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波爾布特政權的影響
作者：約翰-斯奧斯阿利 ( John Ciorciari )
1975年6月於北京，赤柬領導人波爾布特（中）、英薩利（右）朝拜毛澤東。網絡圖片
以往曾支持波爾布特政權的事實至今仍是中國在冷戰歷史中最敏感之一的情節。從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的期間，中國是殘暴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的主要境外合作者。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曾常低調地提及這個親密的關係，同時，今天的柬埔寨政府領導人卻又期望重新恢復與北京更為緊貼的接近。（ 注1 ） 然而， 當聯合國支持下展開國際特殊法庭在金邊審判前赤柬官員時，人們又再次提及這個議題。2009年，在國際特殊法庭第一次開審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曾為北京辯護發聲， 說中國經常與柬埔寨歷屆政府保持建立 “ 正常的友好關係 ” 及波爾布特的政府只是其中之一。（ 注2 ）
2010年，中國駐柬埔寨大使承認中國曾（ 為赤柬 ）提供糧食援助，但斷然說 “ 中國政府從未參與或干涉民主柬埔寨的政治活動。” （ 注3 ）柬埔寨反對派的一些人就此出聲反駁，指控中國應為各次屠殺負上一份責任，以及在某些場合上他們還宣布：“ 中國欠柬埔寨人民之債，應該道歉。” （ 注4 ）
此並非是第一次在特殊法庭審訊中提及中國（ 在赤柬時期所扮演 ）的角色。 1979年，由越南支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曾成立審判波爾布特及民主柬埔寨外長英薩利的法庭。 法庭將赤柬的所有罪行均歸咎於北京， 顯然此目的是為打擊北京的威信，那時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正進入激烈的階段。該法庭認為，中國 “ 曾增加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和設立嚴密的顧問系統網來監察民主柬埔寨領導人的各種活動 ”， “ 煽動此夥人對我國同胞執行殘暴的種族滅絕政策……（ 以及 ）包括反越的侵略戰爭 ”， 同時擔任 “ 這個計劃的、惹人憎恨的主謀 ” 的角色。（ 注5 ）即使今天各次法庭的審判肯定是不再作出類似反北京的判定，但是， 中國對民主柬埔寨政府所影響的性質和程度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為力求弄清中柬的關係，本文將努力以探討中柬兩國私底下結盟關係的本質，同時也尋求了解實際上中國在這種友好關係中在各方面影響的作用達到何等的程度。為達到此， 作者將使用1975年至1979年期間曾對赤柬高級領導人及其曾與中國官員共同工作的人所採訪的詳盡記錄，此外還有從柬埔寨資料中心（ DC-Cam ）獲取從未公開的民主柬埔寨的正式檔案文件以及在最近各次審判赤柬的各人之陳詞。儘管這些新的資料對赤柬或中共政治局內部制定政策的過程似乎不可能作補充的新訊息，但是，它使我們知曉這種影響作用的重要性，是在或明或暗下、由雙方皆所意識到的以及實際上又是如何的展開。
有證據足以使人看到這種雙方關係是極為複雜的，其中之一，顯著的是互相猜疑的因素，雙方可以維持下去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具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實用的合作，它們是更多於由於在思想的相連。中國曾廣泛地在柬埔寨的各個重要地點設立了在行政領域和專門技術上的巨大影響。然而，諸多證據使人看到中國對赤柬高層的政策如安全和內部事務的問題則無較大的影響作用。中方的一些幹部並不贊同民主柬埔寨的各項政策並曾催促他們須再調整，但是，這個國家具有嚴重排外思想的領導人卻又極力捍衛其自主權，使到北京很無奈，必須十分謹慎行事，甚至是民主柬埔寨政府執行的那些盲目和殘暴的政策，包括曾對中國在國際上造成不良的形象以及對越南挑釁的行為等。 北京對其戰略利益的認識已使中國的影響受到減弱和使民主柬埔寨領導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支配了這種關係。中國與民主柬埔寨的關係是一種典型的模式， 一個弱國在一種不相稱的聯盟中取得了其影響力和自主權（ 注6 ）以及甚至有時還可損害比其更強大的同盟者。（ 注7 ）這些教訓對現今的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具有極大的意義。
努力促進合作關係
在1975年4月的勝利後，赤柬的各個革命者曾似乎是主動地接近中國。 當然他們忽視西方， 雖然蘇聯與北越保持友好的關係，可是在此之前，在柬埔寨內戰中莫斯科對赤柬並不提供豐厚的實質援助，並甚至曾考慮為1972年印度支那和平協議，若可達成的話，將繼續支持右傾的朗諾政府在柬埔寨執政。（ 注8 ）在進入金邊不久後，赤柬軍隊曾湧進蘇聯大使館，將大使館人員趕往法國大使館，與西方人一起視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注9 ）由於顧慮越南對柬埔寨打壓和被拖入印度支那聯邦，赤柬領導人也絕不考慮並拒絕河內提出建立 “ 特殊關係 ” 的談判。（ 注10 ）取而代之，五月初，民主柬埔寨的軍事力量還進攻在暹羅灣由越南控制的兩個具爭議的島嶼，此後使越南攻佔了柬埔寨的一個島並揭開了後來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 注11 ）
中國人民共和國（ 以下簡稱中國 ）在支持柬埔寨共產黨的問題上也並不擁有一份純潔的 “ 履歷 ”。在整個六十年代期間，中國曾為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撐腰， 鎮壓叛反的赤柬軍隊；在1970年朗諾上台後，北京不太強烈地支持柬埔寨（ 指赤柬。譯者註 ）軍隊的反抗行動並在1971-72年期間曾極力接近美國。（ 注12 ）然而，赤柬卻又選擇與北京連結，因為毛主義與他們的思想比任何的傾向都相近，此外，還因為他們還未可獨自以自己的雙腳走路。 中國也很快對赤柬表示慶賀，但在各個聯合聲明中委婉地強調新的政府將必須經由西哈努克親手帶領。前柬埔寨國王是中國的親密朋友，自1970年朗諾政變，推翻其政府後他一直在北京生活。（ 注13 ）
民主柬埔寨的領導層曾在4月25日至27日舉行一次特別國家大會，讓西哈努克擔任名義上是國家元首的職位，但也清晰的發出訊號：他們將不會是傀儡，屈從任何外來勢力的保護傘之下:
“ 我們柬埔寨國家的長久戰略立場是堅定不移地執行獨立、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 柬埔寨人民肯定將不允許任何國家在其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同時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干涉柬埔寨內部事務的行動。” （ 注14 ）
在此提及禁止外國駐軍的簡短宣言是單獨對越南的警示，當時在柬埔寨的領土上還有約二萬名越南士兵，（注15）但此外，民主柬埔寨的領導人在提及干涉內部事務時則還暗指中國。顯然北京是收到此訊號的。 5月13日， 新華社的一份電訊曾摘錄幾乎宣言的原文，（ 注16 ）葉劍英元帥曾發表，中國將 “ 永遠全力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方面上的正當鬥爭。” （ 注17 ）
但是，實際上赤柬認識到他們需要接受外國的援助，主要的是來自中國。（ 注18 ）4月19日， 當赤柬士兵正在驅趕金邊市民出城時，英薩利已抵達北京並與中方談判關於提供13.300噸武器的協議以及將從甘磅桑港（ Kampong Saom，即後來改稱為的西哈努克港。譯者註 ）輸入，而並非經越南陸路運輸進入柬埔寨。（ 注19 ）四日後，他與一批中國官員和技術專家返回金邊，携帶一些通訊設備和急需的最好裝備，為設立新政府而用。（ 注20 ）五月初，有消息透露，波爾布特已秘密抵達北京並要求中國保障所承諾提供的經濟援助、技術協助和軍事訓練。代之，這個東南亞國家將支持中國的 “ 三個世界 ” 的理論思想並與北京共同反對莫斯科 --- 一種很早的跡象顯示兩國的關係將要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是有來有往的交易。（ 注21 ）
也大約在這段時間裡， 中國駐金邊大使館也重啟開門，但從最近聯合國審判法庭，或正式的名稱為審判赤柬罪行國際特殊法庭的證人供詞所證實，當時民主柬埔寨政府以猜疑的態度歡迎中國的外交使者。2012年6月，前赤柬官員奎吳-昂（ Khoeum Ngorn ）曾確認在赤柬取勝後不久，他與五名幹部被調往中國大使館內工作，任務是 “ 監視各位客人 ”。（ 注22 ）他解釋說， “ 我們不可與客人談及政治的話題 ” 以及 “ 我們不可以隨意自由走動。” 各個幹部獲訓練得應保持 “ 警惕 ”，提防出現 “ CIA特務混入 ” （ 我們組織 ）的危險，限制與中國人交談的次數以及經常互相監視和通報。任何一個錯失都會導致被“ 調往後線 ” 或 “ 遣往改造 ” 的後果，兩者均包括在各農地一段長時間的強逼勞動，或甚至更嚴厲的懲罰。（ 注23 ）證人的供詞說明了以前的報告裡所提及中國各官員曾駐留在民主柬埔寨的事實。他還說，知道在工作地方之外所發生的事，包括屠殺之事，但也極少的，並所知的只依據一些傳聞和從柬埔寨人同事及助手中獲取已刪徐了不少細節的報告文件。（ 注24 ）
初始的複雜跡象
儘管對中國官員使用一些限制的措施，但是很明顯，政策的改變朝極端之方向走。中國外交人員進入金邊後所看到這個首都幾乎是荒蕪之城並獲悉民主柬埔寨領導層已毀滅了之前由中國為他們所印製的紙幣。（ 注25 ）民主柬埔寨還將中國捲入一宗意料不及的外交危機：赤柬武裝力量五月份在國際水域內挾持了一艘號為U.S.S. Mayaguez 的美國軍艦。 這事件將中國推入如走鋼線似兩頭不靠岸的狀態， 一方是需要保護的新同盟者，而另一方則免於捲入與美國爭執的場面。（ 注26 ）
對赤柬不施壓但須抑制其行為，取而代之，中國曾決定增加對這個弱小同盟者的援助，在Mayaguez事件後，北京派遣軍艦駐守在甘磅桑港。（ 注27 ）據一名前民主柬埔寨幹部湯利（ Tang Ly ) 所述，經濟援助開始改為實物如大米、汽油和其他產品。（ 注28 ）中國船隻也開始保持每月運載20至40萬噸援助物資進入該港口。（ 注29 ） 首次抵達的物資包括大量的大米和民用品，至該年的夏季中旬，據報告所顯示，中國也開始提供武器。（ 注30 ）中國領導人認為支持柬埔寨則是戒防越南的重要方法，因為中越關係正日趨惡化，曾一時為中國盟友的越南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末期已傾向莫斯科，以及同時亦可反對越南在印度支那爭霸的機會。( 注31 )
毛澤東曾對赤柬的政策表示擔憂。 在六月北京的一次會晤中，毛告誡波爾布特說：“ 你不要完全抄襲中國的經驗，而應根據自己的環境去考慮。 按馬克思所說，他的理論是指引行動之主旨，而不是一種學說。”
但除了提示之外，毛也讚揚波爾布特：“ 只做一次實踐，你已經達到我們曾所有失敗的東西。” （ 注32 ）毛承諾提供總值為十億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包括二千萬的無償還援助 ---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項援助。（ 注33 ）
2010年，中國駐柬埔寨大使承認中國曾（ 為赤柬 ）提供糧食援助，但斷然說 “ 中國政府從未參與或干涉民主柬埔寨的政治活動。” （ 注3 ）柬埔寨反對派的一些人就此出聲反駁，指控中國應為各次屠殺負上一份責任，以及在某些場合上他們還宣布：“ 中國欠柬埔寨人民之債，應該道歉。” （ 注4 ）
此並非是第一次在特殊法庭審訊中提及中國（ 在赤柬時期所扮演 ）的角色。 1979年，由越南支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曾成立審判波爾布特及民主柬埔寨外長英薩利的法庭。 法庭將赤柬的所有罪行均歸咎於北京， 顯然此目的是為打擊北京的威信，那時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正進入激烈的階段。該法庭認為，中國 “ 曾增加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和設立嚴密的顧問系統網來監察民主柬埔寨領導人的各種活動 ”， “ 煽動此夥人對我國同胞執行殘暴的種族滅絕政策……（ 以及 ）包括反越的侵略戰爭 ”， 同時擔任 “ 這個計劃的、惹人憎恨的主謀 ” 的角色。（ 注5 ）即使今天各次法庭的審判肯定是不再作出類似反北京的判定，但是， 中國對民主柬埔寨政府所影響的性質和程度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為力求弄清中柬的關係，本文將努力以探討中柬兩國私底下結盟關係的本質，同時也尋求了解實際上中國在這種友好關係中在各方面影響的作用達到何等的程度。為達到此， 作者將使用1975年至1979年期間曾對赤柬高級領導人及其曾與中國官員共同工作的人所採訪的詳盡記錄，此外還有從柬埔寨資料中心（ DC-Cam ）獲取從未公開的民主柬埔寨的正式檔案文件以及在最近各次審判赤柬的各人之陳詞。儘管這些新的資料對赤柬或中共政治局內部制定政策的過程似乎不可能作補充的新訊息，但是，它使我們知曉這種影響作用的重要性，是在或明或暗下、由雙方皆所意識到的以及實際上又是如何的展開。
有證據足以使人看到這種雙方關係是極為複雜的，其中之一，顯著的是互相猜疑的因素，雙方可以維持下去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具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實用的合作，它們是更多於由於在思想的相連。中國曾廣泛地在柬埔寨的各個重要地點設立了在行政領域和專門技術上的巨大影響。然而，諸多證據使人看到中國對赤柬高層的政策如安全和內部事務的問題則無較大的影響作用。中方的一些幹部並不贊同民主柬埔寨的各項政策並曾催促他們須再調整，但是，這個國家具有嚴重排外思想的領導人卻又極力捍衛其自主權，使到北京很無奈，必須十分謹慎行事，甚至是民主柬埔寨政府執行的那些盲目和殘暴的政策，包括曾對中國在國際上造成不良的形象以及對越南挑釁的行為等。 北京對其戰略利益的認識已使中國的影響受到減弱和使民主柬埔寨領導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支配了這種關係。中國與民主柬埔寨的關係是一種典型的模式， 一個弱國在一種不相稱的聯盟中取得了其影響力和自主權（ 注6 ）以及甚至有時還可損害比其更強大的同盟者。（ 注7 ）這些教訓對現今的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具有極大的意義。
努力促進合作關係
在1975年4月的勝利後，赤柬的各個革命者曾似乎是主動地接近中國。 當然他們忽視西方， 雖然蘇聯與北越保持友好的關係，可是在此之前，在柬埔寨內戰中莫斯科對赤柬並不提供豐厚的實質援助，並甚至曾考慮為1972年印度支那和平協議，若可達成的話，將繼續支持右傾的朗諾政府在柬埔寨執政。（ 注8 ）在進入金邊不久後，赤柬軍隊曾湧進蘇聯大使館，將大使館人員趕往法國大使館，與西方人一起視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注9 ）由於顧慮越南對柬埔寨打壓和被拖入印度支那聯邦，赤柬領導人也絕不考慮並拒絕河內提出建立 “ 特殊關係 ” 的談判。（ 注10 ）取而代之，五月初，民主柬埔寨的軍事力量還進攻在暹羅灣由越南控制的兩個具爭議的島嶼，此後使越南攻佔了柬埔寨的一個島並揭開了後來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 注11 ）
中國人民共和國（ 以下簡稱中國 ）在支持柬埔寨共產黨的問題上也並不擁有一份純潔的 “ 履歷 ”。在整個六十年代期間，中國曾為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撐腰， 鎮壓叛反的赤柬軍隊；在1970年朗諾上台後，北京不太強烈地支持柬埔寨（ 指赤柬。譯者註 ）軍隊的反抗行動並在1971-72年期間曾極力接近美國。（ 注12 ）然而，赤柬卻又選擇與北京連結，因為毛主義與他們的思想比任何的傾向都相近，此外，還因為他們還未可獨自以自己的雙腳走路。 中國也很快對赤柬表示慶賀，但在各個聯合聲明中委婉地強調新的政府將必須經由西哈努克親手帶領。前柬埔寨國王是中國的親密朋友，自1970年朗諾政變，推翻其政府後他一直在北京生活。（ 注13 ）
民主柬埔寨的領導層曾在4月25日至27日舉行一次特別國家大會，讓西哈努克擔任名義上是國家元首的職位，但也清晰的發出訊號：他們將不會是傀儡，屈從任何外來勢力的保護傘之下:
“ 我們柬埔寨國家的長久戰略立場是堅定不移地執行獨立、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 柬埔寨人民肯定將不允許任何國家在其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同時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干涉柬埔寨內部事務的行動。” （ 注14 ）
在此提及禁止外國駐軍的簡短宣言是單獨對越南的警示，當時在柬埔寨的領土上還有約二萬名越南士兵，（注15）但此外，民主柬埔寨的領導人在提及干涉內部事務時則還暗指中國。顯然北京是收到此訊號的。 5月13日， 新華社的一份電訊曾摘錄幾乎宣言的原文，（ 注16 ）葉劍英元帥曾發表，中國將 “ 永遠全力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方面上的正當鬥爭。” （ 注17 ）
但是，實際上赤柬認識到他們需要接受外國的援助，主要的是來自中國。（ 注18 ）4月19日， 當赤柬士兵正在驅趕金邊市民出城時，英薩利已抵達北京並與中方談判關於提供13.300噸武器的協議以及將從甘磅桑港（ Kampong Saom，即後來改稱為的西哈努克港。譯者註 ）輸入，而並非經越南陸路運輸進入柬埔寨。（ 注19 ）四日後，他與一批中國官員和技術專家返回金邊，携帶一些通訊設備和急需的最好裝備，為設立新政府而用。（ 注20 ）五月初，有消息透露，波爾布特已秘密抵達北京並要求中國保障所承諾提供的經濟援助、技術協助和軍事訓練。代之，這個東南亞國家將支持中國的 “ 三個世界 ” 的理論思想並與北京共同反對莫斯科 --- 一種很早的跡象顯示兩國的關係將要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是有來有往的交易。（ 注21 ）
也大約在這段時間裡， 中國駐金邊大使館也重啟開門，但從最近聯合國審判法庭，或正式的名稱為審判赤柬罪行國際特殊法庭的證人供詞所證實，當時民主柬埔寨政府以猜疑的態度歡迎中國的外交使者。2012年6月，前赤柬官員奎吳-昂（ Khoeum Ngorn ）曾確認在赤柬取勝後不久，他與五名幹部被調往中國大使館內工作，任務是 “ 監視各位客人 ”。（ 注22 ）他解釋說， “ 我們不可與客人談及政治的話題 ” 以及 “ 我們不可以隨意自由走動。” 各個幹部獲訓練得應保持 “ 警惕 ”，提防出現 “ CIA特務混入 ” （ 我們組織 ）的危險，限制與中國人交談的次數以及經常互相監視和通報。任何一個錯失都會導致被“ 調往後線 ” 或 “ 遣往改造 ” 的後果，兩者均包括在各農地一段長時間的強逼勞動，或甚至更嚴厲的懲罰。（ 注23 ）證人的供詞說明了以前的報告裡所提及中國各官員曾駐留在民主柬埔寨的事實。他還說，知道在工作地方之外所發生的事，包括屠殺之事，但也極少的，並所知的只依據一些傳聞和從柬埔寨人同事及助手中獲取已刪徐了不少細節的報告文件。（ 注24 ）
初始的複雜跡象
儘管對中國官員使用一些限制的措施，但是很明顯，政策的改變朝極端之方向走。中國外交人員進入金邊後所看到這個首都幾乎是荒蕪之城並獲悉民主柬埔寨領導層已毀滅了之前由中國為他們所印製的紙幣。（ 注25 ）民主柬埔寨還將中國捲入一宗意料不及的外交危機：赤柬武裝力量五月份在國際水域內挾持了一艘號為U.S.S. Mayaguez 的美國軍艦。 這事件將中國推入如走鋼線似兩頭不靠岸的狀態， 一方是需要保護的新同盟者，而另一方則免於捲入與美國爭執的場面。（ 注26 ）
對赤柬不施壓但須抑制其行為，取而代之，中國曾決定增加對這個弱小同盟者的援助，在Mayaguez事件後，北京派遣軍艦駐守在甘磅桑港。（ 注27 ）據一名前民主柬埔寨幹部湯利（ Tang Ly ) 所述，經濟援助開始改為實物如大米、汽油和其他產品。（ 注28 ）中國船隻也開始保持每月運載20至40萬噸援助物資進入該港口。（ 注29 ） 首次抵達的物資包括大量的大米和民用品，至該年的夏季中旬，據報告所顯示，中國也開始提供武器。（ 注30 ）中國領導人認為支持柬埔寨則是戒防越南的重要方法，因為中越關係正日趨惡化，曾一時為中國盟友的越南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末期已傾向莫斯科，以及同時亦可反對越南在印度支那爭霸的機會。( 注31 )
毛澤東曾對赤柬的政策表示擔憂。 在六月北京的一次會晤中，毛告誡波爾布特說：“ 你不要完全抄襲中國的經驗，而應根據自己的環境去考慮。 按馬克思所說，他的理論是指引行動之主旨，而不是一種學說。”
但除了提示之外，毛也讚揚波爾布特：“ 只做一次實踐，你已經達到我們曾所有失敗的東西。” （ 注32 ）毛承諾提供總值為十億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包括二千萬的無償還援助 ---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項援助。（ 注33 ）
在八月，北京再次表示類似的反應，那時有關柬埔寨屠殺事情的各份報告已更多的傳往北京了。周恩來總理，本是一個著名的實用者，在病榻上會見民主柬埔寨領導人代表團時曾對柬高級領導人喬森潘和英薩利提出警示：“ 你們要十分小心，因為共產主義的道路充滿荊棘和困險。 如果你們立意不採用聰明和慎重的方法，那麼就一定令到人民遭受慘劇……, 共產主義必定是你們給人民帶來的禮物，自由和完全自主的禮物。” （ 注34 ）
根據中國以前所作下不干涉內部事務的承諾，周恩來的警示是坦率的，可是無太大的效應。據當日也在場的西哈努克所說，喬森潘和英薩利只答以 “ 充斥疑惑和鄙視的微笑 ” 。 （ 注35 ）毛也曾告誡柬埔寨客人 “ 內部鬥爭 ” 所引致的危險（ 注36 ） --- 暗示民主柬埔寨企圖使西哈努克靠邊站、不採納已投誠革命的前朗諾政府軍人及殘殺或拘捕親越南的幹部等的策略。（ 注37 ） 努霜（ Nouth Choem ），曾任西哈努克的新聞秘書說道：“ 中方曾清晰地表示擔憂。他們說赤柬 “ 太匆忙……, ( 赤柬 ) 沒有中國人的支持， 他們進行革命比實踐主義者更超然。” （ 注38 ）
即使民主柬埔寨領導人堅定保持對本國內部事務政策不改變，但似乎中國卻又在對外方面上獲取赤柬的全部退讓。在八月份，喬森潘與中方同事簽署了一份 “ 徹底體現現行中國的國際路線 ” 的共同聲明 --- 暗示赤柬追隨中國的 “ 國際主義 ” 對外政策的主要核心內容。（ 注39 ） 赤柬也無奈地同意執行實用的抵抗越南影響的對外方法，例如，追隨親泰國和建立與華盛頓接觸的路線。 （ 注40 ）在對外方面，民主柬埔寨官員繼續表示其獨立自主的理念，執行強烈反帝國主義的政策， 並拒絕站在正激烈爭鬥的兩大共產國家的任何一方。（ 注41 ）
對於柬埔寨的內部事務，中國的干涉並不太成功。中國曾說服民主柬埔寨領導人讓西哈努克返國，希望他能發揮溫和的影響，促進這個政權的國際聲譽，並提高民主柬埔寨政府中親越人士對北京的威信。（注42） 九月返回柬埔寨之後，西哈努克對 “ 赤柬的殘暴政策 ” 表示不滿，但承認 “ 為了對柬埔寨和對我本人曾有巨大幫助的中國和周恩來閣下的聲譽，我需要犧牲自己。” （ 注43 ） 然而，西哈努克回國並不帶來有如所望的溫和作用，赤柬將西哈努克軟禁並只讓他在政府中擔任有名無實的職位。實際上，實權掌握在剛成立的柬埔寨共產黨常務委員會的手中，包括波爾布特、農謝 ( Nuon Chea ) 及其他人，其中有國際特殊法庭審判的喬森潘、英薩利和英蒂麗 （ Ieng Thirith ）。 （ 注44 ）
面對赤柬持懷疑及有時還展示挑戰的態度，中國仍繼續為它傾倒援助。在八月的聲明簽署後不久， 中國國防部派遣一專家團抵達柬埔寨，對民主柬埔寨的國防所需求作 “ 深入的考察 ”。（ 注45 ）十月份，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尚榮（ Wang Shangrong ）抵達金邊並公佈了一份軍事援助計劃草案。（ 注46 ）兩國的貿易交往也增加，據一名曾在甘磅桑港工作的前柬埔寨官員所評估，從1975至76年期間，柬埔寨80%的進口貨物均來自中國。（ 注47 ）另一名前貿易部官員表示為了換取各類機器，民主柬埔寨經常向中國輸出大量的谷米、稻米製成品以及其他原料等。（ 注48 ）
根據中國以前所作下不干涉內部事務的承諾，周恩來的警示是坦率的，可是無太大的效應。據當日也在場的西哈努克所說，喬森潘和英薩利只答以 “ 充斥疑惑和鄙視的微笑 ” 。 （ 注35 ）毛也曾告誡柬埔寨客人 “ 內部鬥爭 ” 所引致的危險（ 注36 ） --- 暗示民主柬埔寨企圖使西哈努克靠邊站、不採納已投誠革命的前朗諾政府軍人及殘殺或拘捕親越南的幹部等的策略。（ 注37 ） 努霜（ Nouth Choem ），曾任西哈努克的新聞秘書說道：“ 中方曾清晰地表示擔憂。他們說赤柬 “ 太匆忙……, ( 赤柬 ) 沒有中國人的支持， 他們進行革命比實踐主義者更超然。” （ 注38 ）
即使民主柬埔寨領導人堅定保持對本國內部事務政策不改變，但似乎中國卻又在對外方面上獲取赤柬的全部退讓。在八月份，喬森潘與中方同事簽署了一份 “ 徹底體現現行中國的國際路線 ” 的共同聲明 --- 暗示赤柬追隨中國的 “ 國際主義 ” 對外政策的主要核心內容。（ 注39 ） 赤柬也無奈地同意執行實用的抵抗越南影響的對外方法，例如，追隨親泰國和建立與華盛頓接觸的路線。 （ 注40 ）在對外方面，民主柬埔寨官員繼續表示其獨立自主的理念，執行強烈反帝國主義的政策， 並拒絕站在正激烈爭鬥的兩大共產國家的任何一方。（ 注41 ）
對於柬埔寨的內部事務，中國的干涉並不太成功。中國曾說服民主柬埔寨領導人讓西哈努克返國，希望他能發揮溫和的影響，促進這個政權的國際聲譽，並提高民主柬埔寨政府中親越人士對北京的威信。（注42） 九月返回柬埔寨之後，西哈努克對 “ 赤柬的殘暴政策 ” 表示不滿，但承認 “ 為了對柬埔寨和對我本人曾有巨大幫助的中國和周恩來閣下的聲譽，我需要犧牲自己。” （ 注43 ） 然而，西哈努克回國並不帶來有如所望的溫和作用，赤柬將西哈努克軟禁並只讓他在政府中擔任有名無實的職位。實際上，實權掌握在剛成立的柬埔寨共產黨常務委員會的手中，包括波爾布特、農謝 ( Nuon Chea ) 及其他人，其中有國際特殊法庭審判的喬森潘、英薩利和英蒂麗 （ Ieng Thirith ）。 （ 注44 ）
面對赤柬持懷疑及有時還展示挑戰的態度，中國仍繼續為它傾倒援助。在八月的聲明簽署後不久， 中國國防部派遣一專家團抵達柬埔寨，對民主柬埔寨的國防所需求作 “ 深入的考察 ”。（ 注45 ）十月份，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尚榮（ Wang Shangrong ）抵達金邊並公佈了一份軍事援助計劃草案。（ 注46 ）兩國的貿易交往也增加，據一名曾在甘磅桑港工作的前柬埔寨官員所評估，從1975至76年期間，柬埔寨80%的進口貨物均來自中國。（ 注47 ）另一名前貿易部官員表示為了換取各類機器，民主柬埔寨經常向中國輸出大量的谷米、稻米製成品以及其他原料等。（ 注48 ）
至1975年秋季，中國與民主柬埔寨的關係本質已清晰定形。具排外思想的柬埔寨領導層可願意接受來自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但卻堅定捍衛其自我決策的權力。對中國而言，他們可對赤柬施出較為委婉的壓力，抑制金邊的行動，若他們是走得太遠的話，但又不會冒險以要切斷援助的威脅來試驗這種兩國關係的堅韧度。羅拔-露斯（ Robert Ross ）曾認為，中國與柬埔寨緊緊握手可獲取相當大的利益，可造成對日愈緊密的越蘇聯盟造成一個強烈的對手，以及正因為此，而面對赤柬的暴行，北京卻消失了 “ 炫目和憤怒 ” 的反應。（ 注49 ） 中國的行為體現了北京當時第一優先的政策：極力維持不讓這個麻煩的盟友兄弟倒下去。 這種親近的方式助長了民主柬埔寨的弱點加大，變為一種有效的影響力並且使來自中國的不滿反應漸漸失去了重量。
外表無條件的支持
1976年2月, 王尚榮再次抵達金邊並簽署了自1975年6月起波爾布特曾與鄧小平商討的一份更大的軍事援助計劃。據1979年國際特殊法庭審判中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王通知時任民主柬埔寨國防部長宋成（ Son Sen ）：中國計劃派遣320名軍事顧問、提供雷達設備、防空炮及建造一個軍事機場、四艘護航艦和魚雷艇，以及裝甲兵團和通訊兵團各一、三個野戰砲兵團及一個營的各類設備。王還告知 : 將承諾建造一個海軍基地、機場、彈藥庫以及將擴展一個武器修理廠。（ 注50 ）
從外表來看，中國的援助似乎並不附帶有任何強加的條件：
“ 柬埔寨政府將可隨意決定如何和在任何方面上使用（ 中國所提供的 ）各類軍事設施和設備。中國將從不干涉，也不加上任何條件或要求任何特權。” （ 注51 ）
2012年2月， 前柬埔寨共產黨副總書記農謝在一次國際特殊法庭審判中作自辯，承認並強調中國的援助是無條件性質。他說：“ 中國曾援助我們武器 ”，主要是輕武器，但 “ 從未售賣武器 ” 給民主柬埔寨。（ 注52 ） 他補充說：“ 在政治領域上沒有任何的支援， 中國僅在技術方面提供援助 ” ， 例如在協助修整鐵路並 “ 據我所知， 全部來自中國的援助，即使是軍事的，或軍需品服裝等 ” 皆 “ 是任何形式下無條件 ” 的供應。（ 注53 ）由此可見，農謝的辯詞與中國所公開的資料是相符的，儘管雙方在某程度上都吹捧這種無條件的援助。（ 注54 ）
這種形式的無條件援助仍然不使中國 “ 免受 ” 民主柬埔寨對北京保持猜疑的態度。1976年， 民主柬埔寨的新憲法再次強調柬埔寨將要堅決反對 “ 外國任何形式干涉內部事務 ”，包括如 “ 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外交甚至是稱為人道問題 ” 的形式。（ 注55 ） 羅朗絲-碧 （ Laurence Picq ）， 一名赤柬官員的法籍妻子，憶述說：“ 在金邊電台1976年1月發播周恩來去世的訊息後， 赤柬的官員們曾下指令提示： “ 我們必須提防中國。當然，我們欠下他們很多的債務，它是一個大國，但正意圖將我們變成其衛星國。”
西哈努克角色的問題仍然是一道引致緊張的導火線。這位親王遭受軟禁而憤怒，據三月份召開一次民主柬埔寨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 赤柬領導人曾千方百計定下需要監察這位危險人物。他們定論：若西哈努克要辭職，我們將不讓他離開國家， 他離開這裡將使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變得困難。” 赤柬決定繼續軟禁西哈努克。 （ 注56 ）以後所發生的事情正如赤柬所決定的一樣， 可是，中國從未發出反對的聲音， 可能是因為當時中國正忙於本身內部所發生的事， 以及激進派四人幫在四月初已佔上風的局勢所致。 （ 注57 ）
毛在九月去世之前，四人幫整肅了鄧小平後在整整六個月的混亂時期中掌管政權；鄧十月重返政壇後 ，對民主柬埔寨的極端政策卻比前任領導人持更開放的態度。此外，四人幫對越南的態度更為強硬，例如要求黎筍總書記指責蘇聯的 “ 霸權主義 ”，正因為此，促使河內更走近莫斯科，同時也使中國本身日益須注重柬埔寨。（ 注58 ）五月份，罔顧民主柬埔寨政府內正佔上風的親河內派的擔憂（ 注59 ），中國仍然同意在金邊附近的秘密地點建造一座製造新式武器工廠。（ 注60 ）據柬埔寨共產黨六月份發予各軍事指揮官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領事館的一名官員曾承諾中國將在六或七月運送約一千噸軍事設備，包括二十輛坦克、十輛半完備的坦克（ semi-tanks ）、軍事車輛、幾十萬粒子彈、各類通訊設備、各種建設原料及其他各種設備等抵達甘磅桑港。 （ 注61 ）
民主柬埔寨領導人繼續歡迎中國的援助，儘管仍擔憂需要依賴北京。在1976年6月的一次黨會議中，一名柬埔寨共產黨的高級官員發聲：“ 若我們不極力和迅速發展躍進，任何形式的外敵都在虎視眈眈要吞下我們，企圖使我們這個小國變成他們的奴隸。” （ 注62 ） 七月，柬埔寨共產黨通過了一份 “ 四年計劃 ”，定下了國家的政策走向，並提示應該 “ 獲有國際朋友對我們的援助 ”， 但同時也宣布:
“ 中國有提供援助，但與其他國家比較的也不多。 那是我黨的政策。 若我們向其他國家懇求援助，肯定將有所回答，但這樣做將影響到我們的政治立場。 向蘇聯要求援助並非容易。越南正需要忙碌地向蘇聯懇求援助。 我們將不跟隨他們的腳步。理由是， 若我們向他們要求援助，不管少或多，肯定將有附帶的政治條件壓在我們的頭上。” （ 注63 ）
就算是在飢餓時期的1977年，一名民主柬埔寨官員解釋為何勉強地接受外來糧食援助的理由如下：
“ Angkar（即 “ 組織 ”，指赤柬。譯者註 ）不願聽取任何來自外部關於援助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應該經常保持自主的命運並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資源。若我們已解放了自己的國家，那麼，正確的說這個國家多個世紀以來並沒有獲得獨立。如此為何我們已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和本質呢？ 那是因為我們已慣於依賴其他的國家。各人必須明白這些外國人從未想白白的給你什麼。 今次我們獲取了完全的獨立，我們將不以自由來換取繼續接受援助。” （ 注64 ）
中國的官員有時也會感到惱火，因為赤柬拒絕接受援助和顧問的建議。當1976年12月中國官員方毅抵達金邊後，他對赤柬說 “ 在自力更生的路上走得太遠了 ”， 並甚至認為民主柬埔寨政府還未觸動到自從1975年中國所提供的無償還、價值為二千萬貨物的款項，中國官員相信赤柬已 “ 實行平均主義和過分的自立。” （ 注65 ）
然而，總言之，中國本身仍然持著不干涉的原則，部分的原因是在歷史經驗上自己曾被干涉。蘇菲-理查德森（ Sophie Richardson ）認為中國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中強調的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干涉 “ 已使北京須要對待這新政權有如其他政府那樣 ” 並仍須要小心翼翼地作出反應，甚至是當民主柬埔寨的殘暴行為和嚴重錯誤的領導路線也日漸清晰顯露之時。 （ 注66 ） 中國仍然一貫地執行此方針並非純粹只是原則的問題。它還有其他的作用使中國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建造影響力，尤其是那些宣稱堅決捍衛自己寶貴主權的國家。這樣的交往方式對中國仍然帶來更多的利益直至今天。
外表無條件的支持
1976年2月, 王尚榮再次抵達金邊並簽署了自1975年6月起波爾布特曾與鄧小平商討的一份更大的軍事援助計劃。據1979年國際特殊法庭審判中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王通知時任民主柬埔寨國防部長宋成（ Son Sen ）：中國計劃派遣320名軍事顧問、提供雷達設備、防空炮及建造一個軍事機場、四艘護航艦和魚雷艇，以及裝甲兵團和通訊兵團各一、三個野戰砲兵團及一個營的各類設備。王還告知 : 將承諾建造一個海軍基地、機場、彈藥庫以及將擴展一個武器修理廠。（ 注50 ）
從外表來看，中國的援助似乎並不附帶有任何強加的條件：
“ 柬埔寨政府將可隨意決定如何和在任何方面上使用（ 中國所提供的 ）各類軍事設施和設備。中國將從不干涉，也不加上任何條件或要求任何特權。” （ 注51 ）
2012年2月， 前柬埔寨共產黨副總書記農謝在一次國際特殊法庭審判中作自辯，承認並強調中國的援助是無條件性質。他說：“ 中國曾援助我們武器 ”，主要是輕武器，但 “ 從未售賣武器 ” 給民主柬埔寨。（ 注52 ） 他補充說：“ 在政治領域上沒有任何的支援， 中國僅在技術方面提供援助 ” ， 例如在協助修整鐵路並 “ 據我所知， 全部來自中國的援助，即使是軍事的，或軍需品服裝等 ” 皆 “ 是任何形式下無條件 ” 的供應。（ 注53 ）由此可見，農謝的辯詞與中國所公開的資料是相符的，儘管雙方在某程度上都吹捧這種無條件的援助。（ 注54 ）
這種形式的無條件援助仍然不使中國 “ 免受 ” 民主柬埔寨對北京保持猜疑的態度。1976年， 民主柬埔寨的新憲法再次強調柬埔寨將要堅決反對 “ 外國任何形式干涉內部事務 ”，包括如 “ 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外交甚至是稱為人道問題 ” 的形式。（ 注55 ） 羅朗絲-碧 （ Laurence Picq ）， 一名赤柬官員的法籍妻子，憶述說：“ 在金邊電台1976年1月發播周恩來去世的訊息後， 赤柬的官員們曾下指令提示： “ 我們必須提防中國。當然，我們欠下他們很多的債務，它是一個大國，但正意圖將我們變成其衛星國。”
西哈努克角色的問題仍然是一道引致緊張的導火線。這位親王遭受軟禁而憤怒，據三月份召開一次民主柬埔寨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 赤柬領導人曾千方百計定下需要監察這位危險人物。他們定論：若西哈努克要辭職，我們將不讓他離開國家， 他離開這裡將使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變得困難。” 赤柬決定繼續軟禁西哈努克。 （ 注56 ）以後所發生的事情正如赤柬所決定的一樣， 可是，中國從未發出反對的聲音， 可能是因為當時中國正忙於本身內部所發生的事， 以及激進派四人幫在四月初已佔上風的局勢所致。 （ 注57 ）
毛在九月去世之前，四人幫整肅了鄧小平後在整整六個月的混亂時期中掌管政權；鄧十月重返政壇後 ，對民主柬埔寨的極端政策卻比前任領導人持更開放的態度。此外，四人幫對越南的態度更為強硬，例如要求黎筍總書記指責蘇聯的 “ 霸權主義 ”，正因為此，促使河內更走近莫斯科，同時也使中國本身日益須注重柬埔寨。（ 注58 ）五月份，罔顧民主柬埔寨政府內正佔上風的親河內派的擔憂（ 注59 ），中國仍然同意在金邊附近的秘密地點建造一座製造新式武器工廠。（ 注60 ）據柬埔寨共產黨六月份發予各軍事指揮官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領事館的一名官員曾承諾中國將在六或七月運送約一千噸軍事設備，包括二十輛坦克、十輛半完備的坦克（ semi-tanks ）、軍事車輛、幾十萬粒子彈、各類通訊設備、各種建設原料及其他各種設備等抵達甘磅桑港。 （ 注61 ）
民主柬埔寨領導人繼續歡迎中國的援助，儘管仍擔憂需要依賴北京。在1976年6月的一次黨會議中，一名柬埔寨共產黨的高級官員發聲：“ 若我們不極力和迅速發展躍進，任何形式的外敵都在虎視眈眈要吞下我們，企圖使我們這個小國變成他們的奴隸。” （ 注62 ） 七月，柬埔寨共產黨通過了一份 “ 四年計劃 ”，定下了國家的政策走向，並提示應該 “ 獲有國際朋友對我們的援助 ”， 但同時也宣布:
“ 中國有提供援助，但與其他國家比較的也不多。 那是我黨的政策。 若我們向其他國家懇求援助，肯定將有所回答，但這樣做將影響到我們的政治立場。 向蘇聯要求援助並非容易。越南正需要忙碌地向蘇聯懇求援助。 我們將不跟隨他們的腳步。理由是， 若我們向他們要求援助，不管少或多，肯定將有附帶的政治條件壓在我們的頭上。” （ 注63 ）
就算是在飢餓時期的1977年，一名民主柬埔寨官員解釋為何勉強地接受外來糧食援助的理由如下：
“ Angkar（即 “ 組織 ”，指赤柬。譯者註 ）不願聽取任何來自外部關於援助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應該經常保持自主的命運並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資源。若我們已解放了自己的國家，那麼，正確的說這個國家多個世紀以來並沒有獲得獨立。如此為何我們已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和本質呢？ 那是因為我們已慣於依賴其他的國家。各人必須明白這些外國人從未想白白的給你什麼。 今次我們獲取了完全的獨立，我們將不以自由來換取繼續接受援助。” （ 注64 ）
中國的官員有時也會感到惱火，因為赤柬拒絕接受援助和顧問的建議。當1976年12月中國官員方毅抵達金邊後，他對赤柬說 “ 在自力更生的路上走得太遠了 ”， 並甚至認為民主柬埔寨政府還未觸動到自從1975年中國所提供的無償還、價值為二千萬貨物的款項，中國官員相信赤柬已 “ 實行平均主義和過分的自立。” （ 注65 ）
然而，總言之，中國本身仍然持著不干涉的原則，部分的原因是在歷史經驗上自己曾被干涉。蘇菲-理查德森（ Sophie Richardson ）認為中國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中強調的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干涉 “ 已使北京須要對待這新政權有如其他政府那樣 ” 並仍須要小心翼翼地作出反應，甚至是當民主柬埔寨的殘暴行為和嚴重錯誤的領導路線也日漸清晰顯露之時。 （ 注66 ） 中國仍然一貫地執行此方針並非純粹只是原則的問題。它還有其他的作用使中國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建造影響力，尤其是那些宣稱堅決捍衛自己寶貴主權的國家。這樣的交往方式對中國仍然帶來更多的利益直至今天。
嶺南遺民譯
2016年1月7日
原題為《 中國與波爾布特政權 》（ China and the Pol Pot Regime ），刊載於《 冷戰史 》( Cold War History )，第14冊第2號，第215-235頁。
作者簡介:
約翰-斯奧斯阿利 ( John Ciorciari ) 系美國密芝根大學福特公共政策學院（ Gerald R． 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gan ) 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福特學院國際政策中心（ Ford School’s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er ）的指導主任兼大學國際研究所 (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 的研究員。其研究和教學擅長於國際法律及南半球政治，尤其是亞洲的政治。
註釋：
（1）、 例如，在 2008年， 柬埔寨警察曾驅散一批反對中國暗中幫助達夫 ( Darfur ) 衝突的活動人士。 這些示威者在赤柬臭名昭著的 Tuol Seng 監所外點燃類似奧林匹克精神的火炬。參閱 Ker Munthit, 《 Mia Farrow Confronts Cambodian Police 》, Associated Press, 19 Jan. 2008.
( 2 ) 、Ben Blanchard, 《 China Defends its Khmer Rouge Ties as Trial Opens》, Reuters, 17 Feb. 2009.
( 3 ) 、 Kong Sothanarith, 《 China Played No Role in Khmer Rouge Politics: Ambassador 》, VOA Khmer, 22 Jan. 2010.
（4）、 Antoaneta Bezlova, 《 China Haunted by Khmer Rouge Links 》, Asia Times Online, 21 Feb. 2009 ( 摘自社會活動家勞蒙希 （ Lao Mong Hay ) 的言辭。 此外請參閱 Meas Sokchea, 《 Opposition Party President Puts Blame on China, Vietnam for Khmer Rouge 》, Phnom Penh Post, 18 Apr. 2012.
（5）、 《 Judgment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Tribunal, 19 Aug. 1979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Howard J. De Nike, John Quigley, and Kenneth J. Robinson, Genocide in Cambodia: Documents from the Trial of Pol Pot and Ieng Sar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545–46. 法庭的證據資料顯示，中國曾讚揚赤柬並為民主柬埔寨提供軍事援助，見證人陳述多名中國官員曾抵各集體墳地。同上, 255–57, 408–11, 416–20.
（6）、 參閱 Robert O. Keohane, 《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 Foreign Policy 2， 1971, 161–82; Robert L. Rothstein, 《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36; Annette Baker Fox, 《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Tw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180–82; 及 John D. Ciorciari, 《 The Limits of Alignment: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75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22.
（7）、參閱 : Jacob Bercovitch, 《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Analyzing Rel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fluence 》, in Moshe Efrat and Jacob Bercovitch, eds., 《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balance of Influence 》， London， Routledge, 1991, 17–19; 及 Philip Windsor, 《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Perceptions and Interactions 》, 同上, 45–52.
（8）、 Eugene K. Lawson, 《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 New York， Praeger, 1984, 226, 298; 及 Norodom Sihanouk, 《 War and Hope: The Case for Cambodia 》， New York， Pantheon, 1980, 97.
（9）、 Sihanouk, 《 War and Hope 》, 1996; 及 Francois Ponchaud, 《 Cambodge Anne′e Zero 》， Paris， Juillard, 1977 , 13–14.
（10）、 Khieu Samphan, 《 Cambodia’s Recent History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ecisions I Made 》， Phnom Penh， Ponleu Khmer Printing & Publishing House, 2004, 48–51; Stephen Heder, 《 The Kampuchean-Vietnamese Conflict 》 in David W.P. Elliott, e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 Boulder, CO， Westview, 1981, 35; William Shawcross, 《 Sideshow: Kissinger, Nix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 》，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299; 及 Thu-Huong Nguyen-Vo, 《 Khmer-Viet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 ， Jefferson, NC &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1992, 80.
（11）、 Nayan Chanda, 《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33; DK Foreign Ministry, 《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 1:149–50; 及 Vietnamese Foreign Ministry, 《 Kampuchea Dossier 》, 2nd edn.，Hanoi， Vietnam Courier, 1978, 1: 67–150.
（12）、參閱 《 三十年以來越中關係的事實 》（ Sự thật về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trong 30 năm qua ， 英文： The Truth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Sự thật, 1979, 61–62.
（13）、 Sophie Richardson, 《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84.
（14）、 Karl D. Jackson, 《 The Ideology of Total Revolution 》, in Karl D. Jackson, ed., 《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vous with De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41 ， 引自 FBIS IV, May 6, 1975,H2 .
（15）、 《 After Victory: Pointers to a Neutral Future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9 May 1975, 20; 及 Peter A. Poole, 《 Cambodia 1975: GRUNK Regime 》, Asian Survey 16:1， 1976 , 29.
（16）、 Robert S. Ross, 《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
（17）、同上， 引自 FBIS-PRC, 21 Apr. 1975, A24-25 。另外參閱 《 Great Victory of the Cambodian People 》，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3.
（18）、 Ian Dunbar with Edith Lenart, 《 Following Peking’s Revolutionary Model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3 May 1975, 22–23.
（19）、 Philip Short, 《 Pol Pot: Anatomy of a Nightmare 》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 301; Chanda, 《 Brother Enemy 》, 18, 416 ，note 14 ; 及 Speech by Wang Shangrong, deputy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6 Feb. 1976, in 《 Proceedings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Tribunal 》，Aug. 1979, document 2.5.05.
（20）、 《 Indochina: Each to His Own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3 June 1975, 25; 及 Dunbar with Lenart, 《 Following 》, 22–23.
（21）、 參閱 《 The Chinese Rulers’ Crimes Against Kampuchea 》， Phnom Pen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1984, 76, 86; 及 Wilfred Burchett, 《 The China-Cambodia-Vietnam Triangle 》，London， Zed Press, 1982, 165–68.
（22）、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 Transcript of Trial Proceedings 》, Case No. 002/19-09-2007-ECCC/TC ， 7 June 2012, 97.
（23）、同上, 98–103.
（24）、 參閱 Andrew Mertha, 《 Surrealpolitik: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Expert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5–1979 》, Cross-Currents No. 4， Sept. 2012 ), 68. 此外參閱 Elizabeth Becker, 《 When the War Was Over: Cambodia and the Khmer Rouge Revolu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8, 278 ( 其中一名老練的中國外交官曾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人員被限制接近 { 當地人 } 和受到嚴厲看管，但也提及：“ 我們有聽聞暴力的事情。我們要猜測在農村地區有許多人死於當地官員的手下。” )
（25）、 Richardson, 《 China 》, 84–85; 及 Gottesman, 《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Inside 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7.
（26）、 中國不答應美國的要求協助解救美軍水兵，但明確表示若美方干涉，“ 那麼我們也不能幹什麼。” 參閱Henry A. Kissinger, 《 Years of Renewal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554–64. 一名中國外交人員後來復述說，中國已 “ 感到尷尬並催促柬埔寨領導人釋放船隻。” 《 Incident in the Gulf of Thailand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3 May 1975, 22. 在釋放之前，美方曾動用軍力執行一次營救行動。
（27）、 《 Indochina 》, 25.
（28）、 作者2003年3月20日在柬埔寨 Kompong Thom 省 Steung 縣 Kampong Chen Cheung, Trach 村對前民主柬埔寨幹部 Tang Ly 的採訪記錄.
（29）、 Ben 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 》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29 ( 引自 Kiernan 對 Sok Sam, Kampong Saom的採訪記錄, 18/7/1980 ).
（30）、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 128–30 ( 引自赤柬統治時期的一份資料及1975年對曾在海港工作的幹部所採訪的記錄 ); 及 Justus M. Van der Kroef, 《 The Cambodian-Vietnamese War: Som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 Asia Quarterly 2 ，1979, 93.
（31）、Ezra F. Vogel, 《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2–73.
2016年1月7日
原題為《 中國與波爾布特政權 》（ China and the Pol Pot Regime ），刊載於《 冷戰史 》( Cold War History )，第14冊第2號，第215-235頁。
作者簡介:
約翰-斯奧斯阿利 ( John Ciorciari ) 系美國密芝根大學福特公共政策學院（ Gerald R． 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gan ) 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福特學院國際政策中心（ Ford School’s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er ）的指導主任兼大學國際研究所 (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 的研究員。其研究和教學擅長於國際法律及南半球政治，尤其是亞洲的政治。
註釋：
（1）、 例如，在 2008年， 柬埔寨警察曾驅散一批反對中國暗中幫助達夫 ( Darfur ) 衝突的活動人士。 這些示威者在赤柬臭名昭著的 Tuol Seng 監所外點燃類似奧林匹克精神的火炬。參閱 Ker Munthit, 《 Mia Farrow Confronts Cambodian Police 》, Associated Press, 19 Jan. 2008.
( 2 ) 、Ben Blanchard, 《 China Defends its Khmer Rouge Ties as Trial Opens》, Reuters, 17 Feb. 2009.
( 3 ) 、 Kong Sothanarith, 《 China Played No Role in Khmer Rouge Politics: Ambassador 》, VOA Khmer, 22 Jan. 2010.
（4）、 Antoaneta Bezlova, 《 China Haunted by Khmer Rouge Links 》, Asia Times Online, 21 Feb. 2009 ( 摘自社會活動家勞蒙希 （ Lao Mong Hay ) 的言辭。 此外請參閱 Meas Sokchea, 《 Opposition Party President Puts Blame on China, Vietnam for Khmer Rouge 》, Phnom Penh Post, 18 Apr. 2012.
（5）、 《 Judgment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Tribunal, 19 Aug. 1979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Howard J. De Nike, John Quigley, and Kenneth J. Robinson, Genocide in Cambodia: Documents from the Trial of Pol Pot and Ieng Sar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545–46. 法庭的證據資料顯示，中國曾讚揚赤柬並為民主柬埔寨提供軍事援助，見證人陳述多名中國官員曾抵各集體墳地。同上, 255–57, 408–11, 416–20.
（6）、 參閱 Robert O. Keohane, 《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 Foreign Policy 2， 1971, 161–82; Robert L. Rothstein, 《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36; Annette Baker Fox, 《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Tw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180–82; 及 John D. Ciorciari, 《 The Limits of Alignment: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75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22.
（7）、參閱 : Jacob Bercovitch, 《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Analyzing Rel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fluence 》, in Moshe Efrat and Jacob Bercovitch, eds., 《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balance of Influence 》， London， Routledge, 1991, 17–19; 及 Philip Windsor, 《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Perceptions and Interactions 》, 同上, 45–52.
（8）、 Eugene K. Lawson, 《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 New York， Praeger, 1984, 226, 298; 及 Norodom Sihanouk, 《 War and Hope: The Case for Cambodia 》， New York， Pantheon, 1980, 97.
（9）、 Sihanouk, 《 War and Hope 》, 1996; 及 Francois Ponchaud, 《 Cambodge Anne′e Zero 》， Paris， Juillard, 1977 , 13–14.
（10）、 Khieu Samphan, 《 Cambodia’s Recent History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ecisions I Made 》， Phnom Penh， Ponleu Khmer Printing & Publishing House, 2004, 48–51; Stephen Heder, 《 The Kampuchean-Vietnamese Conflict 》 in David W.P. Elliott, e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 Boulder, CO， Westview, 1981, 35; William Shawcross, 《 Sideshow: Kissinger, Nix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 》，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299; 及 Thu-Huong Nguyen-Vo, 《 Khmer-Viet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 ， Jefferson, NC &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1992, 80.
（11）、 Nayan Chanda, 《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33; DK Foreign Ministry, 《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 1:149–50; 及 Vietnamese Foreign Ministry, 《 Kampuchea Dossier 》, 2nd edn.，Hanoi， Vietnam Courier, 1978, 1: 67–150.
（12）、參閱 《 三十年以來越中關係的事實 》（ Sự thật về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trong 30 năm qua ， 英文： The Truth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Sự thật, 1979, 61–62.
（13）、 Sophie Richardson, 《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84.
（14）、 Karl D. Jackson, 《 The Ideology of Total Revolution 》, in Karl D. Jackson, ed., 《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vous with De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41 ， 引自 FBIS IV, May 6, 1975,H2 .
（15）、 《 After Victory: Pointers to a Neutral Future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9 May 1975, 20; 及 Peter A. Poole, 《 Cambodia 1975: GRUNK Regime 》, Asian Survey 16:1， 1976 , 29.
（16）、 Robert S. Ross, 《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
（17）、同上， 引自 FBIS-PRC, 21 Apr. 1975, A24-25 。另外參閱 《 Great Victory of the Cambodian People 》，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3.
（18）、 Ian Dunbar with Edith Lenart, 《 Following Peking’s Revolutionary Model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3 May 1975, 22–23.
（19）、 Philip Short, 《 Pol Pot: Anatomy of a Nightmare 》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 301; Chanda, 《 Brother Enemy 》, 18, 416 ，note 14 ; 及 Speech by Wang Shangrong, deputy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6 Feb. 1976, in 《 Proceedings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Tribunal 》，Aug. 1979, document 2.5.05.
（20）、 《 Indochina: Each to His Own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3 June 1975, 25; 及 Dunbar with Lenart, 《 Following 》, 22–23.
（21）、 參閱 《 The Chinese Rulers’ Crimes Against Kampuchea 》， Phnom Pen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1984, 76, 86; 及 Wilfred Burchett, 《 The China-Cambodia-Vietnam Triangle 》，London， Zed Press, 1982, 165–68.
（22）、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 Transcript of Trial Proceedings 》, Case No. 002/19-09-2007-ECCC/TC ， 7 June 2012, 97.
（23）、同上, 98–103.
（24）、 參閱 Andrew Mertha, 《 Surrealpolitik: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Expert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5–1979 》, Cross-Currents No. 4， Sept. 2012 ), 68. 此外參閱 Elizabeth Becker, 《 When the War Was Over: Cambodia and the Khmer Rouge Revolu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8, 278 ( 其中一名老練的中國外交官曾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人員被限制接近 { 當地人 } 和受到嚴厲看管，但也提及：“ 我們有聽聞暴力的事情。我們要猜測在農村地區有許多人死於當地官員的手下。” )
（25）、 Richardson, 《 China 》, 84–85; 及 Gottesman, 《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Inside 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7.
（26）、 中國不答應美國的要求協助解救美軍水兵，但明確表示若美方干涉，“ 那麼我們也不能幹什麼。” 參閱Henry A. Kissinger, 《 Years of Renewal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554–64. 一名中國外交人員後來復述說，中國已 “ 感到尷尬並催促柬埔寨領導人釋放船隻。” 《 Incident in the Gulf of Thailand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3 May 1975, 22. 在釋放之前，美方曾動用軍力執行一次營救行動。
（27）、 《 Indochina 》, 25.
（28）、 作者2003年3月20日在柬埔寨 Kompong Thom 省 Steung 縣 Kampong Chen Cheung, Trach 村對前民主柬埔寨幹部 Tang Ly 的採訪記錄.
（29）、 Ben 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 》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29 ( 引自 Kiernan 對 Sok Sam, Kampong Saom的採訪記錄, 18/7/1980 ).
（30）、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 128–30 ( 引自赤柬統治時期的一份資料及1975年對曾在海港工作的幹部所採訪的記錄 ); 及 Justus M. Van der Kroef, 《 The Cambodian-Vietnamese War: Som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 Asia Quarterly 2 ，1979, 93.
（31）、Ezra F. Vogel, 《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2–73.
（32）、Chanda, 《 Brother Enemy 》, 16.
（33）、Short, 《 Pol Pot 》, 299–300; 及 David Chandler, 《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 rev. ed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106.
（34）、 Richardson, 《 China 》, 86 ( 譯自中文原版 ).
（35）、 Sihanouk, 《 War and Hope》, 1986.
（36）、 《 Deputy Prime Ministers Khieu Samphan and Ieng Sary Visit China 》, Peking Review, 22 Aug. 1975, 3.
（37）、Keng Piao, 《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n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 Issues and Studies ( Taiwan ) 17:1 ， 1981, 82. 此份報告還稱為 “ 耿飚報告 ”，被視為中國的內部文件，由台灣情報員譯為英文。至今中方仍然不表示此份報告的內容是否正確。但學者 Brantly Womack 認為文件 “ 確實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 ”。 Brantly Womack, 《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2 ， 2003, 119， note 48.
（38）、 《 Is Sihanouk’s Exile Coming to an End ?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 Aug. 1975, 22; 及 《 Sihanouk’s Return 》, 10.
（39）、Gareth Porter, 《 Vietnamese Policy and the Indochina Crisis 》, in Elliott, 《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 1978， 引自 New China News Agency, 19 Aug. 1975; 及 Min Chen, 《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d Regional Conflicts: Lessons from the Indochina Wars 》，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2, 132， 引自 FBIS-PRC, 18 Aug. 1975.
（40）、 關於泰國方面, 參閱 Mike Snitowsky, 《 Phnom Penh’s Trade Door Slightly Ajar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8 Nov. 1975, 20; 及 Poole, 《 Cambodia 1975 》, 27。 9月，中國外長喬冠華勸諭美國官員會晤民主柬埔寨駐聯合國代表; 及 Sihanouk. Kenton J. Clymer,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969–2000: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10.
（41）、Kenneth M. Quinn, 《 Cambodia 1976: Internal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 Asian Survey 17:1， 1977, 43–54 ( 有附錄民主柬埔寨外長英薩利1975年10月在不結盟運動會議和1976年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辭 ).
（42）、似乎中國的壓力只可使赤柬領導層在一次爭議中能起了平衡各方的作用。請參閱 Chandler, 《 Brother Number One 》, 106; 及《 The End of Prince Sihanouk’s ‘Holiday’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 Sept. 1975, 21.
（43）、 《 Sihanouk’s Return: Death of a Dream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4 Oct. 1975, 9.
（44）、 柬共黨大會1976年1月所通過的柬埔寨共產黨章程，第23條。 DC-Cam Doc. No. D21227; 及 《 Permanent Committee Meeting 》 ， 2 Nov. 1975 , DC-Cam File No. D678; John D. Ciorciari with Youk Chhang, 《 Documenting the Crimes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in Jaya Ramji and Beth Van Schaack, eds., 《 Bringing the Khmer Rouge to Justice: Prosecuting Mass Violence before the Cambodian Courts 》 ， Lond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221–306.
（45）、 Chanda, 《 Brother Enemy 》, 17.
（46）、 Richardson, 《 China 》, 86–87.
（47）、2003年3月21日作者於柬埔寨 Kompong Thom 省 Steung 縣 Kampong Chen Cheung, Trach 村與 Loy Unn 的採訪。
（48）、 2003年3月21日作者於柬埔寨 Kompong Thom 省 Steung 縣 Kampong Chen Cheung, Trach 村與前民主柬埔寨官員 Kan 的採訪。
（49）、 Ross, 《 The Indochina Tangle 》, 74. 並參閱 Chanda, 《 Brother Enemy 》, 80。 ( 作者認為，“ 即使在道德方面存有矛盾或在思想上反對，也不可動搖中國對赤柬在精神上的支持 --- 一種設立在實用政治基礎上的支持。” )
（50）、 摘錄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尚榮1976年2月6日與宋成的談判記錄, De Nike et al., 《 Genocide in Cambodia 》, 382–83. 請參閱 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 132; 及Richardson, 《 China 》, 1993.
（51）、 Short, 《 Pol Pot 》, 301–02, 引自越南保存的一份資料, Doc 32 ( N442/T8300 ).
（52）、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 Transcript of Trial Proceedings 》, Case No. 002/19-09-2007-ECCC/TC ( 8 Feb. 2012 ), 17.
（53）、同上, 15–16.
（54）、 為明確強調革命的國家性質，在（ 民主柬埔寨 ）的憲法中並無出現 “ 社會主義 ” 和 “ 共產主義 ” 的詞彙，國旗取紅色為主色，中央部分設立黃色吳哥窟的圖像，取代為象徵共產主義的五角星狀。 David Chandler, 《 The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 Cambodia ): The Semantic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 Pacific Affairs 49: 3 ( 1976 ), 506–13.
（55）、 Laurence Picq, 《 Au Dela` du Ciel: Cinq Ans Chez Les Khmers Rouges 》，Paris: Barrault, 1984, 52. 作者解釋說，赤柬官員曾在1977年的一次會議上懲罰她，說：“ 你喜歡中國，不要故意掩飾。但是中國並非是真正的朋友，他們想把我們殖民化。” 同上，106.
（56）、 《 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11/3/1976 》, Documentation Centre of Cambodia Doc. Number D7562.
（57）、 Richardson, 《 China 》, 94.
（58）、 Vogel, 《 Deng Xiaoping 》, 273–75.
（59）、 Ross, 《 The Indochina Tangle 》, 107–08.
（60）、 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 136.
（61）、 《 Dear Brother Khieu and Brother Tom 》, 12 June 1976, Documentation Centre of Cambodia Doc. Number L01291
（62）、 《 Excerpted Report on the Leading Views of the Comrade Representing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t a Zone Assembly, June 1976 》, reprinted in David Chandler, Ben Kiernan, and Chanthou Boua, eds., 《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Confidential Leadership Documents from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6–1977 》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8, 24.
（63）、 《 The Party’s Four-Year Plan to Build Socialism in All Fields, 1977–1980 》, reprinted in Chandler et al, 《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 47.
（64）、 Sokha Boun, 《 Cambodge: La Massue de l’Angkar 》, Paris: Juillard, 1979, 198.
（65）、 Chanda, 《 Brother Enemy 》, 1979.
（66）、Richardson, 《 China 》, 86–89. 此外參閱 Andrew Mertha, 《 Book Review, China, Cambodia 》, 及 《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1, 2011, 213.
（33）、Short, 《 Pol Pot 》, 299–300; 及 David Chandler, 《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 rev. ed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106.
（34）、 Richardson, 《 China 》, 86 ( 譯自中文原版 ).
（35）、 Sihanouk, 《 War and Hope》, 1986.
（36）、 《 Deputy Prime Ministers Khieu Samphan and Ieng Sary Visit China 》, Peking Review, 22 Aug. 1975, 3.
（37）、Keng Piao, 《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n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 Issues and Studies ( Taiwan ) 17:1 ， 1981, 82. 此份報告還稱為 “ 耿飚報告 ”，被視為中國的內部文件，由台灣情報員譯為英文。至今中方仍然不表示此份報告的內容是否正確。但學者 Brantly Womack 認為文件 “ 確實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 ”。 Brantly Womack, 《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2 ， 2003, 119， note 48.
（38）、 《 Is Sihanouk’s Exile Coming to an End ?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 Aug. 1975, 22; 及 《 Sihanouk’s Return 》, 10.
（39）、Gareth Porter, 《 Vietnamese Policy and the Indochina Crisis 》, in Elliott, 《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 1978， 引自 New China News Agency, 19 Aug. 1975; 及 Min Chen, 《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d Regional Conflicts: Lessons from the Indochina Wars 》，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2, 132， 引自 FBIS-PRC, 18 Aug. 1975.
（40）、 關於泰國方面, 參閱 Mike Snitowsky, 《 Phnom Penh’s Trade Door Slightly Ajar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8 Nov. 1975, 20; 及 Poole, 《 Cambodia 1975 》, 27。 9月，中國外長喬冠華勸諭美國官員會晤民主柬埔寨駐聯合國代表; 及 Sihanouk. Kenton J. Clymer,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969–2000: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10.
（41）、Kenneth M. Quinn, 《 Cambodia 1976: Internal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 Asian Survey 17:1， 1977, 43–54 ( 有附錄民主柬埔寨外長英薩利1975年10月在不結盟運動會議和1976年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辭 ).
（42）、似乎中國的壓力只可使赤柬領導層在一次爭議中能起了平衡各方的作用。請參閱 Chandler, 《 Brother Number One 》, 106; 及《 The End of Prince Sihanouk’s ‘Holiday’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 Sept. 1975, 21.
（43）、 《 Sihanouk’s Return: Death of a Dream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4 Oct. 1975, 9.
（44）、 柬共黨大會1976年1月所通過的柬埔寨共產黨章程，第23條。 DC-Cam Doc. No. D21227; 及 《 Permanent Committee Meeting 》 ， 2 Nov. 1975 , DC-Cam File No. D678; John D. Ciorciari with Youk Chhang, 《 Documenting the Crimes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in Jaya Ramji and Beth Van Schaack, eds., 《 Bringing the Khmer Rouge to Justice: Prosecuting Mass Violence before the Cambodian Courts 》 ， Lond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221–306.
（45）、 Chanda, 《 Brother Enemy 》, 17.
（46）、 Richardson, 《 China 》, 86–87.
（47）、2003年3月21日作者於柬埔寨 Kompong Thom 省 Steung 縣 Kampong Chen Cheung, Trach 村與 Loy Unn 的採訪。
（48）、 2003年3月21日作者於柬埔寨 Kompong Thom 省 Steung 縣 Kampong Chen Cheung, Trach 村與前民主柬埔寨官員 Kan 的採訪。
（49）、 Ross, 《 The Indochina Tangle 》, 74. 並參閱 Chanda, 《 Brother Enemy 》, 80。 ( 作者認為，“ 即使在道德方面存有矛盾或在思想上反對，也不可動搖中國對赤柬在精神上的支持 --- 一種設立在實用政治基礎上的支持。” )
（50）、 摘錄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尚榮1976年2月6日與宋成的談判記錄, De Nike et al., 《 Genocide in Cambodia 》, 382–83. 請參閱 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 132; 及Richardson, 《 China 》, 1993.
（51）、 Short, 《 Pol Pot 》, 301–02, 引自越南保存的一份資料, Doc 32 ( N442/T8300 ).
（52）、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 Transcript of Trial Proceedings 》, Case No. 002/19-09-2007-ECCC/TC ( 8 Feb. 2012 ), 17.
（53）、同上, 15–16.
（54）、 為明確強調革命的國家性質，在（ 民主柬埔寨 ）的憲法中並無出現 “ 社會主義 ” 和 “ 共產主義 ” 的詞彙，國旗取紅色為主色，中央部分設立黃色吳哥窟的圖像，取代為象徵共產主義的五角星狀。 David Chandler, 《 The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 Cambodia ): The Semantic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 Pacific Affairs 49: 3 ( 1976 ), 506–13.
（55）、 Laurence Picq, 《 Au Dela` du Ciel: Cinq Ans Chez Les Khmers Rouges 》，Paris: Barrault, 1984, 52. 作者解釋說，赤柬官員曾在1977年的一次會議上懲罰她，說：“ 你喜歡中國，不要故意掩飾。但是中國並非是真正的朋友，他們想把我們殖民化。” 同上，106.
（56）、 《 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11/3/1976 》, Documentation Centre of Cambodia Doc. Number D7562.
（57）、 Richardson, 《 China 》, 94.
（58）、 Vogel, 《 Deng Xiaoping 》, 273–75.
（59）、 Ross, 《 The Indochina Tangle 》, 107–08.
（60）、 Kiernan, 《 The Pol Pot Regime 》, 136.
（61）、 《 Dear Brother Khieu and Brother Tom 》, 12 June 1976, Documentation Centre of Cambodia Doc. Number L01291
（62）、 《 Excerpted Report on the Leading Views of the Comrade Representing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t a Zone Assembly, June 1976 》, reprinted in David Chandler, Ben Kiernan, and Chanthou Boua, eds., 《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Confidential Leadership Documents from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6–1977 》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8, 24.
（63）、 《 The Party’s Four-Year Plan to Build Socialism in All Fields, 1977–1980 》, reprinted in Chandler et al, 《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 47.
（64）、 Sokha Boun, 《 Cambodge: La Massue de l’Angkar 》, Paris: Juillard, 1979, 198.
（65）、 Chanda, 《 Brother Enemy 》, 1979.
（66）、Richardson, 《 China 》, 86–89. 此外參閱 Andrew Mertha, 《 Book Review, China, Cambodia 》, 及 《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1, 2011, 213.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