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中邊界戰爭的外部因素
作者：阮氏梅花 ( Nguyễn Thị Mai Hoa )
2015年2月17日
越中戰爭 ( 1979年 ) 是一場在空間和時間上有所限度的戰爭，而在它背後却隱藏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個主軸（ 北京-金邊、河內-莫斯科 ）。之所以说關連至“ 社會主義兩個軸心 ”的戰爭，是因為參戰的雙方皆需要將力量展開兩個方向（ 即使程度上有所不同 ）， 要考慮來自兩方向又同時是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威脅：中國進攻越南，但仍須探聽蘇聯的反應； 越南抗衡中國，仍須繼續對付來自西南向的赤柬。 換言之， 中越戰爭（ 1979年 ）關連至“ 包括柬埔寨、越南和中國以及越南、中國和蘇聯这兩個三角區 ”。（ 注1 ）觀察從這兩類三角區和圍繞著它一系列不同的外部因素的存在、出現、移動，以及所產生的在多種不同程度和多元的層面上的影響和作用, 則可有直接和間接的意義。
1、蘇聯因素
曾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有相同的意識形態並宣稱支持和遵守以國際團結基礎為新型關係的原則，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在觀點、路線和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分歧而最早兩國的關係出現破裂。在五十、六十年代期間，蘇中關係嚴重惡化，兩國之間發生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事件使許多人曾預測將導致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蘇中關係具有明顯的敵視性和在思想、國家利益衝突上一系列的分歧後，兩國關係跌入深淵底部。在與蘇聯的關係跌入“ 死點 ”的背景下，又視蘇聯為比美國更為危險的“ 頭號敵人 ”，中國不斷集中力量，宣傳和推動反蘇，說服越南倒向中國，為實現擴張區域影響力的目標。
在亞洲和東南亞地區的增加勢力賽跑中，蘇聯和中國激烈競爭。 中國的關注集中在兩大點上：一、箝制越南，極力保持越南在中國的軌道上；二、遏止蘇聯，打破圍堵中國的封鎖線。
對於蘇聯， 它對東南亞地區加以關注始於1965年和在（ 1973年 ）美國撤離越南之後便劇增。 蘇聯主張擴展至世界各地，曾加強在重要區域中具有地緣政治和軍事性質的基地的一系列活動（ 1975年索馬里的貝比拉 [ Berbera ] 港；1977年埃塞俄比亞的馬素阿 [ Massaua ] 港和南也門的阿丁 [ Aden ] 港等 ）這些戰略位置使蘇聯控制了各條航海線的血脈，為以海軍力量在全球範圍內平衡美國的力量而創造條件。蘇聯以《 越蘇友好合作條約 》（ 1978年11月 ）踏足入金蘭港，一方面鞏固和擴張蘇聯的活動範圍，另一方面則使越中關係更快地滑坡。面對來自南北兩方向圍堵的危機，中國反應激烈，推動政治外交的活動，爭取東盟各國的支持，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爭取日本，準備逐步實行“ 教訓越南 ”。鄧小平解釋“ 一定要打這場戰爭 ”的三大理由之一如下（ 以下譯自作者的越文句子，並非鄧小平中文原話。本文其他凡作者所引用的中文句子皆同。 譯者註 ）：“ 這次行動不單是只為保衛邊疆，它關係到印度支那的形勢和東南亞的局勢，推而廣之，則關係到世界的局勢 ”以及“ 如果我們不反擊，越南將日益變得更驕傲，促使北方來犯 ” , 而“ 蘇聯已經出現在阿富汗、伊朗和繼之是在越南，加強對我們在東方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攻打越南。” （ 注2 ）中國分析：“ 印度支那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轉站，如果蘇聯在印度支那有了站腳點，那麼，在西邊，它可進入馬六甲海峽，通過印度洋直抵紅海；在東邊，可以在太平洋橫行，在南邊可抵達大西洋。 這樣，蘇聯不但將控制了西歐、美國和日本的重要石油運輸航海線，同時也形成了一道彎型的包圍線。” （ 注3 ）如此，遭受因蘇聯崛起所產生的競爭和威脅的陰影，中國已決定以攻打越南為目標，從而箝制蘇聯和撕破蘇聯的面顏。
決定攻打越南，中國推行一場巨大規模但有限度，又不得不考慮蘇聯反應的戰爭。儘管部分的顧慮蘇聯為保護越南而出兵干涉的可能，然而中國曾判斷蘇聯對這次進攻的反應將不會強烈，若有也只是一場小騷擾而已，中國則有能力控制局勢。北京認為： “ 蘇聯最多只可發動一場以十個師的進攻，而中國不必調動其他軍區的兵力，也可阻止（ 蘇聯的進攻 ）。” （ 注4 ）鄧小平確定蘇聯“ 將匯集一場大規模的作戰，但如果他們有真正的行動，我們也早已有適當的準備。” （ 注5 ）之所以中國在判斷和行動上充滿自信，是因為：一、中國在外交上與兩個重要夥伴美國和日本在“ 反霸權主義 ”的聯盟基礎上已有周密的“ 預計 ”； 二、在國際輿論上準備就緒推銷一場驅趕越南出中國領土的“ 自衛反擊戰 ”；三、繼續與蘇聯進行邊界問題的常規會談，對蘇聯明確表示對越南的進攻只是個別的問題，絕不影響改善兩國的關係。四、掌握蘇聯在與美國“ 第二次核武器限制會談 ”的要求：蘇聯不願貿貿然地搞壞美蘇之間的關係。總言之， 中國認為“ 頻密的外交活動已有結果，增加了中國對多國的相當威信，使中國已爭取了它們的認同和支持 ”， （ 注6 ）蘇聯必然不會不考慮這種情況。
儘管作了如此周密的預計， 然而，在“ 懲罰越南 ”戰爭展開之前，中國曾遷移逾三十萬中蘇邊境地區的居民，並與蘇聯邊界接攘的全體軍隊均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 注7 ）
2、柬埔寨因素
即使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曾與越南結盟和雙方相當緊密團結，解放柬埔寨之後，只剛進入金邊，波爾布特集團便發出一份《 八點指示 》，其中一內容涉及驅逐越僑和加強駐守在與越南接攘邊境的軍隊。只在三個月內， 二十萬在柬越僑被強迫歸國；同時一段長時間內波爾布特-英薩利集團在越南邊境地區進行連續和加強侵佔、攻戰。1978年12月21日，波爾布特動用十個師，展開對越南南部邊界地區全面進攻的戰役。1978年12月23日，越南人民軍執行戰略性的反擊戰。 回應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的要求，1978年12月26日，越南人民軍出兵進入柬埔寨，消滅滅絕種族的政府，全面解放柬埔寨。
評價這事，研究者拉美斯-塔庫（ Ramesh Thahkur ）寫道：“ 北京把這事件不看作為解放柬埔寨人民，而視為越南完成自1930年以來所追隨的一個由河內統治下的印度支那聯邦。” （ 注8 ）1979年1月16日， 在一次內部閉門會議上，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耿飚解釋越南揮軍進入柬埔寨之事： “ 在解放越南南方的那一天，越南已心懷鬼計。越南常常想侵佔柬埔寨，拖柬埔寨進入所謂的 ‘印度支那聯邦’，變它為社會主義帝國意圖實現全球戰略和在東南亞擴張計劃的跳板和基地。” （ 注9 ）耿飚宣布：“ 越南將看到今天他們所取得的不是勝利而是失敗的開始。” （ 注10 ）
將柬埔寨視為東南亞地區影響的重要一環，在“ 中國戰略中扮演重要的中心地位，和阻遏越南的影響 ”（ 注11 ），中國已不會安坐觀看“ 波爾布特同志 ”和民主柬埔寨政府走向滅亡，並也不甘心看到越南“ 膽大 ”居然揮軍進入柬埔寨，使三萬中國顧問須要翻山越嶺逃竄泰國，並使援助柬埔寨的2，26億人民幣（ 相當於1，5億美圓 ）“ 跌入 ”無底洞。
為了孤立越南，北京曾立即加強宣傳 “ 河內的野心不只是威脅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利益，而且還是威脅東盟非共產國家的地位 ” （ 注12 ） 的論調。 北京強調越南對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威脅。1978年12月13日，李先念警告越南：“ 中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中國不是一個容易被欺負的國家。” （ 注13 ） 1978年12月30日，《 人民日報 》告誡東盟各國需要提高警惕“ 東方古巴 ”和蘇聯霸權主義，分析蘇聯利用越南作為幫兇，侵略印度支那其他國，控制整個東南亞和亞太地區，將美國和親美勢力逐出此地區。 該篇文章肯定：“ 正因為越南甘心情願，所以蘇聯才可以在亞洲插入一腳，利用亞洲人打亞洲人， 實現其侵略和擴張企圖。 越南在蘇聯的亞洲戰略的角色比古巴在非洲的角色還大得多。” （ 注14 ）
在鄧小平訪美的前幾天， 《 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文章說道：“ 蘇聯社會主義帝國借別人的手，實現在全球上愚蠢的霸權美夢，他們不可阻擋世界人民反霸的歷史潮流，歷史將對他們作出合適的懲罰。” （ 注15 ）。繼之，《 人民日報 》呼籲世界人民“ 將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維持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 ” （ 注 16 ）。 似乎警號已經吹響，剩下的問題只是時間和執行行動的方式而已。
3、其他因素
1979年1月，越南揮軍進入柬埔寨之事件已搞亂了本區內外各國的考慮和盤算。東盟各國面對這樣的局勢和最難以判斷的是當美國離開東南亞後在本區域所留下權力真空的問題。 諷刺的是, “ 多米諾骨牌效應 ” 再次出現，但現在卻是不同的考慮和層面的了。東盟的一些國家本有同心合力和警惕“ 越南危機 ”之意，但即使越南很早（ 1976年1月 ）已對他們安撫，展示河內常確定的目標是“ 為了一個獨立、和平、中立的東南亞而努力”（ 注17 ），展示越南與東盟和本區域各國合作的善意。1976年7月， 以加深對本地區合作之意，外長阮維幀 ( Nguyễn Duy Trinh ) 代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對東南亞各國提出符合《 巴厘協議 》原則的“ 四點政策 ”。（ 注18 ）1976年12月，在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越南黨和政府明確再解釋與東盟各國關係的觀點：“ 在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全部領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各自內部事務、平等與互惠互利、和平共存的基礎上與本區域的各國設立和發展友好和合作的關係。” （ 注19 ） , 由於上述的努力，越南與東盟成員國的關係正邁向新開始的步伐，然而，“ 柬埔寨事件 ”已將一切顛倒了。 本區各國皆認為越南志願軍進入柬埔寨，背後有蘇聯的支持，是越南為意圖實現印度支那聯邦，把勢力擴張至整個東南亞地區過程中的一步驟。越南軍隊1979年在泰柬邊境地區與泰國軍面對面的接觸更加深東盟對上述的意識。此外，中國的“ 蘇聯大霸 ”和“ 越南小霸 ”的宣傳論調也已深刻影響了這些國家。 《 越蘇友好和合作條約 》的簽署（ 1978年12月）和蘇聯揮軍進入阿富汗事件（ 1979年12月 ）、通過古巴的軍事協助，蘇聯加強在非洲的出現也使這些亞洲國家日愈感到中國的論調更有說服力。對越南在本區“ 擴張 ”的顧慮成為多國首要關注的事務。 結果是東盟各國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譴責越南侵略柬埔寨，鼓動聯合國大會和不結盟國家組織保留赤柬的席位。在東盟各國中，泰國的反應最為激烈，因為它毗連柬埔寨， 亦正協助波爾布特的殘軍，曼谷擔心越南“ 報復 ”，越境攻入泰國領土內。此外， 中國及時安撫泰國，答允若越南進攻泰國，中國將出手攻打越南。李光耀曾憶述：“ 1980年， 在北京， 趙紫陽對我明確解釋說中國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已迫使越南在與中國接攘的邊境上必須維持60%的軍隊力量。 據趙紫陽之意，若這數量的軍隊在柬埔寨，國際會議將需要討論的是和平解決泰國的問題，而不是柬埔寨問題。” （ 注20 ）
1、蘇聯因素
曾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有相同的意識形態並宣稱支持和遵守以國際團結基礎為新型關係的原則，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在觀點、路線和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分歧而最早兩國的關係出現破裂。在五十、六十年代期間，蘇中關係嚴重惡化，兩國之間發生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事件使許多人曾預測將導致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蘇中關係具有明顯的敵視性和在思想、國家利益衝突上一系列的分歧後，兩國關係跌入深淵底部。在與蘇聯的關係跌入“ 死點 ”的背景下，又視蘇聯為比美國更為危險的“ 頭號敵人 ”，中國不斷集中力量，宣傳和推動反蘇，說服越南倒向中國，為實現擴張區域影響力的目標。
在亞洲和東南亞地區的增加勢力賽跑中，蘇聯和中國激烈競爭。 中國的關注集中在兩大點上：一、箝制越南，極力保持越南在中國的軌道上；二、遏止蘇聯，打破圍堵中國的封鎖線。
對於蘇聯， 它對東南亞地區加以關注始於1965年和在（ 1973年 ）美國撤離越南之後便劇增。 蘇聯主張擴展至世界各地，曾加強在重要區域中具有地緣政治和軍事性質的基地的一系列活動（ 1975年索馬里的貝比拉 [ Berbera ] 港；1977年埃塞俄比亞的馬素阿 [ Massaua ] 港和南也門的阿丁 [ Aden ] 港等 ）這些戰略位置使蘇聯控制了各條航海線的血脈，為以海軍力量在全球範圍內平衡美國的力量而創造條件。蘇聯以《 越蘇友好合作條約 》（ 1978年11月 ）踏足入金蘭港，一方面鞏固和擴張蘇聯的活動範圍，另一方面則使越中關係更快地滑坡。面對來自南北兩方向圍堵的危機，中國反應激烈，推動政治外交的活動，爭取東盟各國的支持，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爭取日本，準備逐步實行“ 教訓越南 ”。鄧小平解釋“ 一定要打這場戰爭 ”的三大理由之一如下（ 以下譯自作者的越文句子，並非鄧小平中文原話。本文其他凡作者所引用的中文句子皆同。 譯者註 ）：“ 這次行動不單是只為保衛邊疆，它關係到印度支那的形勢和東南亞的局勢，推而廣之，則關係到世界的局勢 ”以及“ 如果我們不反擊，越南將日益變得更驕傲，促使北方來犯 ” , 而“ 蘇聯已經出現在阿富汗、伊朗和繼之是在越南，加強對我們在東方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攻打越南。” （ 注2 ）中國分析：“ 印度支那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轉站，如果蘇聯在印度支那有了站腳點，那麼，在西邊，它可進入馬六甲海峽，通過印度洋直抵紅海；在東邊，可以在太平洋橫行，在南邊可抵達大西洋。 這樣，蘇聯不但將控制了西歐、美國和日本的重要石油運輸航海線，同時也形成了一道彎型的包圍線。” （ 注3 ）如此，遭受因蘇聯崛起所產生的競爭和威脅的陰影，中國已決定以攻打越南為目標，從而箝制蘇聯和撕破蘇聯的面顏。
決定攻打越南，中國推行一場巨大規模但有限度，又不得不考慮蘇聯反應的戰爭。儘管部分的顧慮蘇聯為保護越南而出兵干涉的可能，然而中國曾判斷蘇聯對這次進攻的反應將不會強烈，若有也只是一場小騷擾而已，中國則有能力控制局勢。北京認為： “ 蘇聯最多只可發動一場以十個師的進攻，而中國不必調動其他軍區的兵力，也可阻止（ 蘇聯的進攻 ）。” （ 注4 ）鄧小平確定蘇聯“ 將匯集一場大規模的作戰，但如果他們有真正的行動，我們也早已有適當的準備。” （ 注5 ）之所以中國在判斷和行動上充滿自信，是因為：一、中國在外交上與兩個重要夥伴美國和日本在“ 反霸權主義 ”的聯盟基礎上已有周密的“ 預計 ”； 二、在國際輿論上準備就緒推銷一場驅趕越南出中國領土的“ 自衛反擊戰 ”；三、繼續與蘇聯進行邊界問題的常規會談，對蘇聯明確表示對越南的進攻只是個別的問題，絕不影響改善兩國的關係。四、掌握蘇聯在與美國“ 第二次核武器限制會談 ”的要求：蘇聯不願貿貿然地搞壞美蘇之間的關係。總言之， 中國認為“ 頻密的外交活動已有結果，增加了中國對多國的相當威信，使中國已爭取了它們的認同和支持 ”， （ 注6 ）蘇聯必然不會不考慮這種情況。
儘管作了如此周密的預計， 然而，在“ 懲罰越南 ”戰爭展開之前，中國曾遷移逾三十萬中蘇邊境地區的居民，並與蘇聯邊界接攘的全體軍隊均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 注7 ）
2、柬埔寨因素
即使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曾與越南結盟和雙方相當緊密團結，解放柬埔寨之後，只剛進入金邊，波爾布特集團便發出一份《 八點指示 》，其中一內容涉及驅逐越僑和加強駐守在與越南接攘邊境的軍隊。只在三個月內， 二十萬在柬越僑被強迫歸國；同時一段長時間內波爾布特-英薩利集團在越南邊境地區進行連續和加強侵佔、攻戰。1978年12月21日，波爾布特動用十個師，展開對越南南部邊界地區全面進攻的戰役。1978年12月23日，越南人民軍執行戰略性的反擊戰。 回應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的要求，1978年12月26日，越南人民軍出兵進入柬埔寨，消滅滅絕種族的政府，全面解放柬埔寨。
評價這事，研究者拉美斯-塔庫（ Ramesh Thahkur ）寫道：“ 北京把這事件不看作為解放柬埔寨人民，而視為越南完成自1930年以來所追隨的一個由河內統治下的印度支那聯邦。” （ 注8 ）1979年1月16日， 在一次內部閉門會議上，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耿飚解釋越南揮軍進入柬埔寨之事： “ 在解放越南南方的那一天，越南已心懷鬼計。越南常常想侵佔柬埔寨，拖柬埔寨進入所謂的 ‘印度支那聯邦’，變它為社會主義帝國意圖實現全球戰略和在東南亞擴張計劃的跳板和基地。” （ 注9 ）耿飚宣布：“ 越南將看到今天他們所取得的不是勝利而是失敗的開始。” （ 注10 ）
將柬埔寨視為東南亞地區影響的重要一環，在“ 中國戰略中扮演重要的中心地位，和阻遏越南的影響 ”（ 注11 ），中國已不會安坐觀看“ 波爾布特同志 ”和民主柬埔寨政府走向滅亡，並也不甘心看到越南“ 膽大 ”居然揮軍進入柬埔寨，使三萬中國顧問須要翻山越嶺逃竄泰國，並使援助柬埔寨的2，26億人民幣（ 相當於1，5億美圓 ）“ 跌入 ”無底洞。
為了孤立越南，北京曾立即加強宣傳 “ 河內的野心不只是威脅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利益，而且還是威脅東盟非共產國家的地位 ” （ 注12 ） 的論調。 北京強調越南對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威脅。1978年12月13日，李先念警告越南：“ 中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中國不是一個容易被欺負的國家。” （ 注13 ） 1978年12月30日，《 人民日報 》告誡東盟各國需要提高警惕“ 東方古巴 ”和蘇聯霸權主義，分析蘇聯利用越南作為幫兇，侵略印度支那其他國，控制整個東南亞和亞太地區，將美國和親美勢力逐出此地區。 該篇文章肯定：“ 正因為越南甘心情願，所以蘇聯才可以在亞洲插入一腳，利用亞洲人打亞洲人， 實現其侵略和擴張企圖。 越南在蘇聯的亞洲戰略的角色比古巴在非洲的角色還大得多。” （ 注14 ）
在鄧小平訪美的前幾天， 《 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文章說道：“ 蘇聯社會主義帝國借別人的手，實現在全球上愚蠢的霸權美夢，他們不可阻擋世界人民反霸的歷史潮流，歷史將對他們作出合適的懲罰。” （ 注15 ）。繼之，《 人民日報 》呼籲世界人民“ 將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維持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 ” （ 注 16 ）。 似乎警號已經吹響，剩下的問題只是時間和執行行動的方式而已。
3、其他因素
1979年1月，越南揮軍進入柬埔寨之事件已搞亂了本區內外各國的考慮和盤算。東盟各國面對這樣的局勢和最難以判斷的是當美國離開東南亞後在本區域所留下權力真空的問題。 諷刺的是, “ 多米諾骨牌效應 ” 再次出現，但現在卻是不同的考慮和層面的了。東盟的一些國家本有同心合力和警惕“ 越南危機 ”之意，但即使越南很早（ 1976年1月 ）已對他們安撫，展示河內常確定的目標是“ 為了一個獨立、和平、中立的東南亞而努力”（ 注17 ），展示越南與東盟和本區域各國合作的善意。1976年7月， 以加深對本地區合作之意，外長阮維幀 ( Nguyễn Duy Trinh ) 代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對東南亞各國提出符合《 巴厘協議 》原則的“ 四點政策 ”。（ 注18 ）1976年12月，在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越南黨和政府明確再解釋與東盟各國關係的觀點：“ 在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全部領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各自內部事務、平等與互惠互利、和平共存的基礎上與本區域的各國設立和發展友好和合作的關係。” （ 注19 ） , 由於上述的努力，越南與東盟成員國的關係正邁向新開始的步伐，然而，“ 柬埔寨事件 ”已將一切顛倒了。 本區各國皆認為越南志願軍進入柬埔寨，背後有蘇聯的支持，是越南為意圖實現印度支那聯邦，把勢力擴張至整個東南亞地區過程中的一步驟。越南軍隊1979年在泰柬邊境地區與泰國軍面對面的接觸更加深東盟對上述的意識。此外，中國的“ 蘇聯大霸 ”和“ 越南小霸 ”的宣傳論調也已深刻影響了這些國家。 《 越蘇友好和合作條約 》的簽署（ 1978年12月）和蘇聯揮軍進入阿富汗事件（ 1979年12月 ）、通過古巴的軍事協助，蘇聯加強在非洲的出現也使這些亞洲國家日愈感到中國的論調更有說服力。對越南在本區“ 擴張 ”的顧慮成為多國首要關注的事務。 結果是東盟各國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譴責越南侵略柬埔寨，鼓動聯合國大會和不結盟國家組織保留赤柬的席位。在東盟各國中，泰國的反應最為激烈，因為它毗連柬埔寨， 亦正協助波爾布特的殘軍，曼谷擔心越南“ 報復 ”，越境攻入泰國領土內。此外， 中國及時安撫泰國，答允若越南進攻泰國，中國將出手攻打越南。李光耀曾憶述：“ 1980年， 在北京， 趙紫陽對我明確解釋說中國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已迫使越南在與中國接攘的邊境上必須維持60%的軍隊力量。 據趙紫陽之意，若這數量的軍隊在柬埔寨，國際會議將需要討論的是和平解決泰國的問題，而不是柬埔寨問題。” （ 注20 ）
為了安撫東盟各國，中國常肯定的表示蘇聯將不會對本地區出動軍事干涉行動，若中國攻打越南。1978年11月， 在會晤李光耀時，鄧小平曾解釋其觀點如下：“ 中國不會因簽署《 蘇越和平與友好條約 》而遭受影響。 中國不怕如果越南要求蘇聯威脅中國。蘇聯不敢將中國拖進這個大型把戲中……。中國將使他們對其行動付出巨大的代價和蘇聯將明白支持越南是一個重大的負擔。” （ 注21 ） 中國所作出的承諾對東南亞各國共同顧慮蘇聯和越南的“ 擴張 ” 有強烈和重大的鼓勵。 此外，難民潮湧進東南亞各國也造成對越南失去信心的一個原因， 使這些國家完全倒向中國，比以前更加強硬排斥越南。
與此同時，中國在外交上頻密活動，目的是集中各新的力量來反越反蘇，北京對本地區的外交政策作了相當大的改變。首先，新加坡獲中國承認，雙方建立邦交並兩國關係在各方面如經濟、政治領域上，尤其是在“ 柬埔寨問題 ”上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停止對親北京的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援助，尤其是曾支持他們武裝鬥爭，推翻當地政府的活動。承認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而長久以來中國視它們為美國的走狗。在這時刻，中國邁出相當果斷的一步，使用海外和東南亞“ 第五縱隊 ” --- 華僑的招數： 鼓勵華僑加入居住國國籍，不再承認這些國家的華人與中國的血緣關係， 在外國生活的華人不再自然地獲視為中國國民。停止對這些華人社區的電台廣播……。 上述的政策部分減少長久以來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疑慮，從而則把此慮改為阻止越蘇“ 小霸 ”、“ 大霸 ”的招牌。“ 一箭雙雕 ” --- 自從放棄干涉入東南亞各國事務的政策後，中國已獲取成功。促進發展經濟關係，爭取這些國家的資本，為完成“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服務。 同時集中力量反越。 中國妄然發動侵越戰爭，無所忌憚本地區具有影響力國家的指責和反對。實際上，當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爆發後，《 遠東經濟評論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曾指出：“ 對東南亞而言，毫無疑問，有一些國家曾牽起支持中國的浪潮。” （ 注22 ）東南亞各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提出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的決議， 即是說，在他們眼中， 在處理與第三國家的關係時，將越南和中國處於同等的地位。
對於美國和日本，1978年8月，中國與日本簽署《 和平友好條約 》，勸諭日本不援助越南；說服美國領導人放棄與越南實行關係正常化的意念（ 1978年5月 ）；積極與美國談判實行兩國關係正常化（ 1978年12月 ）； 訪美，說服美國支持若中國對越發動戰爭（ 1979年1月）。 中美關係正常化使北京格外興奮：“ 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 它再次說明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只是一隻紙老虎，而不是鋼鐵煉成的。” （ 注23 ）
利用中蘇矛盾和對敵的狀態而可從中獲利，美國領導層中諸人表示支持中國的政策。 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布爾澤金斯基 ( Brzezinski ) 支持中國以速戰不拖延的方式“ 教訓越南 ”。（ 注24 ）綜觀1978年後半年時段的外交事件是對中國相當有利的，“ 北京、東京和華盛頓已達成一份亞太地區反霸的半個協議。（ 注25 ）果然，中國感到相當滿意這些國家的態度當面對中國可以“ 為越南設立正確位置”的動態。 耿飚樂觀地認為：“ 我們已設法爭取了美國和有效地阻止了美蘇暗地裡的討價還價，兩超級大國正互相爭奪世界地盤。 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反對社會主義霸權帝國的統一陣線，包括我們次要的敵人、第一世界的美國和大部分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各國在內。現在中國不再孤立，只有新沙皇正在發抖，恐怕被孤立。” （ 注26 ）確實如此，當中國開始侵越時，美國財長麥可-布曼塔（ Michael Blumenthal ）仍然如常訪華並改善中美經濟貿易關係。1979年2月12日，美國國務卿萬斯（ Vance ) 告誡蘇聯大使杜比林（ Dobrynin ），蘇聯不應在越南部署軍隊。在中越戰爭總結會上，鄧小平洩露一則訊息：當中國軍隊攻打越南時，“ 美國曾派遣第七艦隊執行巡邏和監察，對付正在南中國海南面海上的蘇聯海軍。” （ 注27 ）一週多日後， 美國政府才以輕鬆的態度表示反對中國的行動。推出新的政策是為了“ 使這場戰爭所嚴重影響及美蘇和美中的關係至最低的程度； 促進中國軍隊撤離越南和越南軍隊撤離柬埔寨，以及阻止蘇聯加入這衝突。” （ 注28 ）。 東京對這場戰爭持反對態度，但堅定支持東盟的立場，要求停止戰爭和建議外國軍隊撤離印度支那。
***
各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極其動態的關係，它受到不同條件的支配和在各種客觀、主觀因素的衝擊下不斷的運轉和改變。越中關係就是一種如此典型的關係。在一個相當短的時期裡，從“ 唇亡齒寒 ” 、“ 同志加兄弟 ”的關係，越南和中國又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 1979年的邊界戰爭已把“ 光輝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理論正式劃上休止符。同時，它在本地區各國的關係中展開一個充滿複雜性新階段的開端。
回溯一段歷史，平心靜氣地回顧中國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一系列至今仍然熾熱的問題還存在， 我們需要有一種坦率、客觀和公正的眼光去認識它。
歷史已過去，不再復現，但它可能以另一種熟悉的形式重返回現在。歷史不會斷層，不可以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刀兩斷。在過去和今天的無限度對話中，透徹理解成功和錯誤，人民和民族將會漸漸長大。 在這種常識中， 最攸關重要的是民族利益的問題。 歷史時而“ 正確 ”，時而“ 錯誤 ”，“ 錯 ”與“ 對 ”之間的界線許多時候也極其“ 薄弱 ”。然而，可以跨越這些荊棘叢生的地帶則是一個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命運。
1979年的邊界戰爭已成過去， 但是，血淚之債依然在。歷史常常會衝擊公平地。回顧戰爭，並非是為了挑起仇恨，不為燃燒今天的火焰，而是為了更加透徹理解前輩所留下每寸土地的價值，對今天和未來擔負更大的責任。
嶺南遺民譯
2015年2月27日
註釋：
1、拉美斯-塔庫（ Ramesh Thahkur ）: 《 從共存至衝突：河內-莫斯科-北京的關係和越中戰爭 》（ Coexistence to Conflict: Hanoi-Moscow-Pekings Relations and The China-Vietnam War ）, 《 澳洲觀點 》（ The Australian Outlook ）, 卷34, 號1, 1980, 頁64-74；
2、《 鄧小平當年在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的講話 》, Junshi.xilu.com；
3、《 人民日報 》， 1979年1月10日；
4、羅帕-甘斯堡（ Robert N. Ginsburgh ): 《 中國敢摸老虎屁股 》（ China Touches the Tigers Bottoms ）, 《 空軍雜誌 》（ Air force ）, 1979年6月號, 卷 62, 期 6, 頁 44-45；
5、大衛-波那維亞（ David Bonavia ）: 《 改變歷史進程 》（ Chanq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 《 遠東經濟評論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979年三月號, 頁 10；
6、耿飚：《 印度支那半島狀況報告 》（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1979年1月16日, 《 問題與研究 》（ Issues and Studies ）， 卷17, 1期 ( 1981年1月 ), 頁 88；
7、哈倫-扎克斯（ Harlan W. Jencks ）: 《 中國對越懲罰戰爭的軍事評估 》（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military Assessment ）, 《 亞洲調查 》（ Asian Survey ), 1979年8月, 冊 XIX, 期 8, 頁 806；
8、拉美斯-塔庫: 同上，頁69；
9、耿飚：同上，頁 82；
10、耿飚：同上，頁81；
11、《 中越衝突 》（ Cuộc Xung Đột Trung Quốc - Việt Nam ), 1980年, 特刊, 越譯本, 軍隊圖書館藏，頁9；
12、彭慕仁（ Bành Mộ Nhan ）: 《 中國對越懲罰戰之決策 》（ Quyết Sách Của Trung Quốc Trong Cuộc Chiến Tranh Trừng Phạt Việt Nam ）, 軍隊圖書館藏，頁83；
13、彭慕仁：同上，頁100；
14、《 人民日報 》, 1978年12月30日；
15、《 人民日報 》, 1979年1月10日；
16、《 人民日報 》，1979年1月16日；
17、《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屆會議報告：中央對外委員會關於我國對一些國家關係狀況的建議和報告 》（ Ban Chấp Hành TW Đảng Khóa V: Báo Cáo, Kiến Nghị Của Ban Đối Ngoại Trung ương Về Tình Hình Chủ Trương Quan Hệ Giữa Nước Ta Với Một Số Nước ）, 1985年, 黨中央資料保存庫藏, 頁7；
18、 1976年, 在（ 印度尼西亞 ）巴厘曾召開第一屆東盟高峰會議。 會議通過一份《 友好和合作協議 》，還稱為《 巴厘協議 》。協議規定了各國加入東盟的法律基礎和東盟各國的團結和合作。那時的東盟並不像現在，未涵蓋全體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和還未有設立各國關係對話的機制。
19、《 越南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報告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V ), 河內，真理出版社，頁78；
20、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錄：從第三至第一世界， 新加坡故事：1965年至2000年 》（ Lee Kuan Yew: Memoirs of, from Thri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 新加坡股份出版社（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 2000年，頁377；
21、李光耀：同上，頁377；
22、彭慕仁：同上，頁127；
23、耿飚：同上，頁 91；
24、阮基石 （ Nguyễn Cơ Thạch ）: 《 我國對華戰略 》（ Chiến Lược Của Ta Đối Với Trung Quốc ）, 1978年12月, 軍隊圖書館藏；
25、彭慕仁：同上，頁100；
26、耿飚：同上，頁90；
27、《 鄧小平當年在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的講話 》, Junshi.xilu.com；
與此同時，中國在外交上頻密活動，目的是集中各新的力量來反越反蘇，北京對本地區的外交政策作了相當大的改變。首先，新加坡獲中國承認，雙方建立邦交並兩國關係在各方面如經濟、政治領域上，尤其是在“ 柬埔寨問題 ”上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停止對親北京的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援助，尤其是曾支持他們武裝鬥爭，推翻當地政府的活動。承認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而長久以來中國視它們為美國的走狗。在這時刻，中國邁出相當果斷的一步，使用海外和東南亞“ 第五縱隊 ” --- 華僑的招數： 鼓勵華僑加入居住國國籍，不再承認這些國家的華人與中國的血緣關係， 在外國生活的華人不再自然地獲視為中國國民。停止對這些華人社區的電台廣播……。 上述的政策部分減少長久以來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疑慮，從而則把此慮改為阻止越蘇“ 小霸 ”、“ 大霸 ”的招牌。“ 一箭雙雕 ” --- 自從放棄干涉入東南亞各國事務的政策後，中國已獲取成功。促進發展經濟關係，爭取這些國家的資本，為完成“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服務。 同時集中力量反越。 中國妄然發動侵越戰爭，無所忌憚本地區具有影響力國家的指責和反對。實際上，當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爆發後，《 遠東經濟評論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曾指出：“ 對東南亞而言，毫無疑問，有一些國家曾牽起支持中國的浪潮。” （ 注22 ）東南亞各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提出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的決議， 即是說，在他們眼中， 在處理與第三國家的關係時，將越南和中國處於同等的地位。
對於美國和日本，1978年8月，中國與日本簽署《 和平友好條約 》，勸諭日本不援助越南；說服美國領導人放棄與越南實行關係正常化的意念（ 1978年5月 ）；積極與美國談判實行兩國關係正常化（ 1978年12月 ）； 訪美，說服美國支持若中國對越發動戰爭（ 1979年1月）。 中美關係正常化使北京格外興奮：“ 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 它再次說明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只是一隻紙老虎，而不是鋼鐵煉成的。” （ 注23 ）
利用中蘇矛盾和對敵的狀態而可從中獲利，美國領導層中諸人表示支持中國的政策。 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布爾澤金斯基 ( Brzezinski ) 支持中國以速戰不拖延的方式“ 教訓越南 ”。（ 注24 ）綜觀1978年後半年時段的外交事件是對中國相當有利的，“ 北京、東京和華盛頓已達成一份亞太地區反霸的半個協議。（ 注25 ）果然，中國感到相當滿意這些國家的態度當面對中國可以“ 為越南設立正確位置”的動態。 耿飚樂觀地認為：“ 我們已設法爭取了美國和有效地阻止了美蘇暗地裡的討價還價，兩超級大國正互相爭奪世界地盤。 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反對社會主義霸權帝國的統一陣線，包括我們次要的敵人、第一世界的美國和大部分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各國在內。現在中國不再孤立，只有新沙皇正在發抖，恐怕被孤立。” （ 注26 ）確實如此，當中國開始侵越時，美國財長麥可-布曼塔（ Michael Blumenthal ）仍然如常訪華並改善中美經濟貿易關係。1979年2月12日，美國國務卿萬斯（ Vance ) 告誡蘇聯大使杜比林（ Dobrynin ），蘇聯不應在越南部署軍隊。在中越戰爭總結會上，鄧小平洩露一則訊息：當中國軍隊攻打越南時，“ 美國曾派遣第七艦隊執行巡邏和監察，對付正在南中國海南面海上的蘇聯海軍。” （ 注27 ）一週多日後， 美國政府才以輕鬆的態度表示反對中國的行動。推出新的政策是為了“ 使這場戰爭所嚴重影響及美蘇和美中的關係至最低的程度； 促進中國軍隊撤離越南和越南軍隊撤離柬埔寨，以及阻止蘇聯加入這衝突。” （ 注28 ）。 東京對這場戰爭持反對態度，但堅定支持東盟的立場，要求停止戰爭和建議外國軍隊撤離印度支那。
各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極其動態的關係，它受到不同條件的支配和在各種客觀、主觀因素的衝擊下不斷的運轉和改變。越中關係就是一種如此典型的關係。在一個相當短的時期裡，從“ 唇亡齒寒 ” 、“ 同志加兄弟 ”的關係，越南和中國又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 1979年的邊界戰爭已把“ 光輝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理論正式劃上休止符。同時，它在本地區各國的關係中展開一個充滿複雜性新階段的開端。
回溯一段歷史，平心靜氣地回顧中國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一系列至今仍然熾熱的問題還存在， 我們需要有一種坦率、客觀和公正的眼光去認識它。
歷史已過去，不再復現，但它可能以另一種熟悉的形式重返回現在。歷史不會斷層，不可以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刀兩斷。在過去和今天的無限度對話中，透徹理解成功和錯誤，人民和民族將會漸漸長大。 在這種常識中， 最攸關重要的是民族利益的問題。 歷史時而“ 正確 ”，時而“ 錯誤 ”，“ 錯 ”與“ 對 ”之間的界線許多時候也極其“ 薄弱 ”。然而，可以跨越這些荊棘叢生的地帶則是一個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命運。
1979年的邊界戰爭已成過去， 但是，血淚之債依然在。歷史常常會衝擊公平地。回顧戰爭，並非是為了挑起仇恨，不為燃燒今天的火焰，而是為了更加透徹理解前輩所留下每寸土地的價值，對今天和未來擔負更大的責任。
嶺南遺民譯
2015年2月27日
註釋：
1、拉美斯-塔庫（ Ramesh Thahkur ）: 《 從共存至衝突：河內-莫斯科-北京的關係和越中戰爭 》（ Coexistence to Conflict: Hanoi-Moscow-Pekings Relations and The China-Vietnam War ）, 《 澳洲觀點 》（ The Australian Outlook ）, 卷34, 號1, 1980, 頁64-74；
2、《 鄧小平當年在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的講話 》, Junshi.xilu.com；
3、《 人民日報 》， 1979年1月10日；
4、羅帕-甘斯堡（ Robert N. Ginsburgh ): 《 中國敢摸老虎屁股 》（ China Touches the Tigers Bottoms ）, 《 空軍雜誌 》（ Air force ）, 1979年6月號, 卷 62, 期 6, 頁 44-45；
5、大衛-波那維亞（ David Bonavia ）: 《 改變歷史進程 》（ Chanq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 《 遠東經濟評論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979年三月號, 頁 10；
6、耿飚：《 印度支那半島狀況報告 》（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1979年1月16日, 《 問題與研究 》（ Issues and Studies ）， 卷17, 1期 ( 1981年1月 ), 頁 88；
7、哈倫-扎克斯（ Harlan W. Jencks ）: 《 中國對越懲罰戰爭的軍事評估 》（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military Assessment ）, 《 亞洲調查 》（ Asian Survey ), 1979年8月, 冊 XIX, 期 8, 頁 806；
8、拉美斯-塔庫: 同上，頁69；
9、耿飚：同上，頁 82；
10、耿飚：同上，頁81；
11、《 中越衝突 》（ Cuộc Xung Đột Trung Quốc - Việt Nam ), 1980年, 特刊, 越譯本, 軍隊圖書館藏，頁9；
12、彭慕仁（ Bành Mộ Nhan ）: 《 中國對越懲罰戰之決策 》（ Quyết Sách Của Trung Quốc Trong Cuộc Chiến Tranh Trừng Phạt Việt Nam ）, 軍隊圖書館藏，頁83；
13、彭慕仁：同上，頁100；
14、《 人民日報 》, 1978年12月30日；
15、《 人民日報 》, 1979年1月10日；
16、《 人民日報 》，1979年1月16日；
17、《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屆會議報告：中央對外委員會關於我國對一些國家關係狀況的建議和報告 》（ Ban Chấp Hành TW Đảng Khóa V: Báo Cáo, Kiến Nghị Của Ban Đối Ngoại Trung ương Về Tình Hình Chủ Trương Quan Hệ Giữa Nước Ta Với Một Số Nước ）, 1985年, 黨中央資料保存庫藏, 頁7；
18、 1976年, 在（ 印度尼西亞 ）巴厘曾召開第一屆東盟高峰會議。 會議通過一份《 友好和合作協議 》，還稱為《 巴厘協議 》。協議規定了各國加入東盟的法律基礎和東盟各國的團結和合作。那時的東盟並不像現在，未涵蓋全體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和還未有設立各國關係對話的機制。
19、《 越南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報告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V ), 河內，真理出版社，頁78；
20、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錄：從第三至第一世界， 新加坡故事：1965年至2000年 》（ Lee Kuan Yew: Memoirs of, from Thri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 新加坡股份出版社（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 2000年，頁377；
21、李光耀：同上，頁377；
22、彭慕仁：同上，頁127；
23、耿飚：同上，頁 91；
24、阮基石 （ Nguyễn Cơ Thạch ）: 《 我國對華戰略 》（ Chiến Lược Của Ta Đối Với Trung Quốc ）, 1978年12月, 軍隊圖書館藏；
25、彭慕仁：同上，頁100；
26、耿飚：同上，頁90；
27、《 鄧小平當年在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的講話 》, Junshi.xilu.com；
28、彭慕仁：同上，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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