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盟的掌權由何來 ？

作者：團春祿 （ Đoàn Xuân Lộc ） 2015年8月19日，寫於英國 圖1、1945年河內市立大戲院廣場的一次集會 1945年 的“ 八月革命 ” 仍然是引起諸多爭論、辯解的議題，人們對這事件在各個情節上有完全相反的多種解讀和評價。 所爭論的一點是，那時引致越盟掌權的 “ 革命 ” 成功的性質和原因是什麼？ 越南的領導層、官員與歷史學者、主流媒體常常宣傳那是一場 “ 奪取政權的總起義 ”，有 “ 充分的準備 ”，“ 在全國範圍上同步進行 ” 並已 “ 極其成功 ”，將越南帶 “入新的紀元，獨立、自由和社會主義的紀元 ”。 他們還認為，這場革命的勝利 “ 是將馬列主義創造性地運用在越南革命中，配合在具體歷史的環境的勝利，那是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產黨正確和充滿創造性的革命路線的勝利 ”。 相反，有另一種意見認為，沒有任何由共產黨領導的力量 --- 越盟 “ 掠奪 ” 或 “ 奪取政權 ” 之事，而且更沒有什麼他們需要 “ 攻打 ” 而 “ 奪取政權 ” 之事，因為在那時，有一個 “ 權力真空 ” 的時段，而越盟曾及時地出現，填補了該空隙。 因此，實際上那場 “ 起義 ” 或 “ 八月革命 ”是什麼呢 ? 以及什麼原因使越盟那時可以上台掌權和建立 “ 越南民主共和國 ” 呢？ 權力真空 圖2、1941年9月日軍入侵印度支那 其實在 “ 八月革命 ” 之後不久曾有 “ 一些人 ” 指出，共產黨或越盟的人並非有什麼戰鬥來 “ 奪取政權 ”，而只是因幸運才 “ 掠取得政權 ”。由此，在紀念 “ 八月革命 ” 一週年時，時任印度支那共產黨總書記的長征 ( Trường Chinh ) 在其《 八月革命 》一書中指控 “ 一些人 ” 並駁斥那論調。 儘管長征先生公開駁斥，然而，根據那時所發生的事件及人證、其他的確實史料，學者，尤其是外國的研究界皆定論認為共產黨人可以輕易地掌握政權或 “ 八月革命 ” 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是因為在1945年八月的中和末期出現了權力真空。 8月14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佔領越南的日軍力量，也如獲日本保護的陳仲金（ Trần Trọng Kim ）政府已衰退，難以再存在下去。與此同時，直至九月初，同盟軍才抵越，接受日本降械。 正如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在其1983年出版的《 越南：演變中的國家 》（ Vietnam: Nation in Evolution ）書中指出，僅在兩週內，即從8月14日至8月28日，當保大皇退位，北、中部幾乎已完全跌入越盟的手中並只有在南部，共產黨人被迫還需與其他力量、團體的人共同掌權。 據這位學者所說，此是一次政權迅速轉變，幾乎無流血的行動。 根據法國研究學者皮得爾-羅薩（ Pierre Roussett ）1978年所著的《 越南的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Communisme et nationalisme vietnamien ），其實，更準確的說，越盟是獲由（形勢）帶來權力，而不是奪取政權。 另一位對 “ 八月革命 ” 有深刻和完整研究的史丹-通尼森（ Stein Tonnesson ) 也認為，越盟可以輕易地掌握政權，不須作任何的流血，因為在越南那時出現權力真空。 史丹-通尼森在其1991年發表的《 1945年越南革命：在世界與戰爭中的羅斯福、胡志明和戴高樂 》（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o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 ）一書中認為， 共產黨領導人從未想到其任務如此的輕鬆和簡單。各個事情發生得很快，與其所預計和準備的不一樣。 他強調說，人們常認為 “ 八月革命 ” 是因為有胡志明的完美戰略以及越盟已建立了人民軍隊。可是，實際上，解放軍和越盟的領導在這場革命中只有微少的作用。 例如，據史丹-通尼森所述，武元甲先生曾組織軍隊，準備攻打日軍，並相信他也曾期望在造就歷史的勝利後便可由自己帶兵向河內進軍。但是，河內的當地革命力量已佔領了一週後，武的第一批士兵才進入河內。 此外，在青年人揮舞越盟旗幟奪取政權的那兩週內，沒看到任何一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出現。 史丹-通尼森也指出，越南並非是唯一的在日本降首時，為奪取國家權力而沒有發生武力衝突的地方。 在印度尼西亞，當日本向同盟軍投降後不久，蘇加諾和哈塔（ Hatta, 即穆罕默德-哈塔， Mohammad Hatta，印尼爭取獨立活動家和政治家，生於1902-8-2日，率於1980-3-24日。 印尼人稱他為 “ Bung Hatta ", 即哈達同志。譯者註 ）曾與日軍司令員談判。這兩位領導人同坐一架日機飛返雅加達，並在8月17日宣布獨立，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 比在河內的崛起事件還早兩日。 史丹-通尼森指出，或許為了駁斥有意見認為越南只是幸運地 “ 掠取政權 ” 而不有任何的戰鬥，長征先生在其1946年出版的《 八月革命 》（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和1945年9月12日在《 解放旗幟 》（ Cờ Giải Phóng ）所發表的文章《 革命或政變 》（ Cách Mạng Hay Đảo Chính ）曾強調說在八月起義中，人們在許多地方已流下血。 此論調極之教條，長征立論：一場革命必須要流血犧牲，他也為八月起義沒有更多的暴力行動而感到惋惜。 史丹-通尼森還指出，在某種程度上，為了補償起義中不足的流血，革命力量在其後曾殺害一些 “ 叛徒 ”。他引述大衛-馬爾（ David Marr ）1997年出版的《 1945年越南：追求權力 》（ Vietnam 1945: The Quest for Power ）書中所說，預測那時1945年的八月末和九月初，被捕的人，有幾千人被稱 “ 革命的敵人 ” 遭殺害或死亡。 渴望獨立 然而也有諸其他因素促使起義或八月革命進展迅速，不流血及其使越盟那時可容易掌權。 威廉-杜克爾在1981年出版、1996年再版《 越南共產黨人走上權力之路 》（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中確認, 任何一場革命都帶有時機的因素，而且時機越成熟，革命就越容易獲迅速成功，八月革命並非是例外。 除了 “ 權力真空 ” 之外，威廉-杜克爾指出了諸個其他的因素和有利條件，促使那時在越南爆發了一場起義或革命，以及越盟曾懂得利用這些因素和條件。 威廉-杜克爾和其他學者所提及的因素和條件，還有當年在北、中部各省發生的飢餓和舊政權（從中央至地方，從農村至城市）的癱瘓及迅速崩解。 據史丹-通尼森指出，越盟在1945年以及後來所宣傳的飢餓人數是二百萬，但他認為此數字已是誇大，他推測的死亡人數約五十萬至一百萬。然而他仍認為飢餓是一場災難並造成極大的政治作用。 舉例，它使民眾產生仇恨、憤怒（ 對日本的統治政策或陳仲金政府的無能），感到絕望及尋求必要的改變。此正是造成爆發八月革命並迅速取得成功的基礎。 那時所發生集體群眾的攻擊、搶奪米倉的行動也訓練民眾在上街遊行時懂得自行組織和互相配合（例如，要求保大皇退位或成立由越盟領導的新政府）。 諸學者均指出的一細節是，在河內、順化及其他越南大城市中的兩週內，曾有多次萬人的上街遊行，甚至是幾十萬人，他們是社會上的各界人士，以及這些遊行為八月革命的成功有重大的貢獻。 那時如此人數眾多的集會可輕易地發生，是因為陳仲金政府在約四個多月（ 從4月17日至8月25日 ）執政中曾推行自由言論的政策，鼓勵民眾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據通尼森所說，那是在二十世紀裡越南人民獲得幾乎是完全的自由言論的唯一一個時期。 武寓招（ Vũ Ngự Chiêu ）在1986年《 亞洲研究期刊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所發表的《1945年越南革命的另一面：越南帝國 （1945年三月至八月）》（ The Other Side of the 1945 Vietnamese Revolution: The Empire of Viet-Nam， March-August 1945 ）文章中認為，鼓勵公眾參加政治是陳仲金政府（為八月革命）的有所貢獻，是值得關注的一節。 可以說，不僅是在二十世紀，而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來，越南人民仍還未獲有如在陳仲金政府時期的自由言論、集會、遊行的權利。 另一個重要的，若不說是決定性的話，促使八月起義爆發和迅速獲成功的因素是越南人民渴望獨立、民主和自由。 總言之，（ 為了終止帝國主義殖民的統治、結束封建制度的統治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與共和的新國家 ）那時促成進行一場越南革命的各個條件已成熟。 根據威廉-杜克爾， 在其他殖民地的社會裡，那些具有民族主義傾向、非共人士是站起來填補權力真空的力量，同時他們也利用那時成熟的條件來掌權。但在越南，部分的是因政見分歧，部分的是因缺乏清晰的路線，那時各非共的民族主義者的派別和力量則不可掌權。 然而，越南共產黨人或越盟獲得那時社會各階層的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是他們懂得製造開放、進步的形象。 這也說明為何他們，而不是其他力量當時可掌握政權的原因之一。 獲諸多人擁護 圖3、保大皇 皮德-尼維（ Peter Neville ）在2007年出版的《 英國在越南：1945年6月，災難之前奏 》（ Britain in Vietnam - Prelude to Disaster, 1945-6 ）書中認為，1945年八月事件中的中心人物是保大皇帝。據他所說， 保大的退位已讓路給一些人，包括各其他黨派和階層人士建立 “ 民主與共和的越南 ”。他也認為，若保大不退位的話，越盟根本不能上台。 難以對上述的觀點作評價。但可以說，保大皇願意退位，為了在那個歷史時刻的國家和民族的 “ 大團結 ” 而 “ 願意犧牲個人的一切權利 ”，並願意擔任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最高顧問，也說明他支持越盟和由越盟領導的臨時政府。 當時諸多不同政治路線的黨派，或甚至有非黨派人士都加入由越盟領導的臨時政府，也說明各黨派和知識界均支持越盟。 臨時政府的一名成員叫阮猛河（ Nguyễn Mạnh Hà ），天主教徒，擔任經濟部長。據皮德-尼維，胡志明推舉他任此職，是意想獲得天主教徒的支持。 那時在北方，約有一百萬的天主教徒（ 佔當時全國人口的約10% ）。 這位作者告訴我們，1945年9月2日在巴亭廣場（ Quảng trường Ba Đình ）聚集聆聽胡志明先生宣讀 “ 獨立宣言 ” 的人群中也有甚多的天主教徒。 1995年出版的《 越南歷史論文集 》（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 ）,大衛-馬爾（ David Marr ) 撰寫的一篇《 胡志明的獨立宣言》（ Hồ Chí Minh’s Independece Declaration ）還指出，1945年9月2日是週日，也是越南天主教聖經會的 “ 讀經禮拜日 ”，因此在河內的各大教堂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參加禮拜。 禮拜完畢，為表示支持新政府，各教堂的神父率領教徒步往巴亭廣場，聆聽胡志明主席宣讀 “ 獨立宣言 ”。 圖4、1946年3月6日，胡志明在巴黎簽署《法越初步協議》（法文：Accord Ho-Sainteny），即法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是在法蘭西帝國中的一個自由政體。 那時各階層的人民均一齊走上街，參與八月起義，支持越盟和臨時政府也並非難以理解。理想、願望和目的是為建設一個 “ 民主與共和的越南 ” --- 而其中每個人皆有 “ 平等的權利 ”、“ 生存的權利 ”、“ 自由和謀求幸福的權利 ” --- 那也是當年共產黨或越盟所倡議和追求的，完全符合民眾的期望。 他們宣傳說 “ 八月革命 ” 的成功是因為依靠 “ 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在越南具體的革命歷史環境中 ”，那是虛構的，若不想說貽笑大方。 胡志明在9月2日所讀的 “ 獨立宣言 ” 裡並無提及什麼俄國1917年的 “ 十月革命 ” 或 “ 馬列主義 ”。相反，那份宣言的開篇則引用了 “ 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 ” 及 “ 1791年法國革命的人權和民權宣言 ”。 嶺南遺民譯 201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