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援越抗美（1964年--1965年）
作者 ： 阿倫-維庭 （ Allen Whiting ）
1964年春， 約翰遜政府開始對河內發出警告， 若不停止支持在南越的反對活動， 戰爭可能將會昇級。 與此同時， 成立了一個由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成員組成的研究組，專究於判斷共產黨方面 （ 越南、中國和蘇聯 ）對戰爭昇級的反應。 後來該組提出擴展成員，便加進了國防部的代表。 在繼後的十六個月裡， 他們作出了諸多個包括個人和集體的評估： 雙方都存有使戰爭昇級的因素。最終，1965年7月，華盛頓決定派遣七萬兵士前往越南參戰， 同時亦對北越進行轟炸。
預言：
1964年3月， （ 美國 ）遠東研究分析所 ( 縮寫為INR/RFE ) 作出具警惕性的預言： 北京可能對河內提供足夠的援助使致北越能夠站穩。 此援助可能對南越的干涉毫無影響，儘管中國可能繼續對越南共產黨提供武器和讓後者可以鞏固力量，進行反抗。 當然，北京可能動用空軍力量來支持北越， 此舉可能也引致與美國空軍力量的衝撞或“特別火爆”事件發生的危險。 如此同樣的判斷於1965年初又再被提出。
圖一、六十年代中國的宣傳畫
分析：
人們認為，在理論上假設北京正以大國的姿態出現，重爭取以往存有的政治和戰略的利益。在朝鮮半島衝突中， 雖然中國剛從被外國的侵略和內戰恢復過來， 而且還未擁有現代武器力量的戰鬥能力，北京也曾冒險地與美國作戰。 其首要目的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反對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同時它也曾是內戰中的敵人的同盟者。 第二個目的是保護一個自已身邊的共產黨而正受到 “ 美帝國主義 ” 威脅的國家。 至六十年代中期， 中國的實力已增強了不少，儘管在大躍進時期有退步。 它擁有一批大量但有點過時的戰鬥機。 中國有一支很雄厚的軍隊，雖然海軍剛起步發展，但也足以保衛沿海地區。 華盛頓仍與蔣介石保持同盟的關係， 援助國民黨建立各種軍事力量和暗中發動各種反大陸的地下活動，尤其是在西藏的活動。儘管被侵略的威脅於1962年已消退， 但它仍可捲土重來，或以直接的方式，或通過美國在東南亞搞挑撥的行動。
除此之外， 毛澤東曾挑戰赫鲁曉夫的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地位，因為赫鲁曉夫放棄與美國對抗的政策。 胡志明避免被捲入中蘇兩黨公開的爭執， 但他在蘇美禁止試驗原子彈的問題上站在毛澤東的一邊。 正如朝鮮的情況一樣，又一次一個共產黨國家正受到來自華盛頓的攻擊。 中國的身份地位既是一個亞洲的強國，又是一個被威脅的共產黨國家。
在此況下， 當它認為有所需，北京可能重覆如朝鮮戰爭那般的干涉行動，儘管它的行動有所限制，使危險昇至一定的程度而止。起初，中國表示以後方基地作為北越的支持，那即是說提供空軍的援助，可以阻止，或至少可以抗擊美國對河內、海防和紅河沿岸堤防的轟炸。 中國不會參與在南越的戰鬥， 但若需要，將參與保衛北越，反抗美國的侵略。
以上的字句完全是根據邏輯思維，而不是依靠文字的證據作分析。 它從於1964年8月發生的各個事件如由越南飛行員駕駛中國的米格機在北越上空飛行，跟著在北部灣事件後美國空炸北越。中越的行動被視為兩國為保衛河內，通過中國為越南培訓飛行員和提供空軍設備等合作計劃的進展，那也被視為一種形勢所需，中國軍隊各單位將赴越戰鬥的熱身行動。
根據遠東研究分析所的推測和後來的分析也證明了此項分析的正確性。 1964年12月， 根據從中越邊界所拍攝到中國建設的新空軍基地照片顯示， 在軍機從邊界地區出發可以更方便地為越南提供最好的援助。 此外， 一個離邊界更遠的內陸基地的設備比上述的基地的設備多兩倍，此證明了那是一個特殊的空軍力量基地。與此同時， 把中國最新式的米格機放置在基地進展極為迅速。 此外，從越南十七度緯線以北至中國華南的地區多處安置了一種混合的雷達系統。1965年1月， 中越邊界進行了兩國軍隊的共同演習。 五月份，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批準發行一本關於對敵進攻戰術的分析冊子，內容與以往毛澤東所提倡的誘敵深入而殲之的戰術相悖。儘管內容沒提及越南的名字， 但分析卻暗中指出，中國會對美機進行反擊，不但它是出現在越南或越過邊界在中國的上空。
圖二、中國宣傳畫
結果：
作掩護的中國空軍部隊從未在北越出現過。 然而，處於華南地區的第二防線的飛機場也曾讓越南空軍用作修理和出發往北越作戰的基地。 此外， 1965年9月， 人民解放軍工兵和鐵道兵的營隊和對空部隊開始抵越。 他們的出現一直維持到1968年的年中才撤軍，那時美國總統約翰遜已放緩了戰爭的進度、減少轟炸北越和同意在巴黎進行談判。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北越出現之時， 美國空軍和在地上的中國部隊發生過連續不少的激戰。 中國人為北越修理被美機轟炸的橋梁、道路和從河內通往北部邊界的鐵路。 他們在越南西北地區也曾建立了一個較大的基地，包括飛機場和一條長五千英尺的跑道，一百座以上的樓房以及設於山坡上的各類防空射擊炮陣地等。
評論：
根據一些參與1988年12月於河內舉行、與美國學者討論關於越戰的研討會的越南官員所述， 北京曾承諾將提供保衛河內的空軍力量，但“在1965年6月對我們通告說不能實現那個承諾。” 那是北京政權內有重要改變的時刻。 在五月至九月期間， 羅瑞卿失職， 繼之是林彪發表了一本重要的關於游擊戰爭的書， 他反對羅瑞卿的積極進攻的戰術， 提倡推行持久、不太激烈的戰爭。 似乎對河內的援助已是從地面上的實際改為形式化。
從1964年中國實行了其承諾和在1965年初又重提出的情況來看，遠東研究分析所的推測確為準確。 後來，美國的評估卻出錯了，因為中國領導人內部的意見分歧， 北京須重新評估是否應該實行那個冒險的行動。 對情況的判斷是根據那年春天所發生的一件具回避性的事： 1965年4月， 第一次發生了中國米格機攻擊剛執行完在北越轟炸後經過海南島返回的美機事件。 據美國所說，中國擊落了兩架美機。 但北京否定有此事發生，反而說是美機互相射擊導致墮機。北京的否定表明了其慎重的計謀，避免挑撥對方和戰爭昇級的可能性。 那時美國國務卿甸尼-露斯卡（ Dean Rusk ）曾發表說：“是否中國人將要參與這場戰爭， 而為何他們不干涉呢？ 何時他們才參與呢 ？” 我回答說，儘管我們確信他們會參與，但我們仍不能準確地判斷何時他們要進入，因為它視乎他們的選擇，為減少戰爭昇級的危險和對他們獲得最大的政治利益而定。
如此不能作出準確的評估說明了那是缺乏具有基礎判斷的錯， 那是因為他們只相信一個國家的行動的模式而不了解此國家的行政管理和對內的政策。 他們忽視了毛澤東是一個特殊又極為重要的人物。回顧歷史， 毛澤東曾拒絕與莫斯科合作，為共同援助河內的計劃成空，那可能才是真正的關鍵點，它解釋為何北京放棄中越雙方初時所達成的許諾 --- 使用空軍力量保衛北越。
圖三、中國宣傳畫
補充說明 ：
在上所提及的研討會上，越南人極為痛苦地提到好似 “ 落在我們頭上的炸彈 ” 的事： 北京不遵守保衛北越上空的承諾。 然而， 他們承認，“ 我們將從不會忘記中國的援助， 我們是極為感恩的。” 他們說出了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抵越的最高人數達二萬五千人。 這些單位輪流替換，以便增加實踐戰鬥經驗， 由此， 那個數目與1979年《 人民日報 》提出的也相近，在三年內曾有三十二萬中國軍隊抵越服務。 （ 注一 ） 此報還說，“ 傷亡 ” 人數為二萬， 而另一個北京公開的消息說仍有一千戰士死亡和被埋葬於越南。 另一消息報道， 在越戰期間，北京曾宣佈曾有大約十架美機在中國上空被擊落。此數目也極為準確。
中國援越的訊息，從地面防空部隊和其他人民解放軍的出現是透過美國從空中衛星拍攝到和從各種竊聽儀器獲取的。 這些中國軍隊，加上在越南西北的大型基地已經成功地阻止了美國意想進攻北越的戰爭。 可是如此實實在在的阻止沒出現於1950年。 那年北京告誡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但只是口頭的警告，並不是實際的派兵進入北韓。 實質上，這個阻止的重要意義已遙遠超越了河內實際上所得到的戰鬥援助。從後來解密的、華盛頓作出決定的文件中得到證實了這一點。
圖四、中國宣傳畫
總結：
遠東研究分析所對中國對越南政治和軍事援助的戰略作了先知、準確的判斷，但對中國實行戰術的判斷是錯誤的。 錯誤的判斷是因為缺乏了解中國改變決定的內部過程， 而不是因為結合理論和實踐結果的錯。儘管從國家級人物的活動形式讓我們看到， 所形成的錯誤是在最後的一步， 它難以得到改正，因為它依賴以前所獲得的訊息。 再說在理論上， 北京固有形象的各種特色的因素和它愿意承受危機的心態是要被列入對中國作判斷的時候應該考慮的因素。
嶺南遺民譯
2010-05-01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資料來源 : 湯馬斯-羅賓森（ Thomas Robinson ）和大衛-薩布格 （ David Shambaugh ）編輯 ： 《 中國外交政策： 理論和實踐 》（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Theories and Practice ）, 牛津大學出版社 （ Oxford Uninversity Press ）, 1996年， 第 514-517頁.
注一： 《 人民日報 》，1979年11月21日第四版。 同時請參閱約翰-加維爾（ John Garver ）著： 《 越戰時期的中國威脅 》 （ The Chinese Threat in the Vietnam War ）, 《 參數 》（ Parameters ）， 1992年春刊, 第73-85頁.
作者： 逸軒（ Nhật Hiên ）
2010-04-28
為紀念越戰結束卅五週年而作
自越戰結束後，轉瞬間已是卅五年了，越南江山統一。不管是在戰前或戰後出生的，也不管在甚麼地方生活的，四月卅日似乎是每個越南人一個特殊的日子。
在這些日子裡， 越南國內又接連續日搞隆重的慶祝，稱為勝利日，國家統一日。國家的報刊雜志又不斷出現對黨和政府歌德的文章， 而在境外的越文報刊和電子網仍然出現一些稱為國恥日的充滿仇恨文句，此外，我們還可以閱讀一些對戰爭作自省的博文，作者皆有來自南北兩方的人，包括經歷戰爭的那一代人，或者從未聽過槍聲、看過炮火的年輕人。稍為閱讀那些博客、獨立的論壇網站等的文章、言論，可讓我們了解越南歷史中的大事在卅五年過後，越南人對它所作的思考和感受……。
戰爭的代價
如前一樣，除了一些來自敵對的、充滿極端的、甚少愿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的文章之外，也出現了一些對四-卅日抱持一種較為平靜之心的人。 諸多作者皆首先認為一場拖延了二十多年的戰爭是要須付出重大的代價這一觀點。
曾係共產黨員、身穿綠軍衣站在勝利者的一方，但近來卻大膽地揭露社會上的不公義、腐敗現象，也並已退黨的作家范庭仲（ Phạm Đình Trọng ）在介紹詩人阮泰山（ Nguyễn Thái Sơn ） 的《 戰爭 ：懷念九曲 》（ Chiến Tranh – Chín Khúc Tưởng Niệm ）的長篇史詩時寫道 ： “極之痛心在那個瘋狂、迷惘的時代裡， 越南人曾如夢幻地殺害越南人 ！ 在經過那個令人痛心的民族悲劇的時代後，我們必須作醒起來，對它要再有新的認識。”
武玉進（ Vũ Ngọc Tiến ）作家在其博客中的《 四月隨筆 》( Tùy Bút Tháng Tư ) 一文中心感悲痛地寫道 ：“ 目前已是2010年的4月， 快要接近國家從河江（ Hà Giang 省 ）至金甌（ Cà Mau ） 角皆為統一的日子了。 我們要為它付出的代價卻不小 ： 一百一十萬名烈士，其中五十萬人是可標榜名字功績的，卅萬人埋在無名烈士之碑墓里， 此外還有卅萬人失蹤了，卻不留下任何一塊殘骨可尋。戰場上另一方的人， 他們的傷亡人數也相差不少， 而他們亦屬於越南民族的一份子啊 ！”
最近在一些越南論壇網站亦都舉辦了《 重溫戰爭：1954年至1975年 》的專題討論，不少的作者熱烈的參與，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其見解。阮黃泰（ Nguyễn Huỳnh Thái ）在《 戰爭傷痕 》（ Vết Chém Chiến Tranh ）復述了一位前軍人在戰爭的陰影下生活，從而變得半瘋半癲， 家破人亡，以及他的一生總被痛苦的戰爭陰影困擾著。
“ 戰爭已搶走了他的一切： 青春、智慧、友眷、至愛的妻子和兒子。 對於他，萬物都只是個幻像， 就算是一個極為小小輕薄的東西，他都只能看著而不能碰拿到。 他想， 人們付出了太高的代價來換取和改變一個轉為另一個的政權， 然後，後者又回復像其他的政權一模一樣。”
卅五年過去了， 已是足夠的時間讓我們每個人去回顧戰爭和重新把它作定義，結合事實真相為它配予合稱的戰爭的名字和意義。以往每一方都設法以自己的觀點和意識形態為那場戰爭定性，稱自己為正義的一方。
裴文富 （ Bùi Văn Phú ）《 應該如何稱作四-卅 》（ 30.4 Tên Gọi Là Gì ）的一文列舉了發生於1954年至1975年的戰爭的一連串的名稱，最終他結論說：“我稱它為內戰。 兄弟之間的人不尋找和平的解決方法，而是各自高舉起主義的旗幟，互相戮殺。”
持著上述同樣的觀點，范庭仲在評論《 戰爭 ：懷念九曲 》中認為，“自從出現那首《 戰爭 ：懷念九曲 》，以往仍被稱為抗美救國的戰爭， 至今才讓我們看到那場戰爭的本質 ： 互相殘殺的內戰， 一場越南民族的大悲劇， 一場越南人殺害越南人的痛苦慘劇的重演，以往的王朝將要滅亡所發生的事件。”
昔日過分極端的態度亦已成過去， 眾人苦苦的為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命運而思索。 作家也銀（ Dạ Ngân ）在《 卅五年也太長久了 》（ 35 Năm Quá Dài ）中寫道：“
和平可否以年或月來計算，而它使人們過分的迷惘亂思 ？ 一個民族既不幸又互相抗拒和固執， 可能因此而那個不幸才顯得如此的纏綿不斷。”
此外，另一位是女性的平民，以關懷國家命運之心，籍四月三十日之際，在其《 蘑菇母 》( Mẹ Nấm ) 的博客寫下她給予兒子的文句：“ 兒子，你將來從書本上所看到的四月， 它不只是紅旗和鮮花， 還有許多人流下的血水淚水形成的海洋。四月是母親教導你的日子，你要懂得分辨，懂得傾聽和懂得思考歷史的事件。 事實上那個不是勝利， 那只是我們民族痛苦的一次權力交替而已。這個家鄉是母親的，是你 --- 我的兒子的， 也是每個越南人的。 當我們民族與鄰邦朋友作比較時它卻是退步的了， 如此，又有誰人是戰勝者呢 ？ ”。
呼籲民族和解
戰爭結束後的卅五，首次《 越南網 》（ Vietnamnet ）登載一系列談及呼籲民族和解的文章。文中寫道，“ 舊制度的知識分子對民族和解的觀點 ” ，卻表達了 “ 一些人持著寬容的心，返回祖國，為治療創傷而為 ”。 這些人包括前西貢政權的民選議員胡玉潤（ Hồ Ngọc Nhuận ）、潘文祥（ Phan Văn Trường ）教授、李政中（ Lý Chánh Trung ）教授等人的意見，也包括一些美國人的見解：“ 如要實行和解，就須有互信之心 …… 。 ” ；可是並非是任何人都贊同那些意見。身為記者、政治立場素來忠於現行政權的胡秋鴻（ Hồ Thu Hồng ）在博客中撰寫《 戰後之思考 》（ Nghĩ Về Hậu Chiến ），他反駁那些贊成和解就要有互信的觀點，還指責那個裴信（ Bùi Tín ）先生的觀點: “ 不久前， 一位叫Beo的人認為裴信先生的意見最為愚蠢， 裴先生要求現行政府應該在美國之音發表對曾經投奔怒海，離開國家的人作道歉。政府當局豈能放棄那種此勝彼敗的心態，它敢直視面對三千萬人民失去兒女和親人的痛苦，向三百萬流亡海外的人士道歉嗎？相反， 三百萬曾被逼放棄家居、流亡外國的人，一句道歉的話就足以使他們消怨解仇嗎 ？ 當然，裴先生的意見，根據Beo的理解， 不是指向任何一個具體的人， 而是指出應該承認共產黨的失敗。裴先生所要表達的是另一種的說法，就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需要實行一種不要計較、人性的行動。”
與此同時， 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 一些流亡海外越南人的回憶錄， 都是充滿了血和淚的回憶錄，也記載下他們的心思路程。 文學評論家阮興國（ Nguyễn Hưng Quốc ）的表示：
“我不提倡記仇。 我知道有一種道德叫寬容， 但我不相信那種作遺忘的道德。我認為， 人不應只須有本性，還須有道德的觀念， 正如須培養有記憶和講述本能， 而不是我們不想說，甚至不談及那些充滿血和淚的回憶。”
是的， 為實現民族的和解，還需要做很多的事情，雙方都要著手做， 而不是簡單地說一句話，或只要求人們忘記過去，抹掉記憶就可以了。
並非只是重溫那場戰爭，四月卅日，還要讓全體越南人都能夠表達他們對目前情況的焦慮和他們的面對的迷茫，以及國家將來的命運的顧慮。作家武玉進表達了所思所想：“ 戰爭卅五年後， 有超過三百萬越南人在約一百個國家和地區定居； 五十萬人在約四十個國家當雇傭工； 二萬五千人嫁予外國人，主要的是中國、臺灣、韓國和馬來西亞； 三萬人留學於歐美和澳洲等地……。
在逾三百萬於外國定居的人中， 1975年4月30日之前的，包括法屬時期離開的人只約為一百萬， 其餘的二百萬人主要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和八十年代離開的人們。 我們這一代人曾發誓‘開辟長山去救國’，解放南方，統一祖國， 為何被我們解放的人如此的洶涌如潮般地離開國家呢 ？”
自由撰稿人黎演德 （ Lê Diễn Đức ）寫道 :
“ 卅五年後，‘ 越南母親所留下的遺產實在悲哀’： 對越南‘解脫’和‘改革’十四年後的評價，已故總理武文杰承認越南已錯失了發展的機會，只因在國家統一後的錯誤政策， 使越南倒退了幾十年。那就是說， 若不是被越南共產黨阻攔， 我們的國家將走得更遠，並不是停在今天的水平上。 顯然，越南並非走向它應所達到的高度和能力。
越南仍然是一個貧窮、混亂迷惘和充滿逆理的國家。”
憂民憂國之心
陳平南（ Trần Bình Nam ） 在其博客的《 四月卅日雜想 》（ Suy Nghĩ Tản Mạn Về Ngày 30 Tháng 4 ）一文寫道：“ 和平卅五年後， 若今日共產黨政府已是成功地將越南建得一片繁榮， 對內可凝聚民眾力量保護國家，對外可贏得國際的信譽， 那麼那些不幸（ 根據不同的看法，或被認為有幸）、遠離家鄉的越南人也將會接受歷史的創傷，同時為在外國生活的子孫們建造新未來和仍然能夠心系祖國和家鄉。
不幸的是， 今天的越南並非如此。 社會上各領域都在倒退， 從醫療、教育至道德， 人心潰散， 祖國領土的完整正受到外來的威脅。”
國家領土完整和與北方鄰邦的關係的危機正使諸多民眾最為顧慮的問題。 陳平南以警惕的語調說：“轉瞬間和平的卅五年後，越南再次跌入冷戰初期的處境： 此次挾於美、中之間。”
“在二十一世紀頭一個十年中，和越南將可能被消失在世界地圖上的危險、至關重要的時刻，今天我們越南人須學的甚麼的教訓呢 ？ 越南處於東南亞戰場的一小戰地，若不在歷史中抽出教訓，我們將再次成為那個所謂的前哨。”
武玉進借古喻今地說：“ 《 明計十策 》( Kê Minh Thập Sách ) 曾呈上陳睿宗 （ Trần Duệ Tông 。1372年至1377年 ），但被拒受，故此陳朝於1940年被滅於胡家之手，而最終胡朝也被北方明朝滅之。 是否當一個腐敗的政體拖延了幾十年後， 兵權被落入一批流氓之手， 事情卻有如戲劇性的發展， 哲人所獻的書亦遭拒， 亡國之災難道是必然的嗎？
今天是2010年的四月天， 值“政勝”（ Chính Thắng ）夫人阮氏碧珠（ Nguyễn Thị Bích Châu ）六百卅三週年的紀念，我仰望首都的天，心情惆悵，思索著陳朝末期歷史一幕的所存價值 …… ”。
“並不是我們不可以擺脫困境。若我們懂得學習日本人自強立國的精神， 懂得學習德國人同一民族的互愛相助的精神， 和最重要的是， 執政者懂得在尊重民主和人權的文化發展中發揮民族的內在力量。”
在歷史的長河中，卅五年只是一瞬間而已， 但作為時代發展的進度，那也足以讓人們更清醒地重新把歷史看到更為清楚……, 希望越南人同心合力，清晰地看到國家曾已走過的道路， 認識那些危險和機遇， 為國家選擇最正確之路， 擺脫目前的困境和邁向人類共同向往的目標。
嶺南遺民譯
2010-06-16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作者：玉珍 （ Ngọc Trân ）
2010-04-29
越戰已結束了三十五年， 可是諸多年來，眾多的越南人和美國人仍然對那場戰爭甚多存疑。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和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機場。尼克松基金會圖片. Nixonfoundation.org
為瞭解與那場戰爭有所關聯的歷史事件， 我們重溫四十年前美國總統訪華之行，它導致了美中雙方發表《 上海公報 》，跟著是《 巴黎協定 》的簽署，美軍撤出越南和繼之三十五年前西貢政權的崩潰。
改變觀點
眾所週知， 關於共產主義的多米骨論源於艾森豪威爾總統時代。 此論認為， 一旦共產主義風潮在中國獲勝， 若美國不干涉共產陣營的北越侵略南越的事務， 將使到其他印度支那國家跌入共產黨的手中， 還威脅到該地區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
尼克松先生是那個多米骨論的贊成者和當時最熱衷的反共人物之一。 此也是他為何被選為當年美國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威爾的拍檔、副總統候選人的理由之一； 他們兩人都因此而獲選。
在五十年代，當尼克松先生還任副總統之時， 他是個極力反華人物，因為中國是共產黨國家。 他曾說過 ：“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根本上是我們亞洲各事務的麻煩製造者。 如果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 我們就不會有韓戰。 如果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我們就沒有印度支那戰爭。”
可是，1969年，一旦任上美國總統， 尼克松先生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政策。 可能是因為受到美國人民想早日結束越戰的壓力， 也可能是美國認識到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戰略價值所在， 尼克松總統由此改變了態度。1971年4月7日，在寄予美國人民的一函中，尼克松說道 ：
“ 問題極之簡單： 我們將要離開越南，根據我們自己的行動的方式： 故意把它交給共產黨呢 ？ 或者根據另一個方式：讓南越人像自由國家的人民那樣有一個合理的機會存留呢 ？ 我的計劃是將要停止美國人的參與 （ 越戰 ）， 並向南越提供那個機會。 而另一計劃就是很快地結束（ 越戰 ）， 讓共產黨人取勝。”
1972年尼克松總統歷史性的訪華已協助了美國停止參與越戰， 而越戰的結束，也正如總統先生所提出的兩個計劃之一、也不是尼克松總統本人、美國人民和南越人民所期望的那個方式。
然而，尼克松總統的對華訪問已經改變了全球權力的平衡狀態， 建立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1972年2月2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的宴會上。美國國家檔案局圖片。
中美握手合作 ？
也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與蘇聯存有諸多的矛盾， 作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中國，尤其是在1968年8月中發生中蘇邊境的軍事衝突之後， 引致蘇聯領導層提出以核彈攻擊中國的計劃， 故此，毛澤東對此深感不安， 意想對美國尋求和解並與美國聯手反蘇。
美國本身也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 尋求中國協助結束一場使到美國內部人民分裂的越戰，由此，1971年7月， 尼克松派遣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先生秘密訪華， 為尼克松總統訪華鋪路。那時，全世界皆為驚訝當獲悉美國總統擬定於一年後，即1972年訪華。
儘管中國極希望以上述理由與美國達成建立關係，可是中國也想尼克松在共同公報中表示， 美國總統 “ 極為希望 ” 訪華， 並指出中國表示極 “ 寬容 ” 的態度當美總統抵華。在一次的記者訪問中，尼克松說道:
“ 當時我要宣佈，包括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的內容：獲悉尼克松總統表示願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5月前適當的時間內訪華。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邀請。 ”
《 上海公報 》
1970年尼克松總統探望駐越美軍人員。 AFP圖片。
在尼克松訪華之前，基辛格先生曾於1971年夏對華訪問， 由此，他與中國總理周恩來討論了《 上海公報 》的內容。 雙方也都認識到中美在許多方面上難以達到妥協， 故此，周恩來提議雙方提出非正式的公報，並承認各自不同的觀點， 需要時雙方各自就不同之處作解釋。
繼之， 於1972年2月的最後一週， 尼克松總統對華作了一次歷史性、長達一週的訪問。 在訪問的行程末，2月28日， 中美雙方於上海宣布《 聯合公報 》，人們稱為《 上海公報 》。
《 上海公報 》的主要內容是， 兩國願意實行正常化關係， 將在多個領域上交流合作， 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以及雙方決意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其中包括越南戰爭。
在公報中也有一段提及 “ 暗指 ” 蘇聯的文字，美中兩國指出， “ 任何一國都不能在亞太地區尋求霸權，兩國極力反對任何國家或其他國家集團尋求霸權。
在《 上海公報 》中提及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兩國對美國軍隊在印度支那，包括在越南駐軍的問題。 公報清晰地表明， 中國完全支持由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 外交部長 ）阮氏萍（ Nguyễn Thị Bình ）女士於1971年7月1日談判中提出的 “ 七點建議 ”。
在那個 “ 七點建議 ” 中，阮氏萍呼籲美國須申明美軍完全撤離越南南方的時間表和取消阮文紹總統的越南共和國政府。
之後，正如眾所週知， 巴黎協定約一年後簽署。似乎一切都在大國的協議下，越南戰爭由此也結束了，至今已有三十五年。
嶺南遺民譯
201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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