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9日 星期六
關於《情人》之花絮
2021-1-9日
相信很多人已經看了法國電影《情人》 ( L'amant ) ，可是，影片在拍攝的前後所發生的花絮則極少人說及。
( 簡述：影片改編自法國女作家瑪嘉麗-杜拉絲的同名小說《情人》，講述了在1929年的法屬印度支那的越南南部，一個法國少女和富有的華人男子之間發生的愛情故事 ）。
《情人》劇照一：情人在湄公河渡輪上初次相遇
劇照二：跟著她上了他的車
首先講法國著名導演 尚-積葵·阿諾（Jean-Jacques Annaud ) 與劇本作者佐拉-巴治 ( Gérard Brach ) 曾多次討論片中只提及那名 “少女" ( 法文 la jeune fille；英文 the young gril 。原著作者皆沒給男女主角一個的具體名字 ) -- 女主角人物的年齡。原著小說作者瑪嘉麗-杜拉絲（Marguerite Duras，台灣譯為 瑪格麗特·莒哈絲） 在書中描述這女孩只是15歲，在這些製片人的眼中則認為陪襯當時越南南部的社會背景是太”幼嫩“了，不實際。兩人決定將改為17歲的女孩，則是比較合理的形象。可是杜拉絲女士，-- 自認是當年那個女孩，必然就極力反對，她認為改變年齡，破壞了人物的形象。後來，在《電影雜誌》（ Cahiers du cinéma ）的一次採訪中, 阿諾很坦率的指責這女作者。 他說自己與杜拉絲從未有“和諧”的一天，皆因在這或那方面上總有分歧的意見。據阿諾所說，首先，”杜拉絲是個貪錢的人，只為了錢，任何時候皆設法製造阻礙，對製片人討錢而已。“ 此外，她還是一名“性格古怪和易怒“的貴婦人。在尋找扮演”女孩“的演員時，阿諾曾走遍法國各地，而且還遠走美國，求同業者幫忙，去電影學校和留意電視熒幕，花費不少心思仍未找到合意的人選。突然有一天，阿諾的太太羅朗絲-杜華（ Laurence Duval ) 在一份英國少年報刊《剛好十七歲》（Just Seventeen ) 中看中一名叫珍妮-瑪奇-賀伍德 （Jane March Horwood ) 的圖像。正是女孩稍外突的牙齒，使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時珍妮正在倫敦北部賓尼 （Pinner ) 的諾維山（Nower Hill ）中學就讀以及在一次本地模特兒賽中勝出，曾與風暴（Storm ）公司簽約，為一些期刊拍照。羅朗思對丈夫提及珍妮，阿諾同意召喚她來見面洽談。在影片開拍的那一天，珍妮也只有17歲另10個月。也正是那個原因（之一），阿諾挑選珍妮，因為影片中的女主角與現實中的女孩的歲數相差不太遠。
阿諾約了珍妮和梁家輝 （男主角”中國人“ -- Le chinois; The Chinaman ) 來巴黎直接見面洽。決定他倆擔任主角後，他還需對珍妮的父母詳細解說，免之他們在閱讀劇本時發現太多”火熱“的鏡頭而拒。
其後，阿諾前往西貢，那時越南剛離開“公有制” 時代不久，約在1990-91年。他回想說道，那時整個西貢幾乎沒有一家私辦、美奐美崙的酒店可入住，由此他只好進入國營酒店。房間很大，但鼠蟲橫行，沒有冷氣機，當進入浴室打開水龍頭，則噴出一股褐黃的水流，使他嚇了一跳，跟著水又突然停了。那時越南政府很客氣有禮招待他，但他們會細心閱讀劇本，看可有對越南不利的細節。他們慎重，因為《情人》是1975年後寥寥無幾的西方製片人抵越拍攝的影片。其實，據阿諾與MGM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 製片公司所說，此是第一次外國人在越正式拍攝的電影。越方提出每日將派人來片場監察拍片過程，阿諾氣怒而拒。阿諾也曾去過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唐人街選景，並打算改在那裡開拍。可是最終他須接受現實：任何的地方皆比不上南越山川秀麗的景色。他唯有轉返越南，其後經人介紹，認識了越南作家山南（Sơn Nam ）。
這位“南部老人”與阿諾的真切交談使這名法國人決定選越南為拍攝之地。越南政府也大展“豪氣”為他免費提供一架直升飛機，協助拍攝特殊場面。然而，所有床上戲則需在法國拍攝，因為在越南拍片會肯定遇上困難。在135日，即四個月的拍攝後，全部支出卻達至三千萬美金。
人們曾傳說，珍妮與梁家輝的做愛戲完全是“真身上陣”，而不用替身。阿諾從未對那些傳聞加以解釋或改正。珍妮回憶說，導演那時在場，還不斷催促叫嚷“貼近些”。必然，如此的鏡頭使珍妮被套上不光彩的名字：“來自賓尼的罪人”（The sinner from Pinner）。多年後，阿諾表示道歉，雖遲，但珍妮也接受。
1992年1月22日《情人》在法國全體229個影院公映，而首週已有62萬7千名觀眾，法國總計的觀眾達 三百萬人。影片也是在西方國家中1992年最受歡迎的七部電影之一。同年6月19日在英國順利上映，可是在美國公映前遇上不少阻礙，因為有太多“性愛鏡頭”，需要花費嘴舌勸說美國電影協會。甚至它被列為NC-17級別的標籤，比同年美國影片《本能》（Basic Instinct; 台灣譯為《第六感追緝令》）還嚴厲。
《情人》在法、美，不計英國，票房收入達3千1百80萬美金。同時，在美國奧斯卡獲最佳外國片獎和法國凱撒（César ）電影節獲最佳影片獎以及其他多個獎如最佳設計、音樂和服裝等等。
後記
1992年夏在香港公映時也十分“轟動”。剛好人在香港，我與阿林、阿忠夫婦在沙田影院看午夜場（爆棚）。後來還在巴黎特意買了原著閱讀。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中國網文：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
法属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老柬越本来是三个国家，自从被法国殖民统治之后就有了一定的渊源，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三国也开始了独立运动；而越共作为最强势的一方一直有恢复大印支的想法，越共曾经有一个名字叫做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越南则走上了扩张的道路，打败美国，并有苏联支持，装备有苏式、美式、中式武器的越南开始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就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1年印支共产党二大上，印支共改称为越南劳动党，原党内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也独立出来，分别成立了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但是这时，越南提出了一统三国的设想，“要在尊重三国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联邦。”在老挝革命成功，政府亲越的情况下，1978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打着解放被红色高棉奴役的柬埔寨人旗号，向柬埔寨发动了入侵，并迅速占领了柬埔寨全境同时越南在国内大规模排华；越南方面对中越边境的陆地、海洋提出主权要求，宣布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范围，出兵继承了越南共和国（南越）对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占领，并与中国发生了边境冲突，而此前越南（北越时期）则明确表示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
中国政府方面声称“上述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而当时国际上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越南应从柬撤军，中国则应从越南撤军（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月后从越南撤军，而越南仍通过傀儡政权维持对柬占领，长期拒不撤军）。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认为是中国侵略了越南，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国也应自越南撤军。
（越南于1989年1月宣布将于在9月之前将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
1978年9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苏联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1978年11月3日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
1978年12月初，中共中央就已决策要发起惩越作战。至1978年12月底，已有3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集结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军队早就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立即访美，向美国总统卡特通报了准备惩罚越南的情况。回国时又途经日本访问，在被问及对越政策时，邓胸有成竹地说：
“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目前正在考虑，为了惩罚侵略者，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策发起惩越作战，以多击少，用牛刀杀鸡，速战速决，震摄越南侵扰中国边境及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气焰。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展开命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当面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为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又调曾经在1967年率友好代表团进入越南北方考察过军事形势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边防部队总指挥。东西两线解放军的战役部署是：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前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解放军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
与此同时，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部队均进入一级战备，临战状态，防备苏联军队的武力援越行动。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参见63军大事记、16军大事记）。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认为主要的威胁在北方，因此在越南战场上投入的仅是次要兵力。
广州军区于1979年1月8日上午完成战术准备：4个野战军、1个地面炮兵师、2个高射炮兵师、1个铁道兵师、1个通信团、1个防化团、航空兵13个团另6个大队全部进入待命地点。
昆明军区临阵易帅，杨得志司令员1979年1月7日中午飞抵昆明上任，与原司令员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8至10日军区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作战部署预案。12日总参、军区、军、师各级领导赴边境调研。同时参战的11军、第13军、第14军和云南省军区边防部队，以公路、铁路输送紧急向边境开进，至1月10日凌晨完成战役展开，2月9日深夜完成了作战准备。
至1979年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参战部队共7个军22个师36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并有参战民兵、民工70余万人，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800余辆，各种火炮9000余门，各种车辆3万余辆，已箭在弦上。
1979年2月17日（即农历己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4时半，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北方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同时空军指挥航空兵13个师、1个航校、3个独立团、10个大队、1个电子干扰分队，出动各种飞机774架，担负境内巡逻防空任务；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担负机场对空保卫任务；海军南海舰队在北部湾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120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170余架待命行动。针对苏联海军可能在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南海舰队组建了一支代号为217的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打击苏越入侵西沙群岛，以及破坏中国海上钻井平台，空袭中国沿海港口和重要设施的行动。
越军以边境一线的6个步兵师（第3、345、346、316A、338、325B师）、10余个地方团、20余个独立营及4个炮兵团应战，后期又陆续加入步兵327、337师和若干独立团、独立营、特工营、炮兵、工兵、通信等单位，参战正规军在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武装民兵配合作战。
第一阶段
1979年2月17日～1979年2月26日
中国东线部队攻克高平、同登，西线部队攻克老街、柑塘，向越南境内突进了20-50公里。越军采取地方部队和公安、民军在边境一线节节抵抗，主力步兵师实施机动作战的战术，以空间换时间，与中国军队进行周旋。因其兵力火力不足，战术保守，虽然给中国军队造成了较大伤亡，但仍抵挡不住，重要战略城镇纷纷陷落。
第二阶段
1979年2月27日～1979年3月5日
中国东线部队攻占谅山、广渊，西线部队攻占沙巴、封土、铺楼，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随即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
第三阶段
1979年3月6日～1979年3月16日
中国军队边清剿边撤退，同时炸毁越北境内的重要军政设施并掳获当年支援给越南的大量物资。越军从柬埔寨战场调回部分军队保卫河内，但其不敢和中国军队决战，只能远远尾随中国撤退部队。在撤军过程中，有少数中国部队遭到越南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军袭击，造成了一定损失。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战争结束。
原作者：李宇
当前总各数据统计和整理截止到2010年12月16日
据战前中国军队的情报侦察显示，东线广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9个师零9个独立团，在边境各县还有20余个独立营，作战部队约10万人，成两线配置。
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有4个师零6个独立团。
其中325B师位于先安地区，338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第3师位于谅山地区，346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43团位于芒街地区，244团位于河桧县地区，高平省567团位于重庆地区，852团位于班庄地区，677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还各有1个独立营。
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有5个师零3个独立团。
其中312师位于太原地区，431师位于慈山地区，327师位于东潮地区，329师位于鸿基地区，242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196团位于谅江地区，经济建设总局所属的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
越军中排名第一的步兵308师配置在靠近首都河内的春梅地区，作为越共军委手中的战略预备队。
在广西边境沿线，越军设有武装公安屯27个，其中在中国钦州地区防城县当面6个，南宁地区当面13个，百色地区当面8个。
西线云南当面设有越军第二军区，部署有陆军7个师零9个独立团，还有20余个独立营，作战部队约5.5万人，成两线配置。
第一线为黄连山省、莱州省地区，部署有2个师零5个独立团。
其中316A师位于莱州省平卢地区，345师位于黄连山省柑塘地区，192团位于谷柳、谷珊地区，741团位于封土地区，193团位于巴丹地区，254团位于拔坡、那马地区。在边境各还各有1个独立营。
第二线为河宣省、山萝省、永富省地区，部署有5个师零4个独立团。
其中326师位于山萝地区，344师位于义路地区，其他334师、341B师为生产师，411师为训练师。
在云南边境沿线，越军还设有武装公安屯27个。
东线战场
东线总指挥许世友上将
东线中国军队分为北集团、南集团、东集团，共3个军10个师兵力。其中南、北集团主攻高平，同时东集团进攻同登，牵制谅山方向的越军。1979年2月17日凌晨，东线中国军队兵分14路杀入越南境内。
北集团41军的122师兵分三路进攻高平北大门朔江，实施浅近纵深突破迂回，攻克坂洋，拦腰斩断了越军沿166号公路的防线，然后东西对进直取朔江。经5昼夜连续战斗，歼灭性打击了号称“新潮团”的越军346师246团及部分地方军，共歼灭越军2100余人。同时41军123师368团攻击茶灵方向的八姑岭和八达岭，有力牵制住了越军346师677团，歼敌260余人，完成了预定的战斗任务。
北集团主攻部队41军121师和123师主力向高平西侧实施、大纵深,大迂回的穿插合围战术，企图截断高平越军西退南逃之路。其中121师的穿插路程最为艰难，步兵轻装走山间小路急进，翻山越岭，穿林过河，长途80公里。沿路地形复杂、敌情不明、远离后方、补给困难，受越军大小袭击上百次，伤亡很大，后勤基本掉队，粮弹供应不上，部队饿着肚子拼命穿插，情形非常悲壮。最后虽然插到目标地班庄、董赛地区，截断了高平越军的西退之路，但各部因迷路遇袭和饥疲交迫而战斗力大减，再加上上级命令多变，导致该师没能迅速收拢进至高平外围，而是滞留于扣屯地区。
123师留了368团在茶灵方向牵制越军，只有2个步兵团配属坦克部队沿公路向高平西侧的扣屯地区实施穿插，全程90公里。在打兰地区遭遇越军袭击时，因指挥员情况掌握不准，加上通信联系不畅，造成错误理解上级命令，以致未能抓住时机果断进攻，反而后撤等待，从而贻误战机。最后穿插先遣队1个步兵营虽插到目标地扣屯，但兵力不足，只能持防御态势，也没有迅速进至高平外围。123师主力则滞留河安地区与沿路之敌激战，未能迅速打通公路跟进。不过也有收获，倒是打掉了那怀地区的越军346师师部，敌师长黄扁山大校当时战场失踪。
因此，121师和123师都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到达高平外围，协同南集团42军共同总攻高平。
南集团42军以124师和126师主攻，集中了此次对越作战中最大规模的装甲摩托化部队，从布局关突破，走牛车小路向东溪穿插。另以125师从水口关方向进攻，打通复和方向的3号公路。配属42军作战的43军129师从布局关以南地域突破，截断4号公路，阻击谅山方向的越军北援。
东溪穿插是高平战役的亮点。43军坦克1营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插到东溪，大出越军之意料。此后坦克部队坚守东溪3个多小时，直到后续步兵赶上来，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126师步兵跟随坦克一路恶战，进至东溪继续扩大突破口，为124师及后续坦克梯队打开道路。124师及坦克部队随126师之后跟进，从嫩金山地区加入战场，继续向高平挺进。越军炸毁了东溪以东的班翁山区水库，造成纵长约800米、宽约60-80米、泥水深1米左右的泛滥区，将42军的炮兵和轮式车辆都堵在水障后面。而125师多次攻击，没能打通复和公路，惹得许世友大发其火，不得不令54军162师加入复和地区作战。
坦克穿插
54军是在对越作战打响2天后才加入东线战场的，因战事紧急，3个师分别去了不同方向。以160师协助41军在高平以西以北地区作战；162师协助42军在高平以东地区机动作战；161师配属给55军参加攻打谅山作战。其中162师值得书写一笔。先是接替125师进攻复和，打下孤山，控制了平江渡口，架桥沟通两岸，打通了水口关经复和至东溪的公路；然后北上高平，与160师协同围歼高平以北克马诺地区的残余越军；再冒雨连夜奔袭广渊，歼灭越军595人，打通了广渊至复和的公路；接下来在复和地区清剿残敌，一星期歼敌236人；最后又协同20军58师会攻重庆。162师在高平以东地区不断转战，长驱400余公里，纵深80余公里，哪里危急哪里去，显示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因而受到了许世友的表扬。
124师和126师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步兵搭乘坦克一路挺进，步坦协同战斗，连续克服了班波河谷、班翁水障、靠松山巅、东溪断桥、嫩金山口、弄梅隧道、楠囊断路、雅南炸桥、那外伏击、博山险隘等越军设置的一系列防线，粉碎了越军的10余次阻击，长途攻进70公里，终于兵临高平城下。此时北集团41军没有攻击到位，加上广州军区前指通报高平越军兵力情况不准，南集团部队在高平城下犹豫了2天多时间，延误了攻击时机。后虽打下高平，但并未寻获346师主力，高平地区的越军大都散入了深山。许世友又将预备队先后投入高平战场，以121师出击纳隆，124师北攻茶灵，126师东进下琅，162师奔袭广渊并与58师会攻重庆，150师西出朗登，129师南下七溪，经过反复拉网清剿，才算大部实现了歼敌企图。高平战役中，中国军队共歼灭越军1.9万人。
在南、北集团主攻高平的同时，东集团55军奉命攻击同登、坂然，箝制越军的战役、战略预备队，使其不敢去援助高平。55军以163师为主攻，以164师和165师切入同登左右侧的坂然、班庄地区，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予敌全力一击。55军各路攻击部队采取两翼突破，穿插合围，分割歼灭的战术，突击火车站，探垄阻援敌，四打探某，强攻鬼屯炮台，争夺339高地，经过前后7天浴血奋战，终于攻占同登、坂然地区，歼灭越军“英雄”12团及地方军共4031人。与此同时，43军127师、128师在南侧的爱店方向突破边境，攻击禄平地区之敌，以阻截亭立地区的越军338师北援谅山。
为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战果，许世友和广州军区前指决心不失时机地继续攻打谅山，拿下这个省会城市，歼灭越军第3师，威摄首都河内。因越军总部已急调327师、337师、北太省197团等部北上来援，谅山地区越军猬集，兵力较多，防线坚固。许世友又将54军161师、50军148师2个步兵团加强给55军，在兵力上对越军形成了3：1以上的优势。同时集中了师属以上9个炮兵团的优势火力，牛刀杀鸡，首先夺取外围要点，造成围攻谅山之势，然后一举拿下谅山。
宜将剩勇追穷寇
谅山外围攻坚战从2月27日打到3月1日，历时2天多。东集团所属部队全部上阵，各阵地均迭经苦战，反复争夺，艰难推进，连续攻克了扣当山、扣马山、巴外山等要点，兵锋从西北、北侧、东北、东侧直逼谅山市区。3月1日上午9时30分，东集团集中了19个炮兵营的306门火炮猛烈轰击谅山，30分钟落弹近万发，谅山市被炸成了一片火海。这就是著名的“万炮轰谅山”，极大地打击了越军的斗志。炮击过后，163师和164师从北、东两侧奋力突进，经过2天战斗拿下了谅山北市区。越军退守奇穷河以南的谅山南市区负隅顽抗。原本中央军委的预定意图是打到奇穷河就可以了，不再前伸。然而越南的宣传机器肉烂嘴不烂，宣称“中国军队没有占领谅山市”。这下惹得许世友雷霆震怒，在中央军委指示下，指挥6个步兵营于3月4日打过奇穷河，攻占南市面上区，最远向奇穷河以南推进了5公里。谅山战役中，中国军队共歼灭越军1.05万人。
东集团攻击谅山的同时，43军127师、128师在东南侧攻歼了禄平地区之敌，歼灭了越军独立第123团和亭立地区北上的338师一部，保障了55军的侧翼安全。
东线作战打到这时，态势已很明显。谅山被克，连接越北地区各交通枢纽的门户洞开，中国坦克部队可沿公路直取河内。越南首都一片惊慌，越南政府发出了全国总动员令，在河内市区挖掘防御工事，各国外交代表团也开始向河内以南转移。
然而，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撤军了。
西线战场
红河是云南中越边境的界河，宽160至200米，水深3至5米，不能徒涉。红河右岸，耸立着230、248、318、489、新官等高地，敌人重兵设防，控制要点，封锁河面。
西线中国军队的主攻方向是以13军、14军沿宽大正面的红河两岸发动突击，向西扫荡越军在坝洒、谷柳、岳山、谷珊设置的防御体系，向东拔除拔坡、班老、发隆、孟康的越军侵略据点，夺取老街、柑塘两个市，歼灭越军345师，相继歼灭316A师；同时以11军攻击越南莱州省封土地区，歼灭浅近纵深越军，牵制越军316A师东援，并继续前出。
1979年
西线指挥杨得志上将
2月16日21时，主攻红河西岸的13军各部队利用夜暗大雨，秘密迅速地运动到红河边，用冲锋舟、橡皮舟在七个渡口偷渡红河。至17日7时，成功地渡过了4个步兵团、3个加强步兵营和1个边防连的1.2万余人。过河部队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控制了要点，掩护后续部队架设浮桥，引导坦克、车辆过河。当越军发现中国军队的渡河企图时，匆忙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此时，13军的穿插部队已迅速向纵深地区前进，各先头过河部队也开始了围歼越军防御前沿支撑点的战斗。
37师111团2营以突然勇猛的战斗动作向230高地发起攻击，于7时30分攻占了该高地，全歼越军1个营部和1个加强步兵连。同时39师115团1营夜袭248高地，经过2小时激烈战斗，歼敌1个连和部分民兵。17日7时，13军炮兵炮击谷柳，防守越军一片慌乱，8时，三个舟桥渡口开设完毕。13时，13军主力全部渡过红河，投入战斗。37师的109团连续攻占了深店、152、171高地，歼敌128名；110团连续攻占了果沙、221、218高地，歼敌95名。39师115团连续攻占波光、251、305高地，歼敌90余名。38师113团和112团1营并7连，利用夜暗秘密接敌，采取断后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的战法，围歼坝洒地区之敌。经过31小时战斗，攻占了坝洒地区，毙敌496名，俘敌44名，打出了被中央军委称为是“自卫还击作战的第一个歼灭战”。边防13团于18日入夜前，相继歼灭了东桑、楠密、谍兰、新官之敌，歼敌200余名。至此，13军从河口至龙博河的长达48公里的地段上全线突破，歼灭越军1000余人，向西岸纵深推进了5-6公里。
13军各部继续发展进攻，从2月18日10时30分至21日15时，仅用了3天多时间就攻占谷柳、保胜、谷珊西山、岳山一线，摧毁了越军的纵深防御体系，全歼越军黄连山省队192团和老街市队第6营主力，重创了345师121团、190炮兵团，共歼敌2000余人，兵锋已直指越西北重镇柑塘。
老街是越南黄连山省省会，位于红河、南溪河交汇处，既有通往河内的铁路，又有公路和红河水运交通之便，是越西北的重要门户。越军在老街、小曹、53号高地地域内组织防御，部署了地方军2个多步兵营的500余人，以红河为屏障，依托高地凭险据守。其中在老街外围构筑了大量堑壕、永久性掩蔽部和土木质发射点，并对前沿主要目标和前进道路标定了射击诸元。
主攻红河东岸的14军令40师集中主要兵力兵器，首先歼灭老街之敌。40师令118团首先以一部兵力偷渡南溪河，歼灭小曹地区之敌，尔后转用兵力，采取分割包围，侧翼突破，侧后攻击的办法，歼灭老街地区之敌。2月17日凌晨，118团发动进攻。各攻击部队与防守越军反复争夺，将小曹地区的十几个高地打成了一座座血丘。18日下午40师部队攻进至老街外围，开始了1979之战中的第一场城市攻坚战。越军兵力虽然不多，但抵抗得非常顽强。40师逐点攻击，将昆明军区独立坦克团的62式轻型坦克也拉上去，插入市区分割越军的防御体系。步兵快速跟进，逐点爆破老街的越军坑道和防御工事，一步步反除越军据点。战斗至2月19日下午13时，老街终被攻克。这一战历时60小时45分钟，14军40师共击毙越军433人，俘敌4人。
杨得志因病离开后继任西线指挥的张铚秀少将[3]
封土位于云南省金平县当面，驻有越军莱州省队741团。该团3个营分别部署在布多、马鹿塘、巴南棍、麻栗坡、班绕散等地。此外，巴南棍驻有公安第33屯；巴沙山口驻有193团一个营。越军依托界河的制高点，设置了3至5公里的防御纵深，在纵深内的主要制高点上，又设置了第二道防御阵地，以便层层防守。
11军奉昆明军区命令，率31师及32师94团，并指挥云南省军区独立师、边防14团、昆明军区独立坦克团第7连，首先歼灭巴南棍、麻栗坡、布多地区之敌，尔后以一部兵力攻占巴丹，前出至南臊，主力攻占封土，牵制越军316A师东援老街。
2月17日，11军按军区的统一部署，全线发起攻击。当日20时，攻占了西罗楼、金鸡塘、天泛、麻栗坡、巴南棍、马鹿塘、刘发烟、1298高地及布多。18日至20日，以大部兵力搜剿残敌，前出到白马河、大坪、巴保、布巴保地区。91团一个加强营攻歼了木桑地区之敌，为继续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两天准备，23日，31师在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协同下向巴沙山口发起进攻。战至当日19时40分，全部攻占巴沙山口及附近各制高点，打开了通向封土县城的咽喉要道。从27日起，31师配属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一部沿公路两侧逐步向封土逼进，先后攻占了11个制高点。3月3日19时10分，一举攻占了封土县城，并以一部兵力前出至冯登、王宝地区。在3月4日奉命回撤时，31师91团又加强云南省军区独立师第3团1营，北上向盘踞在班绕散地区的越军发起攻击。经3天战斗，歼灭该地区之敌322人，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批。
红河两岸的防御纵深体系被中国军队摧毁后，黎笋下令死守柑塘地区。柑塘是沿红河通向河内的重要枢纽，附近还有盛产磷肥的矿区，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重要。越军345师仓皇调整部署，将其在红河东岸的一个营西调，协同121团在谷萨、典那、容菏、真尉地区构筑工事，阻止中国军队南进。同时，驻莱州省平卢地区的316A师主力火速东援，企图侧击中国军队，夺回谷柳和老街，以解柑塘之危。1979年2月21日，昆明军区传达了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关于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的指示，并下达了歼灭柑塘之敌的命令。当晚，13军召开紧急作战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决定以39师担任阻援任务，攻占代乃地区，控制要点，组织防御，抗击316A师东援，保证主力侧翼的安全；以37师从左翼、38师从右翼进行钳形突击，分割围歼柑塘地区之敌。
22日下午，39师116团2营向代乃地区之敌发起攻击，经5小时战斗攻占了代乃及其周围的高地，切断了东援老街的10号公路。越军316A师十分惊慌，令其148团进行疯狂反扑，企图夺回代乃，打通公路。39师116团和117团的4个步兵连依托有利地形，在师、团、营炮火支援下，顽强进行抗击。从22日到27日，连续打退越军30余次冲击和偷袭，歼敌900余人，未使316A师前进一步。代乃阻击战的成功，分割了越军316A师与345师，保障了13军主力侧翼的安全，为歼灭柑塘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13军37师、38师向柑塘之敌也发起了猛攻。战斗于2月23日7时打响，中国军队集中564门火炮急袭25分钟，给防御越军以重大杀伤。随后，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仅一小时就突破越军防御，连战连捷，当日挺进纵深7公里。经过一天激战，容菏、真蔚以北各要点大部被中国军队攻占，打开了柑塘北边的门户。24日，37师、38师以钳形突击，穿插迂回，勇猛追歼向柑塘方向的溃逃之敌。37师的109团沿郎箭、春增、郎顿边打边插，直插外波河吊桥；111团2营于19时40分，对柑塘之敌达成合围；110团围歼郎顿之敌后，于11时占领了郎顿地区。38师112团、113团攻占312、563高地后，继续向南急进。113团于18时55分插直郎娃东南无名高地，协同37师对柑塘之敌达成合围；114团营直插团结、嘉符，主力围歼柑塘磷矿之敌。25日下午，37师111团胜利攻克了越西北重镇柑塘。经过随后的搜剿战斗，除345师师长麻永兰率残部逃过外波河外，该师整体崩溃，共被歼2600余人。
红河西岸越军遭到沉重打击的同时，东岸越军调集黄连山省队254团残部，345师118团、124团，黄连山省队192团、永富省队194团等兵力，在南征、龙徽、丰年、575高地、坂高、得南、朗忠、班甘、南樟、班罗、东家、栋光、朗多、郎勒、为麻、巴米、郭参、珊嘎、铺楼等要点组织梯次纵深防御，企图扼守7号公路和红河东岸要点，阻止中国军队前进。14军决心以40师一部兵力进攻郎忠直插郎洋，主力向楠宗、班罗方向突击，切断守敌退路；42师先夺取坂高、575高地、班甘、半琴山等地，然后，向郭参、铺楼方向发展进攻；41师为军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2月21日，40、42师分别发起攻击。42师于23日19时攻占了坂高、班甘、575高地。40师118团抢占朗洋铁路桥，截断了红河两岸的通道。119团在歼灭南征南侧之敌后，主力插向班罗，于23日时切断了7号公路。120团于23日前相继攻歼了龙徽、郎忠、428高地之敌。为加快进攻速度，经军区批准，41师于23日在东家地区加入战斗，沿7号公路直插郭参；40师于郎多直插铺楼，控制红河渡口，切断越军逃路，尔后向北卷击，协同41师歼灭红河左岸之敌。24日6时，各部队向越军发起了猛烈攻击。40师120团于25日22时攻占了郎多，3月1日2时攻占了珊嘎东北侧无名高地，协同119团连夜冒雨直插铺楼。3月2日12时，119团进至铺楼西北侧山梁，经过6小时激战，攻占了铺楼，控制了红河渡口。120团由铺楼回师北上，于3月5日攻占了巴米、郎连等地。41师121团向栋光穿插，切断敌人退路。122团、123团沿7号公路两侧发展进攻，于3月1日17时50分攻占了郎勒、为麻地区。配属14军的11军32师94团、96团加入战斗，配合123团在为麻以东公路两侧发展进攻，先后攻占了郭参、春斗和楠卡南侧无名高地。14军红河东岸第二阶段进攻战斗历时12天，共歼灭越军2224人。
沙巴是越西北重镇，是通往越军第二军区所在地安沛的门户。这里自然洞穴和悬崖峭壁较多，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交通不便，机动困难。越军316A师在代乃遭到13军部队阻击后，东援无望，在沙巴地区犹豫徘徊，企图以野战防线阻击中国军队进一步深入。昆明军区决定调50军149师、11军32师95团归13军统一指挥，歼灭316A师。13军决定以149师447团和445团2营向新寨和大平地区实施穿插，断敌退路；149师主力在奔西爱、龙威松一线展开，沿公路两侧向沙巴实施主要攻击，歼灭沙巴地区之敌。这一仗打得很是艰苦。越军依托公路沿线的野战防御工事进行顽强地阻击和伏击，双方在公路沿线各高地上连番激战。316A师的148团和174团都拼了命，149师攻击部队艰难推进。446团和445团（欠2营）血战4号桥，遇袭而阵脚不乱，奋力克敌，在沙巴之战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右路穿插的149师447团连经格盖苗遭遇战、新寨北侧山垭口血战，克服疲劳和断粮，不顾牺牲，连续穿插作战7天，终于占领了黄连山垭口，切断了公路。所部红2连打得只剩能战斗的25人，1连也只剩下43人，全团伤亡达548人，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只可惜316A师警觉较早，除留部分兵力节节阻击外，主力已先期向西撤过了黄连山垭口。经过连续7天苦战，149师沿10号公路攻进33公里，终于攻克沙巴，重创316A师174团、148团、98团7营和沙巴独立营，共歼敌2300余人。
搜索歼敌
至1979年3月4日，东线中国军队突入越南境内纵深50-100公里，相继攻占高平、谅山2个省会城市，以及河广、茶灵、广和、河安、通农、石安、重庆、长定、脱浪、高禄、禄平等11座县城和同登镇。共计歼敌40671人，击毁越军火炮34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45辆、汽车480余台，缴获火炮840余门、各种枪械11000余支（挺、具）及大批军用物资，同时对东线越北地区的军用、民用设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和破坏；西线中国军队突入越南境内纵深30-80公里，攻占了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和重镇柑塘市，以及孟康、沙巴、坝洒、封土和保胜5座县城，前出到郭参、铺楼、外波河、黄连山垭口、封土地区。共计歼敌16481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摧毁了西线越南浅近纵深境内的大量军用、民用设施。
至此，中国军队控制了越北地区诸多重镇，威逼河内的态势已经形成，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和战术目标已经达到。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随后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并将占领区内的越南军政设施全部炸毁破坏，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并回收了大量当年支援给越南的物资。《对越战争亲历记》中说“连越南的牛见了163师的官兵都跑得远远的”。西线部队于3月13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东线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告一段落。
中國網文：解密79年对越作战强攻高平的惨烈真相
万里如虎 于 2014/1/2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广州军区各单位完成一切行动准备，等待行动命令，十二月八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十二月十三日，下达开进命令，次日，广州军区参战各单位一边开进，一边编组，十二月底到达集结地域，我军边境一线十二月二十五日封锁边境。
当面敌情：我东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11个师另9个旅/团。成两线配置。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6个师另6个团。其中，325B师位于先安地区，338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3师和473师位于谅山地区，304师位于北山地区，346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43团位于芒街地区，244团位于河浍县地区，部地区576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县各有一个独立营。
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署5个师另3个旅团。其中312师位于太原地区，431师位于慈山地区，327师位于东潮地区，329师位于鸿基地区，242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196团位于谅江地区，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
中越边境一线越军有27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6个，南宁方向13个，百色当面8个。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1-4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越战略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军在河内地区。
东线战斗第一步战斗重点为高平地区的越346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3师。346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246团，677团，851团，炮兵188团。其中246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3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76年6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
浴血穿插，我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我东线兵团编为北集团张、刘首长，南集团杨、陈首长，东集团朱、郭首长，机动集团诸、赵首长。
12月25日封境，26日大军云集广西中越边境，箭在弦上。此前一周，许视察了凭祥部队，该部首长为边贵祥，时任55军军长，原55军163师师长，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原为55军军长。
1979年2月17日，我东线5个军10余万人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前进，助攻部队正在茶灵方向与敌激战，呈胶着状态，一线尖刀部队陷入苦战。南集团突破布局关，歼敌独立营，43军坦克团3小时（11时）进至东溪，14时48分42军126师378团杀到，18时376团也与坦克团汇合，巩固了东溪防御，43军坦克团脱离步兵掩护，单独防御东溪3小时，显示我军步坦协同问题较大，如果不是越军处于被突破初期的混乱中，该团处境堪忧。
水口方向已夺占大桥，并架好骡马桥。东集团突破同登。空军部份战机起飞，沿边境我方一侧巡逻，海军部份战舰进入北部湾保卫石油平台。当我主力穿插部队通过那冈河逼近东溪时，越军17日下午扒开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造成纵长800米，宽约70米，泥水深1米左右的泛滥区，这是南集团、军区前指没有料到的（这反映我军对越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部队是一边向前进攻，一边侦察敌情），军区急调工兵2团三个连，两个民兵营和700民工紧急抢修。
另决定部队改由水口大桥通过，经过复和县城，上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追赶徒步进攻的步兵部队。但事实上水口作战部队并未打下复和县城，穿插路线上的要点还控制在越军手中，原担任该地区作战的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上述地区和要点，一部份部队被越军击退，军区前指果断命令19日到达龙州的机动部队在水口、复和地区加入战斗，机动兵团体力充沛，战斗作风顽强，乘汽车成两路纵队边打边进，立即攻打平江架桥地区周围要点，舟桥84团1个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作业，先后付出20余人的代价后架起了浮桥。
此时，被堵在班翁水障的部队迅速沿水口、复和、靠松山、四号公路向高平城开进，然而临时改变进攻路线，曲折迂回，一路白白浪费一昼夜时间，使用机动兵团，在打通四号公路的强中，部队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特别是搭乘坦克的步兵部队，一路上更是横遭惨祸，一些部队为了让搭乘步兵不被甩下坦克，竟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惨不忍睹，笔者在军区内部记录片上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我军搭乘步兵的坦克部队在一个山口处遭敌反坦克混合部队伏击，狭路相缝，首车被击毁，第二辆坦克接着上，前仆后继，路边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上四名战死的战士临死尚不瞑目，姿势几乎一样，一根背包带将 他们的身体紧紧帮在坦克上。
在高平战区执行穿插的两个部队展开了异常艰苦的挺进，“高山下的花环”已经非常形像的为大家展现了其中的艰苦，事实上，穿插部队饱受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定一昼夜穿插到位，合围高平越军，实际上穿插四昼夜，期间穿插部队首长为了按时穿插到位，一路不与军区电台联系，以至于许世友大发脾气，战后全军通报批评。
其实即便与军区联系上了，军区又能给他们什么支援，为什么战前不仔细勘测地形，精选突破地域，为什么战前竟想不到敌人可能破坏道路，扒开水库，为什么因循守旧，拼死突破被敌重兵守卫的水口，布局关，而不迂回绕过，就好像西线杨得志避开老街正面从两侧插入敌后，虽然夺取时间较晚，但伤亡小，为什么战前对敌情的了解往往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没有料到敌人会在我军迂回穿插道路上大量布雷，标定火力打击单元。事实上，一些穿插部队是被越军火力打垮的。一句话，打仗想当然，用老经验套新情况，参谋军官老化，不知己知彼。
扫荡越北，2月18日，越军发现我穿插部队，急调346团，851团2营、3营9连，特工20营和一个冰雹“反坦克火箭炮兵连”进占高平以南博山之651、526、490高地，企图阻挡我军南集团穿插部队，掩护主力撤退，19日我南集团先后战穿插路线上的地雷阵、竹签阵、人工断壁，突破层层阻击，歼灭了上述越精锐阻击部队，其中缴获的越军苏制冰雹反坦克火箭弹现在还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2月20日，南集团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高平市区，至此南集团穿插部队基本到位。就在南集团穿插企图被越军发现的同时，我北集团的行动也同时被越战区指挥官判定为是穿插迂回，客观的讲，越军对我传统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战术的理解决不亚于我军。越346师急调一个连乘汽车抢占天险安乐，企图迟滞我北集团快速穿插部队推进速度，我北集团快速部队由坦克团1营及搭乘的67团2营组成，从通农出发，向河安方向前进，直插扣屯，控制扣屯要点，造成尖刀突破的有利态势，67团主力随后跟进，2营主力当日在安乐地区与越军乘汽车阻击的一个连遭遇，该营及时请示，越级上报军区前指，许司令下令歼灭之，但由于当时三军不佳的通讯指挥系统以及业务人员缺乏训练，传到下面走了样，竟成了原地组织防御，结果尖刀部队没有及时完全占领扣屯地区，我北集团第一歼灭目标越852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而当时由于情报不准，以为越852团在班庄，这支部队劳师费时，翻越重重大山，进入天奉大岭时遭敌阻击，道路被毁，前进受阻。
至此，我北集团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高平敌军只有由南集团歼击之，军区前指另调机动集团龙州旅从西面避开越军阻击，会攻高平城，此时班翁水障经过我工兵、民兵抢修排水，终于在31小时后能够通行，前运后调趋于正常，后勤供给重新畅通。
2月24日，龙州旅，南集团准备就绪，东西南三面会攻高平，由军区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前后7小时激战，25日0时25分占领高平省城，但歼灭之敌只是掩护部队，越346师下落不明，25日前指下令各部份段清剿扫荡，由南北集团组成铁臂来回搜索清剿，机动集团寻歼346师师直及指挥所，2月26日至3月上旬，346师及地方残余部队基本被歼灭，但没有发现346师指挥机关，估计已经逃出合围圈。
东集团2月17日-2月23日奋战同登，发扬我炮兵火力优势，全歼当地越军全部，创造东线第一个歼灭战范例。2月27日东集团加强部份师、团，进至谅山外围，7时50分进行10分钟炮火急袭，8时各步兵分队展开，29日扫清外围，3月1日9时30分集中300门火炮，30分钟落弹几万发，当时已经打红了眼，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事实上何止许世友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28日9时占领省府大楼，11时占领北市区，3月4日东集团打过奇穷河，从恢复以西地段，谅山市大铁桥两旁，昆八桥左右，扁福地区共4个地段打过奇穷河，挺进南市区，至此，越北各战略要点尽为我军控制，自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有公路铁路直达河内，大军云集，千钧一发，威逼河内的态势已经形成，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3月5日，军委下达撤军命令，东线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3月16日撤回国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告一段落。79年对越之战对我影响之大超过历次卫国战争，光就其惨烈程度就直逼朝鲜战争，尽管韩战我军伤亡将近60万人，对越只伤亡2万6千，但60万人多半伤亡于美军优良装备之手，我军对美步兵作战素质向来蔑视，对其战法也呈批判态度，事实上，志愿军当年赢得朝鲜战争胜利，一半靠志愿军优良的战斗素质、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半靠志愿军高对手一筹的战法，而美军始终没有很好的应对战术，更不要说从战法上超过志愿军。
但对越作战，使得我军首次面对一个与自己曾经如此相似，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军事作风还是战斗素养，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文思想。有人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中越在79年的战争中让双方更真实的认识了对方，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正规军付出3万9千的伤亡，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伤亡多少，还是未知之数，双方合计伤亡绝对在10万以上，从2月17日到3月5日，短短19天伤亡10万，日均5000人，可谓惨烈之极。（相关材料来自网络）
歷史上越、日對華之態度和比較
原題：《“大越魂、韓詮調”：中國歷史地位在越南和日本 》
“Hồn Đại Việt, Giọng Hàn Thuyên” —— Vị Trí Lịch Sử Của Trung Quốc Đối Với Việt Nam Và Nhật Bản
作者：永昇（ Vĩnh Sính, 1944年-2014年 ）
作者簡介：
永昇先生曾是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Canada ）榮譽歷史教授，擅長於日本思想史、日本與各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尤其是日本和越南方面。
2014年1月1日永昇先生不幸病逝，享年七十歲。
永生教授生前留下諸多研究著作和文章，例如：《 翻轉的戰車：潘佩珠自傳 》（ Overturned Chariot: The Autobiography of Phan Boi Chau ）,主編兼譯者，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德富蘇峰傳評 》（ Tokutomi Soho: A Critical Biography），岩波書店，1994年；《 将来之日本 》（ The Future Japan；Shorai no Nihon ，德富蘇峰原著，1886年），艾伯特大學出版社，1989年 （ 此書獲1990年加拿大藝術委員會加-日文化交流獎）；《 潘佩珠和東遊運動 》（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Đông Du Movement ），耶魯大學國際和地區研究中心出版社，1987年。
此外，他還撰寫幾十篇關於越日、越中歷史關係以及越南古詩、文的研究文章登載在各越文報刊、雜誌上。一些文章曾匯集出版如《 越南和日本： 文化交流 》（ Việt Nam Và Nhật Bản - Giao Lưu Văn Hoá , 胡志明市文藝出版社，2000年）。2011年，永昇先生與其他十三名在外國（ 美、加、澳、日、法、比、新加坡 ）的越南學者撰寫題為《 為國家發展的全面改革 》（ Cải Cách Toàn Diện Để Phát Triển Đất Nước ）倡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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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政治學的歷史就像樹無果 （History without political science has no fruit），
沒有歷史的政治學就像樹無根 (Political science without history has no root)。
--- 約翰-瑟利 （ John Seeley ），1885年
約在十四世紀中葉，在西方浪潮洶湧衝擊太平洋海岸各國之前，中國是東亞世界的中心。 地理上位於各國中間， 以一個具有長久輝煌文化精粹（ 由此而稱為中華 ）的姿態，中國環視其範圍之外周邊的國家為“ 蠻夷 ”。 接壤中國南方邊陲的越南是“ 南蠻 ”；朝鮮、日本處於東方稱為“ 東夷 ”； “ 北狄 ”和“ 西戎 ” 是指中國北、西方的各個民族。
以傳統的東亞世界秩序觀看下，中國就是“ 天朝 ”， 自認為對周邊各“ 藩國 ”（ 藩：藩屬，即指處於中國周邊各國 ）負有“ 開化 ”的任務。實際上，中國曾藉以“開化”為名，意圖併吞鄰近各國，正如我們從唐朝對越南的政策中也可看到。 因為，一般而言，中華文明是東亞世界的一把尺度和典範， 中國極少關注及其鄰近各民族的文化特徵。 與中國風俗習慣差異的事物就被視為“ 未開化 ”或“ 野蠻 ”。 談及在1960年代之前，即日本開始成為經濟強國前，中國和日本之間有來無往、單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問題時，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 Yoshikawa Kôjirô ；1904年至1980年，生於神戶。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曾任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日本藝術院會員。其涉及中國古典文學的著作有《 宋詩概說 》、《 元明詩概說 》。譯者註 ）曾指出:
“ 中國和日本在地理上相鄰。從奈良時代（ Nara jidai， 710年至784年 ）或在這以前，日本常意識到中國是其鄰居和對中華文化持著敬畏的心態。相反， 十都無五，中國才意識到日本是其鄰邦。 在中國史籍上，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日本的名字也不是連續提及，何況是中國不留意的日本的文化。 另一種說法， 對於日本人，經歷了幾百年，常視中國為鄰居，而相反中國就不一定如此。” （ 注1 ）
再看遠些， 不單是日本文化，而對全體周邊國家的文化，一般而言，中國任何時候都持著無視、蔑視的態度。對於中國， 中華文化 --- 重點的是儒家和漢字 --- 就是惟一的準繩來測量各鄰邦的文明程度。
另一方面，儘管越南人和日本人在不同的朝代裡皆受到極多中華文明的影響， 但他們也常常意識到本國固有的文化特質。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在西方各種文化潮流湧進這兩個國家之前，越南人或日本人當說及本文化中的民族性質時， 他們也不可不談及中華文化的性質。具體的說， 在十九世紀末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之前，若不與中國的文化比較或對比， 又如何才可定義何謂越南的性質或“ 純碎 ”的本質呢？ 因此， 我們的祖先說“ 越 ”，就是有意直接或間接的與“ 吳 ”（ 或“ 漢 ”）（ 吳，古代越南人對中國的稱謂。譯者註 ）比較， 當說“ 南國 ”、“ 南方 ”，或“ 南天 ”，就含意與“ 北國 ”相對。 日本的場合也與越南的並不差得太甚。 日本人使用各詞 “大和魂 ”（ yamato damashii 。大和是日本的舊稱 ）或“ 和魂 ” （ wakon ）是為說及日本的精神或本質，意諭與 “ 漢心 ” （ karagokoro。 中國的精神或性質 ) 的不同。此外，若想為“ 大和魂 ”和“ 和魂 ”作定義，那也要與“ 漢心 ” 作比較或對照。
總之， 近代之前，中國人看待越南和日本基本上沒多大的差別。 然而， 當比較越南人和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 我們就覺察到一些有趣的差異，而且也極有意義。 首先， 我們嘗試分析那些差異點，之後將從那些差異中，再看在十四世紀西方挑戰（ 東方 ）時，越、日兩國的反應是如何和後來兩國的歷史進程。
一、越南對中國的態度： 抵抗軍事侵略和接受文化模式
越南毗鄰中國南方的邊陲並只如中國的一個縣份面積相約， 從歷史初始起，越人祖先的重要問題是如何維持和鞏固民族的獨立。 應該說越南人創造了歷史的奇蹟， 因為處於一個龐大國家的邊陲和經歷多番的考驗，越南仍然並不被併入中國的版圖，而且仍然能夠保持其主權獨立直至法國的侵略。 此奇蹟是如何創造的呢 ？
以下所論述的兩種方法乍看似乎互相矛盾，但它在各朝代中連續獲得應用在越南的建國和衛國過程中 ： 一、堅決反抗任何的軍事侵略，但同時，二、接受和汲取中國文化的各類模式。
正如我們已知， 自從十世紀我們取得主權獨立後，越南又需要面對宋、元、明、清各代侵略軍隊馬蹄的進犯， 決心在南方建立一個獨立但又與中國不同的國家的自主意志激勵著越人，似乎這種意志在歷史的進程中又獲得不斷培育和鍛煉得更為堅強。 因此， 李常傑 （ Lý Thường Kiệt，1019年－1105年，原名吳俊 [ Ngô Tuấn ]， 李朝宦官和將領，亦是李太宗、李聖宗及李仁宗三朝元老，尤在1075年至1077年率兵擊敗宋軍入侵有功的主將。被列為越南歷史中最傑出的十四位民族英雄之一。譯者註 ）在抵擋宋朝大軍時所寫下只是幾句簡單但又充斥民族自豪感的詩句，直至今，近乎八百年之後仍未失去其豪氣 （ 以下為原漢文。譯者註 ）:
南 國 山 河 南 帝 居，
截 然 定 分 在 天 書，
如 何 逆 虜 來 侵 犯，
汝 等 行 看 取 敗 虛。
（ 漢越詞譯文：
Nam quốc sơn hà Nam đế cư,
Tịch nhiên định phận tại thiên thư,
Như hà nghịch lỗ lai xâm phạm,
Nhữ đẳng hành khan thủ bại hư.
現代越語譯文：
Nước Nam là của vua Nam,
Sách trời đã định lọ bàn làm chi!
Giặc bay nếu cứ gan lì,
Cử binh xâm lấn ắt thì bại vong! ）（ 注2 ）
事實上，至十八世紀末期，越南的全體民族英雄和烈女皆為保衛民族獨立和抵抗來自北方威脅的領導者。
但為何，從李常傑至阮惠（ Nguyễn Huệ，1753年－1792年，又喚阮文惠 [ Nguyễn Văn Huệ ] ；西山朝第二代皇帝，1788年至1792年在位。史稱光中皇帝 [ Quang Trung Hoàng Đế ] 。西山起義三兄弟之一。傑出的政治家，亦是著名軍事將領。他倡議改革，建設國家，又相繼消滅南、北各君主和多次擊退外國侵略，是越南民族的布衣英雄。譯者註 ），每次越南剛剛把侵略者驅趕出國家領土，我們又須要即刻派遣使者往中國懇求再設立朝貢的關係呢？ 這點似乎無理和更使人百惑不解的是，為何既然以一切的代價來反抗中國的軍事侵略後，越南又隨時以“ 輕鬆 ”的態度接受中國的文化呢？
為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往昔東亞世界的歷史條件。 在西方人來到之前， 東亞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朝貢 ”體系（ 還稱為“ 冊封 ”體系 ）為規則。 首先， 為免受“ 天朝 ”舉兵侵略， 靠近中國的各國如越南、朝鮮等皆期望與中國保持朝貢的關係。 其後，為使自己的威權正統化， 這些國家的君王懇求中國的“ 皇帝 ”（ 原則上只有中國的君王才可稱為“ 皇帝 ”）冊封為“ 王 ”（ vua ）。 對於“天朝 ”而言， 各“ 藩國 ”的君王應負有的義務是： 一、定期朝貢（ 通常三年一次 ）；二、當中國需要時便出兵；三、行禮儀，即低下者 --- “ 小國 ”的君王對“上國 ”皇帝 --- 所行的禮儀 （ 注3 ）。此外，若這些國家當被敵寇侵犯時中國有責任庇護和保衛它們。
再之， 如上所述， 各“ 藩國 ”的文化程度完全以中華文明的尺度測量和評價。哪一國欲想被視為“ 文明 ”，就必須取納中國文化、社會和政治的模式。 正因為如此，“ 天朝 ”可以“ 開化 ”為名來舉兵併吞各個鄰邦， 對於與中國山水相連的國家如越南（ 和朝鮮 ）模仿和接受中華文物的模式不僅是文化的政策，而且還是一種必須的自衛方法。 另一種說法， 越南需要證明自己“ 不 遜 中 國， 不 異 中 國 ”（ bất tốn Trung Quốc, bất dị Trung Quốc ） 來表示越南需要安寧，“ 不須求 ”中國的統治。（ 注4 ） 正因為如此， 當越南取得主權後不久，李朝便開辦類似中國科舉的考試，挑選人才，建立文廟（ 1070年 ）拜祭孔子“ 聖人 ”（ 我們仍然使用如此的稱謂 ）， 為表彰獲中進士的人，以刻其名字在石碑上的方式鼓勵其他人學習儒家文化。 從那時起， 歷經連續不斷近八百年之久， 我國的士人為積累學識赴考科舉試，日夜埋頭攻讀中國各“ 聖賢 ”的經書和北國的史籍。
接受中華文化的主張猶如一種自衛（ self-defense ）的辦法體現在以下胡季犛（ Hồ Quý Ly ；1336年–1407年；越南君王，在位1400年至1401年。之前名喚黎季犛 [ Lê Quý Ly ], 字李原 [ Lý Nguyên ] 。據胡家家譜所載，先祖胡興逸 [ Hồ Hưng Dật ]，浙江人，後漢五代十國947年-950年期間任演州太守 [ Thái thú Diễn Châu ] 。 唐朝的演州大約是現今義安、河靜地區 ]，後定居於現義安省瓊琉縣寶突鄉 [ hương Bào Đột, huyện Quỳnh Lưu, tỉnh Nghệ An ] 。胡季犛是該家族在越南的第十六代後人。在位期間，胡曾實行多項重大改革，但失敗在於不能團結全民抵抗明軍的侵略。譯者註 ）為回复中國使者問及越南風俗寫下幾句詩 （ 以下為本文譯者所譯。所有漢越詞的文、詩句均為譯者所作，除非有註明之外 ）:
欲問安南事，
安南風俗純。
衣冠唐制度，
禮樂漢君臣。……
（ 漢越詞譯文 ：
Dục vấn An Nam sự,
An Nam phong tục thuần.
Y quan Đường chế độ,
Lễ nhạc Hán quân thần...
現代越南語譯文 ：
Chuyện An Nam khách xa muốn hỏi:
Đất An Nam phong tục thuần lương,
Y quan mũ áo theo Đường
Quân thần lễ nhạc như dường Hán xưa... ） ( 注5 )
在學術方面，我們知道胡季犛是主張提高民族文化性質的人，鼓勵使用喃字和傳播喃字文章。 但當接觸北來使者時，胡季犛又故意說服“ 天朝 ”的代表說：“ 我們國家的風俗純良，又跟隨貴國極昌盛時代的最高標準。” 如此，我們似乎更清楚的看到胡季犛對中國態度的“自衛 ”因素。
因為我國的學術主要依賴已有的中國機制，故此，幸運中選的各位大夫和站在“ 協助朝廷治國 ”的行列中，對於他們，最佳的“ 治國平天下 ”的方法也只是中國的版本或抽自中國的先例而已。
另一方面， 因為越人接受中國文化的模式，由此就是創造字喃（ chữ Nôm ） --- 一種自稱為以保護民族文化和與漢字有別的字形卻又主要的以漢字方式為本的文字，更令人不解的是，想寫和讀那些字喃又首先需要通曉漢字！
更具體的說， 字喃，是“ 口 ”字和“ 南 ”字， 或“ 言 ”和“ 南 ”的結合，“ 是越人，南方人的記聲文字，常稱為國語 （ quốc ngữ ）或國音（ quốc âm ）， 與北方人、中國人相對的漢字。” （ 注6 ）
但當造就字喃時，我們已仿照中國的三規則：會意、假借和“ 六書 ” （ 漢字造字六法 ）的形聲。（ 漢字造法六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在此作者只舉三則。譯者註 ）為明白此，我舉幾例如下：
一、會意： 組合兩個漢字為一和綜合該兩字的意思以作為想記寫下的概念。 例如， 組合兩漢字“ 天 ”和“ 上 ”作為字喃的“X”（ trời，即漢字的天；“ 天 ”在上，“ 上 ”在下。“X” 的解釋：因電腦技術問題，在此不能顯示字喃，故欲想了解字喃的讀者，請參閱維基字喃條目。譯者註 ）。
二、 假借： 多種方式借用漢字，譬如借漢字中的漢越詞來記寫那些同音但不同義的概念。 例如， 漢越字“ 半 ”為記寫越語的“ bán ” （ 意為買 ）。
三、形聲：借用漢字一部首或一漢字作為助義和一漢字作為助音字。 例如， 部首“ 食 ”與“ 甘 ”字組成字喃“ 食甘 ”（ cơm、飯 ）。
正如吳時任（ Ngô Thời Nhiệm；1746年-1803年。後黎-西山朝時代的名人、文人。曾協助朝廷擊敗滿清侵略有功。譯者註 ）十八世紀所寫的《 自學概要 》（ Tự Học Toản Yếu ）: “ 六書為則，四海同文 ” （ Lục thư thuỳ tắc tứ hải đồng văn。諭意字喃的造法也應該跟隨漢字。）（ 注7 ）想讀和寫字喃 --- 一種越人創造有別於中國漢字的文字 --- 卻首先需要懂和寫漢字。 另一種說法， 就算在設法尋找自己民族文化和有別於外來文化（ 中國 ）的元素時，越南也不能超越中國文化的範疇和模式。 讀者可想而知，當我們強調“ 龍子仙孫 ”（ con Rồng cháu Tiên ）的傳統，認為越人的祖先是駱龍君（ Lạc Long Quân ）和甌姬（ Âu Cơ ）（ 駱龍君和甌姬是歷史神話的越南人始祖。譯者註 ），但在這傳統中，駱龍君仍然說是中國神話立國始祖之一炎帝神農的子孫！
陳朝阮詮（ Nguyễn Thuyên，也稱 韓詮 [ Hàn Thuyên ]; 1229-? ; 在陳仁宗 [ 1258 – 1308年；陳朝第三位君王。] 時代，阮詮官至兵部尚書 [ Thượng Thư Bộ Hình ]。現今北寧省良才縣萊夏村人 [ người làng Lai Hạ, huyện Lương Tài， tỉnh Bắc Ninh ]。1247年獲中進士。譯者註 ）的故事也值得注意。正如我們所知，阮詮是陳朝以字喃寫詩的著名人物。相傳陳仁宗時代羅江（ sông Lô ）中有鱷魚，君王下旨指派阮詮撰祭鱷文，他仿照唐朝詩人韓愈以字喃撰寫祭文。 驅趕鱷魚後， 為表彰阮詮的字喃詩文， 君王將韓姓賜予他。“ 韓 ”詮是借入唐詩律用在字喃詩詞上的第一人。 從此，根據唐律所寫的字喃詩詞（ 請容許我重提，字喃是用來與漢字分別的寫作文字 ) 也稱為“ 韓律 ” （ Hàn luật ），一種聽來似乎不太越南的詩詞。 諸如此類， 直至十九世紀，當裕宗王（ vua Dục Tông ；陳裕宗Trần Dụ Tông ; 1336年- 1369年, 陳朝第七位君王。譯者註 ）讚揚當代的四位著名詩人的文章也使用皇家模式標準的漢唐詩律： “ 文如超適無前漢，詩到從綏失盛唐 。” （ Văn như Siêu Quát vô Tiền Hán, Thi đáo Tùng Tuy thất Thịnh Đường）。（ 超，即 阮文超 [ Nguyễn Văn Siêu ], 1799年 - 1872年，字遜班 [ Tốn Ban ]，號方亭 [ Phương Đình ]， 阮朝時期詩人和大臣。適即高伯適 [ Cao Bá Quát ] ; 1809年 – 1855年，號週臣 [ Chu Thần ]；十九世紀越南著名詩人和參與山西農民叛變時被封為國師。 從，即從善王 [ Tùng Thiện Vương ], 也即是阮福綿審 [ Nguyễn Phúc Miên Thẩm]， 1819年－1870年；阮朝明命帝第十子，詩人，字慎明 [ Thận Minh]、仲淵 [ Trọng Uyên ]，號倉山 [ Thương Sơn ]，別號白毫子 [ Bạch Hào Tử ]。詩人， 相傳九歲便能寫詩。他和綏理王阮福綿寊、阮文超、高伯適齊名，作品有《 北行詩集 》[ Bắc Hành Thi Tập ] 、《 倉山詩鈔 》[ Thương Sơn Thi ThoạI ] 等。從善王阮福綿審、綏理王阮福綿寊、寰安郡王阮福綿寶三人，合稱 “ 阮朝三堂 ”。綏，即綏理王 [ Tuy Lý Vương ], 1820年 - 1897年, 之前喚阮福書 [ Nguyễn Phúc Thư ] 後被皇上賜封叫 阮福綿寊 [ Nguyễn Phúc Miên Trinh ] , 字琨璋 [ Khôn Chương ] 、貴仲 [ Quý Trọng ], 號靜科 [ Tĩnh Phố ] 、韋野 [ Vỹ Dã ]; 明命帝第十一子；松雲詩社 [ Tùng VânThơ Xã ] 會員，阮朝最負盛名的詩人之一。譯者注 ）
總言之， 在越中歷史關係裡存有兩種清晰的傾向： 完全抵抗軍事侵略同時也接受中國文化的模式和先例。因為，一、越中兩國山水相連的地理條件；二、在傳統的東亞世界秩序裡， 與中國邦交常常帶有對我國生存的決定性意義；三、中國是東亞文明的中心。 越南別無他路可選，一方面為了自衛，另一方面為了提高國內的文化程度，只能接受和模仿中國文化。在涉及“ 抵抗軍事侵略 ” 的因素時， 可以說，模仿和接受，不管是有或無意識，中國文化的模式也需要建立在越南精神的基石上，那正是八百年來面對中國，維護民族主權，協助越南製造奇蹟的方法。
借用詩人東湖（ Đông Hồ；1906年 - 1969年, 原名林晉伐 [ Lâm Tấn Phác ], 字扎志 [ Trác Chi ], 號東湖、和碧 [ Hòa Bích ] 等; 曾使用不同筆名有水古月 [ Thủy Cổ Nguyệt ]、戴恩庵 [ Đại Ẩn Am ]、二柳先生 [ Nhị Liễu Tiên Sinh ] 等。東湖被譽為教育家、詩人、越語專家和一位熱衷發展越南民族文化者。他是“ 河仙四絕 ” [ Hà Tiên tứ tuyệt ] 文化社員，其他三人為夢雪 [ Mộng Tuyết，也是東湖其妻 ]，呂溪 [ Lư Khê ] 和竹河 [ Trúc Hà ] 。譯者註 ）的詩句，我們可以說在越南精神上接受和攝取中華文化的模式為“ 大越魂、韓詮調 ”（ Hồn Đại Việt giọng Hàn Thuyên, nền móng văn xưa cổ điển；大越魂韓詮調，古典文章基石 ），或“ 宮琴輕奏絲聲，韓詮大越昔魂彷徨 ”（ Cung đàn dìu dặt tiếng tơ, Hàn Thuyên Đại Việt hồn xưa bàng hoàng ） （ 注8 ）。 這與日本人“ 和魂漢才 ”（ Wakon Kansai ，意為在日本的精神上接納中國的知識和技術 ）的政策相似。
兩者不同之處是，正如我們將看到，越南接受和站在中華文化範圍之內， 而日本卻站在中華世界秩序之外。
上述“ 大越魂、韓詮調 ”的文化旅程曾為我們留下什麼的遺產呢 ！ 我們嘗試指出以下的幾個要點：
一、總言之，在十世紀之前， 越人有兩個主要的文化遺產： 漢字文章和字喃文章。 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因時代和因人而言 。 有時是有意識和相當清晰的定義。例如在胡季犛和阮惠時代， 字喃的地位獲評價很高。談及人的方面， 在我國的整個歷史中， 可能阮廌 ( Nguyễn Trãi , 號抑齋 [ Ức Trai ]；1380年至1442 年。藍山起義勝利後獲後黎王賜姓“黎廌”， 後黎朝開國君主黎太祖黎利之策士與摯友，越南著名政治家、儒者及文學家，精通漢文。他輔佐黎利成功脫離明朝統治，使越南再次獨立，後黎朝的主要開國功臣。譯者註 ) 是一位最有意識區分越南和中國文化的人物（ 注9 ）。阮廌也極注重國音 （ 即是字喃。譯者註 ） 文章。
二、有無數的中國文化形象和價值被納入和“入籍 ”在越南文化裡面（ 尤其是漢字文章 ），而且實際上，它也為豐富越南人的文化庫作出貢獻。
三、並非是偶然，而是越南文學諸巨著 (《 翹傳 》[ Truyện Kiều ]、《 二度梅 》[ Nhị Độ Mai ]、《 花仙 》[ Hoa Tiên ]等 ) 均為帶有中國文化色彩和規格的字喃作品（ 即使這些文學作品的價值也常比原漢文作品更為出色，典型的是《 翹傳 》）。
四、在負面上， 越南人的世界觀被限制於儒家世界和以中國為“ 中心 ”的朝貢系統裡。 正因為是此第四點，在面對西方十九世紀的侵略（ 外敵 ），我國的君王、官員和士大夫們仍然等待“ 天朝 ”的幫忙， 而不能意識到那時東亞世界的秩序正出現深刻的轉變，而那時中國也不可找尋應付的辦法來為其本身解危。
為了更客觀地審視越中之間的關係， 我們轉過看看另一個東亞國家日本對中國的傳統態度又如何。
二、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敬畏卻否認中華文化
以面積而論， 日本只大過越南一點。在對中國的關係中，日本與越南的重要區別是地理位置：不像越南那樣靠近中國，日本遠離中國大陸，相隔一條海峽既足以使日本在近代之前可接觸中華文化但又足以免受中國的侵略。 因此， 日中關係從初始接觸至十九世紀的期間只限於文化的領域，而且日本 對中華文化的態度存有兩種相當明顯的傾向：敬畏和否認。
自從接觸中華文化後，日本人對大陸文化常表露出羨慕和敬佩的態度。 與越南的不同， 初期中華文化的元素傳帶入越南是通過中國近一千年北屬同化的政策，不管越南人願意與否。中華文化在大約第六至第七世紀期間傳播至日本，主要是日本人的意願。 日本朝廷那時挑選有才華之人，組成多個派部（ 每派部常有至五百人之多 ）遣往中國學習和接受隋唐時代中國先進的文化。
他們學足各項知識：儒學、佛教、政治體制、刑律、農耕技術和美術等等， 這些人後來返回日本曾為傳播先進的中華文明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唐物 （ karamono，指從唐朝帶回的物品，涵指中國 ）是那時象徵任何優雅、寶貴物品的名詞。
與羨慕中華文化的傾向相反是日本人的民族意識， 出發自對日本的認識：日本是一個後進的小國和處於中華文明範圍之外。 若越南的李常傑為肯定越人的“ 南國 ”的位置，與北方的中國相比，曾寫過《 南國山河 》（ Nam Quốc Sơn Hà ）的詩句，那麼，七世紀初由聖德（ Shôtoku ）太子為日本天皇代筆所撰寫致隋煬帝函中也明確肯定處於中國東邊的日本主權：“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注10 ）傳聞隋煬帝聽讀時大發雷霆天怒， 認為寫信人膽大傲慢，不知上下禮儀之分。 在李常傑的詩句和聖德太子的國書中之區別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李常傑寫詩是為了鼓勵兵士，並非致信予宋皇，而聖德太子在致隋煬帝的函中不但把中國的皇帝稱為“ 天子 ”，還使用同樣的稱謂作日本天皇之稱。根據中國的觀念， 天下之下只有一個“ 獨一無二 ”的天子，那只可能是中國皇帝。 隋煬帝氣怒是因為日本的國書已是有意或無意的不接受這個中華世界秩序的基本概念。 這不同之點，正如我們所見，它來自日本的地理條件：與越南的不同， 日本不遭受中國的軍事壓力，故此不受到中國為中心的這個朝貢體系的束缚。室町幕府（ Muromachi bakufu；1336年-1573年。譯者註 ）第三代将軍足利義満 ( Ashikaga Yoshimitsu ; 1358年-1408年 ) 是日本歷史上惟一接受中國皇帝冊封“ 日本王國 ”的人物，由此在其執政期間日本才被規入中國朝貢的體系中。 由於此，後世的日本史學者批評足利義満，說其行為使日本的國體受辱。
從九世紀末起， 中國各地動盪， 日本停止遣派前往西安的遊學者，代之， 設法改變在幾百年前接納中華文化的元素，將它放置入以適合日本社會和文化的環境。 如上所述， 日本接納中華文化的模式是“ 和魂漢才 ”（ Wakon Kansai ），相傳由菅原道真 （ Sugawara no Michizane；845年-903年。譯者註 ）倡議。 在這時期，以假名（ kana ）寫作的“女流文學 ”極為盛行， 諸多文學作品仍然流行至今，最有代表性的是十一世紀初由紫式部（ Murasaki Shikibu ）女士創作的長篇小說《 源氏物語 》（ Genji monogatari ）。 日本民族意識 的崛起在日式繪畫“ 大和絵 ”（ Yamato-e ）中也體現出來。“ 大和魂 ”（ Yamato-damashii ），即日本精神，的名稱出現卻暗示它區別於中國的精神。
如上所述，日本曾接受和汲取中華文化的諸元素，但總而概之， 日本與中國的朝貢並無關連和並不接受它，或更準確的說， 日本處於中華世界系統之外。此外， 日本也不實行中國的科舉制（ 而且也並不採用宦臣制 ）。結果，日本人即使仿借中華文化的諸元素，但他們有獨立的思維，不一定需要跟隨中國文化模式思想。為說明這點，我們舉一例如下：
首先，我們觀察日本人在日本第一部古史書《 古事記 》（ Kojiki ，成書於公元712年 ）如何使用漢字和假名。 日語在《 古事記 》中結合“ 訓讀 ”（ kundoku ）的讀法和“ 假名 ”( kana ) 的寫法。書中漢字部分是以一種變體的“ 漢文 ”（ kambun ），並以訓讀的方式而讀。訓讀，即是以日音來讀漢字， 不管漢字的讀音是如何和漢字的文句秩序是如何；正如現代英語中的那些源自拉丁語的字詞，例如 i. e. 就讀“ that is ”（ 即是…… ）, 或 e.g. 就讀“ for example ”（ 例如 ）。 若訓讀是不管漢字讀音的一種讀法，相反，書中假名的字詞又是只借用漢字的音來書寫，卻不管漢字的意思如何。 例如， 借用漢字的“安”寫作為日語中“a”韻，“易”為“i”韻，“家”為“ka”韻， 等等。 當然，也絕對不須注意那些漢字的意思。 在漢字中，因為音和義是漢字的靈魂， 若像《 古事記 》中的訓讀和假名，把音（ phonetic ）和義 ( semantic ) 兩個元素分割開，漢語中的漢字就不是漢字的了。 因此，可以說日本人，有意或無意， 在初始就可以“ 化解 ”漢語的兩個元素出來。 在這個訓讀和假名的基礎上， 日語已得到改進和發展至今。 總言之，日本人在借用漢字的行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字，但在使用漢字時，他們的思維不像中國人，不一定需要按照中華文化之路行走。
此外，日本人以“ 敬畏 ”和“ 否認 ”的態度看待中華文化還最清晰的體現在其對中國詩人白樂天和儒學論述的看法。 首先，我們試看白樂天在日本文學的地位。 眾所周知， 白樂天，實名為白居易（ 公元772年-846年 ），是唐朝的一名詩豪。不知為何白樂天在日本的聲譽比李白和杜甫還要高， 後兩者為中國人最至愛之詩人。 歷經幾個世紀後， 任何一個日本人欲想寫漢字詩，首先也需要鑽研白樂天的詩詞，因為對他們而言，白先生是一位“ 漢字詩聖 ”者。
然而，這位中國詩壇上典型詩人在日本有時也遭受拒絕。那是在十四世紀世阿弥（ Zeami; 1363年-1443年。譯者註 ）著名戲目之一《 白樂天 》（ Haku Rakuten ）的能劇 （ 日本獨有的，佩戴面具表演的一種古典歌舞伎。譯者註 ）。 實際上， 白樂天生前從未踏足日本的土地。 但是， 根據這套戲的故事， 一天， 中國皇帝遣派白樂天抵日使日本人親眼看到中國人吟詩作對的愁緒才華。當船泊至日本岸邊後，白先生遇上兩位漁翁。 白樂天擺弄才華作詩，可想不到這兩位日本漁翁中之一人的詩才比白樂天更好。 結局，白樂天在這場作詩比賽中敗名。 那位漁翁原來是 Sumiyoshi-no-kami --- 日本的“詩神”（ uta no kami ）。 白樂天的船隻又被風暴捲回中國， 戲劇到止結束。 上述的戲， 對越南人而言， 聽來好似有點“ 逆耳 ”，因為即使越南堅決反抗中國的軍事侵略至何等程度， 白樂天 （ 也如任何一位中國詩豪或其他文化人物都一樣 ）仍然是受到越南人敬重， 在白樂天大詩人和越南人之間沒有任何的文化衝突。
現在我們再看日本人對儒學“ 敬畏和否認 ”的態度。 德川（ 1600年-1868年 ）政權的創立者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 1543年-1616 年。譯者註 ）曾為鞏固其幕府（ bakufu ）政權而運用朱熹的宋儒學說在統治權術中。由此宋學便成為理論上的正統學派。 但實際上， 在德川時代， 諸多儒家如山鹿素行（ Yamaga Sokô ）和 山崎 闇斎（ Yamazaki Ansai; 1619年–1682年 ) 都否認中國的儒學體系，並認為在仁、智、勇的三方面上， 日本儒學都比中國高超。 就算對於孔子，闇斎所提出的觀點與中國和越南的儒家完全不同。
德川末代期間編撰的《 先哲叢談 》（ Sentetsu sôdan ) ( 原念斎 [ Hara Nensai ] 撰; 1774年-1820年。譯者註 ) 記載闇斎和各門徒對答的一段話如下：
“若現時中國推舉孔子作大將軍和孟子作副將率領幾萬雄兵進攻我國， 以一個追隨孔孟學說之人， 各門生試想我們應該如何對付呢？”
闇斎見門徒一臉傍徨，便自答道 : “若此不幸來之， 我們僅可披甲佩劍，出陣活捉孔孟，為國報功。 此是孔孟所教之道。”（ 注11 ）
相信對於越南的儒家， 當聽聞這段問答時的第一反應是：“ 對各位聖賢又怎可提出如此怪誕的問題呢？ ”。 無疑，闇斎的提問也奇怪，而其回答也令人意料不及和唐突。 要是作為一位“ 儒家 ”，應不受中國儒學世界觀的支配才可說出足以客觀、如此直接和徹底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領導地位也遭到各國學（ Kokugaku ）和蘭學（ Rangaku。即荷蘭學。譯者註 ）徹底的否認。 本居宣長（ Motoori Norinaga； 1730年-1801年 ）和國學派的各學者均為漢學研究的先行者，但後來他們皆主張徹底擯棄“ 中華頭腦 ”（ karagokoro ）中束缚的條框和人造的儒學 ，偏離和過分的“ 天命說 ”。（ 注12 ）根據宣長， 在中華文明進入日本之前， 日本人的心靈純樸和正直，從日本人第一部詩集《 萬葉集 》（ 公元760年編蒐）的詩歌中灼然可見。 國學派曾為復活日本人十九世紀的民族精神作出重大的貢獻。
十八世紀通過荷蘭語的書籍研究西方科技的蘭學派為拒絕獨尊中華文化地位的事業也貢獻不少。醫學是蘭學學者中最顯著研究之一門。1711年， 當蘭學派的兩名學者杉田玄白（ Sugita Gempaku； 1733年-1817年 ）和前野良沢（ Maeno Ryôtaku ；1723年-1803年 ）觀摩監犯屍體解剖後，認為所觀察到的完全符合荷蘭文《 解剖表 》（ Tabulae Anatomicae ）著作所述的一樣。 （ 注13 ）從此， 他們覺察到以前引進入日本的中國醫學學說完全錯誤。 此書的譯本題為《 解體新書 》，完成於1774年。 杉田的研究和翻譯影響是超越醫學界， 它預報在日本人的日常思想和學術上中國文化的領導地位告終的時刻已開始。
由於各學派儒學、國學和蘭學對獨尊中國文化的挑戰， 日本已備有必需的思想應付西方人來臨和認識其意義，同時也認識到之後為何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又被英國打敗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十九世紀中葉當美國艦隊來到要求日本打開門戶時，日本人卻作出了及時的反應。
全文完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月20日
註釋：
1、吉川幸次郎，《 日本：中國的鄰邦 》( Chugoku no rinjin toshite no Nihon )，in 《 隨筆集 》（ Zuihitsu shu ），東京，1957年，第62頁。
2、現代漢譯越版本由作者譯。
3、例如， 戰勝元蒙侵略軍後， 在接見兩名北來使者馬合（ Mã Hợp ）和喬元朗（ Kiều Nguyên Lãng ）時，陳仁宗的文筆也極為懷柔：“ 上國恩深情易感， 小邦俗薄禮多淡 ”（ Thượng quốc ân thâm tình dị cảm, Tiểu bang tục bạc lễ đa tàm ）。《 李陳詩文 》（ Thơ Văn Lý Trần ），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 (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988年，第二集上卷，第478-479頁。
4、陳國旺 （ Trần Quốc Vượng ），《 傳統、文化融合、革新：越南文化模式的演變 》（ Tranditions, Acculturation，Renovation：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Vietnamese Culture ）， in （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 和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學院 [ Th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主編《 第九至十四世紀之東南亞 》（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出版社，1988年，第278頁。
5、《 答北人問安南風俗 》（ Đáp Bắc Nhân Vấn An Nam Phong Tục ），in《 李陳詩文 》（ Thơ Văn Lý Trần ），第三集，第245-246頁。越譯詩句由作者譯。
6、阮奎（ Nguyễn Khuê ）， 《 字喃的基本問題 》（ Những Vấn Đề Căn Bản Của Chữ Nôm ），胡志明市綜合大學語文科 （ Khoa Ngữ Văn, Trường Đại Học Tổng Hợp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1987年-1988年，第5頁。
7、陶維英 （ Đào Duy Anh ）,《 字喃：根源、構造、演變 》（ Chữ Nôm - Nguồn Gốc, Cấu Tạo, Diễn Biến ），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957年， 第59頁。阮奎，同上，第29頁。
8、在上述的詩句中，東湖曾使用“ 韓詮調 ”（ giọng Hàn Thuyên ）泛指越南傳統國文精神的表象。 在撰寫詩人東湖的《 大越魂、韓詮調 》的文章裡 （《 文章十事 》[ Mười Câu Chuyện Văn Chương ]，美國， 文藝出版社 [ NXB Văn Nghệ ]，1986年）中， 阮憲黎（ Nguyễn Hiến Lê ）先生只重寫那六個字，而不為“ 大越魂、韓詮調 ” 作如何解釋。
9、“ 惟我大粵之國，實為文獻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 阮廌，《 平吳大誥 》[ Bình Ngô Đại Cáo ]）
10、 《 倭人傳 》，《 隋書 》，引自柴田稔（ Shibata Minoru ）與他人合編 《 日本史 》（ Nihonshi ），東京，文英堂（ Bun eido ）, 1982年，第51頁。
11、 引自福澤諭吉（ Fukuzawa Yukichi ），《 時事小言 》（ Jiji shôgen ），《 福澤 諭吉全集 》（ Fukuzawa Yukichi zenshu ）, 東京， 岩波書店 （Iwanami Shoten ）, 1958年，卷五，第211頁。
12、 根據天命論（ Mandate of Heaven ），天子領授天命統治天下。 若執政者使天不悅，民眾可推翻朝廷。 人們相信通過天災如洪水、地震、農物失收等等天將會預告民眾知執政者已失去其天命。
13、 原書由德國人約翰-庫姆斯（ Johan A. Kulmus。1689年-1745年，解剖學家。《 解剖新著 》譯者註 ）撰寫，由荷蘭人翻譯並於1734年出版。
2021年1月3日 星期日
越共民族政策歷史：革命歷程中之民族性質問題
原文是永昇（ Vĩnh Sính ）教授發表於1992年第2期《 歷史研究 》（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雜誌上的文章。該文較長，我們重新編輯和翻譯有關聯這主題的內容，小標題是編者自撰。
永昇（ 1944年至2014年 ）先生曾是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 的榮譽教授，對日本思想史、日本與各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日越方面有顯著成果的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古田元夫（ Furuta Motoo ) 的日文書題原為 《 ベトナムにおけるドイモイ路線の形成と展開過程 》。此書作者主要根據十五年之久所研究的成果，匯成為東京大學1990年的博士論文。作者使用極豐富、未曾公開出版的越南文件和資料，包括各種語種如越南、日、英、法和漢等；議題也涉及諸學科如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的範疇。
哪一個越南？
在導言部分，首先作者清晰地講述關於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作者認為，一種普遍對越南歷史的認定是，就在法屬時期前，越南人的民族性已相當清晰的形成，法國殖民者的統治機器並不可改變越南民族的特質，正如其他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各國的殖民政策的場合一樣，而主要的原因使越南共產黨人獲取成功是因為他們懂得屈身，適從越南強烈的民族主義。對於作者，這種觀點已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雖然十九世紀的文人，正如二十世紀初的愛國者一樣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是 “
復興越南 ”， 但對於他們，“ 越南 ” 這個名詞不擁有相同的內容。例如，潘佩珠（ Phan
Bội Châu ），與胡志明一樣，皆想解放 “ 越南 ”，但 “
對於潘佩珠，越南是狹義上所指的國家，只包括京人 （ người
Kinh。此稱謂與以下所使用的 “ 京族、越人 ” 具相同意思。譯者註 ） ”，
與此同時，從1941年起，阮愛國和其他越南共產黨人認為 “
越南是一個包括多個民族的國家，即是京族與其他民族......”。 ( 第9頁 )
按作者所述，儘管京族（ 在越南，目前京族佔總人口的90%
）曾是各政治運動的帶頭人，但不應因此而忽視其他民族的重要角色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作者解釋，由京族領導抗法和抗美的各次政治運動，但在其他民族居住區也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
例如，抗法時期的越北戰區 〈 chiến khu Việt Bắc 〉，抗美時期的邦美屬 〈 Ban Mê
Thuột 〉和中部高原地區〈 Cao nguyên Trung bộ 〉 以及1975年後的柬埔寨 ），
因此，一開始運動需要面對的任務是京族和其他民族要結合起來 ( 第10頁 ）。換言之，
按作者的評價，在越南現代歷史中，共產黨人的主要角色不是在於他們已經連結，屈身遵隨一種
“ 固定模式的民族主義 ”， 而正是在於他們在革命歷程中曾努力改變民族主義的性質。”
（ 第9和10頁
）因此，作者研究的對象是考察越南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體現在越南人對民族性質認定的改變。作者認為，稱謂
“ 越南共產黨人 ” 並非是沒有問題， 然而，需要尋求在他們黨的 “
歷史進程中，共產黨人如何認定越南人的性質 ” 以及 “
考察關於認定京人的民族性質的改變也是應當的。” ( 第15頁 )
在導言的後半部分，作者論述 “ 南國意識 ”（ ý thức Nam quốc ）---
越南人的傳統國家意識，及其1920年代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初始的民族主義的特徵。北屬時期後，“
在中國邊界之南的人獲取了獨立，曾以 “ 南國 ” 稱呼其國家，與有別於北國，即中國。”
（ 第46頁 ）在 “ 南國意識 ” 的根基上，越南是屬於 “ 中華文明 ” 區的一個國家，
但它有領土、文化、歷史及各朝代的君王，有別於中國。
在中華世界觀的標準下建國的進程中，越南人開始自視為 “ 文明人 ”，自稱為 “ 京人 ”（
người Kinh, 文明京都的人 ）， 有別於周圍其他未曾開化的 “ 蠻夷 ”
民族。越南人的立國神話也反映這種 “ 南國意識 ”。 “ 龍子仙孫 ” （ con Rồng cháu
Tiên
）的神話一方面提及越南與中國的始祖皇帝血緣上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強調在平原與山區的越南人皆來自共同的族源，此是東南亞多元民族性質的象徵。（
第51-52頁 ） 從十五世紀末至十八世紀的 “ 南進 ”（ Nam tiến
）已逐步開拓了越南的領土，從中部沿海平原地區至湄江三角洲平原。 作者認為， 通過 “
南進 ”
的進程，越南社會日趨變得多元化，越南與東南亞其他鄰近國家之間的關係愈帶有重要的意義和西部山林地區的戰略地位日趨變得重要。為了管治一片從北至南狹長的領土，客觀條件迫使越南執政者那時需要設立新的秩序，以致越南的環境適應印度支那和東南亞世界的框架。然而，阮朝的政策仍固然視中國為金科玉律，視越南為東南亞的一個
“ 小中華 ” （ tiểu Trung Hoa ）。 此政策有極大的限制， “
因為與其他鄰近國家相比，尤其是暹羅（ 泰國 ），越南沒有壓倒性的潛力。” （ 第61頁
）此外，“ 南國意識 ”
只有把越南人分別看待和隔離鄰近的其他民族，而不可把其他民族共同連合起來。” （
第62頁 ）由此，
作者結論，在法屬之前，越南的領土還未可全面的統一，而且還未清晰的認識越南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的位置所在。
法國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將越南從東亞傳統中脫離出去，將越南與寮國、柬埔寨放置在印度支那聯邦的框架中。
這種情勢使意圖恢復國家獨立的越南人須面對以下三個問題：
1、越南在新的世界中的位置；2、與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相比，越南人的民族性質；3、是以同胞的身份，而不是皇帝隸屬下臣、民的身份，提高人民之間的團結。作者認為，雖然
“ 南國意識 ”
是一個寶貴的遺產，但不可能協助越南人在新的客觀形勢中適合地解答前述的問題。因此，即使在二十世紀初約有的二十年中，爭取獨立的越南人曾具有較廣闊的眼光，從東亞世界展拓至全球各地，可是實際上，他們仍然受
“ 南國意識 ”
的影響，並有強調越南人與其他鄰近民族的差別的趨向。他們的越南國民的觀念只包括京人，即純粹的越人。他們所使用
“ 龍子仙孫 ”
的概念，一方面體現越人之間的團結和統一，另一方面是為了強調越人，是一個 “ 高貴 ”
的種族，不可滅亡和將登上 “ 文明 ” 的台階。( 第78頁 )
在印度支那殖民的官僚和教育系統中，與寮國和柬埔寨的一樣，法國人在越南主要使用越南人擔任行政機器的管理人員。作者認為，越南人對印度支那這名詞的理解有兩個不同之意。有人視印度支那為越南所影響到的範圍，有人則使用印度支那作為基礎來批判有害處的越南傳統。然而，按作者所說，這兩個立場均有一個共同點：當提及印度支那，兩者似乎皆不注及柬埔寨人、寮人和在此半島上生活的其他民族。
總言之，至1920年， 在殖民者統治的政策下， 越南民族主義的地位和性質基於 “
南國意識 ”
上，日趨強化並幾乎無人討論京族與在越南的其他民族，或與寮人、柬埔寨人之間的連結的問題。
在有系統的論述在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前越南的歷史背景後，繼後的四個部分，作者先後分析從1920年至1989年各階段越南共產黨人對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的民族政策。
國際 第一部分論及1925年至1939年的年代，作者稱此階段為 “ 國際主義 ”
時期。進入1920年代末，“ 世界革命 ”
成為越南激進青年的共同口號，而且此時共產主義運動也正在越南出現。從民族主義出發，在尋找救國之路的過程中，阮愛國遇到並吸收了列寧的國際主義。由阮愛國創立於1925年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的組織，據作者認為，它 “
基本的性質是結合了越南的激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 ” 。（ 第113頁 ）換言之，
阮愛國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注重民族的因素及 “ 革命運動中的越南人性質 ” 。（
第116頁 ）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基礎上， 1930年2月， 阮愛國成立帶有越南人 “
民族性質 ” 的共產黨 --- 越南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與此同時，
一些激進的年輕同志，由於受到理想化的國際主義思想影響，曾批判越南人的民族主義定位，並主張須要與印度支那半島上全體其他各民族聯合起來，實行共同抗法的目標。1930年10月，根據國際共產的指示，越南共產黨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ông Dương ），一個帶有明顯傾向的 “ 區域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khu vực，目標是為團結印度支那上的柬埔寨人、寮人及其他民族共同反抗法國殖民者。（
第127-133頁
）雖然共產國際在此已擔任重要的角色，為它改名叫印度支那共產黨，據作者的判斷，由於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誕生，與此同時越南人也在這個歷程中重新主動地認識印度支那。（
第133頁
）在1930年代裡，印度支那共產黨呼籲成立印度支那蘇維埃聯邦，在印度支那上的每個民族均有其自決權。然而，作者指出，印度支那共產黨是過於樂觀，預言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將很容易地戰勝各個民族的不同性質 ”。（ 第111頁
）作者指出，在此時期，組織原則上的兩個弱點：首先，在印度支那上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民族
--- 越南人在 “ 印度支那革命 ” 的全體結構中沒有合適的位置。例如，“ 龍子仙孫 ”
這個詞組被禁止使用，但卻沒有任何可以補充的表象代之，可達到越南人之間大團結的目標。此外，
使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匯合的機會極之有限，並不能超越固有的殖民政策的框架外。
最終，除了在越北 --- 一些具有知識的岱依族人 （ người
Tày。越南最大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集中在越中邊境地區，與越南儂族、中國壯族是同源的民族。譯者註
）通過殖民教育系統有機會與越人接觸的場合之外，在此階段在其他的民族地區裡，沒有任何相當的政治基礎。(
第140頁 ) 民族 在第二部分裡， 作者分析在1939年-1945年期間稱為 “ 爭取民族獨立 ”
的民族政策。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印度支那的形勢轉向一個新的階段。
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及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後，殖民政權遭到猛烈的衝擊。越南共產黨人認識到此是爭取獨立的有利機會。關於民族問題的全體情況獲重新總結，越南獨立同盟（
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 簡稱 “ 越盟 ” Việt Minh
）於1941年5月創立，目標是為成立未來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而備。“ 民族 ”
革命的觀點獲重新評估，然而越南此名詞不再包涵這個國家中正如1920年代那時只有京人的含意，而是
“ 由多個生活在越南領土上的多元民族所組成的國家 ”。“ 龍子仙孫 ”
的表象獲重新使用，但這次越南共產黨人更注意此傳說中的次要傾向裡的東南亞因素（
強調生活在平原的人民正如山區的人民均有共同的淵源 ）。 根據作者的判斷， “
通過解釋，龍子仙孫這句成為一個多民族的越南 “ 同胞 ”（ đồng bào
）之間大團結的表象。（ 第224-225頁 ）
印度支那革命的一個新模式，從那時形成一直維持至今。以此模式，印度支那是三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聯盟；每國是具有多民族的國家，以及每個民族是其所處於國家中的一個民族組成部分。
在1945年八月革命的歷程中誕生出越南民主共和國。
在越北，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是越盟陣線的一個牢固的戰區。西北區的岱依族人也曾響應八月革命的呼籲，組織運動。
從這個經驗中，“ 越南共產黨人意識到各少數民族是新的越南國家中不可缺少的族群 ” （
第213頁 ）此外，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寮國和柬埔寨，開始出現具全國規模的各個政治運動。通過他們（
指越共。譯者註 ） 在泰國的組織，越南共產黨人曾與這些運動接觸。( 第298-310頁 )
在邊緣 第二部分的研究對象是1945年至1954年的階段，而作者稱為 “ 輝煌的捍衛獨立時期
” thời kỳ bảo vêđ độc lập huy hoàng。 二次大戰後，
各國殖民地普遍爆發了民族獨立運動。在越南的爭取獨立、抗法戰爭是這個世界趨勢的典範。
通過抗法戰爭，越南共產黨人的 “ 印度支那革命 ”（ cách mạng Đông Dương
）模式獲系統性地擴展。 “ 越南國民 ”（ quốc dân Việt Nam ）
模式的出現，體現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過程中， 也是印度支那形勢改變的主要因素：“
越南國民
”是核心，而且也是所有人意想抗法、爭取獨立的公約數。另一方面，法國殖民者設法聯合印度支那的其他民族，主張法國是這些弱小民族的
“ 保護 ”者，抵抗 “ 安南帝國主義 ”（ chủ nghĩa đế quốc An Nam ）。
根據作者的分析，
越南共產黨人會隨其對所認識的國際形勢變化而改變其民族政策。從1945年至1947年，依據所認識的世界形勢處於
“ 獨立和民主的發展階段 ”
和視抗法鬥爭為那個趨勢的典型，越南共產黨人主張對各民族只是 “ 對上層的統一戰線 ”
的政策。（ 第312頁 ） 在越南，他們強調不分族源的民族成分的團結和統一；
努力爭取各少數民族上層階級支持。 在印度支那的範圍上，他們以 “ 戰友 ”
的方式，團結柬埔寨和寮國的抗法者， 並以幫助這兩國的上層人士保持 Issarak
高棉運動和 Issara 寮國運動 (
在柬埔寨和寮國的爭取獨立運動，後分裂為諸黨派，包括親共和反共等。譯者註 )
的領導地位，設立他們為群眾擁護的政治實體比促成組織群眾的事務更為重要。
1948年是越南共產黨人對世界形勢認識的一個轉折點。贊成共產國際情報局（Cominform )
的觀點：世界各國已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 越南共產黨人開始接受將 “ 人民民主革命 ”
（ cách mạng dân chủ nhân dân ） 的模式放入“ 印度支那革命 ” Cách mạng Đông Dương
中，並實行對各民族 “ 發揮從下至上 ” 的主張。（ 第322-323頁；第380-388頁 ）
在少數民族地區， 不再團結上層人士，京族幹部從而直接動員每個民族的群眾。
在此期間， 黨員的人數日趨增加，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越南性質日趨加強。
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越南共產黨人正式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是 “
民主陣營 ” 的一部分；在（1951年12月
）舉辦的第二屆黨大會中，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勞動黨，並正式宣布跟隨 “
中國模式 ” 的公開活動。 （ 第336-338頁 ）越南勞動黨，據作者所說，
不再如印度支那共產黨，是那時的一個 “ 區域共產黨 ”， 而是一個 “ 國民 ”
的共產黨，因為黨員只限制於擁有越南國籍的人而已。
環視整個印度支那的範圍，在1947年自由泰國政府（ Chính phủ Thái Tự do
）崩解後，越南成為援助 Issarak 高棉運動和 Issara
寮國運動的唯一來源國。越南共產黨人加強協助這些運動，建設具有牢固的抗法和以黨員為核心的力量的組織。在第二屆印度支那共產黨大會中，柬埔寨和寮國共產黨人
獲指導、訓練，正式成立其獨立的共產黨。 “
進入1953年，越南共產黨人的一致性政策被中斷，當他們對世界形勢有新的看法。”
與東、西方之間的緊張狀況減退的同時， 他們想設法停止戰爭，清晰地確定越南是 “
民主陣營 ” 的一部分， 避免使美國直接干涉和延長戰爭的狀況出現。在此過程中，
越南共產黨人 “ 深刻意識到越南站在社會主義陣營邊緣的位置 ”。（ 第344頁 ）
作為那時國際政治搏鬥場上的一個小國，在日內瓦會議上，“
越南難以不能不接受以十七度緯線作為分割越南的界線， 正也如難以可保持原來的 ”
印度支那革命 “
的立場，因此越南共產黨人曾需接受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法，不承認柬埔寨和寮國的抗戰政府的協議
”。( 第 475-491頁 ) 在越南， 他們實行強調單方面的階級鬥爭方式的土地改革，
一個與統一的民族陣線政策不一致的主張，並在平原地區及其在少數民族地區皆引起極大的不穩定狀況。(
第342-345頁 ) 再朝向東南亞 第四部分談及從1954年至1989年的階段。
若以越南共產黨人對越南在世界上的位置為準，那麼此階段，根據作者，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從1954年至1960年年代，他們視越南為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緣，對統一祖國的鬥爭限於越南南方的框架中，避免刺激美國大規模的軍事干涉，那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
“ 中心 ” --- 蘇聯和中國所意想避免之事。第二期， 從1960年年中至1978年，
通過全面的抗美戰爭，他們視越南戰爭為全世界範圍內兩種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衝突的 “
焦點 ”。作者認為，此時的涵義，越南不再是 “ 邊緣 ” 的了。 在第三期， 從1970年年代
--- 在越南軍隊進入柬埔寨之後 --- 至1989年， 在世界 “ 國際化 ” 的趨勢中，
越南共產黨人設法確定越南的位置處於東南亞各國的框架中。
觀其民族政策，在此階段的初始時，
推行各民族平等的原則，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設立在西北地區。在此第二階段裡，
當戰爭日趨升級時，為加強戰鬥力和全國動員，越南共產黨人鼓勵全體國民團結，減少自治區的角色，並強調京族在各民族統一性中的核心角色。
在北方， 推行調查確認民族身份的工作，政府正式承認在越南國民中有59個民族 （
目前所公佈的數目為54個 ）。因為越南共產黨人認為，中國是 “ 兄弟國家
”，因此那時在北方的華人獲享有如越南公民的一切權利，即使他們大部分人仍然保持中國國籍。（
“ 北越華人保持中國國籍 ”
的說法，與譯者所了解的實況不一樣。據知，實際上，自1960年起，北越華僑幾乎成為中共的“
棄兒 ”，交由越南 “ 管理 ”。例如，雙方曾 “ 默契
”，表面上只承認居於河內、海防和南定三大城市的華人保留為 “ 華僑
”，其他地區如廣寧省等地則劃入越南的少數民族之一的 “ 華族 ”。譯者註 ）“
統一後南、北方政策一體化，越中兩國關係惡化的狀況曾使大量的華人在1978-79年離開越南，前往外國。”
( 第492頁 ） 在揮軍進入柬埔寨之後，
越南被國際社會孤立；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設法實施改革經濟，動用國內最大的資源，解決日趨累積的困難。據作者的評價，使人們值得關注的1980年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不是因為根本路線的改變，而是（
上級 ）允許各地方自行找尋創見。作者解釋說，從1979年越南改變的背後，是 “
清楚地看到人民的趨勢：若社會經濟系統不合理，那麼他們將實現在黨和政府允許下，但卻在系統之外為生活創富的原則。”
而且各地方的活動有極大的意義，因為這些活動與群眾所期望的走勢緊緊關聯。這走勢，據作者所說，
導致了越南共產黨決定在第六屆黨大會上實施 “ 改革 ” 政策。 ( 第527-539頁 )
觀其印度支那政策，在此初始的階段，越南共產黨人對寮國和柬埔寨實現以日內瓦協議的框架中的政策，並努力改善與寮王國和柬埔寨王國的政府關係。
他們維持與該兩國革命者的聯繫以及希望這些人將在該兩國政府的框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433頁、第594-597頁 ） 過了第二階段，戰爭蔓延至寮國和柬埔寨，在 “
印度支那共同戰場 ” （ Đông Dương cùng một chiến trường
）的形勢中，越南積極援助柬埔寨和寮國的革命運動，推動 “
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戰鬥情誼 ”。 ( 第597-601頁 )
1975年後，對印度支那同盟持極大的疑問，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黨派以清除反對派及閉門鎖國的方法消除
“ 印度支那性質 ”。（ 第493頁
）這種政策導致了在柬埔寨發生大屠殺和與越南衝突。當越南在1978-79年旱季直接揮軍進入柬埔寨後，波爾布特政權便崩潰。
在第三階段中， 為支持新建立的金邊政權，越南共產黨人初始時主張 “
印度支那三國戰略同盟 ”
的政策。之後，因看到金邊政權已可站穩及意識到越南援助可能性的限制，
他們開始設法改善越南在國際的地位，呼籲保持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613頁
）根據作者，此是在歷史中的第一次，越南人想將自已放置在東南亞的框架中，結果是，在長久的歷程裡，創造出在與鄰國關係的一個新的越南性質。
以上是我們只概括古田元夫教授研究工程的諸個主要內容。實際上，不管是在資料或分析方式和評價的方面上，此著作的內容極為豐富。讀者不必同意作者的各種意見和解釋，但他的嚴謹研究和客觀的態度確實值得讚揚。古田元夫教授的著作不是枯操的學術寫作；通過這個巨大研究工程的每頁紙，從頭至尾閱讀，讀者也會領受到作者對曾經或正在越南土地上生活的人的特殊感情。為使國內外的學者可以有一場裨益和有趣的對話，
我們希望未來的一天，古田元夫教授的研究，也正如 “ 越南學
”的其他日本學者所具有價值的研究一樣，將可更多地介紹給越南讀者。 嶺南遺民譯
2016年3月2日
越盟的掌權由何來 ？
作者：團春祿 （ Đoàn Xuân Lộc ）
2015年8月19日，寫於英國
圖1、1945年河內市立大戲院廣場的一次集會
1945年 的“ 八月革命 ” 仍然是引起諸多爭論、辯解的議題，人們對這事件在各個情節上有完全相反的多種解讀和評價。
所爭論的一點是，那時引致越盟掌權的 “ 革命 ” 成功的性質和原因是什麼？
越南的領導層、官員與歷史學者、主流媒體常常宣傳那是一場 “ 奪取政權的總起義 ”，有 “ 充分的準備 ”，“ 在全國範圍上同步進行 ” 並已 “ 極其成功 ”，將越南帶 “入新的紀元，獨立、自由和社會主義的紀元 ”。
他們還認為，這場革命的勝利 “ 是將馬列主義創造性地運用在越南革命中，配合在具體歷史的環境的勝利，那是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產黨正確和充滿創造性的革命路線的勝利 ”。
相反，有另一種意見認為，沒有任何由共產黨領導的力量 --- 越盟 “ 掠奪 ” 或 “ 奪取政權 ” 之事，而且更沒有什麼他們需要 “ 攻打 ” 而 “ 奪取政權 ” 之事，因為在那時，有一個 “ 權力真空 ” 的時段，而越盟曾及時地出現，填補了該空隙。
因此，實際上那場 “ 起義 ” 或 “ 八月革命 ”是什麼呢 ? 以及什麼原因使越盟那時可以上台掌權和建立 “ 越南民主共和國 ” 呢？
權力真空
圖2、1941年9月日軍入侵印度支那
其實在 “ 八月革命 ” 之後不久曾有 “ 一些人 ” 指出，共產黨或越盟的人並非有什麼戰鬥來 “ 奪取政權 ”，而只是因幸運才 “ 掠取得政權 ”。由此，在紀念 “ 八月革命 ” 一週年時，時任印度支那共產黨總書記的長征 ( Trường Chinh ) 在其《 八月革命 》一書中指控 “ 一些人 ” 並駁斥那論調。
儘管長征先生公開駁斥，然而，根據那時所發生的事件及人證、其他的確實史料，學者，尤其是外國的研究界皆定論認為共產黨人可以輕易地掌握政權或 “ 八月革命 ” 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是因為在1945年八月的中和末期出現了權力真空。
8月14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佔領越南的日軍力量，也如獲日本保護的陳仲金（ Trần Trọng Kim ）政府已衰退，難以再存在下去。與此同時，直至九月初，同盟軍才抵越，接受日本降械。
正如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在其1983年出版的《 越南：演變中的國家 》（ Vietnam: Nation in Evolution ）書中指出，僅在兩週內，即從8月14日至8月28日，當保大皇退位，北、中部幾乎已完全跌入越盟的手中並只有在南部，共產黨人被迫還需與其他力量、團體的人共同掌權。
據這位學者所說，此是一次政權迅速轉變，幾乎無流血的行動。
根據法國研究學者皮得爾-羅薩（ Pierre Roussett ）1978年所著的《 越南的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Communisme et nationalisme vietnamien ），其實，更準確的說，越盟是獲由（形勢）帶來權力，而不是奪取政權。
另一位對 “ 八月革命 ” 有深刻和完整研究的史丹-通尼森（ Stein Tonnesson ) 也認為，越盟可以輕易地掌握政權，不須作任何的流血，因為在越南那時出現權力真空。
史丹-通尼森在其1991年發表的《 1945年越南革命：在世界與戰爭中的羅斯福、胡志明和戴高樂 》（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o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 ）一書中認為， 共產黨領導人從未想到其任務如此的輕鬆和簡單。各個事情發生得很快，與其所預計和準備的不一樣。
他強調說，人們常認為 “ 八月革命 ” 是因為有胡志明的完美戰略以及越盟已建立了人民軍隊。可是，實際上，解放軍和越盟的領導在這場革命中只有微少的作用。
例如，據史丹-通尼森所述，武元甲先生曾組織軍隊，準備攻打日軍，並相信他也曾期望在造就歷史的勝利後便可由自己帶兵向河內進軍。但是，河內的當地革命力量已佔領了一週後，武的第一批士兵才進入河內。
此外，在青年人揮舞越盟旗幟奪取政權的那兩週內，沒看到任何一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出現。
史丹-通尼森也指出，越南並非是唯一的在日本降首時，為奪取國家權力而沒有發生武力衝突的地方。 在印度尼西亞，當日本向同盟軍投降後不久，蘇加諾和哈塔（ Hatta, 即穆罕默德-哈塔， Mohammad Hatta，印尼爭取獨立活動家和政治家，生於1902-8-2日，率於1980-3-24日。 印尼人稱他為 “ Bung Hatta ", 即哈達同志。譯者註 ）曾與日軍司令員談判。這兩位領導人同坐一架日機飛返雅加達，並在8月17日宣布獨立，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 比在河內的崛起事件還早兩日。
史丹-通尼森指出，或許為了駁斥有意見認為越南只是幸運地 “ 掠取政權 ” 而不有任何的戰鬥，長征先生在其1946年出版的《 八月革命 》（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和1945年9月12日在《 解放旗幟 》（ Cờ Giải Phóng ）所發表的文章《 革命或政變 》（ Cách Mạng Hay Đảo Chính ）曾強調說在八月起義中，人們在許多地方已流下血。
此論調極之教條，長征立論：一場革命必須要流血犧牲，他也為八月起義沒有更多的暴力行動而感到惋惜。
史丹-通尼森還指出，在某種程度上，為了補償起義中不足的流血，革命力量在其後曾殺害一些 “ 叛徒 ”。他引述大衛-馬爾（ David Marr ）1997年出版的《 1945年越南：追求權力 》（ Vietnam 1945: The Quest for Power ）書中所說，預測那時1945年的八月末和九月初，被捕的人，有幾千人被稱 “ 革命的敵人 ” 遭殺害或死亡。
渴望獨立
然而也有諸其他因素促使起義或八月革命進展迅速，不流血及其使越盟那時可容易掌權。
威廉-杜克爾在1981年出版、1996年再版《 越南共產黨人走上權力之路 》（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中確認, 任何一場革命都帶有時機的因素，而且時機越成熟，革命就越容易獲迅速成功，八月革命並非是例外。
除了 “ 權力真空 ” 之外，威廉-杜克爾指出了諸個其他的因素和有利條件，促使那時在越南爆發了一場起義或革命，以及越盟曾懂得利用這些因素和條件。
威廉-杜克爾和其他學者所提及的因素和條件，還有當年在北、中部各省發生的飢餓和舊政權（從中央至地方，從農村至城市）的癱瘓及迅速崩解。
據史丹-通尼森指出，越盟在1945年以及後來所宣傳的飢餓人數是二百萬，但他認為此數字已是誇大，他推測的死亡人數約五十萬至一百萬。然而他仍認為飢餓是一場災難並造成極大的政治作用。
舉例，它使民眾產生仇恨、憤怒（ 對日本的統治政策或陳仲金政府的無能），感到絕望及尋求必要的改變。此正是造成爆發八月革命並迅速取得成功的基礎。
那時所發生集體群眾的攻擊、搶奪米倉的行動也訓練民眾在上街遊行時懂得自行組織和互相配合（例如，要求保大皇退位或成立由越盟領導的新政府）。
諸學者均指出的一細節是，在河內、順化及其他越南大城市中的兩週內，曾有多次萬人的上街遊行，甚至是幾十萬人，他們是社會上的各界人士，以及這些遊行為八月革命的成功有重大的貢獻。
那時如此人數眾多的集會可輕易地發生，是因為陳仲金政府在約四個多月（ 從4月17日至8月25日 ）執政中曾推行自由言論的政策，鼓勵民眾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據通尼森所說，那是在二十世紀裡越南人民獲得幾乎是完全的自由言論的唯一一個時期。
武寓招（ Vũ Ngự Chiêu ）在1986年《 亞洲研究期刊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所發表的《1945年越南革命的另一面：越南帝國 （1945年三月至八月）》（ The Other Side of the 1945 Vietnamese Revolution: The Empire of Viet-Nam， March-August 1945 ）文章中認為，鼓勵公眾參加政治是陳仲金政府（為八月革命）的有所貢獻，是值得關注的一節。
可以說，不僅是在二十世紀，而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來，越南人民仍還未獲有如在陳仲金政府時期的自由言論、集會、遊行的權利。
另一個重要的，若不說是決定性的話，促使八月起義爆發和迅速獲成功的因素是越南人民渴望獨立、民主和自由。
總言之，（ 為了終止帝國主義殖民的統治、結束封建制度的統治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與共和的新國家 ）那時促成進行一場越南革命的各個條件已成熟。
根據威廉-杜克爾， 在其他殖民地的社會裡，那些具有民族主義傾向、非共人士是站起來填補權力真空的力量，同時他們也利用那時成熟的條件來掌權。但在越南，部分的是因政見分歧，部分的是因缺乏清晰的路線，那時各非共的民族主義者的派別和力量則不可掌權。
然而，越南共產黨人或越盟獲得那時社會各階層的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是他們懂得製造開放、進步的形象。 這也說明為何他們，而不是其他力量當時可掌握政權的原因之一。
獲諸多人擁護
圖3、保大皇
皮德-尼維（ Peter Neville ）在2007年出版的《 英國在越南：1945年6月，災難之前奏 》（ Britain in Vietnam - Prelude to Disaster, 1945-6 ）書中認為，1945年八月事件中的中心人物是保大皇帝。據他所說， 保大的退位已讓路給一些人，包括各其他黨派和階層人士建立 “ 民主與共和的越南 ”。他也認為，若保大不退位的話，越盟根本不能上台。
難以對上述的觀點作評價。但可以說，保大皇願意退位，為了在那個歷史時刻的國家和民族的 “ 大團結 ” 而 “ 願意犧牲個人的一切權利 ”，並願意擔任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最高顧問，也說明他支持越盟和由越盟領導的臨時政府。
當時諸多不同政治路線的黨派，或甚至有非黨派人士都加入由越盟領導的臨時政府，也說明各黨派和知識界均支持越盟。
臨時政府的一名成員叫阮猛河（ Nguyễn Mạnh Hà ），天主教徒，擔任經濟部長。據皮德-尼維，胡志明推舉他任此職，是意想獲得天主教徒的支持。 那時在北方，約有一百萬的天主教徒（ 佔當時全國人口的約10% ）。 這位作者告訴我們，1945年9月2日在巴亭廣場（ Quảng trường Ba Đình ）聚集聆聽胡志明先生宣讀 “ 獨立宣言 ” 的人群中也有甚多的天主教徒。
1995年出版的《 越南歷史論文集 》（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 ）,大衛-馬爾（ David Marr ) 撰寫的一篇《 胡志明的獨立宣言》（ Hồ Chí Minh’s Independece Declaration ）還指出，1945年9月2日是週日，也是越南天主教聖經會的 “ 讀經禮拜日 ”，因此在河內的各大教堂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參加禮拜。
禮拜完畢，為表示支持新政府，各教堂的神父率領教徒步往巴亭廣場，聆聽胡志明主席宣讀 “ 獨立宣言 ”。
圖4、1946年3月6日，胡志明在巴黎簽署《法越初步協議》（法文：Accord Ho-Sainteny），即法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是在法蘭西帝國中的一個自由政體。
那時各階層的人民均一齊走上街，參與八月起義，支持越盟和臨時政府也並非難以理解。理想、願望和目的是為建設一個 “ 民主與共和的越南 ” --- 而其中每個人皆有 “ 平等的權利 ”、“ 生存的權利 ”、“ 自由和謀求幸福的權利 ” --- 那也是當年共產黨或越盟所倡議和追求的，完全符合民眾的期望。
他們宣傳說 “ 八月革命 ” 的成功是因為依靠 “ 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在越南具體的革命歷史環境中 ”，那是虛構的，若不想說貽笑大方。
胡志明在9月2日所讀的 “ 獨立宣言 ” 裡並無提及什麼俄國1917年的 “ 十月革命 ” 或 “ 馬列主義 ”。相反，那份宣言的開篇則引用了 “ 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 ” 及 “ 1791年法國革命的人權和民權宣言 ”。
嶺南遺民譯
2016年3月27日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從地緣政治背景審視中越邊界戰爭
法國著名《 Hérodote 》學術期刊2015-2月號157期發表以越南為主題的專刊，
高沙教授在文中指出，必須放棄歐美人的觀點，
作者更確切地認為，1979年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已使整個
本文介紹及節譯上述文章的一些主要論述。
只是以西方歐美人的觀點觀察越南的地緣政治，
高沙教授稱那些從1950年便反對美國干涉諸次印度支那戰
“ 那些稱為正統學派的美國人極力反對美國諸次干涉印度支那戰爭。
“ 這些正統學派人不懂得全面地觀察歷史，
“ …… 現在我亦想解釋共產陣營崩潰的是，歐亞大陸上的共產陣營，成始於
越共視印度支那為其後院：與赤柬國家民族主權的觀點分歧
高沙認為， 共產越南欲想承繼法國人，
“ 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中， 越共公開地表露其極力想創立柬埔寨和寮國的兄弟國家。 法國在美、英的支持下拒絕承認從1950年創立並由胡志明領導的
“ 停戰協議於1954年7月獲簽署， 它不但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國必須撤走其全體幹部往十七度緯線以北的
“ 在柬埔寨，情況則相反，日內瓦協定允許一批共產黨人，
“ 1975年4月17日，波爾布特的共產黨在金邊掌權。 波爾布特繼續視共產黨的越南為柬埔寨獨立的永久威脅。”
中蘇分歧和歐亞大陸上共產陣營崩潰
“ 僅從1956年起，當赫鲁曉夫排除史太林勢力後，
“ …… 毛澤東立即停止文革並指示要與美國談判 。…… 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到美國的利益，認為需要協助中國，
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
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始於1979年2月17日，在收到“ 美國衛星圖片顯示蘇聯軍隊將不在中國北邊展開一個歐亞戰場的安慰 ”後，中國遣兵越過越南北方邊界。據高沙所述，
“ 占美-卡特玩弄中國牌，目的為遏制蘇聯在東亞的擴張。 遭受孤立，河內在遣兵攻打赤柬之前，與莫斯科於1978年11月
“ 但是，在外交和經濟層面上， 鄧小平曾使莫斯科和河內遭受嚴重的失敗。 在美國、泰國和日本的支持下，
“ 然而，在那個年代裡卻無人認識到，顯然的，共產世界從1979年
越南：國際帝國主義者互相衝擊之地
“ 若只為了想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而發生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
“ 越南， 正處於這些帝國國家在航海競爭上的三叉路口中，
“ 必須避免使用歐美正統派的視覺觀察，從而可能夠看到其他的劇本，
“ 因處於三大國互相衝擊之地，
“ 越南人也應記得在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歐亞大陸之間彼與此國互相
嶺南遺民
201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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