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事顧問在奠邊府 ( 1950 - 1953 )
近年來﹐中國在越南抗法戰爭中所擔任的角色被歷史研究者廣泛的談論﹐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可是﹐在以往的年代裡﹐越南歷史家往往故意的不太願意提及中國人在那場戰爭中的出現﹐ 意想使越南的 “ 民族歷史能夠保持純結 ”。由於直至今還不能夠參閱中國政府解密的中越两國關係歷史檔案資料﹐ 西方學者存有極大的困難可以評價北京當局對那場印度支那戰爭究竟持如何實質性的態度與政策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一些有關中越關係問題的書籍問世。近年來兩部由美國北加羅連那 ( North Carolina ) 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 冷戰系列書籍 ” 的英文書中作者翟強 ( Qiang Zhai, 音譯 ) 的題名為 « 中國與越南戰爭﹐ 1950—1975 » (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2000年出版 ) 以及作者陳堅 ( Jian Chen 音譯 ) 的 « 毛的中國與冷戰 » (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2001年出版 ) 最值得令人關注 。
這兩位華人作者使用了近年來中國方面已經發表或出版的資料﹐ 包括各種回憶錄 、 日記 、 史料等再次復現北京當局對印度支那發生的兩次戰爭的政策與看法。 翟強先生是美國蒙特哥美利歐本大學 ( Auburn University, Montgomery ) 的歷史教授﹐ 其書中有兩章的篇幅談及越南抗法戰爭時期中國軍事顧問的細節。
對於中越關係的各種問題﹐ 尤其是中國對越南奠邊府戰役的援助與政策的問題等﹐ 撰寫人是十分困難的能夠站在一個較為平衡的角度上去論述與評價歷史。能夠做到平衡的兩方面應該是﹕ 1﹐ 要強調出發自民族主義精神的原始的 “ 本地 ” 因素﹔ 2﹐ 由冷戰時代思維所產生的觀點 : 北越共產黨僅僅是莫斯科或北京手下操縱的傀儡工具。翟強一書得到許多報章評價為能够 “ 站在平衡點上最深刻的研究戰爭時代內的中越關係 ”。不过亦有人批評該書把越南處於過於被動的角色去論述。
本文亦根据數年來中國方面已經公開的資料，注重介紹并分析它，讓關心中越關係或越南歷史問題的讀者进一步了解關於中國對奠邊府戰役的政策，也僅集中概述上述書中的一些主要內容。
翟強先生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曾承認 : “ 由於寫作資料只可採用來自中國方面的資料﹐ 它不會是全面的體現了在第一次越南戰爭中的中越關係 ”。 正如在2003年由一些法國和越南學者在巴黎舉行的 《 奠邊府戰役討論會 》 上人們所認為﹐ 奠邊府至今仍然是個令人注目的歷史問題。最近幾年來各國的個人研究﹐ 尋找更多的資料或者為進一步瞭解歷史真相等等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整個歷史研究過程中的一個小部份而已﹐ 最终它亦都只是為解答多年來人們所要探索的問題 : 究竟是甚麼因素能使1954年5月7日奠邊府戰役可以引致如此伟大的勝利呢 ?
越南首位最可靠的朋友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承認由胡志明主席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越南政府在1950年1月15日電函北京，要求兩國成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那時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致電時為共產黨總書記的劉少奇表示同意接受越方所提出的建議﹐ 並指示外交部把北越的建議轉告予蘇聯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
中國立即在三天後﹐ 即1950年1月18日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 繼之﹐蘇聯亦在1月30日也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 北韓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随之也先後承認了越南新政府。
四月份﹐ 胡志明提出中國派遣軍事人員来到越南協助他們抗戰 --- 打敗法國殖民者。胡曾建議中國的軍事人員应以師級的為顧問﹐ 以團營級的為指揮來到 “ 越盟 ” 的大本營工作。中國的回答是只可派出顧問﹐ 不會遣派指揮人員。中共中央軍委在1950年4月17日下令成立了中國軍事顧問團﹐ 包括七十九名顧問人員以及一些助理員。
自1950年的4月至9月期間﹐ 中國給予越盟數量較多的軍事武器與非軍事物品﹐ 其中包括一萬四千枝長槍與手槍、一千七百枝機關槍與衝鋒槍、一百五十口迫擊砲、六十口大砲、三百口反坦克火箭砲以及彈藥、醫藥品、軍服與二千八百噸食物 ( 資料來自在中國1990年出版的 « 援助越南抗法戰爭中國軍事顧問團史料 » )。
中國政府決意援越的理由有三﹕
第一﹐ 北京認為﹐ 印度支那與朝鮮、台灣同為被外國勢力參與干涉的陣地。中國領導人不僅擔懮印度支那抵抗外國的能力﹐ 而且亦顧慮滯留在越南的國民黨余軍力量。自1949年12月共產黨軍隊佔領廣西後﹐ 一部份國軍逃至北越﹐ 而其他的則躲藏入廣西的山林地區。在韓戰爆發後﹐ 這些國民黨軍人曾發動攻擊新政府。從這個大環境中去考慮﹐ 若果法軍敗於越盟﹐ 由越共来統治北越﹐ 中越邊界則亦可得到安寧。
第二﹐ 出發自同為共產黨兄弟國家陣營的國際主義精神﹐ 北京難以推卸越南的要求。從一份1950年3月14日劉少奇寫的內部指示可以看到北京把中國革命與國際上的“ 革命事業 ” 連接起來﹕ “ 在我們取得革命勝利後﹐ 以各種方式來支援亞洲各被壓迫國家的人民和共產黨去取得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 ”
第三﹐ 中國對印度支那的參與干涉是傳統上中國與週邊國家關係的習慣做法。歷史上﹐ 歷代中國皇朝常把越南視為 “ 自然的影響範圍內的地域 ” 。這种傳統思維肯定是毛澤東與其同志們對待越南的做法，也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傳統的延續，而越南人本身仍存在傳統上從中國尋找效仿政治、經濟、文化等领域的模式與理念。若果說胡志明要求毛澤東幫忙的意念不一定是出自相同的意識形態的話﹐ 但亦可以說是越南人習慣上向中國 “ 求助 ” 心理的反映﹐ 同時亦可以爭取达到维持越南的民族獨立﹐ 何樂而不為呢 !
於是，1950年8月﹐ 中國政府派出由羅貴波為首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抵達越南。在給羅的一封電文中﹐ 劉少奇囑咐不要把中國人自己的觀點強加於越南人，以及也不要失望如果對方不接受中方的建議。此些說話證明了中國早已留意到敏感的問題 --- 越南民族的自豪感及其兩國歷史上存在的敵意的意識。雖然如此﹐ 正如以下的論述﹐ 讀者亦將會看到﹐ 當越南同志不 “ 遵照 ” 中國同志所提出的建議或路線而自我作出策略之時﹐ 中國顧問便就感到失望﹐ 甚至時而現出憤怒的表露。
根據中國顧問的進言與援助﹐ 越盟部隊展開第一場戰役就是1950年的 “ 邊界戰役 ”。他們意圖打通越盟根據地與中國的聯繫網絡﹐ 使两地更容易作交通與交流。當時法軍控制了沿著中越邊界南邊所有的主要市鎮據點與哨站。殲滅這些法軍據點的位置將會一方面更加鞏固越盟的越北根據地﹐ 另一方面使中國的援助輸給線通行無阻﹐ 由此﹐ 越盟力量將處於較有利的軍事位置﹐ 為日後可以更加順利的向紅河平原地區挺進。
初始﹐ 越盟原定攻擊老街 ( Lao Cai ) 與高平 ( Cao Bang ) 這兩個重要的據點。在幾番考慮後﹐ 越盟改變初衷﹐ 只集中攻打高平罷了。除了要求中國派出軍事顧問和援助物資之外﹐ 胡志明還建議中國派遣高級軍事顧問到越南來配合邊界戰役展開後的形勢急劇變化之所需。
1955年7月7日中國遣出名將陳賡 ( 1903—1961 ) 到達越南。在陳的日記中﹐ 我們悉知﹐ 陳賡來越後發現越盟部隊並沒有在抗法戰爭中充分利用婦女的力量。於是，他向越方指出該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陳賡已經發揮了毛澤東的 “ 人民戰爭 ” 的理論而要在越南實行。因為在抗日戰爭與對國民黨的爭奪戰中﹐ 中共也利用了婦女的力量﹐ 確實是有助於戰場上的勝利。
陳賡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所担任的角色
陳賡簡介﹕ 1922年加入中共。曾參加韓戰並擔任中國志願軍副總指揮。1959年出任國防部副部長, 1961年逝世於上海。其《日記 》一書在1984年出版。
陳賡在一份寄予北京的報告中寫道﹕ “ 在獲得從雲南和廣西運來的武器裝備與得到訓練後﹐ 一些越南軍事單位的戰士鬥志頗高。但是﹐ 在營團一級的越南幹部戰士缺乏戰場上的實際指揮作戰經驗。” 他建議邊界戰役應該採取的原則是 “ 在戰場上消滅敵人的機動部隊力量﹐ 佔領一些小又處於孤立的據點。軍人應在戰鬥中獲得並積累作戰經驗﹐ 並由此而提高戰士的戰鬥精神。在取得完全主動的局勢後﹐ 漸漸的才擴大戰鬥的規模 ” 。
對於越南提出要攻打高平的計劃﹐ 陳賡提議主要的戰略是 “ 在包圍 ( 在某一處敵人的 ) 碉堡﹐ 同時也攻擊其援軍 ” 。陳賡特別強調在攻擊靠近高平的一些地處散落的碉堡﹐ 同時也應消滅來自涼山 ( Lang Son ) 方面的法國援軍。
他說道﹕ “ 如果我們可以消滅來自涼山三至五個的機動營部隊﹐ 這樣就較易的佔領高平﹐ 及其取下靠近涼山的一些碉堡。” 在7月26日的電文裡﹐ 中國中央軍委批准了陳的提議。
7月28日﹐ 陳賡來到越盟在太原 ( Thai Nguyen ) 的根據地與胡志明、羅貴波會面。陳向越南領導人作報告﹐ 越盟部隊不應該攻打佔領當時法軍的重要據點高平﹐ 而該首先攻擊一些小碉堡﹐ 使法軍軍心有所動搖。在戰術方面﹐應該運用 “ 以打 ‘ 一 ’ 后襲其援軍 ” 的打法。具體的是﹐ 先攻擊處於高平與涼山之間的東溪 ( Đong Khe ) 據點﹐ 從而引出高平、涼山兩地的法軍來殲滅。胡志明聽後馬上接受了陳的計劃。
9月16日﹐ 越盟軍隊發動攻擊東溪據點並在兩天後便佔領了它。然而﹐ 陳庚並不完全滿意越南軍隊的勝利結果。法軍在東溪大約有二百六十名兵士﹐ 及其越南籍兵士則有一萬多名。在戰鬥結束後﹐ 结果是越盟軍隊約有五百名傷亡﹐而有多於二十名的法軍則逃走 。
在陳庚逝世後1984年在中國出版的日記中﹐ 陳指出越盟軍隊犯了一些錯誤。第一﹐ 他們並沒有按既定的時間來攻擊敵人。原先預定的攻擊時間是9月16日傍晚開始﹐ 但越盟軍隊則在十七日早才發動攻勢。當太陽上昇後﹐ 法軍就進行猛烈的反攻﹐ 越盟部队被迫撤退。跟著﹐ 在十七日傍晚他們才再次出戰。第二﹐ 越南指揮員不願到前線陣地去﹐ 由此﹐ 他們與前線戰士往往失去了直接的聯絡。第三﹐ 一些幹部隱瞞實況而作出錯誤的報告并提交予上級。陳庚亦曾對武元甲將軍提出上述的三點問題。
雖然如此﹐ 越盟還是算作取得了一次大勝利。他們佔領了東溪﹐ 而高平據點被孤立。法軍從涼山調出援軍通過七溪 ( That Khe )﹐ 意圖奪回東溪。與此同時﹐ 另一隊法軍轉向越盟在太原的大本營進軍。陳庚估計法軍揮軍前往太原是企圖引誘越盟軍調離東溪﹐ 使在高平的法軍有機可逃。故此﹐ 陳庚決定越盟部隊要堅守東溪，不可放弃。
這兩位華人作者使用了近年來中國方面已經發表或出版的資料﹐ 包括各種回憶錄 、 日記 、 史料等再次復現北京當局對印度支那發生的兩次戰爭的政策與看法。 翟強先生是美國蒙特哥美利歐本大學 ( Auburn University, Montgomery ) 的歷史教授﹐ 其書中有兩章的篇幅談及越南抗法戰爭時期中國軍事顧問的細節。
對於中越關係的各種問題﹐ 尤其是中國對越南奠邊府戰役的援助與政策的問題等﹐ 撰寫人是十分困難的能夠站在一個較為平衡的角度上去論述與評價歷史。能夠做到平衡的兩方面應該是﹕ 1﹐ 要強調出發自民族主義精神的原始的 “ 本地 ” 因素﹔ 2﹐ 由冷戰時代思維所產生的觀點 : 北越共產黨僅僅是莫斯科或北京手下操縱的傀儡工具。翟強一書得到許多報章評價為能够 “ 站在平衡點上最深刻的研究戰爭時代內的中越關係 ”。不过亦有人批評該書把越南處於過於被動的角色去論述。
本文亦根据數年來中國方面已經公開的資料，注重介紹并分析它，讓關心中越關係或越南歷史問題的讀者进一步了解關於中國對奠邊府戰役的政策，也僅集中概述上述書中的一些主要內容。
翟強先生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曾承認 : “ 由於寫作資料只可採用來自中國方面的資料﹐ 它不會是全面的體現了在第一次越南戰爭中的中越關係 ”。 正如在2003年由一些法國和越南學者在巴黎舉行的 《 奠邊府戰役討論會 》 上人們所認為﹐ 奠邊府至今仍然是個令人注目的歷史問題。最近幾年來各國的個人研究﹐ 尋找更多的資料或者為進一步瞭解歷史真相等等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整個歷史研究過程中的一個小部份而已﹐ 最终它亦都只是為解答多年來人們所要探索的問題 : 究竟是甚麼因素能使1954年5月7日奠邊府戰役可以引致如此伟大的勝利呢 ?
越南首位最可靠的朋友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承認由胡志明主席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越南政府在1950年1月15日電函北京，要求兩國成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那時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致電時為共產黨總書記的劉少奇表示同意接受越方所提出的建議﹐ 並指示外交部把北越的建議轉告予蘇聯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
中國立即在三天後﹐ 即1950年1月18日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 繼之﹐蘇聯亦在1月30日也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 北韓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随之也先後承認了越南新政府。
四月份﹐ 胡志明提出中國派遣軍事人員来到越南協助他們抗戰 --- 打敗法國殖民者。胡曾建議中國的軍事人員应以師級的為顧問﹐ 以團營級的為指揮來到 “ 越盟 ” 的大本營工作。中國的回答是只可派出顧問﹐ 不會遣派指揮人員。中共中央軍委在1950年4月17日下令成立了中國軍事顧問團﹐ 包括七十九名顧問人員以及一些助理員。
自1950年的4月至9月期間﹐ 中國給予越盟數量較多的軍事武器與非軍事物品﹐ 其中包括一萬四千枝長槍與手槍、一千七百枝機關槍與衝鋒槍、一百五十口迫擊砲、六十口大砲、三百口反坦克火箭砲以及彈藥、醫藥品、軍服與二千八百噸食物 ( 資料來自在中國1990年出版的 « 援助越南抗法戰爭中國軍事顧問團史料 » )。
中國政府決意援越的理由有三﹕
第一﹐ 北京認為﹐ 印度支那與朝鮮、台灣同為被外國勢力參與干涉的陣地。中國領導人不僅擔懮印度支那抵抗外國的能力﹐ 而且亦顧慮滯留在越南的國民黨余軍力量。自1949年12月共產黨軍隊佔領廣西後﹐ 一部份國軍逃至北越﹐ 而其他的則躲藏入廣西的山林地區。在韓戰爆發後﹐ 這些國民黨軍人曾發動攻擊新政府。從這個大環境中去考慮﹐ 若果法軍敗於越盟﹐ 由越共来統治北越﹐ 中越邊界則亦可得到安寧。
第二﹐ 出發自同為共產黨兄弟國家陣營的國際主義精神﹐ 北京難以推卸越南的要求。從一份1950年3月14日劉少奇寫的內部指示可以看到北京把中國革命與國際上的“ 革命事業 ” 連接起來﹕ “ 在我們取得革命勝利後﹐ 以各種方式來支援亞洲各被壓迫國家的人民和共產黨去取得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 ”
第三﹐ 中國對印度支那的參與干涉是傳統上中國與週邊國家關係的習慣做法。歷史上﹐ 歷代中國皇朝常把越南視為 “ 自然的影響範圍內的地域 ” 。這种傳統思維肯定是毛澤東與其同志們對待越南的做法，也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傳統的延續，而越南人本身仍存在傳統上從中國尋找效仿政治、經濟、文化等领域的模式與理念。若果說胡志明要求毛澤東幫忙的意念不一定是出自相同的意識形態的話﹐ 但亦可以說是越南人習慣上向中國 “ 求助 ” 心理的反映﹐ 同時亦可以爭取达到维持越南的民族獨立﹐ 何樂而不為呢 !
於是，1950年8月﹐ 中國政府派出由羅貴波為首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抵達越南。在給羅的一封電文中﹐ 劉少奇囑咐不要把中國人自己的觀點強加於越南人，以及也不要失望如果對方不接受中方的建議。此些說話證明了中國早已留意到敏感的問題 --- 越南民族的自豪感及其兩國歷史上存在的敵意的意識。雖然如此﹐ 正如以下的論述﹐ 讀者亦將會看到﹐ 當越南同志不 “ 遵照 ” 中國同志所提出的建議或路線而自我作出策略之時﹐ 中國顧問便就感到失望﹐ 甚至時而現出憤怒的表露。
根據中國顧問的進言與援助﹐ 越盟部隊展開第一場戰役就是1950年的 “ 邊界戰役 ”。他們意圖打通越盟根據地與中國的聯繫網絡﹐ 使两地更容易作交通與交流。當時法軍控制了沿著中越邊界南邊所有的主要市鎮據點與哨站。殲滅這些法軍據點的位置將會一方面更加鞏固越盟的越北根據地﹐ 另一方面使中國的援助輸給線通行無阻﹐ 由此﹐ 越盟力量將處於較有利的軍事位置﹐ 為日後可以更加順利的向紅河平原地區挺進。
初始﹐ 越盟原定攻擊老街 ( Lao Cai ) 與高平 ( Cao Bang ) 這兩個重要的據點。在幾番考慮後﹐ 越盟改變初衷﹐ 只集中攻打高平罷了。除了要求中國派出軍事顧問和援助物資之外﹐ 胡志明還建議中國派遣高級軍事顧問到越南來配合邊界戰役展開後的形勢急劇變化之所需。
1955年7月7日中國遣出名將陳賡 ( 1903—1961 ) 到達越南。在陳的日記中﹐ 我們悉知﹐ 陳賡來越後發現越盟部隊並沒有在抗法戰爭中充分利用婦女的力量。於是，他向越方指出該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陳賡已經發揮了毛澤東的 “ 人民戰爭 ” 的理論而要在越南實行。因為在抗日戰爭與對國民黨的爭奪戰中﹐ 中共也利用了婦女的力量﹐ 確實是有助於戰場上的勝利。
陳賡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所担任的角色
陳賡簡介﹕ 1922年加入中共。曾參加韓戰並擔任中國志願軍副總指揮。1959年出任國防部副部長, 1961年逝世於上海。其《日記 》一書在1984年出版。
陳賡在一份寄予北京的報告中寫道﹕ “ 在獲得從雲南和廣西運來的武器裝備與得到訓練後﹐ 一些越南軍事單位的戰士鬥志頗高。但是﹐ 在營團一級的越南幹部戰士缺乏戰場上的實際指揮作戰經驗。” 他建議邊界戰役應該採取的原則是 “ 在戰場上消滅敵人的機動部隊力量﹐ 佔領一些小又處於孤立的據點。軍人應在戰鬥中獲得並積累作戰經驗﹐ 並由此而提高戰士的戰鬥精神。在取得完全主動的局勢後﹐ 漸漸的才擴大戰鬥的規模 ” 。
對於越南提出要攻打高平的計劃﹐ 陳賡提議主要的戰略是 “ 在包圍 ( 在某一處敵人的 ) 碉堡﹐ 同時也攻擊其援軍 ” 。陳賡特別強調在攻擊靠近高平的一些地處散落的碉堡﹐ 同時也應消滅來自涼山 ( Lang Son ) 方面的法國援軍。
他說道﹕ “ 如果我們可以消滅來自涼山三至五個的機動營部隊﹐ 這樣就較易的佔領高平﹐ 及其取下靠近涼山的一些碉堡。” 在7月26日的電文裡﹐ 中國中央軍委批准了陳的提議。
7月28日﹐ 陳賡來到越盟在太原 ( Thai Nguyen ) 的根據地與胡志明、羅貴波會面。陳向越南領導人作報告﹐ 越盟部隊不應該攻打佔領當時法軍的重要據點高平﹐ 而該首先攻擊一些小碉堡﹐ 使法軍軍心有所動搖。在戰術方面﹐應該運用 “ 以打 ‘ 一 ’ 后襲其援軍 ” 的打法。具體的是﹐ 先攻擊處於高平與涼山之間的東溪 ( Đong Khe ) 據點﹐ 從而引出高平、涼山兩地的法軍來殲滅。胡志明聽後馬上接受了陳的計劃。
9月16日﹐ 越盟軍隊發動攻擊東溪據點並在兩天後便佔領了它。然而﹐ 陳庚並不完全滿意越南軍隊的勝利結果。法軍在東溪大約有二百六十名兵士﹐ 及其越南籍兵士則有一萬多名。在戰鬥結束後﹐ 结果是越盟軍隊約有五百名傷亡﹐而有多於二十名的法軍則逃走 。
在陳庚逝世後1984年在中國出版的日記中﹐ 陳指出越盟軍隊犯了一些錯誤。第一﹐ 他們並沒有按既定的時間來攻擊敵人。原先預定的攻擊時間是9月16日傍晚開始﹐ 但越盟軍隊則在十七日早才發動攻勢。當太陽上昇後﹐ 法軍就進行猛烈的反攻﹐ 越盟部队被迫撤退。跟著﹐ 在十七日傍晚他們才再次出戰。第二﹐ 越南指揮員不願到前線陣地去﹐ 由此﹐ 他們與前線戰士往往失去了直接的聯絡。第三﹐ 一些幹部隱瞞實況而作出錯誤的報告并提交予上級。陳庚亦曾對武元甲將軍提出上述的三點問題。
雖然如此﹐ 越盟還是算作取得了一次大勝利。他們佔領了東溪﹐ 而高平據點被孤立。法軍從涼山調出援軍通過七溪 ( That Khe )﹐ 意圖奪回東溪。與此同時﹐ 另一隊法軍轉向越盟在太原的大本營進軍。陳庚估計法軍揮軍前往太原是企圖引誘越盟軍調離東溪﹐ 使在高平的法軍有機可逃。故此﹐ 陳庚決定越盟部隊要堅守東溪，不可放弃。
9月30日﹐ 由拉帕則 ( Lepage ) 指揮的法軍從七溪方向來攻擊東溪﹐ 但遭到越盟隊員的埋伏襲擊。10月3日﹐ 沙同 ( Charton ) 中尉放棄高平率軍向南逃走。為阻止兩隊法軍的會合﹐ 越盟隊員先包圍拉帕則的軍隊﹐ 然後才攻擊沙同的隊伍。
10月8日﹐ 拉帕則全軍覆沒。兩天後﹐ 沙同的隊伍又被擊毀﹐ 兩位指揮亦被活捉。在後來的一系列戰鬥中﹐ 越盟軍隊先後攻克高平與七溪﹐ 法軍被迫撤軍退出老街、 涼山與和平 ( Hoa Binh, 地名 )﹐ 留下了約一萬一千噸的彈藥﹐ 以及幾乎紅河平原以北的整個地區皆置空了。
邊界戰役勝利的重要性是打开了越盟與中國邊界的通道。法軍退出和平地區﹐ 使越北根據地與越南北部整個地區連接起來﹐ 日後更容易發展為由越盟實行控制的 “ 解放區 ”。
邊界戰役結束後﹐ 毛澤東電函陳賡慶賀並以示悅心。跟著﹐ 陳賡走訪了各地越盟部隊的各級指揮基层組織。10月11日﹐ 陳賡在與胡志明武元甲談話時指出﹐ 應該改組各級組織的工作能力﹐ 有如另加設獎励幹部的行為﹐ 改善對俘虜兵的待遇等等。陳要求越盟各級領導開慶功會以便可以把勝利的消息傳播之﹐ 提高軍心﹐ 強調一定要推選出英雄人物使軍中各人作榜樣學習等事項。在對待被俘者方面﹐ 陳提出首先勸告被俘者寫信給家人和朋友﹐ 使之其精神有所動搖﹔ 向越南人俘者作宣傳教育﹐ 爭取他們 “ 改惡從善 ” 加入越盟隊伍﹐ 同時把 “ 教育 ” 好了的法國人與摩洛哥人的外籍軍人礼貌送走。陳賡在日記中表示胡志明與武元甲亦都 “ 樂意接受 ” 其各項建議。
自10月27日至30日﹐ 越盟召集了營團級以上各個領導指揮員的會議。會上﹐ 越共領導人之一的長征同志代表越盟作邊界戰役報告並高度評價其戰績。根據胡志明的建議﹐ 陳賡在那一連四天的會議上亦作了報告。他分析了這次越盟部隊取得勝利的原因﹐ 高度讚扬越南戰士的英勇行為。同時他亦重提越盟軍不足之處﹐ 如軍官不多關心下級戰士﹐ 隊員緩遲執行上级命令﹐ 以及只注重報告正面的信息等等。
其後﹐ 胡志明曾要求陳賡留在越南﹐ 可是陳收到北京之命於1950年十一月離越返國。約一年後﹐ 他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副指揮﹐ 派遣上朝鮮戰場。陳賡離越後﹐ 其余的中國顧問人員仍然留在越盟內继續擔任顧問指導。
越盟攻戰損失與重整
1950年末﹐ 越盟領導人與中國顧問們一致贊成揮軍朝紅河平原挺進。越盟內的許多人員亦都認為邊界戰役的勝利是贏得了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驟﹐ 繼之，他們該慢慢的開展戰勢﹐ 為向法軍發動總進攻而奮力作戰。
武元甲在1950末年開始撰寫文件為準備發動總進攻。他指出﹐ 成熟的時機已來臨﹐ 革命力量應該轉為組織總進攻﹐ 消滅大部份的敵人以及佔領各城市。黨委內有人亦贊成應該去奪取平原地區﹐ 以便減輕山區 ( 越北 ) 解放區的糧食問題。
1951年1月﹐ 武元甲下令進攻僅離河內三十七公里的永寧 ( Vinh Ninh ) 镇﹐ 越盟部隊運用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常使用的人海戰術。法軍駐印度支那總司令將軍親自領兵出擊反攻﹐ 又曾使用磷質燃烧彈﹐ 其殺傷力極大﹐ 使越盟軍力慘遭傷亡﹐ 人數至少達到六千名戰士有多。
至三月份﹐ 越盟部隊又發動攻击靠近北越港口城市海防 ( Hai Phong ) 的冒溪 ( Mao Khe ) 鎮，但戰情告敗。跟著在五月又攻打府里 ( Phu Ly ) 與寧平 ( Ninh Binh ) 兩地﹐ 越盟同樣遭受戰敗的命運。
此各次戰役皆在中國顧問的讚同下執行的。屢戰屢敗後使中國顧問們處事要比以前更加謹慎審定﹐ 更加注重考虑戰事的實況。
1951年初﹐ 中國顧問提出加強重組各個結構領導能力的計劃。獲得胡志明的答允﹐ 中國顧問馬上協助越盟總參謀部﹐ 總政治局與總後勤部以及各個師團實施大刀闊斧的 “ 精簡編制 ” 。師團級的中國顧問給予越南幹部開辦訓練班﹔ 中國顧問在越南施行的意識教育方法被名為 “ 整訓 ”。毛主義的方法是根據宋儒傳統而提倡優秀人才的自我政治教育修養。由於儒教在越南的傳播根植已久﹐ 中國顧問極之容易的找到許多聽眾接受與推行其那套政治行為的 “ 正確思想 ”。
調整與加強鞏固軍隊力量是1951年內越盟為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政府結構重建計劃的一部分的行為。亦在該年﹐ 由羅貴波為首的中國政治顧問團組成 ( 請留意此有别於上述的軍事顧問團 )，其主要任務為財稅務、報章和電臺廣播管理、 少數民族政策問題等作出政策與法例。
在諸多事務中﹐ 最重要的是農業稅的問題。該時在越南﹐ 農民與地主同樣要交稅﹐ 並由各職員根據利息與人口數量而定出稅額。效仿中國那套新的稅務制度﹐ 越盟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的農業稅務局部門﹐ 專檢驗稅務制度﹐ 開辦訓練班以及為民眾開會解說稅例等，同時越南政府也成立越南國家銀行﹐ 並發行了由在中國國内印刷的新貨幣。
在1951年紅河三角洲平原地區上的各次攻擊全失敗之後﹐ 越盟在中國軍事顧問的指引下展開了1952年的西北戰役。
越南的西北地區是與寮國接壤﹐ 法國軍隊在該區的防守力量較為弱小的地方。奪取西北地區將會是減少法軍對越北游擊根據地後腹的威脅與攻擊﹐ 同時亦擴闊越盟的實際控制區。
一﹐ 西北戰役
這場戰役由羅貴波親自訂出的計劃。那時韋國清因病已返國﹐ 顧問團的事務由羅打理。1952年羅貴波把自擬的建議送返中國中央軍委審批。他提議越盟在1952年用上半年的時間應邊作休兵息養﹐又邊與敵方只作小型游擊戰﹔ 在後半年內則攻打處於西北地區的義路 ( Nghĩa Lộ ) 與山羅 (̀ Sơn La ) 兩地。羅貴波認為﹐ 若在一年後越盟佔領了西北地區便可再派兵入寮作戰。羅的建議寄返國後﹐ 中國中央軍委下令﹕軍事行動應以 “ 穩打穩勝 ”﹐ 確保每一場戰鬥都取得全勝為原則。該時劉少奇還另指示羅 “ 一定要協助寮國得到解放 ”。接著﹐ 羅貴波把其作戰計劃交予武元甲並得到武的肯首﹔ 四月份﹐ 越共政治部一致通過該計劃﹐ 決定發動 “ 西北戰役 ”。
4月14日﹐ 羅貴波把戰役作戰方案發返北京﹕九月初先攻義路﹐ 後打山羅﹔ 相信三個月內完全奪下西北大部份地區﹐ 再在下年來攻取萊州 ( Lai Chou )。中央軍委在五天後批准該方案﹐ 並提示越盟要注意處於該地區的少數族裔民眾。
7月17日﹐ 羅貴波把更詳細的計劃寄往北京﹐ 並轉告越盟的要求﹕ 中國從雲南出兵到越南協助作戰。7月22日北京的回復表示﹐ 中國堅守不會直接出兵的原則﹐ 但可以調動邊界上的某一戰鬥隊以示 “ 一致支持 ” 。
7月31日羅貴波再向中央報告﹐ 越盟將馬上向戰鬥隊員宣訓有關留意少數族裔的問題﹐ 以確保在九月份可發動戰役﹐ 一切進行順利。但在8月8日的中央回復﹐ 中方指出九月中旬發動戰役過於早﹐ 應推延至十月或十一月份﹐ 使越盟可有更充份的準備。
九月初﹐ 越盟政治部舉行會議﹐ 羅貴波亦有參與。武元甲負責報告戰役方案。他亦指出了作戰的一些困難﹐ 尤其是山羅一役。
九月尾﹐ 胡志明秘密地作了北京之行﹐ 與中國領導人討論西北戰役以及整個抗法戰鬥的戰略。中方建議越南應先攻取西北地區與寮北﹐ 然後再南下攻打紅河三角洲。胡接受北京的建議﹐馬上在9月31日發電報予武元甲與羅貴波﹐ 傳下曾與北京所交換意見後的建議﹕在西北戰役中只攻打義路﹐ 放棄啟動山羅戰鬥﹔ 取下義路後便以該處發展為革命根據地。
十月初﹐ 越盟政治部討論胡的指導作戰計劃。此時武元甲已經身處西北戰場﹐ 越盟另一位領導人長征通告武元甲關於政治部的改變作戰方案。10月14日﹐越盟集中八個營的兵力﹐ 發動在義路以及鄰近敵軍據點的攻擊戰。
10月16日﹐ 韋國清返回越南與羅貴波一起共同指導西北戰役。在越盟部隊攻取義路後﹐ 法軍在11月22日自動放棄山羅。至12月10日﹐ 越盟已解放了西北的大部份地區﹐ 從而使越盟部隊順利的開展在寮國的軍事活動。
二﹐ 1953年的土地改革運動
越盟在開展抗法戰鬥的初始幾年中對於農村的農業政策一直保持相當中庸的政策﹐ 即採取減稅的政策。理由是若進行土地改革﹐ 便會打擊了地主階層﹐ 不利於全民團結抗法戰鬥的原則。可是﹐ 抗法鬥爭比意料之中困難得多﹐ 儘管越盟力量在抗戰中亦有所增強﹐ 亦曾取得某些勝利成果。
為能盡快取得戰鬥的勝利以及減少經濟的負擔﹐ 越盟領導人決定在1952年以分配土地的方式來換取農民踴躍加入戰鬥隊伍﹐ 爭取更多農民的支持。土改的目標亦為了消除黨內的 “ 蛻化分子 ”。1953年1月﹐ 越南勞動黨 ( 即該時改名後的越共 ) 第四次黨大會通過決議在解放區內實行土改運動。
中共在土改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故此越南便請求中國顧問的幫忙。1953年春﹐ 屬於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張德群同志為領導﹐ 成立了一個鞏固黨組織與土改組。為增強實力﹐ 中國亦加派四十二位專家來越。
中國顧問團帶來了中國的一套宣傳手段﹐ 包括放映電影 《 白毛女 》 等﹐ 該片突出宣揚農家女被地主壓迫的慘況。越南士兵看了影片亦受打動﹐流下熱淚，甚至發生有一位兵士當看到地主出現在影幕上便舉槍向他射擊的情景。
在數次政治戰役後﹐ 出身於農民與工人階層的人都被昇職。這些政治戰役加強了軍人的戰鬥精神﹐ 為日後的奠邊府戰役﹐ 與法軍決一死戰而準備就緒。
土改運動亦把越南黨內與農村的結構帶來巨變。在後來的兩年中﹐ 不管是親法國的地主階層或是中立人士﹐ 或者是曾經支持越盟的人士亦都受到打擊和懲罰﹐被沒收財產﹐ 亦有個別人被行刑槍殺。
儘管土改亦可以說取得成功﹐ 達到共產黨所提出的目標是把土地分給農民﹐ 獲取得民心支持越盟。具體的是曾有二十萬名農民參與把物資翻山越嶺運到越盟根據地的行動。可是﹐ 土改亦引發起不良的影響。在土改中提倡階級鬥爭與共產黨主張的民族統一抗戰戰線的政策相違背﹐ 嚴重打擊了民眾中一部分重要的力量。
由於中國顧問團內各人的激進思想﹐ 他們應為引進中國式的階級鬥爭的手法給予他們的越南共產黨黨員同志所要負起一定的責任。這些負面結果亦是日後越共指責學習中國模式的惡果和起因。
三﹐ 擊破 “ 那瓦尔計劃 ”
10月8日﹐ 拉帕則全軍覆沒。兩天後﹐ 沙同的隊伍又被擊毀﹐ 兩位指揮亦被活捉。在後來的一系列戰鬥中﹐ 越盟軍隊先後攻克高平與七溪﹐ 法軍被迫撤軍退出老街、 涼山與和平 ( Hoa Binh, 地名 )﹐ 留下了約一萬一千噸的彈藥﹐ 以及幾乎紅河平原以北的整個地區皆置空了。
邊界戰役勝利的重要性是打开了越盟與中國邊界的通道。法軍退出和平地區﹐ 使越北根據地與越南北部整個地區連接起來﹐ 日後更容易發展為由越盟實行控制的 “ 解放區 ”。
邊界戰役結束後﹐ 毛澤東電函陳賡慶賀並以示悅心。跟著﹐ 陳賡走訪了各地越盟部隊的各級指揮基层組織。10月11日﹐ 陳賡在與胡志明武元甲談話時指出﹐ 應該改組各級組織的工作能力﹐ 有如另加設獎励幹部的行為﹐ 改善對俘虜兵的待遇等等。陳要求越盟各級領導開慶功會以便可以把勝利的消息傳播之﹐ 提高軍心﹐ 強調一定要推選出英雄人物使軍中各人作榜樣學習等事項。在對待被俘者方面﹐ 陳提出首先勸告被俘者寫信給家人和朋友﹐ 使之其精神有所動搖﹔ 向越南人俘者作宣傳教育﹐ 爭取他們 “ 改惡從善 ” 加入越盟隊伍﹐ 同時把 “ 教育 ” 好了的法國人與摩洛哥人的外籍軍人礼貌送走。陳賡在日記中表示胡志明與武元甲亦都 “ 樂意接受 ” 其各項建議。
自10月27日至30日﹐ 越盟召集了營團級以上各個領導指揮員的會議。會上﹐ 越共領導人之一的長征同志代表越盟作邊界戰役報告並高度評價其戰績。根據胡志明的建議﹐ 陳賡在那一連四天的會議上亦作了報告。他分析了這次越盟部隊取得勝利的原因﹐ 高度讚扬越南戰士的英勇行為。同時他亦重提越盟軍不足之處﹐ 如軍官不多關心下級戰士﹐ 隊員緩遲執行上级命令﹐ 以及只注重報告正面的信息等等。
其後﹐ 胡志明曾要求陳賡留在越南﹐ 可是陳收到北京之命於1950年十一月離越返國。約一年後﹐ 他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副指揮﹐ 派遣上朝鮮戰場。陳賡離越後﹐ 其余的中國顧問人員仍然留在越盟內继續擔任顧問指導。
越盟攻戰損失與重整
1950年末﹐ 越盟領導人與中國顧問們一致贊成揮軍朝紅河平原挺進。越盟內的許多人員亦都認為邊界戰役的勝利是贏得了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驟﹐ 繼之，他們該慢慢的開展戰勢﹐ 為向法軍發動總進攻而奮力作戰。
武元甲在1950末年開始撰寫文件為準備發動總進攻。他指出﹐ 成熟的時機已來臨﹐ 革命力量應該轉為組織總進攻﹐ 消滅大部份的敵人以及佔領各城市。黨委內有人亦贊成應該去奪取平原地區﹐ 以便減輕山區 ( 越北 ) 解放區的糧食問題。
1951年1月﹐ 武元甲下令進攻僅離河內三十七公里的永寧 ( Vinh Ninh ) 镇﹐ 越盟部隊運用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常使用的人海戰術。法軍駐印度支那總司令將軍親自領兵出擊反攻﹐ 又曾使用磷質燃烧彈﹐ 其殺傷力極大﹐ 使越盟軍力慘遭傷亡﹐ 人數至少達到六千名戰士有多。
至三月份﹐ 越盟部隊又發動攻击靠近北越港口城市海防 ( Hai Phong ) 的冒溪 ( Mao Khe ) 鎮，但戰情告敗。跟著在五月又攻打府里 ( Phu Ly ) 與寧平 ( Ninh Binh ) 兩地﹐ 越盟同樣遭受戰敗的命運。
此各次戰役皆在中國顧問的讚同下執行的。屢戰屢敗後使中國顧問們處事要比以前更加謹慎審定﹐ 更加注重考虑戰事的實況。
1951年初﹐ 中國顧問提出加強重組各個結構領導能力的計劃。獲得胡志明的答允﹐ 中國顧問馬上協助越盟總參謀部﹐ 總政治局與總後勤部以及各個師團實施大刀闊斧的 “ 精簡編制 ” 。師團級的中國顧問給予越南幹部開辦訓練班﹔ 中國顧問在越南施行的意識教育方法被名為 “ 整訓 ”。毛主義的方法是根據宋儒傳統而提倡優秀人才的自我政治教育修養。由於儒教在越南的傳播根植已久﹐ 中國顧問極之容易的找到許多聽眾接受與推行其那套政治行為的 “ 正確思想 ”。
調整與加強鞏固軍隊力量是1951年內越盟為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政府結構重建計劃的一部分的行為。亦在該年﹐ 由羅貴波為首的中國政治顧問團組成 ( 請留意此有别於上述的軍事顧問團 )，其主要任務為財稅務、報章和電臺廣播管理、 少數民族政策問題等作出政策與法例。
在諸多事務中﹐ 最重要的是農業稅的問題。該時在越南﹐ 農民與地主同樣要交稅﹐ 並由各職員根據利息與人口數量而定出稅額。效仿中國那套新的稅務制度﹐ 越盟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的農業稅務局部門﹐ 專檢驗稅務制度﹐ 開辦訓練班以及為民眾開會解說稅例等，同時越南政府也成立越南國家銀行﹐ 並發行了由在中國國内印刷的新貨幣。
在1951年紅河三角洲平原地區上的各次攻擊全失敗之後﹐ 越盟在中國軍事顧問的指引下展開了1952年的西北戰役。
越南的西北地區是與寮國接壤﹐ 法國軍隊在該區的防守力量較為弱小的地方。奪取西北地區將會是減少法軍對越北游擊根據地後腹的威脅與攻擊﹐ 同時亦擴闊越盟的實際控制區。
一﹐ 西北戰役
這場戰役由羅貴波親自訂出的計劃。那時韋國清因病已返國﹐ 顧問團的事務由羅打理。1952年羅貴波把自擬的建議送返中國中央軍委審批。他提議越盟在1952年用上半年的時間應邊作休兵息養﹐又邊與敵方只作小型游擊戰﹔ 在後半年內則攻打處於西北地區的義路 ( Nghĩa Lộ ) 與山羅 (̀ Sơn La ) 兩地。羅貴波認為﹐ 若在一年後越盟佔領了西北地區便可再派兵入寮作戰。羅的建議寄返國後﹐ 中國中央軍委下令﹕軍事行動應以 “ 穩打穩勝 ”﹐ 確保每一場戰鬥都取得全勝為原則。該時劉少奇還另指示羅 “ 一定要協助寮國得到解放 ”。接著﹐ 羅貴波把其作戰計劃交予武元甲並得到武的肯首﹔ 四月份﹐ 越共政治部一致通過該計劃﹐ 決定發動 “ 西北戰役 ”。
4月14日﹐ 羅貴波把戰役作戰方案發返北京﹕九月初先攻義路﹐ 後打山羅﹔ 相信三個月內完全奪下西北大部份地區﹐ 再在下年來攻取萊州 ( Lai Chou )。中央軍委在五天後批准該方案﹐ 並提示越盟要注意處於該地區的少數族裔民眾。
7月17日﹐ 羅貴波把更詳細的計劃寄往北京﹐ 並轉告越盟的要求﹕ 中國從雲南出兵到越南協助作戰。7月22日北京的回復表示﹐ 中國堅守不會直接出兵的原則﹐ 但可以調動邊界上的某一戰鬥隊以示 “ 一致支持 ” 。
7月31日羅貴波再向中央報告﹐ 越盟將馬上向戰鬥隊員宣訓有關留意少數族裔的問題﹐ 以確保在九月份可發動戰役﹐ 一切進行順利。但在8月8日的中央回復﹐ 中方指出九月中旬發動戰役過於早﹐ 應推延至十月或十一月份﹐ 使越盟可有更充份的準備。
九月初﹐ 越盟政治部舉行會議﹐ 羅貴波亦有參與。武元甲負責報告戰役方案。他亦指出了作戰的一些困難﹐ 尤其是山羅一役。
九月尾﹐ 胡志明秘密地作了北京之行﹐ 與中國領導人討論西北戰役以及整個抗法戰鬥的戰略。中方建議越南應先攻取西北地區與寮北﹐ 然後再南下攻打紅河三角洲。胡接受北京的建議﹐馬上在9月31日發電報予武元甲與羅貴波﹐ 傳下曾與北京所交換意見後的建議﹕在西北戰役中只攻打義路﹐ 放棄啟動山羅戰鬥﹔ 取下義路後便以該處發展為革命根據地。
十月初﹐ 越盟政治部討論胡的指導作戰計劃。此時武元甲已經身處西北戰場﹐ 越盟另一位領導人長征通告武元甲關於政治部的改變作戰方案。10月14日﹐越盟集中八個營的兵力﹐ 發動在義路以及鄰近敵軍據點的攻擊戰。
10月16日﹐ 韋國清返回越南與羅貴波一起共同指導西北戰役。在越盟部隊攻取義路後﹐ 法軍在11月22日自動放棄山羅。至12月10日﹐ 越盟已解放了西北的大部份地區﹐ 從而使越盟部隊順利的開展在寮國的軍事活動。
二﹐ 1953年的土地改革運動
越盟在開展抗法戰鬥的初始幾年中對於農村的農業政策一直保持相當中庸的政策﹐ 即採取減稅的政策。理由是若進行土地改革﹐ 便會打擊了地主階層﹐ 不利於全民團結抗法戰鬥的原則。可是﹐ 抗法鬥爭比意料之中困難得多﹐ 儘管越盟力量在抗戰中亦有所增強﹐ 亦曾取得某些勝利成果。
為能盡快取得戰鬥的勝利以及減少經濟的負擔﹐ 越盟領導人決定在1952年以分配土地的方式來換取農民踴躍加入戰鬥隊伍﹐ 爭取更多農民的支持。土改的目標亦為了消除黨內的 “ 蛻化分子 ”。1953年1月﹐ 越南勞動黨 ( 即該時改名後的越共 ) 第四次黨大會通過決議在解放區內實行土改運動。
中共在土改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故此越南便請求中國顧問的幫忙。1953年春﹐ 屬於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張德群同志為領導﹐ 成立了一個鞏固黨組織與土改組。為增強實力﹐ 中國亦加派四十二位專家來越。
中國顧問團帶來了中國的一套宣傳手段﹐ 包括放映電影 《 白毛女 》 等﹐ 該片突出宣揚農家女被地主壓迫的慘況。越南士兵看了影片亦受打動﹐流下熱淚，甚至發生有一位兵士當看到地主出現在影幕上便舉槍向他射擊的情景。
在數次政治戰役後﹐ 出身於農民與工人階層的人都被昇職。這些政治戰役加強了軍人的戰鬥精神﹐ 為日後的奠邊府戰役﹐ 與法軍決一死戰而準備就緒。
土改運動亦把越南黨內與農村的結構帶來巨變。在後來的兩年中﹐ 不管是親法國的地主階層或是中立人士﹐ 或者是曾經支持越盟的人士亦都受到打擊和懲罰﹐被沒收財產﹐ 亦有個別人被行刑槍殺。
儘管土改亦可以說取得成功﹐ 達到共產黨所提出的目標是把土地分給農民﹐ 獲取得民心支持越盟。具體的是曾有二十萬名農民參與把物資翻山越嶺運到越盟根據地的行動。可是﹐ 土改亦引發起不良的影響。在土改中提倡階級鬥爭與共產黨主張的民族統一抗戰戰線的政策相違背﹐ 嚴重打擊了民眾中一部分重要的力量。
由於中國顧問團內各人的激進思想﹐ 他們應為引進中國式的階級鬥爭的手法給予他們的越南共產黨黨員同志所要負起一定的責任。這些負面結果亦是日後越共指責學習中國模式的惡果和起因。
三﹐ 擊破 “ 那瓦尔計劃 ”
1953年5月﹐ 法國將軍亨利那瓦尔 ( Henri Navarre ) 出任印度支那戰場的指揮官，他的戰略分為三個步驟﹕ 1 ﹐ 確保在1953-54年秋冬季內完全控制紅河平原地區﹔ 2﹐ 在1954年春奪回由共產黨控制在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地區﹔ 3 ﹐ 向越盟在越北的主要根據地發動總攻擊。
1953年9月﹐ 美國總統艾遜豪威爾為實行“那瓦尔計劃”向法國提供了3，85億美元的軍援。
1953年8月13日﹐ 越盟向中國發急電求助﹐ 要求中方 “ 注意形勢發展以及努力尋找取得勝利的路向 ”。與此同時﹐ 越盟亦放棄了起初的計劃 ： 集中攻打西北與萊州的戰役。越盟提出了只發動攻擊紅河平原地區的戰鬥。越盟政治部在8月22日舉行會議﹐ 武元甲在會上作出在平原作戰的主要計劃﹐ 完全放棄萊州之戰﹐ 並更不要再提及在寮國的戰鬥。羅貴波亦參與了該會議﹐ 並有向北京轉告會議實況。
8月27與29日﹐ 北京在兩封復電中要求越盟保持原計劃不變﹐ 即是發動西北與寮國的戰役。北京28日的電報指示﹕ “ 消滅在萊州的敵人﹐ 解放寮國北部與中部﹐ 再進一步擴大戰場到南寮地區與柬埔寨﹐ 以達到威脅西貢政權……， 越盟可以阻止敵人的軍力與物資援助﹐ 分別殲滅法軍……， 由此﹐ 可以擴大主動力量的活動﹐ 使敵人慢慢失去戰鬥力後再加以滅之 ”。
中國領導人認為﹐若果實現其提議的策略﹐ 越盟可以有充份的力量﹐ 為日後攻打紅河平原以及最終在印度支那戰場上完全擊敗法國。那時﹐北京強調﹐ 越南必須先攻打西北與北寮。由此﹐ 中國軍事顧問建議越盟選擇西北為地盤﹐ 攻擊萊州。他們指出佔領紅河平原地區只可作後備的第二計劃。這與越方早先預計的方案相反﹕奪取平原地區﹐ 發動游擊戰﹐ 再解放越南北部的兩大重要城市河內與海防。
9月份﹐ 越盟政治部為1953 -54年冬季戰役舉行會議進行討論。胡志明贊成北京的方案﹐ 指示越軍 “ 不改變戰略方向 ”﹐ 即是指導越盟將要攻打西北與寮北兩戰場﹐ 放棄由武元甲提出的進軍紅河平原地區的計劃。
10月10日﹐ 北京又通告越盟﹐ 將再任命韋國清為軍事總顧問以及羅貴波為政治總顧問。自10月27日﹐ 韋國清向越南領導人指出強調北京方案的重要性﹐ 同時交予一份由中國情報人員獲取法軍的“ 那瓦尔計劃 ”。北京把 “ 那瓦尔計劃 ” 交給越盟﹐ 說明了中國與越盟在印度支那戰爭時期有互相交換情報的密契。
11月中旬﹐ 越盟部隊的316師團兵士﹐ 325師團與304師團的部份兵士向萊州進軍。按照中國的提議﹐ 即是取路經寮國再進入越南南方的戰鬥方案﹐ 胡志明的部隊亦積極為該計劃而籌備將在1954年實行。他們選擇了多個的入寮路線﹐ 但周恩來認為計劃太不切實。在12月12日給羅貴波的電報中﹐ 周指出﹕ 原計劃 “ 要求人工過大﹐ 增加人民的負擔﹐ 減少成功的機會 ”。他提醒越盟把進軍路線減至三條主要的﹐ 其中包括一條是經過沈縷 ( Sầm Nưa ) 的路線。
法國那瓦爾將軍在獲悉越盟向萊州進軍後﹐ 亦決定向奠邊府地區增強援軍。奠邊府是地處於通往寮國隆化邦 （ Luong Pha Bang）的路上﹐越南西北高原的一個山谷的地方。韋國清是在前往西北地區的路上得知法軍的新決定。韋國清與同僚們討論新形勢後﹐他便進言越盟應一方面在奠邊府地區發動包圍法軍並予滅之﹐ 另一方面同時進攻萊州的敵人。
韋國清亦把新形勢轉告北京﹐之後﹐中國中央軍委著重指出﹐ 奠邊府戰役不僅在軍事和政治上極為重要﹐ 在國際上亦有十分巨大的影響作用。北京宣稱將為越盟提供各種武器裝備﹐ 下令中國顧問團盡力協助越盟作出 “ 決定 ”﹐ 並指導執行戰役。
由此﹐ 我們十分明顯地看到﹐ 當時毛澤東已經明察到越南戰場上將產生的國際外交的作用。1953年9月﹐ 共產國際已開始提倡實行和平的努力方向。9月28日﹐ 蘇聯呼籲為解決國際衝突而召開包括共產黨中國在內的五方會議。十日後﹐ 周恩來宣告支持蘇聯的提議。
11月26日﹐ 胡志明在接受瑞典《 快報 》的記者時說﹐ 越盟隨時與法國為印度支那問題進行會談。然而﹐ 毛澤東亦表明了其意圖奪取在奠邊府戰場上的勝利以便增加在談判桌上的籌碼。12月6日﹐ 越盟政治部通過了攻打奠邊府戰役的決議。該決議確立奠邊府戰役以武元甲為總司令﹐ 韋國清為總顧問的領導地位。
回顧歷史﹐ 我們認為﹐ 1953年9月越盟政治部的大會是印度支那戰場上的一個重要會議。當法國大將那瓦爾決定在十一月調軍前往奠邊府之時﹐ 越盟才作出相應的軍事行動﹐ 向萊州與北寮方向進軍﹐ 由此﹐ 胡志明才放棄了由武元甲原定的向紅河平原攻擊的作戰方案。若果越盟領導人堅持執行武元甲的軍事行動﹐ 那麼﹐ 結束印度支那戰場上法越最後的一戰、具巨大歷史意義的奠邊府戰役將可能不會發生。
全文完
嶺南遺民
2006-02-10日 於 Aix-en-Provence
2009-06-15日第一次修改
1953年9月﹐ 美國總統艾遜豪威爾為實行“那瓦尔計劃”向法國提供了3，85億美元的軍援。
1953年8月13日﹐ 越盟向中國發急電求助﹐ 要求中方 “ 注意形勢發展以及努力尋找取得勝利的路向 ”。與此同時﹐ 越盟亦放棄了起初的計劃 ： 集中攻打西北與萊州的戰役。越盟提出了只發動攻擊紅河平原地區的戰鬥。越盟政治部在8月22日舉行會議﹐ 武元甲在會上作出在平原作戰的主要計劃﹐ 完全放棄萊州之戰﹐ 並更不要再提及在寮國的戰鬥。羅貴波亦參與了該會議﹐ 並有向北京轉告會議實況。
8月27與29日﹐ 北京在兩封復電中要求越盟保持原計劃不變﹐ 即是發動西北與寮國的戰役。北京28日的電報指示﹕ “ 消滅在萊州的敵人﹐ 解放寮國北部與中部﹐ 再進一步擴大戰場到南寮地區與柬埔寨﹐ 以達到威脅西貢政權……， 越盟可以阻止敵人的軍力與物資援助﹐ 分別殲滅法軍……， 由此﹐ 可以擴大主動力量的活動﹐ 使敵人慢慢失去戰鬥力後再加以滅之 ”。
中國領導人認為﹐若果實現其提議的策略﹐ 越盟可以有充份的力量﹐ 為日後攻打紅河平原以及最終在印度支那戰場上完全擊敗法國。那時﹐北京強調﹐ 越南必須先攻打西北與北寮。由此﹐ 中國軍事顧問建議越盟選擇西北為地盤﹐ 攻擊萊州。他們指出佔領紅河平原地區只可作後備的第二計劃。這與越方早先預計的方案相反﹕奪取平原地區﹐ 發動游擊戰﹐ 再解放越南北部的兩大重要城市河內與海防。
9月份﹐ 越盟政治部為1953 -54年冬季戰役舉行會議進行討論。胡志明贊成北京的方案﹐ 指示越軍 “ 不改變戰略方向 ”﹐ 即是指導越盟將要攻打西北與寮北兩戰場﹐ 放棄由武元甲提出的進軍紅河平原地區的計劃。
10月10日﹐ 北京又通告越盟﹐ 將再任命韋國清為軍事總顧問以及羅貴波為政治總顧問。自10月27日﹐ 韋國清向越南領導人指出強調北京方案的重要性﹐ 同時交予一份由中國情報人員獲取法軍的“ 那瓦尔計劃 ”。北京把 “ 那瓦尔計劃 ” 交給越盟﹐ 說明了中國與越盟在印度支那戰爭時期有互相交換情報的密契。
11月中旬﹐ 越盟部隊的316師團兵士﹐ 325師團與304師團的部份兵士向萊州進軍。按照中國的提議﹐ 即是取路經寮國再進入越南南方的戰鬥方案﹐ 胡志明的部隊亦積極為該計劃而籌備將在1954年實行。他們選擇了多個的入寮路線﹐ 但周恩來認為計劃太不切實。在12月12日給羅貴波的電報中﹐ 周指出﹕ 原計劃 “ 要求人工過大﹐ 增加人民的負擔﹐ 減少成功的機會 ”。他提醒越盟把進軍路線減至三條主要的﹐ 其中包括一條是經過沈縷 ( Sầm Nưa ) 的路線。
法國那瓦爾將軍在獲悉越盟向萊州進軍後﹐ 亦決定向奠邊府地區增強援軍。奠邊府是地處於通往寮國隆化邦 （ Luong Pha Bang）的路上﹐越南西北高原的一個山谷的地方。韋國清是在前往西北地區的路上得知法軍的新決定。韋國清與同僚們討論新形勢後﹐他便進言越盟應一方面在奠邊府地區發動包圍法軍並予滅之﹐ 另一方面同時進攻萊州的敵人。
韋國清亦把新形勢轉告北京﹐之後﹐中國中央軍委著重指出﹐ 奠邊府戰役不僅在軍事和政治上極為重要﹐ 在國際上亦有十分巨大的影響作用。北京宣稱將為越盟提供各種武器裝備﹐ 下令中國顧問團盡力協助越盟作出 “ 決定 ”﹐ 並指導執行戰役。
由此﹐ 我們十分明顯地看到﹐ 當時毛澤東已經明察到越南戰場上將產生的國際外交的作用。1953年9月﹐ 共產國際已開始提倡實行和平的努力方向。9月28日﹐ 蘇聯呼籲為解決國際衝突而召開包括共產黨中國在內的五方會議。十日後﹐ 周恩來宣告支持蘇聯的提議。
11月26日﹐ 胡志明在接受瑞典《 快報 》的記者時說﹐ 越盟隨時與法國為印度支那問題進行會談。然而﹐ 毛澤東亦表明了其意圖奪取在奠邊府戰場上的勝利以便增加在談判桌上的籌碼。12月6日﹐ 越盟政治部通過了攻打奠邊府戰役的決議。該決議確立奠邊府戰役以武元甲為總司令﹐ 韋國清為總顧問的領導地位。
回顧歷史﹐ 我們認為﹐ 1953年9月越盟政治部的大會是印度支那戰場上的一個重要會議。當法國大將那瓦爾決定在十一月調軍前往奠邊府之時﹐ 越盟才作出相應的軍事行動﹐ 向萊州與北寮方向進軍﹐ 由此﹐ 胡志明才放棄了由武元甲原定的向紅河平原攻擊的作戰方案。若果越盟領導人堅持執行武元甲的軍事行動﹐ 那麼﹐ 結束印度支那戰場上法越最後的一戰、具巨大歷史意義的奠邊府戰役將可能不會發生。
全文完
嶺南遺民
2006-02-10日 於 Aix-en-Provence
2009-06-15日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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