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人民仍未忘記
2009年1月7日﹐金邊約四萬多人在體育場參加了題為 « 戰勝大屠殺 » 的紀念活動。柬埔寨人民黨主席謝辛 ( Chea Sim ) 在會上說﹐前三十年的今天標誌著“柬埔寨歷史上黑暗時期”的結束﹐感謝越南把柬埔寨“從種族屠殺中解救出來”。
今天人們可以歡樂自由地走在市內莫尼旺 ( Monivong ) 大街上﹐可難以想象三十年前﹐即1979年1月7日﹐ 越南軍隊的T-54號蘇式坦克掛著金星旗隆隆地滾動在這條街上﹐ 朝市中心邁進﹐與此同時﹐ 最後一輛載滿赤柬兵士從金邊火車站開出的火車朝西邊的巴塔邦 ( Battambang ) 省駛去。
市內某處響起的槍聲和直昇飛機的隆隆聲﹐ 這一切便是波爾布特政權失守金邊最後時分的景像。
曾與越南軍隊一起最早進入金邊的前越南人民軍大校、現居於巴黎的裴信 ( Bùi Tín ) 先生追憶﹕ 整座城市條條街道一片荒涼﹐空屋無人。
“1月7日天剛曉﹐ 我與軍隊記者同業們一起進入金邊。它確是一座鬼城﹐ 不見一個人影。我們聽到零星的槍聲﹐在街道上看到散落的屍體﹐ 相信是赤柬兵士﹐ 可能是被首批進城的越軍擊斃。屋院的草長得高過人﹐ 像森林般一樣。”
越南軍隊於1978年12月25日就開始發動攻戰﹐後來被人們稱為紅色聖誕日﹐ 僅打了十七日﹐ 越軍便贏到了勝利。 越軍從多處越境出擊﹐ 先後佔領了湄江東岸的各個省份後﹐ 1月4日夜收到了越共政治局從河內發出的命令﹕ 向金邊進軍。
1月7日凌晨﹐ 金邊的門戶一號公路和七號公路陷入越軍手裡。執政只有四年長的民主柬埔寨政權從此消失。三日後﹐親越南的金邊政府宣佈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成立。 以波爾布特為第一號領袖的赤柬自1975年4月佔領金邊﹐ 在短短的四年內給柬埔寨人民留下一份極其恐怖的遺產。
由一所中學改為監獄的Tuol Sleng (即是S21)﹐現今成為的歷史博物館刻留下波爾布特時代所犯下的令人髮指的罪跡﹕ 一切被認為是吳卡 ( Angkar﹐柬語為組織﹐指柬埔寨共產黨﹐即赤柬 ) 的背叛者﹐ 包括曾是赤柬的領導人與平民百姓皆被逼害慘殺。
幸存的生還者復述起在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恐怖日子﹐ 國內各個城市變為空城﹐ 居民被趕到農村公社做奴役﹐ 建設空想的共產主義社會。
不完整的估計有一百七十萬柬埔寨人﹐包括上千萬的越華裔人為此而喪失性命。他們被逼做苦役、筋疲力盡致死或被毆打、殘殺。可以說﹐在柬埔寨沒有一戶人家的人不是赤柬的受難者。故此﹐ 1979年越南對柬埔寨的軍事入侵﹐ 起初還是受到諸多柬埔寨民眾的歡迎。
一位名喚英-萬納( Anh Vanna )﹐ 居於金邊的年青人說﹐ 若沒有越南軍隊的到來就沒有今天的他﹐ 也沒有現在的柬埔寨。
對於越南干涉入柬埔寨事件﹐ 目前的解釋仍為眾說紛紜。 法國柬埔寨現代史研究者亨利-羅咖 ( Henri Locard ) 教授說﹐ 當提及1979-1-7日事件時﹐ 各研究者對該否使用解放或侵略這兩個詞仍然作爭論。
羅先生本人表示﹐“ 無可爭辯﹐ 越南人從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政權之一的魔掌中解放了金邊。”他繼續說﹕“ 我認為﹐ 我們已經得到了清楚的答案和須強調那是解放。越南軍隊已是解放了被赤柬殘殺的人民﹐ 我認為雖然那時越南沒有完全掌握到波爾布特政權的內部生活情況﹐ 包括柬埔寨人極其苦楚的狀況。”
可是﹐ 另一位英國記者、曾著寫關於波爾布特生平一書 « 波爾布特﹕ 一場夢魘的歷史 »(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 的作者菲利-索特 ( Philip Short ) 卻認為越南侵略柬埔寨﹐ 因為越南的干涉主要是為政治理由﹐而不是人道的理由。索特指出﹐ 越侵柬的兩個原因﹕ 1﹐赤柬軍隊殺害越南西南邊境的平民﹔ 2﹐ 期望成立一個親越的金邊政府﹐ 取代於由北京支持的、反河內的波爾布特政權。
實際上﹐ 在越戰結束後﹐ 赤柬就多次發動越境攻擊越南的戰鬥。1975年5月﹐ 赤柬襲擊富國 ( Phú Quốc ) 島並殺害上百的土朱 ( Thổ Chu ) 島的平民。之後﹐ 自1977年起﹐波爾布特的兵士又多番入侵越南西南地區各村莊﹐ 殘殺上千的人。至今我們還可以找到歷史證據的痕跡﹕ 1978年4月﹐ 在越南安江 ( An Giang ) 省的巴竹 ( Ba Chúc )﹐ 超過有三千名民眾被殺害。
在那個時期﹐ 自1976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倒臺和鄧小平重掌大權﹐ 中國卻大力支持民主柬埔寨﹐ 日愈公開地排斥越南。越南對柬埔寨的軍事干涉﹐使中國失去了面子﹐引致了鄧小平的惱火。1979年2月17日﹐中國發動“教訓越南”的邊界戰爭。
無論如何﹐ 今天人們對那段歷史事件仍作出各異的解釋﹐ 但事實是越南已經攻取了柬埔寨﹐ 展開了歷史的另一頁﹕ 一場由大國蘇聯、美國和中國在背後操縱的、越柬兩國以及週邊國家都被捲入的、十年長的戰爭﹐而這場戰爭﹐至今人們極少的談論它。
2009-01-23日
作者﹕ 輝德 ( HUY ĐỨC )
1979年2月17日﹐ 我們剛步入校門口﹐ 就聽到新聞廣播﹕ 清晨時分﹐“中國軍隊已經進入我國北部六個邊界省份進行殘殺。”那天早上﹐ 我們多位同學從學校直奔往鎮人民委員會。在那裡我們辦理了登記入伍的手續﹐ 也不及向父母說聲告辭便前往戰場。
“北京的擴張侵略軍”把我們從學堂直接引至戰場。但是﹐ 不知為何今天的學校對那場拖延有超過十年長的戰爭又閉口不談。三十年前﹐ 那些“年少人” “從邊界逃”回來了。三十年後﹐ 那些年少人卻長大了並了解﹕
1956年4月﹐ 值法軍撤離越南時﹐ 那個稱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中國佔領了黃沙群島中最大的一個島。 1974年1月19日﹐ 在中美簽訂了上海公告後和1973年巴黎協議﹐ 美國撤離越南後﹐ 那時仍然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中國又攻佔了全部黃沙群島﹐ 擊斃了58名西貢海軍官兵。 1988年﹐ 中國又進攻長沙群島的一些島嶼﹐ 74名越南海軍人員死亡﹐ 並由此起﹐ 中國佔領了那些島嶼。
之後﹐ 2008年11月12日﹐ 中國宣佈以二百九十億美圓投資入“攷察和開拓南海” 的計劃。該計劃中包括仍然由中國佔領的越南領海和島嶼。在此四個月前﹐ 2008年7月﹐ 當美國 Exxon Mobil 石油公司與越南要合作開拓南昆山 ( Nam Côn Son ) 海域之時﹐ 中國卻對美國公司施壓﹐ 逼他們取消該計劃。2007年﹐ 中國曾對BP施壓﹐ 要它停止與越南投資20億美金在目星 ( Muc Tinh ) 和海石 ( Hai Thach ) 海域區的石油勘探合作。 1994年﹐ 中國再次反對越南與在青龍海域的氣油開拓計劃﹐ 但在兩年後﹐ 他們又與公司在東海海域共同開發石油。中國的船只在東海區域“悍然橫行” ﹐與此同時﹐ 越南與外國的合作計劃卻被逼黯然取消﹐ 不能出聲。
我們這一代人在“社會主義的學校”成長﹐ 有許多發生在首都、在邊界地區和在領海上的事情學校不讓我們知道。我們仍然唱頌毛澤東如“太陽昇” ﹐ 而那時的毛伯伯先後派兵佔領了黃沙和長沙群島。我們歌唱兩國“山連山、水連水” ﹐ 而我們的許多座山、許多條江卻失掉了。直至2月17日﹐ 我們才可以拿起槍﹐ 才可以“公開表明”誰是侵略者﹐ 也感到歡慰。然而﹐ 許多時候回想起那個時刻﹐ 當確實的訊息剛傳開來後﹐ 我們便立即上陣迎敵去了。
不像當年的我們﹐ 今天的年青人不會只坐在課堂上讓學校“供應”甚麼就接受甚麼。可是他們的處境卻是很危險的。他們難以安坐當獲悉有人虎視眈眈你的領土領海之時而又口口聲聲說甚麼“好鄰居” ﹐ 當有人派遣船艦在我們的海域射擊我漁民之時還仍然稱為“好同志” ﹔ 當有人施壓趕走想與我們合作開拓石油的外國公司 之時﹐ 但仍然口說我們是“好朋友” ﹔當有人悍然在我們的領海開拓石油但仍然說大家是“好合作”。我在寫這篇文章之時﹐ 在一個叫“寮風農民”( Nông Dân Gió Lào ) 的博客上得知﹕ 中國人將在河內舉行一次花燈會﹐ 預訂在今年2月17日結束。“寮風農民”引自“越南網”( Vietnamnet ) 的訊息﹐ 2004年中國人亦曾在峴港舉辦過一次花燈會﹐ 開幕日正好是1月19日。據“寮風農民”所說﹐ 他們組合了一團三十個的花燈﹐ 那不是中國佔領屬於峴港縣級管治的黃沙群島三十年 ( 1974-1-19至2004-1-19 ) 的紀念嗎。可能是因為“同志情義”而當地政權不考慮到事件的重合而去批準他們這樣的作事。“寮風農民”指出﹐ 對於那些“中國叔叔”﹐ 他們從來不作“偶然”的事﹐ 包括在11月底﹐ 他們把命名為“鄭和號”的軍艦駛入峴港。中國人說是鄭和發現了黃沙和長沙群島。
1988年﹐ 中國攻取了長沙群島的幾個島礁。那時越南開始轉向“多方位”的外交政策﹐ 幸好越南已不再陷入“孤身一人”的處境﹐ 受到被人一邊高叫“兄弟同志” ﹐ 一邊作行竊的嚴重打擊中。
我們的政府有充份的理由以正式的途徑與鄰國處理外交事務。但是﹐ 有時民眾的“憤怒”也必須要允許表露一下。人民從不希望戰爭﹐ 就算戰爭發生了﹐ 也只是人民由上戰場的。1979年3月期間﹐ 我曾與邊境的民眾談過話﹔ 我有許多的朋友﹐ 他們曾是在2月17日那段時期駐守涼山的軍人。我們所稱為的“勝利”卻是用我們的血肉軀體換取回來的啊!
戰爭期間﹐ 我在柬埔寨停留了三年多﹐知道了因赤柬攻打越南﹐ 越南只花了兩個星期就奪下了他們的政權。我們又知道波爾布特後面的黑手是誰。同時﹐ 我也曾遇見過不少華裔越南人﹐ 他們就是在1975年、78年期間離開越南超過六十七萬五千的華裔越南人中的人。那時他們許多人已經不會講華語﹐ 長久以來他們視自己為越南人。他們許多人離越後並不選擇中國作生活的地方、作為祖國。難道我們的國運不可與時勢抗拒嗎 ? 中國每一年都重提1979年2月17日那場戰爭﹐ 為何越南又不能公開討論那個事件和自己應該如何吸取教訓呢 ?
12月24日晚﹐ 越南足球隊取勝泰國隊﹐ 我在 ( 河內 ) 劍湖邊的人群中﹔ 28日越南取得東南亞足球賽冠軍時﹐ 我也在西貢的街頭上。那晚走在人潮中﹐ 我想著﹐ 只有值足球賽之時﹐ 才可以體現我們的力量。在十九世紀﹐ 當一個國家為擴張領土還可以用武力去征服他國﹐可是﹐ 1885年的 « 柏林協議 » 和1888年的 « 洛桑宣言 » 卻指出﹕“使用武力佔領已屬別人主權的土地是非法的行動。”聯合國公約 ( 1982年 ) 關於海洋法也肯定了這個精神。我們還沒有原子彈﹐ 我們還沒有雄厚的炮艦和槍火﹐ 我們是個小國﹐ 我們的人口不多﹐ 但我們只以合理的主權作為我們的力量。
當年我們踴躍奔往邊界戰鬥﹐ 三十年的時間已成過去﹐ 我們的島嶼仍然被失去﹐ 而政府卻保持沉默﹐ 課堂上的歷史教師卻保持沉默﹐ 報刊卻保持沉默……。我不知道在各個會議室內的緊張氣氛如何﹐ 可我只知道﹐ 如果我坐在那裡﹐ 就會感到心寒當人們仍然保持沉默。只有和人民同心同德, 我們才可組為一股力量﹐ 不要讓每一條筷子被分散和漸漸地被折斷去。
嶺南遺民譯
2009-02-01日
作者和文章出處不詳
柬共在执政时对本国人民犯下的各项屠杀罪行，往往要到它垮台时才被部分披露，而仅是披露的冰山一角，已足以让善良的人们震惊不已，如东欧列国、前苏联的大清洗、柏林墙边的射杀。
以屠杀人口占本国人民的比率来看，柬共肯定是杀人大赛中的冠军，（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成）：在被屠杀的人口中，最多的是自己人，即柬埔寨人，约一百到二百万，下来是华人，约二十到五十万，被杀最少的是越南裔，只有两万人左右，几乎被杀光。
为什么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屠杀在人数统计上会出现这样大的偏差？因为当年柬共和它的主人销毁了大部分档案，幸存下来的只有遍布全国的万人坑、罪恶馆来不及烧毁的部分照片和九位因刽子手急于逃命而漏杀的囚犯。而那些被处决的人，往往是全家无一幸免，从腹中胎儿到垂死之人，都被成家、成族地处死，没有留下一点这些人曾经在世的痕迹。我姑姑、姑父一家连半点东西都找不到，如果不是我们都知道她们生活在金边市，以卖中国杂货为生，哪相信世上有过这一家六口人？
那些残存的百姓，多半是生活在磅逊那一带柬共老根据地的人，对大屠杀并不了解，而那些参与大屠杀的人或自愿或被迫紧闭着嘴。国际社会只能象统计大跃进饿死人口一样，用死亡前的人口减去残余人口来粗略估计，因此被屠杀的人口从三百多万到一百多万，悬殊极大。真正掌握真相的，只有制造这场灾难的柬共，但这些刽子手怎会自证其罪？他们销毁罪证，杀人灭口还嫌不及。因此，要揭露大屠杀的真面目，只能等到垮台，对洪森的压力与控制解除之后，才能全面去做这个工作。柬埔寨的大屠杀从柬共取得政权直至被推翻，持续了三年左右，一直不为外界知晓，保密与控制的功夫十分到家，若非一场突然的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也许没有做完的试验，就会在柬埔寨做完：从肉体上彻底消灭阶级异己分子。
揭开柬共大屠杀面纱的不是注重人权的西方民主国家，而恰恰是阵营中的越南，他们因为出兵推翻了扶植起来的波尔布特，让洪森掌权而受到谴责甚至发展到以后的兵戎相向。
我们看越共柬共的战争起源--- 两万越南裔被杀。只有两万越侨被杀便让越共出兵灭了柬共，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真相，但我想说：就这么简单，这是我几进越南，遍访各地、各族群后得出的结论。
越南之所以出兵柬埔寨，并不是所谓的越共有称霸的野心，实实在在是因为有两万越南裔的柬埔寨人被柬共杀了，不管这些人的阶级成分是什么，他们都被越南人称作同胞。越南军队、越南政府觉得他们有保卫自己同胞的天职，谁也不敢承担抛弃越南侨民的责任，如果不出兵，越南领导人害怕将来会被追究个人责任。
于是，越南打了柬埔寨，并且打得十分漂亮，因为他们得到了柬、越军民的大力支持，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华裔被杀人口是越南裔的几十倍，即使知道大屠杀的少数人，又有几个知道完全的真相？
当年越南为了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合法的解释，几经掂量之后，越共选择了披露柬共大屠杀真相，以获得国际道义支持的手段。并从缴获的大屠杀证据中选择性地向世界进行了披露，虽然这是有着极大保留的公布。现在我们所能查证到的大屠杀事实，还停留在越共同意披露的部分及一些受害人家属提供的个案层次上，更多更重要的部分，还被越南作为敲诈谈判的筹码保留着。
因为在当年柬共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可耻的角色，时至今日，外交官出传记的不少，却没谁敢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年中共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当时几十万的华侨被柬共杀害，中共没有透一点风声，除有权知晓的柬共那几十个人外，被蒙在了鼓里。实际情形，中共大使馆最清楚，当时，遍布柬埔寨各地、党、政、军各部门，正是这些人帮助这支丛林游击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有投诉或求救的信件，都被中共大使馆及其领导下的“专家”们封锁了，华人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这些投诉或求救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
我想另外告诉大家的是：中共情报官员的水平都很高，许多人都是直接训练出来的，他们的老师现在依然健在，相信他会赞成我的说法。
越共出兵灭柬共，措手不及，连动员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没有快速反应这一个兵种）只有警告加威胁，而越共入柬，虽然获得了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
虽然越南的做法为人类社会了解共产极权的统治真相提供了一个窗口，却无可避免地把柬埔寨屠杀侨民的罪恶暴露了出来
在柬埔寨大屠杀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并不是柬共，而是他的上级领导部门，因为当时的柬共并没有多少自主权，这从对西哈努克国王的处置上就可以证明：在柬共杀害了国王的两个儿子后，难道柬共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就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后果吗？但波尔布特连屁都不敢放就执行了。
因为不仅他的军队要依赖援助，更主要是他的军队也掌握在军事顾问的手上，他这个总书记是个傀儡，一切决策权都掌握在那几个人手中。因为柬埔寨大屠杀的策划与监督执行人，它对整个大屠杀应负大部责任。
那些制定及执行大屠杀方案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国际法庭所追究，使用了各种手段来阻止联合国对此案的公开审理。乔森潘最近出书为自己辩护称：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没有参与大屠杀，完全是撒谎，而他这样讲的目的是将要把幕后主使者供出来。
红色高棉案，一直是压在心头的梦魇，令他们惊惧不已，频繁地外交斡旋、经济援助，只求在一番努力之下，洗去手上的血迹，公审的几次反复，一再推迟，罪恶馆的关闭，就是施压的结果。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被柬共士兵所屠杀的柬埔寨人、华人、越南人的灵魂安息了吗？他们的亲属所遭受的心灵与肉体的创痛愈合了吗？人间正义得到伸张了吗？那些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
没有！
面对冥冥之中无数受害者的眼睛，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可以放弃吗？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抚摸着那些记载罪证的材料，仿佛听到冤魂在呼喊：报仇啊！我感到灵魂受到某种牵引，它让我抛弃对自身安危的顾虑，投入到他们中间去，为了让这些冤魂得到解脱，有一种某名的紧迫感令我又提起了笔。
随着我全家的被捕，这种紧迫感再次催促我利用剩下无多的时间写下去，这珍贵而短暂的自由时光，是这样令人迷恋。一个人的一生，终于做了一件自己满意的事。这就是为屠夫作传，为我所遭遇的每一个刽子手写传记。
也许不久，用一个捏造的罪名逮捕我，我将永远失去讲真话的机会。但是我一点也不会后悔，起码在一段时间里，我有过写作与言论的自由，这比起那些一生都生活在暴政之下从来都不能或不敢讲真话的己是极为幸运的了。
如果今后我的儿女能够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能读到写了一半的《五千年》、《五十年逃亡之路》，能够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我觉得不后悔。
如果因为我的死亡能够唤起更多的人来为屠夫作传，把自己身边的走狗及其主子的罪恶纪录下来，不让这些残害人类的败类逃脱惩罚，我更不会后悔
2009-2-1
三十年前﹐家鄉於越南北部靠近越中邊界小鎮同登 ( Đồng Đăng ) 的李小紅 ( Lý Tiểu Hồng ) 女士約在1979年二月初離開了越南。在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攻打越南之前, 那時﹐ 中國邊防軍多次進入越南境內﹐ 向當地人通告: 戰爭將發生也帶來災難﹐ 與此同時﹐ 在越南國內排華運動正搞得火紅火熱。
一時間在華人民眾中廣泛流傳﹕ 返回中國的人將可保障人生安全﹔ 若留下在越南的人難以逃避大屠殺的危險。
那些“邀請之語” 再加上當時越南推行的排華政策使到住在邊界地區的眾多華人和各少數民族的人們都跟隨中國邊防軍轉向中國邊界去。
李小紅那時剛生下一名男嬰﹐與其京族人丈夫同住在首都河內。她突然收到父母轉來的口信﹕ 急速回娘家。滿以為是父親病重﹐ 李女士急忙即時抱著幼兒﹐ 孤身一人返鄉。 竟然想不到那次一走﹐ 卻是一對年青夫婦永遠的分離。
難忘的回憶
回想到離鄉背井的故事﹐ 李女士說﹐ 那時不只是華人﹐ 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如土族儂族 ( Thổ, Nùng 兩族皆為中國廣西壯族的分支 ) ﹐ 甚至連京族人都值此時機離越﹐ 借中國大陸之途徑轉抵香港﹐ 加入了難民潮﹐ 而後來其中一部分人卻抵美定居。
李小紅還記得同登那個地方主要是土族的天下﹐ 土族在越南的正式名稱為岱 ( Tày ) 族。
土人與廣西的壯族有密切的民族淵源關係。整段越南與廣西連接的邊境地區均為這個民族的地盤。與越南各地華人的不同﹐ 在邊界的華人多少被“土化”﹐ 他們除了會講土話之外﹐ 還通曉粵語和越語。
這些華人雖然被越南政府視為越南的華 ( Hoa ) 族﹐ 但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他們為中國人。在這地區生活的人們的心態較為矛盾﹐ 經常不知如何去選擇哪一個該是他們的祖國。據李女士稱﹕“ 任何一方的政府都沒有清晰地表明承認我們的身份﹐ 所以一旦戰爭發生﹐ 我們卻成為‘夾心人’。”
返回中國的自認為中國人的華人不再繼續“上路”﹐ 他們由中國政府安排留在各個農場幹種茶等農活工作。那時中國的生活環境極之困苦﹐ 許多的華人都希望能有一日轉返越南。
美國天地
李小紅抵達美國後認識了一位原籍廣治 ( Quảng Trị ) 叫潘文珠 ( Phan Văn Châu ) 的南方人﹐ 後來兩人結為夫妻。
這位男士的前妻在1975年越戰中喪命﹐遺下了六名兒女。他們全家乘船逃離越南後再抵美。李潘兩人在某一志願組織中相識。
由於如此的人緣關係和家庭人際關係的擴展﹐ 李女士可以較為容易地完全融入了當地的越南人社群。若她不開口說廣東話或土話﹐卻很少人知道她是來自越南北部邊界地區的人。
當回憶往事時﹐ 李小紅女士往往禁不住自己激動的情緒。在當初剛離開越南的歲月裡﹐ 她的內心痛苦萬分﹐ 因為日夜思念前夫。在難民營期間﹐只是人道的理由 ( 嬰兒 )﹐ 她才可與年幼的兒子獲批往美國定居﹐ 而她父母全家人卻被逼前往其他國家。“到了後來﹐ 上天保祐﹐ 我們全家都能在美國團聚。”
對於許許多多的華裔越南人來說﹐ 中越戰爭和越南的排華政策給予他們留下不少辛酸的回憶。儘管某些華人是實用主義者﹐ 認為那是個極好的機會移民到西方國家﹐ 而在其他邊遠地區的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卻是難以夢想到之機遇。
可是每個人的家庭和夫妻分離的痛苦等又有多少人知曉呢 ?！ 李女士說﹐“ 一切的往事我都要刻意忘掉﹐真的要回想它﹐ 多少的眼淚也難以抹乾。”
多元的身份
後來李女士也曾帶著曾一起逃難的兒子返回越南見其父親一面。目前﹐ 她的兒子和後來所生的兒女們都長大成人﹐ 家庭生活美滿。在美國的生活結束了她一生辛酸的歷史階段。
在美國﹐ 1979年被逼離開越南的華人形成了頗有華越特色的越南人商業區的主流。在他們之間﹐ 一些人與越南社群有著密切的共同生活的關係﹐ 而另外一些人卻完全轉向﹐ 歸返入中華文化圈中去﹐ 他們自稱為“旅越華僑”﹐ 或“印支華僑”﹐ 意謂來自印度支那半島的華人。還有人把他們的名字改為中國讀音的拼音。
越南華裔亦成為美國各個唐人街的一個新的組成部份之一的成員。
李女士說﹐她的“難僑”身份也是十分多元化的。因為她本人會講土話﹐ 所以在美國來自越南同登的土人社群中找到很多同鄉。
在廣治同鄉會中﹐ 許多人只知稱她為“珠姐”﹐ “珠嬸”或“珠婆婆” ( 跟隨她丈夫之名的稱呼﹐越南人習慣上也只使用名作稱謂﹐ 不用姓﹐與中國人不同 ) ﹐而很少人卻知道她的中國名字和來自中越邊境的家鄉 --- 同登。
陳東德 (越文記述)
嶺南遺民重寫
2009-02-12日
作者﹕尼古拉斯-庫 ( Nicholas Khoo )
英國利維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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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1979年發生越中邊界的戰爭呢 ? 某些分析家強調兩國之間在海上和陸地上的爭執的因素﹐越中在柬埔寨衝突和越中關係裡的華人問題等。
諸多人均認為上述的因素的重要性﹐可是﹐我們可以從更大的背景 ---中蘇關係的角度來觀察中越之間的衝突。讓我們重溫1979年戰爭爆發前所發生的一些大的事件。
1975年後之中越關係
中國共產黨人是透過自1960年代起蘇中同盟關係的崩潰和日愈劇增激烈的蘇中矛盾的稜鏡來觀看越南共產黨的。從這個角度上出發﹐ 1975年前之十年來的發展確實使中國感到極為顧慮。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 ( 1965年-1975年 ) 中﹐ 蘇聯取代了中國﹐ 成為越南軍事和經濟的主要供應者。
1975年後﹐ 中國不能確切地分辨出河內對莫斯科的戰略定向。 1973年巴黎協定簽訂後, 美國完全撤離出東南亞使蘇聯消除了在該地區的對手﹐ 但又使中國的反蘇思維變得更加複雜﹐ 中國提高了反蘇的聲音。
1975年8月﹐ 越南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副總理黎清毅 ( Lê Thanh Nghị ) 展開了其先往北京﹐ 後抵莫斯科尋求經濟援助的重要行程。他獲不到中國對越經濟援助的包裹。
至9月份﹐ 越南經濟代表團再次出徵嘗試﹐ 雖然他們此行獲得中國的經濟援助﹐ 但中國絕對不給予任何的軍事武器。有跡象顯示﹐ 中國擔心越蘇關係的加強﹕ 在中越這次會談裡﹐ 蘇聯在南中國海所扮演的角色被中方提出作為重要的討論題目。值得注意的是﹐ 在越南代表團的行程結束前﹐ 雙方並沒有發表聯合公報。 比中國的經濟更為雄厚的蘇聯對越南伸出援助之手卻顯得更加豪爽。在越共總書記黎筍十月份對莫斯科的訪問中﹐ 蘇聯答允從1976年至1980年將提供30億美圓的援助。北京當然留意到在蘇越聯合公報中越南領導人對蘇聯的讚頌之言。聯合公報中提及蘇聯的和緩政策﹐那卻是中國素來所反對的字句。 越蘇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976年12月越南勞動黨第四次大會。親中人物被擱置一邊。自1956年起便是政治局委員和1950至1957年為駐華大使的黃文歡完全被捨棄黨內職務。三位前駐北京的大使均失去了選為中央委員會後備委員。
1977年6月7日﹐ 越南總理范文同在訪蘇前順道訪華。在6月10日與中國副總理李先念會晤時﹐ 雙方坦率黨談及了各個問題﹐ 包括越方官員在各報告會上的反華言論﹐ 兩國在海上和陸地邊界的差異看法和越南虧待越南華人的問題等等。但中國表示﹐ 它仍然歡迎改善兩國的關係。
約三週後﹐ 黎清毅為簽訂蘇越經濟條約抵達莫斯科。在回程途中﹐ 他順道訪問北京﹐可是他並沒有帶回任何中國的經濟援助包裹。
1977年7月30日﹐ 在越南與寮國簽訂結盟條約的兩週後﹐ 中國外長黃華曾發表演詞﹐多次提及“蘇聯修正主義的危險”﹐ 並公開警告越南注意侵略柬埔寨的後果。
柬埔寨問題
那時柬埔寨日愈成為蘇中衝突和越中衝突的競技場。中國堅決支持其對柬埔寨保持獨立的政策和親中的赤柬掌權。 蘇聯卻包庇越南﹐ 而越南又想保持其對柬埔寨和寮國的影響範圍。越南戰勝了法美﹐ 又是蘇聯的盟友﹐ 它將不會讓中國和赤柬威脅到其對柬埔寨和寮國的影響。
1977年9月底﹐ 發生了越柬邊界的軍事衝突﹐ 與此同時﹐ 越中關係不斷惡化。 1977年11月﹐ 黎筍訪問北京﹐ 他預想向中國尋求經濟援助。但是﹐ 中國以過去幾年的困難為理由拒絕了黎的要求。跟著越南也不舉辦例行的辭別宴會。翌日﹐ 新華社發表了反對蘇聯的“經濟互助會”( COMECON ) --- 蘇聯集團對越援助的經濟組織﹐ 而越南剛剛又交上了入會申請表。
黎筍訪華後﹐ 中國加強與柬埔寨的關係。 1977年12月3日﹐ 中國副總理陳永貴率團訪柬。不久後﹐ 赤柬發動對越南邊境內的多次軍事攻擊﹐ 由此﹐ 越方進行大規模的反擊。
1978年1月18日﹐ 為顯示中國對赤柬的極力支持﹐ 周恩來的遺孀鄧蘋超訪問金邊。 那時中國發現蘇聯的手在替越南的行動打氣。那時越柬邊境頻頻發生軍事衝突﹐
1978年1月19日﹐ 新華社肯定地指出莫斯科企圖利用越柬的敵意來增加其在東亞的影響。 繼之越南對華人事件的發展使北京認為日愈相信河內正執行跟隨蘇聯的反華政策。
1978年2月﹐ 越共召開了第二次黨內會議﹐ 河內決定在南越執行打擊買辦資產階級的措施。 3月23日﹐ 河內宣佈了對南越的企業實行國有化。在此運動中﹐拖延至4月中旬﹐ 當局使用暴力手段沒收了總數超過三萬多個的、大部份是華人財產的商業企業。因此﹐ 它形成了在南方逃離出南中國海的和在北方逃入中國境內的大量難民潮。
4月30日﹐ 北京正式對外宣佈其顧慮的難民潮並說繼續關注事情的進展。同一日﹐ 阿富汗發生政變﹐ 親蘇的奴爾-默哈密-塔拉奇 ( Nur Mohammed Taraki ) 上臺執政。越南在5月3日承認了該政權。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 那就是蘇聯所執行的包圍中國的行動。
5月26日﹐ 中國宣佈派遣船隻前往越南接回華人。 6月7日﹐ 鄧小平直言指出﹐ “越南已經倒向中國的敵人 --- 蘇聯。”
6月16日﹐ 中國宣佈將關閉胡志明市的中國領事館﹐ 以及同時關閉在廣州、昆明和南寧的越南領事館。
同年6月﹐ 越南正式加入經濟互助會。 7月3日﹐ 北京停止對越的一切援助。關於華人問題的雙方會談亦進入僵局。 越南堅決反對限制其對柬埔寨的影響。黎筍在河內對蘇聯大使的一次談話中﹐ 表示要在1979年初徹底解決 ( 柬埔寨 ) 問題。 1978年11月3日﹐ 蘇越友好條約簽訂。中國的反應是對國際上表示其強烈的決心要擊破那條河內 --- 莫斯科軸心。
中國設法加強與日本和東盟的關係。1978年8月鄧小平訪問東京﹐ 與日本簽訂友好和平條約。值得關注的是﹐ 條約裡面有一段“反霸”的字眼﹐ 即指蘇聯。 繼之﹐ 至11月﹐ 在越南外交次長潘賢 ( 七月 ) 和總理范文同 ( 十一月 ) 訪問東南亞之後﹐ 鄧小平亦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作訪。在展開從一連串的外交活動後﹐ 中國對越南展示強硬的態度。
12月13日北京寄往河內的電函警告﹕“中國的抑制和忍耐是有限的。”
1978年12月25日﹐ 越南軍隊開始攻戰柬埔寨。中國的反應是把發動邊界戰爭的計劃提上臺討論。在訪美期間﹐ 鄧小平告訴卡特政府﹕ 越南將要付出高的代價。
據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 Zbigniew Brzeninski ) 所述﹐ 鄧小平對白宮主人說﹐ 中國“認為極有需要壓制越南的野心並應對它適宜的有限制的教訓。”
正如鄧所說﹐ 在他返華後﹐ 中國發動了1979年2月至3月的反越戰爭。胡志明所描述的中越“同志和兄弟”變為了敵人。
嶺南遺民譯
2009-02-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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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庫先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為涉及冷戰期間中蘇越的三角關係。該論文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整理成書出版。
作者： 石志游 ( Thạch Chi Du ) 、 阮懷秋 ( Nguyễn Hoài Thu )
在國家改革開放建設中， 越中邊界戰爭似乎成為不被人們談論的話題。 相反， 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胡志明主席和毛澤東主席建立的友好關係卻被常常提及并被把它視為越中關係的牢固根基。在七十年代裡， 中美建交曾影響至越中兩國的關係，繼之的二十年，越中關係的發展并不安穩， 可它似乎又成為被人忘記的時段。
然而，所作的開放的方式和外交關係是否就是未來兩國關係的繼續發展的趨向的動力呢 ？ 往事已成過去不復回， 更確切的說， 它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小段而已， 但人們故意去遺忘那段以往的歲月。今日在紀念越中邊界戰爭三十年的時候， 讓我們共同好好地反思這個主題。
越南的中國研究
在以往的十年裡， 西方學者開始去探討“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崛起”， 而越南的中國問題研究者似乎從不提及此。
研究中國的霸權問題和中國對國際秩序將有如何的影響和挑戰并不是越南政府要求學者須關注的問題， 因為它是大國的事務。 越南政府認為， 對中國的外交和貿易政策才應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越南以中國一樣, 正在努力發展經濟， 執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由此， 越南要學的只是中國在改革開放路程中的經驗和教訓，而不是視中國為越南的威脅。 誠然，一個強大的中國將形成對西方國家存有巨大的威脅。
可是， 越南本身的國力還弱， 那麼， 中國在國際秩序上要扮演甚麼的角色和它在國際上的威脅如何似乎超越了越南的能力的範圍。 從古至今， 中國皇朝的權力歷來十分巨大并且對越南有影響， 因此， 不管中國如何的強大，似乎只是各大國所關注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眼前的事務。
越南也曾希望成為亞洲之小龍， 由此， 越南和中國存有共同的意志： 若中國有意要成為一個強國， 這意味著中越兩國正處于共同的歷史階段。
因此， 兩國的互助成為強大的國家的感覺比中國的威脅的感覺更大些。 越南的改革起步比中國遲，所以， 觀察和學習中國的經驗的意愿更為強。 越南所關注的是中國是否成功，而不是去認識如何避免中國的失敗經驗的問題。
越南學者所研究中國的出發點與西方學者的完全不同。 西方學者考慮到中國欲想稱霸的意圖， 因此他們研究和判斷中國的軍事和經濟等各方面的潛力的變化路向。
西方學者十分關注中國外交大戰略的思維， 而越南學者僅關心在中國所發生的具體的事情。在分析中國的對外關係之時﹐ 他們沒有甚麼理論或原則， 也沒有足夠的資源研究中國在各方面對外關係的問題。他們主要研究的是中國和亞太地區。 從那些研究中， 他們希望在區域問題中和面對中國這個龐大的鄰邦國家中為越南尋找一條較為輕松之途徑。
尚未足夠
可是，顯然，避談中越邊界戰爭表明了越南學者仍然還未找到合適的方法論據和角度來析解中越邊界戰爭。
若三十年前的邊界戰爭需避而不談才可以邁向未來， 那麼就說明了我們還仍未能真正地跨越那段歷史。
縱觀歷史， 對兩國的政治關係我們仍然還未達到共同的觀點。 也因為如此， 在中越兩國的邊界衝突的過程中， 越南人從來都沒有和中國站在同一的戰線。 最明顯的例子是十九世紀末的中法戰爭。
若說深入地去分析和研究中越邊界戰爭的問題，就可能會挑起雙方痛苦的回憶， 那麼， 這只可說目前兩國的友好關係只是暫時的而又帶有循環性的現象，整個兩國的歷史衝突可能會支配未來的雙方的關係。
長時間以來，儘管經歷了歷史上時好時壞的路程， 我們仍然可以用“山連山,水連水” 這樣的字句來形容中越鄰邦的友誼。
胡志明主席1963年曾以以下的詩句描述兩國的關係：“越中情義深， 同志加兄弟 ” 。
越南素來都視中國為一大國。 為了維持自己的獨立自主和國家的發展， 越南經常忠告中國須以大國的風度處理兩國的各種關係和正視雙方共同的歷史路程。
故此， 如何面對歷史和更好地理解中越邊界戰爭， 為未來可以和平地處理兩國的關係是我們不可缺少的思想任務。
嶺南遺民譯
2009-02-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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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志游是臺灣國立大學教授。 他最近出版了«在臺灣制造的民主»( Democracy Made in Taiwan )，Lexington出版社，2008年。
阮懷秋目前是臺灣高雄中山大學博士生。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09/2/17日報道， 今日正好為1979年中國發動揮軍攻打越南的邊界戰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對記者招待會表示北京主張把過去擱置一邊， 集中精神朝向未來。
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此一歷史事件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只說“ 中國和越南歷史上經歷不愉快的時期， 可是重要的是兩國領導人和人民都愿意發展未來良好的關係。”（ 意譯）姜女士還拒絕回答是否北京禁止中國人民談論該戰爭的問題。
1979年中越軍事沖突只拖延約三個星期， 但雙方在邊界地區激烈的戰斗繼續拖長至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 可是，在中國的各大學從不教授或研究那段歷史， 因為中國不愿損害和越南的關係。 越南目前是中國的伙伴。
據AFP 通訊社記者引自一位在美國教學的中國教授的說話， 那是鄧小平的戰爭，而北京政府故意不再提及這場戰爭以便使鄧小平的形象不受污染， 因為他是經濟改革的開拓者。
法國第十巴黎大學國際問題教授裴春光（Bùi Xuân Quang）先生指出， 任何的一方都宣稱是戰爭的勝利者， 可是在每個人心中都留下一個形象： 中國人民解放軍須撤軍當面對一個小小的越南。
1979年中國攻打越南也是為了報復越南軍隊進攻柬埔寨， 推翻親北京的同盟， 毀滅種族的殘暴赤柬政權。
根據一些分析家的解析， 鄧小平意想把攻打越南的戰爭來說服美國：中國是美國可信任的同盟， 有能力阻止蘇聯的影響。
曾經參戰的中國士兵表示失望對北京當局故意不提1979年之戰。 因為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沒一字提及那個歷史事件。
戰爭的三十年後， 雙方從未正式公布任何的戰爭傷亡人數。 據《現代中國軍事歷史》( Modern China Military History )的作者皮得-吳爾星( Peter Worthing ) 先生在該書中評估, 在短短的三個星期內， 約有二十五萬至六十三萬中國士兵死亡，而越南有二十至六十二萬軍人戰亡。
當然北京當局完全不會組織任何三十年中越邊界戰爭紀念會。
上述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越南。 西貢的一份報紙在其網絡上最近發刊了一篇提及邊界戰爭的文章， 但稍后便被抽離。
英國路透社記者報道， 在前往涼山的一個埋葬上千個越南軍人的烈士墓園觀察時發現有許多個墓碑寫著抗法抗美戰爭的烈士， 唯有另一些寫著《 保衛祖國》的墓碑， 記者指出， 那就是意指那些在距今剛好三十年前在中越戰爭中死亡的軍人。
嶺南遺民
2009/2/17日
1979年2月17日﹐中國揮軍攻打越南北方六省。遭到越南軍民的強烈抵抗後﹐中國軍隊從3月16日開始撤軍。目前﹐兩國政府對雙方極不友好的軍事沖突事件閉口默言。以下是美國緬州大學越裔教授吳永龍 ( Ngô Vĩnh Long ) 、 澳洲國防學院卡利-塔耶( Carlyle Thayer )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藍斯-亞美( Ramses Amer ) 教授三人對法國國際電臺的訪問作了重溫中越關係交惡的歷史一頁並指出其戰爭導致今天的影響。
若只根據二十多年來河內或北京政府所公開的正式資料﹐ 很少人會意想到1979年2月17日﹐即三十年前﹐ 成千上萬的中國解放軍入侵攻打越南北方邊界的六個省份﹐宣稱要“教訓越南”。然而﹐ 短短三週的交戰中﹐ 中國軍隊遇到越南地方武裝力量的強烈反擊﹐ 北京被逼宣佈“完成任務”﹐於3於16日撤回華境。可是﹐ 兩國的緊張關係一直拖延至十年後﹐ 雙方斷斷續續地互相攻戰﹐時而更發生有激烈的戰鬥。 直至1991年﹐ 兩國才正式恢復關係正常化。 雙方關係也日愈得到改善﹐ 尤其在經濟貿易方面﹐ 2008年雙方貿易額昇至逾二百億美圓。
河內和北京同時意欲遺忘那場戰爭
正因為目前雙方良好的經濟關係﹐ 河內和北京同時欲想壓抑不再提及那場三十年前的戰爭﹐北越邊界省份遭到嚴重的摧殘﹐造成雙方上萬的傷亡人數的巨大損失。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問題教授藍斯-亞美先生認為﹐ 按目前情況來說﹐ 中越雙方都不願提及那段歷史﹐因為它對兩國都不利。
他說﹐“ 我們須留意到兩國正故意設法遺忘那場戰爭。我不認為越南或中國任何的一方會舉行隆重的紀念。理由之一是越南願意把以往的事情擱起來﹐ 畢竟那是兩個共產黨較長的友好關係中最為緊張的一個階段。重提那事﹐ 對河內根本沒有好處。
中國更不願提﹐ 因為正是他們本想教訓越南﹐可最終實際上是其本身得到一堂最大的軍事教訓課。中國軍隊交出的成績表完全達不到北京滿意的預算﹐ 儘管他們高聲叫嚷是勝利﹐ 按原計劃佔領了一些越南邊境城鎮地區等。可是﹐確實的情況如何﹐外人是難以知曉。此外﹐因涼山有一號公路直通河內﹐故此除了涼山一區外﹐越南軍隊的精銳部隊那時都並沒有參戰。應該說﹐ 在三週的戰鬥裡﹐中國正規部隊須應付越南的地方部隊和民兵力量﹐ 這一點更說明了越南取得的軍事成果。
雖然如此﹐ 由於與中國關係的惡化﹐ 越南﹐尤其在北方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值得注意的是﹐ 越南北方的經濟情況在1979年後與前時期比較更惡劣。 在抗美戰爭中﹐ 北京對越南的經濟援助極大。那時﹐美國飛機對那個地區也不是有很多的破壞﹐ 因為顧慮侵犯或誤炸到中國南方地區。
總之﹐ 我認為﹐今天兩國政府都同時不願再提那場戰爭的了。據我所知﹐在越南仍然有人視中國為威脅。例如在南中國海主權爭執的問題上﹐ 他們想要紀念邊界戰爭﹐從而提醒人們：中國仍然可能是越南最危險的對手。至於另一些人卻想重打開中越關係的新篇章﹐ 當然他們不想再提那場戰爭。”
北京在軍事上失敗但在戰略上取勝
1979年2月17日當發動攻擊越南時﹐ 北京宣佈其目的是要懲罰河內公開挑戰中國的威力。在此六週之前﹐ 越南揮軍進入柬埔寨﹐ 推倒親北京的波爾布特政權。按分析人士之說﹐ 除了那個直接的原因之外﹐ 北京亦想嚴打日愈不聽話的越南﹐ 它又迫害越南華人。
對這場戰爭﹐ 澳洲國防學院亞洲問題卡利-塔耶教授強調說﹕
“表面上﹐ 中國侵略越南是為了“平定邊界”多年來日愈發生衝突事故的不穩定。鄧小平宣佈對越懲罰。北京稱它為“自衛反擊戰”﹐ 因素是有多個的。在中國的眼中﹐ 河內對北京已是以怨報德﹕在抗美戰爭中得到巨大的援助但反過來虧待越南華人﹐ 加入已是中國的敵人 --- 蘇聯的同盟行列﹐ 又侵略中國的同盟柬埔寨。 直接的原因使北京攻打越南是因為河內挑戰中國在印度支那的影響和威信。那時中國要用行動來表明其對保護同盟赤柬的威力。
可是﹐ 中國的威信得到保證﹐但面子失盡﹐ 因為越南軍隊阻止了中國解放軍的進攻﹐並使解放軍遭到嚴重的挫傷。那時中國曾預算越南會派遣正規軍參戰﹐ 並從柬埔寨撤回部份的軍隊來對付北方的戰事。
幾乎所有的軍事分析家皆認為﹐ 在這兩方面上﹐ 越南並沒有跌入中國的陷阱。越南正規軍並沒有上陣﹐ 只是邊境的地方部隊和民兵參與阻止中國部隊和坦克的前進。在柬埔寨﹐ 越南根本沒撤走一兵一卒﹐ 反而在那裡增加其兵力。 ” 在三個星期的激烈交戰後﹐ 中國在越南領土上佔領和控制了多個省府城鎮高平、涼山、老街後﹐3月16日﹐ 宣佈達到目的並在在其控制地區嚴厲摧殘各軍事、行政、生產設備等﹐連同學校和民舍也不放過。
越南河江位川 ( Vị Xuyên ) 烈士園1979年戰爭的軍人墓地。( 攝影﹕ 黎光日 )
中國軍人1979年戰爭墓地。( 圖片來源﹕AFP )
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雖短暫﹐ 可是所造成的損失極嚴重﹐ 尤其是在人命上。卡利-塔耶教授指出﹐ 越方至今還從未公佈其傷亡人數。 鄧小平在1979年3月16日的演詞中宣佈中國軍隊殺害了三萬七千名越南兵士、傷兵人數為七千和戰俘五千人。另一來自中國的資料透露越軍的死亡人數為三萬五千至四萬五千人﹐ 而越方透露的死亡人數為二萬八千人。越南公佈的中國軍人的傷亡人數為四萬五千人。
據卡利-塔耶教授所述﹐ 總言之﹐ 整場邊界戰爭﹐包括平民在內的估計﹐ 雙方的傷亡人數可能共達到七萬五千人。
據觀察家們的分析﹐ 在軍事上，中國確是失敗在目的要把越南打倒在地上﹐但在戰略上確取得某些成果。
卡利-塔耶教授解釋﹕
“中國在1979年的戰爭中並非是完全失敗。北京較精明地在發動戰役前公開宣佈攻打越南在時間和空間上是有限制的。中國向東南亞國家表明它隨時會使用武力若中國在該地區的地位和威信受到挑戰。具體的表現是中國所發動的反越戰役部份地有效使越南在東南亞約有十年時間的被孤立。
另一方面﹐ 中國軍隊撤離後﹐ 北京仍然在十年後維持對越南邊境施行有所的壓力﹐ 宣佈不放棄再次進攻的威脅﹐ 使越南被迫重新部署北方邊境的軍事力量。
此外﹐ 由於要對付與中國的邊界戰爭﹐使越南的改革遲延了七年。 1978年﹐ 鄧小平開始拋出經濟改革方案。若那時越中友好﹐ 本應越南也會效仿中國，開動經濟改革更早些。
中國攻打越南後﹐ 越南被迫要完全跟隨蘇聯﹐ 讓莫斯科使用金蘭灣海軍基地。另一種說法﹐ 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越南的威信卻有不少的損害。”
中越戰爭三十年後之今日﹐ 越中關係轉為友好。兩國的分析人士都從那場歷史戰爭中得到教訓。藍斯-亞美教授認為﹕
“戰後﹐ 兩國都認為若不徹底地解決邊界問題﹐雙方的爭執可能會再次爆發﹐ 尤其是當雙方關係不友善之際。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未來亦完全極有可能再發生。重要的不只是要簽訂邊界條約﹐ 而是完成邊境勘界立碑的事務， 以使在三十年的戰爭後雙方達到某種積極的行動。我認為﹐ 2009年初雙方完成勘界立碑是一件具有意義的大事﹐因為在三十年前還是戰場的地區已成為世界上最新劃成的國家邊界線。其意義體現在於兩國已經肯定了雙方的關係是以國際原則---國家主權為準﹐而不是以亞洲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為特殊的關係﹐而不是認為相同的意識形態將可以解決兩國各種事務的靈藥 ! 我認為﹐此是兩國從三十年前的戰爭中得到最大的教訓。
此外﹐越南的另一個教訓是清楚認識到即使越南在軍事上戰勝中國﹐在發展經濟上它仍然需要中國。越南可戰勝法國、戰勝美國和再可戰勝中國﹐但法、美離開後﹐中國仍然在那裡。由此﹐越南的教訓是如何尋找一個可行的辦法﹐既然不能擺脫實際的情況， 就要與中國共存。
我認為﹐越南1979年的勝利是屬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起這個國家的軍事勝利成果的範圍裡。可以說﹐在1979年那個年代﹐越南軍隊被視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
可是﹐越南的教訓是中國可以對越南造成極大的損害﹐由此﹐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是越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事關越南與中國南方的連接的地理因素。
誰曾在八十年代到過河內便可看到﹐北越那時十分貧缺﹐從糧食至各種日用品﹐因為以前這些東西皆來自中國的供應。
總之﹐對於越南來說﹐其教訓是儘管在軍事上可戰勝了中國﹐但為了發展經濟﹐越南仍然需要中國。
雖然如此﹐ 但問題是為了爭取中國的幫助﹐ 維持兩國的良好關係﹐ 越南領導人已經設法把同屬社會主義同盟的國家關係中不美好的一頁抹擦去。”
卡利-塔耶教授繼續分析﹕
“邊界戰爭爆發至今已有三十年。儘管在戰爭廢墟上已經建立了一些大的發展工程﹐ 排華的心理仍然存在﹐ 尤其在前軍人和其家屬中。越南仍然是一黨專政的國家﹐ 政府控制各種傳媒和在民眾中極力推廣宣傳。在1979年期間﹐ 河內當局認為﹐ 正由於中國的大漢主義者才發動那場戰爭﹐而不是愛好和平的中國平民百姓。
從戰爭的遺跡中走出來﹐ 越南領導人主張那時所發生的戰事和戰爭的創傷等痛苦的歷史一頁包捲起來。越南的歷史書不提及那段歷史。一年前﹐ 越南的教員拒絕了外國為他們所舉辦的軍官訓練班的歷史課中提及中越戰爭的內容。
越南的集體忘記是來自黨領導層的意思﹐ 他們相信政治可以把歷史的真相淹沒。越南共產黨幹部要向民眾解釋共產主義的中國曾經攻打社會主義的越南﹐ 若不是從意識形態上考慮問題。可是在原則上﹐ 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 而不像帝國主義勢力那樣 !
當然在中國日愈強大的背景下﹐ 中國仍然在長沙和黃沙群島的主權問題上與越南存有爭執﹐ 中國仍然使用威脅的手段對外國石油氣公司施壓， 要它們放棄在北京自稱為其領海主權區域上與越南合作開發石油的事務﹐ 越南政府主張遺忘歷史的政策將難以消除一般民眾心中的不平。”
美國緬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的越裔教授吳永龍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 對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那時的越南政府也曾掩蓋關於北京當局的陰謀等各種訊息。
“中國很早已存有攻打越南的主意﹐ 但越南政府並沒讓人民和世界人民知道。通過波爾布特之手在南邊攻擊越南以及在北方直接的攻打﹐ 越南才有反應。那就事已為晚了 !
越南是個小國﹐ 又靠近一個大國﹐ 中國有其私自的利益﹐ 越南需要好好研究並讓民眾和世界知道北京的意圖。”
據吳教授的分析﹐“中國自1979年之前已存有對越南懷恨的企圖﹕中國憎恨越南﹐不願見到越美於1969年的和談。 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 中國對美國作出保證﹕將根據美國的意思對越南施壓。那時﹐ 越南不接受。中國便以減少援助來懲罰越南，並在1975年後﹐ 中國援助波爾布特﹐為赤柬士兵提供足夠的各種武裝設備。在1975年4月後﹐波爾布特的武裝力量馬上攻打越南。
越南政府當然知道中國的意圖是甚麼﹐ 但沒有讓民眾知曉﹐ 而讓情況變壞才公開。今天的教訓仍然是這樣。中越關係中存有許多的問題﹐ 或者是中國對越南打壓的問題。但是﹐ 越南仍然保持沉默並與中國簽訂各個全面合作的合同。我認為﹐ 如何可以進行全面的合作當1979年中國曾決定痛恨地咬越南一口﹐ 要讓越南流血﹐ 以便對美國和其他國家證明﹕中國不再是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了。越南至今還不明白中國的政策是甚麼﹐ 故此﹐ 政府不讓民眾知道中國的內心。我想﹐此是極為危險的。”
對於1979年中國揮軍入越南的真正原因﹐ 吳教授分析﹕“中國以越南侵佔柬埔寨為借口﹐ 要攻打和教訓越南。那是中國所說的理由﹐ 但實際上﹐ 當鄧小平訪美對卡特政府說﹐ 他已經答應美國政府必須攻打越南﹐好讓該地區的其他國家要比面中國。
目前﹐我所看到的越南領導人見到中國就如“雞仔遇到狐貍”。諸多事應該講出來讓全世界知道﹐但越南政府又保持沉默﹐ 而且不讓越南公民或越南問題研究者將問題提出討論。與此同時﹐ 中國在此方面卻公開地說越南這樣那樣。”
根據吳教授分析，“中國在1979年攻打越南的用意是﹕中國從五﹐六個月在鄧小平訪美前已經說將要攻打越南﹐教訓越南。打越南至某種程度後撤軍﹐不想長期拖延下去。並必須把越南打得破爛﹐ 意謂把北方六個省份嚴重摧毀。他們要教訓越南﹕若不聽老子的話﹐ 就要懲罰你。
雖然在政治上不能取勝於越南﹐ 中國曾利用這事件在後來的十幾年內大肆宣傳反越。
必須指出鄧小平在軍事上收到最大的利益﹐因為由此他實現了四個現代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軍事現代化。他要讓中國民眾看到中國軍隊不能軟弱﹐ 必須現代化。如此﹐ 北京把所謂的最殘弱的軍隊指使攻打越南﹐ 後來撤退了﹐ 讓別人說中國的軍隊受到這樣那樣的損害﹐ 鄧小平利用這一點從而吧中國軍隊現代化作為優先事務。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都指出這一點。”
吳教授認為﹐中越戰爭對越南產生了極嚴重的後果﹐ 尤其在領導層中對中國恐懼的心理﹕
“攻打越南後所產生的後果是許多越南領導人一見到中國便害怕並想處處取悅中國。可是﹐他們難以讓中國有百分之百的滿意﹐例如在簽訂協議時說甚麼越南將與中國在各領域裡全面合作﹐ 包括培訓幹部的問題﹐ 但又要向通告中國越南內部的情況等等。
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過份。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其他國家作全面的合作。
就算是家庭中的夫妻也存有許多問題。當有不同的意見就要講出來﹐ 講出來讓對方知道。我想﹐ 許多越南人正如我所說的那些人﹐ 在被中國懲罰後﹐ 見到中國就如“雞仔遇上狐貍”。如此的心態就難以與中國進行長期的交流。因為中國將會日愈對越施壓。
當越南民眾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我擔心問題就難以解決﹐ 那不但是越南政府和人民的問題﹐ 而且還是越南和中國的問題。若想要有一種穩定和長期的合作關係﹐ 雙方必須以公平和平等的態度互相對待。 ”
此外﹐吳教授指出越南政府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中採取封閉訊息的手段是極有害的做法﹕
“目前﹐越南民眾對那時實際的歷史問題仍不清楚﹐ 包括自1979年至今越中關係所存在的有關問題。 在這方面﹐中國卻大行其道﹐ 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而越方卻擔心與中國產生不和﹐ 由此不敢開口。我見到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越南研究者都不敢說出來﹐ 害怕破壞和諧氣氛。我對此感到十分顧慮。
在越南的歷史書中﹐ 那場戰爭從不提及﹐ 自兩國恢復外交關係後所發生的很多問題也沒有涉及。許多事情人民都不知道。
我認為﹐ 不提那些問題是極危險的。在越南﹐有許多人通曉中國話﹐ 但我不見他們對中國有深入的研究﹐或者有研究但要作掩飾。自1979年起多次返回越南﹐ 我有與研究中國問題的同業們交談﹐ 但很難﹐ 因為似乎上級有指示﹐ 不要討論中國問題。”
吳永龍教授認為﹐目前越南采用的是實用主義方法﹐ 為了保持在經濟交流上的友好關係﹐避免得罪中國的做法是不對的﹕
“一個小國靠近一個大國﹐ 越南須讓世界知道自己是如何被人打壓﹐ 或者要告訴大國知道它所持的態度要適宜為止﹐ 否則就要大聲«叫嚷。不可以讓他們說脣亡齒寒﹐ 但齒總是咬著脣﹐ 咬了多少次還讓它繼續咬。我認為這樣做不對。若越南總是讓中國打壓﹐ 從邊界問題﹐ 到黃沙長沙群島﹐ 到雙邊貿易問題﹐ 被迫到盡頭﹐ 越南就是要跌入中國的軌道中去。若越南入了中國的軌道﹐ 那麼越南還是甚麼獨立的國家呢 ?
胡志明曾經說過沒有甚麼比獨立自由更可貴。戰勝美國後﹐越南就被陷入被中國打壓，失去自由﹐或失去部份自由的局勢中。
正如我所述﹐ 1979年的後果和那事件後﹐ 正因為怕得罪中國﹐ 越南一直在讓步﹐ 有許多事不該讓步﹐ 應該讓民眾和世界知道，可是越南卻默言。我認為當發生了甚麼大事之時﹐ 讓別人知道﹐那麼別人才可以支持你。
我認為﹐ 為保衛自己的國家﹐ 或者為了自衛﹐ 我們要做到如一條小魚常常與一群魚同游。為保護自己﹐ 越南當然要與各鄰邦保持友好的關係。越南的地位極為重要﹐ 若懂得辦事﹐ 將獲得地區內和世界上的朋友協助保衛越南。若越南總是單獨與中國在一起﹐ 就會讓他們打壓﹐ 那時﹐情況就危險了﹐ 不僅是越南﹐連整個區域亦是。”
嶺南遺民整理
2009-02-18日
資料來源﹕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作者： xilei
让我们进入怀念。今天，是一场战争爆发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的今天，二十万中国军队，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那一年，我5岁，作为广西边民，战争离我如此之近。
我无法给这场战争定性。传统的定性已经完全从媒体上消失，甚至已经无人再提这场战争。
我内心的定性，根本无法写出来。为了让这篇博客存活，我只能说：这是一场战争。
9年前，我在上海采访残运会，有一位著名的残奥会冠军，他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失去了一条腿，我随他去龙华墓园祭奠他的一位战友。夏季的龙华很是清凉，拉开一格小抽屉，是那位战友的骨灰，冠军在他的骨灰盒上放了几支烟，一脸凄凉。那战友长得极帅，英气凛冽，原来是徐根宝的弟子，南京部队足球队的守门员，个子高，在丛林里刚站起身，就被打成了筛子（在我的《丧家犬也有乡愁》里，一篇专栏曾经写过此事）。
那年我只是入行两年的新记者，什么都不懂。我和冠军聊起那场战争，他很隐晦地说，那是一场不应该的战争。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他当时的神情：悲伤，无奈，欲言又止。
之后，我到了广州，到了南方报业，才慢慢知晓历史。
70年代末，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国内的越南侨民大规模屠杀（当然，也屠杀了无数中国侨民）。越南不忿，出动了十万大军进攻柬埔寨。
后来。三十年前的今天，降临了。
我曾经在一本国内正规出版物上看到这个史实：许世友带兵攻打到距离河内四十公里处，还欲再打，中央军委下令撤兵，许不肯，回电曰：再往前拱一拱，越南就会从柬埔寨撤军了。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是个杀人魔头。我的老同事张晓舟去看过金边的大屠杀纪念馆，他说，里边挂满了死于酷刑的受害者的照片，墙上全是死者的血手印。前不久，有个老同事去柬埔寨旅游，我推荐她去看那个纪念馆，她回来后说，震撼得说不出话。
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红色高棉的刀枪下。
好了，毋须多说了。
我只想继续写的，是对那些年轻生命的缅怀。
原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曾获叶剑英特批，查阅了许多当年的档案。他查阅的资料显示，在中越战争之中，解放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十万（含平民五万，但已难以区分，当时越方军民不分）。
美联社30年前曾在一篇报道中说：中国军队一周内即已死亡数千，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当年的中国，正是文革过后，积弱多年，武器落后，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许多新兵是未经训练，直接开拔前线的。徐根宝那位弟子，是踢足球的，居然也直接上了前线，当时情境，可见一斑。
当年，好惨烈。
粟裕之子粟X生，不顾情形，在前线强令，必须强攻，导致死伤无数，几乎全军覆没。一位从前线撤回的枣庄籍幸存战士，悲愤之下，忽然发狂，在营地里端着枪对其扫射，粟躲于桌下，死的是其他战士。
那些长眠于边境的战士，若是活到今天，应该都是50多岁了吧。他们本应该都能够和我们一起，看到现今的世界。
我曾在论坛上看到一组照片，在边境陵园，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清明节的山坡上，扶着阵亡儿子的墓碑，号啕痛哭。图在这里。这是令所有中国人心痛如绞的一组照片。
我想告诉那些整天叫嚣攻打台湾日本的粪青：你们全是白痴，什么都不懂就乱喊的白痴，等有一天，你的老母亲在你的坟头哭泣的时候，你们才会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
只有和平，才是全中国、全人类的福祉所在。
纵观20世纪，只有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在国民政府统领下的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抗日战争，才是非打不可的。非此，我们逃不了亡国亡种的命运。
其余的，内战，韩战，越战，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战争。
我们要做能够独立思考的公民。我们要知道历史。我们要知道祖辈和父辈的疤痕。我们要知道，百年苍茫里，无数中国人的痛。
我们要懂得，最基本的善恶。
我们国家的青年，我们国家的孩子，血洒异疆，可是，柬埔寨人民、朝鲜人民，会感谢我们吗？
可是，那些殉国的战士，毕竟是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国民。他们的母亲的痛，是每个国民都应该一起承担的。我们不能够遗忘他们。当他们成了一掊黄土，我们所能够做的，是警示后世。我们今生，以及后来的孩子，都不要重蹈悲剧。我们自己要重归善良，远离邪恶，也不要去与邪恶的人狼狈为奸，好么？
让我们留下残存的一点点悲伤。让我们唾弃邪恶的战争，尤其是与党争、意识形态之争有关的操蛋战争。
谨以此文，献给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所有长眠本土或异国地下的士兵们，献给三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2009-2-20日
作者 ： 楊名易 ( Dương Danh Dy )
自1977年9月起， 我被越南外交部調至越南駐華( 北京）大使館任第一秘書，專作研究。
當我還在國內時， 越中關係已轉壞，此時更為日愈惡化。在中國當局的鼓動下，“難僑潮”仍然源源不斷流離開越南，一部份人返回中國， 另一部份人卻流向其他國家。
以解決難僑的經費為理由， 1978年5月13日中國政府首次宣佈停止部份曾與越南簽訂的對越無償援助款項和撤退部份中國專家返國。
不久之後， 1978年7月3日， 中國政府宣佈完全停止對越援助和撤離全部在越工作的中國專家。
陸地邊界的衝突， 尤其在河內 --- 憑祥的國際聯運鐵路線上方面的衝突更日益增加（有時更發生了流血事件）。
作最壞的準備
1978年7月，我們研讀了 ( 黨中央 ) TW4號決議，其精神為邊搞好經濟建設和邊加強國防力量，作好準備，隨時投入戰鬥。
1978年11月， 越南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協議”。
1978年12月，大使館為最壞情況的打算而作的預備工作就緒。 大使館接收了氣油發電機（ 試用運行良好），米、水和乾糧等也有足夠的儲量。 兄弟國家的幾個大使館同時也作出具體的安排以防萬一。大使同志指示我閱讀和選擇館內的重要文件， 把該寄回越南的則寄，該毀的則毀。
1978年12月， 在訪東南亞幾國時，鄧小平在回答記者訪問中怒氣沖沖，說了一句與不符合文明國家領導人該說的話：“越南是暴徒，要教訓越南。” 我永不會忘記他的那個臉孔和充滿惱氣說出“暴徒”的語調， 英語翻譯員則把那字譯為“hooligan”， 即流氓、暴徒。
1978年12月22日， 中國單方面停止與越南的客運火車服務。 那時很多從蘇聯東歐返國的越南留學生被迫滯留在大使館的旅館內，等待飛機返國， 而最終1979年1月北京河內之間的航空線也被停航。
1979年1月初， 越南軍隊突然在西南邊界全線出擊進攻， 在極短的時間內擊潰了波爾布特集團的抵抗力量， 進而解放金邊。
此舉也是鄧小平預料不到。此也是中國領導人難以吞下的苦果。
非打不可的地步
1979年1月底， 鄧小平訪美， 受到卡特總統以最高禮儀的招待， 兩國設立外交關係， 中國並不須要以往的朋友了 ？ 在返國途中，鄧小平順道訪日。
在此情況下， 我們幾位研究人員很早便作出肯定的結論：稱為脣齒相依的兄弟國家此刻非打不可的了 !
理智告訴我們如此， 甚至還告訴我們： 中國曾在中印邊界攻打印度和攻擊蘇聯，並且兩次同時由它突然首先出手。
但在感情上， （ 現在回想起來，確實還是幼稚和輕信 ）我們仍然希望那只不過是發生少許的事情而已： 越中關係過去曾是那般緊密和深重， 他們不會這麼快便要反面。
不提那些具有效果的巨大的援助和以往如兄弟般的親切情感，就是在緊張的時段裡， 我仍然難以忘記一些中國幹部所作的某些好事和合乎情理之事：
1977年， 由中國援助我國的永福 ( Vĩnh Phúc ) 紡織廠在一段試驗運行後仍然不達到布染色的質量， 一位中國工程師曾悄悄地告訴我方固中奧秘。 其他的中國專家事知後，不知是誰授意主使， 他們殘暴地“處理”了那位專家， 把他打死。
正當中國專家們正在施工建設昇龍大橋（cầu Thăng Long, 跨越紅河進入河內市區，由中國提供援助建設的工程大橋。 譯者注）之時， 他們授令返國。 一些中國同志留下不少大橋工程的圖案和技術資料等。 我知道後來由我國設計的章揚大橋 ( cầu Chương Dương ) 的一些鋼鐵是以前中方帶來建設昇龍大橋使用的材料。
儘管電視是直播的， 中國不可割斷鄧小平那句粗魯的說話：越南是暴徒，但中國的正式報紙報道那段新聞都沒有登載那句話（ 只登載要教訓越南， 意思上有所減輕）。
我們已做了甚麼？
在上述的背景下，由中國當局和鄧小平主張發動的1979年2月17日血浴之戰的中越邊界戰爭爆發了。
整體上說， 我們對那場戰爭并不感到意外，但在具體時間和中國動用兵力的規模卻確實不預料到此。
後來對對方的一些不準確的預測的混亂也有所減少，知道了中國部隊的一些中級幹部和單位士兵在進入越南領土後才知道要攻打越南。
79年2月17日晚上十點（ 即河內時間九點）， 我打開越南之聲電臺，沒聽到任何關連到兩國關係的新聞， 我便轉其他電臺。
約十時三十分， 臨時大使陳中 ( Trần Trung ) 參贊同志（ 此段時間大使阮重永 [ Nguyễn Trọng Vĩnh ] 返國開會）來到猛打我的房門：“ 易啊， 馬上去幸福廳開會， 中國攻打我們了。”
數分鐘後， 有關負責的幾位同志都到齊了。 陳中同志傳達了國內傳了的通告： 2月17日凌晨， 中國擴張主義集團已經對我國陸地邊界全線（ 那時分為六個省份）發動攻擊，動用二十個步兵師。 我軍的兩個主力師團和地方部隊民兵游擊隊正英勇抗擊。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把我國政府的公報轉譯為中、英、法三種文字，在將要舉行的國際新聞會上公佈并要在中國人民中廣泛地傳播，使他們清楚事實真相。”
對於中文的翻譯， 由第一秘書泰煌 ( Thái Hoàng )，第三秘書黃如里 ( Hoàng Như Lý ) 同志和政治幹部周宮逢 ( Chu Công Phùng ) 同志順利地把文章譯好； 第三秘書黎宮鳳 ( Lê Công Phụng ) 負責譯成英文都不遇到困難； 只是法語文本， 法語翻譯員明 ( Minh ) 同志因為剛離校不久， 對翻譯有所混亂。
從印刷室裡， 每個人完全投入校對，整理印刷機等操作，大家不顧疲勞，又對擴張主義者充滿憎恨。 時不時同志們忍不住口中輕發出幾句咒罵聲。 難以忍受的怨恨和委屈 ！當我們完成工作時天已轉亮（ BBC電臺後來有報道， 1979年2月17日夜越南大使館內燈火通宵）。
我們四十、五十歲的人通宵作業仍感覺是平常之事， 但逢同志和明同志兩位正屬好睡之輩， 雖然得到第一秘書鄧友 ( Đặng Hữu ) 同志提供參湯， 但兩人通宵工作後，面露疲倦， 令人看到傷感。然而， 我們以個人的精神力量和對大國霸權擴張主義者的憎恨，很快邁入新的工作。
三十年以來
由鄧小平主張、北京領導人發動的戰爭至今已是三十年。自從正常化以來，總的來說， 兩國關係發展較好。
可是， 應該強調一點， 我們已經實行諾言： 不再提及往事。 可是在對方， 一些人不諳人情世故，仍然散布不實之詞， 叫嚷和自稱“勝利”，“正義”的一方， 宣嚷“越南排華反華” 、“越南驅趕華僑” 、“越南侵略柬埔寨”等等。 至今為止，儘管兩國關係正常化已經實行了二十年, 中國的一些歷史書、研究文章和不少的詩歌、故事等仍然重復上述的論調。
我退休已有十年多了， 但仍然對中國有所研究， 故此，有時遇見一些曾在中國外交部工作的或是中國學者的舊朋友。不少於一次我曾真誠和嚴肅地提醒他們說：
若各位朋友只承認在那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的對的一面， 而把錯的完全推到另一方，那麼， 越中關係再用甚麼金黃的色彩去描繪，也不會抹去由你們領導人製造的歷史仇恨， 兩國關係不能有良好的發展， 因為兩國人民的互相猜疑之心不能消除。
希望現在的一些中國領導人應該記得： 若不是當年中國顧問團來越協助越南抗法時，毛主席囑咐他們：我們的祖先以前對越南人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今次你們去協助越南是替祖先付債， 若不是北方和平後，周總理首次訪越曾到二徵夫人廟奉香， 那時越南人不會後來那麼快就和中國友好起來的。
共同的創傷需要雙方誠心地共同去醫治，那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愈合。我們不重提舊事是為大義，并非是我們無理據， 并非是越南人害怕或忘記戰爭。
嶺南遺民譯
2009/2/23日
作者： 黃金福 （ Hoàng Kim Phúc ）
當年我九歲之時， 中國在我國北方邊境全線進攻越南。
是甚麼直接的政治原因導致了1979年戰爭呢 ？ 可否是在七十年代末南方華僑要求放棄越南國籍的“離心”趨向而造成呢 ？
或是打擊資產階級的政策而華僑社群遭到最嚴重的影響呢 ？ 或是越柬之戰鏟除了由北京支持的柬赤政權的後果而致呢 ？
可否是當越南正要與蘇聯加強關係和開展越南的影響至寮柬之時而中國要製造戰爭來懲罰越南呢 ？ 或是因為那時正為緊張的冷戰期間而中國須為取悅美國而從呢 ？
或是中國僅為了解決由四人幫留下的內部矛盾衝突而作呢 ？
至今為止，西方史學家為上述一切可能性作答，無一人可掌握足夠確實的資料，因而仍未能得到令人說服的解釋。
難以愈合的傷口
但是，不管是甚麼的理由也好，那亦是一場極其殘酷和無人道的戰爭， 因為在未足一個月的時間內，雙方有近十萬人（ 據不同的資料則由六萬至十萬人）傷亡。
若歷史的真相和戰爭的起因並不對世人公開和得到歷史學家們的公認， 那麼中國與其各鄰國仍然有類似的爭執，可危險地引致歷史的重演， 尤其是這個龐大國家的政治制度仍然是獨裁和專制。
儘管浴血之戰的過程極短， 可是纏繞的邊境炮擊戰延長多年卻留予現今的越南民眾， 尤其是北方人的腦海中一個難以愈合的“傷口”。 那時期我生活的村莊由三個小村組成， 現屬河內的巴亭郡， 也有兩個參軍的年輕人被邊境的炮擊而死。
該時“上邊境”一詞已是諸多年輕人認為是“噩夢”的同義詞。儘管越南的進攻戰略目的仍然被隱蔽在歷史中， 但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對越南各界民眾心中所製造不穩定的心理和恐懼感卻確是成功的。
然而， 中國並不意料到的是， 1979年戰爭有如舉起殘暴的一刀， 挑激起了越南各族人民蘊藏心裡千年來對北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仇恨有時被脣齒相依的“同志情義”所淹沒， 或是那些友好的“山連山，水連水”的宣傳論調所掩飾。
1979年的侵略戰爭已經猛烈地打擊了越南各族的自豪心， 正是那個自豪感在某種程度上，從白騰江勝利之後，千年來越南人不被同化，使他們能夠英勇地屹立在“中華帝國”之傍。
中國以1979年的戰爭為目的要懲罰教訓越南只可能是愚蠢的行為，它卻起了反作用， 正如當年美軍B-52型轟炸機所進行“地毯式”的轟炸一樣，他們宣稱要把河內炸返回到“石器時代”。
在歷史上， 1979年戰爭是一支激素，為現今和將來中國對越南的影響和“控制”促成了強烈的反抗意識。
據我個人所收集到的資料和記憶， 我並不認為1979年戰爭只是鄧小平“教訓越南”的口號而已。
一場長久之戰爭
其實那場戰爭並非在1979年後而結束， 此外，它是中國長久的預謀， 甚至是中國對越政策的一部分， 以1974年攻佔黃沙群島的行動為開始，儘管早年當協助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建設鐵路之時，中國士兵曾經在邊境搬移石界碑而進行佔地行動。
因命運和在職業中偶然的機會促使我收集了不少的資料，使我可更詳細地觀察和審閱這個帶有極大諷刺性的“同志加兄弟”的關係。
為決心要尋找在越南的熱血病與環境連貫關係和它在中越邊境的傳染環境的狀況， 為了工作，我曾幾十次去到沿著中越邊境的地區考察。
在我所到過的許多地方， 雖然戰爭已是二十年了， 可是戰爭的記憶和殘暴猶如發生在昨日似的。 第一次去河江（ Hà Giang ），坐在河江至位川（Vị Xuyên ，兩地相隔約二十公里。譯者注 ）客車司機老伯傍， 他向我敘述：“ 79年他們過來， 我們民眾完全感到很突然，所以我們的損失極大。”
“他們撤退時， 埋下地雷炸壞一切由人所造成的物品。 在民眾居住區和公路還剩下無數埋在地下的地雷。 此外，日子也從不安寧， 從88年至89年，他們的炮擊連續不斷“轟”過來。”
“我的兒子和他兩個同學上山取柴踩到地雷。 兩人即死，一人被炸斷兩腿和盲了眼。”
那場1979年戰爭， 越南是完全感到愕然要被攻擊。
在“友誼關”地區的民眾重述： 該日的前一天下午， 中國士兵還過來與當地青年和越南邊防軍踢球。 晚上還辦起戶外電影， 許多中國兵還過來玩。 可是，翌日他們便進攻了。
我們的研究小隊處於加良（ Cà Liểng ） --- 一個座座山峰險阻，只有狹窄路徑的地方，可是中國的坦克從高平（ Cao Bằng ）那個方向進入越南。 一位黑苗族的當地女教師當日晨早騎單車載其父到縣鎮上看病。
突然她發現很多“部隊”人員 （ 越語中bộ đội --- 部隊意指軍人，譯者注） 坐在坦克外部從他倆後面駛來。 老伯招手呼叫歡迎，可是只見坦克越開越近，卻有意想壓砸單車之勢， 他大聲叫喊，好讓那些部隊叔叔聽到。
頓然，坐在坦克炮上的那個家伙開槍對準老伯的頭部打去。老伯立即中槍倒下死亡， 女兒見此狀恐怕萬分， 扔下單車，慌忙逃入深林，抄小路抵縣鎮。那時人們才悟出中國人已經打到來了。 高平石安 （ Thạch An ）的民眾四處奔逃， 大部分人逃上山去。
在深山密林裡， 人們後來發現中國士兵使用軍用布掩蓋的軍衣服、網吊床、空罐頭和糞便......, 他們早已潛入境內許久了。 人們從山上觀望可見到其村寨， 甚至還可看到自己的家院。 許多人不顧生命之危， 潛回家中取鹽、刀和衣服等物。到了下午時分， 他們見到數十名中國兵與民眾留下的單車“搏鬥”。那些士兵來自中國內陸貧困和落後地方，他們不會騎單車。
對於他們極其殘暴和兇惡的行為，我們不感到驚訝。 對北方邊境的各少數族裔來說， 一間屋和他們的日常用品如一把刀，一個石磨，一盞油燈便是他們的無價之寶。
由於了解此心理， 中國士兵授命於上級，在撤軍前，把任何一件小小的物件全都毀壞。
在高平、河江、老街 （ Lao Cai ）等地區的各民眾也對我敘述了類似細小的情節：當返回家後， 屋中無一物不被砸壞。 從油燈、土罐、水罐、石磨...... 完全被砸， 甚至灶邊的柴刀口也被毀， 水井被手榴彈炸崩。
1986年夏， 我去到和平 （ Hòa Bình ）省的良山 （ Lương Sơn ）實習， 入住在某營團兵士的地方。 他們在那裡的訓練是因為良山的地形與位川相似。
一個月的訓練後他們便遷往位川。 這些青年軍人十分憂心，因為從位川和自1979年後從各個戰火猛烈的戰場傳來殘暴戰鬥的消息使他們心悸。
1988年初， 中國進攻長沙群島， 七十名越南士兵戰亡。
1995年， 我跟隨一位生物檢疫的學兄來到志馬（ Chi Ma ) 邊境出入口處。那時儘管兩國已經實現“關係正常化”和雙方邊境貿易恢復了正常活動， 但在此山峰重疊的隘口地區仍然有戰爭時期留下布滿的地雷。
沿著邊界線的地區仍連續不斷發生零星的衝突。 夜間， 各界碑常被移向越南領土內如吃飯般的正常。許多年後我再返回原處，看到邊界石碑又被移入我方領土。
在海上， 中國多次動用軍艇向越南漁民船只開火，擊斃數漁民。 最猖狂的昇級行動是2007年底中國宣布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歸屬海南三沙縣管轄和對外國公司施壓，放棄在越南南昆山 ( Nam Côn Sơn ) 海域勘探石油氣，以及中國最近公布在屬越南海域內預算為投資二百九十億美圓的石油開拓工程。
印製技術極為精致的越南偽鈔通過邊境從中國傳入。製造偽鈔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種嚴重的罪行。製造別國的偽鈔傾倒向該國是違反國際法和國際公約。 中國政府面對這些規模巨大的活動卻持沉默的態度。事實清楚的表明， 中國對越南以海上和陸地上進攻，以政治和外交上的進攻， 以破壞經濟的手段來進攻...... 和1979年戰爭後拖延的戰鬥， 是中國歷屆黨總書記意謀使小小的鄰邦國家一定要“流血”至死為止。
美國人很久已負上其責，協助和消除在戰爭時期所布下的地雷， 可直至今， 為何中國仍毫無悔意地推卸消除其在越南領土上所埋下的地雷的責任呢 ？
根據越南國防部的估計， 須花費幾十年的時間才可以消除沿北方邊境埋在越南領土內的地雷。
埋在越南土地下刻有“中國製造”的地雷﹐正是確鑿的證據讓每個越南人來評價北方龐大鄰邦的“十六個金字”（ 指江澤民的“ 長期穩定﹐ 邁向前程﹐ 友好鄰邦﹐ 全面合作 ”。譯者注 ）政策的誠意。
嶺南遺民譯
2009-03-01日
（ 上述文章僅屬該作者的個人意見和觀點 ）
作者： 黎猛雄（ Lê Mạnh Hùng )
越南南方共和政府（ 指當時之南越共產黨政府，譯者注）代表團團長張如趟 ( Trương Như Tảng ) 對李之說話後來敘述說：
在宴會上的每個人皆明白李說話中所暗示之意。 我們在北京停留期間， 中國對我們的態度比對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的熱情得多。 顯然他們值此機會來表示其不滿於河內傾向蘇聯的態度並對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暗示中國隨時支持一個獨立於河內的政府。
北京之行
可是，若北京期望南越共產黨內的某一派可以執行一套獨立於河內的政策的話， 那麼他們卻大大失望了。 就是自1975年的6月起， 河內就急促地執行了一場清除那些存意推行與河內不同政策的人了。 南越共產黨政府的掌權人完全落入來自北方的人。
儘管如此， 1975年9月22日， 黎筍和李清毅（ Lê Thanh Nghị）副總理率領代表團前往北京尋求援助。
此是黎筍首次在越南統一後以國家領袖的身份訪問北京。
這也是一次對中越雙方來說皆為失望的會晤。 黎筍所見的對手是鄧小平 --- 一個曾被軟禁四年後剛恢復職位的中共領導人。
在宴會致詞中，鄧小平提出強調霸權主義的危險的字眼並呼籲黎筍與中國共同反蘇。
在回答鄧時， 黎筍宣稱﹐若沒有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的支持， 越南是萬萬不能取得勝利的。 換言之， 黎筍拒絕了中國共同反蘇的提議。
雖然如此， 黎筍仍然向北京求助，期望可得到有如1973年之前的援助額。 當然北京不會答應。
1973年， 當周恩來要求黎筍在以後的幾年裡停止南越的戰鬥之時， 周還答允河內將會繼續在未來的五年中獲得正如1973年援助數量。 可是這次黎筍重提周的諾言時， 中方直接地拒絕。 在9月24日會見黎筍時， 毛澤東坦言對黎說 ：
阮文紹政府留下了極大數量的武器、飛機、戰艦和倉庫等。 現在你們不是最窮的國家。 我們才算最窮的國家。 我們有八億人要吃飯。
那時周恩來正病重， 國家日常事務則由鄧小平一手包辦。 與周恩來的不同， 鄧對越南沒有甚麼個人的緊密關係，例如周恩來與胡志明那樣。 正因為如此， 鄧對越南的態度比其他中國領導人顯得更為強硬。
海島主權問題
於9月24日的會晤中， 當談到黃沙和長沙群島（ 中國稱為西沙和南沙群島）時，鄧黎兩人已發生了意見衝撞。
1958年， 當中國宣布其擁有的領土包括黃沙、長沙群島時， 河內並沒有反對。 相反， 范文同在致周恩來的信函中寫道越南民主共和國“承認” 和支持中國關於領土領海的公報並 “尊重 ”此決定。
1974年， 當中國從南越西貢政權的手上攻取下黃沙群島之時﹐ 河內當局卻保持沉默，沒有任何的反應。 可是在取得南越後， 河內曾公開宣布擁有該兩群島的主權。
在9月29日與黎筍會面時，鄧小平曾大發雷霆，對河內的報刊渲染反華的言論而指責黎筍：
我們一點也不歡愉當看到那些報刊。 你們只強調來自北方的威脅。 對於我們北方的威脅是蘇聯在我們北方邊界的重軍駐兵，而對於你們是意指中國。
顯然自那一刻起，鄧小平對河內當局懷有極大的憎恨，鄧稱它為 “忘恩負義 ”。
黎筍離開北京前，雙方沒有發表聯合公報。 黎亦沒有對主人家作答謝宴便揮袖而去 --- 在外交慣例中一種極不尋常的行為。 河內和北京已經向世界公開他們之間的分歧。
印度支那的 “特殊 ”關係
1975年11月， 河內為統一南北的問題而舉辦了全國協商會議，同時還把寮國和柬埔寨拉入由越南領導的特殊關係圈裡。
1976年2月， 寮共總書記凱山-豐衛漢 （ Kaysone Phomvihane） 訪問河內。2月12日凱山-豐衛漢和黎筍簽訂了越寮友好合作的特殊關係條約並宣佈對 “帝國主義和反對派採取共同的行動 ”。
該聯合公報還稱將增強 “寮、柬和越南之間的友誼關係 ”。對於波爾布特來說， 該公報表明了河內對金邊的警告：越南不允許柬埔寨與中國結盟來反越。
1976年初周恩來和九月毛澤東相繼去世後， 中國高層陷入了動蕩的爭權奪位的狀況。
1976年10月華國鋒 “清算 ”了四人幫後， 跟著便亦發生了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權力爭奪戰。
在那個時期， 中越關係正懸於半空的狀況。 兩國仍保持外交關係，中國仍對越有所援助，但數量顯然比以前少了許多。 而在邊界上的衝突卻日益增加。
對美國的試探
那時，被夾在兩位大兄的爭執中，也認識到蘇中兩國對自己的援助有所減少， 河內設法與各西方國家聯繫，尤其是美國。
占美-卡特在1976年的總統選舉中勝出﹐對河內來說是大有希望可獲得美國的援助 --- 尼克松在巴黎協議中所曾作出的承諾。可是， 1977年初理查德-何布克（ Richard Holbrooke ）和潘賢（ Phan Hiền）於巴黎的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毫無進展， 河內因勝利衝昏了頭腦，仍然堅持美國必須作出戰爭賠償後雙方才實行外交關係。
與此同時， 河內與金邊的關係日愈惡化。 赤柬已經殺害和驅趕在柬生活的越南人並且 “清算 ”黨內的親越分子，從1977年4月起，赤柬的武裝力量跨境攻擊越南。
那時， 一場冷氣候襲擊北越地區，導致稻田大面積的糧食失收。 河內呼籲聯合國和各友好國家伸手援助， 但各方的反應則十分冷淡。
河內急促地合併南、北兩方和把前西貢政權有關聯的人員集中帶往 “學習改造 ”的政策皆使到西方國家要遠離河內當局。
跟隨蘇聯
1977年6月， 越南共產黨中央會議決定轉向。 對內， 河內推出在南方實現工農業集體化的計劃。 在外交方面上，河內決定緊跟蘇聯和準備攻打柬埔寨。
1977年10月， 黎筍飛往莫斯科。 他與勃列日涅夫達到一份新的協議： 蘇聯對越南提供兩艘潛艇、 一艘驅逐艦、 數艘巡邏艇和四架米格21型飛機。相應地﹐河內把從南越獲取美國留下的武器運往蘇聯的新兄弟國家埃塞奧比亞 ( Éthiopie )。
離開莫斯科十日後， 黎筍飛往北京， 期望說服北京放棄支持赤柬。可是雙方的會面變成一場指桑罵槐的爭拗。
在歡迎黎筍的宴會上， 華國鋒宣布：中國堅決與受帝國主義者和掩飾在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帝國主義者干涉、威脅或者侵略的其他國家結盟，并且將成立廣泛的統一陣線來共同反對霸權主義。
黎筍在致詞中也宣告：越南一定不允許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力量侵犯越南的獨立和自由。
兩國披著美麗的外交大衣卻日愈被撕開。
黎筍的北京之行所導致的後果是使北京決心全面傾向波爾布特一方，而在四人幫倒臺後不久﹐中國亦曾一時意想疏遠赤柬。
明顯的衝突
邁入1978年， 中越關係日趨變得緊張。
3月20日， 河內開始展開鎮壓越南華人的戰役。 以打擊買辦資產階級為借口， 逾千名的武裝公安人員和軍人包圍了西貢的華人聚集區堤岸，逐家逐戶搜索黃金和登記他們的財產。
在南越的反資本工商的行動打出了河內對北京公開衝突的信號彈。
在後來的日子裡， 成千上萬的華人開始受到壓力要離開越南。從1978年夏日起， 在南越多個省份的公安人員開始組織並放手讓華人（ 和一些自認為華裔的越南人） 乘船出海離越，因此變成為一場巨大的移民浪潮，而在頭兩年中﹐已有近一百萬人離開越南。
正如一場希臘悲劇的演出， 越南、中國和柬埔寨日愈更走近戰爭而各方心底裡皆不十分愿意看到。
諷刺的是， 正是此刻﹐美國 --- 以前北京和河內加強結盟為驅逐它出印度支那 --- 而今又重新被中越兩國 “邀請 ”返回該舞場。
7月5日， 美中於北京碰頭，討論雙方的國家關係正常化問題。
7月7日， 河內提出於華盛頓展開美越談判，並正式放棄要求美國戰爭賠償作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
九月份， 越南外長阮基石 （Nguyễn Cơ Thạch ） 飛往紐約並求見理查德-何布克 。 在那次會面中， 阮不再提出任何先決條件，要求美國同意發表聯合公報表示兩國將建立外交關係。
此時，美國政府內主張與越南親善的一派斯洛司-萬斯 ( Cyrus Vance ) 、理查德-何布克和贊同傾向中國的布爾澤金斯基( Brzezinski ) 發生爭執。最終， 卡特聽取布爾澤金斯基, 美越關係正常化被擱置一邊。
失敗於華盛頓後， 河內決心更靠近莫斯科。
1978年11月3日， 黎筍與勃列日涅夫簽訂25年長之兩國經濟和軍事合作條約，並且越南加入東歐經濟互助會。
12月15日， 卡特宣布與中國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
12月25日， 越南發動侵略柬埔寨戰役。
中國所意料不到的是， 赤柬的武裝力量在河內的進攻下迅速潰散。
在短短的兩週內， 1979年1月7日， 金邊失守。 面對上述的情況， 中國派遣一代表團前往泰國開會討論為赤柬打氣， 提供援助讓赤柬繼續展開游擊戰抵抗越南。
同時，1979年1月28日， 鄧小平訪美，與卡特會晤。
在卡特的默許下， 2月17日， 中國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 開啟了越中關係的另一新的歷史篇章。
嶺南遺民譯
2009-03-06日
黎猛雄先生現居於英國倫敦。 他2000年的博士論文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越南經濟的影響》。最近他出版的書籍，標題為《 重溫越史 ： 從史前時期至自主時期 》（ Nhìn Lại Sử Việt: Từ Tiền Sử đến Tự Chủ， 美國維珍尼亞， 東部 [ Miền Đông ]出版社，2007年）。
BBC英國廣播電臺就中越邊界戰爭30週年而於2009年2月17日訪問了當年曾為越南軍隊參與涼山陣地戰鬥的步兵師第六團政治指導員陳英金 ( Trần Anh Kim ) 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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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是對陳英金訪問的內容：
陳英金 ：他們是凌晨時分開始進攻的。 我們屬64步兵師的第六團在一點凌晨時已經發現對方的攻擊。我承認我們的戰士就是用腳踢他們的頭，他們還是那般的熟睡。 天亮以後， 我們聽到對方發炮聲。上級曾估計他們炮擊可以進行一個月，我們推測只是一週而已，可是他們炮擊了三十分鐘後，步兵便越境過來了。 在這三十分鐘炮擊的時段內，我已下令所有連隊的戰士去到主炮陣，我們的主炮陣在八個月前已經準備好了。
BBC：您所描述的越南戰士相當英勇， 但中國士兵是如何湧入同登和涼山的？ 越南的防守不是很薄弱嗎？是否越南可能在戰役初時在戰術上已是失敗了嗎？
陳英金 ：肯定在戰術上我們不是失敗。 您看， 他們眾多的兵士湧過來。 據我們的估計，他們在涼山方面的進攻有兩個軍和五個師，而我們只有一個師的力量來防守。在同登的防守只有一個營，雙方力量的差異比例可以說是10比1。例如在339高地，我們是與中方的幾個團作戰。 他們那麼多的士兵涌過來，我們如何打得過呢？至於孰勝孰敗， 那可以由看這個情況而判斷：從友誼關至涼山鎮只有約20公里多的路程， 可是您看， 一支那麼雄厚的軍隊從17日攻擊至3月4日才攻佔到涼山， 怎麼能說他們是勝利的軍隊呢? 不可以說是勝利的一方。
BBC：對於士兵的損失，哪方的士兵損失最大呢？
陳英金 ：在79年2月的戰役上， 我們很高興有美國留下的武器。美國留下我們的155號和175號自動炮，那被稱為“戰場上的炮王”。還有配合自己的105號和130號炮作戰。我們炮兵的力量和裝備肯定是優勝過中國。 至於步兵方面， 我們的部隊曾經有豐富的戰鬥經驗，我們聽到炮聲，沒有一點恐懼。 只有步兵與他們戰鬥。 我們是勝過中國了。我們有戰鬥經驗， 我們的武器裝備是現代的，是佔優勢的。
BBC：您所說的是在同登-涼山陣地方面，那麼在老街、高平方面，那裡有越南的主力部隊嗎 ？越南如何可以調動主力部隊和重型大炮去那邊呢 ？ 是否那邊仍然只是地方部隊的防守呢 ？
陳英金 ： 對。 您所說老街和高平方面我們的力量不夠強大。 我們認為， 他們主要的攻擊方向路線是涼山。 因為那裡最接近河內。 涼山至河內只有154公里。 他們宣布可以早上在涼山吃早餐，在河內吃午飯。 我們感到榮耀的是，我們包圍了438高地，與對方的幾個團發生作戰。那天我還返回原地觀察。 正因為我們擊破他們，打破他們在涼山吃早餐，在河內吃午飯的戰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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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是裴信先生對BBC記者敘述那場戰爭的情況：
裴信 ：那時在第一軍區和各省邊區正舉行一次為準備對付戰爭的軍事幹部會議。 我方感到戰爭來得很突然，是因為對方的突擊。當中國部隊的坦克已經進攻過來了，在高平和涼山的部隊并不作好準備， 還以為是自己的坦克。
BBC：通過一場短暫的戰爭，至三月初已經結束了，中國說要教訓越南。 您認為他們已經達到目標了嗎？
裴信 ：這一點那就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意見認為，後來政治局對此確實也感到恐懼。 我認為，人民卻是放心，因為他們只打了約兩週便撤軍。我方也殺害他們的軍隊 也不少，所捉到的戰俘也不少，當然對方捉到的被我們的多。 都可以說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把他們趕出去。 但在傷亡上，殘暴的情景很少的人還記得清楚。 在戰鬥的一週後，我從金邊那邊轉回來就上邊界觀察。 我來到太原，見到中國戰俘被解回太原運動場監禁。 我還直上涼山， 看到被摧殘的情景確實極為恐怖。 從老百姓的房屋，小的如鑊、煲、勺等都破壞; 他們用地雷炸毀鐵路，沒有一尺長的軌路是完整，全部都被毀壞。 房屋、橋梁和學校全都受到毀倒。 許多地方，他們把婦女和兒童的屍體扔在水井裡和池塘邊。
BBC ：實際上是越南軍隊把中國士兵打回去邊界那邊，或者是他們已經宣布的是一場短暫的戰爭而收兵呢 ？
裴信 ：對。 鄧小平說清楚那是只打一鞭嘛。 他們在空間和時間上打有限制的一戰。 當然他們不預先通告甚麼時候出兵。在一週內 我們從柬埔寨迅速撤回兩個主力部隊：第二軍和第三軍，可是那時他們已經完全撤回了，這兩個軍沒有與他們交戰。在初始的兩週內，只是地方部隊和當地民兵參戰。 我感到極特別和有趣的是， 我們邊區的居民們保持尚武的精神。很自然的，他們住在山林地區，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兩支槍，懂射擊來打獵和防衛獵獸的攻擊，他們從小已得到訓練射擊，有軍事訓練的了。當廣泛地發槍給他們使用正規的武器時，他們很快就上手來對付敵人。
BBC：對於中國說要教訓越南，那麼實際上應該是誰教訓誰呢，仍然是人們爭論的問題。 但對越南來說，通過這場戰爭， 在政治和軍事上是否得到甚麼教訓嗎？
裴信 ：至於教訓，我方也教訓了他們。特別是中國的士兵。他們很恐懼。當聽到要撤退時， 他們士兵極為高興。首先是中國的士兵們受到教訓。至於（我們）黨的領導人， 即是政治局內的最高領導人，我認為，也可以說得到教訓。開始總以為中國口頭上說說而已，可是他們如此出手。 在財產和人命等方面的損失也十分巨大。 至於人民，他們的反應完全不同， 他們都很自信。 學校和大學的年輕人踴躍參軍，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發生這樣的青年和學生運動。
BBC：對於戰爭的起因，人們說是政治地緣的問題，美中關係得到加溫， 越南不能與美國建交，越蘇的密切關係使中國怒然，還有中國以戰爭為籍口來整頓其軍隊等等。 大校，您認為甚麼是最直接的原因或是全部的原因呢 ？
裴信 ：第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想保護赤柬集團。 那時他們已經有六、七千名專家和工兵在柬埔寨的了。 那時赤柬幾乎是唯一一個中國的走狗，最忠誠執行中國在東南亞的路線。他們最直接的目的是要為赤柬解危。這是直接的原因。 可是， 中國長遠的考慮是極顧慮到中國被受兩邊的包圍。1978年11月，越南與蘇聯簽訂的軍事合作條約，即兩國緊密的結盟。中國最擔心的是被兩邊的包圍。 後來還有一個更深遠的原因是鄧小平想暴露中國軍隊的弱點。 他想以與越南的交戰，讓中央領導人看到中國部隊的落後，在國防方面上太落後。 後來不久他們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決定提高大量軍費，實現軍隊現代化，從火箭部隊、 裝置軍艦上的核子裝備至空軍部隊等等。 您知道在那場戰爭中， 中國不敢動用一架飛機出陣，甚至是直昇飛機。 在華南地區他們置有六、七千架飛機。 可是他們知道越南的空軍是善戰的，因為越南空軍曾經和美國交火。中國有所顧慮，所以不出動飛機在越南進行轟炸。這樣，他們可說中國的國防太落後。 由此，鄧小平以此來要求提高軍事費用，優先發展軍隊。正因為如此， 在與越南的邊界戰爭的十五年後， 中國解放軍的現代化有了長足的發展。
嶺南遺民整理
2009-03-07日
（ 本文根據錄音作文字記錄，未經被訪者過目 ）
編者按： 此是一位前中國軍人對中越邊界戰爭的反思的文章，標題編者自撰，原題為《对越自卫还击战三十周年随想》。200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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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中国与越南之间暴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我当时在广州军区某部队服役，开战时在广西凭祥前线，尽管我亲眼所见到的事实非常有限，但也算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了。
我不知道越南人怎么称呼这场战争，我们当年叫“自卫还击，保卫边疆”！
今天，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周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早上5：00，万炮齐发，战机轰鸣、我与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一起跨过友谊关、水口关，越过了那条象征着两大不同政治势力的界线-----中越边界线。
二、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林海雪原》《奇袭》《奇袭白虎团》《英雄坦克手》、、、这些“革命战争电影”长大的。电影中精彩、离奇的故事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烙印，我们曾遗憾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没机会与电影中王成、董存瑞一样建功立业，成为“战斗英雄”。
我们从小的志愿就是“长大要当解放军”；
我们相信：“敌军”都是“怕死鬼”，只要听见了“缴枪不杀”就会颤抖地交出手中的武器，抓获敌方战俘不需要费什么劲，“一根扁担就能活捉两个美国兵”；
许多人都兴奋地做过“夜色下，偷偷潜到敌人的阵地前，用匕首抵住敌人哨兵喉咙”的英雄梦；
从孩子时起，就幻想着“抱着一挺机会，对着成群冲锋的敌人扫射” ，让“阵地前堆着小山一样敌人的尸体”、、、、 在我们的脑子里，战场对“好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右手被枪击中了，左手可以继续射击；胸口中枪了，还可以将手榴弹轻易准确地扔到很远的敌人群中----那情景真是痛快极了。
在战场上，如果被敌人包围了，应该如同今天活跃在巴勒斯坦、伊朗、阿富汗那些“人弹”们一样，用最后一棵手榴弹或炸药包、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总之，在那些电影的反复教育、鼓励下，我们那一代人几乎都形成这种价值理念：打仗是一种非常好玩的杀敌游戏，“敌人”都是妖怪，应该“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而解放军们则是一群“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的战争机器，是一群在战斗中不会伤亡、不会被俘的天兵天将。
三、
亲历战争后我们知道了很多真实情况：
我们没有任何机会用机枪对着成群的敌人扫射，面对热带密林，我们看不见敌人在哪，常常不知从何射来12.7MM高射机枪大威力子弹，那种致命的子弹只要碰上就会让人失去生命或终生残疾。越南人民军是一支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英勇部队，有良好伪装的越南人民军战士将高射机枪隐藏于密林之中，向着毫无保护的我们射击，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高射机枪无一例外是中国老百姓节衣缩食“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产物。当年越南人民军差不多所有的装备-----军装、枪支、大米、、都是“中国制造”；
在前线，普通士兵每天除了没完没了地用原始铁揪在坚硬的地上挖着弹药库、掩体、指挥所、电缆沟、战壕，就是在阵地前枯燥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们住在半地下的帐蓬里，广西多雨的天气使那里常常一片泥泞，半夜站哨回来常常将泥水带进被子里，让人非常不舒服。
中越边境的夜晚是那样的漫长和恐怖，我们这些“解放军叔叔”们根本不可能跑到越南人民军阵地上去“表演抓俘虏的游戏”，能平安呆在自己的阵地上就不错了，谁也不知道“敌人”在哪？“敌人”会在什么时间、从什么方向潜到自己身边，谁也猜不出越南人民军的特工队员（侦察兵）什么时候会扭断自己的颈锥或者用手榴弹砸烂自己的生殖器。
每当夜晚站哨时，面对无尽的黑夜，只要一有响动，握着枪的手就发抖，怀疑“一定是越南人民军特工队员企图偷袭”。
电影《地雷战》中，日本鬼子进村时，处处挨炸的镜头让人非常开心，然而在真实的战争中， 前沿部队为防止越军侦察兵的渗透，在阵地前埋藏的手榴弹根本炸不到越南人，却常常给自己人带来伤亡和恐慌。
在电影里，解放军叔叔们一边行军一边神仙般闲聊，就如同饭后散步一般轻松自如，而现实中，我们这些解放军叔叔们杠着沉重的步枪、手榴弹、背包、子弹、水壶、干粮行军时，走上十里地就会累得动弹不得，恨不把那些东西全扔了。
在描写战争的艺术作品中，“解放军战士”是神不是人，而在真实的战争中，我们这些“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只是普通人，我们恐惧、害怕，我们什么武功也没有，枪法非常一般，我们手中的武器也不如越南人---越军普遍使用中国生产的冲锋枪，而我军使用中国生产的半自动步枪。
电影里，解放军叔叔们通常“一枪一个敌人”，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很难找到目标，“敌人”与我们一样懂得隐蔽自己，不会让自己成为对方的“目标”“活靶子”。
战前，我们反复练习学说的“农松空堆万”（缴枪不杀），在实战中根本没用，敌人与我们一样，谁也不敢轻易放下武器当俘虏。谁都害怕对方士兵缴枪只是阴谋-----目的是等你靠近后拉响身上最后一棵手榴弹与你同归于尽。为了自身安全，你不得不怀疑一切。
普通士兵最大的信条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都非常理解美国军人在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军人在车臣，以色列军人在加沙为什么会误伤平民。
在战争中，识别自己人的唯一标志是“军服”，你很难区分谁是“军人”谁是“平民”，在战线对面，不穿自己军服的人都是“目标”，没有哪个士兵们会仔细分辨敌方是“妇女”“儿童”“老人”还是“军人”。
妇女、儿童、老人使用现代武器造成的伤害与强壮的男人没有任何区别。
为了防止越军使用毒气，我们也装备了单兵防毒面具。并反复练习如何屏住呼吸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戴好面具。1990年央视播出联军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决战镜头时，我看到美军士兵也进行同样的练习！我会心的一笑，世界各国军人心是相通的。
在平时，普通士兵没什么地位，在军官们眼里，都是些“小兵”一个，而在战时，你会发现，那些军官们对士兵们态度与平时有极大的不同，你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也是从那时才懂得：“只要有压力，当权者就会极力讨好你”。
四、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学习 “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兄弟，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之类教导，整天听着媒体广播：“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唱着“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的友谊象朝阳，共临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啊，共理想，心相连，列宁的路上红旗飘扬，我们欢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之类歌颂中越友谊的歌声。
战争暴发前，报纸上刊登出大量“越南军方宣称叫打到南宁过春节”“越南当局忘恩负义”“残酷虐待华侨”“越南当局驱赶华侨，抢劫没收华侨财产”“越南军警强奸华侨妇女暴行”、、、信息。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信息确实能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歌颂中越友谊时，我们恨不得跑到越南去杀美国鬼子，当宣传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黎笋集团阴谋时，我们又恨不得跑到越南杀光越南鬼子。
五、
三十年仿佛就是一瞬间，当年在中越边境前线服役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小伙子，转眼间，我已过了“知天命”。
前些年看了一部记录片《二战启示录》，其中有许多当年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老兵们的反思：那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拚杀的德国军人、美国军人、日本军人、苏联军人们平静地向人们述说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思当年那场残酷的战争，世界上有许多人们都在思考着应该如何吸取教训，永远不再发生战争！
我曾有机会去越南旅游，看到街上我这个年纪的越南男人们时，不禁产生一种强烈结识对方的冲动，非常想问问那些越南同龄人，三十年前你在哪里？是否就在我的对面？你当年是不是也曾想过“彻底消灭对面的中国军人，争取立功当战斗英雄”？
六、
今天的八零后们，你们是否知道，三十年前曾经发生过那样一场战争，你们是否知道父辈们曾浴血战斗在南疆，许多人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许多人，只有二十多岁就失去了眼睛、四肢、生殖器、、、、
看到电视屏幕上《亮剑》《小兵张嘎》之类美化战争的艺术作品又在重弹老调，听着互联网上那些好战分子们“核平台湾”“炸平东京”“击沉美军航空母舰”的叫嚣，我在想：为什么就没有人进行反思？为什么仅仅三十年，中国人民就忘记了那场战争？应该趁着我们些见证人都正当年，老老实实地告诉后一代中国人战争的真实情况。
七、
平心而论，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撕破脸是一件好事，血的教训使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都不是傻瓜，“共产主义理想”“ 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古长青”只是高考作文中为得高分编出来的瞎话。只要不顺其意，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照样会相互为敌！越南是这样，阿尔巴尼亚是这样、朝鲜将来肯定还会这样。
那场战争也告诉普通人民一条简单道理：以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共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照样会激烈冲突或者战争！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越撕破脸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解脱，使中国人民少了许多经济负担，再也用不着饿着肚子去“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援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了。
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些大人物们再也不会一火车、一火车地把高射炮、机枪、冲锋枪、火箭筒、炮弹、子弹、大米、汽油、水泥、服装、茅台酒、、、、白白送给“战斗在反美第一线的英雄越南人民”了。
“解放全人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没有解放”“为实现XX主义贡献青春”之类说教无法与吃饱饭、升学、就业、购房、买车的威力相比拟。
八、
再过三十年，当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人世之后，还会有人记得那场战争和当年死去的士兵们吗？该不会有人写出“1979年2月中越发生过战争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宣传文章吧？现在不是有人宣传“1960年饿死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文革期间人民生活无比幸福”“改革开放前官员没有腐败”吗？
啊，我想起了八十年代许多年轻人都爱唱那首《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 ，将不再回来 ，你是否理解 ，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 ，将不再起来 ，你是否还要 ，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 ，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 ，有我们血染的风
也许我的眼睛 ，再不能睁开 ，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 ，再不能醒来 ，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 ，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土壤里 ，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 ，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 ，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
二00九年二月十七日
于战友墓前。
作者： 伊安-拉蒙 ( Ian-Lamont )
攻佔涼山
諸多的原因導致了1979年越中關係的衝突並且在以後的十年裡中越兩國的關係繼續惡化。通過觀察新華社英文報道文章的頻率是我們可以分析中國眼裡的各種因素的重要次序的方法之一。
眾多人常常相信在中越衝突裡，北京最終的目標是要打破蘇聯在印度支那日益增長的影響。 但通過使用電腦分析在那段時期新華社報道文章的內容， 我們看到中國所關注的是越南在該地區擴張的問題，尤其是1980年之後。
可信的資訊來源
新華社的英文翻譯事務是中國政府對外邊世界遞傳其政策的正式途徑。 各英文報道文章論點從來不會與其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馳，並被視為可信的資訊來源來理解中國重要的對外關係的觀點和立場， 當然包括那時期正處於交惡中的對越關係。
從1978年至1991年期間， 新華社有關越南的英文報道共有一萬七千三百零八篇文章、公報和新聞報道。1979年內有七百一十六篇，佔3，6%新華社的新聞報道總數；而其中有半數涉及到蘇聯，半數則與柬埔寨有關，此外還有一些重覆已涉及主題的文章； 余下的不足10%的是涉及越南和寮國的新聞文章。
儘管只有少量的文章僅報道與越南有關， 但它可讓人們看到中國是極為關注涉及越南和柬埔寨衝突的問題， 包括越南和蘇聯。在中國的眼裡，大部分報道越南與柬埔寨的問題都是與蘇聯有關連的文章。例如他們撰寫的新聞是如此：《 據美國週報報道， 蘇聯站在印度支那衝突的後面。 （ 1978年7月14日 ）
各篇報道也體現出中國對越南在東南亞地區的權益的顧慮， 例如， 《 揭露越南地區霸權的野心》（1978年7月23日 ）的文章等等。總之，在1978年裡所發表的各篇文章皆帶少許的負面的論調。
對柬埔寨的關注
至1979年， 兩國關係跌到最低點，引致新華社的對越文章數量的增加。 每週對越南的報道文章增加三倍之多，昇至近三千篇，佔新華社於1979年所發送的文章的14%。文章對中越關係的論調變得極為負面 （ 比例為3：1）。 此關係到邊界衝突的事件和中國對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動的不滿所至。
然而卻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現象： 新華社發出的涉及到越南與蘇聯有關的文章開始有所減少。 可與此同時， 有提及越南與柬埔寨的文章卻又增加。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百分之九十的文章談及到越南都至少一次涉及到柬埔寨。 而提及到蘇聯則又減少， 五篇文章只有一篇涉及蘇聯而已。 此也反映了在整個八十年代中越南在柬埔寨的活動。新華社在1979年、 1980年和1983年的文章關於越蘇的問題只略帶批判的語調。 自1985年至1988年起， 對越蘇關係的各種問題卻帶諷刺性的論調。 相反， 新華社對中越關係的各種問題有涉及到越南和東南亞各國的卻又語帶負面態度， 有時語調甚至過於偏激。
變化
至八十年代末， 新華社的文章又有了改變。對越南的報道仍然被與柬埔寨有關的各個問題所支配， 但比例跌到只有70%。 對越南與其他東南亞地區國家的關係（ 柬埔寨除外）的負面的語調迅速減少。此情況的出現是因為發生了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會談和越南開始從柬埔寨撤軍。 中國要求越南完全從柬埔寨撤軍自七十年代起是中國的目標，不但僅為要保護中國的同盟赤柬， 還要限制越南的能力成為在和對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和對手。
1989年後， 新華社，即是中國的注意力不再是越南的了。那時因為越南已經從柬埔寨撤軍，蘇聯在冷戰中敗陣和中國放棄援助其各共產黨同盟。 新華社涉及到越南的文章從1989年的一千四百二十四篇減到1990年的七百七十篇。在1991年至1992年裡， 評論中越關係的語調卻轉為極之正面。
中國正式的傳媒機構從來都承擔不僅對國內公民還是對外世界作為介紹政府政策和對外態度的重要的宣傳機器。儘管以電腦作資訊分析， 我們仍然不可能完全找到中國在1979年對越戰爭和以後的對越政策所引致的問題的答案， 無論如何，它可以顯示出關於中國各領導人的思維的重要標志。
嶺南遺民譯
2009-03-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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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安-拉蒙現為《工業標準報》( The Industry Standard ) 的副總編輯，其專業為電腦知識。拉蒙的碩士學位研究是以電腦分析新華社1977年至1993年的文章內容來考察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越政策為主題的論文。
作者： 阮江（Nguyễn Giang ）
三十年前， 1979年， 蘇聯揮軍進入阿富汗和越南也同樣遣兵入柬埔寨。 現今以當時的區域背景來觀察和重溫那兩場戰爭，我們看到美國在冷戰時期以歐洲為重心轉變到歐洲以外的策略。
中東和阿富汗
除了宗教因素之外， 阿富汗戰爭也屬於在全世界范圍內從亞洲至南美洲、非洲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搏鬥之一而已。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比格涅夫-布爾澤金斯基 ( Zbigniew Brzezinski )的戰略，從卡特政府至後繼的雷根和老布什的政府， 造成了“多米諾 ”反應使得社會主義陣營的城堡虛弱並 根據布爾澤金斯基的評估，最終將導致蘇維埃帝國的崩潰 。
回答法國《新觀察者》( Le Nouvel Observateur ) 1998年1月的訪問，比格涅夫-布爾澤金斯基教授承認， 美國期望蘇聯被陷入阿富汗的泥坑中 ：
“ 在蘇軍進入阿富汗的日子裡， 我曾寫信給卡特總統說：這是我們的機會看到蘇聯被卷入他們的越戰。 而確實如此， 在連續的十年中，莫斯科要被追隨一場戰爭使他們無法控制， 一場衝突令到道德潰散和最終令到蘇聯帝國崩潰...... ”。
可是， 阿富汗戰爭也牽連到該地區的大變動： 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情況和繼之的殘暴的兩伊戰爭。 蘇聯在伊朗的鄰國阿富汗駐軍也使到反共的科米尼教主的態度變得更為強硬和走向孤立。
伊朗什葉派政府相信， 美 、 蘇曾 “支持 ”沙特姆-胡辛政府來包圍伊朗。 但在蘇聯撤軍後， 伊朗也不接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並於1998年在八名伊朗外交人員被塔利班政權殺害後就調兵往邊界地區。
現今英 、 美和北約國家的軍隊在阿富汗的出現也是重要的因素，它使到德黑蘭要認真策劃其外交計劃。
印度支那戰場
1978-79年期間， 卡特接受國家安全顧問比格涅夫-布爾澤金斯基主張傾向中國的政策，布爾澤金斯基派占優勢，而由國務卿賽路斯-萬斯 ( Cyrus Vance ) 意想在越戰後與河內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政策被卡特放棄。 正如前越南外交部副外長陳光基 ( Trần Quang Cơ )的回憶錄透露， 河內認識到越南不能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缺憾並之後轉向莫斯科尋找其戰略同盟。
三十年後再觀察此問題，布爾澤金斯基的戰略計劃顯然已達到了一石多鳥的目標。
1972年尼克松歷史性的北京訪問開啟了時局的改變，但正是因中美無形的結盟才使美國達到其目標： 不需要一彈一炮就使亞洲社會主義陣營完全地崩潰。
發生在越南西南 、 北部的邊界戰爭也表示從東北亞至東南亞的共產聯盟的告終。 此也是在國際共產運動歷史上首次出現相同的意識形態的國家中的軍事衝突。
越南並不是唯一的由大國們的競爭游戲中的受害者。 正是因為河內的態度使莫斯科看到自己有機會插手入東南亞事務。
2001年於百克利 ( Berkeley ) 大學的訪問中， 曾是記者的那嚴-陳多 ( Nayan Chanda ) 先生評述：
“越戰結束後， 越南共產黨人對東南亞其他國家持十分高傲的態度。 因為他們戰勝了美國， 就以為可以當作東南亞的領導人了。 俄國人看到了此是插手入東南亞的良機，所以他們支持越南......, 與此同時，中國卻十分憤怒，因為越南人取得越戰的勝利...... 。”
在柬埔寨戰爭中，美國也表現出其假道德的行為。那嚴-陳多指出， 占美-卡特的美國政府視赤柬為 “最恐怖的違反人權的政權 ”，所以美國不想與它有所牽連。 正因為此， 美國“讓中國出面”直接援助波爾布特。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有插手入柬埔寨，並正如美國支持世界各地反政府的組織一樣，CIA協助包括波爾布特在內的柬埔寨各抵抗越南的聯盟組織。
在阿富汗， 美國也曾被指控，因為它想設立各反共的伊斯蘭組織聯盟，由此無疑這也是後來變為反西方的各伊斯蘭組織運動的伏筆。
長遠的後果
比較各大國在阿富汗地區和印度支那地區的政策的長遠作用，我們看到， 長遠來說， 美國追隨布爾澤金斯基的策謀似乎是其在東南亞地區較為“成功 ”。 反而至今在阿富汗， 由美國為首的聯盟軍隊仍在隧道中未看到曙光，使他們可以從那個毫無任何資源的地區撤軍。
至於印度支那，布爾澤金斯基的戰略把越南推出靠近中國的圈子，而中國那時正開始進行改革， 令河內去更接近莫斯科。
極可能是因為原是波蘭裔人的布爾澤金斯基那時已經預見到蘇聯模式的經濟將臨破產。波蘭和匈牙利在七十年代初已進行改革但仍未能營救其國家經濟的情況。
把越南推往蘇聯， 誠然就是要越南完全模仿蘇聯模式而那個模式系統已是千瘡萬孔，有意或無意，布爾澤金斯基是對越南的統一經濟實現“懲罰”。
黎筍一系列的集體化計劃，尤其在越南南方所推行的計劃， 已破壞了二十世紀末期越南唯一一塊資本主義經濟的余留地。
為了達到美國的目的， 華盛頓不但要癱瘓河內的經濟，而且還要擊毀越南的軍事。 結果是越南更要附屬蘇聯 --- 那時勃列日涅夫的蘇聯正面臨在政策上 、 領導能力上和阿富汗問題上的破產。
在中國方面， 冷戰落幕時，美中關係的發展顯得美國政策較為成功，若拿美國和伊朗關係的比較， 但不要忘記，美伊關係至今仍是緊張。
在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之時， 美國也以“臺灣關係法”來表示對保護臺灣的意愿，並同時加強與日本 、 南韓和東南亞其他盟國的防衛條約的完整。
可能那時的中國可作的只有毫無選擇。 文化大革命後的經濟爛攤子令到中國需要通過香港的途徑來與西方貿易，擺脫貧窮。 中國的工業 、 科技破爛不堪， 可有甚麼拿來與美國討價還價呢 ？
今日的中國， 似乎已成為正如布爾澤金斯基先生所期望的國家： “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 而是對手”。
越戰後被孤立和柬埔寨戰爭的教訓使越南需要實行改向和以盡快的速度與美國改善關係。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 就要對東亞國家的訪問，包括將在歐洲的訪問是美國表現對那兩個地區所擔任的角色的自信心，儘管目前遇到經濟的危機。
相反， 對於伊朗和阿富汗，美國總統巴勒克-奧巴馬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借用政評家羅佐-科汗( Roger Cohen ) 最近在《國際先鋒論壇報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上撰寫文章的一句話： 若不能跨越 “對伊朗的挑戰 ”， 奧巴馬將會失敗和世界可能陷入多年的衝突中。
嶺南遺民譯
2009-03-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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