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世英 - 重認識越南民族主義

 

重認識越南民族主義

   阮世英 ( Nguyễn Thế Anh )
   
   巴黎索邦尼大學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Université Sorbonne , Paris )

   信仰共產主義的越南歷史學派從來都在越南歷史課題中突顯出一些具重大意義的中心議題, 特別強調在反外侵的鬥爭中早期發展起來的越南民族意識, 它使人相信在兩千年來為了民族生存而反抗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統治的鬥爭中產生了在東南亞地區內難以找尋到的一種特殊的民族精神﹐ 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激情。然而﹐ 這種認識實際上遠遠超越了民族主義概念中正常的政治內涵﹔ 它只能最適宜地描述為一種純粹的民族精神。實質上﹐ 以往反抗中國的侵略歷來只是主要地試圖為反對超級大國﹐ 保持政治自主。除此之外﹐ 它並非是一般的種族、文化或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但是﹐ 當面臨西方帝國主義之時﹐ 出現了一股強調明顯特殊的種族差異﹐ 與廣泛不同的哲學和意識形態背景相對的人民抵抗運動。 那時越南人發覺到他們面對著一種新的統治形式﹐ 它使傳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組織、運行和價值被分裂和脫節﹐ 並要求重建立新的政治行動。於是﹐ 越南人的民族意識需要尋找一種新的表達形式﹐ 而1880年至1940年期間出現的現象就是該形式主要的課題之一。
   
   若民族主義意味著意識形態﹐ 同時強調一種文化認同的重新發現和維持﹐ 以及現代物質的技術與革命理念的相結合﹐ 那麼﹐ 顯然十九世紀下半葉越南的反法殖民主義鬥爭並不算是民族主義的﹐ 它僅是一種仇外心理和忠於孔儒學說心態的混合物。然而﹐ 作為越南民族主義的重要先驅者﹐ 歷來又為抵抗運動前民族主義傳統意識形態的失敗者﹐ 最終引至在現代民族運動中出現了帶有吸收和改變成份了的某種的意識形態。
   
   1860年間反抗法國征服交趾支那的鬥爭是由一批拒絕接受順化朝廷割讓南部省份給予法國的當地軍事指揮者領導﹐ 與此同時﹐ 由一批反對法國掌管交趾支那當地行政的文人激發起了另一種帶有南方色彩的政治意識。直至1883至1884年間法國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設立了保護地後﹐ 激烈的反抗行動多少亦受到朝廷中妥協派的阻擾。可是﹐ 年青的咸宜 ( Hàm Nghi, 1871-1943 ) 王於1885年7月在順化皇城中倡喚起愛國學者和貴族們的“ 正義抵抗 ” 運動﹐ 常稱為“ 勤王運動 ” ( Phong Trào Cần Vương )﹔ 該抵抗運動持續至十九世紀末為止﹐ 並衡量了該時代越南人對皇朝的忠誠﹐ 亦可以說呈現出了時代的民族意識。
   
   


   咸宜王
   
   
    “ 勤王運動 ” 同時帶有意識形態和種族政治的性質﹐ 它的鬥爭口號為“ 鏟除一切異族和驅趕法國人 ”﹐ 其目標為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越南天主教徒。可是他們的行動亦不一致﹐ 須嚴重依賴各地區的領袖﹐ 而無一人有足夠的能力把各方力量彙集於一人之領導下。此外﹐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歷史狀況下﹐ 除了朝廷和中央官僚階層之外﹐ 在越南難以出現任何一位領導者能夠把人民團結起來的現象。然而﹐ 為對侵略者所提出的要求作讓步﹐ 順化朝廷為自保而捨去了國家主權。由於此﹐ 人民對朝廷難以再表忠心的了。
   
   實際上在“ 勤王運動 ”中人們仍然找尋不到有如其他民族國家類似的具有真正意義的越南概念。當傳統的精英集團和整個社會系統被轉入外國統治者手中之時﹐ 至十九世紀初, 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才呈現出來。那時挺身而出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卻受到中國1898年改革運動的理念的重大影響。對這些人士來說﹐重要的不只是為推翻外國的統治和恢復越南的主權和自決權﹐ 而最為重視的是尋找一種新的價值和社會組織系統﹐ 同時使越南能夠重獲得失去了的獨立和社會的復甦。作為古代科舉制培養出的文憑持有者﹐ 他們大部份的人仍然是個孔儒革命者﹐ 儘管他們亦意識到為了越南社會產生急劇改變的結果﹐ 必須來一場社會政治的革命。
   
   


   潘佩珠
   
   
   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代越南民族主義者要算潘佩珠 ( Phan Bội Chau, 1867年 - 1940年 ) 的了。他於1900年考上了地區官試後便奉獻一生投入反殖民主義的活動。在二十世紀的頭一個二十五年中﹐ 他幾乎成為了越南各黨派和政治活動的代表呼聲﹐ 令到殖民當局心驚膽戰。他欽佩日本皇室的進步並以它為榜樣﹐ 希望越南的改革能夠步隨日本明治改革的模式﹐ 保留越南皇室作為國家象徵性的支柱。他創立了“ 維新會 ” ( Duy Tan Hội ) 並倡議赴東瀛運動﹔ 以身作則他本人亦於1905年東赴日本。 1908年﹐ 有二百名越南人赴日求學﹐ 尋求救國和民族獨立之路。
   
   可是﹐ 由於受到法國外交上的壓力﹐ 日本政府於1910年正式下令驅逐越南學生出境。同時﹐ 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更為吸引越南民族主義者﹐ 並把它視為應所追隨的革命模式。 1912年2月﹐ 潘佩珠與一百多名在中國南方作政治避難的越南人共同成立了個新的組織﹐ 稱為 “ 越南光復會 ” ( Viêt Nam Quang Phục Hội ) 。 他們倡議建立類似孫中山在中國努力爭取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樣的越南。最為重要的是﹐ 他們決定成立自己的軍隊來解放越南並計劃攻取下靠近中國邊界的地區﹐ 後為進而解放全國。那卻是當年越南民族歷史中極為關鍵的策略。可是,潘佩珠的活動只取得某方面的成功。1925年於上海﹐ 潘佩珠最終被法國特工綁架帶返越南﹐ 後來被軟禁於順化直至去世的一刻。
   
   


   潘珠幀
   
   
   與潘佩珠同一時代的另一位人物潘珠幀 ( Phan Chau Trinh, 1872年至1926年 ) 亦於1900年同樣考上地方官試, 然後當上了殖民地官員﹐ 並巡察了越南各省的傳統學校和考試制度﹔ 儘管他本人亦出身自那種學校﹐ 但他亦指出了該種教育系統的不足之處。他積極支持和參與1908年越南中部地區的反納稅運動, 後來在殖民政府鎮壓文人、貴族之時而被拘捕入獄。 1911年在法國人權同盟的壓力下﹐ 殖民當局釋放了潘周幀。
   
   1911年至1925年期間他在法國生活﹐居所亦成為了越南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的聚會處。他最激烈抨擊的對象就是皇室。潘珠幀真正的高度評價西方的優越性不僅是科技的進步﹐ 還有比一切更為有活力的、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故此他提倡應該建立西方模式的共和憲制和總統選舉制﹐ 可是他的主張卻遭到了人們的譴責。
   
   潘珠幀對皇室制度抨擊的言論只是代表越南民族主義者中大部份人的普遍想法﹐ 而他們亦於1920年代對傳統的政治體制感到完全的失望。兩位潘先生之後的那一代人宣稱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不可攻克的﹐並與他們的對手的舊態度作了斷然的分開。那時的民族主義不再僅為反殖民主義﹐ 它簡直就是革命。那就是越南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完全急劇的改變﹐ 摧毀法國殖民制度與附和於法國的越南皇室﹐ 並決心要建立一個新的越南社會。
   
   


   阮泰學
   
   
   在此背景下﹐ 1925年至1927年期間產生了政治危機﹐發生了無產者的地下活動﹐眾多的群眾示威和暴力事件。民族主義發展至為新的層面 --- 更多更為廣泛的民眾比以前參與上述的活動, 革命時機經已到來。 1927年成立了越南國民黨 ( Việt Nam Quốc Dan Đảng ) , 它表明了越南革命邁進了新的、更為高的有效階段﹐該黨包括了社會上廣泛的不同團體組織﹐融合了新的鬥爭方式。當時越南國民黨仍屬於地下活動的組織﹐由阮泰學 ( Nguyễn Thái Học ) 擔任黨魁。他原是個河內師範學院的學生﹐主張以孫中山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為黨綱。黨的目標為“ 實行民族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制度﹐建立獨立的越南共和﹐同時協助其他被壓迫民族為獨立的鬥爭﹐ 特別是鄰邦柬埔寨和寮國人民的鬥爭。” 約在三年的時間﹐該黨吸納了不少的地下黨員。它所成立的政治黨組織迅速遍及北越的幾個省份﹐但在南部的基層組織就較為薄弱。 1929年初﹐為爭取農業工人的支持﹐ 河內的國民黨黨員謀殺了一名叫巴因 ( Barin ) 的法國人﹐ 其人負責在整個印度支那為越南南部歐洲人的經濟作物種植莊園招聘工人。對此﹐法國的反應就是拘捕無數的國民黨黨員並以殘暴的手法幾乎清除了他們的黨組織。阮泰學逃脫了拘捕並決意不惜使用黨內餘下的一切的資源和人力﹐ 向殖民當局馬上發動武力反攻。1930年2月﹐ 國民黨策動了一隊兵士叛變﹐並迅速地佔領了河內西北方向的一個山鎮安沛 ( Yên Bái )。法國當局為此迅速作出了反應和鎮壓。幾乎全部國民黨的領袖都被逮捕或槍殺﹐ 包括阮泰學本人。只有極少數的黨員能夠逃往中國南部躲避﹐ 在那裡他們後來成為了越南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
   
   面對無數非共產的革命人士被殺害的情景﹐ 越南共產黨那時推出了在他們的旗幟下重組各個越南民族主義者的力量的呼聲。 最為人熟悉的、改名為胡志明的越南人擔當此任。胡於1911年離開越南﹐ 1920年於法國成為共產黨員﹐ 1923年前往莫斯科﹐ 並於1925年抵達廣州為共產國際 ( Commitern ) 服務。他在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盟會 (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 的組織﹐發行為越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會刊 « 青年 »( Thanh Niên )。 從1926年至1927年期間﹐ 約有三百名越南青年會成員在廣州獲培訓﹐ 三分之一的人就讀於黃埔軍校﹐後來他們被派遣返越南發展活動。 1930年﹐ 胡志明在香港聚集幾個具有共產主義傾向黨派的領袖﹐呼籲合組成印度支那共產黨。從那時起直至1940年代初﹐ 胡志明在中國南方和暹羅東北地區策劃越南革命活動。因此﹐可以說胡志明最初階段主要還是為整個東南亞地區包括馬來亞和越南在內推廣國際共產主義事務作出貢獻﹐ 反而較少地為發展越南民族主義運動服務。
   
   


   胡志明
   
   
   誠然﹐ 我們可以如此的理解﹐ 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出現於殖民制度和民族主義發生根本衝突的背景中。雖然共產黨祈望在農村和工人群眾中紮根﹐並實際上亦一直在這方向上努力行事﹐ 可是卻只可能吸引大部份的城市人和知識分子參與。響應共產黨的呼籲和支持只因為他們不滿在法國人的統治下﹐作為現代精英分子較少有機會能夠參與政府工作。那時的越南知識分子對殖民當局那種難以理解的政策感到失望﹐ 尋求任何一種只要可擺脫傳統的或殖民主義價值的、新的反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由此﹐ 列寧的反帝國主義學說贏得了為他們滿意地解釋法國人在越南的行為﹐並在當時令他們相信殖民主義末日不遠。胡志明揉合了馬列主義的學說, 令到越南知識分子不但相信它可為政治解放的科學革命手段﹐而且還是建立獨立後越南社會的模式。

   1930年﹐ 值世界經濟衰退最低潮和米價急降之勢﹐ 印度支那共產黨正式發動與殖民當局對抗﹐在中部地區的最北兩省義安和河靜 ( Nghệ An, Hà Tĩnh, 合稱義靜 [ Nghệ Tĩnh ] ) 啟動大起義。共產黨非正式地答允對農民分配土地﹐起義者組成人民委員會管治各地﹐此為人們熟悉的義靜蘇維埃政權。但是﹐ 1931年夏﹐ 法國軍隊擊毀了共產黨政權。共產黨人意想在越南北中部地區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最終被法國當局猛烈反擊﹐拘捕了黨領袖和摧毀了他們的農村基層組織。這樣的反革命行動使到明顯的革命活動停滯了幾乎有近十年之久。
   
   日本為推進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於1940-41年侵略越南卻無意中大大地幫忙了共產黨。從1941至1945年日本佔領越南期間使印度支那共產黨發展為更有重大意義的前景﹕ 它使越南人更明白法國人並非是不可戰勝的神話﹐ 它使共產黨有機會把它的信念混合入民族主義中去﹐ 使人們更容易理解並以它作為反法反日鬥爭的理念。胡志明在北方邊界省份高平 ( Cao Bằng )﹐設立了個根據地﹐ 1941年5月召開黨中央會議﹐成立以驅趕法帝國主義者和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出越南為鬥爭目標的 “ 越南獨立同盟 ”( 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 )﹐ 即人們慣稱的“ 越盟 ”( Việt Minh )。 表面上它自稱為一個融合越南或任何地區的各反法團體組織的大同盟﹐ 實際上﹐ 這個同盟的真正主角卻只有印度支那共產黨一派。可是越盟亦預定容納越南不同社會階層的愛國者。事實上﹐ 越盟亦要與其他的組織如越南國民黨、南部宗教派系和贊成日本“ 大東亞共榮圈 ”的親日政治勢力等力量競爭。
   
   1945年3月9日﹐ 日本人把法國在印度支那統治的最後痕跡剷除。日軍下令法軍只可困守在某一區內﹐把軍官和殖民官員軟禁。此刻日本的行動卻最終也讓越盟從中得益。事件演變卻證明了一旦日本人投降﹐ 越盟即刻猛攻奪權。那時候﹐ 他們在山區地方的高平、北山 ( Bắc Sơn ) 和涼山 ( Lạng Sơn ) 成立了解放軍隊。在中國的美國戰略服務處 ( 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 簡稱 O.S.S. ) 的軍官人員一方面獲到胡志明的協助﹐ 營救抗日戰鬥中在越北地區被困的同盟軍飛行員和戰俘等﹐ 另一方面﹐ 美國軍官亦為越盟部隊作訓練。由於與美國 --- 一個在二次大戰戰場上不斷取得勝利的軍事力量 --- 的這種關係﹐越盟的聲譽亦提高不少。
   
   1945年8月日本向同盟國投降後﹐ 越盟在國內的主要城鎮奪取了政權。他們利用當時法國的失勢和日本失敗之際﹐以及一部份因法國人、日本人向農民徵收米糧造成北方大飢荒的困境而發動攻勢。1945年在北越的美國O.S.S. 人員目擊了那場真實的越南革命。阮家皇朝的末代皇帝保大 ( Bảo Đại ) 受到越盟的壓力﹐ 同時亦看到越盟與西方力量的關係卻願意退位﹐ 把歷代阮朝皇印和政府交予越盟。保大的退位行動無疑加強了越盟奪權的合法性﹕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於河內宣佈越南獨立和成立以他為國家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越盟奪權後在越南實行了在越南或東南亞地區內從未所見的一種社會政治制度。越南社會從此邁向由越南共產黨控制的新道路﹐ 雖然1945年11月胡志明宣稱解散印度支那共產黨﹐ 以作 “ 犧牲 ” 來換取 “ 民族團結 ” 的政府﹐ 使非共產黨人士能夠安然與新政府合作。其實共產黨當時轉入地下活動﹐後來於1951年又重新公開露面。
   
   然而﹐ 越南的完全 “ 解放 ” 只可以說要等到約三十年後﹐ 共產黨才可宣稱民族革命最終成功。與此同時﹐ 越南共產黨的勝利使他們不斷地確信越南的共產主義略有難以置信的堅強力量是源自民族主義﹐ 民族的鬥爭和傳統﹐ 雖然他們也有一套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國際主義理論和最為精闢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作為方向指導。
   
   
   全文完
   
   定稿於2007-12-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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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為英文﹐ 曾發表於 « 越南學 »( Vietnamologica )﹐ 1995年第一期﹐第 107至 117頁。
   
   
   參考書籍﹕
   
   -- 杜肯森( Duncanson, D.J. ), « 越南政府和革命 »( Government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紐約-倫敦﹐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68年.
   
   -- 杜克爾( Duiker, W.J. ), « 越南民族主義的崛起﹕ 1900年至1941年 »(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意塔卡(Ithaca)﹐ 國尼爾大學出版社 ( Cornell U.P.)﹐ 1976年.
   
   -- 杜克爾，« 越南共產主義政權之路 »(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布特爾( Boulder )﹐ 西望出版社( Westview Press ),1981年.
   
   -- 阮世英，« 胡志明 --- 其人與其遺產 »( Hô Chi Minh. L'homme et son héritage ).巴黎﹐ 新路 ( La Voie Nouvelle ), 1990年.
   
   -- 黃金慶( Huynh Kim Khánh ), « 越南共產主義﹕ 1925-1945 »( Vietnamese Communism,1925-1945)，意塔卡 (Ithaca)﹐ 國尼爾大學出版社 ( Cornell U.P.)﹐ 1982年﹐第63-89頁.
   
   -- 保爾-依索特 ( Paul Isoart ), « 越南民族主義現象 -- 從單一的獨立至分裂的獨立 » ( Le phénomène national vietnamien. De l'indépendance unitaire à l'indépendance fractionnée ), Lib. G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出版社, 1961年.
   
   -- 麥阿李斯特 ( McAlister J.T. ), « 越南革命的起源 » ( Vietnam: The Origins of Revolution ). 紐約﹐都佈戴 ( Doubleday ), 1971年.
   
   -- 馬爾 ( Marr, D.G. ), « 越南反殖民主義﹕ 1855年-1925年 » (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55-1925 ). 貝克利 ( Berkeley ) ﹐加州大學出版社﹐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1年.
   
   -- 馬爾, « 審閱越南傳統﹕ 1920年至1945年 » ( Vietnamese Tradition under Trial, 1920-1945 ), 貝克利 ( Berkeley ), 加州大學出版社 (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1年。
   
   -- 阮世英, « 二十世紀初越南知識精英與殖民地真相 » ( L'élite intellectuelle vietnamienne et le fait colonial dans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XXe siècle ), « 法國海外史雜誌 »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 1985年第 268期﹐ 第 291-307頁 .
   
   -- 阮世英, « 1884年至1945年法殖民主義統治下之越南皇室 » ( The Vietnamese Monarchy under French Colonial Rule ﹐1884-1945 ) , « 現代亞洲研究 »﹐ 劍橋， 第19卷﹐ 第1部分﹐ 1985年﹐ 第153-168頁.
   
   -- 阮世英, « 胡志明如何成為無產者 --- 事實與傳聞 »( How Did Ho Chi Minh Become a Proletarian ? Reality and Legend )﹐ « 皇家研究所 » « 亞洲事務期刊 »(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for Asian Affairs )﹐ 第16卷﹐ 第2部分﹐ 1985年6月﹐ 第163-169頁。
   
   -- 阮世英, « 越南精英面對印度支那聯邦 » ( Les élites vietnamiennes face à l'Union indochinoise ), « 越南論壇 » ( The Vietnam Forum )﹐ 耶魯大學﹐ 1988年，第12期﹐ 第82-99頁.
   
   -- 阮世英, « 1875至1925年越南君主政體與殖民地事實 --- 傳統形式的衰微 » ( Monarchie et fait colonial au Viet-Nam , 1875 – 1925 . Le crépuscule d’un ordre traditionnel )， 巴黎﹐ 拉馬頓出版社, 1992年.
   
   -- 鄭文草( Trinh Van Thao ), « 越南﹕ 從孔儒學說到共產主義 » ( Vietnam. Du confucianisme au communisme )， 巴黎, 拉馬頓出版社, 1990年.
   
   -- 張寶林( Truong Buu Lam ), « 反抗、起義和革命﹕ 越南人民運動史 » ( Resistance, Rebellion,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Vietnamese History )， 新加坡﹐ 東南亞研究學院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84年.
   
   -- 伍塞德-亞力山大( Alexander Woodside ), « 現代越南之社群和革命 » ( Community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Vietnam ), 波士頓﹐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 1976年.
   
   

2017年0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