們民族將是一個“ 巨大、長久和隱藏的危害 ”。
除了如上述對柬埔寨問題作無原則的讓步之外，越方還曾從未（ 或不敢 ）提及在以往的十多年裡製造越中關係分歧的原因，尤其是由北京領導層蓄意和主動發動的1979年2月邊界戰爭。
越方在聽江澤民演辭完畢後也將問題完全放棄了：從此兩國關係將把“ 過去擱置，邁向未來 ”。
那是本文筆者在詢問翻譯同志和多次與紅河同志探究此問題後所搜集的訊息。紅河同志還活時，我曾幾次與他在一些會議上，在阮景真二號（ số 2 Nguyễn Cảnh Tran ）其辦公室內以及他主動來到我家中談話。
一句也不敢言
我們沒有對中國追索戰爭賠償，而在同樣的問題上，對美國要求以戰爭賠償作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可是，為何在秘密談判上又不敢提，即使只說一句中國的殘暴戰爭行為，至少也迫使他們必需對其非正義的行動說聲“ 遺憾 ”？
越南這個無原則的讓步曾使中國在國際輿論上，尤其是在中國人民裡似乎取得“ 正義的地位 ”， 儘管他們動用逾六十萬侵略正規軍，殺害越南邊境六省地區諸多我國同胞，破壞諸多物質基礎設施。
這使世界上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捏造的誣告：“ 越南驅趕華人 ”，“ 越南侵略柬埔寨 ”……是真實， 國際“ 對越南指責、圍堵、禁運 ”是必需，中國“ 教訓越南 ”是正道……, 而其時，我們才是擊潰殘暴的赤柬集團，解救柬埔寨人民脫離滅絕種族困境有巨大功勞之人。 總言之，事情使諸多人在較長的時間內誤解，對越南有惡感。
此時執筆行文之際，即使花費諸多勞力尋找，筆者仍然未知是誰主張禁止提及中國的往事，使致逾二十年來，在越南的各種傳媒上從未觸及關於中國在這方面的訊息。就連在神聖的愛國戰鬥中犧牲烈士的名字和墓碑也被故意閃避，不敢公開提及，甚至被遺忘。
圖六、1979年邊界戰爭被遺忘。圖為邊界戰爭結束後釋放中國戰俘情景
必須指出，事實是，與此同時，中國的正統報刊和網站等仍然極力大肆宣傳，從未被任何的禁止、限制，日日設法抹黑、歪曲越南的各方面，使致大部分的中國普通民眾當問及越南時都高叫越南是“ 忘恩負義，是食碗面反碗底 ”，…….
據中國正式的資料，在一份公開的調查問卷中，有近“ 80%的中國網民 ”，-- 即約三億人，主要是青年和進過學校的人，-- 皆贊成在東海上對越南使用武力手段。
大多數中國人民以前對越南在戰鬥中英勇，在勞動中勤奮，對中國友善的美好形象和感情似乎不再有了。這個災難的後果未知何時才可以消除。
接受中方赤裸裸的要求，排斥阮基石同志黨內外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長的職務，然後利用一切機會直至在越南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才正式實行。阮基石同志是少數的領導人具有創造性的思維，諳熟國際形勢，身健力行，在國際上有信譽，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對阮同志的排斥體現本領上的軟弱和共產主義情誼的退化，是愚蠢的“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的行為。
可以說，若不是過分畏懼，若阮基石還在我黨高級領導人內再任一期的職務，那麼越美關係正常化和越南加入東盟肯定不會等到1995年才實行，比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遲了約近五年之久。
北京領導層中各代的人，對阮基石影響的恐懼程度，即使他被迫退休和逝世也很久了，越中關係正常化逾二十多年後，在2011年1月越南共產黨第十一次大會中，他們還不想見到阮基石的兒子擔任越南外長（ 當時我黨領導人之語，前越南駐華大使阮仲永〔 Nguyễn Trọng Vĩnh 〕親自告訴我 ）（ 阮基石之兒子即現任越南外長范平明。譯者註 ）。
必須指出， 順從中國的要求，排斥阮基石同志之事已為今後創造條件，使北京日愈深入干涉我國和我黨內幾次黨大會（ 第九、十和第十一 ）主要的人事和幹部工作的事務，目的是為安置親中人士進入高級領導機構。
圖七、越中關係歷盡多番波折
上述提及不願見阮基石同志的兒子任外長之事只是近年的一例。
此是在我黨內從未發生過的事。 我們皆知， 胡伯伯時代，在我黨內，雖然有親蘇、親中彼此之分，但每個人都需要嚴格執行黨的路線；黎筍同志時代，作為主要的領導人，他也不能維持那種共存的方式，可是，不管是黨內親蘇或親中的人皆被排除。
對上述的現象可以作這樣或那樣的評論，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那時外國和尤其是中國，不可能直接插手我黨的內部事務，尤其是人事組織工作。
但是，從1991年至今， 中國干涉入我內部事務似乎經已常發生的了，並從未被指責。 可否在我黨內已出現“ 親中利益集團 ”呢 ？ 不解決這種狀況就後患無窮。
世代銘記被牽鼻走的教訓
不可使用任何平常的辭語來評價上述的後果，而須用“ 需要付出血肉的代價 ”這句才可正確的反映出問題的本質。
成都會議曾經、正在和將為我國帶來巨大、痛楚和恥辱……的後果。
因此，一個攸關重要的問題，筆者也大膽帶頭質問：從那些需要付出的代價中，我們須得到如何的教訓呢？ 須銘記那些教訓呢？
1、我黨領導人那時似乎不掌握國際的大改變和演變，尤其是東歐社會主義各國，蘇聯的情況，美國的情況以及那時我們的直接對手是中國的情況。 由此便有極錯誤的認識，然後又引出極之錯誤的決定。
圖八、越南領導人對中蘇關係已作錯誤的認識
波蘭團結工會的勝利，柏林牆被德國人民推倒的事件，葉利欽( Yeltsin ) 在俄羅斯聯邦選舉中獲勝，哥巴卓夫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等事件曾使我國領導層的一些人不認識到正是社會主義，曾在提出實行它的國家裡不受到人民的歡迎和追隨， 其崩潰則是必然的。
在如此的形勢下， 卻又主張“ 為保衛社會主義，反抗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用機會消除共產黨，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 他們在東歐正搞演變。 他們宣布在全世界上消除共產黨。 明顯他們是直接和危險的敵人。 我們需要尋找同盟。這個盟友就是中國。” （ 引自《 陳光基回憶錄 》）
必須認識， 之前蘇聯是越南各方面的依靠，雖然如此，但也須坦率說，與古巴比較，越南則相對地少依賴些。可是，當古巴 嚴重地依賴蘇聯時，又近在美國的腋下， 在蘇聯崩潰後也不顯得慌張，而他們至今仍然昂然站穩， 美國不敢干涉，而越南只為了籠統的大局，只恐怕失去依靠，失去社會主義和失去黨，卻要急忙轉尋盟友，那個正是其直接危險的對手。
不完全認識到那時中國在國內外的困境。 在國內，他們剛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趙紫陽被革除總書記一職，內部高級領導人意見嚴重分歧，一部分人民對中國共產黨不滿。
由於血腥鎮壓大學生和學生，中國被西方各國在主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禁運， 包括軍事高科技的輸出，至今仍未解禁。
與我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之時，他們處於多方面的不利之勢，可是，那時我們的幾位領導人誤估形勢，由此不但為自己增加助勢，還被中國“ 牽著鼻 ”走， 在處理舊的關係和新的關係正常化的階段中損手損腳， 至今和在未來也是如此。
圖九、1990年的黨領導人已失去本領並成為畏敵者。圖為武文傑（中間、戴墨鏡者）視察工廠與職工交談
不可不提一個問題，在那個十年的對抗中， 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曾用盡任何的手段對待我國，不但如此，他們對待蘇聯、對曾共同提出五項和平共處原則的鄰邦印度的態度也如是此。
難道那時越南領導層又一點也看不出來嗎？
2、在成都會議上接受妥協， 那時我黨主要的幾位領導人已自我失去了我國幾代領導人提倡的堅強不屈，不畏敵的本領， 在敵人的面前隨意承認自己犯錯，隨意將錯誤推給前任領導人。
筆者不明白為何代表我黨的人，一位具有巨大創造性和積極發展改革路線和指導全黨全國人民取得初步重要巨大成績的人物（ 按作者字句內容推測，應是指武文傑。譯者註 ）， 但在中國這個對手之面前，卻似乎只是一個影子，完全失去了革命的警覺，點頭並相信、按照充斥欺騙的“ 為了社會主義 ”，為中國的“ 大局 ”， 甚至接受容許他們干涉入我黨內高級人事的內部事務。
這些教訓，必須在全黨全民中得到深徹分析，一方面可清楚看到以往的錯誤，一方面卻可阻止、打破那些“ 四好的鄰邦 ”人、經常提倡“ 十六個金字 ” （ 指中共江胡時期為發展中越關係，北京提倡所謂的 “ 十六字方針 ”，即“ 長期穩定﹐ 邁向前程﹐ 友好鄰邦﹐ 全面合作 ” 和“ 四好 ”，即“ 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合作 ”。譯者註 ）同志們的陰謀，他們正不斷利用過去的成果來處理與我們越南目前和未來的關係。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0月26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圖片均取自BBC 網頁
文章只體現作者本人的觀點和立場。楊名易先生系資深外交家、中國問題研究者，現居於河內。
那是本文筆者在詢問翻譯同志和多次與紅河同志探究此問題後所搜集的訊息。紅河同志還活時，我曾幾次與他在一些會議上，在阮景真二號（ số 2 Nguyễn Cảnh Tran ）其辦公室內以及他主動來到我家中談話。
一句也不敢言
我們沒有對中國追索戰爭賠償，而在同樣的問題上，對美國要求以戰爭賠償作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可是，為何在秘密談判上又不敢提，即使只說一句中國的殘暴戰爭行為，至少也迫使他們必需對其非正義的行動說聲“ 遺憾 ”？
越南這個無原則的讓步曾使中國在國際輿論上，尤其是在中國人民裡似乎取得“ 正義的地位 ”， 儘管他們動用逾六十萬侵略正規軍，殺害越南邊境六省地區諸多我國同胞，破壞諸多物質基礎設施。
這使世界上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捏造的誣告：“ 越南驅趕華人 ”，“ 越南侵略柬埔寨 ”……是真實， 國際“ 對越南指責、圍堵、禁運 ”是必需，中國“ 教訓越南 ”是正道……, 而其時，我們才是擊潰殘暴的赤柬集團，解救柬埔寨人民脫離滅絕種族困境有巨大功勞之人。 總言之，事情使諸多人在較長的時間內誤解，對越南有惡感。
此時執筆行文之際，即使花費諸多勞力尋找，筆者仍然未知是誰主張禁止提及中國的往事，使致逾二十年來，在越南的各種傳媒上從未觸及關於中國在這方面的訊息。就連在神聖的愛國戰鬥中犧牲烈士的名字和墓碑也被故意閃避，不敢公開提及，甚至被遺忘。
圖六、1979年邊界戰爭被遺忘。圖為邊界戰爭結束後釋放中國戰俘情景
必須指出，事實是，與此同時，中國的正統報刊和網站等仍然極力大肆宣傳，從未被任何的禁止、限制，日日設法抹黑、歪曲越南的各方面，使致大部分的中國普通民眾當問及越南時都高叫越南是“ 忘恩負義，是食碗面反碗底 ”，…….
據中國正式的資料，在一份公開的調查問卷中，有近“ 80%的中國網民 ”，-- 即約三億人，主要是青年和進過學校的人，-- 皆贊成在東海上對越南使用武力手段。
大多數中國人民以前對越南在戰鬥中英勇，在勞動中勤奮，對中國友善的美好形象和感情似乎不再有了。這個災難的後果未知何時才可以消除。
接受中方赤裸裸的要求，排斥阮基石同志黨內外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長的職務，然後利用一切機會直至在越南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才正式實行。阮基石同志是少數的領導人具有創造性的思維，諳熟國際形勢，身健力行，在國際上有信譽，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對阮同志的排斥體現本領上的軟弱和共產主義情誼的退化，是愚蠢的“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的行為。
可以說，若不是過分畏懼，若阮基石還在我黨高級領導人內再任一期的職務，那麼越美關係正常化和越南加入東盟肯定不會等到1995年才實行，比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遲了約近五年之久。
北京領導層中各代的人，對阮基石影響的恐懼程度，即使他被迫退休和逝世也很久了，越中關係正常化逾二十多年後，在2011年1月越南共產黨第十一次大會中，他們還不想見到阮基石的兒子擔任越南外長（ 當時我黨領導人之語，前越南駐華大使阮仲永〔 Nguyễn Trọng Vĩnh 〕親自告訴我 ）（ 阮基石之兒子即現任越南外長范平明。譯者註 ）。
必須指出， 順從中國的要求，排斥阮基石同志之事已為今後創造條件，使北京日愈深入干涉我國和我黨內幾次黨大會（ 第九、十和第十一 ）主要的人事和幹部工作的事務，目的是為安置親中人士進入高級領導機構。
圖七、越中關係歷盡多番波折
上述提及不願見阮基石同志的兒子任外長之事只是近年的一例。
此是在我黨內從未發生過的事。 我們皆知， 胡伯伯時代，在我黨內，雖然有親蘇、親中彼此之分，但每個人都需要嚴格執行黨的路線；黎筍同志時代，作為主要的領導人，他也不能維持那種共存的方式，可是，不管是黨內親蘇或親中的人皆被排除。
對上述的現象可以作這樣或那樣的評論，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那時外國和尤其是中國，不可能直接插手我黨的內部事務，尤其是人事組織工作。
但是，從1991年至今， 中國干涉入我內部事務似乎經已常發生的了，並從未被指責。 可否在我黨內已出現“ 親中利益集團 ”呢 ？ 不解決這種狀況就後患無窮。
世代銘記被牽鼻走的教訓
不可使用任何平常的辭語來評價上述的後果，而須用“ 需要付出血肉的代價 ”這句才可正確的反映出問題的本質。
成都會議曾經、正在和將為我國帶來巨大、痛楚和恥辱……的後果。
因此，一個攸關重要的問題，筆者也大膽帶頭質問：從那些需要付出的代價中，我們須得到如何的教訓呢？ 須銘記那些教訓呢？
1、我黨領導人那時似乎不掌握國際的大改變和演變，尤其是東歐社會主義各國，蘇聯的情況，美國的情況以及那時我們的直接對手是中國的情況。 由此便有極錯誤的認識，然後又引出極之錯誤的決定。
圖八、越南領導人對中蘇關係已作錯誤的認識
波蘭團結工會的勝利，柏林牆被德國人民推倒的事件，葉利欽( Yeltsin ) 在俄羅斯聯邦選舉中獲勝，哥巴卓夫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等事件曾使我國領導層的一些人不認識到正是社會主義，曾在提出實行它的國家裡不受到人民的歡迎和追隨， 其崩潰則是必然的。
在如此的形勢下， 卻又主張“ 為保衛社會主義，反抗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用機會消除共產黨，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 他們在東歐正搞演變。 他們宣布在全世界上消除共產黨。 明顯他們是直接和危險的敵人。 我們需要尋找同盟。這個盟友就是中國。” （ 引自《 陳光基回憶錄 》）
必須認識， 之前蘇聯是越南各方面的依靠，雖然如此，但也須坦率說，與古巴比較，越南則相對地少依賴些。可是，當古巴 嚴重地依賴蘇聯時，又近在美國的腋下， 在蘇聯崩潰後也不顯得慌張，而他們至今仍然昂然站穩， 美國不敢干涉，而越南只為了籠統的大局，只恐怕失去依靠，失去社會主義和失去黨，卻要急忙轉尋盟友，那個正是其直接危險的對手。
不完全認識到那時中國在國內外的困境。 在國內，他們剛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趙紫陽被革除總書記一職，內部高級領導人意見嚴重分歧，一部分人民對中國共產黨不滿。
由於血腥鎮壓大學生和學生，中國被西方各國在主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禁運， 包括軍事高科技的輸出，至今仍未解禁。
與我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之時，他們處於多方面的不利之勢，可是，那時我們的幾位領導人誤估形勢，由此不但為自己增加助勢，還被中國“ 牽著鼻 ”走， 在處理舊的關係和新的關係正常化的階段中損手損腳， 至今和在未來也是如此。
圖九、1990年的黨領導人已失去本領並成為畏敵者。圖為武文傑（中間、戴墨鏡者）視察工廠與職工交談
不可不提一個問題，在那個十年的對抗中， 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曾用盡任何的手段對待我國，不但如此，他們對待蘇聯、對曾共同提出五項和平共處原則的鄰邦印度的態度也如是此。
難道那時越南領導層又一點也看不出來嗎？
2、在成都會議上接受妥協， 那時我黨主要的幾位領導人已自我失去了我國幾代領導人提倡的堅強不屈，不畏敵的本領， 在敵人的面前隨意承認自己犯錯，隨意將錯誤推給前任領導人。
筆者不明白為何代表我黨的人，一位具有巨大創造性和積極發展改革路線和指導全黨全國人民取得初步重要巨大成績的人物（ 按作者字句內容推測，應是指武文傑。譯者註 ）， 但在中國這個對手之面前，卻似乎只是一個影子，完全失去了革命的警覺，點頭並相信、按照充斥欺騙的“ 為了社會主義 ”，為中國的“ 大局 ”， 甚至接受容許他們干涉入我黨內高級人事的內部事務。
這些教訓，必須在全黨全民中得到深徹分析，一方面可清楚看到以往的錯誤，一方面卻可阻止、打破那些“ 四好的鄰邦 ”人、經常提倡“ 十六個金字 ” （ 指中共江胡時期為發展中越關係，北京提倡所謂的 “ 十六字方針 ”，即“ 長期穩定﹐ 邁向前程﹐ 友好鄰邦﹐ 全面合作 ” 和“ 四好 ”，即“ 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合作 ”。譯者註 ）同志們的陰謀，他們正不斷利用過去的成果來處理與我們越南目前和未來的關係。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0月26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圖片均取自BBC 網頁
文章只體現作者本人的觀點和立場。楊名易先生系資深外交家、中國問題研究者，現居於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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