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土地改革回顧
作者 : 阮田 ( Nguyễn Điền )在剛過去的九月初, 河內的國家歷史博物館舉辦 《 1946年-1957年土地改革展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1946 -1957 )。 展覽引起不少爭議並只在四天後便關門了。
這個展覽已挑起似乎已遺忘了在六十年前北方農村一個恐怖的歷史階段。
越南共產黨所出版的文物常歌頌土地改革已達到了 “ 巨大、根本性、具有戰略性的偉大勝利 ”, 其成果是 “ 打到全體的封建地主階級, …… 把農民完全解放出我國上千年的封建枷鎖, 將北方農民階級帶上在農村真正當家作主的地位 。” （ 黨中央歷史研究所 [ Ba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Đảng Trung ương ]，《 越南共產黨五十年的活動 》[ 50 Năm Hoạt Động Của ĐCSVN ], 河內, 真理出版社, 1979年, 第 131-132頁 ）
越南共產黨的網頁寫道 :
“ 從1945年八月革命後至1953年初逐步實現黨的土地政策已使農村的土地所有制和階級關係起了深刻的改變。 但是，封建的所有制和剝削未被消滅，“ 耕者有田 ”的口號還未基本解決，地主階級仍然存在。 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我黨繼續進行土地改革，完成反封建的任務……。 1953年11月，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實現土改，提出土改的主張、執行方法……, 在抗戰正邁向勝利之趨勢中，土改馬上實行。 那是黨的一個正確的主張， 已正確結合了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兩個基本任務。 它的成就已為1953-54年冬春戰役和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作出部分重要的貢獻。 和平恢復後， 北方進入新的階段， 黨繼續大力推行土改， 完成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務，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以鞏固北方為基礎，促進國家的統一鬥爭。 結果是八次發動群眾減租，包涵1875個社的1.106.955公頃土地；在五次土改中，包括3653個社（ 北方整體平原和半山區的地區 ）將810.000公頃土地分配給超過二百萬戶農民，即北方農民總人口的72，8%。……, 如此， 實現土改，已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佔有和剝削制度，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為農民在經濟上初步實現民主化，也是農村政治方面的民主基礎。”（《 越南革命中解決土地改革問題的經驗 》 [ Kinh Nghiệm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Ruộng Đất Trong Cách Mạng Việt Nam ], http://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NewsDetail.aspx?co_id=30061&cn_id=210413 )
這份資料也承認:
“ 在進行土改中，除了諸個根本的勝利， 我黨在指導實現中已犯了一些嚴重錯誤，而在一段時間後才可發現。 由於主觀、教條、不足以從我國實踐出發，所以不清楚看到自從八月革命後，尤其是九年抗戰中越南農村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改變。由此， 在指導執行土改時強調農村階級鬥爭的性質，引致過度開展鬥爭的對象，錯誤打擊農民內部的人，尤其是上中農階層。在整頓組織中， 曾誤判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認為已被敵人佔領。 由此， 在整頓黨時已導致黨的一些損失。 從中央至基層籌辦土改指導組織系統卻與區、省和縣各級黨委的指導和檢查脫節； 這系統獲取的權力過大， 導致所制定的命令獨斷，減低了各級黨委的領導地位， 諸多幹部只知跟從群眾的尾巴，遵從農民階級的思想來解決農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 第二屆 ）會議已嚴正檢點在實行土改和整頓黨時所犯下的錯誤。 我黨，以胡志明主席為首曾公開批評和堅決改錯。 黨表達所執行的態度獲人民同情和支持， 雖有困難，但只在兩年改錯完成後，黨的威信獲提高。”
然而， 這些資料從不撰寫任何由土改所導致在農村的恐怖殘暴手段，殺害、酷刑和冤枉的事件以及其社會後果。
本文所探討的是這場土改的原因、過程和當時見證人的評價。
史太林的角色
在抗法戰爭的頭三年裡，胡志明政府在越北（ Việt Bắc, 抗法時期專指河內以北包括六個省份高平 [ Cao Bằng]、北澗 [ Bắc Kạn ]、涼山 [ Lạng Sơn ]、河江 [ Hà Giang ]、宣光 [ Tuyên Quang ] 和太原 [ Thái Nguyên ] 的地區。譯者註 ] 被包圍並與外界隔絕，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49-10-1日 ）。 第一次，抗戰的區域與友邦的邊界接壤。 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尋找外交的支持和軍事、經濟的援助是最急迫之事。
1950年初， 胡志明前往北京會見劉少奇，然後赴莫斯科會晤史太林和毛澤東（ 毛那時正訪蘇 ）。
那時，史太林是一名完全掌握權力的領袖，在近三十年的統治他極為殘暴，成為共產陣營的首腦，獲共產黨人崇拜； 而胡志明，雖是一國的主席和領導反法帝國主義的戰爭，但只佔領部分的國土，而政府需要在山林中躲藏。 再者，1930年代， 阮愛國被共產國際（ Comintern ）視為右傾，被失勢，須在莫斯科 “ 雪藏 ” 多年，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卻派遣其 “ 堅貞兒子 ” 如陳富（ Trần Phú ）、黎鴻峰（ Lê Hồng Phong ）等人返回越南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 對於史太林，胡志明還有一個 “ 重罪 ”，是在1945年 “ 解散 ” 印度支那共產黨， 然而，實際上，共產黨仍掌握越盟、政府和軍隊內的各指揮權力。要想獲取史太林（ 也包括毛 ）的支持和援助，胡志明需要證明自己是 “ 真正 ” 的共產黨人，即必須發動階級鬥爭。 在一個以農民為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來說，那就是必須進行“ 土地革命 ”。
1950年4月， 胡志明返回越北，與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武元甲曾復述:
“ 伯伯對我們說：‘ 蘇聯批評我們太遲搞土地革命。 史太林同志指著兩張椅，問我：這是農民，那是地主， 越南的革命者坐在哪裡？。 到此我們需要搞土地革命。 中國保證將對我們提供關於發動群眾進行土改的經驗。’” （ 武元甲，《 在圍困中戰鬥 》[ Chiến Đấu Trong Vòng Vay ]， 河內人民軍出版社，1995年，第412頁 )
在史、毛和胡三人的會談中，史太林也判給中國援助越南的任務和蘇聯只為越南提供哪些中國所沒有的東西。蘇聯援助物資經中國運輸到越南。 毛也說將協助越南哪些越南需要而中國又有的物資。（ 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 胡志明的一生 》[ Hồ Chí Minh: A Life ]﹐ 紐約，Hyperion出版社，2000年，第422頁 ）
為了證明越南民主共和國確實是由共產黨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於1951年以新的名稱勞動黨正式公開出場。
1952年10月，胡志明經北京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黨第十九次大會。 在1952年10月31日致史太林的信中，胡志明寫道：
“ 茲呈上越南勞動黨關於土地改革綱領草稿。 此稿是由我本人策劃並獲劉少奇同志、王稼祥同志協助下完成。請您審閱並給指示。”（ 網頁：xuandienhannom.blogspot.co.uk/2014/09/lan-au-cong-bo-2-buc-thu-cua-ong-ho-chi.html ）
五個月後（ 1953年3月 ），史太林死亡。 在越北追悼史太林大會上，胡志明表示極度悲痛。 曾經在場的陳訂（ Trần Đĩnh ）講述：
“ 在我的面前，見胡老在痛哭。 不斷拿白手絹抹淚，而淚水又不斷流在他通紅的面頰上，因哭，因激動而臉都通紅了。 追悼會後， 胡老緩慢站起，走返回會場後面一間專為他使用的房間…… 忘記留在傍邊椅上的一個圓盒的中華牌香煙。 我拿起它，沿屋邊的泥墩轉入胡老的房。‘ 胡伯伯，是您忘記的！’ 他抬頭望，我頓然覺得太迷網、太魯莽、太冒昧了。 他的臉腫了， 充滿淚水，兩個眼皮缩起， 我恍然大悟有一種什麼極其秘密和個人的東西，只有他一人知曉。 他迷惘地望著我，望著香煙盒，但不明白為何我進來， 那個盒是什麼和我是誰…… ”。
( 陳訂，《 花燈 》[ Đèn Cù ], e-book, 2014年，第72頁 )
胡志明對史太林崇拜到如此的程度， 我們可以肯定共產黨老大交下的“ 土地革命 ”的指示，胡志明和勞動黨就必須遵命。
中共的角色
在致史太林信中，胡志明告訴我們，勞動黨的土改綱領草稿 “ 由我本人策劃並獲劉少奇同志、王稼祥同志協助下完成 ”。 那時劉少奇是國家副主席，王稼祥是中國駐蘇大使。
1950年史、毛、胡三人會談後，史太林判給中國主要的任務是援助越南，中國曾傾注入越北武器、糧食、軍事和政治顧問。
素友（ Tố Hữu，筆名，原取自漢文 “ 吾兒素有大志 ” 之句。越文 “ 有 ” 與 “ 友 ” 同音同字，改為素友，取 “ 素樸之友 ” 意。 原名阮金成 [ Nguyễn Kim Thành ]，1920年至2002年，承天-順化 [ Thừa Thiên Huế ] 省人。越南革命詩人；18歲時已參加抗法活動。曾擔任重職如宣傳部長、越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府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職務 。譯者註 ）述之 :
“ 中國同志已及時為我們援助糧食、食品、武器、彈藥並派遣較多的軍事和政治幹部……, 越北山林見證了一場從未有的熱鬧景象：一批批馬隊，伏載沉重的米、麥、乾糧、也有魚、鹽、糖以及車隊滿載武器。 中國軍事和政治幹部身穿淡黃色的卡其軍服與佩有紅星的軍帽。 一些人乘馬，一些則坐運輸車，一些走路，還手拿扁擔、煲鍋……, 我們視他們為一家人的兄弟。 在抗戰的艱難環境裡，朋友與我們分擔困難，實為珍貴。”（ 素友， 《 回憶某一時期 》 [ Nhớ Lại Một ThờI ], 河內，作家出版社， 2000年，第 263-264頁 ）
中國的政治幹部為勞動黨中央作關於宣傳和組織工作的顧問。 與總書記長征共事，中國顧問發言:
“ 我們根據中國的經驗和結合部分的越南實際情況……, 或許你們黨內還有受封建地主思想控制。 在中國也曾出現這情況…、、, 尤其是在農村和各級領導，而大部分人出身自地主階級或其子女。 雖然他們已經入黨和為政府公務工作，名義上是共產黨黨員， 但感情上常傾向地主， 不透徹明白貧僱農的苦楚， 甚至還認為地主是好的，有功勞，因為曾養育農民和甚至為抗戰作出貢獻。因此我們提出問題：究竟誰養育誰？誰統治誰？ 誰剝削誰？ 這種思想還存在領導幹部的頭腦中就極危險。 所以根據我們初步的意見是： 需要堅決反對地主的思想， 揭發地主真實的臉孔， 發動黨員和群眾鬥爭，打倒他們的思想，沒收他們的土地，分給貧僱農。 這樣才可增加精神和力量，打擊法國侵略者。（ 素友， 同上，第267-268頁 ）
越南共產黨所出版的文物常歌頌土地改革已達到了 “ 巨大、根本性、具有戰略性的偉大勝利 ”, 其成果是 “ 打到全體的封建地主階級, …… 把農民完全解放出我國上千年的封建枷鎖, 將北方農民階級帶上在農村真正當家作主的地位 。” （ 黨中央歷史研究所 [ Ba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Đảng Trung ương ]，《 越南共產黨五十年的活動 》[ 50 Năm Hoạt Động Của ĐCSVN ], 河內, 真理出版社, 1979年, 第 131-132頁 ）
越南共產黨的網頁寫道 :
“ 從1945年八月革命後至1953年初逐步實現黨的土地政策已使農村的土地所有制和階級關係起了深刻的改變。 但是，封建的所有制和剝削未被消滅，“ 耕者有田 ”的口號還未基本解決，地主階級仍然存在。 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我黨繼續進行土地改革，完成反封建的任務……。 1953年11月，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實現土改，提出土改的主張、執行方法……, 在抗戰正邁向勝利之趨勢中，土改馬上實行。 那是黨的一個正確的主張， 已正確結合了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兩個基本任務。 它的成就已為1953-54年冬春戰役和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作出部分重要的貢獻。 和平恢復後， 北方進入新的階段， 黨繼續大力推行土改， 完成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務，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以鞏固北方為基礎，促進國家的統一鬥爭。 結果是八次發動群眾減租，包涵1875個社的1.106.955公頃土地；在五次土改中，包括3653個社（ 北方整體平原和半山區的地區 ）將810.000公頃土地分配給超過二百萬戶農民，即北方農民總人口的72，8%。……, 如此， 實現土改，已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佔有和剝削制度，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為農民在經濟上初步實現民主化，也是農村政治方面的民主基礎。”（《 越南革命中解決土地改革問題的經驗 》 [ Kinh Nghiệm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Ruộng Đất Trong Cách Mạng Việt Nam ], http://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NewsDetail.aspx?co_id=30061&cn_id=210413 )
這份資料也承認:
“ 在進行土改中，除了諸個根本的勝利， 我黨在指導實現中已犯了一些嚴重錯誤，而在一段時間後才可發現。 由於主觀、教條、不足以從我國實踐出發，所以不清楚看到自從八月革命後，尤其是九年抗戰中越南農村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改變。由此， 在指導執行土改時強調農村階級鬥爭的性質，引致過度開展鬥爭的對象，錯誤打擊農民內部的人，尤其是上中農階層。在整頓組織中， 曾誤判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認為已被敵人佔領。 由此， 在整頓黨時已導致黨的一些損失。 從中央至基層籌辦土改指導組織系統卻與區、省和縣各級黨委的指導和檢查脫節； 這系統獲取的權力過大， 導致所制定的命令獨斷，減低了各級黨委的領導地位， 諸多幹部只知跟從群眾的尾巴，遵從農民階級的思想來解決農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 第二屆 ）會議已嚴正檢點在實行土改和整頓黨時所犯下的錯誤。 我黨，以胡志明主席為首曾公開批評和堅決改錯。 黨表達所執行的態度獲人民同情和支持， 雖有困難，但只在兩年改錯完成後，黨的威信獲提高。”
然而， 這些資料從不撰寫任何由土改所導致在農村的恐怖殘暴手段，殺害、酷刑和冤枉的事件以及其社會後果。
本文所探討的是這場土改的原因、過程和當時見證人的評價。
史太林的角色
在抗法戰爭的頭三年裡，胡志明政府在越北（ Việt Bắc, 抗法時期專指河內以北包括六個省份高平 [ Cao Bằng]、北澗 [ Bắc Kạn ]、涼山 [ Lạng Sơn ]、河江 [ Hà Giang ]、宣光 [ Tuyên Quang ] 和太原 [ Thái Nguyên ] 的地區。譯者註 ] 被包圍並與外界隔絕，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49-10-1日 ）。 第一次，抗戰的區域與友邦的邊界接壤。 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尋找外交的支持和軍事、經濟的援助是最急迫之事。
1950年初， 胡志明前往北京會見劉少奇，然後赴莫斯科會晤史太林和毛澤東（ 毛那時正訪蘇 ）。
那時，史太林是一名完全掌握權力的領袖，在近三十年的統治他極為殘暴，成為共產陣營的首腦，獲共產黨人崇拜； 而胡志明，雖是一國的主席和領導反法帝國主義的戰爭，但只佔領部分的國土，而政府需要在山林中躲藏。 再者，1930年代， 阮愛國被共產國際（ Comintern ）視為右傾，被失勢，須在莫斯科 “ 雪藏 ” 多年，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卻派遣其 “ 堅貞兒子 ” 如陳富（ Trần Phú ）、黎鴻峰（ Lê Hồng Phong ）等人返回越南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 對於史太林，胡志明還有一個 “ 重罪 ”，是在1945年 “ 解散 ” 印度支那共產黨， 然而，實際上，共產黨仍掌握越盟、政府和軍隊內的各指揮權力。要想獲取史太林（ 也包括毛 ）的支持和援助，胡志明需要證明自己是 “ 真正 ” 的共產黨人，即必須發動階級鬥爭。 在一個以農民為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來說，那就是必須進行“ 土地革命 ”。
1950年4月， 胡志明返回越北，與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武元甲曾復述:
“ 伯伯對我們說：‘ 蘇聯批評我們太遲搞土地革命。 史太林同志指著兩張椅，問我：這是農民，那是地主， 越南的革命者坐在哪裡？。 到此我們需要搞土地革命。 中國保證將對我們提供關於發動群眾進行土改的經驗。’” （ 武元甲，《 在圍困中戰鬥 》[ Chiến Đấu Trong Vòng Vay ]， 河內人民軍出版社，1995年，第412頁 )
在史、毛和胡三人的會談中，史太林也判給中國援助越南的任務和蘇聯只為越南提供哪些中國所沒有的東西。蘇聯援助物資經中國運輸到越南。 毛也說將協助越南哪些越南需要而中國又有的物資。（ 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 胡志明的一生 》[ Hồ Chí Minh: A Life ]﹐ 紐約，Hyperion出版社，2000年，第422頁 ）
為了證明越南民主共和國確實是由共產黨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於1951年以新的名稱勞動黨正式公開出場。
1952年10月，胡志明經北京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黨第十九次大會。 在1952年10月31日致史太林的信中，胡志明寫道：
“ 茲呈上越南勞動黨關於土地改革綱領草稿。 此稿是由我本人策劃並獲劉少奇同志、王稼祥同志協助下完成。請您審閱並給指示。”（ 網頁：xuandienhannom.blogspot.co.uk/2014/09/lan-au-cong-bo-2-buc-thu-cua-ong-ho-chi.html ）
五個月後（ 1953年3月 ），史太林死亡。 在越北追悼史太林大會上，胡志明表示極度悲痛。 曾經在場的陳訂（ Trần Đĩnh ）講述：
“ 在我的面前，見胡老在痛哭。 不斷拿白手絹抹淚，而淚水又不斷流在他通紅的面頰上，因哭，因激動而臉都通紅了。 追悼會後， 胡老緩慢站起，走返回會場後面一間專為他使用的房間…… 忘記留在傍邊椅上的一個圓盒的中華牌香煙。 我拿起它，沿屋邊的泥墩轉入胡老的房。‘ 胡伯伯，是您忘記的！’ 他抬頭望，我頓然覺得太迷網、太魯莽、太冒昧了。 他的臉腫了， 充滿淚水，兩個眼皮缩起， 我恍然大悟有一種什麼極其秘密和個人的東西，只有他一人知曉。 他迷惘地望著我，望著香煙盒，但不明白為何我進來， 那個盒是什麼和我是誰…… ”。
( 陳訂，《 花燈 》[ Đèn Cù ], e-book, 2014年，第72頁 )
胡志明對史太林崇拜到如此的程度， 我們可以肯定共產黨老大交下的“ 土地革命 ”的指示，胡志明和勞動黨就必須遵命。
中共的角色
在致史太林信中，胡志明告訴我們，勞動黨的土改綱領草稿 “ 由我本人策劃並獲劉少奇同志、王稼祥同志協助下完成 ”。 那時劉少奇是國家副主席，王稼祥是中國駐蘇大使。
1950年史、毛、胡三人會談後，史太林判給中國主要的任務是援助越南，中國曾傾注入越北武器、糧食、軍事和政治顧問。
素友（ Tố Hữu，筆名，原取自漢文 “ 吾兒素有大志 ” 之句。越文 “ 有 ” 與 “ 友 ” 同音同字，改為素友，取 “ 素樸之友 ” 意。 原名阮金成 [ Nguyễn Kim Thành ]，1920年至2002年，承天-順化 [ Thừa Thiên Huế ] 省人。越南革命詩人；18歲時已參加抗法活動。曾擔任重職如宣傳部長、越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府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職務 。譯者註 ）述之 :
“ 中國同志已及時為我們援助糧食、食品、武器、彈藥並派遣較多的軍事和政治幹部……, 越北山林見證了一場從未有的熱鬧景象：一批批馬隊，伏載沉重的米、麥、乾糧、也有魚、鹽、糖以及車隊滿載武器。 中國軍事和政治幹部身穿淡黃色的卡其軍服與佩有紅星的軍帽。 一些人乘馬，一些則坐運輸車，一些走路，還手拿扁擔、煲鍋……, 我們視他們為一家人的兄弟。 在抗戰的艱難環境裡，朋友與我們分擔困難，實為珍貴。”（ 素友， 《 回憶某一時期 》 [ Nhớ Lại Một ThờI ], 河內，作家出版社， 2000年，第 263-264頁 ）
中國的政治幹部為勞動黨中央作關於宣傳和組織工作的顧問。 與總書記長征共事，中國顧問發言:
“ 我們根據中國的經驗和結合部分的越南實際情況……, 或許你們黨內還有受封建地主思想控制。 在中國也曾出現這情況…、、, 尤其是在農村和各級領導，而大部分人出身自地主階級或其子女。 雖然他們已經入黨和為政府公務工作，名義上是共產黨黨員， 但感情上常傾向地主， 不透徹明白貧僱農的苦楚， 甚至還認為地主是好的，有功勞，因為曾養育農民和甚至為抗戰作出貢獻。因此我們提出問題：究竟誰養育誰？誰統治誰？ 誰剝削誰？ 這種思想還存在領導幹部的頭腦中就極危險。 所以根據我們初步的意見是： 需要堅決反對地主的思想， 揭發地主真實的臉孔， 發動黨員和群眾鬥爭，打倒他們的思想，沒收他們的土地，分給貧僱農。 這樣才可增加精神和力量，打擊法國侵略者。（ 素友， 同上，第267-268頁 ）
遵照中國顧問的指導，1952年勞動黨展開整訓， 通過學習、批評和自我批評，教育和修改黨員幹部的思想。 宣傳處處長和整訓指導處領導成員素友復述：
“ 那時整訓的各級單位皆佈置一種奇異的景象：任何一間房的牆上都掛上寫白字的黑布條：‘ 提高無產階級立場， 掃除地主思想，促進抗戰到完全的勝利 ’， ……在整訓各級單位內有一種不正常的氣氛， 人人臉上都似乎顯得黯然沉默，甚至憂慮，一聽到需要 ‘ 誠懇 ’ 檢討， 不能隱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做不到的就不可佩稱為黨員。
總之， 誰都必須承認自己多少也有地主思想或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這樣的檢點才可稱為‘ 誠懇 ’ 和才可通過。” （ 素友，同上，第272頁 ）
陳訂評價整訓之事如下：
“長遠的目標是建立階級立場， 提高工人、貧僱農的地位，降低知識分子和不是手腳勞動的各階層的思想和政治的地位。之後， 開始徹底整頓組織， 根據指示提高工農的地位， 排斥履歷不潔分子 ”……
素友要求學員必須嚴格執行。 任何人是地主之子女或與其相關的學員都需要誠懇自我向黨填報本人的錯誤和罪行， 譬如同情、偏倚本家庭，甚至與家人直接鎮壓、剝削農民 ……。 第二，揭發家人包括地主惡霸的父母、親戚鎮壓、剝削的各種犯罪手段。第三， 在誠懇填報的基礎上，宣布仇恨父母， 表示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與階級敵人斷絕關係。不能夠仇恨父母，與父母斷絕關係，這份檢點報告就 ‘ 破產 ’， 那個學員就需要再學習，直至達到無產階級的立場，農民的立場，他需要公佈自己仇恨父母，與自己的父母斷絕關係。” （ 陳訂，同上，第 70、 73-74頁 ）
實行土改
整訓運動已 “ 清洗 ” 勞動黨的隊伍，為實行土改章程工作而備。
土改指導委員會獲指定:
-- 指導委員會會長為長征 （ Trường Chinh ; 黨總書記 ）；
-- 太原試點指導委員會會長為黃國越 （ Hoàng Quốc Việt ;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
-- 清化 ( Thanh Hóa )、義安 ( Nghệ An )、河靜 ( Hà Tĩnh ) 試點指導委員會會長為黎文良 （ Lê Văn Lương ;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候補委員 ）；
-- 戰役直接指揮處處長為胡越勝 （ Hồ Viết Thắng，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
1953年5月4日， 勞動黨政治局發出關於發動群眾幾個特別問題的指示，其中說及：“ 將需要處死一些反動地主和惡霸，…… 被處死者的比例，所定的原則是自由區全體人口的千分之一。” 指示還說：“ 不是任何一個搞運動的社都將按那個比例處死反動派和惡霸，……一些社處死三、四人，一些則只是一或無一人……。 並非是我們可憐犯罪分子。但是，被處死者不應太多； 若太多則難以取得公眾的支持。” 再之：“ 處死應瞄準懲罰最反動、犯罪最多的人，曾參與殺害人民，破壞革命和人民最仇恨的人。”
（ 網頁：http://123.30.190.43:8080/tiengviet/tulieuvankien/vankiendang/details.asp?topic=191&subtopic=7&leader_topic=81&id=BT245033033 ）
1953年5月， 首次批鬥會在太原試點區舉行。阮氏五（ Nguyễn Thị Năm ）女士是第一個地主被送上 “ 處死 ”。 她曾積極參加抗戰活動並為抗戰貢獻相當多的財物， 其子是砲兵團政委（ 或團長 ）。“ 在多次批鬥和強加各種罪行後，這位才47歲 （ 1906年至1953年 ）的婦女被槍殺，當時的報刊視此為一場 “ 驚天動地 ” 運動的第一響槍聲。 ” （ 楊中國 [ Dương Trung Quốc ], 《 寫在烈士傷兵日來臨之時 》[ Viết Nhan Ngày Thương Binh Liệt Sĩ ], 《 勞動週末 》[ Lao Động Cuối Tuần ], 2012-7-22日 ）
若根據上述的指示， 阮氏五女士不可能是處死的對象，但是，據維基的資料， 她的愛國行為被中國顧問視為“ 虛偽，目的是想更鑽深入革命隊伍，從而破壞行動。” 胡志明和土改指導會對此事保持沉默，因為害怕與中國顧問惹起衝突。 （ 維基：“ 阮氏五 ”條目 ）
若胡志明和土改指導會有所猶豫，但又仍然遵從中國顧問的意見，那麼這些顧問確實在越南勞動黨最高領導人內擁有決定性的權力。
對於胡志明與處死阮氏五女士事件有相關的存有不同的說法。 據陳訂所說， “ 胡老掩著鬍鬚參加一次（ 批鬥 ）而長征在整個會上則戴著墨鏡。” 陳訂也寫道，報刊文章《 極惡的地主 》( Địa Chủ ác Ghê )，所簽寫姓名C.B.的人就是胡志明。 （ 陳訂，同上，第82、83頁 ）。此文登載於1953年7月21日的《 人民報 》（ Nhan Dan ）上。 它為殺害一名對抗戰有功者的不仁和殘暴行為而辯護；她不應被用作煽動農民批鬥的對象， 因為她在兩個月之前已被批鬥並於1953年7月9日遭殺害。
太原試點區行動六個月後，土改政策、路線才在1953年11月勞動黨全國會議上由總書記長征在報告中正式公佈。 這份很長又詳細的報告解釋為何在抗戰期間實行土改， 消除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土地所有制的權利，分土地給農民， 並需要放手發動群眾，實現土改。 土改也為鞏固和加強勞動黨在農村的領導。
這份報告肯定，因為抗戰主要依靠群眾，而絕大部分是農民， 所以需要土改， 給農民分田地，並為農民建設農村的政治優勢。抗法戰爭愈激烈，封建地主階級就愈反動， 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反對抗戰。 因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殖民主義者的走狗，必須打倒封建地主階級，鎮壓反革命分子。
報告還清晰指出， 需要整頓農村勞動黨的支部，因為下層的政權組織，尤其是社級， 諸多地方被地主惡霸利用，黨和群眾的關係並不很緊密。 因此， 需要清除那些屬於剝削階級的人出黨， 需要吸納一些積極的貧僱農入黨， 在他們中挑選一些最積極的人進入黨支部。（ 長征，《 越南的人民民主和民族革命 》）[ Cách Mạng Dan Tộc Dan Chủ Nhan Dan VN ] , 河內，真理出版社， 1975年，第307-402頁 ）
只在長征報告的半個月後， 土改法於1953年12月4日在國會通過， 主要重述那份報告的一些要點而已。
從1954年至1956年，17度緯線以北從太原至永靈（ Vĩnh Linh ）地區18個省中的近三千個社推行各次土改行動。
土改組在農村作威作怪，放手發動貧僱農。放手的意思就是不控制，不限制。 連素友也要承認： “ 不可能盡說出所有那些被冤枉判為地主、惡霸（ 實際只是中農 ）的人的慘況， 他們在被 ‘ 發動 ’ 的地方承受慘劇。” （ 素友， 同上，第 277-278頁 ）
1953年越北地區土改指導工作團負責檢查的陳輝料（ Trần Huy Liệu ）在一次太原試點批鬥會後曾寫下：
“ 輪到地主進入。雙手被屈綁在身後， 但仍需要爬地從外邊進入， 身上掛著衣包。 除了呼喊打倒之外，那些坐近路傍的人也伸手亂打。 不須等到他跪下，一人已牽起他的頭髮，‘ 控訴 ’ 他。 暴風雨開始……
“ 那時整訓的各級單位皆佈置一種奇異的景象：任何一間房的牆上都掛上寫白字的黑布條：‘ 提高無產階級立場， 掃除地主思想，促進抗戰到完全的勝利 ’， ……在整訓各級單位內有一種不正常的氣氛， 人人臉上都似乎顯得黯然沉默，甚至憂慮，一聽到需要 ‘ 誠懇 ’ 檢討， 不能隱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做不到的就不可佩稱為黨員。
總之， 誰都必須承認自己多少也有地主思想或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這樣的檢點才可稱為‘ 誠懇 ’ 和才可通過。” （ 素友，同上，第272頁 ）
陳訂評價整訓之事如下：
“長遠的目標是建立階級立場， 提高工人、貧僱農的地位，降低知識分子和不是手腳勞動的各階層的思想和政治的地位。之後， 開始徹底整頓組織， 根據指示提高工農的地位， 排斥履歷不潔分子 ”……
素友要求學員必須嚴格執行。 任何人是地主之子女或與其相關的學員都需要誠懇自我向黨填報本人的錯誤和罪行， 譬如同情、偏倚本家庭，甚至與家人直接鎮壓、剝削農民 ……。 第二，揭發家人包括地主惡霸的父母、親戚鎮壓、剝削的各種犯罪手段。第三， 在誠懇填報的基礎上，宣布仇恨父母， 表示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與階級敵人斷絕關係。不能夠仇恨父母，與父母斷絕關係，這份檢點報告就 ‘ 破產 ’， 那個學員就需要再學習，直至達到無產階級的立場，農民的立場，他需要公佈自己仇恨父母，與自己的父母斷絕關係。” （ 陳訂，同上，第 70、 73-74頁 ）
實行土改
整訓運動已 “ 清洗 ” 勞動黨的隊伍，為實行土改章程工作而備。
土改指導委員會獲指定:
-- 指導委員會會長為長征 （ Trường Chinh ; 黨總書記 ）；
-- 太原試點指導委員會會長為黃國越 （ Hoàng Quốc Việt ;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
-- 清化 ( Thanh Hóa )、義安 ( Nghệ An )、河靜 ( Hà Tĩnh ) 試點指導委員會會長為黎文良 （ Lê Văn Lương ;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候補委員 ）；
-- 戰役直接指揮處處長為胡越勝 （ Hồ Viết Thắng，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
1953年5月4日， 勞動黨政治局發出關於發動群眾幾個特別問題的指示，其中說及：“ 將需要處死一些反動地主和惡霸，…… 被處死者的比例，所定的原則是自由區全體人口的千分之一。” 指示還說：“ 不是任何一個搞運動的社都將按那個比例處死反動派和惡霸，……一些社處死三、四人，一些則只是一或無一人……。 並非是我們可憐犯罪分子。但是，被處死者不應太多； 若太多則難以取得公眾的支持。” 再之：“ 處死應瞄準懲罰最反動、犯罪最多的人，曾參與殺害人民，破壞革命和人民最仇恨的人。”
（ 網頁：http://123.30.190.43:8080/tiengviet/tulieuvankien/vankiendang/details.asp?topic=191&subtopic=7&leader_topic=81&id=BT245033033 ）
1953年5月， 首次批鬥會在太原試點區舉行。阮氏五（ Nguyễn Thị Năm ）女士是第一個地主被送上 “ 處死 ”。 她曾積極參加抗戰活動並為抗戰貢獻相當多的財物， 其子是砲兵團政委（ 或團長 ）。“ 在多次批鬥和強加各種罪行後，這位才47歲 （ 1906年至1953年 ）的婦女被槍殺，當時的報刊視此為一場 “ 驚天動地 ” 運動的第一響槍聲。 ” （ 楊中國 [ Dương Trung Quốc ], 《 寫在烈士傷兵日來臨之時 》[ Viết Nhan Ngày Thương Binh Liệt Sĩ ], 《 勞動週末 》[ Lao Động Cuối Tuần ], 2012-7-22日 ）
若根據上述的指示， 阮氏五女士不可能是處死的對象，但是，據維基的資料， 她的愛國行為被中國顧問視為“ 虛偽，目的是想更鑽深入革命隊伍，從而破壞行動。” 胡志明和土改指導會對此事保持沉默，因為害怕與中國顧問惹起衝突。 （ 維基：“ 阮氏五 ”條目 ）
若胡志明和土改指導會有所猶豫，但又仍然遵從中國顧問的意見，那麼這些顧問確實在越南勞動黨最高領導人內擁有決定性的權力。
對於胡志明與處死阮氏五女士事件有相關的存有不同的說法。 據陳訂所說， “ 胡老掩著鬍鬚參加一次（ 批鬥 ）而長征在整個會上則戴著墨鏡。” 陳訂也寫道，報刊文章《 極惡的地主 》( Địa Chủ ác Ghê )，所簽寫姓名C.B.的人就是胡志明。 （ 陳訂，同上，第82、83頁 ）。此文登載於1953年7月21日的《 人民報 》（ Nhan Dan ）上。 它為殺害一名對抗戰有功者的不仁和殘暴行為而辯護；她不應被用作煽動農民批鬥的對象， 因為她在兩個月之前已被批鬥並於1953年7月9日遭殺害。
太原試點區行動六個月後，土改政策、路線才在1953年11月勞動黨全國會議上由總書記長征在報告中正式公佈。 這份很長又詳細的報告解釋為何在抗戰期間實行土改， 消除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土地所有制的權利，分土地給農民， 並需要放手發動群眾，實現土改。 土改也為鞏固和加強勞動黨在農村的領導。
這份報告肯定，因為抗戰主要依靠群眾，而絕大部分是農民， 所以需要土改， 給農民分田地，並為農民建設農村的政治優勢。抗法戰爭愈激烈，封建地主階級就愈反動， 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反對抗戰。 因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殖民主義者的走狗，必須打倒封建地主階級，鎮壓反革命分子。
報告還清晰指出， 需要整頓農村勞動黨的支部，因為下層的政權組織，尤其是社級， 諸多地方被地主惡霸利用，黨和群眾的關係並不很緊密。 因此， 需要清除那些屬於剝削階級的人出黨， 需要吸納一些積極的貧僱農入黨， 在他們中挑選一些最積極的人進入黨支部。（ 長征，《 越南的人民民主和民族革命 》）[ Cách Mạng Dan Tộc Dan Chủ Nhan Dan VN ] , 河內，真理出版社， 1975年，第307-402頁 ）
只在長征報告的半個月後， 土改法於1953年12月4日在國會通過， 主要重述那份報告的一些要點而已。
從1954年至1956年，17度緯線以北從太原至永靈（ Vĩnh Linh ）地區18個省中的近三千個社推行各次土改行動。
土改組在農村作威作怪，放手發動貧僱農。放手的意思就是不控制，不限制。 連素友也要承認： “ 不可能盡說出所有那些被冤枉判為地主、惡霸（ 實際只是中農 ）的人的慘況， 他們在被 ‘ 發動 ’ 的地方承受慘劇。” （ 素友， 同上，第 277-278頁 ）
1953年越北地區土改指導工作團負責檢查的陳輝料（ Trần Huy Liệu ）在一次太原試點批鬥會後曾寫下：
“ 輪到地主進入。雙手被屈綁在身後， 但仍需要爬地從外邊進入， 身上掛著衣包。 除了呼喊打倒之外，那些坐近路傍的人也伸手亂打。 不須等到他跪下，一人已牽起他的頭髮，‘ 控訴 ’ 他。 暴風雨開始……
在主席團宣讀告狀辭後， 我也感到驚訝，告辭也不能說出B的罪狀是什麼。 不但如此， 人們強迫罪犯從11點至下午4點在木板上半跪著。每次罪犯身體發抖倒下，周圍又響起大大的呼叫聲：“ 跪高起來！”。當見罪犯跪低下，游擊隊阿哥站在他後面久不久又用槍柄擊打一下，意思是說屁股需要放在腳跟上……。除了需要經常跪下的懲罰之外，還遭受人們極度殘忍的毆打。 每個人出來控訴，習慣上都同一個形式和互相模仿，都是手揪拿罪人的頭髮來質問。問幾句後便一無頭緒， 控人見自己無趣，由此需要結束就打了一掌便下台。…… 發生在我眼前的一個極壞的印象： 有一個人，每每五、十分鐘便揪拿罪人的頭髮或在其他人控訴時插嘴，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然後再來一掌。我看不出他心懷一種階級仇恨，而只是一個在街市上胡鬧打人的卑鄙者。 我還發覺他，和其他的人一樣，在毆打罪人時還想在幹部的面前自我表現。 也在今日， 我還發覺在骨幹群眾中有兩個小孩，也常走出來要地主跪高起來和揪拿頭髮、毆打也同一個模式。 他們誤解 ‘ 批鬥 ’ 兩個字， 以無人道的方式恥辱別人。他們不知道階級的力量並非是毆打、恥辱別人，還帶個人報仇的性質。” （ 陳戰 [ Trần Chiến ], 《 陳輝料：人世 》 [ Trần Huy Liệu - Cõi NgườI ] , 金童出版社， 2009年， 第20章 ）
曾是1955年某一土改隊成員的阮登猛在回憶錄中寫道：
“ 土改確實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冤枉捉錯、殺錯了上萬的人。 實在太愚蠢。 何來那般多5%的地主呢 ！何來國民黨（ 指越南國民黨。譯者註 ）又可布遍各地呢？正是機械式、極其愚蠢地跟從中國。（ 中國 ）國民黨在中國是正統的執政黨， 執政了許多年才有那般多黨員的情況。實際上，當改正時，我們都有所懷疑的了。因為所見到地主也不是很富有的。他們也勞動，條條有道， 也知如何耕種。 他們的孩子善良、聽話。 我曾負責召集地主子女來教育，我所見的如上所述。現在改正，發現土改的錯是當然之事了，而且也極了解。 可是，不明白為何那時整個國家從上至下又愚蠢到這地步， 所錯的從路線政策至具體的執行方法。 發動群眾，而群眾則害怕工作隊就像遇見老虎，又怎可說出與工作隊相反的話呢？ 那時我只是一個二十歲多些的青年人，可是在村內行走，長鬚的老人，見我便合手揖身，恭敬地說：對工作隊同志致意 ！一個如此大的政策，關聯到幾萬民眾生命的事情卻交給那些愚蠢的骨幹實行。 幹部隊伍也如是， 在我工作隊中有一個名叫阿可（ Khả ）的人， 是個文盲。 文盲也可以解說政策和運用政策，那是一個極大和極複雜的政策， 而無端端捉人，槍殺人，沒收人們的財產 ！ 土地改革正是在政治和文化上中國對越南的一次典型的最粗暴的強姦。”（ 阮登猛 [ Nguyễn Đăng Mạnh ]，《 回憶錄 》[ Hồi Ky ], 河內， 2008年，第 41-42頁 )
改錯
這場土改在北方社會曾引致大震盪， 影響胡志明政府的威信， 對分治後的越南在初頭幾年帶來極之不利。 勞動黨領導層被迫認錯並需要執行改正。
1956年10月所舉行的勞動黨中央第十次會議政治局的報告曾確認：“ 在土改中，思想意識成份有農民思想， 將貧僱農擺得高，高於一切，甚至將貧僱農高於黨……。 左傾思想在土改也初露鋒芒； 它機械化地學習友邦的經驗，又不願充分調查研究我國的社會環境， 以便制定適合、具體的主張和政策……, 在執行時，卻一貫強調反右傾，而左傾的現象又變得嚴重……, 從區以下， 土改的系統變成高於黨和政府。 獨斷專制的作風， 由此成為普遍， 不走群眾路線， 而實際上已是鎮壓群眾， 少於作宣傳教育， 強迫群眾做與其意願和良心相反之事，有時還違反真理和正義。” （ 維基 [ Wikipedia ]： 《 越南北方土地改革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Tại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 )
曾是1955年某一土改隊成員的阮登猛在回憶錄中寫道：
“ 土改確實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冤枉捉錯、殺錯了上萬的人。 實在太愚蠢。 何來那般多5%的地主呢 ！何來國民黨（ 指越南國民黨。譯者註 ）又可布遍各地呢？正是機械式、極其愚蠢地跟從中國。（ 中國 ）國民黨在中國是正統的執政黨， 執政了許多年才有那般多黨員的情況。實際上，當改正時，我們都有所懷疑的了。因為所見到地主也不是很富有的。他們也勞動，條條有道， 也知如何耕種。 他們的孩子善良、聽話。 我曾負責召集地主子女來教育，我所見的如上所述。現在改正，發現土改的錯是當然之事了，而且也極了解。 可是，不明白為何那時整個國家從上至下又愚蠢到這地步， 所錯的從路線政策至具體的執行方法。 發動群眾，而群眾則害怕工作隊就像遇見老虎，又怎可說出與工作隊相反的話呢？ 那時我只是一個二十歲多些的青年人，可是在村內行走，長鬚的老人，見我便合手揖身，恭敬地說：對工作隊同志致意 ！一個如此大的政策，關聯到幾萬民眾生命的事情卻交給那些愚蠢的骨幹實行。 幹部隊伍也如是， 在我工作隊中有一個名叫阿可（ Khả ）的人， 是個文盲。 文盲也可以解說政策和運用政策，那是一個極大和極複雜的政策， 而無端端捉人，槍殺人，沒收人們的財產 ！ 土地改革正是在政治和文化上中國對越南的一次典型的最粗暴的強姦。”（ 阮登猛 [ Nguyễn Đăng Mạnh ]，《 回憶錄 》[ Hồi Ky ], 河內， 2008年，第 41-42頁 )
改錯
這場土改在北方社會曾引致大震盪， 影響胡志明政府的威信， 對分治後的越南在初頭幾年帶來極之不利。 勞動黨領導層被迫認錯並需要執行改正。
1956年10月所舉行的勞動黨中央第十次會議政治局的報告曾確認：“ 在土改中，思想意識成份有農民思想， 將貧僱農擺得高，高於一切，甚至將貧僱農高於黨……。 左傾思想在土改也初露鋒芒； 它機械化地學習友邦的經驗，又不願充分調查研究我國的社會環境， 以便制定適合、具體的主張和政策……, 在執行時，卻一貫強調反右傾，而左傾的現象又變得嚴重……, 從區以下， 土改的系統變成高於黨和政府。 獨斷專制的作風， 由此成為普遍， 不走群眾路線， 而實際上已是鎮壓群眾， 少於作宣傳教育， 強迫群眾做與其意願和良心相反之事，有時還違反真理和正義。” （ 維基 [ Wikipedia ]： 《 越南北方土地改革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Tại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 )
此是勞動黨第一次承認中國顧問所帶來的災難影響。 真是“ 聽騙子之言，失去牛群；聽友人之語， 失掉老婆，輾轉難眠 ！” （ Nghe bợm mất bò； Nghe bạn mất vợ nằm co một mình !；越南諺語。譯者註 ）
1956年8月18日， 胡志明發表致同胞幹部書，認錯並告知黨中央和政府已經嚴正檢點所犯之錯。
1956年9月，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 從1956年8月25日至9月24日舉行 ）確認導致犯錯的各主因， 並對土改指導委員會執行紀律處分： 長征須辭去總書記一職，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黃國越離開政治局，降為中央委員；黎文良不再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和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降為候補中央委員； 胡越勝則被開除出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1956年10月29日，在河內市立大戲院， 沒有直接涉及土改犯錯的武元甲大將代表國家主席宣讀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報告， 列舉了所有的錯誤和發動戰役之錯， 給曾被批鬥的幹部和軍隊人員恢復職位和交還財產。( 維基 [ Wikipedia ], 《 越南北方的土地改革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Tại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
武元甲獲推舉代表勞動黨和政府在公眾面前認錯，因為他頭上佩戴奠邊府勝利的光環和不直接參與那場土改。
1956年10月30日，阮猛祥 （ Nguyễn Mạnh Tường ）教授在祖國陣線（ Mặt Trận Tổ Quốc; 類似中國的政協。譯者註 ）會議上宣讀一篇火藥味很重的演辭，批評和點出土改的各種錯誤， 由此，指出勞動黨的缺點並提出建設黨領導的觀點和意見：
“ 在進行土改中，我們看到許多人被指控入獄、被冤枉殺害， 其中許多是優秀的民眾，曾為革命事業貢獻不少， 當現時在農村仍然有人被毆打、虧待， 當我們不能夠在同胞之間建立團結，那麼我們就需要確認已經在土改中犯下了各種錯誤，它也只是我們所犯之錯的一種極度的表現而已， 而且那些錯誤說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那是勞動黨領導的問題。……
至於原則方面， 我們贊成土改的主張。
…… 我們的農民千年來在封建剝削和百年來在殖民剝削的制度下受盡苦難。 我們農村的同胞如此受難， 已全失去了做人的氣概。 我們需要恢復農民的氣概，為他們建設國家主人翁的精神。 由此，我們認為需要激發他們的思想，讓他們認識分辨誰是敵人，讓他們站起掌握農村的權力。可是，今天我們見到的是犯下的錯誤。 這些錯， 長征先生已認識它在於： 我們完全忘記現時我們是掌握政權和政權已在我們的手中，如果我們知道如何精明使用它、引導它，我們一定仍然成功，但是， 我們又可以避開多少的災難呢？ 現時的情況令我們痛苦。
……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在農民和革命中尋找敵人以及把它殲滅。但同時若我們懂得思考遠些，看得遠些， 我們也不要忘記革命的公義，需要保持革命的信譽和勝利， 需要懂得攻打真正的敵人。 當提出“ 寧殺錯十人，也不放過一個敵人 ”的口號，而這口號不但過份無理，相反把革命指導往別處了。想說明一點，我們只須觀看事實： 在執行這口號時，我們所犯下的錯誤極度損害了革命的信譽和許多的革命戰士。若果那違背了革命又是什麼呢？
1956年9月，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 從1956年8月25日至9月24日舉行 ）確認導致犯錯的各主因， 並對土改指導委員會執行紀律處分： 長征須辭去總書記一職，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黃國越離開政治局，降為中央委員；黎文良不再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和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降為候補中央委員； 胡越勝則被開除出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1956年10月29日，在河內市立大戲院， 沒有直接涉及土改犯錯的武元甲大將代表國家主席宣讀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報告， 列舉了所有的錯誤和發動戰役之錯， 給曾被批鬥的幹部和軍隊人員恢復職位和交還財產。( 維基 [ Wikipedia ], 《 越南北方的土地改革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Tại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
武元甲獲推舉代表勞動黨和政府在公眾面前認錯，因為他頭上佩戴奠邊府勝利的光環和不直接參與那場土改。
1956年10月30日，阮猛祥 （ Nguyễn Mạnh Tường ）教授在祖國陣線（ Mặt Trận Tổ Quốc; 類似中國的政協。譯者註 ）會議上宣讀一篇火藥味很重的演辭，批評和點出土改的各種錯誤， 由此，指出勞動黨的缺點並提出建設黨領導的觀點和意見：
“ 在進行土改中，我們看到許多人被指控入獄、被冤枉殺害， 其中許多是優秀的民眾，曾為革命事業貢獻不少， 當現時在農村仍然有人被毆打、虧待， 當我們不能夠在同胞之間建立團結，那麼我們就需要確認已經在土改中犯下了各種錯誤，它也只是我們所犯之錯的一種極度的表現而已， 而且那些錯誤說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那是勞動黨領導的問題。……
至於原則方面， 我們贊成土改的主張。
…… 我們的農民千年來在封建剝削和百年來在殖民剝削的制度下受盡苦難。 我們農村的同胞如此受難， 已全失去了做人的氣概。 我們需要恢復農民的氣概，為他們建設國家主人翁的精神。 由此，我們認為需要激發他們的思想，讓他們認識分辨誰是敵人，讓他們站起掌握農村的權力。可是，今天我們見到的是犯下的錯誤。 這些錯， 長征先生已認識它在於： 我們完全忘記現時我們是掌握政權和政權已在我們的手中，如果我們知道如何精明使用它、引導它，我們一定仍然成功，但是， 我們又可以避開多少的災難呢？ 現時的情況令我們痛苦。
……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在農民和革命中尋找敵人以及把它殲滅。但同時若我們懂得思考遠些，看得遠些， 我們也不要忘記革命的公義，需要保持革命的信譽和勝利， 需要懂得攻打真正的敵人。 當提出“ 寧殺錯十人，也不放過一個敵人 ”的口號，而這口號不但過份無理，相反把革命指導往別處了。想說明一點，我們只須觀看事實： 在執行這口號時，我們所犯下的錯誤極度損害了革命的信譽和許多的革命戰士。若果那違背了革命又是什麼呢？
有法理的口號則相反，應是 “ 寧放過十個敵人也不使一人受冤 ”。 那麼我們可有擔憂放過了十個敵人嗎？ 沒有，因為我們掌握政權， 我們的革命已成功。 如此，革命的敵人或早或遲，一定或改變、覺悟，或落入我們的羅網。這個口號有利之處是： 沒有任何一個人遭受冤枉。 由此， 就沒有現時極其災害的結果發生。
如何可以執行那個口號呢？ 千年的世界歷史的法理經驗使我們知道，我們有方法找到真正的敵人去攻打，不可亂打，也不可打無罪者。”
（ 網頁：www.danluan.org/tin-tuc/20090908/nguyen-manh-tuong-qua-nhung-sai-lam-trong-cai-cach-ruong-dat-xay-dung-quan-diem ）
阮猛祥指出領導人犯錯的各原因：
模糊的敵我、敵友觀點： “ 有什麼可比得上當聽聞 連自己人都打更為痛心的呢？！ 若果如此，那麼我們需要承認自己不能分辨朋友和敵人。 我們重讀最近在《 人民報 》所登載一些受冤枉的同志的文章，或他們所提及或不說及的事，但我們均明白這些同志曾懷疑對他們所遭受判斷的案件， 可否是不能分辨敵、友的嗎？ 因此，連朋友也打擊，也殺害了。
我認為此是極其重要的一點。 原因何在？ 可否是因為警覺的精神太高以致盲目了、左傾了，或者是我們在革命幼稚時期常犯的錯誤？這不是我們在此時和此處去深刻分析的問題。 主要是我們可否認識錯誤的原因是極模糊的敵、友之觀點。”
罔顧法律，以政治壓倒法理：“ 政治家辯護時， 他不管歷史中血淚經驗的觀點和環境， 那麼，早或遲， 我們就看到現時令人痛心的災難。 在那條辯護和自滿的路上， 政治家已是盲目，因為對法理已有偏見並相信法理是一條木棍，只可用作插撞車輪而已；他們不明白，相反，正是法理協助車輛免被翻倒，免受車禍。 更有害的是，政治自我處於法律之上 ……。法律主要是提出哪些可做，哪些不允許做。
由此，人民安然和清楚知道該走哪條路。 但是，群眾只可感到心安當他們清楚知道什麼可以約束自己，也同時可約束政府。 相反，當法律只約束群眾而不放過政府，那麼每當政府可以策劃新的路線而群眾也從未知曉。因此， 群眾感到迷惘： 什麼昨天可做的，明天政府又可獨斷判為非法。 這種迷惘升至極度時，政府改變態度，不但影響到未來，連過去了的也會受影響。 ”
罔顧專業：“ 政治家漠視法律。 但若果他們聽從專業者的意見和允許專業者表達意見，那麼後者也將要求政治家應該注重法律， 並使用法律為革命服務。 但遺憾的是， 以往的十年來， 我們看到一種怪異的現象。 政治的黑影壓在我們頭腦裡，以致 ‘ 立場 ’ 這兩個字使我們食慾不振和睡眠不足。 若可使用‘唯心’的形象，我將立場喻作為一個冤魂，日夜跟從誰已將其主人殺害的人。 一個奇怪的現象，各位工農兄弟姐妹，各位領導者在日常生活中從未說及立場。 相反， 各小資產階級幹部和黨員一點也不擔憂失去立場。 因此， 為記起它，一開口就提出立場了。 此是一個失去了氣勢的階級的自卑精神， 忘記自己站在革命隊伍中了。 不管如何， 在越南，我們也看到發生以下之事，我們應該銘記，使我們的子孫可以長久訕笑： 當選擇一個汽車司機時，我們不問他可有駕駛證和駕駛多久，我們只問：‘ 有立場嗎？’ 結果是兩年來， 只是在首都河內，發生了幾百宗由各位有立場而無多有專業知識的司機所造成的車禍。 當一個病人須送院急救時， 首先討論的問題是： 病人屬哪個階級成份？為地主醫治就 ‘ 失去了立場 ’。 讓他死去就證明自己有 ‘ 階級立場 ’。 [ 這些現象由阮春原 { Nguyễn Xuan Nguyên } 醫生提供 ]
為何又有如此奇怪的現象呢？ 因為政治佔領了我們所認識的全體領域，使我們失去了作為人至少須有的人道， 使我們將真理拒於門外。”（ 阮猛祥，同上 ）
最後他提議改錯的方向，主要是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制度和實質的民主制度：
“ 勞動黨和政府需要認識在修改土改錯誤政策時必須 ‘ 加強法治 ’。 我懷疑領導人的思想，他們對法治問題的認識還未清楚和不足。 政治仍然視法律為‘窮親戚’。‘ 加強 ’，這詞便是明證。 雖然我國有一部司法律， 有各個法院，有律例， 但是法治制度幾乎等於無。對此一點，我將更深入研究後，在表達關於法治制度，真正的法治制度的意見時再談及。 我的意見是，問題不在於要加強，而是建立。”
“ 何為一個實質的民主制度？ 那是在一種制度裡，人民在自己的國家裡，不但在憲法上，而且還須在實際中當家做主。……在現時的階段，群眾那有過份要求什麼呢， 只要求一點而已，就是能夠與領導者談話，意見可達至上級， 對由領導者所制定政策可發表意見……目前群眾最急切要求的是表達其意願。據我所看，為實行和保證那些十分正確的要求，只須有三個解決方法。
一個由幹部作報告的制度。 必須要求幹部把報告作為其至上任務之任務。 一份報告不能夠真實反映各方面的事實，其中的各個優、缺點， 那就極之災害了。領導者需要警覺那些統計數字， 幹部不良的動機，只想為成績而競爭， 既欺上又騙下，由此繪畫出一幅太美的實際形象。
一個允許由人民團體組成敢於發表並由其收集來的群眾意見的制度。 從前至今， 我們可以比喻勞動黨像一個大樹， 茂盛的枝葉掩蓋了陽光，使一棵小草也不能在樹下生長。因此， 國會和戰線不可扮演其應有的角色……, 自從成立聯越戰線（ Mặt Trận Liên Việt ）至祖國戰線後，我們只有動員群眾執行政策的任務而已。 那是一種任務。但那只是單程路。 我們是各級領導與群眾之間的聯繫線。 若果相反， 我們有權可以作群眾與領導之間的聯繫者，為群眾向黨和政府反映其質詢和願望， 我們的工作無論如何也更美好和完整。 我們將領導和群眾連接，由此領導者與實際更貼切。
一個自由言論、自由出版報刊的制度。 我們需要提防幹部不報告、陣線委員不反映群眾意見的情況。由此， 我們認為需要允許群眾通過報刊講出其音。 有人擔憂如此的自由言論則令到人人自認為需要而可以任意使用。 對這一點我們需要思考。 以上的擔憂出自那種動機？ 若果好的動機，意思是出自對革命熱情的話，我們應該歡迎。 但我們也將回答，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想使用任何的自由， 當然那個使用自由者需要負上法律的責任。若果以合法的責任精神使用， 我們沒有權說三道四， 相反， 我們應該歡迎。 若果是無責任濫用，我們也有法院嚴正處理。 因此我們不須顧慮。 但若果擔憂出自一種不正當的動機， 目的是消滅自由和民主， 那麼，我只勸諭那些擔憂者應該重讀一百年以來革命運動的歷史。 他們將會認識到從未，也從未有誰可以阻擋一場群眾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
（ 阮猛祥，同上 ）
因寫此文，阮猛祥被排出大學並不能再幹律師行業。
結論
雖然土改目的是提倡“ 耕者有其田 ”（ Người cày có ruộng ），但只兩年後，勞動黨卻主張以合作社方式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土地集體化的管理和使用是由合作社管理委員會主導，該會的主要成員從貧僱農中挑選。 農民已失去了使用田地的權利。 集體化使農民從土地的主人變成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打工者。從1980年憲法規定土地屬全民所有權，卻由國家作為擁有主人的代表。人民可獲授使用土地權，但近年來冤民風潮在多處湧起， 反對強徵土地。
如何可以執行那個口號呢？ 千年的世界歷史的法理經驗使我們知道，我們有方法找到真正的敵人去攻打，不可亂打，也不可打無罪者。”
（ 網頁：www.danluan.org/tin-tuc/20090908/nguyen-manh-tuong-qua-nhung-sai-lam-trong-cai-cach-ruong-dat-xay-dung-quan-diem ）
阮猛祥指出領導人犯錯的各原因：
模糊的敵我、敵友觀點： “ 有什麼可比得上當聽聞 連自己人都打更為痛心的呢？！ 若果如此，那麼我們需要承認自己不能分辨朋友和敵人。 我們重讀最近在《 人民報 》所登載一些受冤枉的同志的文章，或他們所提及或不說及的事，但我們均明白這些同志曾懷疑對他們所遭受判斷的案件， 可否是不能分辨敵、友的嗎？ 因此，連朋友也打擊，也殺害了。
我認為此是極其重要的一點。 原因何在？ 可否是因為警覺的精神太高以致盲目了、左傾了，或者是我們在革命幼稚時期常犯的錯誤？這不是我們在此時和此處去深刻分析的問題。 主要是我們可否認識錯誤的原因是極模糊的敵、友之觀點。”
罔顧法律，以政治壓倒法理：“ 政治家辯護時， 他不管歷史中血淚經驗的觀點和環境， 那麼，早或遲， 我們就看到現時令人痛心的災難。 在那條辯護和自滿的路上， 政治家已是盲目，因為對法理已有偏見並相信法理是一條木棍，只可用作插撞車輪而已；他們不明白，相反，正是法理協助車輛免被翻倒，免受車禍。 更有害的是，政治自我處於法律之上 ……。法律主要是提出哪些可做，哪些不允許做。
由此，人民安然和清楚知道該走哪條路。 但是，群眾只可感到心安當他們清楚知道什麼可以約束自己，也同時可約束政府。 相反，當法律只約束群眾而不放過政府，那麼每當政府可以策劃新的路線而群眾也從未知曉。因此， 群眾感到迷惘： 什麼昨天可做的，明天政府又可獨斷判為非法。 這種迷惘升至極度時，政府改變態度，不但影響到未來，連過去了的也會受影響。 ”
罔顧專業：“ 政治家漠視法律。 但若果他們聽從專業者的意見和允許專業者表達意見，那麼後者也將要求政治家應該注重法律， 並使用法律為革命服務。 但遺憾的是， 以往的十年來， 我們看到一種怪異的現象。 政治的黑影壓在我們頭腦裡，以致 ‘ 立場 ’ 這兩個字使我們食慾不振和睡眠不足。 若可使用‘唯心’的形象，我將立場喻作為一個冤魂，日夜跟從誰已將其主人殺害的人。 一個奇怪的現象，各位工農兄弟姐妹，各位領導者在日常生活中從未說及立場。 相反， 各小資產階級幹部和黨員一點也不擔憂失去立場。 因此， 為記起它，一開口就提出立場了。 此是一個失去了氣勢的階級的自卑精神， 忘記自己站在革命隊伍中了。 不管如何， 在越南，我們也看到發生以下之事，我們應該銘記，使我們的子孫可以長久訕笑： 當選擇一個汽車司機時，我們不問他可有駕駛證和駕駛多久，我們只問：‘ 有立場嗎？’ 結果是兩年來， 只是在首都河內，發生了幾百宗由各位有立場而無多有專業知識的司機所造成的車禍。 當一個病人須送院急救時， 首先討論的問題是： 病人屬哪個階級成份？為地主醫治就 ‘ 失去了立場 ’。 讓他死去就證明自己有 ‘ 階級立場 ’。 [ 這些現象由阮春原 { Nguyễn Xuan Nguyên } 醫生提供 ]
為何又有如此奇怪的現象呢？ 因為政治佔領了我們所認識的全體領域，使我們失去了作為人至少須有的人道， 使我們將真理拒於門外。”（ 阮猛祥，同上 ）
最後他提議改錯的方向，主要是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制度和實質的民主制度：
“ 勞動黨和政府需要認識在修改土改錯誤政策時必須 ‘ 加強法治 ’。 我懷疑領導人的思想，他們對法治問題的認識還未清楚和不足。 政治仍然視法律為‘窮親戚’。‘ 加強 ’，這詞便是明證。 雖然我國有一部司法律， 有各個法院，有律例， 但是法治制度幾乎等於無。對此一點，我將更深入研究後，在表達關於法治制度，真正的法治制度的意見時再談及。 我的意見是，問題不在於要加強，而是建立。”
“ 何為一個實質的民主制度？ 那是在一種制度裡，人民在自己的國家裡，不但在憲法上，而且還須在實際中當家做主。……在現時的階段，群眾那有過份要求什麼呢， 只要求一點而已，就是能夠與領導者談話，意見可達至上級， 對由領導者所制定政策可發表意見……目前群眾最急切要求的是表達其意願。據我所看，為實行和保證那些十分正確的要求，只須有三個解決方法。
一個由幹部作報告的制度。 必須要求幹部把報告作為其至上任務之任務。 一份報告不能夠真實反映各方面的事實，其中的各個優、缺點， 那就極之災害了。領導者需要警覺那些統計數字， 幹部不良的動機，只想為成績而競爭， 既欺上又騙下，由此繪畫出一幅太美的實際形象。
一個允許由人民團體組成敢於發表並由其收集來的群眾意見的制度。 從前至今， 我們可以比喻勞動黨像一個大樹， 茂盛的枝葉掩蓋了陽光，使一棵小草也不能在樹下生長。因此， 國會和戰線不可扮演其應有的角色……, 自從成立聯越戰線（ Mặt Trận Liên Việt ）至祖國戰線後，我們只有動員群眾執行政策的任務而已。 那是一種任務。但那只是單程路。 我們是各級領導與群眾之間的聯繫線。 若果相反， 我們有權可以作群眾與領導之間的聯繫者，為群眾向黨和政府反映其質詢和願望， 我們的工作無論如何也更美好和完整。 我們將領導和群眾連接，由此領導者與實際更貼切。
一個自由言論、自由出版報刊的制度。 我們需要提防幹部不報告、陣線委員不反映群眾意見的情況。由此， 我們認為需要允許群眾通過報刊講出其音。 有人擔憂如此的自由言論則令到人人自認為需要而可以任意使用。 對這一點我們需要思考。 以上的擔憂出自那種動機？ 若果好的動機，意思是出自對革命熱情的話，我們應該歡迎。 但我們也將回答，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想使用任何的自由， 當然那個使用自由者需要負上法律的責任。若果以合法的責任精神使用， 我們沒有權說三道四， 相反， 我們應該歡迎。 若果是無責任濫用，我們也有法院嚴正處理。 因此我們不須顧慮。 但若果擔憂出自一種不正當的動機， 目的是消滅自由和民主， 那麼，我只勸諭那些擔憂者應該重讀一百年以來革命運動的歷史。 他們將會認識到從未，也從未有誰可以阻擋一場群眾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
（ 阮猛祥，同上 ）
因寫此文，阮猛祥被排出大學並不能再幹律師行業。
結論
雖然土改目的是提倡“ 耕者有其田 ”（ Người cày có ruộng ），但只兩年後，勞動黨卻主張以合作社方式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土地集體化的管理和使用是由合作社管理委員會主導，該會的主要成員從貧僱農中挑選。 農民已失去了使用田地的權利。 集體化使農民從土地的主人變成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打工者。從1980年憲法規定土地屬全民所有權，卻由國家作為擁有主人的代表。人民可獲授使用土地權，但近年來冤民風潮在多處湧起， 反對強徵土地。
在約近六十年後， 阮猛祥教授所提出的意見和倡議仍然有價值。越南共產黨仍然看到在其周圍是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威脅，仍然漠視法律，以政治打壓法理。越南仍未有一個真正法治的制度和實質的民主制度。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2月16日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2月16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