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譯者按：本文概括譯述法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尼古拉-利高 ( Nicolas Regaud )著作《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1978-1991) 》第九章 《 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 包括《 第三部分之大國干涉 》導言 ）的內容，第２１２至２３８頁。不譯和不列出註釋。此文主要論述和分析中國干涉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的立場和態度。
以下為譯者在《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1978-1991) 》的按語﹕
對於印度支那三國國家和人民來說﹐ 1978年是極為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內所發生的事改寫了其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和歷史。由於大國的干涉使原為的地區衝突變得更複雜﹐印度支那人民遭受了一場較長的痛苦經歷。三十多年過去了﹐ 和平早已恢復﹐目前國家在復原和在建設中。歷史是值得學習和關注的。但至今﹐人們仍只可找到兩、三本較為全面述及和分析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法、英文書籍﹐ 中文書就鳳毛麟角的了。
尼古拉-利高 ( Nicolas Regaud ) 先生是巴黎大學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政治學博士。1992年他出版的 «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 1978-1991 »( Le Cambodge dans la tourmente, Le troisième conflit indochinois 1978-1991 ) 著作可為讀者詳細分析那場以柬埔寨為中心又極為廣泛和複雜的衝突。書中不僅涉及到高棉民族主義者反抗越南和金邊政府的鬥爭﹐ 還牽連到印度支那三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反共的東盟國家、中國和越南的霸權主義﹐以及中、美在遠東地區反蘇的鬥爭的演變和結果。
***
第三部分 --- 大國干涉
諸多的分析均認為在印度支那地區的鬥爭皆為大國影響下的戰略爭奪戰，稱為“ 代理戰爭 ”（ proxy war ），一切解決的辦法也只能在“ 大國 ”之間調解、妥協而達成協議，地區的力量只可服從大國的決定。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的一個層面是“ 東與東”的衝突，即中越和中蘇的矛盾。 中國常視越南為“ 安南 ”（ 平定、安撫南方之意 ），是其自然的影響範圍，有似帝國身軀的“ 易於疼痛的下腹 ”之部分。
作為“ 兄長 ”的中國在抗法抗美戰鬥中為越南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當越南倒向蘇聯，和侵略“民主柬埔寨”時，中國便認為對方是“ 背叛 ”。
最終，在軍事和外交上，中國對越南發動“ 十字軍征戰 ”， 改善與東盟、美國的關係，後還在柬埔寨問題上與蘇聯和解。 中國的一切行動說明了其外交力量與固有的人文精神、經濟、軍事和文化並不配稱。印度支那的問題不可排斥中國的行動、聲音，雖然有時行為是任意的但有其份量。
若“ 東與東”的衝突是值得審視的話，那麼東與西的層面也不能忽視。 蘇聯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支那半島設立軍事基地令中國和東盟擔憂。 他們顧慮蘇聯在亞洲擴軍，最終發展為包括空軍在內的在第三世界領域擴張。如此的理解很快使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變成“ 新的冷戰 ”的主因，導致了從1970年代末兩個陣營的衝突。
西方對越侵柬並不擔憂，反而，蘇越結盟和蘇聯在這戰略地區擴軍才使他們擔心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遭到破壞。
各大國對印度支那的衝突秉持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又衝擊這地區的衝突。 莫斯科、北京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是首要的影響到這地區的衝突， 之後，隨著國際環境漸漸改善，解決印度支那衝突的方法才漸露曙光。
第九章 --- 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1978年是中國在東南亞失敗的一年。 “ 小兄弟 ”越南倒向蘇聯，一個離越南遙遠又對他有較少壓力的大國；繼之1979年三月，寮國要求二千五百名中國專家撤走；越軍佔領柬埔寨。1979年，可以說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影響被削減。中國三十年的努力經營似乎都變為零，既不能阻擋一支強大的越南軍隊，也不可保住其親密盟友赤柬， 儘管局勢難以駕馭和主宰，但北京也認為應在其傳統影響區內發聲。
1979年2、3月中國對越進攻，在某種角度上看有幾分是“ 正當的援手 ”， 但不能再設立在該區的地位。 但很快，在美國仍未消除越戰創傷的陰影下和不願作為這個競鬥場的敵手，以保護泰國的安全為理由，北京投入這火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赤柬逃離金邊的一年後，蘇聯大軍進入阿富汗， 從而北京領導人會自然想到被蘇聯圍堵的情景。 1981年3月，《 北京信息 》（ Beijing Information ）登載了一圖，從中完全可解釋中國對圍堵的看法。
即使從1982年起，中蘇關係開始改善，兩國副外長會晤，但在兩年後北京仍清晰表述對蘇聯威脅的看法：
“ 1970年代中期，利用美國在越戰的失敗， 蘇聯的政治步伐邁向南方。一方面，他們贊成越南侵柬和遣派太平洋艦隊前往南中國海和東南亞； 另一方面， 為打開海灣通道和增強在中東的軍力，赤裸裸地侵略阿富汗。”
“ 為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力，蘇聯在試圖設立從鄂霍次克海 （ ｌａ ｍｅｒ ｄ＇Ｏｋａｈｏｔｓｋ ），經日本海至南中國海的海上控制區。 在擴軍的範圍中，蘇聯不但擊破美日的封鎖線：從日本的津軽海峡（ Le détroit de Tsugaru ）至南中國海，還可以控制或阻止美日的要塞馬六甲海峽，從而可進入印度洋和海灣地區， 從另一方向包圍歐洲。”( 注1 )
由此，中國提出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先決條件：
1、 停止支持越南佔柬；
2、 從阿富汗撤走蘇軍；
3、 減少在中蘇邊界駐軍。
於是，印度支那問題成了不太重要的問題。 事實上，在阿富汗問題上，中國處於弱勢，但它認識到蘇聯在阿富汗很快便消耗完其經濟資源。
從1970年代初起，蘇軍在中蘇邊界駐軍一直被北京視為大憂。鄧小平在整個八十年代不斷宣稱中蘇戰爭是不可避免。 可是，從1982年開始北京邁出一步，重新審視蘇聯的威脅。 82年1月， 解放軍將領公開宣稱：“ 蘇聯可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但漫長的邊界在過去的一、兩年內是安寧的。”( 注2 )
中國一方面要求蘇聯減少在邊界部署正規部隊和核子設備， 但另一方面又認為蘇聯的軍力（ 尤其是海軍 ）是對抗美國的重要力量。
共產陣營中兩個巨人的關係正常化的首要難題是解決印度支那問題。 北京的眼中，河內是尋求“ 地區霸權，即蘇聯全球霸權的一部分。”（ 注３ ）
由此，反圍堵並消除其戰略是中國需要做的事。傳統上，東盟與中國互不信任。新的形勢使北京改變態度，與前者組反越聯盟。曼谷成為最熱情的響應者，漸漸地形成了北京-曼谷軸線，中國開始在東南亞插入一腳，並使東盟相信在柬埔寨問題上大家都有共同利益。（ 注４ ）
中國為柬埔寨抗越力量提供物質援助，同時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還利用中越邊界的戰事致力削弱越南的軍力。由此，蘇聯需增加對越負擔，此正是北京的盤算；為解決中蘇問題，莫斯科必須對越施壓，為整個衝突尋找解決的方法。
使越南流白血
越南在1978年7月28日加入經濟互助會。翌日，北京便停止對越經援。 中越邊界戰爭的大摧毀、斷絕經濟和技術援助等對越南經濟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因此，越南需要愈來愈依賴蘇聯的幫助。 莫斯科對越援助從1978年的6.89億美圓升至1980年的9.42億，1982年則升至約16、17億。（ 注５ ） 工業技術援助也躍進，第二、第三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1976-1980、1981-1985和1986-1990 ）分別為1.62億、3億和5.5億。（ 注６ ）
共產陣營中頭號大國蘇聯也願為其盟友小國提供援助。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年， 中國為對越南加強影響和使它遠離蘇聯帝國，也利用經援引誘河內。北京斷絕對越經援的手法，也正如六十年代初莫斯科對待中國的一樣。北京所造成的後果也不太見效，因為越南可以完全依靠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當然，長期而言，北京指望蘇對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直升至不可負荷的地步，造成經濟崩潰。
中國使用軍事壓力，意圖削弱越南， 主要在不同層次的三方面，但目標是一致：
1、 在越南北方邊境時常加壓，製造一種長期不安的氣候，迫使越南須盡力防衛，消耗經濟力， 最終使蘇聯需供應更多的武器和經援；
2、支持柬共和非共產組織，以致阻止“ 既成的軍事事實 ”，使越軍“ 陷入 ”戰爭泥潭，增加越、蘇的戰爭經費；
3、支持越、寮的反政府組織活動，以致引起人們對“ 印度支那聯邦 ”的猜疑和爭議， 使河內感受來自外、內兩面的威脅。
若越南感到被圍困的威脅和需要從很少的資金中維持國家安全， 長期如此下去，政治權力也遭受衰弱， 漸漸脫離人民，使致換變領導人，或政治混亂。
中越邊界戰爭，鮮為人知那是中國的一種施壓手段。實際上，似乎它也符合一場真正的戰爭的涵義，包含激烈的戰鬥和炮轟的次數，雙方的死亡人數等。儘管缺乏可靠的戰爭資訊，人們仍可繪出大約這個衝突的景象。
首先，應該指出，這些戰鬥是與柬埔寨衝突有十分緊密的關連。中國的炮轟是配合柬埔寨軍事局勢的演變和外交戰役而改變。 但是，難以分辨是哪一方真正的挑起新的一場暴力對抗，由此，造成對這些戰鬥分析的困難。 顯然，戰鬥是十分激烈，但常常持續不長，顯示敵對的一方向對方發出“ 訊號 ”，僅為政治目的。
據中、越的通訊社龐大的戰鬥記錄， 最高峰的邊界衝突時期是1980-83年，其後有所減少 （ 中方所公佈的從1979-3月至1982-6月邊境衝突事件數字為3750宗 ）。（ 注７ ）人們注意到，1980年6月底，當越軍進入泰國領土追擊赤柬時，越北邊境的激烈戰鬥又展開了。1981年5月，中國新聞社公佈戰鬥劇增，擊斃三百名越南兵。（ 注８ ）
從1981年5月至9月期間， 戰鬥在中國滇、桂和越南的河宣省展開。 即使河內那時提出恢復邊界談判，但北京一直拒絕。
中國曾公開表示邊境衝突和柬埔寨衝突有關連，並認為這些攻擊是“ 必須的，只要河內不真正有誠意和完全從柬埔寨撤軍的話。”（ 注９ ）
這也說明為何中國完全拒絕越南三次提出暫停火的要求（ 1982年1月、1983年1月和9月 ）。 邊境衝突事件在那幾年裡幾乎從不停止，但也只限發生在河宣 （ Ｈａ Ｔｕｙｅｎ ）和雲南幾公里的範圍內，而戰鬥後雙方便交換戰俘。（ 注１０ ）
1983年4月是自1981年5月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軍事衝突，中方的炮轟迫使上千名邊民需離家逃離。熊熊的戰火當然也是因越軍在旱季到來對赤柬展開新攻勢而燃起。
對於印度支那三國國家和人民來說﹐ 1978年是極為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內所發生的事改寫了其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和歷史。由於大國的干涉使原為的地區衝突變得更複雜﹐印度支那人民遭受了一場較長的痛苦經歷。三十多年過去了﹐ 和平早已恢復﹐目前國家在復原和在建設中。歷史是值得學習和關注的。但至今﹐人們仍只可找到兩、三本較為全面述及和分析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法、英文書籍﹐ 中文書就鳳毛麟角的了。
尼古拉-利高 ( Nicolas Regaud ) 先生是巴黎大學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政治學博士。1992年他出版的 «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 1978-1991 »( Le Cambodge dans la tourmente, Le troisième conflit indochinois 1978-1991 ) 著作可為讀者詳細分析那場以柬埔寨為中心又極為廣泛和複雜的衝突。書中不僅涉及到高棉民族主義者反抗越南和金邊政府的鬥爭﹐ 還牽連到印度支那三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反共的東盟國家、中國和越南的霸權主義﹐以及中、美在遠東地區反蘇的鬥爭的演變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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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大國干涉
諸多的分析均認為在印度支那地區的鬥爭皆為大國影響下的戰略爭奪戰，稱為“ 代理戰爭 ”（ proxy war ），一切解決的辦法也只能在“ 大國 ”之間調解、妥協而達成協議，地區的力量只可服從大國的決定。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的一個層面是“ 東與東”的衝突，即中越和中蘇的矛盾。 中國常視越南為“ 安南 ”（ 平定、安撫南方之意 ），是其自然的影響範圍，有似帝國身軀的“ 易於疼痛的下腹 ”之部分。
作為“ 兄長 ”的中國在抗法抗美戰鬥中為越南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當越南倒向蘇聯，和侵略“民主柬埔寨”時，中國便認為對方是“ 背叛 ”。
最終，在軍事和外交上，中國對越南發動“ 十字軍征戰 ”， 改善與東盟、美國的關係，後還在柬埔寨問題上與蘇聯和解。 中國的一切行動說明了其外交力量與固有的人文精神、經濟、軍事和文化並不配稱。印度支那的問題不可排斥中國的行動、聲音，雖然有時行為是任意的但有其份量。
若“ 東與東”的衝突是值得審視的話，那麼東與西的層面也不能忽視。 蘇聯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支那半島設立軍事基地令中國和東盟擔憂。 他們顧慮蘇聯在亞洲擴軍，最終發展為包括空軍在內的在第三世界領域擴張。如此的理解很快使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變成“ 新的冷戰 ”的主因，導致了從1970年代末兩個陣營的衝突。
西方對越侵柬並不擔憂，反而，蘇越結盟和蘇聯在這戰略地區擴軍才使他們擔心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遭到破壞。
各大國對印度支那的衝突秉持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又衝擊這地區的衝突。 莫斯科、北京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是首要的影響到這地區的衝突， 之後，隨著國際環境漸漸改善，解決印度支那衝突的方法才漸露曙光。
第九章 --- 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1978年是中國在東南亞失敗的一年。 “ 小兄弟 ”越南倒向蘇聯，一個離越南遙遠又對他有較少壓力的大國；繼之1979年三月，寮國要求二千五百名中國專家撤走；越軍佔領柬埔寨。1979年，可以說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影響被削減。中國三十年的努力經營似乎都變為零，既不能阻擋一支強大的越南軍隊，也不可保住其親密盟友赤柬， 儘管局勢難以駕馭和主宰，但北京也認為應在其傳統影響區內發聲。
1979年2、3月中國對越進攻，在某種角度上看有幾分是“ 正當的援手 ”， 但不能再設立在該區的地位。 但很快，在美國仍未消除越戰創傷的陰影下和不願作為這個競鬥場的敵手，以保護泰國的安全為理由，北京投入這火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赤柬逃離金邊的一年後，蘇聯大軍進入阿富汗， 從而北京領導人會自然想到被蘇聯圍堵的情景。 1981年3月，《 北京信息 》（ Beijing Information ）登載了一圖，從中完全可解釋中國對圍堵的看法。
即使從1982年起，中蘇關係開始改善，兩國副外長會晤，但在兩年後北京仍清晰表述對蘇聯威脅的看法：
“ 1970年代中期，利用美國在越戰的失敗， 蘇聯的政治步伐邁向南方。一方面，他們贊成越南侵柬和遣派太平洋艦隊前往南中國海和東南亞； 另一方面， 為打開海灣通道和增強在中東的軍力，赤裸裸地侵略阿富汗。”
“ 為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力，蘇聯在試圖設立從鄂霍次克海 （ ｌａ ｍｅｒ ｄ＇Ｏｋａｈｏｔｓｋ ），經日本海至南中國海的海上控制區。 在擴軍的範圍中，蘇聯不但擊破美日的封鎖線：從日本的津軽海峡（ Le détroit de Tsugaru ）至南中國海，還可以控制或阻止美日的要塞馬六甲海峽，從而可進入印度洋和海灣地區， 從另一方向包圍歐洲。”( 注1 )
由此，中國提出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先決條件：
1、 停止支持越南佔柬；
2、 從阿富汗撤走蘇軍；
3、 減少在中蘇邊界駐軍。
於是，印度支那問題成了不太重要的問題。 事實上，在阿富汗問題上，中國處於弱勢，但它認識到蘇聯在阿富汗很快便消耗完其經濟資源。
從1970年代初起，蘇軍在中蘇邊界駐軍一直被北京視為大憂。鄧小平在整個八十年代不斷宣稱中蘇戰爭是不可避免。 可是，從1982年開始北京邁出一步，重新審視蘇聯的威脅。 82年1月， 解放軍將領公開宣稱：“ 蘇聯可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但漫長的邊界在過去的一、兩年內是安寧的。”( 注2 )
中國一方面要求蘇聯減少在邊界部署正規部隊和核子設備， 但另一方面又認為蘇聯的軍力（ 尤其是海軍 ）是對抗美國的重要力量。
共產陣營中兩個巨人的關係正常化的首要難題是解決印度支那問題。 北京的眼中，河內是尋求“ 地區霸權，即蘇聯全球霸權的一部分。”（ 注３ ）
由此，反圍堵並消除其戰略是中國需要做的事。傳統上，東盟與中國互不信任。新的形勢使北京改變態度，與前者組反越聯盟。曼谷成為最熱情的響應者，漸漸地形成了北京-曼谷軸線，中國開始在東南亞插入一腳，並使東盟相信在柬埔寨問題上大家都有共同利益。（ 注４ ）
中國為柬埔寨抗越力量提供物質援助，同時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還利用中越邊界的戰事致力削弱越南的軍力。由此，蘇聯需增加對越負擔，此正是北京的盤算；為解決中蘇問題，莫斯科必須對越施壓，為整個衝突尋找解決的方法。
使越南流白血
越南在1978年7月28日加入經濟互助會。翌日，北京便停止對越經援。 中越邊界戰爭的大摧毀、斷絕經濟和技術援助等對越南經濟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因此，越南需要愈來愈依賴蘇聯的幫助。 莫斯科對越援助從1978年的6.89億美圓升至1980年的9.42億，1982年則升至約16、17億。（ 注５ ） 工業技術援助也躍進，第二、第三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1976-1980、1981-1985和1986-1990 ）分別為1.62億、3億和5.5億。（ 注６ ）
共產陣營中頭號大國蘇聯也願為其盟友小國提供援助。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年， 中國為對越南加強影響和使它遠離蘇聯帝國，也利用經援引誘河內。北京斷絕對越經援的手法，也正如六十年代初莫斯科對待中國的一樣。北京所造成的後果也不太見效，因為越南可以完全依靠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當然，長期而言，北京指望蘇對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直升至不可負荷的地步，造成經濟崩潰。
中國使用軍事壓力，意圖削弱越南， 主要在不同層次的三方面，但目標是一致：
1、 在越南北方邊境時常加壓，製造一種長期不安的氣候，迫使越南須盡力防衛，消耗經濟力， 最終使蘇聯需供應更多的武器和經援；
2、支持柬共和非共產組織，以致阻止“ 既成的軍事事實 ”，使越軍“ 陷入 ”戰爭泥潭，增加越、蘇的戰爭經費；
3、支持越、寮的反政府組織活動，以致引起人們對“ 印度支那聯邦 ”的猜疑和爭議， 使河內感受來自外、內兩面的威脅。
若越南感到被圍困的威脅和需要從很少的資金中維持國家安全， 長期如此下去，政治權力也遭受衰弱， 漸漸脫離人民，使致換變領導人，或政治混亂。
中越邊界戰爭，鮮為人知那是中國的一種施壓手段。實際上，似乎它也符合一場真正的戰爭的涵義，包含激烈的戰鬥和炮轟的次數，雙方的死亡人數等。儘管缺乏可靠的戰爭資訊，人們仍可繪出大約這個衝突的景象。
首先，應該指出，這些戰鬥是與柬埔寨衝突有十分緊密的關連。中國的炮轟是配合柬埔寨軍事局勢的演變和外交戰役而改變。 但是，難以分辨是哪一方真正的挑起新的一場暴力對抗，由此，造成對這些戰鬥分析的困難。 顯然，戰鬥是十分激烈，但常常持續不長，顯示敵對的一方向對方發出“ 訊號 ”，僅為政治目的。
據中、越的通訊社龐大的戰鬥記錄， 最高峰的邊界衝突時期是1980-83年，其後有所減少 （ 中方所公佈的從1979-3月至1982-6月邊境衝突事件數字為3750宗 ）。（ 注７ ）人們注意到，1980年6月底，當越軍進入泰國領土追擊赤柬時，越北邊境的激烈戰鬥又展開了。1981年5月，中國新聞社公佈戰鬥劇增，擊斃三百名越南兵。（ 注８ ）
從1981年5月至9月期間， 戰鬥在中國滇、桂和越南的河宣省展開。 即使河內那時提出恢復邊界談判，但北京一直拒絕。
中國曾公開表示邊境衝突和柬埔寨衝突有關連，並認為這些攻擊是“ 必須的，只要河內不真正有誠意和完全從柬埔寨撤軍的話。”（ 注９ ）
這也說明為何中國完全拒絕越南三次提出暫停火的要求（ 1982年1月、1983年1月和9月 ）。 邊境衝突事件在那幾年裡幾乎從不停止，但也只限發生在河宣 （ Ｈａ Ｔｕｙｅｎ ）和雲南幾公里的範圍內，而戰鬥後雙方便交換戰俘。（ 注１０ ）
1983年4月是自1981年5月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軍事衝突，中方的炮轟迫使上千名邊民需離家逃離。熊熊的戰火當然也是因越軍在旱季到來對赤柬展開新攻勢而燃起。
最激烈的邊界衝突是始於1984年。戰事從一月（ 也是越軍在柬戰場的旱季攻戰開始 ）開火，至4月便加劇，也為配合那時雷根總統首次訪華的需要。兩國自1979年以來最激烈的一次互攻戰。越方指出，從7至8月的六週內，中國每日砲擊二千枚彈，甚至某些日還發炮一萬枚。越南的宣傳機器還公佈在“ 意外 ”俘虜了七千五百名中國兵。（ 注１１ ）
這些數字難以證實，但無論如何，激烈的戰事說明邊界衝突劇增，甚至在冷戰期間也難以發生的。 無疑它是中國迫使越南需面對第二個戰場的局勢。 1984年5月25日， 越南指控中國炮轟範圍伸延至一些城鎮地區，河內擔心衝突升級。越南外長在一份聲明寫道：形勢變化“ 十分緊張和將導致更危險的狀況。”（ 注１２ ）
激烈的戰事和雙方威脅的行為（ 蘇越海軍演習、中國在斯普拉特利群島【 Spratlys, 即中方稱南沙群島；越方稱長沙群島[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 的演習 ）結局導致北京終止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擬於1984年5月的訪華活動。（ 注１３ ）
中國估計，即使中越邊境衝突，蘇聯也會接受北京的遊戲：莫斯科會犧牲河內的利益，從而以改善中蘇關係為上。可以說，這是北京的如意算盤。
1985年期間，形勢變得更惡劣。越方公佈，一月上旬，中國發炮超過五萬枚，使幾十名軍民死亡。
形勢變得更緊張。越南駐聯合國代表黃碧山（ Hoang Bich Son ）在新聞會公佈越南認為戰事加劇，中國將發動第二次侵略。據他所說，中國在邊境部署二十多個師，包括步兵和飛機，形勢類似1979年。
顯然，1985年上半年中國在中越邊境戰事加劇是與柬埔寨旱季攻戰有關。因這一次，柬埔寨戰場上的全體反越力量均被越軍擊散。
越南擔憂第二次侵略不是沒根據。西哈努克在一次新聞會上透露，柬埔寨抗越三方領導人曾於84年10月2日與鄧小平會晤，鄧承諾：“ 如果抗戰力量遇上大難，中國不會袖手旁觀，將有第二次教訓河內。” 此是一種心理反應或是諷刺的呢，西哈努克後來對沒發生的新“ 教訓 ”解釋說，中國不認為抗戰力量“ 不遇到大危險……。” （ 注１４ ）
這次“ 教訓 ”沒出動，但各方都只聽聞，也許北京認為不該發動一場沒把握的戰爭。 其實，自1979年起，情形已變： 河內大量部署兵力和武器裝備在中越邊境，逾六十萬士兵駐守在邊境崗哨和蘇軍進駐印度支那的力量也減小衝突升級的危險。
此外，中國也考慮不使到實現“ 四個現代化 ”計劃受阻，擔心外國資金和投資者的反應，認為北京漠視國內經濟發展，反而只注重對外軍事行動。
因此，中國的“ 教訓 ”只是將邊境衝突戰事升級，迫使越南需要在邊境保存大量的人數和財政消耗。
1986、87年，邊境衝突持續，情形仍是緊張，戰事的激烈程度也視乎國際形勢而定。越南宣稱，在86年的上半年，中國對越南領土發炮25萬枚，造成多名軍民死亡。 十月中旬，戰鬥加劇，就在10月14日一天內，3萬4千枚中國砲彈落在越南領土上。 這行動使人們明白，為何在中蘇第九次外長（錢其琛和伊格－羅加徹夫 [ Ｉｇｏｒ Ｒｏｇａｔｃｈｅｖ ]）談判上，蘇聯首次接受直接討論柬埔寨問題。
難以判斷是誰首先發動十月衝突的戰事，但也可從哪方收益的方面去理解這問題。
首先，越南也可能會試圖拖慢中蘇走近的步伐，指出中國並非只是精神的威脅， 同時也呼籲蘇越等社會主義同盟加強團結。
對於中國， 北京對蘇發出強硬的訊號。 再次發動邊境衝突，中方對蘇聯表示，這些軍事行動是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的“ 必須 ”項目，中國可以長期繼續執行對抗政策。
因此，中越邊界戰爭包含三種功能：一、政治涵義；二、削弱對方力量；三、最低限度允許邊界問題“ 開放 ”。
在中越海上邊界也發生數宗在東京灣的衝突事件。中國以傳統經濟利益為理由（ 這些地區具有潛在性的石油資源 ）挑起敵視的緊張局勢，迫使越南在海上消耗能力和資源。
由此，1984年5月，中國派遣一隊共十艘軍艦抵南中國海斯普拉特利群島周圍，顯然是對越南發出訊號，也是對在四月間離海防（ Hai Phong; 北越海港城市。譯者註 ）以南約150公里、擁有五百艘魚雷艇的蘇越海軍演習的回應。（ 注１５ ） 此外蘇製“ 基浦 ”（ Kiev; 38000噸 ）號航空母艦和“ 伊灣-羅高夫 ”（ Ivan Rogov ）號運輸艦同時參與軍演。
北京的此行為也是對河內表示斯普拉特利群島仍屬我“ 無可爭辯 ”的主權，並隨時可多佔幾個島。 因此，1988年春，中國擊沉了三艘越南防禦艦後，便佔領了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八個島。
北京的行動含兩意：典型和傳統方式兼備。中國從未放棄對斯普拉特利群島的主權，但在政治上和一有機會，便挑起更大的緊張局勢，此行動可消耗越南的反抗能力，同時也向河內展示，即使與蘇聯結盟，對此島嶼主權衝突也無大作用。（ 注１６ ）
1987年4月，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向聯大秘書長呈交一函，表明北京“ 保留在適合之時收回（ 由越南佔領 ）島嶼的權利。”（ 注１７ ）
這些島嶼對河內極為重要，越南領導人認為若它們被中國佔領，將有如被中國包圍。在八十年代初，越南外長阮基石（ Nguyen Co Thach ）曾指出：“ 這些島嶼十分重要，因為它們處於南中國海並是進入越南的海路。現時印度支那國家在陸上被圍堵。泰國已封鎖了泰寮、泰柬邊界。如果中國再封鎖海上，那就嚴重了。我們曾提出談判島嶼爭端問題，但中國拒絕。”（ 注１８ ）
在推行反圍堵外交政策後， 中國試圖再執行海上反圍堵行動，一旦中國的海軍發展，允許擴展活動的範圍和遠至太平洋南部海域（ 1980年 ）、大西洋南（ 1984年 ）和印度洋（ 1985年 ）。（ 注１９ ）
西方國家一般認為不應對中國施壓限制其軍事發展，因為北京是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後盾。 顯然，柬埔寨反越力量是北京戰略之一工具，也可作最大的宣傳作用。中國對寮、越反政府力量的支持，目標是對印度支那社會和政治製造不穩，對外界而言，此還是鮮為人知的北京政策。有觀察家指出越南國內“ 反政府 ”事件在1983年達至二萬五千宗。河內對這些活動不太關注，只注重發生在越南北方邊界，由中國支持越南間諜的破壞事件。（ 注２０ ）
被壓迫民族解放統一陣線（ 法文：Front uni de libération des races opprimées . 此組織由伊布韓 Y Bham 1964年創立，主要在越南中、南部地區搞游擊活動。譯者註 ）和其他宗教如天主教、和好教（ Ｈｏａ Ｈａｏ ）、高台教（ Cａｏ Dａｉ）等教徒、越南國民黨前黨員、南越政府舊軍人等都不能組成聯合反抗力量，軍隊和警察對他們鎮壓。這些組織反抗力不足，缺乏武器，又沒有外部提供武器（ 只有通過柬埔寨反越力量轉給少量武器 ），由此，反政府活動不能如柬埔寨的反越力量相比。 期望人民對越共不滿，可形成高潮只是一種幻想。這些對政府不滿和受打壓的人只有匯入成“ 船民 ”的潮流。
中國支持寮國的叛軍活動更容易，因為兩國邊界相連。1980年代初，由寮國山地蒙人（ Hmongs; 即中國稱的苗族。譯者註 ）對寮共政府和越軍反抗成為“被忘卻的戰爭”。（ 注２１ ） 這些零散的抵抗多少只可使寮共政府和越軍“ 頭痛 ”。可是戰鬥從八十年代中開始減少。1987年，越軍也開始從寮國撤退。故此，本是中國支持和提供武器的寮國反政府組織也遭失敗，不能擴大戰爭範圍和造成印度支那半島不穩定的狀況。
然而，越南很快便意識到來自中國更大的挑戰。 1982年，越南的一份雜誌寫道：中國意圖“ 進行一場多層面破壞、無槍聲的戰爭，企圖削弱越南的資源，癱瘓越南經濟，造成政治和社會動盪，由此，不用槍聲，迫使我們成為他們的藩屬。…… 在這場多層面的破壞戰爭中，敵人從多方面對我們進攻： 在軍事上，經常遣兵匯集在北部的邊界，派出間諜、突擊隊潛入我國。蓄意施壓，以便經常製造緊張狀況。……, 他們的宣傳使我們的戰士逃跑，和年輕人逃離徵兵…… ”。
作者同時指控中國對越南國內製造各種困難。 在經濟上， 中國人“為破壞我國經濟系統，製造越境走私、商業投機和走私黃金的活動……”。 在文化上， “ 秘密輸入反動和腐化的文化作品，特別對青少年散播腐化的生活方式。 煽動不滿和政治反抗活動……, 企圖挑起人民對政府不信任，加深敵我對抗， 腐化人們的革命意志， 破壞軍隊和黨的團結，破壞越棉寮以及越蘇的團結。” （ 注２２ ）
為對付這些戰略性的破壞活動，越南使用仍然是專制國家的傳統手法： 加強意識形態教育，增強軍隊的角色以及加強中央的政治和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必然會維持政權的統治，但最終，它會削弱國家的經濟和使人民精疲力竭，經歷三十年戰爭後，人心疲倦，不願再為國家犧牲。
今天人們可認為若不以破壞活動的直接影響計算在內，但往往結果是相反的作用，中國也達到一些目的。越南需依賴蘇聯更多，接受一種不太符合越南發展的經濟政策，又浪費了蘇聯的援助。因此，八十年代中，莫斯科建議河內改變政策。經濟和政治的摩擦（ 尤其是蘇中已改善關係之際 ）對越蘇的團結出現動搖。
北京 -- 曼谷軸線
我們曾看到泰國如何放棄中立的立場倒向由北京指導的政治對抗。在金邊崩潰後仍然不想被排斥在東南亞之外，中國調整對泰國的特殊關係，重新打入東南亞舞台。美國清晰表示接受東盟不願被捲入印度支那新的軍事衝突和承諾保障泰國的安全，只提供物質援助；北京利用與美國親近的關係而進入東南亞。 一切猶如在美國的推舉下，北京扮演確保東南亞陸地安全的角色，而華盛頓則只顧海上安全問題。
傳統上，在地區力量對比時，泰國往往調整其外交政策。從七十年代末起，曼谷不可眼巴巴只看著美國對東南亞採取“ 不干涉 ”的政策， 只可依賴中美合作帶來的影響和作用。（ 注２３ ）
曼谷和北京互相走近的政策也可獲取短期的利益：北京提供軍事干涉的保證，一旦遭受越南侵略； 停止對泰共援助；優惠的商業協議等等。（ 注２４ ）
此外，中國的戰略保障允許泰國不須犧牲其經濟發展，減小軍費（ 1978年至1986年期間，泰國的國防預算是19%至22%，相比之下，越南的國防預算約為40%至50% ）
曼谷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合理和合算：為中國提供柬埔寨反越力量的軍援物資可在泰國領土上自由轉運，但這也因中泰在這方面的合作和在泰柬邊境安置難民也可以讓越南以此為藉口引來侵略的危險。
這些數字難以證實，但無論如何，激烈的戰事說明邊界衝突劇增，甚至在冷戰期間也難以發生的。 無疑它是中國迫使越南需面對第二個戰場的局勢。 1984年5月25日， 越南指控中國炮轟範圍伸延至一些城鎮地區，河內擔心衝突升級。越南外長在一份聲明寫道：形勢變化“ 十分緊張和將導致更危險的狀況。”（ 注１２ ）
激烈的戰事和雙方威脅的行為（ 蘇越海軍演習、中國在斯普拉特利群島【 Spratlys, 即中方稱南沙群島；越方稱長沙群島[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 的演習 ）結局導致北京終止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擬於1984年5月的訪華活動。（ 注１３ ）
中國估計，即使中越邊境衝突，蘇聯也會接受北京的遊戲：莫斯科會犧牲河內的利益，從而以改善中蘇關係為上。可以說，這是北京的如意算盤。
1985年期間，形勢變得更惡劣。越方公佈，一月上旬，中國發炮超過五萬枚，使幾十名軍民死亡。
形勢變得更緊張。越南駐聯合國代表黃碧山（ Hoang Bich Son ）在新聞會公佈越南認為戰事加劇，中國將發動第二次侵略。據他所說，中國在邊境部署二十多個師，包括步兵和飛機，形勢類似1979年。
顯然，1985年上半年中國在中越邊境戰事加劇是與柬埔寨旱季攻戰有關。因這一次，柬埔寨戰場上的全體反越力量均被越軍擊散。
越南擔憂第二次侵略不是沒根據。西哈努克在一次新聞會上透露，柬埔寨抗越三方領導人曾於84年10月2日與鄧小平會晤，鄧承諾：“ 如果抗戰力量遇上大難，中國不會袖手旁觀，將有第二次教訓河內。” 此是一種心理反應或是諷刺的呢，西哈努克後來對沒發生的新“ 教訓 ”解釋說，中國不認為抗戰力量“ 不遇到大危險……。” （ 注１４ ）
這次“ 教訓 ”沒出動，但各方都只聽聞，也許北京認為不該發動一場沒把握的戰爭。 其實，自1979年起，情形已變： 河內大量部署兵力和武器裝備在中越邊境，逾六十萬士兵駐守在邊境崗哨和蘇軍進駐印度支那的力量也減小衝突升級的危險。
此外，中國也考慮不使到實現“ 四個現代化 ”計劃受阻，擔心外國資金和投資者的反應，認為北京漠視國內經濟發展，反而只注重對外軍事行動。
因此，中國的“ 教訓 ”只是將邊境衝突戰事升級，迫使越南需要在邊境保存大量的人數和財政消耗。
1986、87年，邊境衝突持續，情形仍是緊張，戰事的激烈程度也視乎國際形勢而定。越南宣稱，在86年的上半年，中國對越南領土發炮25萬枚，造成多名軍民死亡。 十月中旬，戰鬥加劇，就在10月14日一天內，3萬4千枚中國砲彈落在越南領土上。 這行動使人們明白，為何在中蘇第九次外長（錢其琛和伊格－羅加徹夫 [ Ｉｇｏｒ Ｒｏｇａｔｃｈｅｖ ]）談判上，蘇聯首次接受直接討論柬埔寨問題。
難以判斷是誰首先發動十月衝突的戰事，但也可從哪方收益的方面去理解這問題。
首先，越南也可能會試圖拖慢中蘇走近的步伐，指出中國並非只是精神的威脅， 同時也呼籲蘇越等社會主義同盟加強團結。
對於中國， 北京對蘇發出強硬的訊號。 再次發動邊境衝突，中方對蘇聯表示，這些軍事行動是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的“ 必須 ”項目，中國可以長期繼續執行對抗政策。
因此，中越邊界戰爭包含三種功能：一、政治涵義；二、削弱對方力量；三、最低限度允許邊界問題“ 開放 ”。
在中越海上邊界也發生數宗在東京灣的衝突事件。中國以傳統經濟利益為理由（ 這些地區具有潛在性的石油資源 ）挑起敵視的緊張局勢，迫使越南在海上消耗能力和資源。
由此，1984年5月，中國派遣一隊共十艘軍艦抵南中國海斯普拉特利群島周圍，顯然是對越南發出訊號，也是對在四月間離海防（ Hai Phong; 北越海港城市。譯者註 ）以南約150公里、擁有五百艘魚雷艇的蘇越海軍演習的回應。（ 注１５ ） 此外蘇製“ 基浦 ”（ Kiev; 38000噸 ）號航空母艦和“ 伊灣-羅高夫 ”（ Ivan Rogov ）號運輸艦同時參與軍演。
北京的此行為也是對河內表示斯普拉特利群島仍屬我“ 無可爭辯 ”的主權，並隨時可多佔幾個島。 因此，1988年春，中國擊沉了三艘越南防禦艦後，便佔領了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八個島。
北京的行動含兩意：典型和傳統方式兼備。中國從未放棄對斯普拉特利群島的主權，但在政治上和一有機會，便挑起更大的緊張局勢，此行動可消耗越南的反抗能力，同時也向河內展示，即使與蘇聯結盟，對此島嶼主權衝突也無大作用。（ 注１６ ）
1987年4月，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向聯大秘書長呈交一函，表明北京“ 保留在適合之時收回（ 由越南佔領 ）島嶼的權利。”（ 注１７ ）
這些島嶼對河內極為重要，越南領導人認為若它們被中國佔領，將有如被中國包圍。在八十年代初，越南外長阮基石（ Nguyen Co Thach ）曾指出：“ 這些島嶼十分重要，因為它們處於南中國海並是進入越南的海路。現時印度支那國家在陸上被圍堵。泰國已封鎖了泰寮、泰柬邊界。如果中國再封鎖海上，那就嚴重了。我們曾提出談判島嶼爭端問題，但中國拒絕。”（ 注１８ ）
在推行反圍堵外交政策後， 中國試圖再執行海上反圍堵行動，一旦中國的海軍發展，允許擴展活動的範圍和遠至太平洋南部海域（ 1980年 ）、大西洋南（ 1984年 ）和印度洋（ 1985年 ）。（ 注１９ ）
西方國家一般認為不應對中國施壓限制其軍事發展，因為北京是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後盾。 顯然，柬埔寨反越力量是北京戰略之一工具，也可作最大的宣傳作用。中國對寮、越反政府力量的支持，目標是對印度支那社會和政治製造不穩，對外界而言，此還是鮮為人知的北京政策。有觀察家指出越南國內“ 反政府 ”事件在1983年達至二萬五千宗。河內對這些活動不太關注，只注重發生在越南北方邊界，由中國支持越南間諜的破壞事件。（ 注２０ ）
被壓迫民族解放統一陣線（ 法文：Front uni de libération des races opprimées . 此組織由伊布韓 Y Bham 1964年創立，主要在越南中、南部地區搞游擊活動。譯者註 ）和其他宗教如天主教、和好教（ Ｈｏａ Ｈａｏ ）、高台教（ Cａｏ Dａｉ）等教徒、越南國民黨前黨員、南越政府舊軍人等都不能組成聯合反抗力量，軍隊和警察對他們鎮壓。這些組織反抗力不足，缺乏武器，又沒有外部提供武器（ 只有通過柬埔寨反越力量轉給少量武器 ），由此，反政府活動不能如柬埔寨的反越力量相比。 期望人民對越共不滿，可形成高潮只是一種幻想。這些對政府不滿和受打壓的人只有匯入成“ 船民 ”的潮流。
中國支持寮國的叛軍活動更容易，因為兩國邊界相連。1980年代初，由寮國山地蒙人（ Hmongs; 即中國稱的苗族。譯者註 ）對寮共政府和越軍反抗成為“被忘卻的戰爭”。（ 注２１ ） 這些零散的抵抗多少只可使寮共政府和越軍“ 頭痛 ”。可是戰鬥從八十年代中開始減少。1987年，越軍也開始從寮國撤退。故此，本是中國支持和提供武器的寮國反政府組織也遭失敗，不能擴大戰爭範圍和造成印度支那半島不穩定的狀況。
然而，越南很快便意識到來自中國更大的挑戰。 1982年，越南的一份雜誌寫道：中國意圖“ 進行一場多層面破壞、無槍聲的戰爭，企圖削弱越南的資源，癱瘓越南經濟，造成政治和社會動盪，由此，不用槍聲，迫使我們成為他們的藩屬。…… 在這場多層面的破壞戰爭中，敵人從多方面對我們進攻： 在軍事上，經常遣兵匯集在北部的邊界，派出間諜、突擊隊潛入我國。蓄意施壓，以便經常製造緊張狀況。……, 他們的宣傳使我們的戰士逃跑，和年輕人逃離徵兵…… ”。
作者同時指控中國對越南國內製造各種困難。 在經濟上， 中國人“為破壞我國經濟系統，製造越境走私、商業投機和走私黃金的活動……”。 在文化上， “ 秘密輸入反動和腐化的文化作品，特別對青少年散播腐化的生活方式。 煽動不滿和政治反抗活動……, 企圖挑起人民對政府不信任，加深敵我對抗， 腐化人們的革命意志， 破壞軍隊和黨的團結，破壞越棉寮以及越蘇的團結。” （ 注２２ ）
為對付這些戰略性的破壞活動，越南使用仍然是專制國家的傳統手法： 加強意識形態教育，增強軍隊的角色以及加強中央的政治和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必然會維持政權的統治，但最終，它會削弱國家的經濟和使人民精疲力竭，經歷三十年戰爭後，人心疲倦，不願再為國家犧牲。
今天人們可認為若不以破壞活動的直接影響計算在內，但往往結果是相反的作用，中國也達到一些目的。越南需依賴蘇聯更多，接受一種不太符合越南發展的經濟政策，又浪費了蘇聯的援助。因此，八十年代中，莫斯科建議河內改變政策。經濟和政治的摩擦（ 尤其是蘇中已改善關係之際 ）對越蘇的團結出現動搖。
北京 -- 曼谷軸線
我們曾看到泰國如何放棄中立的立場倒向由北京指導的政治對抗。在金邊崩潰後仍然不想被排斥在東南亞之外，中國調整對泰國的特殊關係，重新打入東南亞舞台。美國清晰表示接受東盟不願被捲入印度支那新的軍事衝突和承諾保障泰國的安全，只提供物質援助；北京利用與美國親近的關係而進入東南亞。 一切猶如在美國的推舉下，北京扮演確保東南亞陸地安全的角色，而華盛頓則只顧海上安全問題。
傳統上，在地區力量對比時，泰國往往調整其外交政策。從七十年代末起，曼谷不可眼巴巴只看著美國對東南亞採取“ 不干涉 ”的政策， 只可依賴中美合作帶來的影響和作用。（ 注２３ ）
曼谷和北京互相走近的政策也可獲取短期的利益：北京提供軍事干涉的保證，一旦遭受越南侵略； 停止對泰共援助；優惠的商業協議等等。（ 注２４ ）
此外，中國的戰略保障允許泰國不須犧牲其經濟發展，減小軍費（ 1978年至1986年期間，泰國的國防預算是19%至22%，相比之下，越南的國防預算約為40%至50% ）
曼谷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合理和合算：為中國提供柬埔寨反越力量的軍援物資可在泰國領土上自由轉運，但這也因中泰在這方面的合作和在泰柬邊境安置難民也可以讓越南以此為藉口引來侵略的危險。
在柬埔寨和地區安全問題上，北京、曼谷軸線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然而，即使雙方經濟合作和貿易交流有增長（ 從1978年1.6億美圓升至1982年的 5.4億美圓，至八十年代末則達到14億美圓 ），值得注意的是，泰國仍然不變成中國的“衛星國”。在經濟方面，中國的貿易交流首先對日本（ 20% ）和美國（ 15% ），而對其他國家只佔3%。 即使對泰國，中國購入大米和以優價售出石油也不會使泰國依賴北京。（ 注２５ ）
泰國一方面享受中國的“ 慷慨 ”，另一方面與北京保持一定的距離。此外，雙方的經濟交流多是一種自然的競爭，而不是互補型，此也部分的說明雙方的貿易還是相當弱。從以下的兩方面可以觀察到：
1、對中國“ 保護者 ”而言，在經濟和政治上，泰國保持一個較大的距離；
2、 兩國良好的關係維持在惟一的共同利益：“ 阻止越南在印度支那建立強大的軍事基地 ”，換言之， 只要“ 越南在柬埔寨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中泰在安全問題上才可維持合作。”（ 注２６ ）
也可以說，在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問題上，雙方的目標截然不同。北京，特別是對赤柬的支持，即使不足，也常期望赤柬重掌政權。但那又並非是曼谷所期望的目標。正如泰外長斯提-薩維斯拉（ Sitthi Sawetsila ）在1985年表示， 泰國 “ 從未想過，也不期望波爾布特重掌政權。”（ 注２７ ）
泰國最低限度但首要的目標是不想看到一個越南士兵的影子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當然，重建中立、民主和類似歷史上緩衝國的高棉也是曼谷的意願。
中國的東南亞戰略只依附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對泰國而言， 北京不可寄望太多。曼谷的政策往往被視為機會主義 ：泰國為北京服務只為達到在印度支那的政治目標（ 越南撤軍 ），但這種中泰結盟，在多方面上“ 違反自然 ”，雙方的態度並非含糊。前泰國首相他納-可曼（ Thanat Khoman ）在1981年宣稱：“ 我不否認，在十或二十年後，中國成為我們的安全和獨立的威脅，但在目前，威脅並非來自中國。”（ 注２８ ）
這不是天真，不令人回想以往三十年雙方緊張又敵視的關係，以致泰國對外政策再調整使適合於一種新的關係：歷史上，這個地區力量從未放棄對小國的蔑視，儘管在某些人的眼中，它是重大不足，因為它曾是一個共產國家和亞洲地區國家的對立。（ 與美國有別於此，甚至與蘇聯也有所不同 ）。 泰國對外政策的調整，同時使人想到，一旦地區戰略形勢改變，泰國也重新考慮與人民中國的優先關係的利益。
因此，人們可看到中國“ 反圍堵 ”的薄弱處境和幾乎需要依賴泰國的良好意願。只要泰國的經濟持續發展（ 在八十年代有驚人的發展 ），只要泰共反抗力量薄弱 --- 也不再是八十年代中游擊活動狀況，只要越南正規軍撤離高棉而越南的威脅減少和柬埔寨問題可漸邁向曙光，泰國也漸減少依賴中國的戰略援助，重新考慮解決印度支那第三次衝突中的中國政治因素的重量。
不管如何，直至1980年代末， 中泰關係仍然極牢固，以致令中國在1988年可以在泰國領土上部署戰略軍事庫，有如美國以前曾一時所建立的那樣。 另一方面，中國以低價向泰國出售大量的武器（ 輕型裝甲車、大炮、快速艦等 ）。也許中國試圖以出售武器給泰國使它依賴中國，可是，武器的質量很快使北京的希望消失。（ 注２９ ）
中國在東南亞反圍堵部署的潛力仍然是薄弱， 主要活動須依賴泰國而曼谷所期望的目標則與中國截然不同， 因此越南也尋找加深這個分歧和對泰國展示和平願望。 最好的方式是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致使東盟、中國和西方擔負起其責任，迫使它們需要回應（ 越南撤軍行動 ）和回答：“ 你們所期望明天的柬埔寨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 ？赤柬統治的政權嗎？”
越南撤軍也許會導致中國所期望但東盟和西方不願意所看到的赤柬重返金邊掌權的危險， 越南利用此孤立中國，明顯地指出各方差異的利益。
最後但並非至少（ Last but not least ），從1985年起，當曼谷證實北京不會再對越南“ 教訓 ”後，中國的戰略保證導致泰國減少對它的信任。 越軍幾次進入泰國領土圍剿赤柬，尤其是1985年旱季的大進攻和1987年再次進攻迫使泰軍部署激烈的反攻，在邊境三個地區擊退越軍。此也表明了中國能力軟弱不足的一面。（ 注３０ ）
“ 仲博戰役 ”（ La bataille de Chong Bok ；仲博：柬埔寨北部、柬泰寮交界，屬泰國境內。譯者註 ）使泰人死亡達至二百名，由此曼谷認識到與北京結盟並不可阻止邊境衝突的升級，同時也意識到中蘇關係改善也有減少中國軍事反擊的可能性，即使那時北京經常增加對越北邊境的轟炸。
北京和柬埔寨問題（ 至1985年 ）
1985年，中國發表一份對東南亞政策具有對比性的清單。北京曾成功地扮演“ 反越陣線 ”的領軍人物，同時也改善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使之在各方面上孤立河內。然而，越南曾大刀闊斧地追擊和佔領了柬埔寨抵抗力量在邊境的全部營地。此形勢也使中國漸意識到不可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印度支那衝突的問題。泰國和新加坡支持中國的政治解決方法，但懷疑這衝突何時和如何才可終止。中泰的關係也使馬來西亞和印尼感到憂慮，馬、印一直試圖減低大國在此地區的角色，尤其是共產國家。東盟各國並非與中國簽署一份“ 同盟 ”的協議，但只是一種有時間限度的“ 利益婚姻 ”。
各方皆尋求越南撤軍的方案，但相反，他們之間在共同目標下難以達成具體的共識。
協議不成，例如， 在越南撤軍前如何的外交協商方式和撤軍後所組成如何的新政府。中國反對由西哈努克為首組成四方（ 包括金邊政府 ）政府， 則提出必須有赤柬參與。
故此，兩種矛盾和互不妥協的因素在對抗：
-- 河內拒絕承認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 即三個抵抗反越組織的聯合政府 ），建議由印度支那三國與東盟各國討論柬埔寨問題， 後（ 在1984年10月 ）又提出加進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難以接受各方不承認金邊政府。
此外， 河內拒絕赤柬加入任何形式的新政府，這也並非是現實，因為不可否認赤柬是北京極力支持下抵抗越南的一個主力軍。
-- 北京堅持舉辦由國際會議（ 1991年 ）的方式來解決柬埔寨問題， 但先以在聯合國監察下，以越南撤軍為條件，解散現時的金邊政府和在國際監督下組織選舉政府。
中國的建議同樣也不實際，西哈努克很早便指出在此問題上需要妥協。 因此自1982年6月，他倡議舉辦（ 類似1954年日內瓦會議 ）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參與的各方包括柬埔寨的四個派別組織、越南、東盟各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 後來還加了不結盟國家的南斯拉夫。
北京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在外交上不允許金邊“ 傀儡 ”政府參加國際會議。
幾個月後，1983年3月，中國公佈解決柬埔寨問題的五點計劃：
1、 越南應該無條件撤軍；
2、 蘇聯必須停止支持越南侵略行動；
3、在越軍第一次撤退後，中國才接受與越南談判兩國關係正常化；
4、 在越軍全部撤離柬後， 柬埔寨人民自我解決國內問題，自我選擇社會制度和何種形式的政府；
5、 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不可干涉柬埔寨的內部事務，尊重柬埔寨的獨立、中立和不結盟的原則，尊重由聯合國監督下選舉的結果。
這計劃難以得到河內接受，因為它不要求解除柬埔寨各派的武裝力量，允許赤柬重掌政權之險。
最難以逾越之處是越南完全反對讓赤柬參與組合政府，而中國強硬的立場是反對消除其手下的 “ 受保護者 ”。正如西哈努克在1983年10月解釋：“ 最重要的是各組織解除武裝的問題。赤柬和中國反對。…… 但是，如果我們各派都不解除武裝，只由一個力量維持和平，阻止內戰發生，…… 更為實際的做法是讓韓森林加入未來柬埔寨的政府。如果排除韓森林，我們如何可以使河內接受參與會議呢？ 如果赤柬重返執政，我想河內立即反對。那時河內會有更好的藉口。他們再重返柬埔寨，這次，我相信，他們將永遠留下來了。 如此，世界各國將拍手歡迎。”（ 注３１ ）
柬埔寨問題仍然是辣手的問題，在這期間，各方不可坐下談判。各種外交的嘗試都集中在此上。
另一方面，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行為似乎有所改進： 越南外長阮基石在1983年6月訪問曼谷時表示 （ 第一次 ）接受柬埔寨成為一個“ 獨立、中立和不結盟的國家 ”， 清晰表明尊重柬埔寨傳統的國體。但是，他的措辭只是一種形式的表達， 河內最終的目標是在任何的政治解決方案上拒絕赤柬。 因此，在1985年1月印度支那三國第十次外長會議上， 洪森表示隨時與西哈努克和宋成談判，“ 如果他們遠離波爾布特的話。” 在此況下，他們可為柬埔寨“ 扮演某種角色 ”。（ 注３２ ）
實際上，中國最大的顧慮是西哈努克和宋成離開聯合政府，與金邊尋求一種政治妥協。 無論如何，這種“ 鬆動 ” 的舉止仍是十分微小的，理由如下：
1、 這兩個民族主義組織仍然依靠主要來自中國的物質援助， 西方國家（ 美、法、英 ）的援助不可平衡中國的支持。
2、 西哈努克和宋成認識到接受與金邊達成一個跛腳的協議，那時越南還未撤軍，為組成新政府的談判將處於弱勢的地位， 而且也可以受騙，使柬埔寨再成為衛星國。
東盟各國也十分關注柬埔寨問題處於僵局的狀況， 因此，（ 在1985年2月曼谷外長會議上 ）他們呼籲國際支持柬埔寨的“ 政治和軍事 ”鬥爭。 指出西方國家應該支持一個沒有赤柬的柬埔寨解決方法，由此民族主義派別可以靈活的找尋政治和軍事的解決方案， 同時也放棄了北京的意願。
北京為一方，東盟和西方國家為另一方的不同目標和利益開始呈現出來。
1985年大多數高棉人感到失望，西哈努克宣稱：“ 河內在不須討論的情況下排除赤柬。我們理解越南人。赤柬是他們主要之敵，當然也是最危險的敵人。北京不想包括韓森林在內的四方聯合政府。 柬埔寨不再是在柬埔寨人手中的國家。衝突已越過國境。 在此刻人們為戰爭歡呼。”（ 注３３ ）
西哈努克沮喪的態度獲得東盟同情和支持。處於河內和北京強硬立場之間，為突破僵局，他們嘗試多種外交活動。
支持西哈努克的立場，支持聯合政府中各派與柬埔寨人民共和國談判，１９８５年４月東盟倡議雙方“ 接近協商 ”（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ａｌｋｓ ） ， 東盟表示願作中介人。 可是，在中國（ 和美國 ）的壓力下，東盟稍改變角色，並建議直接與越南（ 侵略者 ）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府（ 惟一的合法政府 ）談判。 再次，中國破壞這些外交活動，越南也不接受被視為侵略者，和代表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去談判。
泰國一方面享受中國的“ 慷慨 ”，另一方面與北京保持一定的距離。此外，雙方的經濟交流多是一種自然的競爭，而不是互補型，此也部分的說明雙方的貿易還是相當弱。從以下的兩方面可以觀察到：
1、對中國“ 保護者 ”而言，在經濟和政治上，泰國保持一個較大的距離；
2、 兩國良好的關係維持在惟一的共同利益：“ 阻止越南在印度支那建立強大的軍事基地 ”，換言之， 只要“ 越南在柬埔寨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中泰在安全問題上才可維持合作。”（ 注２６ ）
也可以說，在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問題上，雙方的目標截然不同。北京，特別是對赤柬的支持，即使不足，也常期望赤柬重掌政權。但那又並非是曼谷所期望的目標。正如泰外長斯提-薩維斯拉（ Sitthi Sawetsila ）在1985年表示， 泰國 “ 從未想過，也不期望波爾布特重掌政權。”（ 注２７ ）
泰國最低限度但首要的目標是不想看到一個越南士兵的影子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當然，重建中立、民主和類似歷史上緩衝國的高棉也是曼谷的意願。
中國的東南亞戰略只依附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對泰國而言， 北京不可寄望太多。曼谷的政策往往被視為機會主義 ：泰國為北京服務只為達到在印度支那的政治目標（ 越南撤軍 ），但這種中泰結盟，在多方面上“ 違反自然 ”，雙方的態度並非含糊。前泰國首相他納-可曼（ Thanat Khoman ）在1981年宣稱：“ 我不否認，在十或二十年後，中國成為我們的安全和獨立的威脅，但在目前，威脅並非來自中國。”（ 注２８ ）
這不是天真，不令人回想以往三十年雙方緊張又敵視的關係，以致泰國對外政策再調整使適合於一種新的關係：歷史上，這個地區力量從未放棄對小國的蔑視，儘管在某些人的眼中，它是重大不足，因為它曾是一個共產國家和亞洲地區國家的對立。（ 與美國有別於此，甚至與蘇聯也有所不同 ）。 泰國對外政策的調整，同時使人想到，一旦地區戰略形勢改變，泰國也重新考慮與人民中國的優先關係的利益。
因此，人們可看到中國“ 反圍堵 ”的薄弱處境和幾乎需要依賴泰國的良好意願。只要泰國的經濟持續發展（ 在八十年代有驚人的發展 ），只要泰共反抗力量薄弱 --- 也不再是八十年代中游擊活動狀況，只要越南正規軍撤離高棉而越南的威脅減少和柬埔寨問題可漸邁向曙光，泰國也漸減少依賴中國的戰略援助，重新考慮解決印度支那第三次衝突中的中國政治因素的重量。
不管如何，直至1980年代末， 中泰關係仍然極牢固，以致令中國在1988年可以在泰國領土上部署戰略軍事庫，有如美國以前曾一時所建立的那樣。 另一方面，中國以低價向泰國出售大量的武器（ 輕型裝甲車、大炮、快速艦等 ）。也許中國試圖以出售武器給泰國使它依賴中國，可是，武器的質量很快使北京的希望消失。（ 注２９ ）
中國在東南亞反圍堵部署的潛力仍然是薄弱， 主要活動須依賴泰國而曼谷所期望的目標則與中國截然不同， 因此越南也尋找加深這個分歧和對泰國展示和平願望。 最好的方式是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致使東盟、中國和西方擔負起其責任，迫使它們需要回應（ 越南撤軍行動 ）和回答：“ 你們所期望明天的柬埔寨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 ？赤柬統治的政權嗎？”
越南撤軍也許會導致中國所期望但東盟和西方不願意所看到的赤柬重返金邊掌權的危險， 越南利用此孤立中國，明顯地指出各方差異的利益。
最後但並非至少（ Last but not least ），從1985年起，當曼谷證實北京不會再對越南“ 教訓 ”後，中國的戰略保證導致泰國減少對它的信任。 越軍幾次進入泰國領土圍剿赤柬，尤其是1985年旱季的大進攻和1987年再次進攻迫使泰軍部署激烈的反攻，在邊境三個地區擊退越軍。此也表明了中國能力軟弱不足的一面。（ 注３０ ）
“ 仲博戰役 ”（ La bataille de Chong Bok ；仲博：柬埔寨北部、柬泰寮交界，屬泰國境內。譯者註 ）使泰人死亡達至二百名，由此曼谷認識到與北京結盟並不可阻止邊境衝突的升級，同時也意識到中蘇關係改善也有減少中國軍事反擊的可能性，即使那時北京經常增加對越北邊境的轟炸。
北京和柬埔寨問題（ 至1985年 ）
1985年，中國發表一份對東南亞政策具有對比性的清單。北京曾成功地扮演“ 反越陣線 ”的領軍人物，同時也改善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使之在各方面上孤立河內。然而，越南曾大刀闊斧地追擊和佔領了柬埔寨抵抗力量在邊境的全部營地。此形勢也使中國漸意識到不可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印度支那衝突的問題。泰國和新加坡支持中國的政治解決方法，但懷疑這衝突何時和如何才可終止。中泰的關係也使馬來西亞和印尼感到憂慮，馬、印一直試圖減低大國在此地區的角色，尤其是共產國家。東盟各國並非與中國簽署一份“ 同盟 ”的協議，但只是一種有時間限度的“ 利益婚姻 ”。
各方皆尋求越南撤軍的方案，但相反，他們之間在共同目標下難以達成具體的共識。
協議不成，例如， 在越南撤軍前如何的外交協商方式和撤軍後所組成如何的新政府。中國反對由西哈努克為首組成四方（ 包括金邊政府 ）政府， 則提出必須有赤柬參與。
故此，兩種矛盾和互不妥協的因素在對抗：
-- 河內拒絕承認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 即三個抵抗反越組織的聯合政府 ），建議由印度支那三國與東盟各國討論柬埔寨問題， 後（ 在1984年10月 ）又提出加進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難以接受各方不承認金邊政府。
此外， 河內拒絕赤柬加入任何形式的新政府，這也並非是現實，因為不可否認赤柬是北京極力支持下抵抗越南的一個主力軍。
-- 北京堅持舉辦由國際會議（ 1991年 ）的方式來解決柬埔寨問題， 但先以在聯合國監察下，以越南撤軍為條件，解散現時的金邊政府和在國際監督下組織選舉政府。
中國的建議同樣也不實際，西哈努克很早便指出在此問題上需要妥協。 因此自1982年6月，他倡議舉辦（ 類似1954年日內瓦會議 ）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參與的各方包括柬埔寨的四個派別組織、越南、東盟各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 後來還加了不結盟國家的南斯拉夫。
北京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在外交上不允許金邊“ 傀儡 ”政府參加國際會議。
幾個月後，1983年3月，中國公佈解決柬埔寨問題的五點計劃：
1、 越南應該無條件撤軍；
2、 蘇聯必須停止支持越南侵略行動；
3、在越軍第一次撤退後，中國才接受與越南談判兩國關係正常化；
4、 在越軍全部撤離柬後， 柬埔寨人民自我解決國內問題，自我選擇社會制度和何種形式的政府；
5、 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不可干涉柬埔寨的內部事務，尊重柬埔寨的獨立、中立和不結盟的原則，尊重由聯合國監督下選舉的結果。
這計劃難以得到河內接受，因為它不要求解除柬埔寨各派的武裝力量，允許赤柬重掌政權之險。
最難以逾越之處是越南完全反對讓赤柬參與組合政府，而中國強硬的立場是反對消除其手下的 “ 受保護者 ”。正如西哈努克在1983年10月解釋：“ 最重要的是各組織解除武裝的問題。赤柬和中國反對。…… 但是，如果我們各派都不解除武裝，只由一個力量維持和平，阻止內戰發生，…… 更為實際的做法是讓韓森林加入未來柬埔寨的政府。如果排除韓森林，我們如何可以使河內接受參與會議呢？ 如果赤柬重返執政，我想河內立即反對。那時河內會有更好的藉口。他們再重返柬埔寨，這次，我相信，他們將永遠留下來了。 如此，世界各國將拍手歡迎。”（ 注３１ ）
柬埔寨問題仍然是辣手的問題，在這期間，各方不可坐下談判。各種外交的嘗試都集中在此上。
另一方面，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行為似乎有所改進： 越南外長阮基石在1983年6月訪問曼谷時表示 （ 第一次 ）接受柬埔寨成為一個“ 獨立、中立和不結盟的國家 ”， 清晰表明尊重柬埔寨傳統的國體。但是，他的措辭只是一種形式的表達， 河內最終的目標是在任何的政治解決方案上拒絕赤柬。 因此，在1985年1月印度支那三國第十次外長會議上， 洪森表示隨時與西哈努克和宋成談判，“ 如果他們遠離波爾布特的話。” 在此況下，他們可為柬埔寨“ 扮演某種角色 ”。（ 注３２ ）
實際上，中國最大的顧慮是西哈努克和宋成離開聯合政府，與金邊尋求一種政治妥協。 無論如何，這種“ 鬆動 ” 的舉止仍是十分微小的，理由如下：
1、 這兩個民族主義組織仍然依靠主要來自中國的物質援助， 西方國家（ 美、法、英 ）的援助不可平衡中國的支持。
2、 西哈努克和宋成認識到接受與金邊達成一個跛腳的協議，那時越南還未撤軍，為組成新政府的談判將處於弱勢的地位， 而且也可以受騙，使柬埔寨再成為衛星國。
東盟各國也十分關注柬埔寨問題處於僵局的狀況， 因此，（ 在1985年2月曼谷外長會議上 ）他們呼籲國際支持柬埔寨的“ 政治和軍事 ”鬥爭。 指出西方國家應該支持一個沒有赤柬的柬埔寨解決方法，由此民族主義派別可以靈活的找尋政治和軍事的解決方案， 同時也放棄了北京的意願。
北京為一方，東盟和西方國家為另一方的不同目標和利益開始呈現出來。
1985年大多數高棉人感到失望，西哈努克宣稱：“ 河內在不須討論的情況下排除赤柬。我們理解越南人。赤柬是他們主要之敵，當然也是最危險的敵人。北京不想包括韓森林在內的四方聯合政府。 柬埔寨不再是在柬埔寨人手中的國家。衝突已越過國境。 在此刻人們為戰爭歡呼。”（ 注３３ ）
西哈努克沮喪的態度獲得東盟同情和支持。處於河內和北京強硬立場之間，為突破僵局，他們嘗試多種外交活動。
支持西哈努克的立場，支持聯合政府中各派與柬埔寨人民共和國談判，１９８５年４月東盟倡議雙方“ 接近協商 ”（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ａｌｋｓ ） ， 東盟表示願作中介人。 可是，在中國（ 和美國 ）的壓力下，東盟稍改變角色，並建議直接與越南（ 侵略者 ）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府（ 惟一的合法政府 ）談判。 再次，中國破壞這些外交活動，越南也不接受被視為侵略者，和代表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去談判。
此時，北京的建議被視作為改變赤柬的國際形象，但不成功。
人們注意到赤柬在１９８５年１月多次表示， 未來的柬埔寨在經濟上應該是“ 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 ”制度和在政治上實行“ 國會 ”制度。 在同一種腔調下，他們宣稱赤柬保證，一旦越南撤軍後，就算“ 在選舉中失敗 ”，也不以武力尋求掌權。
人們同樣聽聞，１９８５年９月１日，喬森潘被推舉為柬埔寨共產黨主席，波爾布特指導的最高軍事委員會解體。 波爾布特不再擔任任何（ 正式 ）的職務，軍隊指揮委員會由赤柬軍隊指揮宋成擔任。 這個“ 整容 ”只是一種煙霧迷惑，赤柬仍然繼續否認在其執政的四年裡屠殺柬埔寨人民的行為。（ 注３４ ）
這時中國指使赤柬走向一條較為人們接受之路。河內和金邊同時也朝這方向邁進。 宣傳機器不再瞄準“ 波爾布特集團 ”的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人，而注重向赤柬控制下的民眾 --- 柬共統治下的受害者。
繼之，波爾布特患上肺癌的謠傳在曼谷散播，同時他已被送去北京。赤柬對傳聞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看來他們想渾水摸魚。此外，聯合政府的官員也不否認波已離開柬埔寨的傳聞。
然而，中國和赤柬的“ 掩飾行為 ”仍不能有助於改善解決柬埔寨的問題。 比較溫和的外交活動（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ａｌｋｓ ） 被中國（ 和泰國 ）有系統的破壞。至１９８５年底，西哈努克和東盟皆感到悲觀，他們認為，至１９９０年越南完成徹底撤軍（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１６日，印度支那三國第十一次外長會議公報 ）後，河內將獲成功，越軍在柬埔寨的存在與否，談判與否，對他們而言，也是鞏固金邊政權是最實際的做法。
１９８５年年底，柬埔寨問題仍然是僵局，因為河內強硬的態度，企圖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另一方，北京同樣不妥協，若越南不撤軍，拒絕談判。中國的角色是重要的，但立場溫和的某些東盟國家在外交上越來越感沮喪， 因為缺乏美國的協助和泰國的良好願望。
一切的事情好像中國並不急於解決問題和利用延長衝突獲取利益。 以提供適量的財政和政治援助 （ 西方情報判斷，中國對柬抵抗力量每年提供從六至八千萬美金的援助，其中三分之二是給赤柬 ）， 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曾造成越南的經濟疲弱， 和使蘇聯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負擔越來越重，此時，阿富汗戰爭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 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亞、安哥拉等 ）的衝突也加重莫斯科的負擔。在此角度下觀察，北京既不急於談判，也不需妥協： 以中期計劃的考慮， 中國注重打擊越南與蘇聯疲倦的狀態，或者長期的，則期望它們的同盟關係破裂。
北京期望利用印度支那衝突加強與蘇聯在國家政治關係正常化談判上的實力，也可說達到歷史的報復。
最終，北京認為，在印度支那衝突上，其最大的利益，是為鞏固在東南亞的地位，和在國際上， 柬埔寨問題仍然是北京惟一可以預測的大問題，那亦是一個曾被人漠視的大國的重大問題。
嶺南遺民譯
2014年5月3日初稿
2014年8月14日二稿
人們注意到赤柬在１９８５年１月多次表示， 未來的柬埔寨在經濟上應該是“ 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 ”制度和在政治上實行“ 國會 ”制度。 在同一種腔調下，他們宣稱赤柬保證，一旦越南撤軍後，就算“ 在選舉中失敗 ”，也不以武力尋求掌權。
人們同樣聽聞，１９８５年９月１日，喬森潘被推舉為柬埔寨共產黨主席，波爾布特指導的最高軍事委員會解體。 波爾布特不再擔任任何（ 正式 ）的職務，軍隊指揮委員會由赤柬軍隊指揮宋成擔任。 這個“ 整容 ”只是一種煙霧迷惑，赤柬仍然繼續否認在其執政的四年裡屠殺柬埔寨人民的行為。（ 注３４ ）
這時中國指使赤柬走向一條較為人們接受之路。河內和金邊同時也朝這方向邁進。 宣傳機器不再瞄準“ 波爾布特集團 ”的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人，而注重向赤柬控制下的民眾 --- 柬共統治下的受害者。
繼之，波爾布特患上肺癌的謠傳在曼谷散播，同時他已被送去北京。赤柬對傳聞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看來他們想渾水摸魚。此外，聯合政府的官員也不否認波已離開柬埔寨的傳聞。
然而，中國和赤柬的“ 掩飾行為 ”仍不能有助於改善解決柬埔寨的問題。 比較溫和的外交活動（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ａｌｋｓ ） 被中國（ 和泰國 ）有系統的破壞。至１９８５年底，西哈努克和東盟皆感到悲觀，他們認為，至１９９０年越南完成徹底撤軍（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１６日，印度支那三國第十一次外長會議公報 ）後，河內將獲成功，越軍在柬埔寨的存在與否，談判與否，對他們而言，也是鞏固金邊政權是最實際的做法。
１９８５年年底，柬埔寨問題仍然是僵局，因為河內強硬的態度，企圖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另一方，北京同樣不妥協，若越南不撤軍，拒絕談判。中國的角色是重要的，但立場溫和的某些東盟國家在外交上越來越感沮喪， 因為缺乏美國的協助和泰國的良好願望。
一切的事情好像中國並不急於解決問題和利用延長衝突獲取利益。 以提供適量的財政和政治援助 （ 西方情報判斷，中國對柬抵抗力量每年提供從六至八千萬美金的援助，其中三分之二是給赤柬 ）， 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曾造成越南的經濟疲弱， 和使蘇聯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負擔越來越重，此時，阿富汗戰爭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 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亞、安哥拉等 ）的衝突也加重莫斯科的負擔。在此角度下觀察，北京既不急於談判，也不需妥協： 以中期計劃的考慮， 中國注重打擊越南與蘇聯疲倦的狀態，或者長期的，則期望它們的同盟關係破裂。
北京期望利用印度支那衝突加強與蘇聯在國家政治關係正常化談判上的實力，也可說達到歷史的報復。
最終，北京認為，在印度支那衝突上，其最大的利益，是為鞏固在東南亞的地位，和在國際上， 柬埔寨問題仍然是北京惟一可以預測的大問題，那亦是一個曾被人漠視的大國的重大問題。
嶺南遺民譯
2014年5月3日初稿
2014年8月14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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