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民族政策歷史：革命歷程中之民族性質問題
簡介
原文是永昇（ Vĩnh Sính ）教授發表於1992年第2期《 歷史研究 》（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雜誌上的文章。該文較長，我們重新編輯和翻譯有關聯這主題的內容，小標題是編者自撰。
永昇（ 1944年至2014年 ）先生曾是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 的榮譽教授，對日本思想史、日本與各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日越方面有顯著成果的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古田元夫（ Furuta Motoo ) 的日文書題原為 《 ベトナムにおけるドイモイ路線の形成と展開過程 》。
此書作者主要根據十五年之久所研究的成果，匯成為東京大學1990年的博士論文。作者使用極豐富、未曾公開出版的越南文件和資料，包括各種語種如越南、日、英、法和漢等；議題也涉及諸學科如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的範疇。
哪一個越南？
在導言部分，首先作者清晰地講述關於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作者認為，一種普遍對越南歷史的認定是，就在法屬時期前，越南人的民族性已相當清晰的形成，法國殖民者的統治機器並不可改變越南民族的特質，正如其他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各國的殖民政策的場合一樣，而主要的原因使越南共產黨人獲取成功是因為他們懂得屈身，適從越南強烈的民族主義。對於作者，這種觀點已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雖然十九世紀的文人，正如二十世紀初的愛國者一樣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是 “ 復興越南 ”， 但對於他們，“ 越南 ” 這個名詞不擁有相同的內容。例如，潘佩珠（ Phan Bội Chau ），與胡志明一樣，皆想解放 “ 越南 ”，但 “ 對於潘佩珠，越南是狹義上所指的國家，只包括京人 （ người Kinh。此稱謂與以下所使用 “ 京族、越人 ” 是指同一之意。譯者註 ） ”， 與此同時，從1941年起，阮愛國和其他越南共產黨人認為 “ 越南是一個包括多個民族的國家，即是京族與其他民族、、、、、、。” ( 第9頁 )。
按作者所述，儘管京族（ 在越南，目前京族佔總人口的90% ）曾是各政治運動的帶頭人，但不應因此而忽視其他民族的重要角色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作者解釋，由京族領導抗法和抗美的各次政治運動，但在其他民族居住區也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 例如，抗法時期的越北戰區 〈 chiến khu Việt Bắc 〉，抗美時期的邦美屬〈 Ban Mê Thuột 〉和中部高原地區〈 Cao nguyên Trung bộ 〉 以及1975年後的柬埔寨 ），因此，一開始運動需要面對的任務是京族和其他民族要結合起來 ( 第10頁 ）。換言之，按作者的評價，在越南現代歷史中，共產黨人的主要角色不是在於他們已經連結，屈身遵隨一種 “ 固定模式的民族主義 ”， 而正是在於他們在革命歷程中曾努力改變民族主義的性質。” （ 第9和10頁 ）因此，作者研究的對象是考察越南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體現在越南人對民族性質認定的改變。作者認為，稱謂 “ 越南共產黨人 ” 並非是沒有問題， 然而，需要尋求在他們黨的 “ 歷史進程中，共產黨人如何認定越南人的性質 ” 以及 “ 考察關於認定京人的民族性質的改變也是應當的。” ( 第15頁 )
在導言的後半部分，作者論述 “ 南國意識 ”（ ý thức Nam quốc ）--- 越南人的傳統國家意識，及其1920年代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初始的民族主義的特徵。北屬時期後，“ 在中國邊界之南的人獲取了獨立，曾以 “ 南國 ” 稱呼其國家，與有別於北國，即中國。” （ 第46頁 ）在 “ 南國意識 ” 的根基上，越南是屬於 “ 中華文明 ” 區的一個國家， 但它有領土、文化、歷史及各朝代的君王，有別於中國。 在中華世界觀的標準下建國的進程中，越南人開始自視為 “ 文明人 ”，自稱為 “ 京人 ”（ người Kinh, 文明京都的人 ）， 有別於周圍其他未曾開化的 “ 蠻夷 ” 民族。越南人的立國神話也反映這種 “ 南國意識 ”。 “ 龍子仙孫 ” （ con Rồng cháu Tiên ）的神話一方面提及越南與中國的始祖皇帝血緣上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強調在平原與山區的越南人皆來自共同的族源，此是東南亞多元民族性質的象徵（ 第51-52頁 ）。
從十五世紀末至十八世紀的 “ 南進 ”（ Nam tiến ）已逐步開拓了越南的領土，從中部沿海平原地區至湄江三角洲平原。 作者認為， 通過 “ 南進 ” 的進程，越南社會日趨變得多元化，越南與東南亞其他鄰近國家之間的關係愈帶有重要的意義和西部山林地區的戰略地位日趨變得重要。為了管治一片從北至南狹長的領土，客觀條件迫使越南執政者那時需要設立新的秩序，以致越南的環境適應印度支那和東南亞世界的框架。然而，阮朝的政策仍固然視中國為金科玉律，視越南為東南亞的一個 “ 小中華 ” （ tiểu Trung Hoa ）。 此政策有極大的限制， “ 因為與其他鄰近國家相比，尤其是暹羅（ 泰國 ），越南沒有壓倒性的潛力。” （ 第61頁 ）此外，“ 南國意識 ” 只有把越南人分別看待和隔離鄰近的其他民族，而不可把其他民族共同連合起來。” （ 第62頁 ）由此， 作者結論，在法屬之前，越南的領土還未可全面的統一，而且還未清晰的認識越南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的位置所在。
法國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將越南從東亞傳統中脫離出去，將越南與寮國、柬埔寨放置在印度支那聯邦的框架中。 這種情勢使意圖恢復國家獨立的越南人須面對以下三個問題： 1、越南在新的世界中的位置；2、與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相比，越南人的民族性質；3、是以同胞的身份，而不是皇帝隸屬下臣、民的身份，提高人民之間的團結。作者認為，雖然 “ 南國意識 ” 是一個寶貴的遺產，但不可能協助越南人在新的客觀形勢中適合地解答前述的問題。因此，即使在二十世紀初約有的二十年中，爭取獨立的越南人曾具有較廣闊的眼光，從東亞世界展拓至全球各地，可是實際上，他們仍然受 “ 南國意識 ” 的影響，並有強調越南人與其他鄰近民族的差別的趨向。他們的越南國民的觀念只包括京人，即純粹的越人。他們所使用 “ 龍子仙孫 ” 的概念，一方面體現越人之間的團結和統一，另一方面是為了強調越人，是一個 “ 高貴 ” 的種族，不可滅亡和將登上 “ 文明 ” 的台階 ( 第78頁 )。
在印度支那殖民的官僚和教育系統中，與寮國和柬埔寨的一樣，法國人在越南主要使用越南人擔任行政機器的管理人員。作者認為，越南人對印度支那這名詞的理解有兩個不同之意。有人視印度支那為越南所影響到的範圍，有人則使用印度支那作為基礎來批判有害處的越南傳統。然而，按作者所說，這兩個立場均有一個共同點：當提及印度支那，兩者似乎皆不關注及柬埔寨人、寮人和在此半島上生活的其他民族。 總言之，至1920年， 在殖民者統治的政策下， 越南民族主義的地位和性質基於 “ 南國意識 ” 上，日趨強化並幾乎無人討論京族與在越南的其他民族，或與寮人、柬埔寨人之間的連結的問題。
在有系統的論述在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前越南的歷史背景後，繼後的四個部分，作者先後分析從1920年至1989年各階段越南共產黨人對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的民族政策。
國際
第一部分論及1925年至1939年的年代，作者稱此階段為 “ 國際主義 ” 時期。進入1920年代末，“ 世界革命 ” 成為越南激進青年的共同口號，而且此時共產主義運動也正在越南出現。從民族主義出發，在尋找救國之路的過程中，阮愛國遇到並吸收了列寧的國際主義。由阮愛國創立於1925年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的組織，據作者認為，它 “ 基本的性質是結合了越南的激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 ” （ 第113頁 ）。換言之， 阮愛國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注重民族的因素及 “ 革命運動中的越南人性質 ” （ 第116頁 ）。 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基礎上， 1930年2月， 阮愛國成立帶有越南人 “ 民族性質 ” 的共產黨 --- 越南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與此同時， 一些激進的年輕同志，由於受到理想化的國際主義思想影響，曾批判越南人的民族主義定位，並主張須要與印度支那半島上全體其他各民族聯合起來，實行共同抗法的目標。1930年10月，根據國際共產的指示，越南共產黨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ông Dương ），一個帶有明顯傾向的 “ 區域共產黨 ” ( đảng cộng sản khu vực )，目標是為團結印度支那上的柬埔寨人、寮人及其他民族共同反抗法國殖民者（ 第127-133頁 ）。 雖然共產國際在此已擔任重要的角色，為它改名叫印度支那共產黨，據作者的評定，由於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誕生，與此同時越南人也在這個歷程中重新主動地認識印度支那（ 第133頁 ）。 在1930年代裡，印度支那共產黨呼籲成立印度支那蘇維埃聯邦，在印度支那上的每個民族均有其自決權。然而，作者指出，印度支那共產黨是過於樂觀，預言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將很容易地戰勝各個民族的不同性質 ”（ 第111頁 ）。 作者指出，在此時期，組織原則上的兩個弱點：首先，在印度支那上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民族 --- 越南人在 “ 印度支那革命 ” 的全體結構中沒有合適的位置。例如，“ 龍子仙孫 ” 這個詞組被禁止使用，但卻沒有任何可以補充的表象代之，可達到越南人之間大團結的目標。此外， 使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匯合的機會極之有限，並不能超越固有的殖民政策的框架外。 最終，除了在越北 --- 一些具有知識的岱依族人 （ người Tày。越南最大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集中在越中邊境地區，與越南儂族、中國壯族是同源的民族。譯者註 ）通過殖民教育系統有機會與越人接觸的場合之外，在此階段在其他的民族地區裡，沒有任何相當的政治基礎 ( 第140頁 )。
民族
在第二部分裡， 作者分析在1939年-1945年期間稱為 “ 爭取民族獨立 ” 的民族政策。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印度支那的形勢轉向一個新的階段。 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及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後，殖民政權遭到猛烈的衝擊。越南共產黨人認識到此是爭取獨立的有利機會。關於民族問題的全體情況獲重新總結，越南獨立同盟（ Việt Nam Độc lạp Đồng minh, 簡稱 “ 越盟 ” Việt Minh ）於1941年5月創立，目標是為成立未來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而備。“ 民族 ” 革命的觀點獲重新評估，然而越南此名詞不再包涵這個國家中正如1920年代那時只有京人的含意，而是 “ 由多個生活在越南領土上的多元民族所組成的國家 ”。“ 龍子仙孫 ” 的表象獲重新使用，但這次越南共產黨人更注意此傳說中的次要傾向裡的東南亞因素（ 強調生活在平原的人民正如山區的人民均有共同的淵源 ）。 根據作者的評定， “ 通過解釋，龍子仙孫這句成為一個多民族的越南 “ 同胞 ”（ đồng bào ）之間大團結的表象（ 第224-225頁 ）。 印度支那革命的一個新模式，從那時形成一直維持至今。以此模式，印度支那是三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聯盟；每國是具有多民族的國家，以及每個民族是其所處於國家中的一個民族組成部分。
此書作者主要根據十五年之久所研究的成果，匯成為東京大學1990年的博士論文。作者使用極豐富、未曾公開出版的越南文件和資料，包括各種語種如越南、日、英、法和漢等；議題也涉及諸學科如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的範疇。
哪一個越南？
在導言部分，首先作者清晰地講述關於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作者認為，一種普遍對越南歷史的認定是，就在法屬時期前，越南人的民族性已相當清晰的形成，法國殖民者的統治機器並不可改變越南民族的特質，正如其他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各國的殖民政策的場合一樣，而主要的原因使越南共產黨人獲取成功是因為他們懂得屈身，適從越南強烈的民族主義。對於作者，這種觀點已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雖然十九世紀的文人，正如二十世紀初的愛國者一樣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是 “ 復興越南 ”， 但對於他們，“ 越南 ” 這個名詞不擁有相同的內容。例如，潘佩珠（ Phan Bội Chau ），與胡志明一樣，皆想解放 “ 越南 ”，但 “ 對於潘佩珠，越南是狹義上所指的國家，只包括京人 （ người Kinh。此稱謂與以下所使用 “ 京族、越人 ” 是指同一之意。譯者註 ） ”， 與此同時，從1941年起，阮愛國和其他越南共產黨人認為 “ 越南是一個包括多個民族的國家，即是京族與其他民族、、、、、、。” ( 第9頁 )。
按作者所述，儘管京族（ 在越南，目前京族佔總人口的90% ）曾是各政治運動的帶頭人，但不應因此而忽視其他民族的重要角色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作者解釋，由京族領導抗法和抗美的各次政治運動，但在其他民族居住區也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 例如，抗法時期的越北戰區 〈 chiến khu Việt Bắc 〉，抗美時期的邦美屬〈 Ban Mê Thuột 〉和中部高原地區〈 Cao nguyên Trung bộ 〉 以及1975年後的柬埔寨 ），因此，一開始運動需要面對的任務是京族和其他民族要結合起來 ( 第10頁 ）。換言之，按作者的評價，在越南現代歷史中，共產黨人的主要角色不是在於他們已經連結，屈身遵隨一種 “ 固定模式的民族主義 ”， 而正是在於他們在革命歷程中曾努力改變民族主義的性質。” （ 第9和10頁 ）因此，作者研究的對象是考察越南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體現在越南人對民族性質認定的改變。作者認為，稱謂 “ 越南共產黨人 ” 並非是沒有問題， 然而，需要尋求在他們黨的 “ 歷史進程中，共產黨人如何認定越南人的性質 ” 以及 “ 考察關於認定京人的民族性質的改變也是應當的。” ( 第15頁 )
在導言的後半部分，作者論述 “ 南國意識 ”（ ý thức Nam quốc ）--- 越南人的傳統國家意識，及其1920年代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初始的民族主義的特徵。北屬時期後，“ 在中國邊界之南的人獲取了獨立，曾以 “ 南國 ” 稱呼其國家，與有別於北國，即中國。” （ 第46頁 ）在 “ 南國意識 ” 的根基上，越南是屬於 “ 中華文明 ” 區的一個國家， 但它有領土、文化、歷史及各朝代的君王，有別於中國。 在中華世界觀的標準下建國的進程中，越南人開始自視為 “ 文明人 ”，自稱為 “ 京人 ”（ người Kinh, 文明京都的人 ）， 有別於周圍其他未曾開化的 “ 蠻夷 ” 民族。越南人的立國神話也反映這種 “ 南國意識 ”。 “ 龍子仙孫 ” （ con Rồng cháu Tiên ）的神話一方面提及越南與中國的始祖皇帝血緣上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強調在平原與山區的越南人皆來自共同的族源，此是東南亞多元民族性質的象徵（ 第51-52頁 ）。
從十五世紀末至十八世紀的 “ 南進 ”（ Nam tiến ）已逐步開拓了越南的領土，從中部沿海平原地區至湄江三角洲平原。 作者認為， 通過 “ 南進 ” 的進程，越南社會日趨變得多元化，越南與東南亞其他鄰近國家之間的關係愈帶有重要的意義和西部山林地區的戰略地位日趨變得重要。為了管治一片從北至南狹長的領土，客觀條件迫使越南執政者那時需要設立新的秩序，以致越南的環境適應印度支那和東南亞世界的框架。然而，阮朝的政策仍固然視中國為金科玉律，視越南為東南亞的一個 “ 小中華 ” （ tiểu Trung Hoa ）。 此政策有極大的限制， “ 因為與其他鄰近國家相比，尤其是暹羅（ 泰國 ），越南沒有壓倒性的潛力。” （ 第61頁 ）此外，“ 南國意識 ” 只有把越南人分別看待和隔離鄰近的其他民族，而不可把其他民族共同連合起來。” （ 第62頁 ）由此， 作者結論，在法屬之前，越南的領土還未可全面的統一，而且還未清晰的認識越南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的位置所在。
法國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將越南從東亞傳統中脫離出去，將越南與寮國、柬埔寨放置在印度支那聯邦的框架中。 這種情勢使意圖恢復國家獨立的越南人須面對以下三個問題： 1、越南在新的世界中的位置；2、與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相比，越南人的民族性質；3、是以同胞的身份，而不是皇帝隸屬下臣、民的身份，提高人民之間的團結。作者認為，雖然 “ 南國意識 ” 是一個寶貴的遺產，但不可能協助越南人在新的客觀形勢中適合地解答前述的問題。因此，即使在二十世紀初約有的二十年中，爭取獨立的越南人曾具有較廣闊的眼光，從東亞世界展拓至全球各地，可是實際上，他們仍然受 “ 南國意識 ” 的影響，並有強調越南人與其他鄰近民族的差別的趨向。他們的越南國民的觀念只包括京人，即純粹的越人。他們所使用 “ 龍子仙孫 ” 的概念，一方面體現越人之間的團結和統一，另一方面是為了強調越人，是一個 “ 高貴 ” 的種族，不可滅亡和將登上 “ 文明 ” 的台階 ( 第78頁 )。
在印度支那殖民的官僚和教育系統中，與寮國和柬埔寨的一樣，法國人在越南主要使用越南人擔任行政機器的管理人員。作者認為，越南人對印度支那這名詞的理解有兩個不同之意。有人視印度支那為越南所影響到的範圍，有人則使用印度支那作為基礎來批判有害處的越南傳統。然而，按作者所說，這兩個立場均有一個共同點：當提及印度支那，兩者似乎皆不關注及柬埔寨人、寮人和在此半島上生活的其他民族。 總言之，至1920年， 在殖民者統治的政策下， 越南民族主義的地位和性質基於 “ 南國意識 ” 上，日趨強化並幾乎無人討論京族與在越南的其他民族，或與寮人、柬埔寨人之間的連結的問題。
在有系統的論述在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前越南的歷史背景後，繼後的四個部分，作者先後分析從1920年至1989年各階段越南共產黨人對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的民族政策。
國際
第一部分論及1925年至1939年的年代，作者稱此階段為 “ 國際主義 ” 時期。進入1920年代末，“ 世界革命 ” 成為越南激進青年的共同口號，而且此時共產主義運動也正在越南出現。從民族主義出發，在尋找救國之路的過程中，阮愛國遇到並吸收了列寧的國際主義。由阮愛國創立於1925年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的組織，據作者認為，它 “ 基本的性質是結合了越南的激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 ” （ 第113頁 ）。換言之， 阮愛國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注重民族的因素及 “ 革命運動中的越南人性質 ” （ 第116頁 ）。 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基礎上， 1930年2月， 阮愛國成立帶有越南人 “ 民族性質 ” 的共產黨 --- 越南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與此同時， 一些激進的年輕同志，由於受到理想化的國際主義思想影響，曾批判越南人的民族主義定位，並主張須要與印度支那半島上全體其他各民族聯合起來，實行共同抗法的目標。1930年10月，根據國際共產的指示，越南共產黨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ông Dương ），一個帶有明顯傾向的 “ 區域共產黨 ” ( đảng cộng sản khu vực )，目標是為團結印度支那上的柬埔寨人、寮人及其他民族共同反抗法國殖民者（ 第127-133頁 ）。 雖然共產國際在此已擔任重要的角色，為它改名叫印度支那共產黨，據作者的評定，由於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誕生，與此同時越南人也在這個歷程中重新主動地認識印度支那（ 第133頁 ）。 在1930年代裡，印度支那共產黨呼籲成立印度支那蘇維埃聯邦，在印度支那上的每個民族均有其自決權。然而，作者指出，印度支那共產黨是過於樂觀，預言 “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將很容易地戰勝各個民族的不同性質 ”（ 第111頁 ）。 作者指出，在此時期，組織原則上的兩個弱點：首先，在印度支那上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民族 --- 越南人在 “ 印度支那革命 ” 的全體結構中沒有合適的位置。例如，“ 龍子仙孫 ” 這個詞組被禁止使用，但卻沒有任何可以補充的表象代之，可達到越南人之間大團結的目標。此外， 使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匯合的機會極之有限，並不能超越固有的殖民政策的框架外。 最終，除了在越北 --- 一些具有知識的岱依族人 （ người Tày。越南最大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集中在越中邊境地區，與越南儂族、中國壯族是同源的民族。譯者註 ）通過殖民教育系統有機會與越人接觸的場合之外，在此階段在其他的民族地區裡，沒有任何相當的政治基礎 ( 第140頁 )。
民族
在第二部分裡， 作者分析在1939年-1945年期間稱為 “ 爭取民族獨立 ” 的民族政策。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印度支那的形勢轉向一個新的階段。 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及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後，殖民政權遭到猛烈的衝擊。越南共產黨人認識到此是爭取獨立的有利機會。關於民族問題的全體情況獲重新總結，越南獨立同盟（ Việt Nam Độc lạp Đồng minh, 簡稱 “ 越盟 ” Việt Minh ）於1941年5月創立，目標是為成立未來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而備。“ 民族 ” 革命的觀點獲重新評估，然而越南此名詞不再包涵這個國家中正如1920年代那時只有京人的含意，而是 “ 由多個生活在越南領土上的多元民族所組成的國家 ”。“ 龍子仙孫 ” 的表象獲重新使用，但這次越南共產黨人更注意此傳說中的次要傾向裡的東南亞因素（ 強調生活在平原的人民正如山區的人民均有共同的淵源 ）。 根據作者的評定， “ 通過解釋，龍子仙孫這句成為一個多民族的越南 “ 同胞 ”（ đồng bào ）之間大團結的表象（ 第224-225頁 ）。 印度支那革命的一個新模式，從那時形成一直維持至今。以此模式，印度支那是三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聯盟；每國是具有多民族的國家，以及每個民族是其所處於國家中的一個民族組成部分。
在1945年八月革命的歷程中誕生出越南民主共和國。 在越北，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是越盟陣線的一個牢固的戰區。西北區的岱依族人也曾響應八月革命的呼籲，組織運動。 從這個經驗中，“ 越南共產黨人意識到各少數民族是新的越南國家中不可缺少的族群 ” （ 第213頁 ）。 此外，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寮國和柬埔寨，開始出現具全國規模的各個政治運動。通過他們（ 指越共。譯者註 ） 在泰國的組織，越南共產黨人曾與這些運動接觸 ( 第298-310頁 )。
在邊緣
第二部分的研究對象是1945年至1954年的階段，而作者稱為 “ 輝煌的捍衛獨立時期 ” （ thời kỳ bảo vệ độc lạp huy hoàng ）。 二次大戰後， 各國殖民地普遍爆發了民族獨立運動。在越南的爭取獨立、抗法戰爭是這個世界趨勢的典範。 通過抗法戰爭，越南共產黨人的 “ 印度支那革命 ”（ cách mạng Đông Dương ）模式獲系統性地擴展。 “ 越南國民 ”（ quốc dan Việt Nam ） 模式的出現，體現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過程中， 也是印度支那形勢改變的主要因素：“ 越南國民 ” 是核心，而且也是所有人意想抗法、爭取獨立的公約數。另一方面，法國殖民者設法聯合印度支那的其他民族，主張法國是這些弱小民族的 “ 保護 ”者，抵抗 “ 安南帝國主義 ”（ chủ nghĩa đế quốc An Nam ）。
根據作者的分析， 越南共產黨人會隨其對所認識的國際形勢變化而改變其民族政策。從1945年至1947年，依據所認識的世界形勢處於 “ 獨立和民主的發展階段 ” 和視抗法鬥爭為那個趨勢的典型，越南共產黨人主張對各民族只是 “ 對上層的統一戰線 ” 的政策（ 第312頁 ）。 在越南，他們強調不分族源的民族成分的團結和統一； 努力爭取各少數民族上層階級支持。 在印度支那的範圍上，他們以 “ 戰友 ” 的方式，團結柬埔寨和寮國的抗法者， 並以幫助這兩國的上層人士保持 Issarak 高棉運動和 Issara 寮國運動 ( 在柬埔寨和寮國的爭取獨立運動，後分裂為諸黨派，包括親共和反共等。譯者註 ) 的領導地位，設立他們為群眾擁護的政治實體比促成組織群眾的事務更為重要。
1948年是越南共產黨人對世界形勢認識的一個轉折點。贊成共產國際情報局（ Cominform ) 的觀點：世界各國已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 越南共產黨人開始接受將 “ 人民民主革命 ” （ cách mạng dan chủ nhan dan ） 的模式放入“ 印度支那革命 ”( Cách mạng Đông Dương ) 中，並實行對各民族 “ 發揮從下至上 ” 的主張（ 第322-323頁；第380-388頁 ）。 在少數民族地區， 不再團結上層人士，京族幹部從而直接動員每個民族的群眾。 在此期間， 黨員的人數日趨增加，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越南性質日趨加強。 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越南共產黨人正式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是 “ 民主陣營 ” 的一部分；在（ 1951年12月 ）舉辦的第二屆黨大會中，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勞動黨 （ Đả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並正式宣布跟隨 “ 中國模式 ” 的公開活動 （ 第336-338頁 ）。 越南勞動黨，據作者所說， 不再如印度支那共產黨，是那時的一個 “ 區域共產黨 ”， 而是一個 “ 國民 ” 的共產黨，因為黨員只限制於擁有越南國籍的人而已。
環視整個印度支那的範圍，在1947年自由泰國政府（ Chính phủ Thái Tự do ）崩解後，越南成為援助 Issarak 高棉運動和 Issara 寮國運動的唯一來源國。越南共產黨人加強協助這些運動，建設具有牢固的抗法和以黨員為核心的力量的組織。在第二屆印度支那共產黨大會中，柬埔寨和寮國共產黨人獲指導、訓練，正式成立其獨立的共產黨。
“ 進入1953年，越南共產黨人的一致性政策被中斷，當他們對世界形勢有新的看法。” 與東、西方之間的緊張狀況減退的同時， 他們想設法停止戰爭，清晰地確定越南是 “ 民主陣營 ” 的一部分， 避免使美國直接干涉和延長戰爭的狀況出現。在此過程中， 越南共產黨人 “ 深刻意識到越南站在社會主義陣營邊緣的位置 ”（ 第344頁 ）。 作為那時國際政治搏鬥場上的一個小國，在日內瓦會議上，“ 越南難以不能不接受以十七度緯線作為分割越南的界線， 正也如難以可保持原來的 “ 印度支那革命 ” 的立場，因此越南共產黨人曾需接受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法，不承認柬埔寨和寮國的抗戰政府的協議 ”( 第 475-491頁 )。
在越南， 他們實行強調單方面的階級鬥爭方式的土地改革， 一個與統一的民族陣線政策不一致的主張，並在平原地區及其在少數民族地區皆引起極大的不穩定狀況 ( 第342-345頁 )。
再朝向東南亞
第四部分談及從1954年至1989年的階段。 若以越南共產黨人對越南在世界上的位置為準，那麼此階段，根據作者，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從1954年至1960年年代，他們視越南為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緣，對統一祖國的鬥爭限於越南南方的框架中，避免刺激美國大規模的軍事干涉，那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 “ 中心 ” --- 蘇聯和中國所意想避免之事。第二期， 從1960年年中至1978年， 通過全面的抗美戰爭，他們視越南戰爭為全世界範圍內兩種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衝突的 “ 焦點 ”。作者認為，此時的涵義，越南不再是 “ 邊緣 ” 的了。 在第三期， 從1970年年代 --- 在越南軍隊進入柬埔寨之後 --- 至1989年， 在世界 “ 國際化 ” 的趨勢中， 越南共產黨人設法確定越南的位置處於東南亞各國的框架中。
綜觀其民族政策，在此階段的初始時， 推行各民族平等的原則，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設立在西北地區。在此第二階段裡， 當戰爭日趨升級時，為加強戰鬥力和全國動員，越南共產黨人鼓勵全體國民團結，減少自治區的角色，並強調京族在各民族統一性中的核心角色。 在北方， 推行調查確認民族身份的工作，政府正式承認在越南國民中有59個民族 （ 目前所公佈的數目為54個 ）。因為越南共產黨人認為，中國是 “ 兄弟國家 ”，因此那時在北方的華人獲享有如越南公民的一切權利，即使他們大部分人仍然保持中國國籍。（ “ 北越華人保持中國國籍 ” 的說法，與譯者所了解的實況不一樣。據知，實際上，自1960年起，北越華僑幾乎成為中共的“ 棄兒 ”，交由越南 “ 管理 ”。例如，雙方曾 “ 默契 ”，表面上只承認居於河內、海防和南定三大城市的華人保留為 “ 華僑 ”，其他地區如廣寧省等地則劃入越南的少數民族之一的 “ 華族 ”。譯者註 ）“ 統一後南、北方政策一體化，越中兩國關係惡化的狀況曾使大量的華人在1978-79年離開越南，前往外國。” ( 第492頁 ）
在揮軍進入柬埔寨之後， 越南被國際社會孤立；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設法實施改革經濟，動用國內最大的資源，解決日趨累積的困難。據作者的評價，使人們值得關注的1980年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不是因為根本路線的改變，而是（ 上級 ）允許各地方自行找尋創見。作者解釋說，從1979年越南改變的背後，是 “ 清楚地看到人民的趨勢：若社會經濟系統不合理，那麼他們將實現在黨和政府允許下，但卻在系統之外為生活創富的原則。” 而且各地方的活動有極大的意義，因為這些活動與群眾所期望的走勢緊緊關聯。這走勢，據作者所說， 導致了越南共產黨決定在第六屆黨大會上實施 “ 改革 ” 政策 ( 第527-539頁 )。
觀其印度支那政策，在此初始的階段，越南共產黨人對寮國和柬埔寨實現以日內瓦協議的框架中的政策，並努力改善與寮王國和柬埔寨王國的政府關係。 他們維持與該兩國革命者的聯繫以及希望這些人將在該兩國政府的框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433頁、第594-597頁 ）。 過了第二階段，戰爭蔓延至寮國和柬埔寨，在 “ 印度支那共同戰場 ” （ Đông Dương cùng một chiến trường ）的形勢中，越南積極援助柬埔寨和寮國的革命運動，推動 “ 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戰鬥情誼 ”( 第597-601頁 )。
1975年後，對印度支那同盟持極大的疑問，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黨派以清除反對派及閉門鎖國的方法消除 “ 印度支那性質 ”（ 第493頁 ）。 這種政策導致了在柬埔寨發生大屠殺和與越南衝突。當越南在1978-79年旱季直接揮軍進入柬埔寨後，波爾布特政權便崩潰。
在第三階段中， 為支持新建立的金邊政權，越南共產黨人初始時主張 “ 印度支那三國戰略同盟 ” 的政策。之後，因看到金邊政權已可站穩及意識到越南援助可能性的限制， 他們開始設法改善越南在國際的地位，呼籲保持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613頁 ）。根據作者，此是在歷史中的第一次，越南人想將自已放置在東南亞的框架中，結果是，在長久的歷程裡，創造出在與鄰國關係的一個新的越南性質。
以上是我們只概括古田元夫教授研究工程的諸個主要內容。實際上，不管是在資料或分析方式和評價的方面上，此著作的內容極為豐富。讀者不必同意作者的各種意見和解釋，但他的嚴謹研究和客觀的態度確實值得讚揚。古田元夫教授的著作不是枯操的學術寫作；通過這個巨大研究工程的每頁紙，從頭至尾閱讀，讀者也會領受到作者對曾經或正在越南土地上生活的人的特殊感情。為使國內外的學者可以有一場裨益和有趣的對話， 我們希望未來的一天，古田元夫教授的研究，也正如 “ 越南學 ” 的其他日本學者所具有價值的研究一樣，將可更多地介紹給越南讀者。
嶺南遺民譯
2016年3月2日
在邊緣
第二部分的研究對象是1945年至1954年的階段，而作者稱為 “ 輝煌的捍衛獨立時期 ” （ thời kỳ bảo vệ độc lạp huy hoàng ）。 二次大戰後， 各國殖民地普遍爆發了民族獨立運動。在越南的爭取獨立、抗法戰爭是這個世界趨勢的典範。 通過抗法戰爭，越南共產黨人的 “ 印度支那革命 ”（ cách mạng Đông Dương ）模式獲系統性地擴展。 “ 越南國民 ”（ quốc dan Việt Nam ） 模式的出現，體現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過程中， 也是印度支那形勢改變的主要因素：“ 越南國民 ” 是核心，而且也是所有人意想抗法、爭取獨立的公約數。另一方面，法國殖民者設法聯合印度支那的其他民族，主張法國是這些弱小民族的 “ 保護 ”者，抵抗 “ 安南帝國主義 ”（ chủ nghĩa đế quốc An Nam ）。
根據作者的分析， 越南共產黨人會隨其對所認識的國際形勢變化而改變其民族政策。從1945年至1947年，依據所認識的世界形勢處於 “ 獨立和民主的發展階段 ” 和視抗法鬥爭為那個趨勢的典型，越南共產黨人主張對各民族只是 “ 對上層的統一戰線 ” 的政策（ 第312頁 ）。 在越南，他們強調不分族源的民族成分的團結和統一； 努力爭取各少數民族上層階級支持。 在印度支那的範圍上，他們以 “ 戰友 ” 的方式，團結柬埔寨和寮國的抗法者， 並以幫助這兩國的上層人士保持 Issarak 高棉運動和 Issara 寮國運動 ( 在柬埔寨和寮國的爭取獨立運動，後分裂為諸黨派，包括親共和反共等。譯者註 ) 的領導地位，設立他們為群眾擁護的政治實體比促成組織群眾的事務更為重要。
1948年是越南共產黨人對世界形勢認識的一個轉折點。贊成共產國際情報局（ Cominform ) 的觀點：世界各國已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 越南共產黨人開始接受將 “ 人民民主革命 ” （ cách mạng dan chủ nhan dan ） 的模式放入“ 印度支那革命 ”( Cách mạng Đông Dương ) 中，並實行對各民族 “ 發揮從下至上 ” 的主張（ 第322-323頁；第380-388頁 ）。 在少數民族地區， 不再團結上層人士，京族幹部從而直接動員每個民族的群眾。 在此期間， 黨員的人數日趨增加，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越南性質日趨加強。 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越南共產黨人正式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是 “ 民主陣營 ” 的一部分；在（ 1951年12月 ）舉辦的第二屆黨大會中，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勞動黨 （ Đả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並正式宣布跟隨 “ 中國模式 ” 的公開活動 （ 第336-338頁 ）。 越南勞動黨，據作者所說， 不再如印度支那共產黨，是那時的一個 “ 區域共產黨 ”， 而是一個 “ 國民 ” 的共產黨，因為黨員只限制於擁有越南國籍的人而已。
環視整個印度支那的範圍，在1947年自由泰國政府（ Chính phủ Thái Tự do ）崩解後，越南成為援助 Issarak 高棉運動和 Issara 寮國運動的唯一來源國。越南共產黨人加強協助這些運動，建設具有牢固的抗法和以黨員為核心的力量的組織。在第二屆印度支那共產黨大會中，柬埔寨和寮國共產黨人獲指導、訓練，正式成立其獨立的共產黨。
“ 進入1953年，越南共產黨人的一致性政策被中斷，當他們對世界形勢有新的看法。” 與東、西方之間的緊張狀況減退的同時， 他們想設法停止戰爭，清晰地確定越南是 “ 民主陣營 ” 的一部分， 避免使美國直接干涉和延長戰爭的狀況出現。在此過程中， 越南共產黨人 “ 深刻意識到越南站在社會主義陣營邊緣的位置 ”（ 第344頁 ）。 作為那時國際政治搏鬥場上的一個小國，在日內瓦會議上，“ 越南難以不能不接受以十七度緯線作為分割越南的界線， 正也如難以可保持原來的 “ 印度支那革命 ” 的立場，因此越南共產黨人曾需接受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法，不承認柬埔寨和寮國的抗戰政府的協議 ”( 第 475-491頁 )。
在越南， 他們實行強調單方面的階級鬥爭方式的土地改革， 一個與統一的民族陣線政策不一致的主張，並在平原地區及其在少數民族地區皆引起極大的不穩定狀況 ( 第342-345頁 )。
再朝向東南亞
第四部分談及從1954年至1989年的階段。 若以越南共產黨人對越南在世界上的位置為準，那麼此階段，根據作者，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從1954年至1960年年代，他們視越南為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緣，對統一祖國的鬥爭限於越南南方的框架中，避免刺激美國大規模的軍事干涉，那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 “ 中心 ” --- 蘇聯和中國所意想避免之事。第二期， 從1960年年中至1978年， 通過全面的抗美戰爭，他們視越南戰爭為全世界範圍內兩種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衝突的 “ 焦點 ”。作者認為，此時的涵義，越南不再是 “ 邊緣 ” 的了。 在第三期， 從1970年年代 --- 在越南軍隊進入柬埔寨之後 --- 至1989年， 在世界 “ 國際化 ” 的趨勢中， 越南共產黨人設法確定越南的位置處於東南亞各國的框架中。
綜觀其民族政策，在此階段的初始時， 推行各民族平等的原則，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設立在西北地區。在此第二階段裡， 當戰爭日趨升級時，為加強戰鬥力和全國動員，越南共產黨人鼓勵全體國民團結，減少自治區的角色，並強調京族在各民族統一性中的核心角色。 在北方， 推行調查確認民族身份的工作，政府正式承認在越南國民中有59個民族 （ 目前所公佈的數目為54個 ）。因為越南共產黨人認為，中國是 “ 兄弟國家 ”，因此那時在北方的華人獲享有如越南公民的一切權利，即使他們大部分人仍然保持中國國籍。（ “ 北越華人保持中國國籍 ” 的說法，與譯者所了解的實況不一樣。據知，實際上，自1960年起，北越華僑幾乎成為中共的“ 棄兒 ”，交由越南 “ 管理 ”。例如，雙方曾 “ 默契 ”，表面上只承認居於河內、海防和南定三大城市的華人保留為 “ 華僑 ”，其他地區如廣寧省等地則劃入越南的少數民族之一的 “ 華族 ”。譯者註 ）“ 統一後南、北方政策一體化，越中兩國關係惡化的狀況曾使大量的華人在1978-79年離開越南，前往外國。” ( 第492頁 ）
在揮軍進入柬埔寨之後， 越南被國際社會孤立；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設法實施改革經濟，動用國內最大的資源，解決日趨累積的困難。據作者的評價，使人們值得關注的1980年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不是因為根本路線的改變，而是（ 上級 ）允許各地方自行找尋創見。作者解釋說，從1979年越南改變的背後，是 “ 清楚地看到人民的趨勢：若社會經濟系統不合理，那麼他們將實現在黨和政府允許下，但卻在系統之外為生活創富的原則。” 而且各地方的活動有極大的意義，因為這些活動與群眾所期望的走勢緊緊關聯。這走勢，據作者所說， 導致了越南共產黨決定在第六屆黨大會上實施 “ 改革 ” 政策 ( 第527-539頁 )。
觀其印度支那政策，在此初始的階段，越南共產黨人對寮國和柬埔寨實現以日內瓦協議的框架中的政策，並努力改善與寮王國和柬埔寨王國的政府關係。 他們維持與該兩國革命者的聯繫以及希望這些人將在該兩國政府的框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433頁、第594-597頁 ）。 過了第二階段，戰爭蔓延至寮國和柬埔寨，在 “ 印度支那共同戰場 ” （ Đông Dương cùng một chiến trường ）的形勢中，越南積極援助柬埔寨和寮國的革命運動，推動 “ 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戰鬥情誼 ”( 第597-601頁 )。
1975年後，對印度支那同盟持極大的疑問，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黨派以清除反對派及閉門鎖國的方法消除 “ 印度支那性質 ”（ 第493頁 ）。 這種政策導致了在柬埔寨發生大屠殺和與越南衝突。當越南在1978-79年旱季直接揮軍進入柬埔寨後，波爾布特政權便崩潰。
在第三階段中， 為支持新建立的金邊政權，越南共產黨人初始時主張 “ 印度支那三國戰略同盟 ” 的政策。之後，因看到金邊政權已可站穩及意識到越南援助可能性的限制， 他們開始設法改善越南在國際的地位，呼籲保持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613頁 ）。根據作者，此是在歷史中的第一次，越南人想將自已放置在東南亞的框架中，結果是，在長久的歷程裡，創造出在與鄰國關係的一個新的越南性質。
以上是我們只概括古田元夫教授研究工程的諸個主要內容。實際上，不管是在資料或分析方式和評價的方面上，此著作的內容極為豐富。讀者不必同意作者的各種意見和解釋，但他的嚴謹研究和客觀的態度確實值得讚揚。古田元夫教授的著作不是枯操的學術寫作；通過這個巨大研究工程的每頁紙，從頭至尾閱讀，讀者也會領受到作者對曾經或正在越南土地上生活的人的特殊感情。為使國內外的學者可以有一場裨益和有趣的對話， 我們希望未來的一天，古田元夫教授的研究，也正如 “ 越南學 ” 的其他日本學者所具有價值的研究一樣，將可更多地介紹給越南讀者。
嶺南遺民譯
201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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