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越之華僑華人（1954-1975）

 北越之華僑華人（1954年至1975年）

   作者：陳天水（已故）
   
   編者按：本文是在前越南華僑（指目前不再在越南境內居住）小圈子“內部傳閱 ”的“文件”。作者原生於中國，年青時前往南越謀生並參與當地“革命活動”。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曾赴華接受“革命理論培訓”後潛返越。越南南北分治時，陳先生隨南越的越盟同隊集結北上，在河內“越南華僑聯合總會”和華文報章《新越華報》任要職。一九七十年代初他在中越漸顯交惡的風雨吹襲下“解甲歸田”，離越返華定居。

   文中作者使用“華僑”一詞是僅指仍被可保持中國國籍的中國人；“華人”則指“被劃入”或自願加入越南國籍作為越南一員--華族（或華裔）越南人。

   
   作者在文中使用典型的共產黨習慣的詞彙、語調和觀點，但個別觀點如涉及華僑入籍等問題上也值得商榷和令人深思；無論如何，這是一篇現存為數不多由越南華人親筆撰寫、較為翔實反映和理性探討當年北越華僑華人狀況之具參考價值的文章。
      
   文章撰寫年份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總標題則由編者擬寫。
   
   2013年3月4日

   ***   
   I、越南北方解放初期的僑務工作（ 1954年至1958年 ）
   
   一九五四年，法越簽署停戰協議。越南北方獲得完全解放。
   
   越南這個被法國殖民者統治將近百年的國家，遭受了多年戰爭的破壞，使這個原為相當落後、窮困的國家，帶來不少新的困難。
   
   北越解放時， 法帝搞了一個帶有強制性的“ 遷居風潮 ”，使數以萬計的越南人逃離北越。在河內、海防、南定等地的華僑，也有不少人遷往南越，有些人則逃去香港、台灣等地。在南遷的華僑中，除了極少數充當法帝走狗、特務和國民黨的反動分子外， 絕大多數都是比較富有的商人（ 也有一些平民 ）。在留下來的華僑中， 絕大多數人是城市貧民，包括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等，也有一些比較開明的資本家和自由職業者，但為數不多。（ 據日內瓦協議規定，越南南、北居民可在從協議簽定後300日內自由遷居。據法國政府檔案資料顯示，約有三十萬北越華僑華人遷往南越。編者注 ）
   
   由於敵人的破壞和老闆、技術管理人員的南遷，許多華僑的企業、商店都處於關閉或半停業的狀態。而華僑各個福利、慈善機構如學校、醫院等也都自行停辦。
   
   當時，華僑失業的情況相當嚴重，因此，恢復華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正常活動，解決僑胞們的生活困難，是當前僑務工作的首要任務。
   
   面對北越華僑的困難處境，中國政府撥出巨款和大量的物質，對河內、海防、南定等地的華僑，進行比較廣泛的救援工作。同時，採取各種措施，積極協助華僑恢復和發展生產，以解決最迫徹的就業等生活問題。
   
   一九五五年，由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領事部組織和領導的《 河內華僑生產救濟會 》（ 簡稱“ 生救會 ”），以及海防、南定等地的《 華僑生產救濟組 》，就是為著上述問題而組建的華僑團體。河內《 生救會 》的工作，主要由吳連負責，而海防、南定等地的《 生救會 》工作則由陳方、李才等人負責。
   
   越南北方的解放，標誌著東南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它把華僑工作推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眾所周知，東南亞是華僑聚居最多的地區。當時，全越南的華僑，約有成百萬人，絕大多數居住在越南南方。越南北方的華僑工作，不僅會聯繫到南方的華僑，而且對東南亞的華僑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中越兩國政府都十分重視越南的僑務工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河內《 新越華報 》創刊。該報是由中方創辦和直接領導（ 通過中國大使館 ）的華僑報紙。其要旨是對華僑進行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思想教育；宣傳華僑愛護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和新越南；增進中越兩國人民的團結友誼；動員華僑積極參加越南北方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統一國家的鬥爭。
   
   《 新越華報 》的工作人員，從社長到編輯、行政管理、印刷廠各部門的負責人和一些技術人員都是中國政府派出的，也有一部分華僑幹部和工人參加該報的工作。
   
   《 新越華報 》的主要負責人，社長：王亞夫，總編輯：姚凡，編輯主任：賴風，經理：楊允庸等。
   坐落在河內景色迷人的西湖之濱的《 新越華報 》社址，是由整整十座法國式別墅的樓群組成的。後來新建的俱樂部和印刷廠房，也都顯得寬敞和美觀。該報的設備也比比較先進和齊全，有自動化的漢文收繕機，有比較新式的鑄字機、印刷機和電版製作設備等。
   
   論當年，《 新越華報 》的編制、規模、設備等方面，同南越的十大華文報刊相比，不僅首屈一指，就在北越的越文報刊中，除越南黨的機關報 --- 《 人民報 》外，《 新越華報 》也是數一數二的。可見中越兩國政府對華僑的宣傳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視的。
   
   北越解放時，全北方只有兩所華僑中學（ 河內中華中學和海防華僑中學 ），華僑小學為數不多。 一九五五年， 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各地華僑的中、小學校，很快就得到了復課，與其說是復課，不如說是重建更為適當一些。 因為如今僑中的課堂，不是在古老的粵閩會館的原址，而是設立在比較寬闊的樓房之中，而各學校的經費、教科書、教學儀器等等都是由中國政府提供的。尤其可貴的是， 中國政府還選派了一批優秀的老師，前來擔任教學工作。如河內中華中學校長李振華，小學校長林振文，海防華僑中學校長黃子安，小學校長張史廉等人都是國內派來的。他們的工作十分出色，成績顯著，受到廣大僑胞的尊敬和愛戴。除國內的老師外， 也有一些華僑教師參加教學工作。
   
   解放初期， 華僑學校的教育方針，大體上同國內一樣， 即培養學生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身體健康的勞動者；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必須為政治服務等等。 同時， 根據越南當前的具體情況， 對華僑學生進行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教育，教導華僑青少年“ 愛護越南一山一石，一草一木 ”（ 一九五七年，周恩來訪問越南時對華僑青年學生的訓詞 ），同越南人民友好相處，積極參加越南人民的建設與革命事業。
   
   經過短短幾年的努力， 各個華僑學校培養了一大批華僑青年，走上了越南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工作崗位，有些學生則不顧個人的安危， 毅然奔赴戰火紛飛的前線，同越南兄弟在一起奮勇殺敵。
   
   一九六一年， 海防華僑中學榮獲越南政府授予三級勞動勳章，並被評列為全北方（ 包括越南中學 ）四所先進的中學之一。河內的華僑中、小學校，也獲得越南有關方面的多次表揚。這些成果，是同中越雙方的關懷和老師們的辛勞勞動分不開的。
   
   一九五七年， 為了解決華僑教師的短決和醫務工作的需求， 越勞中央華運班和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領事部協商，決定保送黃文、曾明等十多名高中畢業生到廣西師範學院深造。這些人學成後回越工作，成為華僑教師隊伍中的骨幹，為華僑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在醫務方面，選派梁丕波、梁敦揚等人回國學醫，他們回來後也作出不少貢獻。與此同時， 還開設一個華僑師範班，莊庸當主任。但在業務方面， 主要由鍾景坤（ 中國同志 ）負責。後來，該班改組，成立華僑師範學校，由楊堅、李才擔任正副校長。從外， 還充分利用各個假期，開辦各個短期的師資培訓班，以提高教師們的業務與政治水平。由於採取上述各種措施，到一九六零年，基本上解決了華僑教師不足的問題。
   
   至於醫療衛生事業，歷來都是華僑的重點建設之一。解放前，河內、海防只有兩家華僑醫院。即河內的《 壽康醫院 》和海防的《 保濟醫院 》。解放後， 分別改名為《 友誼醫院 》和《 和平醫院 》。廖勝、翁明今、鄧煥苯、陳方、郭若雄等人，曾先後擔任過上述兩所醫院的正副院長。對於華僑的衛生保健事業，越南政府是一視同仁的。除對華僑醫院予以協助外， 還允許華僑同越南人民一樣，到越南各個醫院、保健所、站就醫。
   
   華僑醫院以中醫為主。除華僑外， 也歡迎越南人民前來診治。對西醫難以醫療的一些奇難雜症，越南人民求助於中醫者，為數不少。越華人民正是在日常的實際生活中互相關懷，互相扶持，從而不斷地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
   
   北越解放初期， 全北方的僑務工作，主要是由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負責，越南方面只負有協助的責任。當時的大使是羅貴波，政務參贊是莫燕忠。但直接負責僑務工作的，則是先後擔任過大使館領事部主任的伍治之、蔡楚吟（ 副主任 ）、李方平和鍾育民等人。越南方面負責華運（ “ 華運 ”， 即華僑運動的縮寫。共產黨的專用詞。“ 運動 ”在此並非意指一場政治運動，而指有關一切華僑的事務。編者註 ）工作的領導人是越勞中央委員雍文謙、黃國越（ 後 ）。 而一直接負責華運工作的機構，則是越南勞動黨中央華運班（ 即委員會 ）。阮明擔任書記，裴友智、吳連為委員。此外， 越南祖國陣線和《 越中友好協會 》（ 越中友協創立於一九五零年二月六日 ），首任會長是越南黨中央委員胡松茂。胡老是胡志明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年參加革命活動，是《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的創始人之一，參加印支共的創建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北越工作途中，遭到法帝飛機襲擊，不幸殉難 --- 原注 ），也作了不少華僑工作……（ 此處遺缺。編者注 ）。
   
   當年，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領事部同越南勞動黨中央華運班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親密和友好的，是一種特殊的名副其實的“ 同志加兄弟 ”的關係。而雙方對華僑的工作，通常總是採取“ 交換情況，聯繫協商，宣傳協助、共同合作 ”的方式進行的。
   
   由於中越雙方的精誠團結，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國大使館的大力支持與援助，越南北方的僑務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如下的各個方面：
   
   一、初步解決了華僑的就業問題，使華僑的生活得到穩定和改善。
   
   --- 提高了華僑的政治思想認識，尤其是通過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思想水平，使華僑進一步了解和愛護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和新越南。
   
   --- 增進了中越兩國人民之間和華越人民之間的團結友誼。
   
   --- 為今後的華運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原稿遺缺。編者注）

   II、越南北方華運方針政策
   
   （一）華運工作的實質 --- 轉取越南國籍
   
   一九五五年，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訪問中國，同毛主席商談越南的華僑問題。對越南北方的華僑事務，雙方達成了如下的協議：越南北方的華僑由越南勞動黨領導，並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逐步轉為越南公民。根據越南的負責同志說， 這項協議是由毛主席提出，胡志明主席表示贊同的。 這是新的歷史時期，中越兩國解決越南北方華僑問題的總方針。也就是中越雙方處理北方華僑問題最基本的指導思想。
   
   一九五七年，越南勞動黨中央華運班（ 即委員會 ）， 根據中越兩黨協議的精神和越南北方華人、華僑的具體情況，制訂了《 關於北方華運政策的方針和原則 》、《 關於新越華報宣傳方針 》、《 關於華僑教育方針 》等三個文件。這三個文件於一九五八年春，獲得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根據越南同志傳達，上述三個文件也獲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
   
   除上述三個文件外，越南政府還對華僑幹部回國、華僑參政、參軍等問題作出了一些具體的決定，並頒發給各有關部門執行。
   
   《 關於北方華運政策的方針和原則 》（ 簡稱《 方針和原則 》）這個文件是越南勞動黨與政府解決北方華僑問題最基本的方針、政策，也就是北方華運工作的基本任務。《 方針和原則 》的主要內容，概括起來有如下諸點：
   
   第一、《 方針和原則 》明確地指出，越南北方華運工作的總方針，只能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逐步引導華僑轉取越南國籍。而且一再強調，這個總方針是一個長期、艱苦、耐心和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嚴戒操之過急和強迫命令的工作作風。
   
   第二、 關於當前的華運工作方針，其主要精神是：越南政府把北方所有的華人、華僑都當作自己的公民一樣看待。並給予華僑享受越南公民同等的權利與履行同樣的義務。甚至實行“ 義務從寬 ”（ 例如不強迫華僑服兵役等 ）、“ 權利多給 ”的優惠政策。同時，積極進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廣大的華僑感到，無論在哪個地方工作生活都是一樣，從而心甘意願地轉為越南公民。
   
   第三、《 方針和原則 》還規定，北方的華運工作，轉由越南勞動黨領導，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只負有協助的責任。
   
   至於《 關於新越華報宣傳方針 》與《 關於華僑教育方針 》等其他各個政策、法令，都是根據上述總方針的精神和當前華僑的具體情況而制訂的。
   
   總而言之， 在新的歷史時期，從根本上說，越南北方華運工作的實質，就是逐步引導華僑自願地轉取越南國籍。
   
   
   （二）越南北方華僑轉取越南國籍的緣由
   
   同各種新生事物一樣，越南北方華僑轉取越南國籍這個時代性的新問題的提出，一開始就受到各種舊觀念、舊勢力的阻擾和抗拒。這是預料中的正常現象。但是，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乘機造謠中傷，從中搗亂，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致使華運工作遇到不少困難。
   
   為什麼中越兩黨、兩國政府主張越南北方的華僑轉取越南國籍呢？（ 協議 ）到底有何種根據？我想從如下各個方面，從一些探索性的論述，提供大家參考。
   
   
   一、越南北方華人華僑的歷史和狀況 
   
   我們處理和解決華僑問題，不能不尊重和考慮華僑的歷史和現狀，而越南北方華人華僑的歷史和現狀是怎樣的呢？
   
   一九五九、六零年，越南政府進行全北方的戶口調查工作（ 包括華人華僑人口 ），根據越南政府內務部的統計數字，全北方的華人華僑人口，總共有二十一萬餘人。計開：
   
   廣寧省的華人共有十六萬餘人；
   散居在各省鄉村的華人四、五千人；
   婆灣島的華人漁民約八、九千人；
   河內市華僑近一萬人；
   海防市華僑兩萬餘人；
   南定市華僑一千一百多人；
   其他各省中、小城鎮的華僑約六千人左右。
  （ 婆灣島屬海防市管轄。編者注 ）   
   
   我們之所以把廣寧省和散居在各省鄉村的中國人稱為華人，這是因為這些華人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為越南的一種少數民族（ 我們說海寧 [ 即廣寧舊稱。編者注 ] 華人已經形成為越南的“ 少數民族 ”，僅僅是同“ 多數民族 ”相對稱，並不是說他們是落後的民族。）海寧省的華人，原是中國廣西東興一帶的客家人。很久以前，他們的祖輩為了生活等各種原因，逐漸遷移到越南廣寧省的芒街、下居、潭河、先安等地定居。而且絕大多數是種田為生的農民。實際上，他們是中越兩國邊界地區一種移居性的邊民。 他們同一般飄洋過海到海外去謀生的華僑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其次，他們移居越南，歷史悠久。在法國殖民者百年統治時期，法國人從來都不把這些華人看作中國僑民，而把他們當作一個少數民族 --- “ 儂族 ”。因此，法殖民者把海寧劃為特別區，並賦予相當大的自治權。解放前，該地區的統治機構，從海寧的太上皇 --- 陸軍上校黃亞生以至各個鄉鎮的官吏都是由“ 僾人 ”（ 他們自稱為“ 僾人 ” [ 也有人寫“艾人”。編者注 ] ）自己擔任的。他們還擁有全由“ 僾人 ”組成的武裝警察和軍隊。北越解放前夕，黃亞生率領整團之眾逃往南越。後來，這些軍隊有些被解散，有些則被利用為法偽政權賣命，參加鎮壓南部人民的革命運動。
   
   一九五七年，我曾參與越勞中央一個工作組（ 工作組組長由越南人民軍少將陳子平擔任，後來他當過越南駐中國大使。原駐 ） 到海寧工作，對當地華人進行了初步的調查研究。在同當地人的多次接觸中， 我覺得，人們對國籍等政治問題沒有感到多大興趣，而最為關心的，則是自己的實際生活問題。解放前，對於海寧人，不但法國人不把他們當作華僑，就連國民黨政府也不把他們看作是中國的僑民。而海寧人自己也不認為他們是華僑。他們只是說“ 我們是僾人 ”。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是越南人。以上是海寧華人的歷史和現狀的真實情況。
   
   至於河內、海防、南定等地的華僑，同海寧人不大一樣，大概分為如下幾種情況：
   
   --- 在國內出生、長大並受教育，後來才出國的華僑（ 人們稱為正宗的“ 唐山佬 ”）， 他們同國內有親屬關係（ 包括子女、兄弟姐妹 ）。
   
   --- 同樣是“ 唐山佬 ”，但他們同祖國沒有任何的親屬關係，娶越南妻子，其子女不懂或少懂中國語言文字。
   
   --- 在越南出生、長大，在華僑學校受過教育，同祖國還有某些親屬關係，其子女多在越南工作和生活。
   
   --- 在越南出生、長大，還懂得一些中國語文，但同祖國沒有任何的親屬關係，其子女不懂或少懂中國語文。
   
   --- 母親為越南人，從小就在越南學校受教育，自己及其子女均不懂中國的語言文字。
   
   以上只是對華僑作一個大概的分類，人們可以從中看出華僑的形成、發展和變化，看到華僑逐漸被自然同化的過程。而這個被自然同化的發展趨向，正是引導華僑轉取越南國籍的最基本的依據之一。
   

   
   二、中越兩國都實行民族平等團結政策
   
   眾所周知，法國殖民者及其傀儡政權，無論對華僑還是對越南各族人民，他們所執行的都是一種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挑撥離間，分而治之，則是他們對各個民族的“ 慣用 ”手法。因此，法國殖民者統治時期，在華僑內部各個幫派之間，華僑同越南人民之間，越南人民內部的京族同各個少數民族之間，各個地區（ 南圻、中圻、北圻 ）之間，各個宗教流派之間，越南人同高棉人之間，越南人同老撾人之間經常發生不和、糾紛、衝突和械鬥，甚至發生大規模的慘絕人寰的互相殘殺事件。而這些駭人聽聞的人間慘禍，歸根結底，是由帝國主義及其反對派的民族歧視、壓迫政策所造成的。
   
   隨著中越兩國革命的勝利，兩國的民族問題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民族壓迫的歷史根源已被徹底拔除，代之而立的，則是一種新的民族團結、友愛、互助的民族平等政策。這就為越華人民更加融合和共存共榮，揭示了無限美好的前景。
   
   
   三、 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與華僑的具體情況相結合
   
   以上說過，關於北方的華僑問題，中越兩黨已經達成了一致的協議。北方的華僑工作，由越南勞動黨領導，中國大使館協助。這就是說，北方華僑轉取越南國籍的工作是由中越雙方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共同合作進行的。這是因為這樣，華運工作十分有利，其前途也充滿信心。
   
   總之，我認為，中越兩黨之所以達成逐步引導越南北方華僑轉為越南公民的協議，是根據北方華人華僑的歷史與現狀；根據中越兩國的民族平等、團結、友好政策；根據中越雙方共同合作的國際主義精神；根據廣大華人華僑的徹身利益 （ 下文將具體地加以論述 ）而決定的。也可以這樣說， 引導越南北方華僑轉取越南國籍的協議是中越兩黨的國際主義精神與北方華僑具體情況相結合的產物。
   
   但是，必須指出，引導華僑轉取越南國籍，並不意味著單純引導全部華僑走上被同化的道路。誠然，轉籍與同化是有密切聯繫的，但兩者畢竟還是兩碼事。歷史上，多少華僑的先輩，他們不僅事先沒有轉籍，而且非常擔心自己的子孫會變為“ 番人 ”。可是，在客觀的發展、變化的規律面前，人們無能為力，隨著歲月的流逝，自己的子孫終究還是被同化，或被半同化了。這些事實，充分地說明，無數華僑是自然地被同化在前，才成為越南公民在後。成千上萬的華裔越南人的情況就是如此。
   
   與此相反，即使已經成為越南公民的華人，他們不一定很快就會被同化（ 海寧華人的情況就是如此 ）。因此，華僑加入越南國籍之後，是否會被越南人所同化，這要視當地華人的具體情況如何而定（ 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 ）和社會交往中，經常使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那麼，這裡的華人是不容易被同化的。就使將來可能會被同化，那也是往後多少代人的事情，不必過於擔心。
   
   

左起：陳天水（《新越華報》社長）、廖勝（北越華聯總會副主任、河內華聯會主任）、何偉（中共駐越大使）、陳凌(北越華聯總會秘書長、李班夫人；李班為北越外貿部次長)、吴連（北越華聯總會主任）、陳忠（中共駐越領事）。（來源：網絡圖片）
   
   
   III、越南北方華運組織機構
   
   根據中越兩黨關於北方華僑工作由越南勞動黨領導，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協助的協議，一九五八年，中國派來越南搞僑務工作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全部撤離越南回國（ 大使館領事部的官員除外 ）。

 一九五八年四月，越勞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擴大黨中央華運班組織，補充莊庸、陳天水為委員，阮明仍任書記。黨中央華運班的全體成員是：阮明、裴文智、吳連、莊庸、陳天水五人。（ 前兩人為越南京族人；後三人為華裔。編者註 ）
   
   在河內、海防、南定等地的華運領導機構，也得到增強和擴大。廖勝（ 河內 ）、陳光挺、黃民榮（ 海防 ）等人被任命為當地華運班的委員，但書記一職均由越南同志擔任。
   
   根據日內瓦停戰協定，在兩年內（ 即一九五六年 ）， 必須進行統一的越南普選，以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吳庭艷政權不僅拒絕舉行普選，反而施行其“ 訴共、滅共 ”國策，殘酷地鎮壓南方人民和愛國者。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間，成千上萬的黨員、幹部慘遭殺害和監禁，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據傳達，這個時期的革命損失比既往革命戰爭任何時期都更為嚴重。在這個腥風血雨的淒慘境況下，越南黨和人民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奮起戰鬥。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二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宣告成立。
   
   面對上述新的革命形勢，為了支持南方人民的革命鬥爭，更加有效地建設北方，以及在軍事上防患未然，一九六零年，越南黨作出決定，在北方進行大規模的簡政措施，合併或撤銷一些部或委員會，調整一些司、局級的組織機構。對各機關、單位的基層組織也進行全面的整頓。
   
   一九六零年八月， 越勞中央決定撤銷中央華運班成立華運司，任命吳連、莊庸、陳天水為正副司長。撥歸黨中央統戰部直接領導。 可能是考慮到原來的中央華運班相當於一個C 類的部級機構和尊重我們的意見，成立華運司時，黨中央統戰部部長春水向我們提出兩點意見。第一是關於華運司的人事安排問題。他說 : 華運司長，一正兩副，你們三人中，誰當正職都行，你們三人交談後，提出具體名單，中央將根據你們的意見任命。當時，我們三個人的實際工作情況是，吳連搞總會工作，我主持《 新越華報 》，莊庸負責教育工作。因此，我建議吳連當司長，莊庸也同意。黨中央就是根據我們的意見安排人事的。當時，有人說黨中央信任誰，不信任誰，這是誤傳。第二點意見，春水說，中央華運班撤銷了，但華運司的同志可以繼續享受華運班原有的政治權利。同過去一樣，你們可以到中央參加會議、聽報告、閱讀文件、參加學習等等。 但這些政治權利，沒有享受多久就不了了之了。對此，有人說，這可能是同當前的國際共運發生分歧，尤其是中蘇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有關。不過，這只是一種猜測罷了，沒有任何根據。
   
   
   （ 一 ） 越南北方的華僑團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越南華僑聯合總會宣告成立。吳連、陳光挺、廖勝、盧壽泉、陳貽澤當選為正副主任。陳天水、莊庸、梅定綱、鄧煥苯、吳日初、黃碧嬋、馮成錦、黃志偉等當選為常務委員。
   
   《 華聯總會 》是一個統一戰線性的華僑團體。它的宗旨是：
   
   --- 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團結廣大華僑；
   
   --- 增進華越人民之間的團結友誼；
   
   --- 宣傳動員華僑執行中越兩國政府有關華僑的政策、法令，為中越兩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服務。
      
   至於當前《 華聯總會 》的工作任務，主要是動員華僑積極參加越南北方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南方統一的鬥爭。後來，美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擴大對北方的侵略戰爭，華僑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同越南人民並肩戰鬥，挫敗美偽的侵略戰爭。一九六零年三月，海防華僑聯合會也成立，陳光挺、黃民榮、劉振光當選為正副主任，黃民榮兼任秘書長。同年八月，河內華僑聯合會也宣告成立。廖勝、梅定綱、鄧煥苯當選為正副主任，歐建智任秘書長。
   
   當時，南定、清化、涼山、鴻基等地的一些華僑代表，曾多次要求組織當地的華聯會。對這個問題， 中央華運班經過反复研究後認為，除河內、海防外，其他各地不宜組織華聯會，當地的華人華僑，最好是保持原狀，繼續參加當地的越南祖國戰線組織。
   
   這個主張，使一些地方的華僑代表感到不快，就在中央機構的一些華僑幹部，也持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說，越南黨和中國大使館只關心大城市的華僑，不顧中、小城鎮華僑的利益等等。
   
   這些怨言，我們表示理解，但各地華人、華僑的實際情況以及華運的基本方針又使人難以滿足各地建立華僑團體的願望。
   
   當時，越南北方各中、小城鎮華僑的特點是：人數少而分散。比如，南定這個越南北方的第三大城市，只有千餘華僑。清化市的華僑就更少，抗法戰爭時期，這裡曾成立過華僑理事會，但不久就解放了。其他地區很少有僑團組織，而且絕大多數華人華僑都同越南各族人民一起，參加越南祖國陣線或各階層的人民團體，如各個工、農、青、婦救國會等等。
   
   總之，少數散居在各地的華人、華僑，多年來，他們各方面的生活（ 包括政治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都同越南人民緊密的融合在一起了。如今，如果我們人為地使其分離，組織僑團，不但同當前的華運政策相抵觸，不大好辦，而且也沒有多大的必要。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不主張在上述地區建立華聯會的主要原因。
   

   

   六十年代的《 越南華僑聯合總會 》會址和《 新越華報 》報館。（網絡圖片）
   
   
   （ 二 ）河內《 新越華報 》
      
   以上已經說過，越南北方解放初期，河內《 新越華報 》是中方創辦，主要負責人及其技術人員都是從國內派出的。一九五八年，王亞夫社長等中方人員全部撤離回國。由於中國同志回國，《 新越華報 》隨就進行了改組，主要是在人事和報導方針方面，作了一些安排與更改。
   
   一九五八年四月， 越勞中央華運班決定，由陳天水兼任《 新越華報 》社長（ 該報移交時，社長暫由廖勝接管，林明也當過該報的副總編輯。不久，決定廖勝專搞河內華聯會工作，林明則調往海防擔任僑中校長 ），並組成新的領導班子 --- 《 新越華報 》編委會。編委成員由我和總編輯丁力、副總編蕭明（ 王忠 ）、蔡汝釗和委員羅方明五人組成。
   
   《 新越華報 》編委會下設編輯、翻譯、記者、電訊、發行、行政等科，後來又分設一版（ 要聞 ）、地方新聞、副刊。校對等組。王成就、王漢、葉保春、白河（ 關永耀 ）、程蘭江、吳培、白茵、吳英、林猶深、林貞、陳保中等人曾擔任過上述各個科、組組長。謝士峰（ 攝影記者 ）、莊思明、蔡榆、鄧藝明、王哲民、文灼芳、吳傳禮、林以光、羅光集等人也當過該報的記者和編輯工作。
   
   《 新越華報 》印刷廠工作，主要由林喜、林日全、彭達負責。他們曾擔任過該廠的正副廠長。
   
   《 新越華報 》移交給越方領導以後，該報的基本宣傳方針，沒有多大變動。但對該報的性質及其報導分寸，作了一些新的規定。
   
   《 新越華報宣傳方針 》明確地指出，《 新越華報 》是由越南勞動黨直接領導的一張華文報紙。但在公開方面，它又是《 華聯總會 》的機關報，是一張華僑報紙。在報導分寸方面，《 新越華報宣傳方針 》規定以“ 報導越南為主 ”。對中國方面的報導，只登載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事業的重要新聞。為了照顧僑胞們的家鄉感情，我們特地開闢了一項《 僑鄉消息 》欄，適當地報導僑鄉的情況。
   
   對《 新越華報 》性質和報導分寸的修訂，是經過一番爭論的。有些同志認為，既然《 新越華報 》是《 華聯總會 》的機關報，是華僑的報紙，多報導一些祖國的新聞，使僑胞們了解祖國和家鄉的情況，有什麼不好之處？對祖國的報導不應該加以限制，最低限度也要“ 五五 ”開。 對這些意見，從僑民的角度看，多登祖國的消息是無可非議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樣做同既定的華運方針以及中國領導人訪越時教導不很吻合。不過，我們考慮到華運總方針尚未公開傳達，而且這些意見的實質，又是涉及到極其複雜的國籍和民族問題，我們對持有異議的同志表示諒解。如果有誰加以責備的話，那是不正確的。
   
   

五十年代末河內華僑學生在越共國慶日巡行（網絡圖片）
   
     
   （ 三 ）關於華僑教育的改革問題
    
   一九五八年，李振華、黃子安、林振文、張史廉等人離越回國以後，河內、海防的華僑中學校長分別由王法峰和林明（ 邢詒安 ）接任。而河內、海防的小學校長則由戚元（ 戚超凡 ）和黃碧嬋接替。至此，華僑的教育事業完全由華僑教育工作者負責。而且，他們全都進入了越南國家的編制，成為越南國家幹部。各個華僑學校的經費，也全由越南政府供給。事實上，華僑的教育事業已經成為越南教育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越南的華僑學校，全部由當地政府出物、出錢包辦，這在越南華僑的教育史上，還是第一次。
   
   眾所周知，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知識和身體健康的勞動者，這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教育的共同方針。中國、越南都是如此，華僑的教育也不能例外。問題在於我們所培養的華僑學生，到底是讓他們在哪個地方工作呢？ 回祖國去或者是勸他們留在越南工作，這是問題的分水嶺。如果回答說，我們所培養的華僑學生，主要是讓他們長期留在越南，參加越南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統一國家的鬥爭。那麼，這個答案，就是（ 關於華僑教育方針 ）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我們對華僑教育事業力求改革的主要目的。
   
   人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中越十分友好的日子裡，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等我國領導人訪問越南時，他們是如何勉勵、期望華僑留在越南，參加越南的建設與革命事業。並且一再宣告：越南華僑參加越南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對於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華僑參加越南的革命事業，就是對於參加祖國的革命事業。這些語重心長地教導，將深透地銘記在人們的心中。
   
   為了貫徹華僑教育的新方針、政策，中央華運班和越南教育部等有關單位，對當前華僑的教育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得出了必須進行改革的結論。而改革的重點，主要是放在教科書和教學用語等方面。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中方辦管時期，北方華僑各個中、小學校的教科書全是採用中國的課本。而教學用語也是中國的普通話或廣府話（ 有些小學採用 ），課程也與中國的差不多。當時，雖然有關方面已經十分重視越南語文教學，並採取了一些措施，但基本上，各個華僑學校仍然是中國式的學堂。

    自一九五九年、六零年開始，越南有關方面對華僑學校推行全面性的改革。在教科書方面，首先對語文、歷史、地理與政治課增添了一些徹合於越南實際的內容，而且相應地增加了採用了越語講課的份量。至一九七零年前後，河內、海防的華僑中、小學校，除了一門漢語課以外，全部採用了越南課本和越語授課。
   
   一九七五年，越南南方解放後，越南有關方面對北方華僑的教育事業進一步進行了改造，把河內中華中學和海防華僑中學分別更名為“ 范鴻泰三級中學 ”（ 高中 ）和 “ 團結中學 ”。至此，全北方的華僑學校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教育改革的計劃。（ 作者寫兩所華僑中學改名的年份有誤。準確的年份有待查證。編者注 ）
   
   在越南北方，只用十來年的時間就實現了華僑學校的越南化。但是，在越南南方，聚居著一百多萬華僑，他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比北方華僑的濃厚得多；而且他們同越南人民的自然融合程度，又比北方華僑有所差距。因此，南方華僑對北方華僑學校的硬性改組，引起強烈的反應，毫無足奇。這是意料中的事。
   
   越南僑情，北南懸殊。在北方初期，百業待興的具體情況下，越南有關方面對北方華僑學校的改組是否操之過急，我不想加以評論。不過，有一條，我們可以肯定：對北方華僑學校進行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千百年來，旅居海外的華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在僑居地，群策群力，興辦福利。而在各種福利事業中，最為突出的莫過於極力創辦學校了。越南華僑也是如此。為什麼華僑如此重視自己的教育事業呢 ？ 最主要的原因，歸納起來大致有兩點：
   
   一是創辦學校，讓自己的子女學點文化知識，以便易於經商就業。總之，是為子女的生活前途著想。
   
   二是讓自己的子女讀點中文，以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祖國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民族特徵，防止自己的後代變為“ 番仔 ”（ 即被同化 ）。
   
   一九三五年，當我跨出家門，前往越南西貢謀生的時候，合家老少滿懷淚水，依依惜別，寂靜無語，唯獨父親一人出聲囑咐：你出去以後，幹什麼都行，可徹莫忘記自己的祖宗，“ 變番 ”啊 ！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然而，父親諄諄告誡的餘音依舊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
   
   無數華僑，他們時刻都為自己的子女會被“ 變番 ”而發愁。有些人拜神求神，祈禱神靈保佑，好使自己的子孫世代相傳，不被同化。然而，客觀的現實，往往事與願違，人們的主觀願望無法實現。
   
   縱觀僑情，無論旅居在哪個國家（ 東南亞的華僑最為明顯 ） 的華僑，他們都已經和正在不同的程度和速度上，逐漸被當地民族所同化，或者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或少數民族。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海外華僑的形成及其發展過程，也就是它的獨特的變化和逐漸消失的過程。
   
   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們說華僑的形成、發展及其消失的過程，對“消失”這個詞的涵義，是指華僑被同化或者轉取當地國籍以後，他們就失去了 華僑的身份而言，並不是說所有的華僑轉籍後都要被同化。已經被同化的華裔，固然已是當地的公民。但是，華僑加入當地國籍，不一定就會被同化。越南北方華僑取得越南國籍，就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是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加入越南國籍（ 海寧等地的“ 僾人 ”就是如此 ）； 二是以華人的身份加入越南國籍（ 河內、海防等地的華僑就是如此 ）。
   
   十多年前，有人提出疑問，越南北方的華人、華僑轉籍以後， 他們是否被越南人所同化 ？對這個問題，我們曾經作過探討，並得出了初步的結論。我們認為，在海寧地區的華人，不容易被越南人同化。這是因為：在海寧地區華人眾多，而且居住集中；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交往等日常生活中，華人大都使用中文和操自己的語言（ 當地人稱為“ 僾 ”語，實為東興等地的客家話 ）； 他們有共同點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意識、觀念、風俗與習慣；而該地區又處在中越邊界地帶，他們同中國東興人（ 同是一個民族 ）的關係非常密切。上述情況，也在說明為何一二百年以來，海寧人至今基本上仍能保持其原貌的緣由。
   
   至於在河內、海防、南定等城市的華僑，他們的具體情況同海寧人就不一樣：第一，華僑人數少而分散；其次，華僑雖然同是一個中華民族，有共同的文字、風俗與習慣，但作為華僑社會整體而言，華僑從未都沒有一種統一的共同語言。越南北方解放以後，一般說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實際生活中，華僑的語言（ 包括中國的普通話和廣府、福建、潮州、客家、海南等方言 ）和中文，已經失去了使用的價值。 像華聯總會和《 新越華報 》這樣的華僑工作人員最集中的地方，在某些政治活動中，也不得不使用越南語言。因為華聯總會有幾位越南同志在這裡工作，他們不懂正規化，因而在作報告或傳達文件時用華語，就得進行翻譯，而使用越語，則華越皆通，免去翻譯的麻煩。因此，在華運機關，越南語就自然地成為最通用的語言。僑務最高機構尚且如此，其他的單位和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又如，在河內，一般華僑家庭所操的語言，也是混雜無一的。在日常生活中，單純說一種華語的華僑家庭恐怕為數不多。大多數華僑家庭的語言都是華越參雜，或者是完全說越南話。（ 據一些調查資料顯示，在河內華僑使用華語情況確實如作者所述，但在華僑人數眾多的海防，除了在公眾和工作場所之外，華僑絕大部分都操用廣府話，也稱白話。因地理和歷史因素，除廣寧的客家人外，大部分在北越的華僑以粵人為主，閩南人為次，潮州、海南人甚少。這與南越的廣府、潮州、福建、客家和海南明顯分為五幫的情況不同。編者注 ）
   
   誰都知道，一個民族的形成、發展或轉化，它是具有多種因素和特徵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它的語言和文字。很難設想，一個民族已經失去了原有的語文，而它還能保持其本來的面貌。同樣，一個華僑的子女，他（ 她 ）已經不懂得祖國的語言與文字，而被越南的語文所代替。也難以想像，他（ 她 ）是不會被越南人所同化的。
   
   事實上，河內、海防等地的華僑，他們已經和正在走向同越南人民融合的越南化的道路。
   
   越勞中央華運班及其有關部門，正是以這個華僑發展趨向為依據，制訂華僑教育方針、政策和進行改革的。
   
   但是，必須鄭重地指出，根據華僑的發展趨向而制訂方針、政策，這僅僅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而最主要的一面，也就是最根本的出發點，則是為華僑的切身利益著想的。具體地說，越南有關方面對華僑學校的改革，其目的是為華僑子女的升學、就業而創造有利的條件，是為華僑子女的生活前途打算的。然而，這些真誠的願望，往往被人們所忽視或誤解，甚至受到某些人的責難和攻擊，不能不令人感到莫大的遺憾。
   
   無須隱瞞，越南有關方面對華僑學校進行改革，實際上是在加速華僑學校越南化的進程，使華僑的教育事業，匯合於越南教育事業的洪流之中。

   
   

六十年代河內華僑學生演唱 （網絡圖片）
   
   回顧華僑的歷史，海外華僑的青年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在當地讀書、升學、就業，長期留在僑居地生活的。雖然，也有一些華僑青年學生回國升學，畢業後留在祖國工作，或者再去僑居國謀生。但這些情況畢竟還是少數，而且這些青年學生的家屬，大多數是僑社的資產階級，或者是擁有權勢的上層人物。在舊中國，沒有錢是談不上讓其子女回國升學的。解放以後，海外僑生回國求學日益減少。文化大革命時期，幾乎斷絕。近年來有所改觀，但回來的人仍然不多。越南僑生回國求學的情況基本上也是如此。
   

    上述情況充分地表明，我們主張越南僑生就地升學與就業，並不是什麼“ 夾硬來的創造 ”，而是順應其歷史潮流，符合其實際情況的。再具體地說明，我們主張僑校進行改革，這是因為：
   
   第一，以上已經說過，越南北方解放以後，華僑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中，只使用越南的語言與文字，中國的普通話（ 包括華僑的方言 ）和漢文都沒有用處 （ 這是指社會上的一般情況，作為一種本民族的固有有文化，當然還有使用的價值的 ）。 既然漢文、漢語已經失掉了實用的價值，那麼，學習漢文漢語也沒有多大的意思了。（ 作者說漢語失去實用價值、沒多大意思等，看來許多越南華僑華人並不同意。編者注 ）
   
   第二，既然華僑畢業生不能回國升學（ 因為大多數僑生回國投考大學是不切實際的 ），而是深造，只能投考越南大學。而考進越南大學，華僑考生不僅要通曉越南語文，而且必須具有一定的越南歷史、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識，必須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而這些學問，在未改革之前的僑中是學不到的。因為舊僑中（ 作者指華僑中學。下同。編者註 ）所用的教科書都是中國出版的，不大符合越南的實際情況。
   
   第三，既然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沒有使用漢文、漢語，而升學也只能升越南的大學，並且，本身又打算長期留在越南工作和生活，那麼，讓自己的子女像越南人民的子女一樣，從小就進入越南的學校唸書，使孩子們在統一的越南教育事業的洪流中游泳、鍛煉、成長。這樣，對子女們的前途是有好處的。
   
   一般說來，僑中學生的文化程度都比較低，尤其在語文方面最為明顯。對此，有人說是“ 華不像華，越不像越 ”。 這些評語，可能說得過分一些，但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抗美戰爭時期，河內、海防一些僑中學生畢業之後當“ 牛郎織女 ”（ 指男的拉板車，女的編織毛線衣。因此，有人冷嘲熱諷說越南政府迫害華僑的結果。原注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殘酷的戰爭環境，人為的政治歧視（ 這是後來的事 ），都有密切的關係。但因為自己的越南語文程度低而考不上越南大學，或者找不到適當工作的人，恐怕也不算少。由此可見，把“ 牛郎織女 ”的情況歸咎為越南政府“ 政治迫害 ”的後果，起碼是不夠客觀的。
   
   
   V、國際共運分歧公開化以後的華運情況
   
   （一）、中蘇分歧對華運的影響
   
   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發表反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言論。周恩來在致辭中針對赫魯曉夫違反兄弟黨關係的原則，批評蘇共：“ 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不能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態度。這種態度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 一九六零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就大肆批判中共。事實上，中蘇之間的矛盾，遠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發生。原注 ）公開暴露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社會主義陣營的不和，尤其是中蘇兩黨的分歧，對越南革命事業（ 包括華運工作 ）的影響是極其深重的。

    當時，一位越南黨領導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對任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我們都沒有害怕，就算再加上一個美國，我們也有足夠的勇氣敢同它們拼。可最使我們擔憂的，倒是我們自己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尤其是中蘇兩黨之間的齦齲與不和。中蘇兩黨的分歧，將會給我們的革命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困難與損失。後來的事態表明，當年越南黨的憂慮，一點都沒有多餘。
   
   一九六三年三月，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諾提提尼訪問越南，越捷發表聯合公報。這個公報的某些提法，偏離了當時越南黨的國際團結路線的方向。因而，這個文件普遍地被認為是“ 修正主義味道濃郁 ”的東西，引起了越南朝野以及華僑的重大震動。人們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聯合公報廣播時，河內、海防大街小巷的行人、自行車，甚至人力車夫都停止了走動，聚精會神地聆聽播出的每一句話。在越南，人們如此關心時事並不多見。
   
   聯合公報播出以後，越南全國各地紛紛向黨中央發來電報、電話或函件，詢問是否改變了黨的對外國際團結路線，給黨中央帶來不少的麻煩和壓力。
   
   為了澄釋群疑，杜絕眾議，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越勞中央以黎筍個人的名義，發表文章，重申了越南勞動黨對國際共運的根本觀點和立場，闡明了越南黨一貫所遵循的國際團結路線沒有更改。這才澄清了輿論，使相當緊張而複雜的局勢緩和了下來。
   
   一九六三年五月，劉少奇訪問越南，同越南黨政領導人舉行會談。劉少奇訪越期間，應胡主席的邀請，到阮愛國黨校演講，闡明中共對國際共運的觀點和立場。胡志明給予極高的評價，稱劉少奇是“ 一位傑出的馬列主義活動家 ”。自那以後，越南國內的局勢就逐步穩定了下來。
   
   儘管如此，國際共運，尤其是中蘇之間分歧的陰影仍然隱現在人們的腦海之中。因為誰都沒有料到，如此親密的兄弟國家之間，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 此第V部分似有缺漏。編者注 ）
   
   
   VI、越南北方華運工作的成績
   
   （ 一 ）顧全大局，積極工作
   
   同任何事物一樣，華僑的事務也充滿矛盾，也離不開兩點論。
   
   在思想意識方面，無論你是何其擔心自己的子女會變為“ 番仔 ”，憂愁自己的後代迷宗絕後。但是，無情的實際生活，總是使人力不從心。隨著時輪的推移，華僑的後代將會，或者是傳化為當地的一種少數民族（ 新加坡除外，因為當地的華人是多數民族 ），或者是被當地人民所同化。要永遠保持華僑的身份是十分困難的。
   
   這個情況，充分說明，華僑的物質生活同自己的思想意識之間，存在著十分複雜與尖銳的矛盾。而這個矛盾與鬥爭，總是貫穿於整個華僑歷史發展過程之中。
   
   毫無例外，越南北方華運工作的歷程，即逐步引導華僑轉取越南國籍的過程，也就是一場相當尖銳的思想意識（ 主要是華僑的大漢族思想和濃厚的鄉土觀念 ）鬥爭的過程。
   
   一九五八年冬、五九年初，即華運新方針、政策貫徹的初期，考慮到華僑濃厚的民族意識到實際情況，為了防範工作中可能會發生的某些麻煩，越勞中央華運班和有關方面採取了“ 做而不說 ”或“ 少說多做 ”的對策，對華僑的國籍問題，盡量避而不談。但是，如此敏感的事情，要絕對保密是難以做到的，在工作過程中，多少總會顯露出某些苗頭，或者走漏了一些風聲。當時，僑社中有些“ 遠見卓識 ”之士，他們想方設法，靜悄悄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回祖國，以實現其“ 落地歸根 ”的宿願；有些人則認為，生活在大城市總比小城鎮“ 保險 ”一些，因而，他們千方百計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到大城市中來；個別人則憂心仲仲，精神上備受折磨。
   
   一九六零年五月，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訪問越南時，曾接見華僑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懇切地希望僑胞們要好好學習越南語文，長期留在越南工作和生活。並一再強調：華僑參加越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對於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華僑參加越南的革命事業，也就是參加祖國的革命事業。同時，還婉轉地談到了華僑的國籍問題。陳毅外長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位堂堂的外交部長，要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叫我到越南來長期工作和生活，我將毫無猶豫和愉快地執行這項光榮的歷史使命。陳毅這席風趣十足而又意味深長的話語，給代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有個別代表深思感嘆。比如，年逾六旬的海防開明僑商黃志偉。他說，聽了陳外長的說話，昨晚翻覆折騰，徹夜不眠。可見他的反應是多麼的強烈。
   
   十多年來，在貫徹華運方針、政策過程中，總的來說，工作是順逐的，情況是好的。但華僑對於國籍的轉取，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確實存在一些思想問題。儘管如此，他們對越南的建設事業和抗美戰爭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響應中越兩國政府的號召，積極地參加工作和戰鬥，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對越南的建設與革命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
   
   
   （ 二 ）積極參加生產
   
   當時，河內、海防、鴻廣（ 廣寧省鴻基煤礦地區。編者注 ）的華人華僑只有幾萬人。絕大多數是工人、合作社社員（ 在越南城市的合作社不一定指農業合作社，而是手工業或小工業作坊等。編者注 ）、漁民等勞動人民。他們在生產方面的成績是相當突出的。
   
   一九六一、六二年，上述地區獲得越南政府授予勞動英雄稱號的，計有梅定綱、黃乃輝、何世友、王日新等五人；數以千計的人被評為勞動模範與先進工作者。而且，有些生產單位的獲獎率是相當高的。例如，一九六零年，只有一千名左右華僑的海港工人中，就有二十一人被評為勞動模範，二百七十一人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一九六一年，海防港口第一大隊的三百名華僑工人中，有一百七十一人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在局秋礦區 （ 在廣寧省。編者註 ），五百多名華僑煤礦工人中，竟有二百四十一人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海防水泥廠機器車間五十多名華僑工人和河內文具廠的近百名華僑工人中，獲獎者都在半數以上。其他生產單位的華僑勞模與先進工作者也佔相當大的比例。
   
   同一時期，在海防地區，各個華僑生產合作社，獲得越南政府授予各級勞動勳章的計有： 紅光五金合作社（ 一級 ）； 婆灣先鋒漁業合作社（ 二級 ）；英賢紡織生產合作社（ 三級 ），而華僑社員獲得表彰和獎勵的也相當普遍。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法越停戰協議至一九七三年一月越美停戰協定的十九年中，越南北方人民（ 包括華僑 ）的工作和生活幾乎半數時間在硝煙瀰漫的戰爭逆境中渡過的。美機的濫炸，敵艦的狂轟，數不清的定時和不定時的殺傷炸彈，突然飛來的“ 響尾蛇 ”（ 美帝進行心理戰，常遠距離發射響尾蛇導彈，製造精神恐怖。《 新華越報 》的前街後院曾遭兩次襲擊。有些家庭正在吃飯，突然飛來一顆導彈，全家慘遭毀滅。原注 ）；戰時疏散的家庭分離，物資的奇缺，生活十分艱難。總之，一句話，炸彈和通心菜。這就是越南人民工作和生活的境遇。但是，人們仍然堅持生產和戰鬥。越南人民（ 包括華僑 ）是好樣的。
   
   
   （ 三 ）參政
   
   越南北方華僑同越南公民一樣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法理上，一個外國僑民能在一個主權國家享有參政之權，這在華僑歷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
   
   一九六二年，據未完全的統計，河內、海防約有四百多名華僑被選為街道組長與居民代表，參加各方面的活動，而且工作成績突出，不少人得到表揚與獎勵。
   
   （ 這部分著墨不多，似有遺缺。編者註 ）
   
   
   （ 四 ） 拿起武器，並肩戰魕
   
   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帝進行戰爭升級，蓄意製造所謂“ 北部灣事件 ”，對十七緯度以北地區進行轟炸，嚴重地威脅著越南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一九六六年，據不完全的統計，河內、海防、南定等地的華僑男女青年，約有四百五十多人報名參加越南軍隊。
   
   值得表揚的是，華僑男女青年參加越南軍隊，完全是自願的。因為越南政府從來沒有強徵過華僑服兵役。華僑獻身從戎，主要是出自對敵人的敵氣同仇，出自越華人民的共同命運，出自對這個多災多難國家的同情心和自己應盡的責任感。正是這些無比純潔、高貴的品德，激勵華人華僑奔赴疆場，同越南兄弟姐妹們並肩戰鬥。
   
   在美帝飛機大肆轟炸河內、海防的日子裡，各個機關、團體、學校、工廠、企業、合作社等單位的華人華僑男女青年全都參加了民兵自衛隊、糾察隊等組織，有不少人被提拔為隊長。他們同越南兄弟一起，肩負著保衛首都，保衛海港的光榮任務。
   
   一九六七年的一次空襲中，海防郊區一座儲油庫中彈起火，在濃煙滾滾，敵機還在上空盤旋、掃射的危險時刻，最先衝進火場進行搶救工作的，就是駐在附近的華人華僑民兵。他們英勇地搶救了不少傷員和物資，可他們自己有幾個人受了重傷，其中一人光榮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海防新華合作社 （ 木船製造業 ）的一百多名華人華僑工人，他們全部參加了民兵。敵機入侵，警報一響，他們就登攀上廠房的頂端，架起機槍，嚴陣以待。當敵機俯衝掃射或投彈時，他們毫無畏懼，常以對陣的架勢奮勇還激擊。一次戰鬥中，有幾顆炸彈投中了工廠，死傷十多人，五個華人華僑工人犧牲了。但是，戰友們沒有低頭，也不淌流過多的眼淚。他們裝上仇恨的子彈，怒視天空，等待美國飛賊的再來。
   
   地處河內龍邊大橋附近的華僑師範學校，敵機空襲時，該校的員生冒著生命的危險，給保衛大橋的越南高炮陣地運送砲彈和軍用物資。他（ 她 ）們一再拒絕越南戰士們的勸阻，穿梭於戰壕之間，使越南戰士們深感感動。
   
   河內安付發電廠是河內最大的發電廠，也是美帝空軍重點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該廠同《 華聯總會 》和《 新華越報 》相距只有一箭之遙。安付地區每次遭受空襲都有總會和報社的民兵參與戰鬥和救護等工作。
   
   一九七一年的一天清晨，河內地區晴空萬里。而近日來，敵人無人駕駛的偵察機活動頻繁。果然不出人們所料，這一天，尼克松出動大批空軍，對河內、海防地區大規模的轟炸。十多架敵機被擊落擊傷。有一個美國飛行員跳了傘，正巧在華聯總會對面的“ 竹白湖 ”上空徐徐下降。頓時，捕捉飛賊的喊聲，震耳欲聾。越南武裝公安部隊、民兵等戰鬥人員不顧敵機仍在上空盤旋，從四面八方合攏圍來，爭捉飛賊，而最先游到湖心揪住飛賊的人，就是總會和報社的工作人員。華僑民兵的勇猛衝擊行動，連以英勇、機智著稱的越南公安人員也莫不表示讚歎。

   一九七二年，尤其是在十二月中、下旬的十二天中，美帝對北越進行大規模毀滅性的轟炸，其目的是“ 以炸迫和 ”，以便在巴黎談判桌上多撈一點便宜。敵人每日出動的飛機（ 包括幾十架B-52戰略轟炸機 ）竟達四百多架次，投彈十萬噸以上。十二月二十六日，單在河內欽天街的一段，就有五百多名平民被炸死炸傷，一千多棟民房毀於頓刻。
   
   但是，負有戰鬥和工作任務的越南軍民（ 包括華人華僑 ）沒有撤離，人們決定同首都共存亡。《 新華越報 》的印刷機仍在運轉。
   
   
   （ 五 ）新苗茁壯
      
   至六十年代初期，進入越南學校讀書的華人華僑子女與日俱增。數以千計的華人華僑青年在越南各個大、專學校就讀，也有不少僑生被派往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留學。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參加了越南勞動黨和勞動青年團。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人生觀總的園地中，增植與培育出留在越南奮鬥終生的思想新苗。這些朝氣蓬勃的新的一代，沒有辜負眾望，他們跨出校門之後，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出良好的榜樣。
   
   在中越關係友好的日子裡，我們深徹地感受到“ 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 ”的名言（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劉少奇訪問越南。這句話是胡志明在河內嘉林機場迎接時說的。原注 ）是名副其實的。對中越兩國人民來說，沒有什麼比彼此之間的深情厚誼更為可貴了。
   

   VII、幾點心語
   
   （ 一 ）中越兩黨著手解決北越華僑國籍問題的初期，我們就聽到一些議論，說毛澤東出賣了越南華僑。現在，四十多年了，仍然有人不贊成轉籍。我是華運基本方針、政策的主要起草人和執行者之一，我想多說幾句話。
   
   中越兩黨主張北方華僑轉籍的原因，以上章節已經說明了。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可以說，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沒有發生過重大的問題。至於後來中越之間發生的嚴重事情，我認為，同華僑轉籍的問題毫無相關，不能牽連在一起。華僑轉取越南國籍，不僅符合越南華人華僑的發展趨向，而且符合全世界各國華人華僑的發展規律。現在，全世界的華人華僑，約有3200萬，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已經加入了當地的國籍。這是一條海外的華人華僑發展、演變的客觀總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不能否認、違反它，只能研究、掌握和利用它，才能辦好華人華僑的事業。
   
   （ 二 ）我記得，抗法戰爭時期，在南部，華僑幹部時常爭論華僑是“ 階級問題 ”或者是“ 民族問題 ”。在北方，華僑幹部也時有華僑是“ 僑民問題 ”或者是“ 民族問題 ”。據我個人的觀察，認為華僑是“ 僑民問題 ”的人，有兩層意思：一是認為華僑尚未公開加入越南國籍，在法理上，他們是中國的僑民。因此，必須照顧到僑民的特點，才有利於華運工作。這種意見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在思想上，他們多少總是擔心華僑會被同化。這種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大符合華僑發展的規律。至於認為華僑是“ 民族問題 ”的人，心裡也有兩層想法：一是華僑既然內定為越南公民，就必須同越南人民一視同仁，並積極創造條件，早日實現其轉籍的任務，這是健康的一面。二是認為老是保持外僑的身份，在法理上，“ 僑 ”字當頭，很多事情就不好辦，早日轉籍就會減少許多麻煩和困難。這種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會犯急躁的毛病。當然，並不是說，持兩種意見的人，誰都參雜著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上述情況，實際上是反映華運政策執行過程中右和“ 左 ”的傾向，反映了華運幹部指導思想的實際情況。
   
   約在一九六零年，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領事部一些同志估計，北越華僑轉籍的時間，不會太長，只須四至五年就能實現。國際共運分歧公開化，尤其是一九七五年越南完全解放前後，越南有關方面採取一系列的硬性措施，是否操之過急了一些，因為近年來，我見到不少從各國回來探親的老朋友，在這方面，他們的意見比較多。
   
   （ 三 ）按照自願原則，華僑加入越南國籍以後，他們同越南人民一樣，盡同樣的義務，享受同等的權利。這在法律上，當然是完全平等的。但是，這些昨天的客人，今朝入籍之後，他們同正宗的主人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在各個方面，還存在著一種事實上的不平等，當然這不是人為的，而是客觀的實際存在。例如，華僑入籍，就成為越南的少數民族之一，而他們同居於主導地位的京族 --- 多數民族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華人都是處於非主導地位的。客觀上就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情和困難。一般說來，正是各國各個少數民族客觀上存在一種不平等的狀況，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政府才實行民族平等的政策，逐步實現各個民族的團結合作，和睦相處和共同發展的目的。
   
   最近幾年，由於蘇聯和東歐各國復辟了資本主義，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卻四分五裂，明爭暗鬥，民族關係，宗教問題，特別緊張和突出。前南斯拉夫、格魯吉亞、車臣等地各民族的互相殘殺，其兇殘程度，令人髮指。這些人間慘事正好從反面說明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政策是多麼正確，也充分地表明只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解決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
   
   （ 四 ）中蘇之間的分歧由來已久。一九六一年，雙方的矛盾公開化。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中蘇之爭，對中共來說是打“ 外戰 ”。文化大革命是打“ 內戰 ”。外戰內戰、戰場不同，但實質是一樣的。就是“ 反修防修 ”。我就是在這陣“ 反修防修 ”的大風浪中被吹倒才回國的。
   
   實踐已經證明，在中蘇的問題上，越南勞動黨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國際團結路線是正確的。
   
   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當時越南黨的領導人認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並不是什麼政治路線的分歧，而是一場宗派鬥爭和內亂。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即我回國前的一天 ），在街上，我偶然遇見越南綜合大學校長胡讓，我順便向他告辭。他頗表歉意並感慨地說：你明天就要回去了。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多交談。你是知道的，我們在中國呆過多少時日，吃過多少中國的飯，得到中國同志多少的關懷、培養和幫助，這些恩情，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我們黨不贊成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們對毛主席很反感，我們黨為劉少奇伯伯抱不平。這件事，如果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之前，我可能會反駁他，可在此之後，昨天還是偉大領袖的接班人，一夜之間卻變為“ 林賊 ”，我能說什麼呢？ 有口難開。我只能默默同他握手告別。
   
   （ 五 ）現在人們大都認識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夠發動，造成十年動亂，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而毛澤東也自我崇拜。十分明顯，“ 親華派 ”除了同國內的人一樣大唱毛澤東的讚歌以外，在思想意識上，還帶著相當濃厚的大國民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色彩，因而對毛澤東的崇拜就更加神化。當年越南有關方面批判“ 親華派 ”的大國沙文主義、教條、極“ 左 ”等等都是正確的。這些歷史教訓，對華人幹部來說，切莫忘記。（ 據前北越華僑所述，當年華運領導層內和一些華人團體、機構如學校等分為兩派：“ 親華派 ”和“ 親越派 ”。編者註 ）
   
   就我個人來說，經過長期反思，我覺得，我對毛澤東的崇拜，並不完全是盲目的，起碼在“ 理論 ”上是這樣。國際共運分歧與中國文革時期，中共在《 人民日報 》和《 紅旗 》雜誌上公開發表有關反修防修訂重要文章，幾乎我都看過，而且翻閱了不少馬列主義的經典文獻。使我對毛澤東的政綱深信無疑。正是因為這樣，我才把越南黨的國際團結路線看作是一條“ 中間路線 ”。而走這條路線的主要原因，則是民族利已主義。這就是我犯政治錯誤的根源和焦點。

   （ 六 ）世界上，從來沒有哪一個共產黨和國家，不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和人民謀利益；不為本民族的命運著想和負責任；不去研究和辦好本國的事情，而去聽從和執行別國的路線；去搞“ 世界革命 ”；去為 “ 外星人 ”服務。“ 親華派 ”幼稚可笑之處，就是認為，越南的民族利益必須服從毛澤東的“ 反修 ”的“ 世界革命 ”的利益。當然，社會主義國家在爭取本國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到別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如果在國際事務中，不擇手段，唯利是圖，那它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利已主義者。此同馬克思的正當的民族利益觀毫無共同之處。
   
   （ 七 ）馬克思的哲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寫了兩本哲學的書 --- 《 實踐論 》和《 矛盾論 》，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哲學的原理。把它概括為四個字：實事求是。誰都知道，“ 實事求是 ”這條思想路線是一切馬列主義政黨和國家制訂路線、方針、政策最基本的出發點和依據。誰背離了它，革命就會失敗，建設也不會成功。談到這裡，有一件往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永世難忘。文革時期，有一次，春水同華運機關的工作人員談話，他勉勵大家在越南工作，要好好研究了解越南的實際情況。他說，現在中國是在搞文化大革命，越南是在同美帝打仗。並且語重心長地說，希望同志們理解：“ 這處是河內，不是北京 ”。這句話，當時不少人聽不進去，有抵觸。後來我才理解，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它的實際涵義就是實事求是。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報 》登載春水於六月十八日在河內逝世。噩耗傳來，悲痛之餘，我拼湊了幾句話語，籍以悼念這位越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詩人、我們的老上司阮春水同志。
   
   天涯北域南疆，江山景色異樣。
   此地春水如鏡，何必興風作浪。
   
   （ 注 ）一九六零年，阮春水當選為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越南勞動黨中央統戰部部長。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擔任越南外交部長。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二年，被選為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任越南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逝世，終年七十三歲。（ 作者原注 ）
   
   （ 八 ）半個世紀以來的事實證明，越南的華運工作，同中越兩黨兩國的事情，密切相關。中越雙方的政治觀點、路線和某些政策與主張，越一致或接近，中越關係就越密切和友好，而越南的華運工作也就順利和發展，成績也就顯著。反之，華運工作就不那麼順利，就會困難重重，甚至發生悲劇。華運史上的“ 解聯 ”與“ 愛聯 ”事件（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越南南部成立的華運組織“ 南部華僑解放聯合會 ”，簡稱“ 解聯 ”；後期在西貢堤岸從華運組織分裂出另一個“ 西堤華僑愛國民主聯合會 ”，簡稱“ 愛聯 ”。後者皆在柬埔寨活動。作者指兩組織因意見分歧之事。編者注 ）；“ 親華派 ”和“ 親越派 ”的分歧鬥爭，以及後來在華運幹部中所發生的令人十分遺憾的事情，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是十分必要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許多事情可能會變得更加曲折、複雜化微妙，這就要求我們得到華運工作者，頭腦不要太過於簡單，遇事應三思而後行，以避免或減輕一些困難或損失。我自己的經歷表明，幾十年前所發生的事情，現在方知其因。還有一些歷史事件，真因何在？ 現在仍然蒙在鼓內，不能不令人深思。

  （ 九 ）中國黨政領導人，尤其是周恩來訪問越南時，曾勉勵華僑長期留在越南工作和生活，並且一再指出：華僑參加越南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是對於參加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這些指示，能夠深刻地理解其全部精神和更深層次的人，可能為數不多。 我的認識也很膚淺。
   
   其實，華僑幹部留在越南工作和生活，不僅是受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利益所驅使，更重要的是要確立為廣大的華人勞動人民服務的觀點。這就是我們華運幹部最根本的華運思想。
   
   越南有華人華僑一百多萬，無數的歷史事件，一再說明，在越南，無論發生過多大的暴雨狂風，都刮不掉居住在越南國土上的華人勞動人民。他們是歷史注定的，他們的命運是同越南人民的命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
   
   越南是一個有二十多個民族的國家，除京族和泰族以外，華人排行第三，相比之下，人數不算太少。而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帶頭人引導和幫助其工作和生活。華人當然不能例外。作為一個華運工作者，對自己的同胞，應該有其不可退卻的責任感。
   
   我還要強調地指出，越南華人的利益是附在越南這個國家的主體上的。主體越好，經濟越發展，華人的生活就越好。其他國家華人的生活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當然，這是相對而講的。美國富有，人民生活好，但貧窮者大不乏人。
   
   總之，華運工作者必須確立華人同當地人民利益相一致和為其服務的觀點。說到底，我們過去犯過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錯誤，都同這個最根本的觀點密切相關。
   
   （ 十 ）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僑民加入當地國籍，變為華人，他們除了具有祖國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鄉土觀念等民族特點外，在某些人身上，帶有一些大國思想，這是可以理解和難以避免的。當然，對華運工作者來說，必須克服這些不健康的東西。否則就不利於華運工作；不利於同當地人民的團結合作及和睦相處。但是，另一方面，華運工作的當權者，對華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特點也要充分予以理解與尊重，加以關懷和幫助。使人們在越南工作和生活感到平等友好、心情舒暢。從而發揮其積極性、創造性，為共同的建設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我在越南工作和生活，凡三十七年，往事歷歷在目，感觸殊深。國際共運分歧和文革期間，我們犯一些錯誤，以上章節都說過了。 至於在此期間，華運工作的當權者，對於華運工作，對某些華運幹部的處理，是否完全妥當。我想，認真總結一下歷史經驗，可能是有裨益的。
   
   總之，長期以來，華運工作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有一些缺點和不夠的地方。主觀主義、官僚命令、狹隘、猜疑、脫離群眾的現象相當普遍。對華人幹部的理解、關懷、照顧和幫助存在不少問題。在華運工作的過程中，在思想指導方面，我覺得，在“ 左 ”的東西總是比右的東西多，使華運工作帶來不少損失。因此，克服與防止“ 左 ”傾思想是華運工作一個重大課題，也是一條值得重視的經驗教訓。
   
   以上管見，是否有當，僅供參考。

全文完

2015年0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