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治人物諸篇：山姆大叔與胡伯伯初次 “ 擁抱 ”

 山姆大叔與胡伯伯初次 “ 擁抱 ”

    讓我們回溯約五十五年前, 在歷史的長河激流中尋找並重繪越南共產黨與美國首次合作的故事。可以說事至而今 ( 2005年 ), 仍然由越南共產黨執政的河內當局還沒有公開這段富有 “ 浪漫氣氛之越美情史 ” 讓其國民知曉。至於地處越南之北鄰﹐ 不管是在歷史文化上或是在地理上有密切關係的廣大中國讀者來說﹐ 這件人間 “ 美好 ” 事情畢竟是鮮為人知。   
    英國BBC廣播電臺越南語組人員2005年五月份在傳媒廣播系統上以 « 胡志明 --- 神話與遺產 » 為名的專題組合了一系列圖文並茂兼錄音資料等節目來紀念前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誕辰 ( 1890年5月19日 )。節目透過一些前美國、法國與越南官員、軍人或學者等的回憶以及已公開的前蘇聯、美國等資料﹐ 談及胡志明在英、法、蘇、中及越等不同時期的生涯中的片段活動﹐ 重新認識與評價胡志明以及其對越南革命與國家的功勣等。
      
    本文是根據上述資料以及已發表的各語種文獻資料而整理寫成﹐ 僅向各華語讀者披露此重大意義的胡志明以及越南共產黨的歷史故事作閱讀參考。
   
一  
    “ 前進吧 ﹗ 越南人﹐ 我們向敵人宣戰﹐ !  
    前進吧 ﹗ 越南人﹐ 我們對敵人戰鬥……” 。
   
    在如此雄壯激昂的抗戰歌曲中﹐ 越南人在1940年時期就開始掀起了誓要與其當時的首要敵人 --- 日本人作戰的序幕。該時仍是青年學生的裴信 ( Bui Tin﹐ 曾參與兩場印度支那戰爭與越南戰爭的越共黨員﹐ 前越南 « 人民軍報 » 記者﹐ 現作政治避難於法國 ) 先生追憶 : “ 越南在那個年代處於日本人的鐵蹄下﹐ 法國人在越南的殖民統治被日人取代了﹐ 越南國內上下各界人民的民族獨立呼聲十分高漲﹐ 尤其是在學生與知識界中。大部份的人亦都一致認識到此是他們為爭取民族獨立的大好時機已經來臨。”
   
    1941年6月﹐ 越南共產黨在越北山林地區的新潮 ( Tan Trao ) 成立了一個由黨主席胡志明領導的抗戰組織﹐ 名為 « 越南獨立同盟會 » ( Viet Nam Doc Lap Dong Minh Hoi﹐ 1941-1954 ) 簡稱為 « 越盟 » ( Viet Minh )。而在首都河內 ( Hanoi )﹐ 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青年學生們亦在1942年底成立了 « 大學生總會 » ( Tong Hoi Sinh Vien )﹐ 他們選擇了作曲家劉永福 ( Luu Vinh Phuoc ) 激昂的救國歌曲作為會歌﹕ “ 響應祖國山河的呼喚﹐ 學生們起來吧 ﹗……” 。 該會的成立使青年人有了一個匯集的好場所來互相交流消息﹐ 討論國家與世界上戰局的發展﹐ 鼓勵青年人發揚民族精神﹐ 毅然參與各種抗日活動﹐ 為爭取民族獨立而奮戰。該時亦出現了幾位傑出的青年領袖如張子英 ( Truong Tu Anh )﹐ 李東亞 ( Ly Dong A ) 等人﹐ 他們後來亦成為了越南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此外﹐ 親中國國民黨的越南國民黨 ( Viet Nam Quoc Dan Dang )﹐ 維新黨 ( Dang Duy Tan ) 等黨員亦在磨拳擦掌，躍躍欲試為奪權準備就緒。
   
    裴信先生繼續述說﹕ “ 當時越南各大城市如北部的河內﹐ 中部的前朝古都順化 ( Hue ) 等地的各界民眾亦紛紛關心國內外的事態發展﹐ 如西方民主盟軍在歐洲戰事的進展﹐ 尤其是盟軍登陸法國諾曼地後的戰事。英美俄盟軍節節勝利的優勢﹐ 令法西斯德意軍正大大受挫。可是越南的形勢卻相反﹐ 日本人卻處處完全打敗法國軍隊而取代他們統治越南。人們就此事勢的發展進行激烈的討論﹐ 心中卻又常存百疑不解的問題。”
   
    在東亞地區處於不利的局勢下﹐ 無疑西方盟軍是急需要加強在亞洲的軍事勢力﹐ 打壓日本法西斯的囂張氣焰。在印度支那失去了法國的協助後﹐ 有誰能為美軍提供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各種軍事政治活動的情報呢 ﹖ 那時﹐ 當然唯有越盟才可以擔當此事。在越南國土上幾個爭取民族獨立的團體黨派中﹐ 越盟是最有組織性﹐ 力量最強大的一個團體。
   
    繼之在越南境內外亦引發了以下的事件﹕
   
    1945年6月5日在越南發生了一個惹人注意的 “ 日 ” 色恐怖事件。日本人在河內拘捕了約二或三千人﹐ 其中包括一些法國人﹐ 大部份是活躍的越共基層分子與情報人員。他們被關閉於市運輸署內。從這事件中﹐ 人們不但看到了法國人的無能為力﹐ 而且亦明白到越盟比各爭取民族獨立運動團體在各城市的活動更為活躍﹐更為成功的組織者。
   
    美蘇盟軍是1945年5月8日在歐洲戰場上取得完全的勝利﹐跟著美國把其軍事力量轉到亞洲。美軍旗開得勝，不斷追擊擊潰日本兵。在太平洋地區的島嶼上日本軍隊則節節退敗而降。
   
    當時河內的越南政權是由日本扶植起來的陳重金 ( Tran Trong Kim, 歷史學家 ) 的文人政權亦順應民眾激烈的民族獨立情緒﹐ 著意改組政府。
   
    直至8月6日那一天﹐ 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隨之日軍在14日宣佈完全投降。美國太平洋戰場的軍事司令通過廣播電波向世人莊嚴宣告﹕ “ 今天我宣告﹕戰爭的槍炮聲停止了﹐ 悲劇結束了﹐ 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 ”。
   
    任職 « 越南時報 » 作評論員的宜峰 ( Nghi Phong ) 先生追述﹕ “日本人的投降使越南局勢留下一個 “ 政治空缺 ” 的灰色地帶。國內的各政治團體黨派如越南國民黨等亦紛紛舉行會議﹐討論在日本人離開後﹐ 如何來接替政權的事宜。越盟當時亦有與西方同盟軍接觸。例如人們亦知道法國代表與越盟人員是從太原 ( Thai Nguyen, 越北地區 ) 一起返回河內的。當然﹐ 與此同時﹐ 越盟亦有與共產主義的中共與蘇共保持緊密的聯繫。”
   
   越盟與美國的真正接觸是始於何時呢 ? 過程又是如何呢 ﹖ …… 我們可以提出諸多問題以及去尋找其答案。至今
   越南當局所持的態度一直是三缄其口。英國BBC廣播電臺曾多次與河內當局聯絡﹐ 意想尋找事實的真相﹐ 但始終亦遭都到越方 “ 不合作 ” 的拒絕回復。但是﹐ 在眾多人的 “ 各方出擊﹐ 幾番奮戰 ” ﹐ 終於找出歷史真相便公諸於世。
   
二
   
   自1941年夏季起﹐ 美國曾開始派遣一隊空軍部隊人員前往亞洲戰場﹐ 專責於緬甸與中國西南地區的抗日戰事。該空軍隊伍是由中國人熟悉的美国陳納德 ( Claire Lee Chennault ) 將軍領導。表面上該隊是以 “ 志願軍 ” 為名的 “ 飛虎隊 ” ( Flying Tigers )﹐ 但真正的他們卻屬於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 其中不少的是美
   國情報人員在內。他們負責在與離越南接壤的雲南昆明活動的法國情報人員聯繫﹐使用 “ M.O.S. ” 為聯絡的密電號碼。法國人所提供的情報十分準確﹐ 能足使美機有效的炸毀日本人許多軍事據點或目標﹐ 沉重打擊了日本人的軍事活動。當時負責處理印度支那地區的美國情報人員之一的佐治-
   法郎斯 ( George France ) 中尉先生亦證實上述一說。當日本人獲悉此是由法國人為美國提供的情報信息的 “ 傑作 ” 後﹐ 於是就在6月初逮捕了在河內大量的各方情報人員﹐ 當然在此批人內少不了法國情報人員。
   
    在一段太平洋戰事的宣傳片中﹐ 美國是如此誇耀宣揚其 “ 飛虎隊 ” 的戰勣﹕ “ 我們的 “ 飛虎隊 ” 發揮了最有效的空中優勢。在四個月裡一共擊下了二百架敵機 ”。 當然﹐ 沒有先得到法國人與後為越盟的合作和提供情報﹐ 美軍又如何取得如此 “ 輝煌 ” 的戰勣呢 ? 該時﹐ 法國反法西斯自由派組織駐印度支那的一位名叫惹納 ( Réne
   音譯 ) 的法國人亦曾與越盟聯繫。他透露說﹐ 在法國人的心目中是極之不滿看到美國與越盟曾有所接觸。
   
    在越南土地上飄揚的法國三色旗被換上日本的太陽旗之後﹐ 美國在中國西南地區的空軍失去了來自越南方面的一切情報來源。美國應該找誰來填補斷失提供情報的任務呢 ? 佐治-
   法郎斯先生披露說﹕ “ 我們不想找越南平民﹐ 恐怕這樣做會使法國人不快。戴高樂是個不易相處的人﹐ 他是一個處處給予我們添麻煩之人。”
   
    就在那時﹐ 在越南發生了一件極之不尋常的事情。一架美軍戰機在北越地區上空失事﹐ 飛行員跳傘逃生﹐ 後來卻又可以安全無恙的歸隊。此是一件令人驚奇又難以置信之事﹕ 一個飛行員如何可以獨自跨越約三百公里的地帶﹐ 對他又毫不熟悉的山林地區後而安全返回原地呢 ?
   
    法郎斯肯定地說﹕ “ 這個人他明顯的是得到越南人的幫忙了。毫無疑問﹐ 那個越南人便是胡志明。於是我們即刻與法國情報人員聯絡﹐ 查問胡志明是誰 ? 法國人坦率地對我們報道﹕ “ 他就是共產黨人﹐一個十分危險的人物。”
   
    跟著我把此事向上級報告﹐ 得到的回復命令是﹕ “ 不管他是否是共產黨人。蘇聯是我們的同盟。胡志明是個有極大影響力的人﹐ 亦是我們的同路人。要儘快與他聯絡。”
   
    “ 於是﹐ 我在河內的一間咖啡館裡約見胡志明﹐ 取聯絡密號為 “ 東洋 ” ( Dong Duong ﹐ 越語直譯﹐ 意為 “ 印度支那 ” )。胡的衣著打扮極為簡樸﹐ 身穿一件褪了色的上衣。我還留意到他的衣上掉了一個鈕。可是, 他雙目炯炯有神﹐ 身上卻不備帶任何槍枝。”
   
    在談話中﹐ 法郎斯對胡志明表明來意﹕ “ 我們急需在越南有可提供情報人員的活動。”
   
    但胡答道﹕ “ 我是個不會作任何軍事情報活動的人。”
   
    --- “只需數天的訓練功夫﹐ 那就學會了。”
   
    當問他需要甚麼報酬時﹐ 胡志明卻說﹕ “ 我只想見陳納德先生。”
   
    陳納德 ( Claire Lee Chennault ﹐ 1893-1958 ) 是二次大戰時在中國作戰的 “ 美國志願航空隊 ” (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 又名 “ 飛虎隊 ” ( Flying Tigers ) 的指揮官，有 “ 飛虎將軍 ” 之稱。陳納德為十四航空隊少將司令﹐ 實屬美國陸軍航空十四隊。若果說陳納德與胡志明是一對 “ 天然 ” 的好朋友﹐ 那是最合適的描述不過的了。
   
    如此﹐ 胡志明就答允與美國合作﹐ 在他管治的北越地區建立一網情報系統。從此在美國情報人員的名單中﹐ 就增多了一個名叫胡志明的越南人﹔ 而且在名字旁邊還加上他的別號 “ 老胡 ” ( Old Ho )。
   
    胡志明亦認識到此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與美國打交道。其實﹐ 在1940年至1945年之間﹐ 胡心目中亦早有意與美國搭上聯系。甚至在第三共產國際工作時﹐ 胡一直都想與美國可有所交往﹐ 偏偏是機遇從未來臨。
   
    美軍上級批准陳納德會見胡志明﹐ 但堅持要以胡不能提出要求任何援助為先決條件。美國深知一般外國政治團體求見亦都會提出物質等的援助要求。

    1945年3月29日﹐ 在中國昆明﹐ 胡志明與陳納德會面。陳納德首先感謝胡的幫忙能使那位美軍飛行員脫險歸隊。胡志明卻回應感謝陳抽出時間來與他相見。一番简短的寒暄之後﹐ 陳納德坦率的轉入正題﹕ “ 我能為您做些甚麼事情呢 ﹖ ” 隨之﹐ 兩人則談論如何建立合作的事宜。  
   
    其實在那次會面過程中﹐ 美國人亦一直擔心胡志明會要求提供政治或軍事武器等的援助。是的﹐ 胡志明真的提出了要求﹐但卻是﹕ “ 您可以送我一張您的相片嗎 ? ”。 起初陳納德的反應是十分驚訝﹐ 但隨後仍然答應送予胡一張約有八十人合照的相片。並應胡的請求﹐ 他在相片的後面簽上個名﹐ 亦寫上兩個英文字 Yours Sincerely ( 您誠懇的 )。對於陳納德來說﹐ 那兩個英文字是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可是對胡來講﹐ 那兩個字譯成越文後卻是感到親切無比﹐ 意義卻重大呢 ！
   
    在離開的最後一分鐘﹐ 胡志明亦向美國人要了六枝全新的手槍。美國人知道一般外國人要求的是金錢等﹐ 但對於胡僅是要求的那幾枝手槍﹐ 對美國人來說簡直是最簡單的事情﹐ 乃是小玩意的禮物嘛。於是胡志明拿著美國的好意與友情象征的那六枝 “ 45型 ” 手槍返回其游擊根據地。
   
    事實上﹐ 這一切亦是胡志明心頭早已計劃好的要求。後來在他回到根據地之後﹐便把那六枝手槍 --- 美國人的禮物轉發給來自六個不同政治團體的代表﹐ 參加由他主持越盟的新潮會議﹔ 而那張陳納德的相片﹐ 胡卻把它掛在會議室﹐ 人人皆能夠清楚看到的地方。胡的做法明顯的要向眾人展示他與美國的 “ 密切 ” 關係 !
   
    臨走前﹐ 胡志明答應與美國人合作設立情報系統。美方取用了以莎士比亞的一部劇名 “ Hamlet ” 為聯絡暗號﹐ 而胡的代號則取名為 “ 李哲 ” ( Ly Triet )。
   
    4月16日﹐ 胡志明與其隨行人員一起離開昆明返回越南山林根據地。美國派了一位華裔美國人名叫潘新 ( Phan Tan ) 的情報人員跟隨胡到越南。一路上他們喬扮為商人以便避開外人的眼目。
   
    在路上﹐ 胡曾向潘新表露了其心聲﹕ 他十分尊敬美國總統羅斯福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爭取獨立的理念﹔ 他認為羅是同情越南人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痛苦生活困境﹔ 羅的許多主張如人人該平等自由等等胡亦萬分讚許。  

三
   
    如此﹐ 胡志明開始了以李哲為名與美国战略情報局合作作情報交流
   的聯絡。美国战略情報局 ( 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 即美國中央情報局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 的前身。越盟以 “ MOCS ” 的電訊號碼從森林地區發送情報給予在昆明的美國人。例如天氣的情報, 對於美國人來說, 那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為天氣的信息使美機能夠十分準確無誤的進行空炸日軍地面的目標。
   
    胡志明認為﹐ 越盟能夠提供最好的情報信息﹐ 他亦保證隨時與美國人作出任何進一步可行的合作。而美國亦承認胡確是 “ 我們良好的同盟者 ”。
   
   於是﹐ 美國為其新同盟者空投了一批武器。這些武器對越盟游擊隊是極之重要。以往﹐ 越盟只擁有由購買來或投誠過來士兵的少數陳舊的 “ 卡賓 ” 槍枝。美國認為﹐ 越盟以這些新武器就能夠更有效和猛烈地攻擊敵人﹐ 他們能夠更好的發揮游擊戰術或甚至採用恐怖手段等等來打擊日本人 --- 美國人與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地區的共同敵人。
   
   1945年7月16日﹐ 美國在越盟的北越根據地空降下一小隊隊員﹐ 以 “ 鹿兒 ” ( Con Nai ) 為使命的幾名情報人員來協助越盟。他們的任務不僅是為在昆明的飛虎將軍提供情報信息﹐ 更重要的是為越盟訓練游擊人員。這批被訓練的越南人僅有五十人﹐ 屬武元甲 ( Vo Nguyen Giap) 部下的人員﹐ 專責在紅河下流地區進行破壞日軍軍事基地的游擊活動。此時﹐ 亦不用多說﹐ 美國亦為越盟空投下更多的槍枝子彈軍糧等﹐ 包括各種急需品。
   
   該小隊副隊長的喏尼-德弗諾 ( Rene de Fournoult ) 中尉敘述﹕
   我跳傘并降落在越盟管治範圍的土地上﹐ 而當正忙於解除身上傘網繩索之時﹐ 發覺迎面走來了一位個子不高的越南人。他就是後來我所知道的越盟軍事總指揮武元甲先生。他身穿白色的上衣﹐腳踏黑膠鞋。他給我的印象似乎是一位教官的模 樣。但在我見他的那一刻起﹐ 我心裡即時產生如此的念頭﹕ 他將從我們那裡學到許多的東西。
   
   隨之而來是胡志明親自帶領的隊伍歡迎我們。大約有二百人﹐個個衣衫不齊﹐ 面黃肌瘦﹐ 實可堪憐，他們手持著各樣陳舊的法式槍枝﹐ 甚至獵槍的亦有。在人群中我亦看到了擎舉著寫有幾個英文字的標語﹕歡迎美國朋友。然後﹐ 胡志明與其同僚把我們帶引至到間 ( 土 ) 煙霧瀰漫的茅屋﹐ 那便是給我們辦事的地方。
   
    胡志明當時的健康亦蠻差﹐ 也許是因為經過了從昆明回到北越根據地長途徙涉的辛勞而至。僅看胡志明的外表﹐ 顯然我們便知道他患了重病。據說是患上了痢疾啦﹐ 又是甚麼熱帶疟疾啦﹐ 還有那說不出名來的病症。我們的隨隊醫生亦不知曉胡究竟患上的是哪種病。剛好我們亦帶來許多各種各樣新的藥品﹐ 有抗生素﹐ 亦有滋補品等。於是我們把這些藥品發送給他們。亦可以這樣說﹐ 全靠得到我們的藥品﹐ 胡志明才保全了他的生命。
   
    由於有美國人在越盟的根據地出現﹐ 美國就進一步在那個山林地區投下更多的物資與武器等。美國與越盟的握手合作﹐ 表明了他們是站在同一個戰線上的戰友﹐ 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 打擊共同的敵人 --- 日本人。越南人表現得確是美國的好伙伴與合作者。在那個時期﹐德國法西斯者將要垮臺了。越南要與美國結盟在一起﹐大家都是站在正 義與勝利的一方。如此﹐越盟就是民主的聲譽傳遍越南全國各地﹐ 吸引無數的民眾參與抗戰，打擊日本人的行動。那時﹐ 胡志明在北越根據地亦成立了臨時政府﹐ 隨時準備打回河內去。當然﹐ 在民眾的眼中﹐ 越盟他們是準備與美國一起以勝利者的姿態重返回河內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當時越南的國勢是，北方有來自中國蔣介石國民黨軍隊﹐而在南方卻有英國部隊的駐守。這兩支軍隊都是以同盟軍的身份入越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在許多越南民眾的眼目中﹐ 越盟確是真正代表越南人民的民主團體重返到首都河內。在這一點﹐ 武元甲後來在其戰爭回憶錄中亦有談及。
   
   美國 OSS 的情報人員在越盟根據地初期的活動僅有五至六人。而這在1945年約七月期間空降而來的美國情報人員的事件本身亦帶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在越南歷史上﹐ 第一次有西方人跳傘至北越的山林地區﹐ 亦是第一次美國人給越盟帶來了讓他們使用的機關槍、手槍、 手榴彈等﹐ 開展了軍事訓練活動。
   
   其實這些以 “ 鹿兒 ” 為使命的美國人亦不是很了解其身邊的同盟者。當時曾有參與訓練活動的一位美國少校爱利蓀-
   
   湯马斯 ( Alison Thomas ) 先生回憶說﹕
   “ 我看到他們揮動的是帶有金星的紅旗﹔ 我留意到他們是以舉起拳頭﹐ 面朝向紅旗敬禮的方式﹐ 我心疑他們是屬於左派的游擊隊員。當我向胡志明提問時﹐ 他起初似乎是想避而不談。但在我繼續的追問下﹐ 他才表明道﹕ “ 我們越盟是集合各民主團體的隊伍。” 胡志明對我從來不提到 “ 共產主義 ” 或 “ 共產黨 ” 等這些字眼﹐ 他認為﹐ 在越南獲得獨立後﹐ 他們才與國內各黨派團體以政治協商來共同管治國家。
   
   他們常在叢林中的一片空地上開會﹐ 開展游擊軍事訓練。他們一天的開始是以唱 “ 國際歌 ” 為序﹐ 舉起拳頭﹐ 向那幟金星紅旗致敬﹔ 然後進行練習射擊、 槍枝的訓練活動等。   
   
   美國提供予越盟人員的訓練課程包括各種游擊戰術﹐投擲手榴彈的方法﹐ 如何使用個人手槍、卡賓機關槍等等。副隊長的喏尼-
   德弗諾挺滿意他們的訓練學員的表現
   。他常以稱讚的口吻對人說﹕ “ 這些人極之精明﹐ 他們用布條蒙上眼睛來仍然能很快的又再裝上了M1槍﹔ 他們學得很快﹐是公認的好學員。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有人像他們那樣敏捷能幹的。我們很樂意傳授予他們一切我們所掌握的軍事知識。”
   
   可是﹐ 大約在1945年夏季中旬﹐這些為越盟游擊隊員準備打擊日本人的緊張的軍事訓練活動停止了。8月6日發生在日本島國上的事情改變了在北越山林中的一切活動以及其方向。
   
四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的長崎大阪投下的兩顆原子彈給越盟帶來了一個大好時機 --- 奪
取政權。胡志明十分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因此他絕不會放棄這個千載一逢的機遇。 越南共產黨的歷史書籍記錄皆聲稱這場奪權活動為 “ 八月革命 ” (Cach Mang Thang Tam )﹐ 但名符其實它只是一場政變。當時在越南的國土上﹐ 可以說處於無政府的狀態。越盟懂得先下手為強這個道理。 能夠以快速的行動﹐ 動員在河內的群眾﹐ 那便取得了 “ 天下 ”。
   
    一週後﹐ 在越盟的大肆宣傳下﹐ 越盟高層領導人與OSS的美國人員以越美聯軍的名義一起返回河內。
   
    佐治-法郎斯先生述道﹕ “ 當時我十分高興﹐ 本身我亦有許多法國朋友。但他們總懷有失去他們 “ 國家 ” 的情結﹐ 同時我覺得與法國人來往是件很麻煩的事。對我們的活動﹐ 他們沒有很多實在的幫助。越盟就不同啦﹐ 他們完全是與我們合作的﹐我們都為此感到十分滿意。我們每個人都喜歡胡志明。
   
    法國人亦想重返河內﹐ 他們對我們說要儘快回到河內營救那些被日本人逮捕的法國人﹐ 而且﹐ 返回河內重掌政權才能體現出一個大國的地位與形像。該時法國自由派政府駐印度支那的特使莊桑度利 ( 音譯 ) 少校亦接到戴高樂的命令，
   要儘快返回河內重掌政權。”
   
    任法國自由派政府隨員的福瑟馬曾 ( 音譯 ) 先生回憶﹕ “ 我的上司知道﹐ 只有在美國的協助下我們才可以返回河內和時間的重要性。他 ( 指莊桑度利 )
   每天都感到十分煩憂﹐ 對美國人嚷著說早些回到河內。在那十天內﹐ 他的精神顯得蠻緊張﹐ 常與美國人爭論不休。我們又多次去到機場觀看﹐ 但十分的失望﹐ 從來都沒見到把我們帶走的美國飛機出現。
   
   我們各人確是擔心自己的力量﹐ 我們的國家要受損。法國人只可以靠邊站﹐ 靠著美國的幫忙才可以返回河內。然而﹐ 美國人接到上級的命令﹕ “ 以一切方法手段阻止法國人重返河內設立其印度支那的統治。”
   
   1945年8月19日﹐曾發生過由潘繼 ( Phan Ke ) 為代表的民眾在河內組織集會﹐ 支持當時困難重重的陳重金政府。但由於被混入該組織的越盟人員設法把集會的

 原主題改為支持越盟的會議。
   
   8月22日﹐ 以被日軍逮捕的法國人可能有被越南人殺掉的危險為理由﹐ 四名法國自由派政府的人在約十名OSS美國人員的陪同下終於從昆明飛抵達河
   內, 雖然美國人亦知道他們來河內的目的是要重建統治權。在整個飛行歷程中﹐ 雙方的人在機內從不交談過一句話。
   
   前美國OSS人員科蘭奇 ( 音譯 ) 大尉回憶那段經歷﹕ “ 下機後﹐ 我們便驅車入城。我們看見到全城處處布滿了紅旗與標語﹐ 看到的都是 “ 越南自由與獨立 ” 的標語﹐ 既沒有任何一面帶有鐮錘為共產黨標記的旗﹐ 亦完全沒有任何一句與馬列主義有關的字詞的標語。我們來到 Hotel Metropole 的旅館。我所遇見的人﹐ 他們的心情既興奮又擔懮。我還記得有一位法國女人﹐ 見到了我 ( 美國人的來到 ) 便跑過來擁吻我滿帶著汗水與沙塵的臉。
   
   當夜﹐ 一位曾與越盟接觸過的同事來到我的房間﹐ 通知我馬上去見胡志明。起初我怔了一下﹐ 心想著﹕ 胡志明是誰呢 ﹖ 於是我查看上級認為是重要人物﹐ 要我會見的十五名越南人的名單。大約在第十二或十三個名字之後﹐ 我看到了胡志明的名字。武元甲的名字排在胡之後。
   
   見胡志明後﹐ 我感覺 他是一個蠻精明的人。他十分熟悉越南與國際的情形。他認為﹐ 越南不能追隨法國或英國。蘇聯剛從戰爭走出來﹐ 百事俱待復興。越
   南只有跟隨美國﹕美國是代表自由與民主﹐ 反對殖民統治﹐ 提倡民族獨立﹐ 而且美國將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美越要發展友好的
   關係。胡志明又要求我代他轉發電報到華盛頓說﹕ 越盟不要任何美國的軍事武器物質或金錢的援助。他只希望美國承認越南的獨立與能派一些
   教師來幫助越南﹐ 尤其是農業技術的教員。”
   
   在河內公開的場合上, 總是有美國人出現在越盟人物身邊左右的形象對越盟是絕對的重要。由此﹐ 越南民眾可以明顯的看到越盟是得到美國的支持。人們紛紛都認為這是越南獨立後一件最美好的事情。
   
   河內人經過發動 “ 起義 ”﹐ 佔領了法國殖民者的總督府﹐ 人們擁護越盟﹐ 沉醉於勝利的氣氛中。9月2日﹐ 胡志明在河內的巴亭廣場 ( Quang Truong Ba Ding ) 宣佈越南獨立。
   
   另一位由記者出身的孫必賢 ( Ton Tat Thien ) 先生追述說﹕ “ 當時我還是個青年人﹐ 亦跑去參加在巴亭廣場的慶祝集會。我還記得﹐ 我處處意想儘量地走近到胡志明座架的那部法國“ 波洛 ” 牌黑轎車, 去摸一摸才好﹐ 如此的作法就感到好似才是真正與他們分享到獨立勝利的成果一樣。那時候﹐ 人們還看到兩架美國飛機在上空飛绕而過﹐ 人群向美機歡呼﹐ 每個人都知道它是美國同盟的飛機。他們飛到廣場的上空是與越南人一起慶祝獨立的勝利。整個廣場上人山人海﹐ 紅旗飄揚﹐ 人們不斷呼叫著﹕ “ 民族解放﹐獨立萬歲 ” 等口號。”
   
    約下午一時許﹐ 胡志明宣讀了 « 越南獨立宣言 »。他在致詞中﹐ 仿效並引用了 « 美國獨立宣言 » 中的一小段內容﹐ 其理念兩者如出一辙﹕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奪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無可否認﹐ 這些詞句翻譯過來不管是以越南語或者法語讀出來都是萬分動聽和吸引人的。
    
   科蘭奇大尉說﹕ “ 我們知道他們越盟要舉行盛大的慶祝集會與閱兵活動。越盟的部隊無疑是最佳人選的閱兵隊伍。我們則以美國代表的身份在臺上出現。”
   
  孫必賢明言﹕ “ 陳納德將軍是對越盟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美國OSS人員又是十分輕視法國人﹐ 他們千方百計阻止﹐ 就是不想讓法國人返回河內重立政權。他們明顯的是親越盟﹐ 親共產黨。
   
   大部份民眾亦都是十分相信越盟的宣傳機器所說的詞句﹕ “ 我們得到國際上民主國家如美國﹐國際共產的支持﹐ 對付法國殖民主義者﹐ 與國內各左翼黨派力量協商﹐ 掌握越南政權。越盟能夠掌握政權是理所當然的事﹐ 因為他們是國內各種抗戰力量中最大和有力量的一派﹐ 他們又懂得把握時機﹐ 發動群眾，
   儘快調動軍事力量奪權。如此﹐ 他們得到成功與勝利﹐ 那就當之無愧了。”
   
   可是﹐ 六個月後﹐ 從美國傳來了對越盟確是個壞消息﹕河內因胡志明宣佈獨立的歡樂氣氛又很快的轉為黯然。美國羅斯福 ( Roosevelt ) 總統逝世﹐ 繼任總統杜魯門 ( Truman ) 是一個極力反共的人。美國以前對越盟的答允並支持不再可兌換了。
   
   1946年3月6日﹐ 法國軍隊開進了河內。
   
   孫必賢追憶﹕ “ 那一天﹐ 我們站在河內醫院大樓的陽臺上觀看法國兵列隊進城﹐ 心情表現得激動又悲傷。多少年來我們都一直希望能夠擺脫法國人的殖民統治﹐ 獲得獨立。可是﹐ 短短幾個月的歡樂現今全都消失去。這一改變真使我們難以接受﹐ 心痛萬分。”
   
   法國軍隊的捲土重來又使胡志明置於三面受困的處境中。除了要對付法國人之外﹐ 一方面他們既要面對中國國民黨駐在北越的軍隊﹐ 另一方面又要處理如何調和國內的各團體黨派的爭鬥。在此十分棘手的情況下﹐ 胡不惜出盡一切手段﹐ 一邊拉攏行贿中國國民黨軍內的人物﹐ 一邊又與法國人暗中進行談判。後來越盟見到法國與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展開談判﹐ 他們馬上改變了原主張﹐ 在許多方面上對法國作出妥協。他們打算首先 “ 請讓 ” 中國軍隊離開越南﹐ 然後才轉過來對付法國人﹐ 因為那些中國駐兵是支持越南國民黨的。
   
   3月6日﹐ 進入越南北方港口城市海防 ( Hai Phong ) 的法國軍隊與當地的越盟武裝力量發生軍事衝突。從此﹐ 雙方展開了拉鋸式的戰事。在河內的胡志明政權撤退重返越北山林的根據地﹐ 繼續進行一場長約十年的 “ 抗法戰爭 ”。
   
   裴信先生評析﹕ “ 可以說 美國羅斯福總統之死﹐ 亦改變了越南歷史進程的方向。若果美國OSS與越盟可以一直保持友好的聯繫﹐ 無疑是對越南的民族獨立與後來的國家經濟建設等事業將會繼續有更多更大的貢獻。對於這一點﹐ 越南人只能是感到異常的遺憾與無奈。羅斯福總統確是對越南的獨立運動表示同情﹐ 而後繼的杜鲁門总统的 “ 反共 ” 政策放棄了美國對越南胡志明的支持。其實﹐ 胡志明曾多次對美國表示過﹐ 雖然他是一個共產黨人﹐ 但總強調他是一個地道的民族主義者。” 近年來法、美學者的研究皆一致認為並定論﹕ 首先﹐ 胡志明確確實實是一名民族主義者﹐ 其次才是共產主義者。杜鲁門強硬的反共政策使美國 “ 誤判 ” 了胡志明的身份以及越南的實況﹐ 錯過了美國可以助予越南的一個和平發展的歷史機會。
   
   裴先生表示﹕ “ 況且﹐ 就越南爭取獨立的情況與當時世界上各民族國家的來作個比較﹐ 越盟的抗法戰爭亦拖得太長了﹐ 人民付出與犧牲亦太多了。英法等殖民者後來亦都在1955年的幾年後放棄了其殖民地統治﹐ 那些國家亦先後相繼的獲得了獨立自治。越南國家與民族受到戰爭創傷與由戰爭所產生的負面陰影﹐ 在國民的心理上﹐ 國家的經濟上等各方方面面﹐ 五十年後亦難於完全消除去。今天在我們要反思戰爭之時﹐ 是否大部份的越南共產黨人要清楚明白自己應當在民族歷史上負上一大的責任呢 ? ”。
   
    全文完
   
嶺南遺民譯
   初稿於 2005-6-15日﹐
   定稿於2006-05-16日 Aix-en-Provence
   
參考資料 :
    1 ﹐ BBC 英國廣播電臺﹔ 節目« 胡志明 --- 神話與遺產 »;
   2 ﹐ Philippe Franchini : « Les guerres d’Indochine »;
   3﹐ Amiral Thierry D’Argenlieu : « Chroniques d’Indochine »;
   4﹐ Daniel Hery : « Ho Chi Minh ---De l’Indochine au Vietnam »;
   5 ﹐讓-拉格對爾 ( Jean Lacouture ) : « 胡志明 » （ Ho Chi Minh ）；
   6 ﹐武元甲 （ Vo Nguyen Giap ） : « 胡志明 » （ Ho Chi Minh ）；
   7.約翰-拉訥蠟夫 （ John Ranelagh ） : « 美國中央情報局之昇沉»（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

越共推出 “ 親民, 民主對話 ” 新招 

   來自BBC 英國廣播電臺2006-10-23、24日的綜合報導, 越共剛公佈, 為增強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和提高政府信譽﹐ 越南政府的一些最高領導人將會通過網絡Internet﹐ 直接與民眾對話﹐ 共同討論各種問題。這種直接對話方式預料將會於2006年11月開始每月舉行一次﹐ 而日後自2007年起將改為每週一次。

   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 ( Nguyễn Minh Triết ) 將可能出現在網絡上面對面回答民眾的問題﹐ 陪同他出席的可能由一位政府副總理或內務部的某位領導人。

   越南共產黨的黨電子報網頁總編緝、黨中央思想文化宣傳處副處長陶維卦 ( Đào Duy Quát ) 先生表示﹐ 將要討論的問題包括 “ 目前十分急逼的話題如政治、社會、文化、國家安全、軍事、反官僚、反貪污腐敗以及改革行政等等問題﹐ 民眾所關注的問題。”

   至今人們還不知道是否可真正的提出與政治有關聯的問題﹐ 因為在越南仍是一個禁止人民公開指責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的國家。可是﹐ 在幾個月前所舉行的越共第十屆黨代表大會期間﹐ 共產黨允許各種報紙登載多篇來自知識界和戰前軍人等持強烈批評論調的文章。但是﹐ 當黨大會結束後﹐ 各種民主、修正馬列主義理論等問題的爭論皆又似乎回復平靜。

   BBC 英國廣播電臺的記者曾為越共開闢與民眾對話之事訪問了越共電子報的編緝秘書梅玉泉 ( Mai Ngọc Toản ) 先生 :

   梅 : 我們的目的是為創造出與民對話的條件﹐ 使民眾能夠直接與黨和國家、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對話。所討論的問題包括急逼的社會問題如經濟、教育、反貪污等等問題。

   BBC ﹕ 那些問題亦曾經在越南的各種各類的電子網絡上有討論過了。在越南共產黨的網頁上開展那樣的討論又有甚麼的不同呢 ?

   梅 : 不同之處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同志直接回答問題。以前﹐ 黨的各種報紙不能辦到﹐ 而至今我們才開始實行。

   BBC : 請問海外的越南人是否可以參與這類的討論 ?

   梅 : 可以。當然可參加但要提出正當正面的問題。

   BBC : 許多居於海外的越南人關注到人權、宗教自由等的問題。您認為那樣的問題將會如何呢 ?

   梅 : 提出甚麼問題都可以﹐ 只要是正當正面的。若不是正當的問題﹐ 就不會回答﹐ 因為它不符合於報章的職能。

   BBC : 那麼﹐ 上述的那些問題是否被視為不正面呢 ?

   梅 :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但對於那些持反對祖國和民族﹐ 歪曲事實﹐ 抹黑我們黨﹐ 分裂民族觀點的人所提出的問題就是不正面。但若提出對國家民族有利有貢獻的問題﹐ 那我們的領導人就肯定會樂意回答。

   BBC : 對於那些正生活於越南土地上持不同政見者又能否參與討論 ?

   梅 : 只要誰有公民權的人﹐ 就可參加。若是失去了公民權的人﹐ 那肯定不能參與。

   

   ( 訪問結束 )

   若這樣的對話真正實行﹐ 那麼將會得到許多人的關注以及說明越南新的領導人們漸漸開始學會在民眾前作改變或打扮自己的形象。傳統上﹐ 報紙的角色只被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而人民被知權的概念又十分模糊的國家要推行這樣的對話確實是一大改變。其實﹐ 這樣的變改亦可意料 : 因為在過去十多年來﹐ 越南報紙的商業化已催谷它本身走上這樣的變化道路。

   至今在越南﹐ 檢查與自我檢查的機制仍然存在﹐ 在短期內可能亦不會出現私人辦報的情況。但政府與傳媒的關係正以一種較為開朗對待民眾的現象漸漸出現。近來報章以吸引讀者的文筆不斷有報導從新總理阮晉勇 ( Nguyễn Tấn Dũng ) 指導的反貪動態﹐ 前教育部長如何濫用留學費的案件﹐ 政府官員私賣河內的公家別墅﹐ 至新總理在各會議上作出指示等等事態。不可否定﹐ 新的河內領導層已贏得民眾的一些掌聲。人民厭倦官員們的貪污腐敗行為﹐ 希望近來政府的一些反貪行動不只是挽救政府的信譽﹐ 它該是表明國家真正的走上改革之路的報喜聲。

   在共產越南﹐ 只有傳媒扮演傳遞黨和政府的信息給予民眾的主要角色。那位陶先生為開闢與民對話之事解釋﹕ “ 幹部要負責任向人民解釋政策﹐ 提供正確的更加充足的信息﹐ 協助人民有正確的認識﹐ 與此同時﹐ 對話可使主要的領導人了解人民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由於沒有強大監督的壓力﹐ 越南的官員們對傳媒記者提出的問題﹐ 一般都認為是 “ 製造麻煩 ” 的問題。然而﹐ 報紙與輿論更加靈活的關係邁出新定向的一步預料可能將會有新的局面出現。

    “ 公共關係 ” 在越南已成為各行業成功工具的商業招牌。世界上的一些政府十分注重與利用公共關係來爭取輿論與選票。例如在英國﹐ 保守黨政府的首相布萊爾過去十年來一直在採用爭取傳媒的戰略。前首相宣傳秘書阿拉司塔爾金寶 ( Alastair Campbell ) 因在這方面辦得出色而獲稱為 “ 英國第二號權力人物 ”。但是﹐ 公共關係亦可以只帶來一些希望與承諾﹔ 若沒有堅強的基礎﹐ 那些希望承諾亦可變為一場黃梁美夢。雖然人民總希望政府領導人能說出一些詞語﹐ 但最終的他們願意看到的還是實實在在的成果。

   嶺南遺民

   2006-10-24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資料來源﹕ BBC 英國廣播電臺

北越土改運動图片

   
   
   


   
   

   
   


   
   


   
   


   
   以上是蘇聯攝影家多米緹波特茫 (Dmitri Baltermants ,1912– 1990 ) 1955年於越南攝下的相片。
   
   


   
   


   
   


   
   


   
   


   
   
   資料來源 : 越南土改 site

五十年前北越的土改革命運動

   廿世纪五十年代期間由胡志明為領袖的越南共產黨 ( 當時稱為勞動黨 ) 在越南北方，即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土地上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

   
   通常的說， 土地改革是一個國家的政府頒佈的農業規例， 將農業的土地重新分配或者轉換使用權。土地改革 --- 這個術語是指從一些個人， 或者使用過多土地的集體， 或者農業土地大莊主的土地使用權轉給在那塊土地耕種的個人。在這個轉變所有權時可能得到或不得到賠償， 亦可能獲到原土地擁有人的同意或不同意下進行。用上繳地稅的方式是土地改革的一種較為緩和的手法。可是在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越南等卻使用了另一種極端殘暴的手段來進行土地改革。

   

   越南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代進行，當地政權沒收了地主、富農與一些中農的土地分配給貧窮的農民。根據馬克思 « 共產黨宣言 » ( Manifesto ) 所述 ﹕“ 土地革命是民族解放的一個條件。” 追隨共產主義的人便使用那種手段來重建立社會的公
   平， 期望儘快地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當時任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的胡志明在國會第三屆會議上表明﹕“ 我們土地改革的法令是仁智仁義、合情合理， 不只是使僱農、貧農、下中農有田可耕， 還要照顧到富農、地主同胞們。”   
   1953年11月越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在北越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根據越南當局的資料， 從1953年至1957年， 在越北平原半山區的地區的八十一萬公頃的土地已完成分配給二百萬戶農民﹐佔72﹐8%全部北越的農戶。在1945年前， 只有4%的農戶擁有土地, 佔24﹐5%全部耕種土地。

   可是﹐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 這場在北越進行的土改運動產生了眾多巨大的負面效果。使用一種極端激烈殘暴的手段使到上千百的人被批鬥、 處決和入獄; 許多人 ( 如一些僅是中農成份的人 ) 卻被冤枉列入地主的行列。一位名叫阮猛祥 ( Nguyễn Mạnh Tường ) 的教授在1956年10月越南祖國戰線 ( Mặt trận Tổ quốc Việt Nam, 類似中國的政協 ) 會議上發表指出﹐土改使民眾對越共失去了信心。本身當時是黨中央宣傳處處長的越南革命詩人的素友 ( Tố Hữu ) 日後也曾述說﹕ “ 難以描述那些被列入為地主惡霸 ( 其實只是中農 ) 當時被批鬥的悲慘景象。”
   
   曾經歷過土改時期的裴信 ( Bùi Tín ) 先生與武書軒 ( Vũ Thư Hiên ) 先生2003年6月於柏林參與一個有關 《 1953 年 - 1956年北越的土地改革 》 的討論會上指出， 土改政策的出籠是受蘇聯與中國的指示﹐尤其是效仿中國的階級鬥爭的手法， 故此， 批鬥的方式是從未所聞極之殘暴和野蠻。
   
   其實， 1956年只是該場土改革命運動五個階段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土改從1950年已始於越共佔領的、統稱為越北解放區內斷斷續續的進行。然而， 1956年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是令人難以忘記的﹐ 理由是在該一年， 土改革命進行得最激烈、最暴虐的時段﹕ 現場批鬥、處決和行刑﹔跟著， 眾多人被長期監禁， 而大部份的人皆死於獄中﹔ 在北越大地上蔓延著一片 “ 紅色恐怖 ” 的氣氛， 使人們一直處於極大的恐慌心態中度日。 
  
“ 斬草除根 ”
   
   根據河內當局出版的 « 越南經濟史 » ( Lịch Sử Kinh Tế Việt Nam ) 第二集透露， 在土改中曾有172008人被劃入是人民敵人行列中地主、富農的階級成份， 這類人是被視為須 “ 斬草除根 ” 的人, 即是他們要被不是當場審批處決， 就是判入獄後最終漸漸地死於獄中。“ 斬草除根 ” 是當時土改過程中流行的一句詞語，只從此詞的字面亦說明了土改行動的殘暴。
   
   172008﹐ 這個遠不是準確的數字, 受害者決不會低於這個由國家掌管的出版社公開公佈的數字。根據美國方面的資料, 即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7月27日於新聞會上述及越南土改的死亡人數， 也是 « 紐約時報 » 翌日所登載的記錄為有五萬人被殺害， 五十萬人死於勞改營。
   
   裴信先生表示同意一位法國記者米瑟-多利亞 ( Michel Tauriac ) 提出在土改有五十萬受害者的數字。他認為這個數字亦是合理的， 若受害人亦包括被處決的人、獄中死去的人， 被釋放後死去的人以及自殺者等。
   
   武書軒先生在其 « 光天化日之夜 » 一書則認為受害人是少於五十萬人。他說我們目前只能做到的是預測， 沒有一個正式具體的資料可作參考。
   
   “ 人們常說 ( 受害人 ) 的人數達一萬五千人。我想這個數字夸大了。……有人說五萬人。若對全部約三千個社進行土改， 每個社有一或兩人被處決﹐自殺……﹐一個社有三或四人被處死的很罕少， 包括被冤枉死的， 那麼總數約有四或五千人。總之， 那都只是揣測而已。沒有科學性的調查，我們就沒有準確的數字。”
   
   此外, 那些受害者中並不涉及有的是越南國民黨黨員。據知， 若是國民黨黨員的受害者, 他們都被當場處決。諷刺的是， 有些人根本是被錯判的共產黨員, 而他們在死前的一刻還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也是在1956那一年， 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公開承認在進行土改革命的過程中執行的錯誤，並表示要改正和處理好一些案件。在正式公佈的172008人為地主、富農階級, 有123266人是被錯劃成份, 即是說是被冤枉的。按比例的計算是71﹐66%。可能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或時期都沒有那麼多的人是被冤、受罪。

胡志明的 “ 仁愛 ”
   
   1956年2月25日出版的 « 土地改革內部雜誌 » ( Nội San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 登載胡志明的文章說道 : “ 執行處決行刑是野蠻的行為 ”， “ 絕對不可執行處決行刑， 若推行處決行刑是與黨和政府的政策相違背， 與革命的作風相違背。”
   
   胡志明的 “ 仁愛 ” 說話只是在推行土改四年後, 在停止執行錯誤政策的三個月前才發表。可是， 那時處決行刑已在各地執行以及在全國土地上已經籠罩著一片恐懼的氣氛。
   
   請注意一點的是， 在推行土改時， 地主被定為人民的敵人。正如原河內市政府副主席阮明僅 ( Nguyễn Minh Cần ) 先生述說﹕ “ 以前， 我們把地主視為人民中的一個成份﹐ 但那時就不如此了。地主不是人民，人民是不包括地主， 地主是反人民的人， 是人民的敵人。”
   
   這批人不僅是其本人受害， 其家屬亦遭殃， 因為根據黨的政策， 他們是要被社會孤立和隔離。不僅這批被判為地主的人受盡苦難， 而幾十年後凡曾經歷過那些慘景的見證人亦都難以忘記。
   
   就算是越共1956年政治局的報告綱領中亦提及那場土改革命的清算， 並使用 “ 殘暴” 兩字來形容每時每刻在北越土地上所發生的土改革命最高潮的行為。
   
   作家楊秋香 ( Dương Thu Hương ) 曾對美國越南裔的 “ 小西貢電臺 ” 的訪問中回憶說﹕ “ 對於我來說，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屬於甚麼恐怖與遙遠的東西。因為以前在土改的年代， 我的家門前有個人被吊死。八歲那時， 我已要跟隨同學們去圍觀鬥地主。我家後面也有一條火車路軌， 一名自殺者把頭放在軌道上被壓死。當我八歲時，早上去澆菜就見那個死人。那件事令我十分害怕。”
   
   亦是在一次電臺訪問中， 另一位作家陳猛好 ( Trần Mạnh Hảo ) 先生表示為何他漸漸的認識到共產主義的真相而要放棄它 : 對於這， 很久以前我都已有認識了。因為我曾經歷過在北方的土改﹐ 而我的家人也是受害人。我感到事情十分恐怖。我不明白它叫甚麼主義﹐ 它只使用一個手法是鎮壓人們﹐ 把人帶去批鬥，然後槍斃﹐ 既沒有甚麼公明的審訊﹐ 亦沒有任何的證據。土改是一種毀滅種族的行為， 如柬埔寨波爾布特 - 英薩利赤柬集團的所作所為一樣。
   
   我的家庭﹐ 幸好我內公一家全部南遷。我父親是長子﹐ 留下看守家的土地﹐不能與家人南去。我父親一個人卻要頂替內公和叔伯們的罪行﹐ 他卻真是苦不堪言啊 ！” 。
   
   亦是作家的武書軒先生當談及土改革命時﹐ 清楚地記得他姑姑對他說的話﹕ “ 我只有一個姑姑﹐ 她丈夫亦被批鬥﹐ 可是他本身亦屬於越盟的成員﹐ 亦是縣上的越聯﹐ 即現在叫祖國戰線的組織。當時他被批鬥﹐ 被押在牛欄裡﹐ 受盡苦難。又食的不夠﹐ 當被釋放回家時便死去了。我姑姑對我說： 孩子﹐ 你要帶眼識人啊﹐ 那些共產黨人好姦詐、 無仁義。我說﹐ 叔叔不是共產黨人嗎 ？! 我姑姑說： 就是他不能分辨清楚﹐ 而跟隨他們。”
   
   土改革命已是五十年前所發生的事情了﹐ 但對於那些直接身受其害者或是目擊者來說﹐ 他們的傷口仍然是難愈的。可惜的是﹐ 時至而今﹐ 對那件事情有所描述的書籍太少了﹐ 雖然亦曾有人書寫過﹐ 出版後即刻被當局沒收。土改運動在越南仍然是被禁止討論的 “ 敏感 ” 的問題﹐ 而許多受害者、目擊者卻日漸哀老或去世。這是一件值得人們思考和討論的事情﹐ 儘量地須為此事而作歷史的記載。
   
   現居加拿大的越南歷史研究者陳家鳳 ( Trần Gia Phụng ) 先生對土改運動的歷史背景和目的有如下的論述﹕
   
   陳先生指出， 說到該場運動的背景﹐ 我們要追溯至1946 - 1954年的那場印度支那戰爭。可以把戰爭分為兩個階段﹕ 1946 – 1949與1949 -- 1954年
   
   我們要關注1949年的那一年。因為在那年里發生了兩件重大的事。第一是在1949年艾利斯協定 ( Hiệp định Élysée ) 後，出現了保大 ( Bảo Đại ) 政府﹔ 第二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大政權成立後﹐ 響應政府的呼籲﹐ 許多民眾從戰區返回城市居住生活。除了政治的後果不談之外， 民眾返回城市使到越盟失去了人力資源﹐ 尤其是年青人﹐ 需要他們來加入戰鬥部隊。至於在中國方面﹐ 自中共取得了大陸政權後﹐ 加強了對越盟在武器與人力的軍事援助。因此﹐ 越盟亦加速了從游擊戰轉變為大型的抗法戰場。結果是1949年就是印度支那戰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此外﹐ 自1946年至1949年發生戰爭以來﹐ 人民從此地區轉移到彼地區生活﹐ 或是離開農村轉到城市居住等使許多土地置空﹐ 沒人耕種。故此﹐ 越盟為解決上述兩個急需的問題﹕ 一是缺少人力﹐ 二是戰鬥部隊的糧食供應，因而需要展開土改革命。

 土改運動應該從1949年算起﹐ 直至1956年年中結束﹐ 而其中可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是以越盟政權發出不同的土改赦令劃分。首先自1949年﹐ 越盟政府為鼓勵農民增加農產量而下赦令成立減租稅委員會。他們規定擁有土地者要為僱農 ( 即租用田地耕種者 ) 減至最小的統一的租稅。有的地方甚至減至35%。之後﹐ 於1949年他們又發出第二道赦令﹐ 提出一些主要的原則如從法國人、越南人為莊主沒收得來的土地分給農民。這些越南人莊主通通稱為越奸﹐ 因為他們與法國人合作﹐ 或者他們不與越盟合作。
   
   第二個階段﹐ 即是1950年2月12日﹐ 越盟又發下一道赦令﹐ 叫總動員﹐ 呼籲民眾對祖國獻出人力﹐ 物力 ( 即畜口與農具 ) 與財力 ( 金錢 ) 。1950年﹐ 又頒布了同一日發行的兩道赦令。第二道赦令是宣佈在1945年前簽約的、 與在1945年後已償還了百分之一百債務的僱主與僱農之間的全部的合同皆無效。
   
   如此﹐ 即是他們把僱主的本與利共同一筆勾銷。在第二道赦令中﹐ 還定出若有五年連續的空置了的田地 ( 無人耕種之地 ) 則全部歸為國家﹐ 他們又把那些土地分發給農民。但在1950年發生一件重大之事﹐ 那是胡志明在一月份先到北京後抵莫斯科的訪問。在與史太林於莫斯科會面時﹐ 史對胡敦促要實現兩事﹕ 一為再公開改名為越南共產黨﹔ 二為按照共產主義路線加速推行土改運動。為實現土改革命事務而準備﹐ 胡志明根據中共的路線方向來開動整訓運動。
   
   在胡志明訪華訪蘇後﹐ 第三階段就展開了。在這階段﹐ 胡派遣代表團到中國北京學取馬列主義理論的訓練。實際上他們是學習中共路線方式的土改方法。這些代表在回國後被派到北部、中部的各個地區去作實驗。被派往南部的亦有﹐ 但只在一些遙遠的山區﹐ 平原地區並沒有他們的足跡。
   
   第三階段是以1953年4月20日發行赦令為始。這赦令宣佈沒收法國帝國主義者、越奸與地主惡霸的土地的全部財產。從那時起﹐ 他們亦成立了個叫做各級農業委員會的組織。中央的農業委員會由總理擔任﹐ 並在城市與社 ( 類似中國的縣城鎮級別﹐但地理範圍小 ) 都設立農業委員會。而從那時起開始出現批鬥人的場面。由於那時越盟忙於處理日內瓦會議談判之事務﹐ 故此批鬥就進行得不算還激烈﹐ 以免引起國際輿論的評擊。 
   
   第四階段是規定人民審判委員會判決那些反對土改的反動分子。在這個階段因為簽訂日內瓦協議﹐ 雖然出現了所謂的人民審判委員會﹐ 但仍然沒有發生像1954年後的那些轟動的極端批鬥的行為。
   
   1955年6月14日﹐ 由胡志明簽發了土改第五號赦令。這道赦令是根據1953年赦令的內容基礎上有所發揮的指令﹐ 但他們又成立了一個由長征 ( Trường Chinh ) 為首的中央土改委員會﹐ 在各地又設立土改隊﹐ 後來建立人民審判委員會。正是在這個階段卻是北方農民的大災難的來臨。
   
   人民審判委員會是清算農村幹部隊伍的工具﹐ 它追根究底各農村成份級層的以往的來歷﹐ 與此同時﹐ 它又是為消滅全體舊社會中領導層成份的工具。

   
   一切的歷史慘劇發生在那個第五階段。可是﹐ 為何在1956年土改運動又停止下來呢 ? 是否他們已達到目的而放手呢 ? 或是由於過多的抱怨和批評﹐過多的冤案發生而要停止呢 ?
   
   陳家鳳先生認為, 這是十分有趣的問題。有趣之處是﹐ 若站在民族權益上和大部份越南人民的立場上﹐ 即是說以一個普通的越南人的角度是觀看問題﹐ 那麼﹐ 很清楚的看出﹐ 共產黨執行的土改政策是錯誤的。但站在共產黨的、 某一些共產黨內部的高級領導層的利益上來看﹐ 他們是看不出有任何錯誤。只是以農業專業的角度來看﹐ 這場土改運動亦不會推動農業的發展，它一點亦不改善農民的生活， 而且還嚴重地破壞了北方農民的農業傳統的根基﹐ 把人民引致貧窮的處境。
   
   然而﹐ 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 他們宣佈土改運動勝利了。胡志明與共產黨在1956年必需停止推行土改的理由有二﹕ 土改革命是北越的內部問題﹐ 而土改已達到其政治目的。其政治目的是甚麼呢 ? 一是毀滅農村的領導基礎結構﹐ 取而代之是成立一批由共產黨員組成的領導層﹔ 二是他們阻止了 “ 掩飾在民眾中的敵對分子 ”， 毀破了農村中世代相守的著名的傳統文化﹐ 取而代之是他們推銷越共主張的那一套的馬列主義。
   
   此外﹐ 共產黨在第五階段對農民實行的恐怖行為使農民馴服他們﹐ 使農民遭受飢餓和貧困﹐ 衣不蔽體﹐ 生活總處於無窮的恐懼中﹐ 使農民接受那套共產方式﹐ 使北方農村社會的下層基礎得到鞏固穩定。但是﹐ 若他們的行為過於激烈極端﹐ 走過火位﹐ 把農民推到窮途末路﹐ 那麼農民只有反抗而起﹐ 正如發生在1956年胡志明的家鄉省份義安 ( Nghệ An ) 省瓊琉 ( Quỳnh Lưu ) 的反抗那樣﹐ 胡志明要調動一個師團的兵力去鎮壓。
   
   越共達到了其目標﹕ 消滅和完全毀滅農村的各個 “ 反動 ” 階層﹐ 把農民帶進由政府領導的合作社﹐ 重新拿走農民完全作主的農業生產工具 --- 即是農民的土地﹐ 管理北方的各個糧食 ( 稻米 ) 庫﹐ 強迫執行農業統一指揮的政策。在上述的政策與行動得到鞏固後﹐ 越共終止了土改運動﹐ 把其政治矛頭轉向城市的穩定工作。
   
   第一個因素是屬於北越的內部問題﹐ 而第二卻是外來的。在分析第二個因素時﹐ 我們要把越南的情況置於共產陣營與國際背景中去觀察。那時蘇聯的獨裁領袖史太林已於1953年逝世﹐ 黨內的權力鬥爭激烈﹐ 赫鲁晓夫勝出而掌握權力。而在莫斯科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 赫鲁晓夫宣讀了一份控告史太林的殘暴罪惡和反個人崇拜的報告。這份報告令到全世界震驚。過後﹐ 赫鲁晓夫推行一套較為寬松的政策﹐ 提倡與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和平共處﹐ 並答應把蘇聯帶上民主道路。
   
   赫鲁晓夫鞏固了其權力後﹐ 就派遣代表到各共產黨國家作解釋。1956年4月﹐ 米高揚抵河內訪問﹐ 對其越南同志解釋蘇共二十次黨大會的政策。因此﹐ 越共不可能走與蘇共相反的路線﹐ 所以﹐ 值1956年7月總結土改運動第五階段的會議﹐ 胡志明受到國內外的壓力而終止土改運動﹐ 並開始實行修改政策。他把責任推給執行人員以及最接近他的人 --- 長征。長征、黃國越 ( Hoàng Quốc Việt ) 、黎文良 ( Lê Văn Lương ) 等人後辭職﹐ 但一段時間後這批人又重返政府機構，繼續擔任某職務。在個別的土改案件上也作損失的賠償﹐ 但這些都只是作象征性的行為表現而已。
   
   據阮明僅先生的憶述﹐ 土改運動正式是從1953年開始直至1956年年中結束。在這場急風暴雨式、 以極之極端的手法﹐ 製造出許多令人髮指的殘暴恐怖的事件﹐ 打擊著無數北越大地上善良的農民﹐ 令到受害人以及其家屬至今仍心有餘悸﹐ 永至難忘。
   
   這場苦難的風雨起源於何處呢 ? 據披露﹐ 1950年底﹐ 胡志明從越北解放區秘密訪蘇﹐在莫斯科會見史太林與毛澤東 ( 當時毛正訪蘇 )。兩人皆認為越共並不關注整風 ( 意指不注意反右傾 ) ﹐ 並指示越共要進行反右﹐ “ 培養農民革命力量 ” ﹐ 具體的行動就是要在解放區內進行土改運動。
   
   返國後﹐ 胡志明與越共中央常務委員會 ( 即後來的政治局 ) 於兩年內秘密的為進行土改的工作而準備。這些準備工作包括在思想上﹐ 政策路線以及組織上方面的事務。按照史太林的指使﹐ 中國將會在土改上幫助越共。因此﹐ 胡志明邀請中國顧問團來越。總顧問團長是時任中國駐越大使羅貴波﹐ 韋國清為首的軍事顧問團﹐ 廣西省委副書記喬曉光任土改團顧問﹐ 此外﹐ 還有整訓 ( 即中國的用詞 “ 整風 ” ) 顧問、 公安顧問、 組織顧問和宣傳顧問等…… 全為黨內軍中的幹部、黨員、軍人作思想訓練。
   
   1952年越共中央按照中共模式的 “ 整風運動 ” ( 僅名稱有別 ) 在黨內推行 “ 整訓 ” 與在軍中實行 “ 整軍 ” 運動。在組織方面﹐ 越共成立了由黨總書記長征為主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黃國越與黎文良為副主任﹐黨中央委員胡越勝 ( Hồ Viết Thắng ) 為常務委員的中央土改委員會。在此委員會下設各土改團﹐ 各團下設土改隊。他們這個雄厚的隊伍為對付階級敵人進行一場猛烈的攻擊戰役 !
   
   共產黨當時把土改運動稱為 “ 一場轟天動地的革命 ”﹐ 要 “ 充份放手發動群眾 ” 去實行﹐ 意思是要全力以赴﹐ 轟轟烈烈﹐不顧一切﹐ 絕不寬容﹐ 即使行動過激過左亦不停止。
   
   共產黨領袖強調共產黨是革命黨﹐ 因此﹐ 搞土改革命要有 “ 革命精神 ”﹐ 搞一場 “ 轟天動地 ” 的革命運動 ! 他們指責一些國家用和平手法搞土改是改良主義、 資本主義與反革命。因為那些國家規定地主可擁有一定數量的田地﹐ 餘下的則由政府買下才分配給予無土無地的農民。
   
   當胡志明解釋甚麼是 “ 放手發動群眾 ” 時﹐ 他作了個生動的比如﹕ “ 當要把彎曲了的竹條再弄直時﹐ 你要把它反屈過來一點並手持久些﹐ 然後才放手﹐ 那麼才可弄直。” 似乎胡十分滿意那種解釋﹐ 而他並不意識到那個 “ 反屈過來一點 ” 將會成為災難 ! 如此﹐ 各個土改團隊就在農村放縱的活動。他們手上掌握無限度的權力﹐ 包括對人的殺生權。他們得到上級的放手﹐而他們亦放手去做……當時民眾流行一句﹕“ 土改隊第一﹐ 老天爺第二 ” 。土改隊員聽到此亦作稱心得意狀 !
   
   當時有位名叫王承武 ( Vương Thừa Vũ ) 的少將、 屬河內市軍管會主席﹐ 他返回處於河內市郊的鄉間探親亦被土改隊拘捕﹐ 連同其汽車與警衛亦扣留。後來河內市委知曉才釋放。真是荒唐至極 !
   
   1952年越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挑選了太原省 ( tỉnh Thái Nguyên ) 大慈縣 ( huyện Ðại Từ ) 的六個社作土改 “ 試點 ” ﹐ 卻發生了一驚人的事件﹕ 土改審判委員會把阮士伍 ( Nguyễn Thị Năm ) 女士槍斃。她以前亦為革命出過力﹐ 為一些革命抗戰人員包括長征、黃國越、黎德壽、范文同等人作掩護﹐ 提供糧食。在 “ 奉獻黃金週 ” 中對越盟新政權獻出了一百兩黃金；她亦參與婦女會的活動。其兒子加入抗戰部隊﹐ 當上了團長。然而﹐ 她被劃入地主惡霸的行列。她的案件曾經過中央土改委員會審閱以及越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準後而被土改隊處決 !

    一位曾積極擁護革命﹐ 為他們作過貢獻的婦女卻被他們當了甚麼國家主席、 總書記、 中央委員等職務後批準而遭到槍斃 ! 土改的第一響槍聲瞄向一位曾為共產黨人作過幫忙的愛國婦女射去 ! 此事說明了共產黨領袖的甚麼心態 ! 它預報民族災難的將來臨 。 
   
   1953年土改運動正式進行。一系列黨的政策路線準備就緒﹐ 得到了 “ 法律化” 並以政府決議、 法令、 各部門的通知下傳。根據越共的資料﹐ 以下是充滿血跡纍纍的土改運動的進展幾項記錄﹕ 
   -- 1953年1月底﹐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黨關於土改政策的決議預稿。胡志明在會議上提出了徹底減租﹐ 進行土改運動。
   
   -- 1953年3月初﹐召開政府會議﹐ 討論范文同副總理關於土改的目標和 方針，發動群眾的計劃。會議通過各關於土改政策與發動群眾的文件﹐ 即是使黨的政策得到 “ 合法化”。
   
   -- 1953年3月1日至5日﹐ « 人民報 » 連日登載由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處處長黎文良直接負責土改的整訓組織的事務的文章。同時於1953年3月16日﹐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發出關於各級社發動群眾的整訓通知。這是土改運動與整訓聯結的指示﹐ 它提出了 “ 不依靠 ( 即打擊 ) 農村舊結構而建立新的組織 ” 的精神。
   
   -- 1953年4月12日﹐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頒佈法令﹕ 1/ 土改政策的規定﹐包括沒收、征收、征買土地﹐ 分配給予農民﹔ 2/ 發動群眾成立土改審判人民委員會﹔ 3/ 規定在曾進行土改的地方﹐ 發動群眾鬥批地主。
   
   -- 1953年6月1日﹐ « 人民報 » 登載了長征關於土改的文章。
   
   -- 1953年6月﹐ 越南勞動黨為在土改運動中提高黨員幹部的階級立場而發動稱為 “ 政治整訓 ” 運動。
   
   -- 1953年11月14日﹐ 中央第五次會議越南勞動黨全國會議召開宣佈發動土改運動的決議。胡志明在會議上宣稱﹐ “ 放手發動群眾﹐ 進行土改運動 ” 的口號。
   
   -- 1953年12月1日至4日﹐ 舉行國會第三屆四次會議﹐ 胡志明宣讀 《 目前形勢與土改運動的任務 》的報告。12月4日﹐ 大會通過了土改法律。然後由胡志明頒佈由國會通過的法令。自此起﹐ 開始了土改的各次運動階段 ﹐ 第一階段在太原省內的四十七個社與清化省 ( tỉnh Thanh Hóa ) 內的六個社進行。然後除山區之外﹐ 在全體北方各省展開。由於在瓊琉 ( Quỳnh Lưu ) 和發艷 ( Phát Diệm ) 兩地的憤怒民眾反抗﹐ 黨中央在山區只進行改為 “ 民主改革 ” 的運動。即是不再使用暴力﹐除去地方封建 ( 稱為土豪 ) ﹐ 因為擔心民眾奮起反抗而逃離往中國、寮國……。至於在廣治省 ( tỉnh Quảng Trị ) 的永靈縣 ( huyện Vĩnh Linh )﹐ 因靠近與越南共和國的邊界亦得到中央的 “ 照顧政策 ” --- 只用適當的暴力行為進行土改﹐ 以便 “ 對南方不產生壞的影響 ”。
   
   1951至1952年﹐ 他們所作的稱為準備工作﹐包括各方面的﹐ 首先是思想的統一工作﹐ 在黨與軍隊中先進行。稱作 “ 整訓 ” ﹐“ 整軍 ”。若有人提出意見﹐ 那麼有經驗的同志來對他解釋﹐ 開通思想﹐與黨的思想保持一致。那些土改隊﹐ 約有三十至四十人為一隊。一個地方的土改隊﹐ 絕不是由本地人組成的﹐全都是外地人。說恐防本地人會對地主 “ 手下留情 ”。
   
   土改隊實行與僱農貧農 “ 三共 ”﹐ 即共吃、 共睡、 共勞動。他們煽動農民去訴苦﹐ 揭發地主的壓迫﹐ 利用仇恨鬥地主。往往說動一人後再去挑動別人參與。叫做 “ 以一帶三 ” 的手法。他們對人立記錄資料﹐ 將人分為地主、富農、貧農、中農等成份。土改隊一般都是突擊出發﹐ 包圍地主的家。以防備地主將財產分散、收藏。日夜間包圍地主的家園﹐ 搜查和追究他們是否把金銀錢財埋藏。連池塘、 果園亦不放過搜索。他們煽動兒子鬥父親﹐ 媳婦鬥老爺。利用惡劣的語言來恥辱受害人。利用人們的仇恨心與貪心﹐ 說鬥得最多者﹐ 可分到更多的土地或財產。在批鬥前﹐ 他們先找人像演劇一樣﹐ 先導演一番﹐ 如何讓地主跪下﹐ 如何呼口號等等。一般的批鬥接連兩三日地進行。根據中國顧問的提議﹐ 他們計劃要強硬的在每個地方必需定出百分之五比例的地主富農來批鬥。一場場民族的慘劇在上演。
   
   1956年9月﹐ 越南勞動黨第十次中央會議檢點土改情況。由於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揭露史太林的罪行﹐ 加上民眾以及幹部較為強烈的不滿反對的影響與壓力﹐黨中央逼迫承認在土改運動中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並同意改錯。在該會議上﹐ 中央作了如下的紀律處罰﹕ 長征失去擔任總書記一職﹐ 保留政治局委員﹔ 黃國越與黎文良被踢出政治局。胡越勝亦被趕出中央委員會。胡志明兼任總書記﹐ 黎筍被選任中央書記。
   
   1956年10月29日﹐ 在河內市人民大戲院前廣場舉行盛大集會﹐ 政治局委員武元甲大將代表胡主席與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正式承認在土改運動中所犯下的錯誤。兩位最高領導人並該負上最大責任的胡志明與長征皆並不在場。 在此須作出修改﹕曾有人說過集會是在行底 ( Hàng Ðẫy ) 運動場舉行﹐ 胡志明在公眾面前流淚。那次集會是由河內市委組織。當時流傳的一種說法是 “ 胡伯伯不方便來 ”。但人們誰都明白﹐ 老胡不來﹐ 讓武元甲代 “ 出場受罪 ” ﹐ 因此﹐ 從未有胡志明流淚之事發生。

公開承認錯誤並執行修改政策的過程
   
    從1956年7月起﹐ 越共政治局、 中央委員會和書記處等曾舉行多次會議，討論在土改中所犯下的錯誤並作修改。最重要的會議是九月份的第十次中央會議。這是一次時間最長的會議﹐ 曾分為兩次進行並拖延至十一月才完結。
   
    原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副主席的黃文歡 ( Hoàng Văn Hoan ﹐ 此人於五十年代末曾擔任越南駐華大使﹐ 後來在八十年代初逃離越南﹐ 投靠中共 ) 在其 « 滄海一粟 » ( Giọt Nước Trong Biển Cả ) 的回憶錄中有談及那次會議。他復述說在大會上﹐ 各個代表發言﹐ 較為充份的清楚的提出在執行土改中的錯誤。他寫道﹕
    “ 長征負責土改委員會的工作﹐ 雖然難以反駁﹐ 但 ( 他 ) 仍力爭認為在農村的土改是大勝利﹐ 儘量避講錯誤﹐ 不作坦誠的承認錯誤。黃國越都不承認錯。只有黨中央組織處處長黎文良承認在整頓組織上的錯誤 …… 黨中央會議應該作出一份有關土改運動總結經驗的決議﹐ 但長征﹐ 既是總書記又是土改委員會主席的思想總是不通﹐ 所以幾次決議的擬稿幾次不被中央會議接受通過。”
   
    四年後﹐ 越共黨第三屆大會於1960年召開﹐ 那個決議亦沒法寫好﹐ 而那時再無人提及它了。這是首次在那麼重要的中央會議上沒有通過決議的會議。黃文歡還補充說﹐ 在修改錯誤的過程中﹐ 長征的態度一直不明確。由此我們可作出這樣的解釋﹐ 儘管被降職﹐ 作紀律處罰﹐ 但看來長征並不認為他該負上責任的高級領導。
   
    一場充滿血淚、殘暴與冤枉的土改運動終於被停止。據統計﹐ 在北越土地上一共3563個社的範圍內先後進行了八次的群眾運動和分為五個階段進行的土改運動。
   
    一位詩人阮志善 ( Nguyễn Chí Thiện ) 先生對修改政策之事作了如下的講述﹕
    “ 修改政策並不是對地主的平反﹐ 而是對那些原是共產黨黨員﹐ 或者是對抗戰有功勞的但被蒙冤的大越黨、國民黨、越奸……等的人的平反。已死去的人便算數﹐不再提及了。還生存的人就釋放。實際上﹐ 那些被劃為地主成份的人早被投入監獄。獄中死去的許多﹐ 當場處決的不少﹐ 就是我所在的縣份﹐後來我返鄉探親﹐ 所知曉的是亦無一人被釋放。就是在我的鄉村﹐ 那個姓胡的兩父子﹐ 被列為地主。可是他們並不富有，他們以前亦曾把抗戰部隊人員接回家中安頓。
   
    還有幾位越聯的正、副主席都被入獄。一人自殺﹐ 另兩位被投入監獄。全部幾個都死於獄中。我鄉村中的凡被投入獄的無一人被釋放返鄉。直至1961年當我被判入獄時﹐ 我遇見不少被劃為地主的人仍然活在獄中。我第二次被判的1966年至被釋放時的1977年﹐ 我還見那些地主仍在獄中﹐ 雖然許多人已死了。”
   
    當年為越共作土改政策作修改工作的阮明僅先生在河內郊外屬東英 ( Đông Anh ) 縣的某一鄉村聽到的民間流行的一首短詩﹕
    胡伯伯說要改正錯誤
    有錯就改﹐ 改了又錯
    我的黨英才層出不窮
    錯上加錯﹐ 改來改去都是錯。

美國學者的比較研究
   
    美國學者艾德文-莫義斯 ( Edwin Moïse ) 在他1983年出版的 « 中國與北越的土地改革﹕ 鄉村的鞏固革命 » ( Land Reform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 的一書中就此兩國的土改的作比較和論述。
   
    他指出﹐ 同時在中國與北越﹐土改運動被視為打破傳統農村的富有階級的力量﹐ 從農民中吸收新的農村領導幹部﹐ 並把富有階級的財產 ( 尤其是土地 ) 分配給貧農。此是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份。確切的說﹐ 於1946年至1953年期間在中共管治的地區實行了土改﹐ 而在越共管治的地區於1953年至1956年進行土改運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中國共產黨強調統一戰線﹐ 對抗日本侵略者﹐ 而不太提倡階級鬥爭論。可是在 ( 內戰 ) 戰爭後期﹐ 尤其是1947年後， 階級鬥爭卻被重提上綱上線。
   
    1947年末與1948年初﹐ 中共在東北與北方廣闊的地區進行十分激進的土地改革﹕ 執行一些極為極端的政策﹐ 以極端的手段沒收不僅確實是地主的土地﹐ 還有一些只是較為富有的農民的財產土地﹐ 並且極端的進行清算一些本身是農村地方的共產黨員而疑其為地主的代理人。
   
    至1948年年中﹐ 土改在各方方面面進行被改用緩和的手法﹐ 而因為這些緩和政策使中國在以後數年間進行的土改達到順利執行。這些所謂 “ 較為緩和 ” 的手法只是以1948年以前的相對來說而已。成百成千的地主被處決。在越南﹐ 早期越共亦是在爭取獨立﹐ 抗法戰爭中推行統一戰線的團結政策﹐ 但在戰爭末期亦轉為採取階級鬥爭的路線。
   
    莫義斯認為﹐ 根據大量可靠的由越南方面透露的資料﹐ 越南的土改是受到中共嚴重的影響而採用中共相同的手法推行土改。筆者亦曾與一些曾參與越共抗戰及土改期間的越南幹部或本是華人參與越共革命的人討論過﹐ 他們亦承認那時土改的政策和所執行的手法是完全從中國學來的那一套。

  在時間上來說﹐ 中國的土改比越南的土改領先進行﹐ 而中國對自已曾犯下嚴重的錯誤政策後為何還向他們共產黨的 “ 小兄弟 ” 推銷那套極端的土改政策呢 ? 這個問題令許多位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可能的解釋是﹐ 十分複雜的中國土地改革政策被 “ 盲目 ” 地推銷到越南去﹐ 而越共領導人亦 “ 盲目” 地、完完全全地照搬照做。再之﹐ 共產黨根本它並不認為在那場土改中犯下任何的錯誤﹐ 而是相信有如他們所宣稱的 “ 正確的、全面的勝利 ” !
   
   全文完
   
嶺南遺民
   2006- 11- 11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2010-02-24日修改

關於胡志明在廣州被捕之事

   數週前﹐筆者在網絡上讀到由戴晴女士寫述和帶出鄭超麟先生的« 記傅大慶 » 的兩篇文章。文中鄭先生提及傅大慶 ( 戴晴之父 ) 1931年在廣州拘留所遇見胡志明﹐而胡曾托傅向中共傳言設法營救他出獄。

   據筆者所知﹐胡志明在中國土地上曾有兩次被捕﹕ 一為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時間為1931年 ﹔另一次則為1942年8月於廣西德保縣被國民政府逮捕。

   閱上述兩文後﹐筆者翻查了一些中越英法資料﹐亦沒看到任何書籍說及胡志明於1931年在廣州曾被捕一事﹔ 隨後亦詢問熟悉越南歷史的阮世英教授﹐回答是從未聽過。難道歷史學家們 « 漏 » 了此事 ?

   再次閱讀鄭文後﹐ 筆者初步作出以下可能性的判斷﹕

   一﹐ 據鄭文中提及傅大慶是在印度加尔各答被捕﹐逮解返南京受審﹐途中在廣州遇見胡志明, 即加尔各答 --- 廣州---南京的路線。 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國之間的來往都是靠海路﹐那時航空業還未發達。 上海廣州亦是港口﹐亦可有船只來往於南洋印度洋各地。但為何傅又不取途加尔各答 ---上海---南京的路線﹐豈不是更為簡便呢 ? 而要取加尔各答 --- 廣州---南京的路線呢 ? 也許上海廣州與加尔各答的船只來往不多﹐或許沒有。這方面的資訊需待查證。

   但我們也可判斷﹐ 香港與加尔各答之間的船只來往會更多﹐因為兩地皆為英國殖民地﹐故此﹐傅胡之遇可能發生在香港。鄭老先生寫此文是九十有多( 戴文述 ) 的老人﹐大抵是記憶的問題﹐把香港換為廣州。可惜老先生已經過世﹐不可再查問。還有一點﹐ 兩人遇見與胡在香港被捕的時間亦較為接近。鄭文說的是1931年春夏之交的事﹐ 而胡在香港被捕的準確日期為1931年6月6日。( 參閱丹尼-登肯蓀 ( Dennis J. Duncanson)﹐ « 胡志明在香港﹐1931至1932年 » ( Ho-Chi-Minh in Hong Kong, 1931-1932 )[ « 中國季刊 »( The China Quarterly ﹐ 1至3月期﹐1974年﹐第89頁] 的文章 )

   二﹐ 港穗兩地相距百余里﹐胡志明在港被逮捕後再押解往廣州的可能亦有。但為何香港殖民當局的記錄上沒有呢 ?

   若判斷一不成立﹐ 那麼﹐胡志明曾經在廣州被捕 ( 或被拘留過 ) 一事成為胡歷史事跡中的一個小小的 « 新發現 » 。

嶺南遺民

   2007-09-16日

*****

   附郑超麟文 ( 新世紀網 )﹕

郑超麟：记傅大庆

   (上）　　 　　

  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12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中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国来的，他们派出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12个人，连同以前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个人（萧子暲、张伯简）共14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从西欧来的人更多些，但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这人和那人，或深或浅总有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党和团的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

  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甚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Federov，法文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俄文重音随字而异。他的名更奇怪，第一音节Fe要读成Fo，而且要读得特别重，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但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即他们从来未曾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职位的，但他们「不听话」，即不是暗地反对，而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有时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两个人不是同我们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一个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两个人交了朋友。抱朴那日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谈起话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从西欧来，有人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女修道院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那些人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在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女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子；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学会了英文，不仅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英文更好的。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了《新青年》文章，他为陈独秀文章所说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独秀回答了他的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在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是杨明斋新办的学校，表面上学俄文，事实上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十几个青年聚在一起。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话，至今已有73年了，我还记得（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

  正因为我还记得傅大庆同我说的家人情况，所以1929年秋天从党内渠道收到一个青年人来信，信中说：他是傅大庆的弟弟，知道我是他的哥哥的朋友，要我去看他，他住在打浦桥新新里。我毫无顾虑地去了，同他在附近的跑狗场周围兜了几个圈子，知道他要我介绍工作，我当时无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我在西欧来的人中交了几个朋友，到莫斯科后，又交了三个朋友，傅大庆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1924年暑假前，回国革命已开始酝酿，旅莫支部派遣一大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前已经有一队出发了，暑假中又出发一队，人数可能比第一队更多，带队的人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队中。奇怪的，是此行我没有留下甚么有关傅大庆的印象，大概是为了事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但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

  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去，队长陈延年，会计郑超麟，以及其余的人，则等待以后俄国船开赴上海时再乘去。

  九月下旬，俄国船终于启锚了，我们也就回到上海了。

  先头一批回来的人已经都分配工作了，傅大庆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我不敢问他分配到甚么地方去。总之，我从此失去了同傅大庆的联系。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听到傅大庆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也是如此。

   （下）　　

  可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解走了。

  我记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出狱后，或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新书广告：克劳塞维奇的《战争论》的译本出版了，译者署名傅大庆。于是，我知道傅大庆已经自由了。我想，他一定在延安担任甚么重要工作。

  在龙华看守所这件事，我对当时的托派同案犯也未说过，我也未曾记录下来。

  几十年后，以及关押了27年之后，我已经淡忘了这件龙华看守所的事情，我自己也恢复自由了。忽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职业女性来我家看我。我请他坐，他拿出介绍信来：名戴晴，新闻记者。

  戴晴当时已经相当有名，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这位访客的更多情况，便问道：「你姓戴？」

  出我意外，她说：「我不姓戴，我是你的同学的女儿。」

  我很诧异，说：「我有甚么同学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她于是从带来的包内抽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写的「傅大庆」三个字给我看：

  「我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我仔细看她，我说：「你，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

  接着，我便问傅大庆的消息。原来，他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杀害了。

  自此以后，我留心报刊上有关戴晴的消息，我发现这消息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重要了。报刊消息不需要我赘述了。我还注意到她有勇气，敢于不服从上级的不合理的规定。这一点，同她的父亲一样，难道这正是出于遗传的么？

  不久之前，戴晴路过上海，又来看我。我看见我面前坐着的衣着朴素的职业女性，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却是一位世界名人。老友傅大庆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了。

   　　1996年10月17日

   　　（《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第506页）(8/29/2007 20:35)

胡志明曾欲娶廣東姑娘為妻   

   
   美國越南歷史學者維廉-杜克( William Duiker ) 先生曾指出﹐中國吉林的 « 週報文擇 » 1991年1月期發表 « 胡志明曾想再婚 » 一文披露前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在生前1959年之時曾對他的中國戰友同志﹐時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廣東省長的陶鑄表示希望娶個廣東姑娘為妻。周恩來聞此事後﹐顧慮到中越兩國的政治關係﹐又遭到越共中央的反對﹐最終胡志明的美好宿願 ---- “越中姻緣 ” 卻“胎死腹中 ”。

   該文中提及陶鑄知曉胡志明的前妻也是廣東姑娘﹐已過世。應該指出﹐ 文章作者或陶鑄在這點上有誤。這裡指胡之前妻﹐ 即是廣東姑娘曾雪明﹐她於廣州1991年才逝世﹐享年86歲。
   
   以下是該報全文﹕

« 胡志明曾想再婚 »
   
   1959年﹐胡志明聽說陶鑄身體不好﹐便邀請陶鑄全家到越南游覽﹐休息。
   
   一天﹐越南勞動黨聯絡部阮部長私下與陶鑄談了一次話。轉達胡志明主席的一個願望﹐想找一個夫人﹐儘量在廣東找。陶鑄聽後﹐動了感情。他知道﹐ 胡志明的夫人﹐是廣東姑娘﹐早就過世了。為了越南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他後來再沒有結婚﹐ 一直過著清簡的獨身生活。現在他年紀大了﹐在生活上也確實需要一個人來照顧。但是越南人民舉國叫他胡伯伯﹐還怎麼好找呢 ? 何況﹐他年輕時長期在廣東生活﹐戰鬥﹐ 陶鑄表示﹐他願意幫忙。
   
   回到廣東﹐陶鑄試作佈置。為了慎重﹐把這樣的事向周總理作了彙報。周恩來與胡志明的友誼更深﹐聽了這件事情為難。他既要考慮個人感情﹐更要考慮兩黨兩國之間的關係﹐ 這畢竟屬政治。
   
   反復斟酌﹐ 為避免兩黨產生誤會﹐避免越南黨政領導人誤以為中國要通過這個辦法干涉越南內政﹐周總理讓陶鑄將此事徵求一下越南勞動黨中央的意見。
   
   據說﹐越南聯絡部長將此事報告了黎筍﹐他們開了會﹐認為要維護好胡志明的形像﹐退一萬步講﹐ 即使要再結婚也應該找越南女人﹐ 否則不利於形像﹐不利於抗美救國的事業。
   
   於是﹐當胡志明再到廣東時﹐ 陶鑄對阮部長XX ( 因字跡模糊不清﹐此兩字不詳。下同。 ) 地表示﹐這件事關係到政治﹐要慎重。是否請胡主席另找人照顧生活 ? 於是這件事便擱下來﹐直到不了了之。
   
   胡志明再沒有結婚﹐也不再XXX的事。他為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一切。
   
   ( [十月] 1991年第X 期﹐ XXX 文 )
   
   嶺南遺民
   2007-09-21日 


   圖﹕« 週報文摘 » 之文章。

2007年09月21日修改

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

Stalinism and Trotskyism in Vietnam
   
作者：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 Eriksson）

张兄 译

編者按語： 文中數處的《編者注》皆為本欄編者補注。由於中文譯自英文，對法、越語的人名地名或原名等誤譯，編者參考以下資料作了修改：
1，Trinh Van Thao, Vietnam du confucianisme au communisme, Paris, L’Harmattan, 1990.
2， Ngo van, Vietnam 1920-1945,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sous la domination coloniale, L’Insomniaque, 1996.

文章來源：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2009/3/18日

***   

   “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所有参与印度支那团结运动的人都知道胡志明的这段话。长期以来，这场运动被描绘成斯大林派一直是运动的主导力量，而运动也被简单地解释为一场“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所谓的左派中，包括the KAF，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历史真相，而本系列的文章就是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这些文章由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 Eriksson）同志提供。作者所描绘的历史和所作的政治评论都是作者自己的，读者不必认为是KAF或第四国际的统一观点。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是如何伴随着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渗入到殖民地印度支那的。[1]
   　
　民族主义的危机打开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1885年法国殖民军占领了越南并建立了法兰西的殖民统治，终结了越南人民千余年的独立历史。
   
   　　帝国主义的占领粗暴地破坏了越南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经济和生产方式迅速地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利益链条：主要从事原材料（如香蕉，矿产、纺织业）的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同时殖民政府建立了对盐、烟草、酒等商品的专卖制度。
   
   　　法国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这一进程。
   
   　　当地人民由于日益高涨的物价和税收以及新的工厂制度，遭受了新的压迫。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被粗暴地压制了。
   
   　　历史就是这样，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总是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在越南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越南的民族主义。
   
   　　越南人把法国的统治视作他们软弱可欺的标志，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反抗。这包括1908年、1912年和1916年的民族大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法国的殖民压迫成为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持续而潜在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自外部传来
   
   外来的压迫不仅仅导致了广泛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而且也促使殖民政府和日益壮大的越南知识阶层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潮和新的意识形态，如个人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工业化也创造了一支古老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阶级——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有了基于现实的社会力量，并作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应运而至。
   
   　　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可能是在1905年以后从日本学生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正式地渗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里，直到殖民当局派十多万越南人到法国协助抵抗德军。这些越南人在军营和工厂里遇到了宣传反战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在一战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和越南建立任何联系，但在一战中，他们开始对越南越来越感兴趣了，尤其是那些左翼人士。后来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在苏俄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在1920年主动建立了法国共产党。
   　　
   因此越南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法国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当中，胡志明经常以“阮爱国”的笔名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期刊《人道报》（L’Humanité ）投稿。他在1920年也经常参加在图尔斯（Tours）举行的法国共产党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也在巴黎组建，负责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很有可能与他们保持着接触。在法国，胡志明卓有成效地把越南人组织起来，他还批评法国共产党（就像他以前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那样）忽视殖民地问题。1922年5月他在《人道报》（那时该报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日报）上说：“非常不幸，我们很多同志只是把殖民地当作是充满沙滩、阳光和棕榈树的旅游胜地。”由于他在斗争中把殖民地问题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共产党的领导层派胡志明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1923年农民国际大会和1924年共产国际大会。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法国共产党轻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
   
共产国际掌控中的胡志明 
   
   　　但是和胡志明建立起紧密联系（通过他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的学习）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已经逐渐归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这个国际已经由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日益蜕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工具。
   
   　　胡志明本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变化。他后来在中国广东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的翻译，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更倾向于把运动组织成民族主义的形式。1925年6月它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 Viet Nam Cach Mang Thanh Nien Dong Chi Hoi ）。他完全认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论断，因此在中国，他就放弃了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的方案，转而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国民党，并服从其领导。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也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
   
  作为共产国际的官员，胡志明也看到了殖民地国家革命力量在日益变形。“农民国际”是季诺维也夫迷信的产物，它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所谓的“革命”农民组织。这只不过是斯大林“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词的解释而已。该词语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革命要分两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既然殖民地的革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在中国就是国民党。
   　　
  由于中国和越南的社会情况比较类似，因此就不难理解胡志明也希望建立一个越南的国民党了。
   　　
民族主义把自己的命给革了
   　　
   在胡志明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在广大开展其活动的同时，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也遭遇了危机。宪政党（the Constitutional Party）当时的立场依然是从事改良运动，提高越南人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更多地参与法国殖民政府的管理、法律制定等。法国殖民政府已经勉强地满足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影响其统治。但这却把年轻的和激进的改良派推向革命民族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立场。因此越南又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无数新的政治团体。其中在西贡就有谢秋透 ( Tạ Thu Thâu, 1906-1945， 留學法國， 編者注 ) 领导的“安南青年党”（Jeune Annam），他后来成为越南托派最著名的代表。
   
   另一个类似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是“越南重生”（Rebirth of Vietnam）。　　
   
   随着1926年3月民族主义领导人阮安宁 ( Nguyen An Ninh， 1900-1943， 《斗爭派》骨干成員，編者注 ) 的被捕，西贡爆发了银行、邮政及纺织工人的联合罢工。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民族主义取代。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对革命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在共产国际1926年9月2日出版的杂志“L’International”中，谢秋透领导的安南青年党被认定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

上海失败
   
   　　一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件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共产国际的名誉委员）镇压了上海的一次工人起义。
   
   　　上海的工会和共产党从2月份就组织起义了，当蒋介石以“北伐”的名义到达上海时，工人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的战略要地：邮局，电报局和警察局。共产党按照他们的革命计划，愚蠢地将这些地方转交给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蒋介石却转而镇压共产党。上海的工人运动陷入血色恐怖之中，这次失败是相当不幸的。一系列的事件迫使胡志明离开广州，他先去了杭州，后来又去了莫斯科。就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样，胡志明也深受两阶段革命论的影响，不能从中国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他继续坚持认为在现阶段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人能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但相反倒是可以建立一个“革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样党的领袖与党员之间就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了”。
   　　
   胡志明的革命青年团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它在印度支那经济危机时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危机也对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好战的民族主义团体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革命青年团很快就有一千多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了，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国外接受的革命理念。它的领导人从1928年12月就一直呆在香港。由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在1928年召开，革命青年团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成员扩大的形势下，于1929年5月在香港召开了大会。　　
   
PCI倒台后：托派和斯大林派重新携手
   
   　　本部分内容涉及的时间是1929-1932年，主题是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以及印度支那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新近组建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很快进入状态，影响了1930-1931年间的罢工运动和农民起义。但它本身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尤其是宗派主义和对革命形势的高估。因此它本身在引来法国殖民当局严厉迫害的同时，也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托派倾向的阶级斗争冲击了斯大林派的领导。
   
   　　共产国际六大在1928年8月召开，大会通过的方案标志着斯大林派已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它公开宣称支持“一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即在一个完全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是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的。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降格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毫不犹豫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而言，它们在对内对外的实践中要完全服从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殖民地国家深受“两阶段革命论”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所累。
   
   　　九个月后，胡志明领导的革命青年团在香港召开了大会。该组织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在1928年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其内部也在政治倾向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就是要不要立即组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处于领导层的胡志明派（主要是前面提过的流亡人士）坚持认为，在实践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这种类型的政党，但大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革命青年团现在就采纳一套共产主义的方案。为了与胡志明以及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大会同意建立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并保证共产主义可以“一步一步”地渗入进去。革命青年团的纲领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调整，从此开始公开以一个机会主义者和假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但是有三名代表反对大会的决定，一名是陳文宮 ( Tran Van Cung，出生日期等資料不詳，編者注 )，来自安南，另两名代表来自东京地区。中国上海的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也反对共产国际六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事后他们发表“分裂宣言”，呼吁建立一个“印度支那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还批评了革命青年团领导人对其他民族主义党派（如越南国民党, Viet Nam Quoc Dan Dang）的机会主义政策，他们认为越南国民党“只是虚伪地口头高谈民族与世界革命，但实际上根本不会动员工人群众“。越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关系很亲密。
   
   　　这三个人离开香港回到越南后，他们组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议很快就赢得了东京和安南地区革命青年团的支持。他们也在交趾支那的西贡建立了支部，半年后这个支部成为当地革命青年团的有力竞争对手，以致于革命青年团不得不私下里假借安南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因为它的领导层担心那些激进的成员加入到对方阵营当中去。

三党合一
   
   这样在印度支那就有了两个共产党团体。对于外人而言，这二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它们也都积极要求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如果再加上安南地区的一个 “共产主义联盟”（the Communist Alliance）大家一定都会糊涂了。这种分散局面降低了共产主义活动的效率，也容易引起殖民当局的镇压。共产国际也密切地关注这一情况。必须做些什么了……
   
   　　1929年胡志明主要待在曼谷，他成功地在有三万多越南人的曼谷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共产国际命令胡志明把越南的共产主义团体组建成统一的共产党。于是在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召开了统一大会（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选择在一个足球馆的比赛时间）。大会通过决议成立越南共产党，但随后又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简写PCI），这样它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1年4月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它的纲领有：
   　　1．消灭法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
   　　2．争取印度支那人民的完全独立；
   　　3．建立工农兵政权；
   　　4．将种植园及其他农业产权充公；
   　　5．没收银行及帝国主义企业；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7．废除奴役制劳动、地租等压迫穷苦百姓的各种负担；
   　　8．实行完全民主权利；
   　　9．实行全民教育；
   　　10.实现男女完全平等。
   　　
   这时候，越南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遭受着经济灾难。大萧条就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贸易萧条、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尤为严重。印度支那的农民被压倒了，他们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工厂里的工人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法国殖民企业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削减工人工资。贸易的萎缩也影响到小商贩和白领阶层（尤其是银行业）的工人。1930-1931年间爆发了许多罢工活动，典型的有1930年2月南部 ( Nam Bo ) 富讓 （ Phu Rieng ）地区有3000多橡胶工人罢工；1930年3月在南定 ( Nam Dinh ) 北湖 ( Bac Ho ) 有四千多纺织工人罢工。尤其是在1930年5月，全国各地的工人和教师都参加了罢工活动，农民也举行示威，很多小商贩也参与其中。人们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也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反抗形式也多种多样。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动乱的状态下成立的，因此不难理解其党纲试图满足更多阶层受压迫人民的意愿。
   　　
民族主义政党的革命导致了群众性抵抗运动的兴起
   
   　　越南民族主义党被排除在重组之外，这也使得印度支那共产党顺利组建。该党类似于中国的国民党，也曾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做法，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驱逐法国殖民者，解放被压迫的同胞，建立一个共和国。就在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前的1930年2月，该党领导了一次法国军队中越南军人的兵变，它把这次兵变当作是自己谋划已久的“起义”。但安沛（Yen Bai） 兵变很快就被法国军队镇压了。尽管如此，安沛兵变却是1930-31年斗争的最高峰。它标志着越南民族主义党的灭亡。该党的领导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投入监牢。该党在之后十年里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样，领导越南人民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政党就只剩下印度支那共产党了。显而易见，这种政治形势非常有利于年轻的共产党大展手脚。
   
   　　到了1930年夏天，越南的阶级斗争发展到难以想象的水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义安（Nghe Anh） 和 河静（Ha Tinh） 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竟然创立了一个义静苏维埃。苏维埃政权接管了许多地方政府。虽然这个苏维埃政权维持的时间很短，但它却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劳苦大众利益的政策。
   
   这些兵变、类似于毛泽东式的红色根据地以及苏维埃，都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在暴力的对抗中，法国人往往都是采用野蛮的方式，在他们国内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再次稳定了。法国的外籍军团无情地屠戮了手无寸铁的群众：大约有一万工人农民被杀，五万人被投入监牢或者被送往保罗·康多岛（Poulo Condore, 即富國島 [ Dao Phu Quôc ]）监狱。革命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失败——共产国际的责任
   　　
   由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因此也遭来严厉的镇压。1931年6月，党的全部中央委员在西贡被捕，党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而在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刚刚遭受长沙起义的失败，受到国民党的野蛮镇压，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元气大伤的印度支那共产党。
   
   　　但是印度支那和中国共产党的惨败并不完全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的领导层深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采取了极端的冒险主义措施。1928-1934年间，是共产国际所谓的“第三阶段”，斯大林的政策取向极左。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被当成“基本的敌人”。他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任何合作，完全把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孤立起来。而在殖民地国家，第三阶段的任务就是发动起义，组织进攻和建立苏维埃。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路线，尤其是在中国，自1927年上海大屠杀以后，革命力量就处于低潮了。而在印度支那，情况则相当不同。在越南，革命呈现高潮之势，并出现了“阶级对抗阶级”（class against class）的口号。
   
   　　尽管出现了这种局势，但这句口号背后却隐含着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对印度支那共产党而言，它人为地把斗争分为“暴力的”与“和平的”。在农村，它领导农民发动武装斗争；而在城市，它却采取“和平的”集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丝毫没有采取准备措施，让革命群众遭受了突然的打击。
   　　
   由于这些事件以及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印度支那共产党受到了两方面的责难，一方是共产国际，而另一方则是越南托派组织。这些托派组织从中国和越南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从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那里认识了斯大林政策对印度支那及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影响。对于印度支那而言，它还有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重组历程要走。谢秋杜，是越南托派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建立了“安南青年党”。那时他在法国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1931年他被驱逐出境，回到越南，积极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1930-31：越南共产主义的高潮和危機
   
   　　1930-31年虽然时间很短，却发生了许多事情，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时段，而新生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部也充满了矛盾。
   
   　　那时共产党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已经有了二千四百名党员，六千名地下工会会员和六万名农会会员。看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农民起义数量之多，我们就能感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深入的。但是在1931年，共产党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有人曾这样描述：“当党的影响力在1931年5月1日达到高潮时，它猛然遭到了致命的窒息，这就是共产党的灾难。”
   
   　　阮爱国（也就是胡志明）那时一直没有在印度支那。他在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改组成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后就去了上海，任职于共产国际的东方局。1931年他又到了香港，在共产国际的南方局工作，领导着印度支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革命运动。当年6月，英国当局在香港和新加坡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胡志明和共产国际的很多人都被捕了。这样，新生的共产党在遭受严厉的镇压的同时，又遭受了另外一击，它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被中断了。
   　　
   在1930-31年间，随着印度支那共产党革命热情的高涨，共产国际也开始关注越南这个法国殖民地的革命斗争。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L’Humanité）自1930年1月起就每天刊登越南斗争的报道。在安沛兵变后，《人道报》还发起了一场示威游行，声援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共产国际的很多领导人也被越南的革命形势所吸引，他们不顾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冒险政策和宗派主义，积极鼓励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革命热情，并认为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百利奧-班尼爾 ( Berlioz-Benier ) 在L’International（1930年6月12日）写到“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尽管它内部领导层存在分歧。”然而一年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挫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陷入了尴尬，再也不敢认可它的冒险主义政策了。实际上，党的很多行为都只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复仇行为，如不分青红皂白地焚烧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办公地，草率地屠杀地主和地方官员等。而在城市里，当农村已经发动了起义后，共产党和工人组织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一套有组织的防御体系。党的领导层也因忽视秘密状态下的安全问题而受到斥责。193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东方局就在一封信中批评了阮爱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长沙起义失败后，李立三被迫辞职，到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学校”接受为期“十五个月”的再教育（实际上他在那里待了十五年）。
   
托洛茨基主义在越南引起共鸣
   
   　　随着共产党在越南和中国的受挫，共产国际内那些一直怀疑共产国际及印度支那共产党官僚政策的人，越来越被托洛茨基主义和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所吸引。尤其是他们发现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一直在与警察合作，并在党内提及这些党外同志。事实上在1930年建党时，这些党的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越南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是“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越南语Lien Minh Cong San Doan），1931年在西贡西部成立。随后，同年8月由一些从法国学习回来的年轻革命者组建了左翼反对派（Left Oppsition，越南语Ta Doi Lap）。这些人都是在法国接触了托洛茨基主义，在1932年最著名的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透也回国了。这样在越南，托派组织最终分为三派：一派的名称沿用了“左翼反对派”，第二派是“十月左翼反对派 ”（Ta Doi Lap Thang Muoi），第三派是“印度支那共产主义”（Dong Duong Cong San）。他们的差别在于对待斯大林派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

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
   
   　　这三派在政治上当然都是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与理论的。他们都认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于1905年首次提出，十月革命后这一理论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国际理论库》中的一部分了（共产国际曾把该书翻译成七种语言），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该理论被斯大林派删除。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是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大发展。马克思在研究法国的阶级斗争时提出了 “不断革命”这一概念。但他指向的主要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托洛茨基关心的则是俄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的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将不能像西欧国家的同行那样领导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相反，革命必须由新生的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进行领导。工农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可能将革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如土地改革、政教分离、民主权利等，它必然将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如国有化资本家的企业并交由工人控制等。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如果革命不被中断的话，工人阶级肯定会这样做的。
   
   　　与斯大林的歪曲不同，托洛茨基的理论并不认为民主革命是“可以跳过去的”，也不认为要求进行一场“纯粹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根本不符合托洛茨基的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是由谁（在谁的帮助下）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对托洛茨基理论的生动证明。在俄国革命中，你根本不可能明确界定哪一个阶段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比如土地改革是在1917年10月之后才开始的，而且还是由“农民支持下的工人阶级专政”领导下开展的。在1925-27年的中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彻底抛弃了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蒋介石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领导了革命。一个本应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领导的民主专政”政权却把自己的使命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早就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称只有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会导致反革命。1927年的上海大屠杀再次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这些事件后拼命地鼓吹革命进攻，而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则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在那时工人运动受到重创，革命处于低潮。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冬天里裸奔，夏天里穿棉袄”。中国和越南的冒险主义再次证实了他的理论。
   　　
如何重建印度支那共产當 
   
   　　越南托派主要坚持的是不断革命论和左翼反对派的认识，他们也批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因为该党或多或少地带有胡志明“从上面”的专制模式。在托派看来，印度支那共产党不加区分地把“已经解散的民族主义党中的农民、自由主义者、中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全盘吸收。他们还批评党的领导层“在工人组织内采取恐怖活动，采用土匪的方式代替工人的经济斗争。”越南托派仿造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在共产国际的策略，他们在1932年提出了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系列措施： 
   　　1．工人应在党内居于合适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要进入领导层，而不应只是跟随者。
   　　2．印度支那共产党应该按照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重建，而不应作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也就是说，共产党应该建立在最基础的功能单元上，而不应是建立在地域或农民团体之上。（it should be based upon functioning cells, and not on geographical or peasant branches）
      3．加强现有的各种工人组织，如红色工会，工人互助会等。
   　　4．解散反帝国主义联盟，因为它过于开放，使得民族主义分子可以渗透到党内
   　　5．重新改造红色互助协会（the Red Aid），使其完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只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
   　　6．按照十月革命的原则，坚持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某些方面，托派的批评和共产国际的看法有点相像。因为他们虽然在中国和越南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都希望共产党“无产阶级化”。不过他们的用意是不同的。对越南托派而言，这些措施是可以作为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原则的。
   　
批评的效果
   
   　　托派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这种暂时性的观点一致，也使得托派能够继续在共产国际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如法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the Cahiers du Bolchevisme，1931年3月15日）和《人道报》（1931年3月25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同年采纳了新的《行动方案》（Programme of Action），就可以证明越南托派的批评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了，即使是在对1930-31年事件的评估上：
   
   　　尽管越南的工人阶级成长时间短，力量薄弱，但工人阶级却领导着农民和城市里的被压迫人们的斗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全权领导人，因为这是革命阵营（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战胜反革命阵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种植园主，官僚阶级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方式。
   
   　　上面这一说法，已经很明确地说明共产党人的任务，根本就没有提及“两阶段革命论”。《越南勞動党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ker Party of Vietnam）对“行动方案”做了如下评论（第14页）：“1932年党制定的行动方案，概括了党的政治理论，描绘了当时紧急的具体任务和适应新局势的新斗争方法。”很显然，越南的斯大林派并不像共产国际那样认为托派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因为当时越南托派也遭受了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比如1932年8月，有三十个托派领导人被捕）。斯大林派也积极号召组建“统一战线”，并希望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进行组织，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想利用自己的盟友。不过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完全认可重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并进行持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民族主义党的灭亡，使得共产党成为组织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唯一党派。在1932年它还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当时它确实在东京、安南和西贡地区建立了组织。但法国殖民当局先发制人，破坏了这一努力，并逮捕了二百多名共产党人和民族党人。法国殖民当局几乎一时完全铲除了共产党的活动，包括地下活动。而那些流亡在泰国和中国企图回国重建党组织的人也很快就被捕了。
   
   　　不过在1932年10月有一个越南学生成功地返回了国内，他就是陈文猶（Tran Van Giau， 1912， 曾在法國就讀中學，革命骨干，擔任越盟在南部的政府代表， 歷史學家，編者注 ），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斯大林主义的教育。他协同另外两名学生，一起承担了重建共产党的任务。
   　1933年，斯大林派和托派站团结在联合选举阵线中
   
   　　随着陈文猶的到来，斯大林派采取了一系列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措施。他们首先在西贡成立了一个区域委员会，创办了一份《红旗》（Co Do）杂志和一份理论期刊《共产主义》（Tap Chi Cong San）。同时他们也和中国南京、上海及香港的共产主义据点取得了联系，并在1933年4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另外，经过一番重组后，从1932年秋天越南的托派最终分为两派：谢秋透领导的“斗争派”和胡友祥（Ho Huu Tuong， 1910-1980， 曾留學法國，教師，編者注 ）领导的“十月派”。谢秋透一派还与斯大林派采取一定的合作。我们清晰记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托派绝不是盟友”，但在印度支那却由于特殊的力量关系出现了这一现象。但十月派对此合作持保留态度。

联合选举阵线（A Common Electoral Front）
   
   　　当然这时所有的共产主义活动都是处于地下状态的，直到1933年5月托派和斯大林派为了参与西贡地方委员会的选举，成功地联合组建了一个联合选举阵线——斗争派（La Lutte）。他们提出了8名候选人名单，号称“工人候选人”（The Workers’ Slate）。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民主政治目标（罢工、集会、选举权等）和经济要求（降低税收和租金等）。“工人候选人”的提法明确地表明了联合阵线的阶级属性，并截然地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宪政理念相区分。另外，联合阵线还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份报纸——《斗争报》。
   
   　　他们的选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令人惊奇的是两个被选上的分别是托派的陈文石（Tran Van Thach，1903-1945， 留學法國， 教師，編者注 ）和斯大林派的阮文早 ( Nguyen Van Tao，1908-1970， 曾在法國就讀中學， 記者和越南工人運動歷史研究者，在越盟政府內擔任勞工部長，編者注 )。这说明虽然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完全公开，但是他们的人数已经发展的很庞大了。不幸的是，殖民当局采取了反动措施，他们把工人候选人赶出了市政委员会，并宣布斗争报派的得票无效。一时间共产主义者被剥夺了所有合法活动的空间。而托派与斯大林派在1933年的其他主要活动就是营救被捕和受审的同志。
   　　
   法国共产党在国内发起了强大的示威活动，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同志的活动，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来调查整个事件，这里面包括了两名法国议会里的两名议员皮力 ( Péri ) 和巴刁 ( Barthel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澄清印度支那共产党，并研究如何使其可以再次合法活动。但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令人认可的结论：要想真正调查清楚，他们必须要与斗争报派里的托派合作。这一点可能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太满意印度支那支部，因此就组织中国和法国共产党对其进行公开批评。毕竟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希望印度支那共产党对莫斯科服从、伏贴和忠诚。这是让它完全执行苏联官僚新外交政策的必要条件。

共产国际拥抱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在中国和越南都导致了暂时的挫败，而在德国则招致了灭顶之灾。当希特勒在1933年初掌权后就立即开始破坏工人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希特勒声称“社会法西斯主义”也即社会民主是国家的主要敌人。在1932年11月柏林电车工人罢工运动中，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还曾肩并肩地一起发起募捐活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对纳粹的成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后来苏联的官僚们才意识到纳粹是对自己的一个巨大威胁。苏联就转而亲近法国，也加入了国联这个曾被它骂作“土匪俱乐部”（a thieves’ kitchen）（德国共产党人Willy Münzenberg甚至称它为“帝国主义公司”）。斯大林和苏联官僚希望团结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在苏联的这一计划里，法国的角色举足轻重。这样，苏联为了它的反法西斯战略就必须压制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工人运动，使法国的国内斗争更加温和。而共产党人现在就不得不要和社会党人以及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结成联盟，组成了人民阵线。这一政治策略受到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热烈推崇，并成为它的基本国际策略。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已不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反抗法西斯，保卫民主与和平”。最为支持这一策略的代表是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和越南的胡志明！实际上，组建人民阵线就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所得到的民主与和平就是资产阶级的。

　　在德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挫败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就放弃了从内部改造共产国际的策略，转而批评苏联官僚集团的新取向：
   
   　　人民阵线一旦面临严重的考验，其各党派的巨大分歧必将暴露无遗。布尔什维克关于联盟的定义是：独立前进，协同作战！（march separately, strike together）而当前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思路是：携手前进，以免被各个击破。(march together in order to be smashed separately)
   
   　　这些绅士们选择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却远离了列宁！（托洛茨基，1936年） 　　
  
印度支那：人民阵线崩溃……   
   
   　　不管怎样斗争，人民阵线的策略很快被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采纳并付诸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殖民地和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人要放弃反抗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英法是苏联反对希特勒的盟友。比如，在锡兰，由于斯大林派不能够继续领导人民的反英斗争，托派就掌握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但在印度支那，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差不多一年以后，那里还没有实施人民阵线的策略。193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大会上，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策略：只联合托派和一些革命民族主义组织。在西贡选举胜利的一年后，即1934年，《斗争》杂志及“斗争派”又重新恢复了活动。但胡友祥领导的“十月派”（此时已经更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继续拒绝与斯大林派合作，其活动也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斗争》杂志进行了一场批判运动，它批评那些只求改革殖民当局的骨干分子，批判了长期受压迫的人民心里所存在的认识偏见，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应在积极进行争取民主权力斗争的同时，还要掌握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权。这场运动增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不过，虽然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人民阵线的策略，但党的领导层却是在一步步地有此倾向，特别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建立之后。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了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纷争。1935年在提名斯大林派的杨白梅（Duong Bach Mai，1904-1964， 就讀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教師，編者注 ）参加西贡地方议会选举时，两派就意见相左。很多人就认为杨白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谢秋透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团结，劝说大家接受了这一提名。最后斗争报派有四名候选人当选，他们是斯大林派的阮文早、杨白梅和托派的谢秋透、陈文猶。
   　　
   尽管“斗争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坚持了统一战线，但在团结的光辉下，矛盾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一旦人民阵线的思想进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斯大林派与托派的持续合作就是不可能的了。

终于分裂了……
   
   　　在1936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采纳人民阵线的政治策略，其基本任务就是“积极参与世界民主与自由阵营”。这一政治路线明显是不反帝的。据说直到那时，印度支那共产党一直自视为“众多党派中唯一一个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忽视了统一战线是联合全体人民的作用，而人民的直接需求都应被各党派拥护的。”总之，印度支那共产党终止了各种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口号，如“打到法国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土地，分田给农民”。甚至原有的反对宪政主义的言论都被认为是“过激的”。那时人民阵线在法国的掌权，更加坚定了党的这一选择。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弱化殖民当局的权力，如释放政治犯（其中有范文同 [ Pham Van Dong，1906-2000，教師，越南共產黨骨干領袖，後擔任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編者注 ]），进行民主与自由改革，允许革命团体合法活动等。托派与斯大林派很快又联合组织了一次印度支那大会运动（Indo-China Congress），它旨在西贡和南越地区的工人群体中组建600多个行动委员会。这项工作正是托派的强项。此时托派已经失去了对《斗争》杂志的领导权，不过能够去建立这些行动委员会还是值得的。
   　　
   印度支那国会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运动。斯大林派遵循共产国际的旨意，组建了一个搞阶级合作人民阵线，原有的人民反帝阵线转变成所谓的“印度支那民主阵线”（Indo-Chinese Democratic Front），斗争的对象则变为“主要的敌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的殖民主义”。斯大林派现在已经公开放弃了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的主张，而印度支那共产党现在几乎成为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政治路线的选择，不是为了适应国内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势，而是服务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家利益，成为苏联的外交工具。

托派，在1936-39年间，是唯一一支反对殖民压迫的革命力量
   　　
   在《越南勞動党史》一书中，我们看到如下记载：
   
   　　“越南民主阵线（the Vietnamese Democratic Front）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力相当强大而广泛，但在同时期，我党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则相当落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提高迅速，已经胜任领导群众的工作，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我党充分利用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扩大宣传马列主义以及我党与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
   
   　　我党和民主阵线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在教育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方面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我党还无情揭露托派及其他反革命势力的丑行，使他们越来越孤立。”
   　　
   这段文字十分荒唐，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揭穿这些谎言。
   
   　　印度支那共产党组建人民阵线后，就急剧地右倾了。比如，《斗争》杂志被斯大林派控制后，积极支持社会主义者莫奈（Marius Moutet）担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殖民部长。按照斯大林派的观点，莫奈和社会主义者是加入到了“世界和平联盟”。但莫奈担任殖民部长三周后，他在一封致西贡当局的电报里就指出：“维护公共秩序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包括必要时惩戒暴乱分子……法国政府必须坚持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就像对待其他殖民地一样。”
   
   　　法国的斯大林派由于支持莫奈及人民阵线政府，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当局。印度支那被认为是法国的组成部分，而法国又是苏联对抗希特勒德国的盟友。按照斯大林派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去刺激“爱好和平的”法国殖民者，民族独立的呼声应该削弱。法国共产党也持这种态度。在其1937年的亞尼 ( Arles ) 大会上，莫力斯-杜尼 ( Maurice Thorez ) 还慷慨陈词地引用列宁的话：“我们赞同拥有离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鼓励离婚”。他认为殖民地与“民主法国”的联合是有益于殖民地人民的，“法国的世界义务”就是重建这种联合。
   
   　　不言而喻，斯大林派的这种政治路线导致了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严重分歧。在托派看来，法国和德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支持法国殖民政府对抗德国的盟友日本是毫无道理的。但斯大林派却是如此执着，以致于他们在西贡地方议会的代表竟然投票支持为“保卫法兰西独立”而发行的战争债券。托派则批评说，这些前将会被用来对付越南的工人和农民。果然这不幸被言中了。
   　　
   托派反对军国主义的有力宣传赢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不像斯大林派那样优柔寡断和背信弃义，在1936-39年间托派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罢工浪潮。他们几乎控制了西贡地区所有的行动委员会，并把工人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的要求联系起来。斯大林派单纯追求民主权利的政治路线很快被群众的阶级斗争浪潮所抛弃，他们在工农组织中的影响力逐渐地弱化，而托派的影响力却急剧攀升。

《斗争》派的分裂
   
   　　《斗争》派里的斯大林派也认识到他们这一现状，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都希望他们与托派决裂。1937年4月斯大林派和托派都参加了西贡地方选举的提名，但一个月后斯大林派就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先锋队》（Avant Garde），并污蔑托派是“职业造反者”！《斗争》派的分裂在所难免了。不过在此问题上，斯大林派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杨白梅，就不同意和托派决裂。他认为在印度支那存在两个“颇有渊源”的领导集体，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正在从事由姆特 ( Moutet﹐法国殖民部长）和貝維利 ( Brevié﹐印度支那总督）领导的反帝斗争，如果因为我们和托派的分裂对人民阵线产生了不利影响，将会打击人民群众的士气，削弱他们的斗志。我们当然不必高估托派有多大的力量，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空洞的革命主义所致，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托派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这一点上看，它还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是对我们有益的。”（《斗争》，1937年6月6日）1937年6月14日“斗争派”最终分裂了。当时的直接原因是斯大林派拒绝支持对谢秋杜的提名，因为他几个月前曾在《斗争》上发表过反对人民阵线的文章。分裂后，托派公布了一封法国共产党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件，上面提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都希望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自此，托派开始作为印度支那唯一一支反抗殖民当局的力量，迅速地扩大其群众基础，并大胆地领导工人罢工。殖民当局也意识到了危险，于是他们逮捕了谢秋杜，并把他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之久。

托派在西贡选举中获胜
   
   　　在斯大林派继续推行其与“反法西斯”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合作政策的同时，托派领导的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则在1937-39年达到了高潮，胡友祥一派尽管一直与“斗争派”保持距离，但也发展迅速。到1937年底，他们创办了《战斗》（Le Militant）周刊，但由于它对罢工运动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殖民当局查封。1938年他们又设法创办了《十月》和《星光》（Tia Sang, 英语Spark）周刊，后者后来变成了日报。
   
   　　谢秋透领导的“斗争”派成员继续主持发行《斗争》杂志，后来又新增了越南语版《战斗》（Tranh Dau）。托派斗争的高潮是他们在1939年西贡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托派的三名候选人——谢秋透、陈文猶和潘文含（Phan Van Hum， 1902-1945， 留學法國，任私人教師，編者注 ）——竟然获得了80%的支持率，完全击败了三名宪政主义者、两名斯大林派分子和无数独立派人士。斯大林派只获得了1%的支持率。
   
   　　这一胜利说明了托派的政策是完全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密切关联的，而这是他们与斯大林派的重要不同之处。斯大林派反诬托派“越来越孤立”，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恰恰是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写照。

 斯大林派在遭受选举的灭顶之败后一分为二，阮文早带领一帮人另立门户，杨白梅则继续领导剩余人员。

中间派的分离 （Centrist Deviations）
   
   　　此时托派之间的争论也白热化。谢秋透一派是第三国际承认的支部，他们批评胡友祥一派故意制造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不和。
   
   　　谢秋透还批评了其他在1939年选举中同时支持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组织。他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派就是殖民当局的左翼，他们甚至还同意增加战争债券。另外谢秋透自己的组织在“斗争派”里长期以来过于屈从于斯大林派，以至于在1937年分裂时，人民群众很难分清楚托派和斯大林派是什么，因为“斗争派”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像胡友祥一派断绝与斯大林派的任何合作，也是完全秘密地进行的，不为外界群众所知。
   　　
   诚然这两个托派组织里面会有很多中间分子，但他们仍然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坚持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唯一革命力量，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采取人民阵线政策后。

共产国际拥抱希特勒
   
   　　1939年夏天，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英国和法国现在又变成为入侵者了，而德国则成为“和平友好的”国家。斯大林甚至称赞希特勒是“深受德国人民爱戴的领袖。”
   
   　　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也跟着修改路线。他们现在开始转而反对英法在筹划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不再是主要的敌人了。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法国政府宣布自1939年9月26日起法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同样在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严厉打击共产主义组织，约有二百多名斯大林派和托派骨干被捕入狱，两派组织体系瘫痪。托派受害最重，因为当他们赢得选举胜利后就被当局视为重要敌人，它的地下组织也很缺乏。当然他们也能开展地下工作，但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1939年）
   
   　　斯大林派：胡志明写的“党在人民阵线时期的路线”（1939年）
   1．我党必须放弃过于崇高的目标（民族独立、议会体制等），以免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圈套。我们的斗争目标应仅限于民主权利。
   2．为此我党应该努力组建一个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既吸收越南人，也欢迎进步的法国人，既团结劳苦大众，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3．我党必须向民族资产阶级充分显示我们的合作诚意，以赢得他们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支持。
   4．至于托派，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5．我党不要刻意试图去领导这一阵线。
   　
   托派：“斗争派”行动纲领（1939年4月14日，第213期）
   
   　1．反对战争。依靠群众打破扼杀中国革命、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利的枷锁。联合抵制日货。
   　2．在印度支那进行改革：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实行集体劳动制，政府管制就业与失业，实行浮动工资制。
   　3．在工厂建立行动委员会、公共设施和军队，驱逐和消灭法西斯。
   　4．坚决反对那些“屈膝投降”、鼓吹“缺乏民族独立条件”的斯大林派。
   　5．通过工厂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紧密团结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组建工农革命政权，没收所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资产。
   
   　　打倒法西斯，打倒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斯大林派！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
   　　阶级斗争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1945年越南自由了，但越盟破坏了革命……，而革命者……
   
   　　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定是莫斯科官僚们对新世界形势的一种歪曲反应，这一精神也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得到落实。他们开始转而反对以前的盟友，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这导致这些国家也转而镇压本国的共产党。法国本土及殖民地的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到严禁。印度支那的托派受害尤为严重。因为两三年来托派由于坚持了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路线，已经主导了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随着共产国际的转向，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开始越来越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了。
   
   　　殖民当局很快就粉碎了越南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托派受害最重。因为托派不仅已经很有影响力，而且始终坚持毫不妥协的斗争路线。相比而言斯大林派，由于他们没有一个非法的组织，所以其领导人大部分被捕，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其余的斯大林派骨干分子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跑到中国，那时中国正在进行国共合作。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支持。
   
   　　但年轻力弱的第四国际却不能够这样帮助越南托派。
   
   　　在1940年，德国在欧洲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重要国家。日本就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进攻印度支那。它首先占领了毗邻中国边境的东京地区。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了整个越南。
   　　
   在南亚大多数国家，日本都能够拿“民族独立”的美妙宣传诱惑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与其合作，但在印度支那则办不到。日本转而与法国殖民当局合作。这样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力量只能进行地下斗争。
   　　
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地方起义   
   
   　　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的托派非常不利。因为日本不仅与德国结盟，也与苏联结盟。共产国际也因此对日本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托派的态度就是决战到底，他们战斗到死也要把所有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
   
   　　然而在1940年，印度支那的托派运动已经被破坏殆尽。倒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运转得相当不错。该党与印度支那民族反帝联合阵线（the United Indo-Chinese National Anti-Imperialist Front ）合作。不过这个阵线甚至都没有一个连续统一的资产阶级纲领，它要求“民族解放”，但却反对土地革命，只要求减轻过高的地租和“多余的”税收。这一策略当然是为了赢取“阵线内那些进步的农村地主。”
   
   　　印度支那共产党再也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对日本的“中立”路线，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做亡国奴的压力也迫使它这样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它宣布“印度支那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世界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0年11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陈文猶的组织下，在西贡南部的美荻（My Tho）发动了一次起义，但很快被镇压。1941年1月的良渡 ( Do Luong ) 起义也是同样命运，但它首次出现了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成为后来“越南解放军”的前身。
   
   　　在美荻起义之前，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是由胡志明在中国昆明的“国外局”领导。陈文猶的这次起义并未得到“国外局”的同意，因为当时党内成员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权力。革命的形势是具备的，但大规模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虽然越南短时间出现过所谓的“解放区”，但法国的外籍军团轻而易举地就镇压了这些起义。大约有六千多人被捕。法国的殖民权力得到重建。
   
　　随着这些起义的失败，印度支那共产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党的领导层不得不转移到中国南部。
   　　
斯大林派组建了越盟
   
   　　由于有驱逐日本的共同利益，中国南部的国民党当局允许胡志明及印度支那共产党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他们成功地在中国广西的靖西县（Ching-si）建立了活动基地。1941年5月他们组建了“越南独立同盟会”（ The 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简称“越盟”）。越盟的纲领与之前的“反帝阵线”比较类似，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点：
   　　1．驱逐日本及法国法西斯主义，实现越南独立；
   　　2．联合所有力量反对法西斯和侵略；
   　　3．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盟把越南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世界大战中的盟国身上。它在纲领中也把自己说成是盟国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对盟国的迷信最终导致了越盟背离了解放斗争的立场。
   
   　　1944年12月22日，越盟组建了越南解放军，它的战略就是通过游击战争建立并不断扩大解放区，为越南的最终独立建立基础。　　
   
托派的重组
   
   　　在此几个月前托派也进行了重组。前“十月派”的一些成员在西贡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他们虽然人数少，但却有五名具有至少十二年丰富斗争经验的成员，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前河内支部的负责人。
   
   　　1945年初，日本在战场上逐渐失势，它开始拼命地加强对印度支那的统治。3月9日日军推翻了法国殖民政府，解除了法国军队的武装，并扶持了一位越南王子保大（ Bao Dai, 1913-1997, 越南王朝末代王帝，編者注 ）建立了傀儡政权，对外则称这是按照1884年法国与越南条约的规定，实现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人希望通过帮助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民族主义势力建立 “独立的”国家，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但恰恰相反，越盟猛烈地批评新的政权，说它是“被日本人收买的用来欺骗越南人民的傀儡”，号召人民驱逐日本人。越盟还呼吁“中国、美国和英国军队”来越南进攻日军。
   
   　　越盟现在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解放区。重新组织起来的托派也攻击现政权，但对盟国不抱任何幻想。托派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世界革命，建立工农联盟，创建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制宪议会，武装人民群众，分田给农民，工厂国有化和工人自治，建立工农政权。
   
   　　但“斗争派”的成员却拒绝与越盟合作，认为合作的后果跟以前是一样的。他们联络了一些中产阶级宗教人士，组建了“民族联合阵线”（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其纲领几乎与越盟相同，但在“民族统一”的旗帜下，模糊了阶级的差别。很不幸，托派的一些人竟然步斯大林派“联合阵线”的后尘。

反日斗争引发大规模人民起义
   
   　　1945年8月5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进入中国东北，这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丧钟。越盟认为时机已到，于8月13日号召举行全国大起义，召集民主国会。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会于次日召开，并采纳了越盟的要求。武元甲（ Vo Nguyen Giap， 1910， 在河內大學就讀法律，後為歷史教授，1945年至1975年任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國防部長，編者注 ）领导的越盟军队进入北越的河内。
   
   　　而在南越，越盟的力量较弱，革命进展较慢。但到了8月19日，本廬( Ban Lo ) 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委员会，次日西贡最大工人阶级地区富润区（Phu Nhuan）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并控制了政权。在农村也爆发了很多的农民起义。

   　　8月21日民族联合阵线组织了约三十万人示威游行，其中有约十万的和好教（Hoa Hao）与高台教（Cao Dai）教众则追随在君主制的旗帜后面。

   
   　　托派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虽然不是民族联合阵线的成员，但也参与了游行，是其中第二大支队伍。一面第四国际的巨大旗帜飘在人群中，无数的旗帜和标语宣扬着托派的政治路线。
   　　
   无论第四国际的旗帜走到哪里，都会有新的人群加入进来，几百名曾加参加过三十年代革命的工人农民向它敬礼，他们相互拥抱着，竞相以举旗为荣。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大约有三十万工农群众聚集在第四国际旗帜的周围。而那些和好教与高台教的群众，不顾其领导的反对，热情地为托派鼓掌，并认真倾听托派的宣讲。

两个权力中心：越盟与人民委员会
   
   　　全国范围内起义不断，越盟的斯大林派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地夺取权力，给盟国造成夺取全国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在盟军到达前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这样盟军才可以把盟军作为朋友安全地迎接进来。
   
   　　8月22日越盟要求民族联合阵线解散并加入越盟。几乎同时托派的“斗争派”对此表示丝毫不反对，于是它就被完全解散了（作为回报，它在9月10日接受了越盟南方委员会的一个职位）。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则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这段兴奋的时期里，它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印刷厂，几乎每三小时就能印制一份新的宣传册。它也开始建立军事组织，武装工人。
   
   　　但斯大林派的发展更快，在8月25日越盟就占领了西贡，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机关。在这些和好教与高台教集中的地区，越盟建立了一套波拿巴式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也就在同一天，越盟组织了一场约一万人的盛大游行。大约有三十多个组织参与进去，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斯大林派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不过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自身那部分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两千多人，因为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和他们所在的工会一起游行。
   
   　　此时托派与斯大林派的差别已经非常明确。斯大林派的阮文早在就任越盟内政部长的第二天就声称：
   　　“任何鼓动农民去抢夺土地的人都应遭到无情镇压……当前我们还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政府只是一个民主政府，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我重复一遍，尽管现在是共产主义者当权，我们的政府现在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托派则采用列宁主义的策略，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对抗这个政府，他们要保卫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政权下的独立地位。不过同时他们还强调军事上的团结，以应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包括当前的盟军部队。
   
   　　虽然自8月15日以来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已经在越南南部建立了一百五十多个人民委员会。在8月21日游行后，这些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当斯大林派呼吁“一切权利归越盟！”而托派则要求“一切权利归人民委员会！”与斯大林派不同的是，托派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实际的方法，建立人民委员会和武装人民群众。这样以来，在当时的越南就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关试图主导越南……
   　　
托派独自抗击盟军
   
   　　胡志明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的9月2日，法国军队挑起了一场严重的骚乱，导致很多人的伤亡。很多法国人被捕，但第二天就被斯大林派的警察总局局长杨白梅释放。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反应是召集会议，号召“武装人民”。就此问题的反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越盟分裂的标志。一场越盟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及人民委员会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当陈文猶要求所有武装力量都要向越盟的革命警察缴械时。在旧邑区（Go Vap）的一个电车维修厂，那里的工人民兵呼吁武装人民群众，抵抗英法联军不可避免的入侵。
   
   　　格雷西（Gracey）将军统帅的英国军队在9月10日进入越南，他们的“使命”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约定，接受驻越的日军投降。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此。这些受到越盟热情欢迎的军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会掉转枪头了。
   
   　　格雷西首先关闭了越南的新闻媒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还施行了宵禁。禁止集会结社，禁止持有武器。这些措施在工人聚集区引起了强烈的不满。9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人民委员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批评了越盟背叛行为。越盟害怕工人发动起义，于是它就下决心清除这些敌人。9月14日杨白梅的一支警察部队突然包围了人民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托派竟然选择了投降：
   
   　　我们做的就像真正的革命者那样，虽然我们人数很多，并且有很好的武装。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武器，机枪和自动手枪。他们捣毁了我们的办公室，砸烂了我们的家具，撕碎了我们的旗帜，拿走了我们的打字机，烧掉了我们的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领导层的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投降，为自己和革命签署了死亡书。  

盟军驱逐了越盟
   
   　　9月22日，英国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占领了西贡监狱，重新武装了法国军队。法国军队立即就开始在西贡制造恐怖，他们逮捕、杀害和虐待了无数的越南人。紧接着他们占领了大部分的警察局、中央银行和市政府大楼，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
   
   　　消息传到工人阶级聚集区，立即就出现了自发的反抗。但越盟反对团体进行任何抵抗，而呼吁与格雷西“谈判”。但工人们的抵抗仍在继续：他们在西贡的郊区设立了路障，在一些地方他们一见到法国人就无情地杀死。市区很多工厂和商店被焚烧，港口区域也被袭击。西贡的水电供应完全被停止了。
   　　
   随后工人们在西贡的主要街道进行了公开游行。面对如此的革命形势，越盟坚持了其一贯的背信弃义。斯大林派更乐于集中精力去清除托派，而不是去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农民的屠杀。越盟再一次呼吁与英军“谈判”，他们甚至还与英军达成了一项协定，不反对英国士兵加入勒克莱（Leclerc）将军领导的法国军队。越盟却经注意力集中到清除“斗争派”的“托派”。他们包围了“斗争派”在守德区（Thu Duc） 的总部，把里面的全部人员都关押到宿渡 ( Ben Suc )。等法国人赶到时，这些人已经全部被杀。在越盟退出西贡不久，工人的反抗也被镇压。

胡志明解散了共产党，托派
   
   　　 很著名领导的北越越盟也对盟国军队采取了投降措施，在这里的盟军是中国和法国的军队。不过北方的失败来得稍晚一些，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直到九月份才来到。在胡志明看来，抗击入侵者的斗争，应该由一个超越“阶级和党派”的“民族阵线”来领导。只有这样，民族阵线才能具有广泛而真实的代表性。为此他竟然要求解散共产党！在北方，他们也遭到了“斗争派”的反对。这里的“斗争派”在经过参加了民族联合阵线，与越盟进行了背叛性的合作后，终于发现自己与斯大林派不是一路人。到1945年底，他们已经能够在河内出版一份《战斗》杂志，发行量在三万册左右。他们在白梅 ( Bach Mai， 河內市內，編者注 ) 地区的力量最为强大。胡志明下令逮捕“斗争派”在河内的成员和同情者。“斗争派”逐渐地也被越盟和外国军队消灭了，它在北方的领导人谢秋透本可以和胡志明进行沟通的，但他在去南方的路上被越盟的人抓住。三个不同地区的人民委员会都判他无罪——这是对越南托派的最高荣誉。但最后在1946年2月，斯大林派的领导人陈文猶下令把谢秋透杀害于广義（Quang Ngai）。

越盟的背叛延长了越南独立斗争的时间
   
   　　1946年3月6日，胡志明和法国人签署了一份协定，允许法国军队返回北越，而法国承认越南是“法国印度支那联邦下的一个自由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下政府、议会、军队和税收系统。”
   
   　　武元甲随后在河内的一次十万人集会上解释了当时的局势，他说当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行长期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一是进行短期的战争，达成一个较好的协定，最后一个就是和谈！
   
   　　第一种方案被当时的“客观形势”所抛弃，武元甲“忘记了”指明，斯大林的苏联政府根本就不希望越南独立！第二种方案将会使越盟失去他们刚刚得到的果实。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和谈是可行的了。
   
   　　但和谈适得其反。11月26日，法国舰队轰炸了海防（Hai Phong），造成六千多越南人死伤。12月法国又向“自由的越南共和国”宣战。
   
   　　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又持续了三十年。但如果斯大林派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不放弃群众斗争，不解除人民的武装，不谋害优秀的革命斗士——托派，这一独立本可以在1945年或更早以前获得的。虽然托派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主动屈服于斯大林派，但我们还是不应忽视他们为世界托派运动留下了重要的歷史一頁。

***

   
   [1] 以下文字由John Sullivan译自西班牙语季刊 《Combate》 第15期（在瑞典出版）。它大部分引用的是斯巴达派的宣传册《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1976）。前面的文字都是原文的前言，本文未予删改，全部保留。

越共“路線的改變比人事的變動更重要”   
   法國學者本篤-德-迪羅蒂 ( Benoit de Tréglodé ) 對明年一月份將要舉行第十一次越南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路線改變的問題作了評論。他表示， 黨路線的改變比人事的變動更為重要，越南共產黨對時代改變的適應力甚大。他還指出，越南還須更長的時間才真正的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以上是法國東南亞問題研究院院長本篤-德-迪羅蒂博士對英國廣播電台發表對越南共產黨今後幾年發展的走勢，對越共黨內外民主改變的分析。   
   此外，他也分析了自從越南實行改革以來中國和西方這兩股趨勢對越共領導人在路線上的影響和作用。
   
   然而，首先迪羅蒂的分析是從越共的路線和政治言論、行為來觀察它對時代改變的適應力。 訪問內容如下：
   
   本篤-德-迪羅蒂 : 這是很重要的值得我們去了解越南共產黨自半個世紀來它所存在的地位，就是說它所驚人的適應能力。我的意思是指越共常常能夠在各個不同階段事勢變化中的適應力。 在歷史學方面上， 極為重要的一點是要理解越共在越南社會中的地位。 人們研究它， 就要挑選和看看一些它的思維、語言和政策等。 譬如， 以前在某一個階段，從1950年至1960年的年代，越共的名稱叫勞動黨。在國家統一和實行改革之後，每個階段，越共也作了改變來適應那個時代裡具體的改變。
   
   又譬如， 越共的方針並非如它二十年前所提出那樣的論調了。 自柏林牆和東歐集團的崩潰後， 越共並非如東歐其他共產黨那樣堅持的一定需要改變黨的名稱， 或有明顯的改變黨的思想體系。 它只作了簡單的決定是改變立場而已，同時這樣的作為也是為了尊重自己的“同盟” ---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考慮在不同的階段中如何保持黨的權力和長久的保持黨的最高領導權力。
   
   越共最終和最高的目標，可以說是維持自半個世紀以來黨的權力和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由此可以說， 二十年來， 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是政策的改變，
   
   它似乎表現得是傾向國家民族主義的黨。 即是從一個國際主義轉為帶有“國家民族”、“極為愛國”的黨。 我們看到改變的過程是從帶有胡志明思想的黨，本來它也混合了多種因素的如孔儒道德和精神的黨，轉為現今帶有保守思維，自我保護學說的黨。似乎這樣的說法就可作為解釋為何他們能夠站得穩和一直維持至今的因素之一。
   
人事的變動
   
   

   目前還未知誰將接替農德猛的職位，人們認為他將因年齡的問題而辭去總書記一職。
   
   BBC: 我們可以對將要舉行的越共第十一次黨大會的人事變更作甚麽的預測呢 ? 尤其是對高層領導人如阮富仲（ Nguyễn Phú Trọng ）、張晉生 （ Trương Tấn Sang ）、阮晉勇（ Nguyễn Tấn Dũng ）和馮光清 （ Phùng Quang Thanh ）等幾個人的推測 ？
   
   本篤-德-迪羅蒂 : 通常當有重大事件發生之前，例如越共黨代表大會舉行等就有各種的預測和謠傳傳出， 而每個月又出現一些具體細節的改變。我們對政治黨派的歷史分析的觀點不一定是要集中在看誰將擔任越共內的全部的三個職位，暫稱為三頭馬的制度。目前有人明顯的推測， 認為國家主席阮明哲和黨總書記農德猛因年齡的問題將要離開現任的職位。
   
   阮晉勇被認為繼續擔任現行的總理職務。 此外，人們還提及阮明哲和農德猛的繼承人。 有人也認為現任國會主席阮富仲將繼任當上黨總書記的職位， 儘管今年他也已是六十六歲了。 然而，正如我所說的， 那些猜測和假設不是我們對研究的重點或者說它不是很重要的。 比它更為重要的是將要舉行的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是否在黨內有真正的關於思維和黨組織的結構的實質性改變。
   
   BBC: 您可以推斷一下越共在中期或長期的展望是甚麽嗎 ? 是否在越南可能出現越共和其他黨派在多元政治和民主的基礎上共存的一天嗎 ？
   
   本篤-德-迪羅蒂 : 在以往的二十年中， 曾經有不少的外國觀察家和分析家評論越南政治的改革的問題。 很多人那時曾認為經濟的改革將會帶動漸漸推動政治的改革。 然而，歲月過去了，讓人們所看到事實與所判斷的相反。 越南從1980年開始改革曾帶來社會上的開放，但它不帶來政治制度根本和深刻的改革，尤其是它如東南亞多個國家中那樣所帶有調整性普遍的趨勢和現象的政治現代化。
   
   人們看不到在越南必然出現那種關係，由此而說，制度內部的改變過程需要通過一場引起危機的改革。 越南的政治制度不再像它1990年本身的制度了， 然而，與此同時， 肯定的說出現了一種權力系統和最高領導層的再衍生和再繼續的現象。
   
   最近人們多提到的是經常發生在越南的拘禁各異見人士、博客和人權活動人士的事件。
   在黨大會召開的一年前， 這個現象的出現比往常的更多，它反映了政治內部力量傾於權力和專制的一邊，包括在精神上的一方要戰勝對手，也包括在社會上的對手。
   
   

   儘管有所改變，越南社會走上民主之路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BBC : 拘禁事件不但發生在今次第十一次黨大會召開前，可以說它只重覆過去的第九次和第十次黨大會的劇本。提出質疑的問題是，在今時2010年所發生的同樣的事件和處理的方法將可能對整個社會上可能發生如何的影響和推動呢 ？
   
   本篤-德-迪羅蒂 : 我認為， 進行了二十年的改革，儘管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 出現了在城市裡具有教育和文化程度較高的中產階層， 儘管在越南的街道上，各個咖啡館和餐館裡比以前更為自由的現象，現今的越南平民對各級領導人提出更多的批評（ 他們敢於發表更多的政治話題，他們比以前少於恐懼感 ），可是，領導層仍然常常與民眾有一段距離， 仍然是較大的距離和對問題具有差異的看法。人們仍然談及黨領導層如何是與人民的疏遠。
   
   據我的看法， 民主和在越南內部導致民主化的進程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達到。 在心理上， 這個進程仍在演變， 可是我認為，原則上和根本上，為滿足人民追求更多的改革和從內部長久地進行的改組，越南政治制度的改革仍未發生。
   
   

   越南總理阮晉勇和中國總理溫家寶
   
外來的因素
   
   BBC :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 越南現今的政治發展模式將至少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那是中國和西方。 面對著中國強大的政治影響，是否因為經濟的限制而西方包括美、法、英等國在民主方面對越南的推動作用從而減退呢 ？
   
   本篤-德-迪羅蒂 : 若要談及一種獨立自主的越南發展的政治模式，完全獨立和排除現有的中國模式，似乎是無可能之事。 在一段時間前人們談及北京共產黨內部推行民主化，和之後也提及越南黨內民主化進程的事。
   
   實際上， 在這兩個共產黨國家裡， 兩種模式已有互動和產生效果，在中國所發生了變化和跟著在越南也產生了有所的改變，發展和出現一種適應於越南環境的變化。
   
   這個還未談到兩國之間在歷史、政治和文化等上有著深刻的聯繫的方面。 最近中國也清晰的表明了對其南邊諸鄰國，也包括越南在內的政治影響的意願。
   
   對於西方國家對越南民主和改革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一些因素如越南是一個具有活力的經濟市場，每年都有成千上萬新的勞動力加入，每年約有7%的增長率，越南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作出的承諾，越南期望與國際社會合作的願望等等之外，長期而言， 在以往的二十五年中所看到，越南的對外關係已有明顯的改變。
   
   對外關係所產生對越南的影響已出現一定的效果。譬如， 在2010年中對越南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和美國。
   
   當然，從經濟關係這個重要的方面上，政治的關係也發展極快，不差於其他商貿和出口等方面的發展。 越南的很多貨品出口到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等， 和在歐洲的最多的要算德國了。同時越南對亞洲國家如東南亞國家、中國和北亞國家的出口量也很重要。
   
   此外，長時間以來，亞洲的一些國家對越南的投資也極為重要。 由此， 在越南早已推動了一股亞洲化的政治和政策的風潮，而來自北方的是中國。 與此同時，越南與眾多的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應該計算在內。
   
   因此，在越南對外的關係上，不但是經濟方面，還有在政治和戰略方面上，出現了一種平衡力量或互相制衡的方式。 
   
   BBC：經過了十年的“互相認識”的階段後，美國在重返越南的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又如何呢 ？   
   
   本篤-德-迪羅蒂 : 對於西方國家，在九十年代後，因不同的原因 （ 但近年來已有改變 ），對在越南的投資感到煩惱而離開越南市場。現在人們看到有不少西方國家又重返越南投資的廠家。 譬如，美國商家的重返最多。 法國也視越南為東南亞地區重要投資的國家之一。
   
   在此，也應該注意到越南在經濟上的改變，經過二十年後，越南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消費市場，人們可以在那裡賺到錢。但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 例如越南已經懂得如何處理好在國際論壇的角色。 明顯的例子是人們對越南扮演了雖是短期但很重要的聯合國安理會非成員國主席的角色，或在越南舉行的幾次東南亞地區論壇會議，人們都給予高度的評價。 由此，對它有一定的信任，故此他們重來投資。
   
   最後，與今天討論的問題有關聯的一點是， 最近所發生的事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已值七月份在河內舉行的東南亞論壇會議發表了具有戰略性質的美國對南中國海安全問題的新的政策，此也曾令北京意料不到的事。 而且也可以看到西方諸國，也是越南的意願，重返這個國家，視它為該地區與自己所關注和有相關問題的一個新門戶，這些國家包括美國、俄羅斯，歐洲的一些國家和還有日本。

嶺南遺民譯
   2010-12-22日
   （ 本中文譯本未經被訪者過目）
   
本篤-德-迪羅蒂博士系現行法國（ 泰國曼谷 ）現代東南亞研究院院長和越南問題研究的學者。   

資料來源： 英國廣播電台 BBC

越共召開六中全會外界關注高層內鬥

BBC越南部記者 陳梨瓊
    2012年10月3日

   
   

   越共六中全會可能將決定越南總理阮晉勇的去留
   
   越南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六中全會）（10月1日）在發生了一場高層權力鬥爭的猜測下召開。
   
   根據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本次會議將討論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關對越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報告，以及為挑選將由越共第12大決定的越南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2016年至2021年）進行前瞻性規劃的問題。
   
   但是，所有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到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的政治失敗上。這次六中全會可能將決定阮晉勇是否會被迫辭職，還是繼續留任。

權勢將傾？
   
   在越南戰爭期間，阮晉勇僅受到過擔任越共游擊隊護士的培訓，他之後在南部的堅江省領導警察部隊後，又擔任過越南內政部副部長、越南中央銀行行長，並在2006年出任越南總理。
   
   初任總理時，他被視為一個推進現代化的人物。他運用權力，積極推進越南經濟的快速增長，主張韓國的財閥式的發展，即依賴大型國企推動經濟發展。
   
   但自從2011年7月他被任命繼任總理5年開始，阮晉勇的內閣受到系列醜聞和日益增多的經濟問題的打擊。
   
   外界估計，由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領導的黨內一派，正在試圖打破阮晉勇對制定政策和人事任免的控制。
   
   越共中央委員會有權解除包括政治局委員在內的任何越共成員的權力，也有權任命新的黨的官員和政治局新成員。而越共要求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至少兩次會議。
   
   澳大利亞資深的越南問題專家卡爾·泰爾認為，越共中央六中全會很有可能成為一次特殊的會議。
   
   他說：「會議是在黨內推進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背景下召開的。」

攤牌？
   
   有可能在六中全會上，阮晉勇總理和他的批評者們將會攤牌。
   
   至少，越南共產黨將試圖削減阮晉勇和他的總理府集攥的巨大權力。比如說，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時提到，可能在中央委員會下重新建立中央經濟委員會。很多年來，有關的最重要的經濟決定都是由總理個人做出的。阮晉勇還任命並掌控著越南最大的公司企業領導人。
   
   卡爾·泰爾說：「最大的問題是，總理的批評者是否會推他下台。」
   
   觀察家們說，阮晉勇的對手們，特別是總書記阮富仲和國家主席張晉創，似乎希望阮晉勇為他的失敗付出代價。
   
   諮詢公司IHS Global Insight的亞太部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說：「越南的經濟面臨如此深刻的問題，總理阮晉勇和國家主席張晉創的權力鬥爭面臨升級風險，這導致總理和他的盟友們被趕下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阮晉勇的批評者們是否能在中央委員會得到足夠的支持讓他下台。很多越共的精英都曾得到阮總理和他的盟友們的支持獲得他們的地位。越南的政治總偏好「團結」，而解除總理職務是前所未有的。據某些消息來源說，早些時候，共有14位成員的政治局舉行的會議以僵局結束，也沒有就結果投票。
   
   
   同時，對某些越南人來說，最重要的，並非是誰能取勝，而是越共的透明化。目前的六中全會會議對外不公開，而官方媒體對中央委員會的辯論基本保持沉默。
   
   越南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的前院長將來教授對BBC越南部說，黨應該公開對其成員的懲罰決定。
   
   他說：「這是個信息透明的問題。如果他們就光喊大口號，但事實上進行內鬥和爭奪權力的話，對我們的國家將是不幸的。」
    
   2012-10-05日
   轉載自BBC

越共第六次中央會議進入高潮

越共第六次中央會議正在河內舉行，十月十日的會議將聆聽關於總理阮晉勇的報告， 而一個攻擊總理的輿論網站被黑客襲擊後似乎又恢復正常。會議將延長至十月十五日結束
   
   

   據BBC 引自越南國內信息報導， 本週四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將公佈中央調查委員會關於總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報告。 在此之前，政治局曾連續12日內召開閉門會議檢點此問題。
   
   有關消息透露，在七月裡，黨總書記阮富仲（ Nguyễn Phú Trọng ）、國家主席張晉生（ Trương Tấn Sang ）、總理阮晉勇（ Nguyễn Tấn Dũng ）和國會主席阮生雄（ Nguyễn Sinh Hùng ）曾個別的在五日內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檢點。
   其餘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委員在八月份的七日內也各自作了類似的檢點。
   
   據觀察家的分析， 第六次中央會議將是阮晉勇總理被諸多指責的情況下黨內權力的一場爭鬥，為他的離去或留任的問題須作的決定。
   
   美國候斯頓大學黎士龍（ Lê Sỹ Long ）博士於十月九日在BBC的訪問中說， 阮富仲和張晉生結盟正與阮晉勇搏鬥。
   
   “ 這個聯盟以巨大的政府貪污只可令到經濟停滯，威脅黨的名義為理由對總理進攻。”
   
   “ 我認為， 這個聯盟欲想限制總理某些程度的影響， 讓阮富仲和張晉生能夠走向一個可調整的模式。由此他們想向人民證明， 具有管理經濟能力和政治道德的人應該管治國家的企業；具有政治道德的私人公司領導人則亦可以在政府內擔任更巨大和重要的職務。”
   
   這位來自美國的研究者還說 ： “ 一旦能夠限制了總理的權力，他們兩人就可以直接的促成誰將接替阮晉勇，擔任下一屆總理。”
   
   另一位來自加州的越文報刊政治評論員陳平南（ Trần Bình Nam ）先生說，張晉生 “ 想籍此召開黨大會的機會來除去阮晉勇的總理職務，或至少也可以提升其國家主席的權力。 ”.
   
   但是，陳先生預測：“ 阮晉勇和張晉生各自的力量也旗鼓相當， 可能他們也會妥協。 權力爭奪也因此而暫停下一段時間。”
   
猛烈的進攻
   
   十月九日傍晚， 一個最近建立並登載攻擊總理文章的“官人辦報”（ Quan làm báo ）的博客被黑客襲擊數小時後才恢復原狀。
   
   讀者可進入該博客後便再點擊進入另一個叫“quanlambao.info ”的網頁。 該網頁自稱為“海外生活之人”並登載攻擊前國會議員鄧氏黃燕 （ Đặng Thị Hoàng Yến。鄧氏為越南新島集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Chủ tịch Hội đồng Quản trị của Tập đoàn Tân Tạo ）、越-美企業論壇主席 （ Chủ tịch của Diễn đàn Doanh nghiệp Việt Nam - Hoa Kỳ ）等多個職務。2011年被選為第八屆國會代表，任文化教育、青年、青少年和兒童委員會委員。2012年5月在國會閉門會議後，以“常病”的理由被踢出國會。 ）的文章。
   
   據那些文章所述，鄧氏黃燕是“官人辦報 ”的幕後黑手， 並警告說“ 已完全獲取黃女士在美國的各種訊息和活動動態， 我們將上載關於她的訊息，一切則由她自作判斷。”
   
   在圖片欄目裡， 登載了諸幅黃女士與其家人親戚們在美國拍攝的相片。
   
   “ 我們是生活在海外的人，雖然對現行越南政府的領導不滿意，但絕不允許那些醜惡的誣告、無恥的謊言的行為，使越南走進水深火熱的處境，而她們可從中獲益。”
   
   然而，登載在舊的“官人辦報”和十月九日把黃女士定為攻擊阮晉勇總理幕後黑手的網頁中所有文章並非是美國或其他國家越僑慣用的文法。
   
   至十月十日早上， 這個網站恢復正常，所有關於打擊黃女士的文章皆被消除去，代之則是登載了一篇攻擊總理的文章。
   
   九月份鄧氏黃燕女士在回复BBC 的電郵訪問中說她不是“ 官人辦報 ”的幕後策劃者。
   
   不管黨內派別搏鬥到了甚麽程度，對於越南人來說，“ 自1986年以來，越南從未遇到這樣的挑戰，威脅黨的名義和國家政制的生死之戰。”黎士龍先生說。
   
嶺南遺民
   2012-10-10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不許中國干涉黨內事務”

      
   越共正舉行重要的中央會議，中國是否干涉呢?

   
   越南某網站登載了一篇由阮仲永（Nguyễn Trọng Vĩnh）少將撰寫的文章，提示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不許中國插手操縱黨內事務。
   
   文章題為《發揮獨立、自主的精神， 不允許外國干涉我國內部事務》。一些網站亦轉載了此文。
   
   阮仲永曾是越南駐北京大使，由此多年來他也關注和掌握兩國關係的內情。
   
   為了甚麽而會晤
   
   當BBC 越語組與阮仲永聯繫時，阮先生確認上述那篇文章是其本人所寫，籍黨中央第六次會議正舉行則想表達其個人的意見。
   
   他亦說文章並不寄給黨政治局或書記處的領導人而只發給網站登載。
   
   當問及為何他持有這些意見時，阮仲永答道，據他的經驗所知，很久以來“中國曾經已干涉諸事務的了。”
   
   此外，他也告知最近發生的事件令他疑狐：在參與廣西南寧的中國與東盟貿易會上，
   
   越南總理阮晉勇曾與未來主宰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副主席會晤一事。
   
   這次會晤發生在越南共產黨第六次中央會議舉行之前夕，據多個渠道傳出的消息所知，這次會議將審查和檢點阮晉勇所犯下的錯誤。
   
   阮仲永說 ： “ 那個事情還未能確定，但只想提醒我們需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 是我們的事就必須做。他們（指中國）有意見也無需多理睬。”
   
   之前，在十月二日，即是中央六次會議開幕後，中國大使孔鉉佑曾拜會常務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阮春福（Nguyễn Xuân Phúc）。越南報刊則從不曾報導此新聞的細節，甚至也不提及為何需要會晤。
   
   按慣例，各國大使在上任之前或滿任期後將作外交禮儀，拜會所在國的領導人。可是，中國大使孔鉉佑和阮春福副總理的會見並不屬上述的場合。
   
   在說及此問題時，阮仲永判斷：“可能是他（中國大使）將（中國）領導人的意見傳遞（給越南領導人）。”
   
   “當我就任駐中國大使時， 也曾是我提議見（中國）他們的領導人，傳遞我方的意見。”
   
   “ 想甚麽就得甚麽”
   
   阮仲永的文章提出了現時在越南的一個事實：“ 中國想幹甚麽都得逞，（越南）甚麽也須聽從中國的意見。”
   
   阮先生指出：“ 對於中國不悅的事，（越南）又不敢做， 這樣還可說甚麽獨立自主嗎？”
   
   他也為上述的問題提出一些證據。
   
   首先，1991年為兩國關係正常化，雙方在成都談判， 那時越南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代表團
   
   曾經接受中方提出要求“棄置（ gạt bỏ ）阮基石（ Nguyễn Cơ Thạch ）外長”和“不能提及1979年戰爭”。
   
   阮先生說阮基石外長在第六次黨代表大會後便被排出政局， 外長是“ 一位愛國外交家， 蠻有才能和對中國的霸權擴張極之警覺。”
   
   至於1979年越中邊界戰爭，阮仲永指出當紀念日快要到之時，（ 越南 ）“不敢派代表團前往墓地為保衛祖國而犧牲的戰士和同胞們上香。”
   
   阮先生還不滿意的說，一次越方為設宴招待中國大使的日子需要提前紀念邊界戰爭三十週年的前一天。
   “我們並非是戰敗的一方，而在談判中須處於下風。” 阮仲永指責成都會議的結果。
   
   然而，據阮仲永所述， “自從農德猛（ Nông Đức Mạnh ）擔任總書記以來，” 中國日愈易於操縱越南的政壇。
   
   他列出了一些事如中國想開拓鋁礦（bauxíte ）和滲透佔領戰略地位的高原地區，（ 農德猛 ）總書記在不徵求政治局的意見之前便立即答應。”
   
   “每次我政治局為下一期人事安排的預案時， 中國政治局委員便出現，前來我國訪問，暗探我方的人事安排之事。但需要時便 ‘巧妙’的示意。”在文章中，阮仲永提及到在黨第十次大會上，農德猛曾排除範平明（ Phạm Bình Minh ）在擔任外長的名單上，只因“ 中國不同意 ”。
   
   中國在東海挑起爭端行為如割斷越南氣油探勘船的纜索，導致各次示威遊行時， “我方又派出外交特派員前往中國示意求和 ”。“ 中國對各次示威表示不歡，當特派員回國後，示威遊行就被鎮壓了 ”。
   
   “不怕中國攻打”
   
   由此，阮仲永質問：今次黨六中會議在中國的壓力下退步與否呢？尤其是在“處理阮晉勇總理”的問題上。
   
   他寫道： “ 獲知最近關於補充委任政治局委員，有人提出名單中須包括有M同志（指範平明）在內，但馬上有意見說擔心‘ 與中國的關係緊張’。”
   
   “在阮晉勇事件中，習近平可否提出干涉 ( 越南內部事務 ) 的意見呢 ？ 若有的話，那麼應當聽從習近平、中央委員會或民眾的意見呢 ？ ” 阮仲永提出的問題後便斷然的認為，
   
   “我們內部的事務由我們自己解決，不須看人家的臉孔和跟隨人家。”
   
   他警告說：“ 若在現今時段不斷然地解決阮晉勇的問題，不在今次黨中央大會和十一月國會會議上立即處理，那就極為危險。”
   
   他毫不畏懼地說 “ 不應過分害怕中國攻打（ 越南 ），因為戰爭的勝負主要靠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 不由武器和設備而定”， 最好的證據是“ 元蒙和美國都曾在越南失敗”。
   
   此外，阮仲永認為，中國在外部和內部環境中“ 也有其強勢但亦有弱處， 內部的處境不利於中國挑起戰爭。”
   
   “ 若我（ 越南 ）過於軟弱， 那麼中國將可實行‘不戰而屈人之兵’”。
   
   嶺南遺民
   2012年10月11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越共面臨體制危機

   作者 ： THOMAS FULLER
   摘自紐約時報   

    越南胡志明市——他的書架放滿了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及胡志明(Ho Chi Minh)的著作，這是忠誠跟隨共產黨的他留下的印記。然而，77歲的阮福祥(Nguyen Phuoc Tuong)說，他已不再信奉共產主義。阮福祥曾是兩位總理顧問，而現在他像許多越南人一樣，嚴厲批評政府。
   
   他在胡志明市郊區的家中接受採訪時說，“現在，我們是一黨治國的極權統治體制，我出生自它，我了解它所有的缺點、弊病及腐敗。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它就會滅亡。”
   
   1975年，越南共產黨戰勝了美國支持的南越軍政府。現在則由於經濟衰退，越共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民怨。而且，越共本身也出現分裂，黨內兩派針鋒相對，一派是傳統勢力，希望延續越南以社會主義為藍本和擁有絕對權力，而另一派則倡議體制多元化，並完全接受資本主義。
   
   最重要是在越共竭力維持的這個社會中，網絡的新聞及觀點可繞過了國家控制的媒體傳播，人民得以了解到更多的訉息，而更勇於批評。
   
   自從三十八年年前越南統一以來，越共經歷連串考驗，既有與中國和柬埔寨的衝突，又有金融危機及內部分裂。卡萊爾·A· (Carlyle A. Thayer)說，現在的情況是對領導層的批評“已經廣泛彌漫整個社會”。塞耶是研究越南問題的著名外國專家。
   
   塞耶說，越南在其他方面都很極權，但黨內的分歧實際上有助於鼓勵言論自由，原因是各個派系都急於抹黑其他派系。
   
   他說，“在越南存有這種矛盾，異見越見活躍，與此同時，壓制也是如此。”
   
   在越南九千二百萬國民中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政府企圖鎮壓。法庭將無數博客、記者和活躍人士監禁，但是在網絡上的批評聲音郤是有增無減。政府屏蔽了一些網站，但是許多越南人會使用軟件或某些網站來設法繞過審查。
   
   作家張輝產(Truong Huy San)說，“勇於表達自己觀點、批評政府的人越來越多，言辭也更加嚴厲。”張輝產是記者及知名博客。
   
   張輝產現在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訪問學人。他著有《勝方》(The Winning Side)一書，這本書是自1975年以來，越南國內人士撰寫的第一部具批判性的的越南歷史。這本以筆名輝德(Huy Duc)寫成的著作分上﹑下冊，不經政府許可而付梓，在越南廣為傳閱。書中敘述了清洗不忠黨員和沒收南越企業主資產等事跡。
   
   一般造訪越南的人會覺得它表面上經濟進步，使人很難理解為何許多越南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悲觀。數百萬人在十年前只有單車，現在卻能駕着摩托車在工廠和辦公大廈旁的道路上馳騁。
   
   改革催生了在越共嚴密監控之下的怪異市場經濟，隨後，越南經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蓬勃發展。即使現時越南經濟預計仍會以每年4%到5%增長，部分原因在於越南大量出口大米 、咖啡及其他農產品。
   
   然而房地產市場由於供過於求而陷於癱瘓，銀行壞賬負擔沉重，報紙上滿是關於失業率上升的文章，越南也被全球貪腐觀察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列為貪腐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176個國家中，越南名列123，排名越靠前，腐敗程度越低。）
   
   越南共產黨認為自己可以充當資本主義企業的領導者，而越南的商人則抱怨，越共實行的政府監管讓他們不勝負荷。
   
   儘管這裡有難以抑制的奮發向上之情，人口也很年輕但許多人都認為越南已迷失方向。
   
   “我在越南二十一年，從來沒有見過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對現行體制如斯不滿，”越南一家印支半島投資公司(Indochina Capital)的首席執行官彼得·R·萊德(Peter R. Ryder)表示。“在商界和黨，都開始了很有意義的討論，這些人對國家未來的路向非常關心。”
   
   在越南國會經濟委員四月初舉行的春季經濟論壇(Spring Economic Forum)上，與會者紛紛爭著發言，參加論壇的著名經濟學家黎登營(Le Dang Doanh)形容論壇“爭論激烈”。
   
   他說許多人都批評經濟結構需要深入調整，但沒有執行。
   
   黎登營說，“這是信任危機。每年都向公眾保證情況會變得更好，老百姓卻看不到。”
   
   處於政治風暴中心的是2006年上任的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阮晉勇行事急躁，採取了野心勃勃的計劃來推動經濟。這有別黨內官僚刻板的形象，最初為他贏得支持。
   
   但由於他解散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因而與很多黨人心存芥蒂。該委員會一直是推動改革進程的一股領導力量。委員會成員包括馬克思學說學者阮福祥，以及其他許多老黨員。
   
   更重要的是，阮晉勇推出的主要政策為仿效韓國的私營企業集團，大力推動國企建造業，產生了負面後果。
   
   經濟學家表示，這些企業高層管理與共產黨官員關係密切，一經擴充，許多這些企業變成了自己沒有能力管理的業務，更加上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上進行投機，兩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曾瀕臨倒閉，現仍在資不抵債的窘境。
   
   馬克思學說學者阮福祥表示，共產黨內的緊張局面因經濟惡化而加劇。
   
   二月，他參加撰寫了一份致越共總書記的公開信，敦促改革國家憲法，“確保真正的權力歸於人民”。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回覆。
   
   阮福祥說，他擔任武文傑總理(Vo Van Kiet)顧問時，就很想推動變革。武文傑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越南經濟改革有貢獻。
   
   然而現時他感到時間緊絀。他罹患癌症，不過病情似乎好轉。他説疾病帶來了某種精神解脫，教他講真心話。
   
   “簡單說，馬克思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他說。“但沒有馬克思會更好。”
（2013/04/27 发表）

武元甲：鮮為人知的往事
   

   2013年10月13日，越南領導人扶持武元甲大將靈柩走出國葬靈堂。攝影：路透社記者 Kham.
 
2013年10月13日，武元甲將軍已返回廣平省其家鄉安息。自從武元甲大將逝世後，也已不少撰寫關於其人其事的各種文章。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 越語組也在10月13日以雜誌專稿的形式，特別介紹了澳洲國防大學的越南和軍事問題教授卡利-塔耶 ( Carlyle Thayer ) 談論在武元甲的經歷中人們極少談及幾方面和作一些評論。 
  
    RFI : 至今為此，各家記者和評論家對武元甲將軍的一生經歷談論了許多。 您認為武元甲所留下的主要遺產是什麼呢 ?
   
   卡利-塔耶 ：武元甲將軍的事業和生涯持續了64年之久，從1927年當他因參與政治活動被國學院驅逐那時計起，直至1991年他正式退任全部黨和政府的職務為止。 其事業可分為五個階段 :
   - 1927-1944 : 他是一個鬥爭的學生、記者、政治宣傳者、囚犯、教員和大學生；
   - 1944-1973 : 擔任諸職務，其中有越南人民軍總指揮、國防部長和政治局委員；
   - 1974-1980 : 自願放棄軍隊的管理權，保留任副總理、國防部長和政治局委員；
   - 1980-1991 : 退任國防部長和政治局委員；在此期間， 轉為負責科技、人口和家庭計劃和後來的教育方面；
   - 1991-2013 : 武將軍退出最後擔任的副總理職務並永久退休。
   
   武元甲將軍的主要遺產來自兩個階段（ 1944年至1973年 ）擔任越南人民軍司令的職務。 初始，他指揮只有34人的中隊戰士和後來在十年的時間內卻發展為幾十萬人的軍隊。 他同時結合了拿破崙 （ Napoléon Bonaparte；1769年-1821年；法蘭西第一位皇帝、軍事家。譯者注 ）、克魯韋治（ Carl von Clausewitz，1780年-1831年；德-普魯士軍事理論家。譯者註 ）、毛澤東的軍事學說和越南傳統的古代軍事技術。
   武元甲將軍掌握人民戰爭的藝術，動用民眾參與戰爭和成為其手下掌握廣闊的後勤系統。 武元甲知曉結合政治和軍事的鬥爭為一。其目標是以長期的戰爭把法國人驅出越南。
   
   最顯赫的戰功是奠邊府戰役導致法國的失敗。 他使用疑兵之計，派遣軍隊往寮國，其後急促轉向調兵往奠邊府盆地。 武將軍及時放棄了中國軍事顧問所提出神促攻擊法軍兵營的獻策。他使用包圍的戰術， 以後勤為主在各方面不斷的接應，供應糧食、物資、武器和彈藥給戰場上的力量。
   
   奠邊府戰役的重要性是它不但只標誌法國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失敗，而且還是世界上殖民主義系統的失敗。 八年之後，法國也須接受在阿爾及利亞的失敗。
   
兩種履歷: 正式和非正式
   
   RFI : 教授， 您如何評價在正式履歷中從未出現記載武元甲身世的一些“ 被掩蓋 ”的往事?
   
   卡利-塔耶 ：有兩個關於武元甲將軍生涯和事業的版本。 第一個是帶有宣揚性質的正式履歷，為他貼上自1944年以來一切越南軍事的成功者和描述他是一位才能無比完美的將軍。
   
   第二個版本是非正式的履歷，使人們認識他是一個堅定的人， 有人認為這是他在知識上的自大表現 --- 體現一種顯著的個人主義，只要一旦觸犯至其擔任武裝力量總司令的角色。 正因為性格暴躁，他被視為一座“ 覆蓋著冰雪的火山 ”。
   
   武元甲獲許多人擁護，但也有不少人討厭他。在工作期間，他常觸犯到那些敵手、討厭他的人和對他絕不客氣而指責的人。 對他批評的人出於兩種動機：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和妒忌心。 他們擔心若讓武元甲的聲譽高升將使其權力減退。 那發生在一個無名的集體領導的時期。
   
   在其整個生涯中， 武元甲曾被指責接受法國殖民當局的讀書津貼， 有人甚至暗中指控，若不明說是誹謗，他是法國密探局的人員。他亦曾被攻擊說就讀法國課程：在河內著名的阿貝-薩羅中學（Lycée Albert Sarraut；法國在世界各殖民地設立的標準高等法語學府之一；在其就讀的著名越南人還有範文同、長征、陳麗春、阮猛祥和寮國蘇法努馮親王等人。現改稱為陳富中學。譯者註 ）取得哲學第一的高中畢業生，以及在河內法律大學（l’Université de droit de Hanoi）主攻政治經濟的學士文憑。 武的敵人利用其學習的成績把他打倒在地。 無論如何，他是一名黨內最高領導層內擁有完整的西方教育的黨員。
   
   在武元甲事業中不公開提及的方面使人看到集體領導層中的分歧和清晰的個人搏鬥。 武元甲和黨理論家長征（ Trường Chinh；原名鄧春區 [ Đặng Xuan Khu ]； 1907年-1988年；曾擔任越共總書記和越南國會主席等職位。譯者注 ）之間的搏鬥已成為神秘之說，也正如後來他與阮志清（ Nguyễn Chí Thanh ；原名 阮詠 [ Nguyễn Vịnh ]；1914年-1967年。譯者註 ）大將和共產黨第一書記黎筍的搏鬥一樣。
   
   和長征的爭議是關於中國顧問團角色的問題。
   
   1946年，長征還是在胡志明之後排名黨領導第二號人物， 在反對封冊武為大將和人民軍總指揮的戰場上敗陣。長征和武元甲的爭議在應否允許中國軍事顧問團參與的範圍和程度的問題，而這些中國軍事顧問可以影響至越南戰場上的戰略，以及武元甲將軍可否個人有權指任其重要助手的問題。
   
   1951年，武元甲曾過早地在法軍堅固據地的紅河平原地區展開進攻。 戰役失敗和人民軍傷亡嚴重。 武那時被迫作自我批評，解除一些重要助手的職位，允許在軍隊中設立政治指導員的系統和接受中國軍事顧問“ 下放 ”於人民軍內的不同級別單位。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1946年-1954年 ）結束後，越南被分割為二。儘管武元甲將軍的聲譽甚大，但對其攻擊者仍然繼續挑戰武的權力和質問他在南越戰場上指揮的方法。 黨第一書記黎筍想盡快推翻南越政權，而武元甲則較為慎重，因此兩人互相搏鬥。
   
   打擊武元甲的一派曾成功提拔阮志清（ 1959年 ）和後來文進勇（ 1974年 ）為大將（ 文進勇 [ Văn Tiến Dũng ]，1917年-2002年；曾任越共政治局委員，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書記等職務。譯者註 ）。在這兩人升為大將之前，只有武元甲是大將的。這後進的兩人皆從武的手中奪取南越戰場上活動的指揮權。
   
   1960年， 在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武元甲將軍從政治局中的第三退至第六位。 越南領導層內許多贊成1960年期間蘇聯領導人赫鲁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的人遭受打擊和退位。
   
   武元甲，由於傾向對越南提供軍事援助的蘇聯一方和對中國持批評態度，與其他領導人步伐不一致。 再一次，他被同志們指責。
   
   1965年， 當美國在南越加強軍事力量之時， 黎筍和阮志清就下令北方人民軍各單位進入戰場。 阮志清是1968年戊申新春戰役的策劃者，但在戰役展開前因心臟病發作而亡。
   
   地下活動的南越共產黨力量被擊毀，傷亡甚大。 那時武元甲又獲恢復職位和其威信獲提升。
   
   1969年，胡志明去世後， 越共領導層出現三套馬式的領導：黎筍、範文同和武元甲。 那時，武掌握三個重要職位： 政治局委員、黨中央軍委書記和國防部長。 然而，他不能再掌握各武裝力量活動的指揮權。
   
   武元甲大將曾反對戊申戰役和1972年的“ 阮惠戰役 ”（ Nguyễn Huệ，1753年1792年, 還稱為光中皇帝 [ Quang Trung Hoàng đế ] 或北平王 [ Bắc Bình Vương ], 繼西山朝 [ nhà Tay Sơn ] 開祖泰德皇 阮岳 [ Thái Đức Hoàng Nguyễn Nhạc ]，之後的第二位皇帝 [ 在位從 1788年至 1792年]。阮惠的西山三兄弟起義，不但停止了越南北朝鄭王和南朝阮王之間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戰爭，還推翻鄭、阮兩朝和後黎朝，他還擊退了大清的侵略，建立大越國。光中王被視為越南傑出民族英雄之一。譯者註 ）。其意見兩次都被打退。
   
   1972年4月， 文進勇大將指揮阮惠戰役，至1973年10月， 文進勇獲授權指揮越戰的最後一戰：胡志明戰役。 值得注意的是， 政治局的文人委員黎德壽，而不是武元甲，下令指示人民軍展開大進攻的序幕戰：在中央高原的邦美蜀（ Ban Mê Thuột ）戰役。
   
   1975年之後，武元甲被擱置一邊， 但他仍有出聲。
   
   RFI : 關於武元甲在1975年後的活動，有人說他完全被“ 廢了武功 ”，但有人認為他雖然被擱置了，仍然不完全被封嘴。 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
    
   卡利-塔耶 : 越南統一後， 武元甲將軍仍然擔任國防部長至1980年。 但，文進勇將軍才是1978年越南揮軍攻進柬埔寨和1979年2、3月期間中國侵越戰爭保衛越南北方戰場的軍隊指揮者。
   
   顯然，武元甲這顆光耀之星從此迅速模糊褪色。1976年， 在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宣讀軍事報告的是文進勇，而武元甲被指派負責報告黨關於科技的政策。 在反對戰後軍隊轉向國家建設方面上，武元甲也不成功。 他在黨的“ 民主集中 ”和保衛黨的政策的原則前低下了頭。
   
   1980年2月， 武元甲大將離開國防部，但仍擔任副總理。 1981年， 從第一副總理下降至第三副總理。 至1982年3月，武元甲在黨全國第五次代表大會被踢出政治局，但仍保持黨中央委員一名。
   
   武元甲深得民心， 並獲黨內支持的人極多。 在1980年代間， 其支持者不能成功讓武代範文同當任總理一職。 也有不少傳聞說支持武的人曾提議讓他擔任黨的領導。 之後，武元甲先後擔任負責人口和家庭計劃，後來還加上教育方面的職務。 1991年，他完全離開政壇之時所擔任的是副總理。
   
   我們難以評價武元甲在這期間的功績。 越南那時是集體領導， 直至1986年仍然是走那條蘇聯不成功的集中經濟計劃模式之路。 值得提出的是， 武元甲將軍在政府中參與工作直至八十歲為止。
  
在中國的威脅下，堅決保衛越南的主權
   
   RFI : 有人認為最近武將軍對中國對越南的操縱極為擔憂。這樣的說法可否正確呢 ?
   
   卡利-塔耶 : 在武元甲將軍長久的軍事生涯中看到他隨時接受中國的援助，也包括軍事顧問。但他仍然為越南在自主和獨立的活動中爭鬥。
   
   在越戰期間，武元甲傾向莫斯科多於北京，因為蘇聯對越南提供巨大的軍援，包括防空火箭等武器。 儘管蘇聯曾勸諭武以 “ 實現阿富汗戰役 ” 進攻柬埔寨和推翻中共支持的赤柬政府，但武元甲仍然反對大規模的軍事干涉。
   
   當1991年中越恢復正常邦交關係時，武元甲大將已是完全退休了。
   在退休期間， 他曾兩次發出聲音。
   
   2004年， 他曾致函政治局，批評軍隊情報局（ 第二總局，Tổng Cục II ）干涉入黨內事務。

 2009年， 他獲公眾輿論的注意，因他向黨和政府領導人致三函，警戒由中國資助在中央高原開拓的鋁礦（ bauxite ）所引致的環保問題。 提及問題時也強調那也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總言之，在日愈擔憂中國在東海上強硬表現時，此事件在公眾間引致極大的關注。
   
   RFI : 教授，請您解釋武元甲將軍為何深受民愛的呢?
   
   卡利-塔耶 : 武元甲將軍是世界級的軍事戰略家。 1944年，他指揮只有34名士兵的中隊， 誰又可想到在十年內，他將軍隊發展為幾十萬兵士的武裝力量並打敗了那時最強大軍事力量之一的法國 ？ 奠邊府的勝利使武元甲將軍獲得極大的威信，是他一生中所標誌的一大事。
   
   他獲取民眾之愛是多個因素所致。 首先在武元甲擔任軍隊總指揮和國防部長之下，成千上萬的越南人在人民軍裡服役。 武是他們的感召力來源。 舊軍人和其家庭是在越南民眾中佔比例很大。
   
   第二， 在胡志明和可能是範文同之後，武元甲在其他形象不清的集體領導層之外唯一顯著的一位國家領導人。他有感召力，談話表達流暢，對民眾有吸引力。 從1946年至1973年當越南面對外侵時，和以後，在2000年期間，當中國在東海問題上威脅越南主權之時，越南需要一位像他那樣的英雄人物。
   
   在成為軍事家之後，武元甲曾負責關連到重要發展領域的科技、人口家庭計劃和教育的問題， 那是他獲民眾之愛的第三個因素。
   
   武元甲在民眾心中的威信還依賴他在64年中成功地效忠於越南共產黨、越南人民軍和國家。 他將永遠獲得人們的懷念，有如一位真正的指揮者，曾戰勝兩個強大的國家。
   
   顯然，武元甲將軍已獲取越南年老和年青兩代人的愛戴。 從不同年齡的人們心懷悲痛，自我湧現排隊進入武元甲舊居對其靈位上香的現象就說明了這種愛戴的程度。
   
   武元甲將軍，一位越南政治家，懂得運用其智慧作出各種戰略和戰術， 體現了弱者亦可戰勝強者的典範。
   
嶺南遺民譯
   2013年10月15日
資料來源：法國國際電台RFI

武元甲對越南的意義何在?

   作者： 佐納頓-赫特（ Jonathan Head ）   
   BBC記者寄自河內, 2013年10月14日   

   痛惜武將軍逝世的人群（河內街道）
   

當一位十分高齡的戰爭英雄以及其很久以前頭上戴著一時的光環現今躺下之時，人們並不驚訝又見到那些年邁、腰背彎曲的老戰士胸前卻佩戴光亮的勳章前來送別。
   
   越南共產黨當局要為武元甲將軍舉辦正式的國葬也算正常之事，但為此也需要花費幾天時間思考，決定將如何籌辦這場葬禮的規模應辦到什麼程度。
   
   最終，他們決定將舉辦一場自胡志明逝世後以來的一次最隆重的國葬。
   
   令人意料不及的是湧現出一群群臉帶愁容的青年人不少於那些老戰士。 一些年青人穿上藍素衣或戴著黑帶以示對武將軍敬重之心。
   
   在越南，一半的人口是25歲以下的年青一代。 他們甚至還未來到這個世界之前，武元甲先生已於1982年被逐出政治局和退後至政治生活的邊緣上了。
   
   那些古老的馬克思主義口號仍然在教室上講解，但它對年青的一代不能再有任何的吸引力， 他們已知道經濟市場帶來機會和消費主義。在河內和胡志明市的中心區，全球各種名牌店貨物琳瑯滿目，與東南亞地區任何一座城市的並無二樣。
   
   馬克思主義理想家
   
   可是，武將軍曾是對那些古老的口號一片忠心耿耿，並以它們來解釋他如何戰勝法、美國。
   
   他從未遠離黨的路線和政策，或在長期的戰爭中，縱然他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多次在戰場上遭受巨大的傷亡，在危機之前他也決不改變主意，需要反省一下黨的路線。
   
   然而， 他力辨主張說歷史的必然性是共產黨一定勝利。
   


   武元甲之死促使各種年齡的民眾團結起來
   
   
   有時他也自認為是一個浪漫的人， 但是，對於其他人，他一點也不浪漫，他隨時要犧牲無數人的生命，就是他在順化國學學校讀書時便已有這種意念。
   
   他的思想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他們完全相信革命的正確性和必然性， 不管須付出任何的代價，包括生命在內。
   
   他也是一個強硬的人。 強硬的是在1946年殺害上千名不願意跟隨共產黨的人。
   
   如此，為何他又獲得到人們視他為神的呢 ？
   
   我所聽聞的答复有幾種。
   
   間接的反抗
   
   人人最終都說因他的品德而敬仰武元甲將軍。
   
   他的人很簡樸，過著清談的生活。人們對我如是說。
   
   同時他是一位愛國者， 與胡志明一起共同帶領國家獲取勝利和獨立。
   
   一些人說現在不再有那樣的領導人的了。 因為他們仰慕武將軍的人品也正因此令他們對現時的領導人極度不滿。這些領導人曾使貪污和個人利益的現象氾濫， 這些領導人面對龐大的鄰邦中國時不能展示出強硬的態度。中國曾侵略越南和現時在南中國海，越南稱為東海的問題上威懾越南。
   
   另一個人對我說， 他感到悲痛見到武元甲將軍不在人世，不能再在東海問題上為保衛越南作出貢獻。 請試想想，一個102歲的老人還可以站出來呼籲全國人民反對中國。
   
   除了是一個忠貞的共產黨人，武元甲先生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相信為了越南的獨立和統一，就不惜犧牲任何的代價。   
   


   廣大民眾來到廣平（ Quảng Bình ）省廣澤（ Quảng Trạch ）縣廟灣（ Vũng Chùa ）區弔唁武元甲。（廣澤是武元甲家鄉，也是安葬他的地方） 
   
   他知曉這個理念如何存留在一個長久以來反抗外來統治的國家。 他知曉如何運用這種理念去發動民眾克服重重的困難都是為了 “ 人民戰爭 ”。他指導各場非凡的戰爭導致戰勝西方第一流的軍隊。
   
   民族主義仍然是推動越南前進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但它也使民眾暗中指責共產黨，如此，當直接批評時就不被受懲罰。
   
   一名喚鄭金進（ Trịnh Kim Tiến ）的年輕姑娘在反中國的示威遊行中令人注目。初始她只因父親被公安打死而感到憤怒，並參與活動。 人們稱她為 “ 示威小姐 ”（ Hoa hậu Biểu tình ）。
   
   在互聯網上最近出現不少指責黨的貪污和差勁經濟管理的言論。
   
   今年還發生一場從未所聞關於修改憲法的爭論， 起初是共產黨呼籲人民提意見，從而可能夠輕鬆作一些改革。
   
   一批著名的知識分子和舊黨員已提出一份具有強烈改革的願望和意見的方案，包括建議杜絕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執政者繼續拘捕各博客撰寫人， 但實際上他們失去了網絡的監察。
   
   此時對了解民眾為何對武元甲將軍敬仰的問題需要在上述的背景中觀察。
   
   因為，實際上， 武元甲是一個對共產黨堅貞不渝的人， 只是兩三次說了一些威脅到共產黨威信的說話。
   
   可是，在他死後卻被民眾視為現今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身上所欠缺一切的象徵： 領導魅力、英雄人物、清廉的生活和真正的愛國者。
   
   大量的民眾站在街道兩傍為武元甲將軍送別，一旦靈柩車隊走過後，河內很快便恢復原來的正常生活。
   
   一群群年青人依然如每週日在公園內所見到的一樣穿上婚禮服拍照，或者在各名店內來往走動觀覽高檔貨。
   
   他們的生活價值觀與武將軍的時代不一樣，當然他們將繼續追求那種生活方式。
   
   但是，在這一定的距離中， 這位戰時的英雄已走進了整個民族的心坎裡。
  
   嶺南遺民譯
   2013年10月21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我所認識的武元甲將軍
   作者：裴信（ Bùi Tín ）   
   2013年10月05日
   


   武元甲和人民軍報記者裴信
   
   武元甲（ Võ Nguyên Giáp ）大將剛於2013年10月4日去世，享年102歲 （ 2011年8月25日滿百歲 ）。
   
   人壽百歲是極罕有和珍貴的，武公還是個超逾百年大壽的人。前人說人一蓋棺便足以定論了。 但是，由於歷史環境，政治鬥爭和長期的戰爭， 在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協議後國家南北被分割， 由於民族和解仍是遙路之遠， 因此對武元甲將軍的評價仍然是因差異、甚至較大的差異又完全相反的政治見解而使各方爭議，激烈和拖延的爭議還繼續下去。此也不算怪事。 故此， 對武元甲大將有一致的評價是難以發生， 也是完全幻想的。 在此文中， 我以客觀公平的態度和對一個剛遠去的人存緬懷之心，書寫我所認識的他。
   
   1945年的“ 八月革命 ”起義初期， 我在河內見到武將軍。 1948-49年我在榮市（ thành phố Vinh ）第四軍區司令部又遇見他。 1955年後，我參與由武將軍在國防部-總參謀部主持的多次會議。 1975年5月初， 當前往西貢探詢形勢時，他推選“ 人民軍報記者裴信作為策劃和指導大將探訪西貢-堤岸各區、探望幾位游擊隊的兄弟姐妹以及其家庭，和典範戰士的母親 ”，兩天後，他才正式與軍管委員會、第七軍區司令部人員工作；他還前往芹宜 （ Cần Thơ ） 探訪第九軍區，我也是隨行人士。
   
   1976年、77年， 武將軍率領越南軍事代表團先後前往中國、民主德國、波蘭、匈牙利、羅馬利亞和蘇聯訪問。 我是團員之一， 擔任國防部長的新聞助理兼人民軍報隨團記者，為他提供國際時事新聞，回答外國報刊、電視台記者的問題，同時也撰寫代表團每日活動的新聞報導。 每天早上， 國防部對外局長和我兩人常與武將軍共進早餐，同時向他報告形勢和商討一日須做的事務。
   
   1986年在第六次共產黨代表大會和1990年為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籌備期間， 他常囑咐我前往其家中吃飯，同時詢問社會、軍隊和國際的情況。 他是一個多愛聽而少說話、慎重、不主動說，少談心事的人；他不吸煙、不喝酒、不喝咖啡，只喝淡茶，他不像其他將軍那般喜歡玩撲克作樂。 在（ 1966年-67年 ）被稱所謂的“ 反黨修正主義事件 ” 的審查期間， 他以學彈鋼琴來作精神寄託， 只學會幾首普通的曲，還未能彈那些經典名曲如《 藍色多瑙河 》（ An der schönen blauen Donau ）或《 波斯街市 》( In a Persian Market )。
   
   功名和有所限制
   
   論才能， 武公確是個才華之人，從1946年至1982年，在整整的36年裡，歷經兩場長久和激烈的戰爭中站穩作為人民軍最高指揮的地位。當然，那是一個集體領導的機制，此外還有政治局、黨中央軍委、各位將領和軍官的協助，還有中國、蘇聯和其他國家的軍事顧問，故此，各種戰略、戰役的主張都常作共同的討論。
   
   例如當在1950年主張開展“ 邊界戰役 ”之時， 初始，武大將提出先攻打高平（ Cao Bằng ）市， 但是，由陳賡為首的中國顧問建議以“ 攻點阻援 ”兵法，先攻打處於高平和涼山 （ Lạng Sơn ） 之間四號公路上的東溪（ Đông Khê ），然後消滅從高平逃走的沙東（ Charton ）兵團和從涼山而來勒帕（ Lepage ）兵團， 此兩隊法軍士兵在山林行軍和在工事外均被殲滅或活捉。 結果是解放了整個高平、涼山和邊界一帶的廣闊地區， 繳獲極多的武器和戰俘。 廣闊的越中邊界令戰略大大的改變，為日後的勝利作出決定性的意義。
   
   關於奠邊府戰役， 可以說這場戰役的主張是武將軍豐富的指揮才能的體現。1989年， 紀念戰役35週年，他曾對我再次詳細講述戰役的經過， 同時有錄音， 由友梅（ Hữu Mai ）作家在場筆記，後成為《 人民軍隊報週日刊 》( Tuần Báo Nhan Dan Chủ Nhật ) 上連載的《 最困難的決定 》（ Quyết Định Khó Khăn Nhất ）回憶錄。 1953年11月底，當法軍跳傘降臨奠邊府盆地時， 總參謀部曾馬上策劃根據林彪軍事學說的當敵軍處於臨時防守，還未作鞏固防守系統時，以“ 速戰速決 ”方式包圍和進攻的戰鬥計劃。 韋國清總顧問團長和中國軍事顧問團皆贊成這方針， 稱為“ 人海 ”戰術。 1954年1月， 武將軍前往陣地視察，包圍圈已縮小，大炮也已拉進部署在山坡上，作好了安全隱蔽；也設立多個偽炮陣，作疑兵之計。 預定1月26號下午6時開火，還預計以兩夜一日的時間將殲滅全部據點的敵軍。
   
   可是，1月25號整夜， 武將軍對勝利的把握思索，徹夜不眠。 1月26號中午， 他和三位將軍：總參謀長兼前線參謀長黃文泰（ Hoàng Văn Thái ）、政治總局副局長兼前線政治主任黎廉（ Lê Liêm ）和後勤局副局長兼前線後勤主任鄧金江（ Đặng Kim Giang ）在前線陣地開黨委會議。 武將軍清楚解釋了法軍鞏固其防守線後便建議：停止進攻，把大炮後撤，以“ 穩攻穩進 ”的戰術，即沿著各戰壕包圍，分開攻打每一個據點，並配帶短柄鐵鏟作主要進攻工具。 三位將軍聽後，一時驚訝而不言，他們慾想保持原計劃，因為戰士的士氣已高， 只須等待命令便一觸即發， 若現今改變計劃，就如遇上一盆冷水淋頭， 日後士氣也難以再復原。 到了日暮時分， 爭論更為激烈， 武元甲再次詢問，根據原計劃行事，誰人可確保百分百的勝利嗎？上述三位無一人可作答。他使用前線黨委書記和戰役總司令之權宣布結束會議， 之後打電話下令直接至下級各司令員：繼續保持殲敵的意志，但須停止進攻，撤走大炮，徹底執行命令。因為形勢已變，敵軍已鞏固防守， 必須改為“ 穩攻穩進 ”的戰術，誰有意見則留日後再解釋。 隨後，改變戰術，撤炮， 再多用近50個日與夜作戰，從1954年3月10號夜晚開始對堪藍（ Him Lam ）和獨立（ Độc Lập ）兩據點進攻，直至1954年5月7號晚取得全部的勝利，也已經歷了50多個日夜之戰，此被武將軍視為其一生“ 最困難決定 ”的時刻。公平而論，應該說，這是他個人指揮才華體現的象徵。 正如他所說， 戰役指揮所的阮孝（ Nguyễn Hiếu ）大校和軍報局副局長高化（ Cao Pha ）也應記一功，因兩人最早同意“ 穩攻穩進 ”的戰術。
   
   後來，多位軍官也承認若不改戰術， 一味冒險的攻打正如法軍指揮官那瓦爾（ 即亨利-那瓦爾 [ Henri Navarre ] ，1898年至1983年；中將 [ Général de corps d'armée ], 法國遠東遠征軍 [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çais en Extrême-Orient ] 總指揮司令。譯者註 ）和葛尼（ Cogny . 即惹尼-格尼 [ René Cogny ] ，1904年至1968年；中將。法國遠征軍駐東京最高指揮官。曾參與奠邊府戰役。與上司那瓦爾有意見衝突和公開爭執。譯者註 ）所部署的鞏固防守系統， 我軍抗戰的主要力量 --- 四個師將嚴重受挫， 戰爭的後果肯定不一樣。 中國軍事顧問們當初聽聞武將軍告知改戰術也感驚訝，但經他解釋後，他們也贊許這個打法。
   
   經歷上述的大勝利之後， 西方各軍事評論家常指出抗戰的一方曾遭受巨大的損失，比對方三或四倍還要多。 真恐怖，為勝利所付出的代價真太大的了，犧牲的全是壯男，年青俊秀，有理想的人，他們皆為民族的傑出人才。那是事實。
   
   1996年4月， 在美國華府國會舉行的研討會上， （ 美國 ）威斯莫爾蘭特（ William C. Westmoreland， 1914年至 2005年； 美國陸軍上將，越戰高峰期1964年至1968年美軍駐越最高指揮司令。譯者註 ) 將軍對我說：“ 我認為武將軍是個才華之人， 需要有才華才可以在三十多年的戰場上保持最高軍事司令的地位； 但，實話實說， 如果武將軍是美國的一員大將，那他就早已失職了，因為我們的國會，我們的社會不可以接受自己的軍隊有著如此巨大的生命損失。”
   
   我想，國家的獨立， 人民的自由生活是無價的， 即使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但共產黨的領導人已不真正的關注人民的自由，首先只關注黨的唯一和絕對的領導權， 由此， 無數烈士的生命最終成為殘暴和諷刺， 沒得到應有的回報。 這是武將軍最消極點， 這是一位被稱為“ 人民軍隊的大師兄 ”、一位名將帶有最深深的污跡之處。（ 1992、1996年 ）我曾寫兩封信給他， 提及他的四星大將軍銜是由逾萬名戰士的鮮血和白骨堆築成的， “ 一將功名萬骨枯 ”， 希望他參加、支持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運動。 只要他去探望正被當局極其殘暴對待的黃明政（ Hoàng Minh Chính ）兄，或召喚剛獲從監獄釋放出來的範貴陽（ Phạm Quế Dương ）大校來詢問事件的來歷。 這兩人曾是他手下的軍官。但他仍然忽視，無動於衷。這是他在意志、公正和人格方面上的弱點。
   
   許多人提及2004年1月武元甲致共產黨領導人的信函，要求處理涉及第二總局（ Tổng cục II ）“ 超嚴重案件 ”，交代清楚“ 五州 ”、“ 六邑 ”( Năm Chau, Sáu Sứ ) 和T4的事件，以及後來即2008、2009年要求停止在戰略地區的西原高原（ Tay Nguyên, 即中央高原 ）開拓鋁礦（ bauxite ）之事。 這是個有積極意義之舉， 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太遲，因為“ 五州、六邑 ”和T4事件已是發生於1991、93年和第二軍報局偽造的“ 第二總局 ”案也已是十年前之事的了。 武公須等到2004年，即紀念奠邊府戰役50週年時才發聲。 而且仔細觀看他所發表的內容只偏重於為自己辯護。 例如，他被 “ 五州 ”、“ 六邑 ” 偽造文件，誣告他陰謀搞政變，而T4事件則由第二總局偽造資料，誣告他和其他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 總言之，他只自我辯護，只為這個 “ 奠邊府英雄 ” 的外貌不被抹黑，保持至一百歲。
   
   他對鋁礦開拓事件的態度也顯得幾分軟弱和心不願， 與其他將領如童士原（ Đồng Sỹ Nguyên ）、阮仲永（ Nguyễn Trọng Vĩnh ）和一些高級軍官所撰寫的信函使用的詞句鋒利、重覆譴責的態度遠遠不及。
   
   勇氣是一位名將的首要本質，由此，1984年，當黎筍對《 人民報 》幾位幹部講話提及1968年的國防部長“ 膽小如兔 ”， 要到外國躲避。事實是：1968年戊申新春戰役計劃是由黎筍、阮志清、陳文茶（ Trần Văn Trà ）提出、草擬和實際指導。 當戊申戰事爆發時， 武公正在匈牙利作肝石手術後養病兩個月。實際上他並不贊成大規模進攻的企圖，只想推行襲擊戰略，攻打後便退，以保存力量作長久戰鬥。 其意見正確卻無力阻攔（ 黎筍等人 ）。

   在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們皆知道在整個30年裡， 武將軍極少在前線陣地出現。 就算是奠邊府戰役，他幾乎都只在敵方砲彈範圍之外的孟坊（ Mường Phăng . 地名，屬越南西北現稱奠邊府縣內。譯者註 ）山洞內， 在近四個月裡，也不前往或接近陣地。 戰役全勝和槍砲聲平息後，他才上戰場閱兵和詢查了解各個戰鬥的遺跡。在這之前，各大戰役如“ 中游 ”（ Trung Du。地名，指紅河中游地區。譯者註 ）、“ 和平 ”（ Hòa Bình。地名，在北越地區。譯者註 ）、“上寮 ” ( Thượng Lào。寮國東北部、與越南接壤地區。譯者註 ) 等，他都身處越北 （ Việt Bắc ； 指河內以北的六個省份地區。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此是越盟主要活動和獲支持的地區。譯者註 ）， 從極遠之處指揮而已。
   
   從南方戰爭開始至結束時（ 1959年-1975年 ）， 武公從未踏足上南方戰場（ 除了在戰爭即快要結束時，他陪同菲德爾-卡斯特羅 [ Fidel Castro ， 古巴共黨主席。譯者註 ] 在廣治-甘露 [ Cam Lộ – Quảng Trị. 越南中部地區。譯者註 ] 地域上胡志明小道一小段路作訪兩日 ）。 在那期間， 阮志清、黃文泰、黎仲晉（ Lê Trọng Tấn ）、陳度（ Trần Độ ）、黃琴（ Hoàng Cầm ）、黎玉賢（ Lê Ngọc Hiền ）、朱輝敏（ Chu Huy Man ）、團奎（ Đoàn Khuê ）等大、中將們都親臨南方戰場數年。由此，他們從南方戰爭中可以抽出顯著、徹實和最有益的經驗；人民軍幹部和學員常稱為《 新兵書 》( Binh Thư Mới )，即是各位將軍的總結報告如阮志清大將（ 以長山 [ Trường Sơn ] 為名 ）、陳度（ 以九龍 [ Cửu Long ] 為筆名 ）的一些報告文章和黃明草（ Hoàng Minh Thảo ）、阮友安（ Nguyễn Hữu An ）等人為高級軍事學院所作的總結資料等都比武將軍的貢獻還大得多。
   
   武將軍之弱處是文筆不佳， 若不說欠佳，也可說是沒什麼可引人矚目。 他離開了，留下數十卷書，數百篇論文、報告，（ 大部分由軍人作家友梅筆錄的 ）數十本回憶錄和諸多國內、外記者的訪問記錄等， 有幾本好的、 突顯其個人特色的軍事思想留給後世的嗎？ 這難說了。 我曾多次參與他在國防部、總參謀部、高級軍事學院、陸軍軍官學校、各軍區等地的演講，可以說他欠缺的是以形象、有趣、具有特徵的引證和有益的資訊傳達給聽眾。 他不像阮志清有雄辨和引入注目之才，不像陳度有講故事的趣味，不像老將黎仲晉講話充斥生動和活力， 不像馮世才（ Phùng Thế Tài ）將軍那坦率直言的膽量，也不像丁德善（ Đinh Đức Thiện ）將軍那平易近人的風格。
   
   武元甲將軍原是（ 河內 ）升龍私立學校的歷史教師，他沉醉於研究歷史， 通曉拿破崙的軍事才華。 武公生來聰明，眼睛明亮，有好的記憶力。 但是，他就讀師範的被人們常稱為老套的文章陳述方式充斥著規律、原則，重覆又重覆，令聽者厭煩。 從來都只會提及由黨絕對的領導， 有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有人民軍，人民的軍隊， 從人民中來，為人民而戰，獲人民庇護，供養；擁有三類軍種：主力軍、地方部隊和游擊隊，在三種地區緊密配合：山林、中游和平原； 自由區、爭奪區和暫時佔領區；在戰略、戰役、戰術和戰鬥方面上處處保持主動權， 前線和後方緊密結合…… 等等，說來說去都是這些東西。
   
   英國皇家軍隊的皮特-麥當勞（ Peter G. MacDonald 。準將 ; 現已退役，目前仍熱衷撰寫歷史、軍事歷史等書籍。譯者註 ）將軍曾於1987年來到越南與武元甲會面，他所撰寫的《 武元甲：兩場印度支那戰爭 》（ GIAP – les deux guerres d’ Indochine，法譯本, 巴黎巴林（ Perrin ）出版社1992年 ）中寫道：“ 在紙上所記載武將軍的思想常令人看後煩悶至死。” （ ses pensées transcrites sur le papier sont souvent mortellement ennuyeuses. ） 這個判斷與事實較為相符。
   
   麥當勞將軍在其350頁的書末結論寫道 ：“ 自年少起，武元甲將軍已浸淫共產主義的學說。 實在可惜，經歷了幾十年之久， 以其聰明的人應可自我作警戒： 他所參與建設的體制是嚴重之錯， 由此為其同胞應尋找另一條的幸福之路。 有如一個中古時代的天主教徒，因恐懼放棄宗教信仰而被重罰的一樣， 武將軍盲目地追隨由胡志明所指導的馬列主義路線而服務。”
   
   這是一位老練軍事家的客觀定論。他曾在英國軍隊中從軍32年，曾在26個國家生活，曾對奠邊府之役深刻研究，曾是《 世界歷史 》（ 1987年 ）的主編。
   
   諸多的人皆認為武元甲將軍最大的悲劇是： 一位名將，有知識和聰明，但又欠缺聰明和勇氣盡早認識和放棄一種嚴重錯誤的理論，它為人民只帶來破壞和損失，直至他閉眼的一刻，至今其人民仍還未有自由和幸福。
   
   嶺南遺民譯
   2013年10月27日

武元甲將軍---反對戰爭的人  

   作者 ：皮德爾-阿瑟蘭 ( Pierre Asselin )
   
   寄自美國， 2013年10月28日   

 


   武元甲已被主戰派踢出反美戰爭機器之外
   
   武元甲實際上是一位非凡之人。最值得注意的， 他是1954年春季越盟在奠邊府戰勝法軍的建築師。
   
   這場勝利導致簽署日內瓦協議，結束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至1954年）和終結了法國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的殖民統治。
   
   但是，在西方，人們對武元甲仍然錯誤解讀。 可能圍繞著他身邊最神秘的偉大傳說是在1965年後他繼續指導共產黨反抗美國以及其南越同盟的戰爭。 實際上， 1965年後，武元甲在共產黨策劃的戰爭戰略中並無擔當重要的角色，反而在一開始他便真正的反對這場戰爭。
   
   1954年7月日內瓦協議簽訂後， 武元甲和胡志明指導在南、北越兩地的追隨者停止戰鬥，在17度緯線以南戰區的士兵集結北上，並相信根據日內瓦協議在兩年後經全民總選舉，實現國家和平統一。
   
   胡志明和武元甲相信協議是可行的。 此外， 拒絕和平及其立即再點燃戰火可能會刺激美國導致軍事干涉。 在八年的長期戰爭後，他們所領導的軍事力量在精神和物資上絕不可能再立即與美軍碰撞。奠邊府是一次完美的勝利，但這戰役也在人力和物資上須付出過分的代價。
   
   由此， 1954年後和我們所知道的全國總選舉、實行國家統一並沒有發生， 胡志明和武元甲是屬於熱衷在南方“ 和平鬥爭 ”，避免挑戰華盛頓和在北方“ 建設社會主義 ”的黨內一派。
   
   在此期間，越南民主共和國政權努力推行充斥野心的計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重整和現代化北方的武裝力量 --- 越南人民軍，並動員上萬名的青年人入伍，實行上述的目標。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6年初開始倡議與敵人西方資本主義“ 和平共處 ”的政策更確切說明了胡、武兩人反對在越南再發動戰爭的觀點。 （ 毛澤東和中共領袖則在此期間起一直極力慫恿、支持越共反美、繼續推行戰爭。譯者加註 ）
   
   1954年停止“ 解放鬥爭 ”和1956年後不立即重燃戰火的決定已使一些在南越的共產黨領導人不滿。
   
   “ 兩派決裂 ”  
   


   作者認為黎筍和主戰派已早把胡志明和武元甲一派踢出政局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努力指導越盟在南越戰鬥的黎筍，以及其助手黎德壽對胡志明、武元甲兩人支持日內瓦協議感到極其憤怒。 前兩者後來被召返回河內。從此，兩人開始號召立即在南越恢復武裝鬥爭的戰役。
   
   兩人所主張的路線和胡、武的反對造成了越共領導層內的決裂，一方是由胡、武以及其追隨者至少在那時期贊成不搞戰爭的黨員組成“ 溫和派 ”和另一方是“ 主戰派 ”，包括黎筍、黎德壽和阮志清等人認為“ 解放南方 ”是急不及待的任務。
   
   南越總統吳廷琰被推翻後，在河內黨內兩派的爭論在1963年底升至高潮。
   主戰派此時認為增強南下軍力的時機已到， 他們在河內組織一場政變，全面奪取黨內重大事務的決定權。
   
   在胡志明、武元甲和其他溫和派成員被踢出領導實權機器後， 黎筍、黎德壽、阮志清和範雄（ Phạm Hùng ）已掌握了在河內決定政策的權力。 在黎筍的催促下，1963年12月，越共領導層推出第九號決議，呼籲消滅南方敵人和開展一場“ 偉大的戰爭 ”，“ 解放 ” 17度緯線以南的地區。
   
   在1965年開展反美戰爭期間，武元甲在北越只主要的扮演具有禮儀性質的角色。也正如胡志明一樣， 他成為黨內無聲譽、無威信和在國際上無吸引力的另一派推行積極反美戰爭的工具形象而已。
   
   1968年的“ 總進攻 ”戰役與武元甲將軍毫無關聯。 實際上，武元甲反對此計劃。 總進攻是黎筍的精神產兒。 比胡志明，和肯定比武元甲，黎筍是在河內負責這場反美戰爭的領導者。在這個意義上， 他才是1975年共產黨軍隊取得勝利的“ 真正 ”建築師。
   
   黎筍取得了1975年對美國人以及其同盟的勝利肯定是比武元甲將軍於1954年對法國人所取得的勝利還來得更為“ 全面 ”，但它須付出的代價也更大。
   
   武元甲在反美戰爭中沒有什麼的功績，也正如他在河內最後的勝利中不應負起重大損失的錯誤之責。
   
   1954年之後， 武元甲應該是一位反對越南戰爭的人。
 
   嶺南遺民
   2013年10月2 
   作者皮德爾-阿瑟蘭先生系美國太平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文章只體現其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越南多名老黨員致黨中央公開信（全文）
2014年7月28日

      致越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體黨員：      
   多年以來，越南共產黨帶領民族走上一條蘇聯模式、稱以馬列主義為基礎建設社會主義之路。 以往近三十年的改革工程是為修改錯誤但並不徹底的經濟路線，同時仍維持原來一黨獨治的體制箝制自由、民主和分裂民族。 錯誤之路與官僚、退化的執政機器製造了各個既得利益者團體的壟斷、不公平和貪腐的現象，使國家臨入全面的危機，與鄰近多國相比日趨落後。
   
   與此同時，長久以來中國領導層已意謀將我國置於為服務中國的利益、附屬於它的地位。從1990年成都會議（ 指越中最高領導人在成都秘密會晤。譯者註 ）之後至今，越南在對華關係中曾有許多的容忍，須付出昂貴的代價和愈是容忍，中國就愈迫近打壓。最近，在複雜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已有諸多新的升級行為，意圖侵略和霸占東海，視越南為最弱的一環，須首先克除。 事實已清晰的暴露所謂的“ 共同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 只是愚蠢的認識和 “ 四好、十六字 ”（ 指中國江胡時代對越南推銷所謂的“ 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對手 ” 和 “ 長期穩定、邁向前方、友好鄰邦、全面合作 ” 的兩國關係指導方針。譯者註 ）只是為了掩飾其擴張的野心。至今，中國擴張的勢力已走了重要關頭的步伐，意圖將越南變成其 “ 新型的諸侯國 ”。
   
   此令人痛心的實況暴露了以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軟弱的能力和責任心。
   
   全體越南共產黨黨員，包括我們在內，需要在上述的情況下擔負起民族之責和需要為克服那些錯誤付出一份積極的力量；但首要的責任在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局的身上。
   
   因此，所有以下簽名的我們 --- 越南共產黨黨員以入黨時發誓為國為民的忠誠信念，必須闡述我們的思考並提出以下幾項要點:
   
   1、在國家面臨嚴峻的形勢下，以其責任心和地位，越南共產黨須自覺和主動地改變綱領，放棄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確實改為民族和民主的路線，重點是以堅決但又溫和的方式改全面專制為民主的政治體制。從此時此刻起， 在全黨和國內必須坦率和民主地討論關於國家各方面的情況和面臨中國極為赤裸裸霸占東海新行動的挑戰的問題。制定改變目前嚴重地依賴中國和落後的經濟結構的道路，建設真正的民主法制國家系統。只有如此才可以發揮越南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物質的力量，增強團結，實現民族和解並爭取進步人類的強力支持，開拓發展事業和保衛國家的新紀元。
   
   上述的觀點需要馬上貫徹和執行至各級黨大會以及第十二次全國黨大會上，使各個代表可以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投票，符合大會的政治要求。同時，將要舉行的國會選舉必須實行真正的民主，建造一個專業、真正為民的國會，達到使用立法程序可改變政治體制的方式。
   
   立即需要做的是，為體現改變政治體制的真的心意，獲取民心，政府各機構停止對愛國示威的民眾，對各個新成立的公民社會組織的騷擾、鎮壓和隨意定罪的各種行為，釋放那些因公開其政治觀點而曾經或正在被判決刑事罪的人。
   
   2、 黨和國家領導人應一致認識到中國擴張勢力對我國的意謀和行動，放棄那些糊塗的認識和幻想；並需要有目前的和長遠的政策，為使在任何的形勢下均可保衛獨立、國家的主權和完整的領土，脫離依賴中國，建設和諧、平等合作的鄰邦關係，以及栽培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
   
   作為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知道和需要知道越中關係裡的真相和曾與中國簽署的各個攸關重要的條約如1990年的成都協議、陸地和北部灣邊界條約以及各個經濟協議等。
   
   在反對中國想獨佔東海成為其內湖的擴張行動的鬥爭中，目前重要和急迫須做的事是必須盡快將中國告上國際法庭，目的是為了發揮我國的正義力量。同時，越南需要主動與東海周邊各國妥協，解決關於海上島嶼和礁石灘的主權爭執的問題；鞏固與東盟各國，首先是與東海周邊各國的團結和統一。
   
    “ 不與任何國家結盟反對第三國 ”的觀點是自我捆綁，與實際不符，必須改變。
   
   祖國正臨危，同時也面臨可作大改變的時機！各個愛國黨員的責任是需要與全民掌握此機遇，超越挑戰， 為保衛國家和發展事業開拓一個新的時代
   
   錯過了這時機就是民族的罪人！   
   
   **   
   致越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體黨員公開信簽署人名單
   
   1.阮仲永（ Nguyễn Trọng Vĩnh ）, 1939年入黨，少將、原第三屆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後備委員、原越南駐華全權特命大使，河內。
   2.陶春參（ Đào Xuan Sam ）, 1946年入黨，原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經濟管理系主任、原政府總理研究委員會成員，河內。
   3.陳德原（ Trần Đức Nguyên ）, 1946年入黨，原政府總理研究委員會會長，河內。
   4.阮文宣（ Nguyễn Văn Tuyến ）, 1946年入黨，大校、舊軍人，河內。
   5.黎維密（ Lê Duy Mật ）, 1947年入黨，少將、原第二軍區司令兼參謀長、1979年至1988年河江省味串陣地（ Mặt trận Vị Xuyên, Hà Giang ）指揮員，河內。
   6.謝庭遊（ Tạ Đình Du，又名高山 [ Cao Sơn ]), 1948年入黨，大校、舊軍人，河內。
   7.武國俊（ Vũ Quốc Tuấn ）, 1948年入黨，前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 ）總理助理，河內。
   8.阮友坤（ Nguyễn Hữu Côn ）, 1949年入黨，大校、舊軍人、原第二軍團後勤部參謀長，河內。
   9.黃顯（ Hoàng Hiển ）, 1949年入黨，原海軍中校，河內。
   10.杜家科（ Đỗ Gia Khoa ）, 1949年入黨，原公安部和海軍總局幹部，河內。
   11.何諄中（ Hà Tuan Trung ）, 1949年入黨，原中央檢查委員、原《 檢查 》（ Kiểm Tra ）雜誌總編輯，河內。
   12.阮氏玉荃（ Nguyễn Thị Ngọc Toản ）, 1949年入黨，大校、教授、舊軍人、原108軍醫院科系主任，河內。
   13.范春方（ Phạm Xuan Phương ）, 1949年入黨，大校、舊軍人、原越南人民軍政治總局專員，河內。
   14.蘇和（ Tô Hòa ）, 1950年入黨，原《 西貢解放報》（Sài Gòn Giải Phóng）總編輯。
   15.武文孝（ Võ Văn Hiếu ）, 1950年入黨，原南方局中央宣訓委員會幹部。
   16.黃隨（ Hoàng Tụy ）, 1950年入黨，數學教師，河內。
   17.黃促晉（ Huỳnh Thúc Tấn ）, 1951年入黨，原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河內。
   18.謝庭聽（ Tạ Đình Thính ），1951年入黨，原黨中央辦公室事務司司長，河內。
   19.原玉（Nguyên Ngọc）,1956年入黨，作家、原越南作家會黨團秘書長，會安 (Hội An )。
   20.將來（ Tương Lai ）, 1959年入黨，原社會學學院院長、武文傑總理顧問組成員，胡志明市。
   21.阮克梅（ Nguyễn Khắc Mai ）, 1959年入黨，明哲中心 ( Trung tam Minh Triết ) 主任，河內。
   22.陶公進（ Đào Công Tiến ）, 1960年入黨，原胡志明市經濟大學校長、越南經濟會副主席，胡志明市。
   23.武靈（ Vũ Linh ）, 1962年入黨，原河內百科大學太陽PIN工程主任，河內。
   24.阮建福（ Nguyễn Kiến Phước ）, 1962年入黨，原《 人民報 》（ Nhan Dan ）編輯委員會委員，胡志明市。
   25.阮氏玉珠（ Nguyễn Thị Ngọc Trai ）, 1963年入黨，作家兼記者、原越南作家會《 文藝報 》（ Văn Nghệ ）副總編輯，河內。
   26.武文村（ Võ Văn Thôn ）,1965年入黨，原胡志明市司法所所長，胡志明市。
   27.阮中（ Nguyễn Trung ）, 1965年入黨，原越南駐泰國大使，河內。
   28.黃金寶（Huỳnh Kim Báu）,1965年入黨，原胡志明市愛國知識者會總秘書長，胡志明市。
   29.夏庭原（ Hạ Đình Nguyên ）, 1965年入黨，原西貢大學生總會配合行動委員會主席，胡志明市。
   30.阮文理（ Nguyễn Văn Ly ，又名思結 [ Tư Kết ]), 1966年入黨，原西貢城委梅志壽（ Mai Chí Thọ ）之秘書、原胡志明市文化通訊所黨委副秘書，胡志明市。
   31.黎公柔（ Lê Công Giàu ）, 1966年入黨，原胡志明市胡志明共產主義青年團常委副秘書、原胡志明市投資貿易促進中心主任，胡志明市。
   32.卡良義（ Kha Lương Ngãi ）, 1966年入黨，原《 西貢解放報 》副總編輯，胡志明市。
   33.蘇潤偉（ Tô Nhuận Vỹ ）, 1967年入黨，作家、原承天-順化（ Thừa Thiên - Huế ）省文學藝術會主席兼秘書、《 香江 》（ Sông Hương ）雜誌總編輯，順化。
   34.范德原（Phạm Đức Nguyên）, 1968年入黨，建設學科博士、副教授，46年黨齡，河內。
   35.裴德萊（ Bùi Đức Lại ）, 1968年入黨，原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事務司司長、二級專家，河內。
   36.呂方（ Lữ Phương ）, 1968年入黨，原南方臨時革命政府文化部次長，胡志明市。
   37.阮黎秋安（ Nguyễn Lê Thu An ）, 1969年入黨，前崑崙島（Côn Đảo）監獄政治犯, 胡志明市。
   38.阮登光（ Nguyễn Đăng Quang ）, 1969年入黨，退休公安、大校，河內。
   39.陳文龍（ Trần Văn Long ）, 1970年入黨，原胡志明市胡志明共產主義青年團委員會副秘書，胡志明市。
   40.阮氏金芝（ Nguyễn Thị Kim Chi ）, 1971年入黨，優秀藝人、電影導演，河內。
   41.黃晉敏（ Huỳnh Tấn Mẫm ）, 1971年入黨，1975年前原西貢大學生總會主席、原第六屆國會代表、原《 青年報 》（ Thanh Niên ）總編輯，胡志明市。
   42.武氏玉蘭（ Võ Thị Ngọc Lan ）, 1972年入黨，原胡志明市公安幹部。
   43.何光榮（ Hà Quang Vinh ）, 1972年入黨，退休幹部，胡志明市。
   44.阮德春（ Nguyễn Đắc Xuan ）, 1973年入黨，作家、文化研究員、原西原中部區（ khu Miền Trung - Tay Nguyên ）《 勞動報 》（ Lao Động ）總代表, 順化市。

    45.黎登營（ Lê Đăng Doanh ）, 1974年入黨，經濟學博士、原政府總理研究委員會成員，胡志明市。
   46.周好（ Chu Hảo ）, 1974年入黨，原科學技術部次長，河內。
   47.阮春花（ Nguyễn Xuan Hoa ）, 1974年入黨，原承天-順化省文化通訊所所長，順化。
   48.阮微啟（Nguyễn Vi Khải）,1974年入黨，原政府總理研究委員會成員，40年黨齡，河內。
   49.高立（ Cao Lập ）, 1974年入黨，原胡志明市文化通訊系黨委秘書。
   50.黎親（ Lê Than ）, 1975年入黨，前崑崙島監獄政治犯、原西貢SG-RIVERSITE 聯營公司董事長，胡志明市。
   51.吳明（ Ngô Minh ）, 1975年入黨，作家兼記者，順化。
   52.陳京毅（ Trần Kinh Nghị ）, 1976年入黨，外交部退休幹部，河內。
   53.胡安（ Hồ An ）, 1979年入黨，記者，胡志明市。
   54.團文方（Đoàn Văn Phương ）, 1979年入黨，原軍隊中央局交流委員會戰士，胡志明市。
   55.胡威廉（ Hồ Uy Liêm ）, 1980年入黨，原越南科學與技術聯合會代主席，河內。
   56.陳廷史（ Trần Đình Sử ）, 1986年入黨，越南文學博士、教授，河內。
   57.黎文戀（ Lê Văn Luyến ）, 1987年入黨， 原南方中央局宣訓委員會幹部，胡志明市。
   58.阮家好（ Nguyễn Gia Hảo ）, 1988年入黨，原武文傑總理顧問組成員，河內。
   59.范之蘭（ Phạm Chi Lan ）, 1989年入黨，原政府總理研究委員會成員，河內。
   60.陶進詩（ Đào Tiến Thi ）, 1997年入黨，碩士、越南語言學會幹事會委員，河內。
   61.阮原平（ Nguyễn Nguyên Bình ）, 1996年入黨，中校、舊軍人，河內。
   
   嶺南遺民譯
   2014年8月1日

越南退休將領要求公布中越成都會議細節   

   BBC, 2014年9月4日
   
   

   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在越南國內引發抗議

   

   越南軍隊和警察部隊的20名退休高級官員發表致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要求越南政府公開中越兩國在1990年成都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內容。
   
   這封信的日期是9月2日，即越南獨立日。聯署者中包括已退休的中將黎有德，以及5位少將，其他人都擁有上校軍銜。
   
   公開信要求越南政府向公眾說明中越關係的現狀，以及兩國間在領土、領海問題上的協議。
   
   公開信特別提出，越南政府應向人民說明，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之前，中越兩國在1990年的中越成都會議上在哪些具體問題上達成了協議。
   
   1990年9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在中國四川的成都市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舉行秘密會議。
   
   一年後的1991年11月，新任越共總書記杜梅正式訪問中國，兩國宣佈中越關係正常化。
   
   中國官方認為，成都會議是「中越關係的轉折點」。
   
   
   

   中國官方認為，成都會議是「中越關係的轉折點」。
   
   但是，越南國內許多人懷疑，當時的越南領導人在蘇聯解體後急於改善中越關係，因而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甚至有傳言說，越南領導人在成都會議上同意讓越南逐步變成中國的一個「自治區」。
   
   在接受BBC越南語部採訪時，該信的簽署人之一裴文補上校對越共產黨在中越領土爭議中的決定權提出質疑。
   
   他說：「國家的主權屬於所有人民，而不只是黨的領導人。因此，在領土問題上，黨的領導人不能自己做決定。」

戰爭紀念
   
   公開信還要求越南政府對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中的陣亡軍人進行正式的紀念。
   
   中國政府把這場衝突稱為「自衛反擊戰」，但越南認為這是中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最終被越南軍隊挫敗。
   儘管越南官方每年隆重紀念所謂抗法、抗美戰爭，但對這場中越戰爭卻較少提及，也沒有正式的紀念活動。
   
   公開信認為，當局「故意忽視」了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以及中國和南越之間的西沙海戰，「不僅無視歷史，侮辱為祖國犧牲的官兵，還會嚴重地影響軍隊的鬥志。」
   
   公開信要求當局尊重中越邊境戰爭和西沙海戰老兵的榮譽，並重新修整已被忽視了20多年的中越戰爭公墓。 

辨清敵友
   
   中國和越南5月份在西沙群島爭議海域發生對峙後，越南國內有一種呼聲，要求政府重新審視其外交戰略，加強與美國和日本的合作，以應對中國的威脅。
   
   這封公開信表達了類似的想法。聯署的退休將領們說，希望政府能夠認真地看清楚，當今對越南來說，到底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歷史證明，人民必須對北方鄰國入侵的威脅保持警惕。中國在我們的專屬經濟區內架設981鑽井平台，儘管現在已
   暫時撤離，但他們並未放棄佔領東海（編注：即南中國海）的意圖。」
   
   「歷史還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以前的敵人進行了有效而長期的合作。」
   
   公開信呼籲，不要因為保守的思想而失去與先進國家合作發展經濟、加強國防和保衛國家的機會。
   
   

   越南國內有些人主張和美國改善關係，避免依賴中國

不能鎮壓人民
   
   公開信也對越南國內政治表達了看法，要求更多的民主權利，並警告當局不要動用人民軍進行「任何對越南人民有害的行動」。
   
   公開信說：「憲法規定的軍隊職責是保衛國家，抵禦外國侵略。因此，國家必須立即停止動用軍隊進行反人民的行動，比如強徵土地或制止和平的愛國示威活動。」
   
   信中還要求越南警察部隊「保衛國家安全，保障社會穩定，打擊犯罪，但決不能鎮壓僅僅是在要求政府滿足其正當要求的無辜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公開信的收信人是國家主席張晉創和總理阮晉勇，而不包括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
   
   BBC越南語部編輯阮江認為，聯署公開信的將領們似乎是有意忽視了黨的總書記。
   
   越南國內對阮富仲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的表現有很多批評。許多異議人士認為，阮富仲沒能有效地抵制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
   
   
   （編譯：秦川 責編：李莉）

廿名前越南軍官致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建議信（全文）

   廿名人民武裝力量前軍官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建議信
 
   2014年9月2日
   

   致尊敬的
   國家主席、人民武裝力量統領、國防和安全委員會主席張訊
   政府總理阮晉勇   
   
   我們是終生常以 “ 忠於國、孝於民 ” 的信念、以維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的軍人，國家在安全、主權和發展方面上遭受威脅時，在面對嚴峻的形勢，我們感到無限的憂慮並認為需要對國家領導人提出以下一些的建議：
   
   1、以人民為命名的武裝力量需要常以人民為重，由此在任何的事情中都不能動用軍隊和公安損害人民。 武裝力量之力度只可依靠人民，由此不能失去人民的信任。 故此，為了保衛軍隊的信譽，作為憲法所規定 “ 國防 ” 任務，即是當有外侵來到，保衛祖國的力量， 必須馬上停止動用軍隊，以對抗的性質來對付人民，例如圈地封地、阻止各種和平的愛國遊行等等。為了恢復公安的信譽， 很好地執行憲法所規定的任務是 “ 保衛國家的安全和維持社會的秩序、安全，防止罪行和拘捕罪犯 ”， 而絕不可濫用公安力量，鎮壓無辜、只要求合理解決問題的人士。
   
   2、 武裝力量的戰士們只需要安心的訓練和隨時為保衛祖國而捨身，他們確信其作出的貢獻應獲國家正當的承認和家屬將獲國家照顧周到。 故意忽視1979年北方邊界戰爭和幾場保護海島的海戰不但是否定歷史，傷害了同胞和曾為祖國捨身的戰士，還嚴重地影響武裝力量戰士的戰鬥精神和決心。 那是錯誤的做法，不許再犯。為了克服後果，必須迅速處理對傷殘士兵和烈士家屬不合當的行為。尤其是，必須盡快為被遺忘、北方邊界戰爭和保衛海島而捨身的傷殘士兵和烈士家屬恢復名義和提供應得的利益，迅速修整逾二十多年來被遺棄在北方邊界的各個烈士陵園。
   
   3、武裝力量需要清晰確定誰是對手，在敵我的問題上絕不可半點模糊。 軍隊作戰的對象必須是在目前和未來對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具有威脅的勢力，而不是那些屬於過去的對手。公安所對付的對象應是犯罪分子和違法的行為，不管是在執政機器之內或外的範圍，而不是那些無辜的民眾。 歷史已指出，我們的人民必須經常提高警覺，預防來自北方鄰邦侵略的危機。中國在屬我國的經濟專屬區內設置HD981海洋鑽井平台，雖目前暫已撤走，但事件讓人們看到他們不會放棄霸占東海的決心。 歷史也使人們看到， 二次世界大戰後， 多個曾是敵對的國家已經互相合作，並極為有效和能夠鞏固其力量。例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美、英、法三國、日本和美國、越南和法、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由此，為發展經濟和科技，提高國防力量和在保衛國家的事業上爭取國際的支持，不可只因那些保守、教條的觀念而錯失與各先進文明強國合作的機會。
   
   4、作為國家的主人和拿槍的衛國者，人民和武裝力量戰士必須正確獲悉國家的實況。因此， 國家需要向人民清晰地報告越中關係的實況和關於邊界、海島的領土問題的協議、對國家主權和安全存有極大影響的各個經濟協議等。至於成都會議，有消息說，中國的新華社和環球時報曾公佈雙方妥協的內容，其中包含：“ 越南希望並願意接受成為北京中央政府屬下的一個自治區，有如中國管治下的內蒙、西藏、廣西等地那樣。中方同意並接受上述建議，以及讓越南三十年的時間（ 1990年至2020年 ）使越南共產黨解決各必要的步驟，加入中國各民族的大家庭。” 我們不知此說的虛實究竟如何， 要求主席和總理讓我們和人民清晰知道1990年成都會議中所達成的協議。 最近越南共產黨總書記特派員訪問中國曾與中方妥協，定下越中關係指導發展的三項原則，但其內容只是泛泛之語，不提及實況和停止中國擴張勢力意圖霸占東海，侵略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為。 還不知道具體的內部妥協是什麼， 但是，全民和全軍則要求我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面對中國擴張勢力的侵略意謀和行為之時，必須有正確的對策，不可接受顯現出臣服的態度，並要求必須公開、清楚解釋雙方關係的實況。

   以上是幾項急迫的要求， 皆為恢復軍隊和公安在人民中的信譽，同時為加強武裝力量的戰鬥力，以致可適應在保衛祖國的事業中的巨大挑戰。
   
   簽署人名單
   
   1. 黎友德（ Lê Hữu Đức ）， 中將，前參謀總部作戰局局長；
   2. 陳明德（ Trần Minh Đức ）， 少將， 前廣治-承天-順化（ Trị Thiên – Huế ）陣線後勤副司令；
   3. 黃得香 （ Huỳnh Đắc Hương ）， 少將，前越南駐寮志願軍司令兼政委；
   4. 黎維密 （ Lê Duy Mật ），少將，前第二軍區副參謀長司令；
   5. 裴文癸 （ Bùi Văn Quỳ ），少將， 前坦克裝甲部隊政治副司令；
   6. 阮仲永 （ Nguyễn Trọng Vĩnh ），少將， 前第四軍區政委；
   7. 裴文蓬 （ Bùi Văn Bồng ），大校，前九龍江平原（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地區《 人民軍隊報 》（ báo Quan đội Nhan dan ）總代表；
   8. 范貴陽（Phạm Quế Dương），大校，前《軍事歷史》（Lịch sử Quan sự ）雜誌總編輯；
   9. 阮家定 （ Nguyễn Gia Định ）， 軍隊電影優秀藝人；
   10. 黎紅河 （ Lê Hồng Hà ）， 前公安部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黨部委員；
   11. 范顯 （ Phạm Hiện ），大校， 前援助柬埔寨專家團B68辦公室主任；
   12. 春方 （ Xuan Phương ），大校， 前總政治局研究局專員；
   13. 阮登光 （ Nguyễn Đăng Quang ）， 大校， 前公安部幹部；
   14. 陶春參（ Đào Xuan Sam ），河內舊軍人， 前胡志明市國家政治學院經濟管理系主任；
   15. 謝高山 （ Tạ Cao Sơn ），大校， 前第二軍區副參謀長；
   16. 團事 （ Đoàn Sự ）大校， 前總政治局出版局副局長；
   17. 黎文仲 （ Lê Văn Trọng ）大校， 前總參謀部研究局歷史委員會主任；
   18. 阮世長 （ Nguyễn Thế Trường ），大校， 前中部地區《 解放軍報 》（ báo Quan giải phóng）總編輯；
   19. 阮文宣 （ Nguyễn Văn Tuyến ），大校，前起義幹部、前軍事歷史學院幹部
   20. 阮輝文 （ Nguyễn Huy Văn ，即金山 Kim Sơn ), 大校， 老練革命者、前總參謀部作戰局指揮委員會副主席。
   
   
   嶺南遺民譯
   2014年9月6日

河內舉辦“土改”展覽但遭暫關閉（圖）

   
   越南河內的國家博物館於9月8日首次舉辦以“ 1946年-1957年土地改革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1946-1957 ）為題、關於北越土改的展覽，目的是為紀念土改運動六十週年，宣揚共產黨的“ 革命成果 ”。但卻引來越南國內外不少爭議（ 本文暫不轉述這爭議內容 ）。
   
   然而，三日後，9月11日上午，河內市近郊的陽內（ Dương Nội ）一批“ 冤民 ”（ 被“ 徵收土地 ”）穿上寫有”保衛人權“字樣的紅衣，拉隊前往博物館參觀。時為早上11點，該館保衛人員以接近午息為理由拒絕這批人進入。冤民在附近的公園吃午飯並休息後，下午兩點再次要求進館。可再遭館員謝絕參觀，並說：展館發生燈光故障問題，需暫閉館。
   

   


   冤民不獲進館後在館門前示威
   
   
   另據當晚一記者在網上說，黨中央文宣部、政府文化通訊部的代表和歷史博物館負責人在當天下午開會，討論尋找以何種理由來關閉今次關於土改的展覽，並下令舉辦另一展覽代之。
   
   
   以下為在土改展覽中拍攝的圖片：
   
   


   1、展覽主題宣傳刊畫
   
   
   


   2、 9月8日已開張關於土地改革展覽是在越南首次舉辦至今仍具爭議的歷史事件的展覽
   
   
   


   3、現場展示約150件與土改有關的實物、原文件、相片等資料，原意是為公眾了解當年的土改狀況
   
   
   


   4、展物包括一些谷米記載冊和債務記事冊等
   
   
   


   5、 還展示一些至今仍然被視為“地主惡霸”典型家庭的實物如睡床、茶櫃等
   
   
   


   6、還有復原稱為“貧雇農”的土寮茅屋，意為“體現”當年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強烈的對照
   
   
   


   7、會上還展示一些在執行土改時的錯誤指導方針和後來改錯的文件
   
   
   


   8、然而，不少的意見認為展覽會只強調土改的成果，還未反映出土改的全面情況和由土改所導致的不良後果
   
   
   


   9、 越南歷史學者楊忠國（Dương Trung Quốc）認為，在還沒有對土改作出正式總結的背景下舉辦展覽，故此， 不管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努力如何也“當然將有極大的限制”
   
   
   嶺南遺民
   2014年9月11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和越南網絡
   

從“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案”至攻打南方

   


   圖一、“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成員之一黎仲義大校剛去世
   
   
   據被涉及“ 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案 ”其中之一成員，自1964年起須在莫斯科過流亡的人士說，現時和後繼的越南領導層也難以將重新審閱和評價其案。

   
   前河內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阮明謹 （ Nguyễn Minh Cần ）先生還說，越共難以為南北戰爭（ 指越南戰爭。譯者註 ）辯護。 1964年，阮先生曾拒絕河內共產黨要求他棄學，離開蘇聯返越。
   
   本年2月24日，在BBC 越語組記者阮雄（ Nguyễn Hùng ）的訪問中，阮明謹首先談及“ 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案 ”中之一名受害者，也剛在本月22日於河內去世的黎仲義 （ Lê Trọng Nghĩa ）大校：
   
   “ 黎仲義大校是在八月革命中擔任重要角色的人物……
   
   那時義兄代表越盟與陳仲金（ Trần Trọng Kim ）政府協商。即是說在雙方會晤協商中有義兄出席。
   
   後來他在武元甲大將部屬下工作（ 擔任武的秘書。譯者註 ），他是一個極有品德的人和在工作中十分堅持自己觀點的人。
   
   他的觀點，也是我們全體人的觀點，這些兄弟被劃入為‘反黨修正主義集團’，即他們不接受走毛澤東路線的人。
   
   走毛澤東路線，想或不想，將引致用武裝鬥爭來製造出南北戰爭。
   
   義兄的態度極為清晰，堅持到底。 那是我對他最敬重之點。”
   
   阮明謹先生在2月24日對BBC 記者如是說。
   
   
   
   “ 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案 ”的源頭
   
   
   阮明謹解釋拘捕一批軍官、胡志明主席和武元甲大將身邊親信的事件。他說道：
   
   “ 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案開始是越南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具體是黎筍、黎德壽 ( Lê Đức Thọ ) 、阮志清 ( Nguyễn Chí Thanh )、陳國環 ( Trần Quốc Hoàn ) 和素友 ( Tố Hữu ) 等人想改變黨中央當時的政治路線，跟從毛澤東的路線……，即是準備南北戰爭的路線。”
   
   “ 正如眾所周知， 毛澤東常說‘世界大亂，對中國有利’。”
   
   
   


   圖二、阮明謹與其俄籍妻子現仍居於莫斯科
   
   
   阮先生說，他和其他很多人不同意毛澤東的路線。毛想河內攻佔南方，而中國則可以擴展在該區域的影響。
   
   這位前河內市政府副主席為反對戰爭作更多的解釋：
   
   “ 我們依據那時（ 1960年 ）越南勞動黨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是以和平手段為統一（ 國家 ）的鬥爭。
   意想採取戰爭的手段則需要是中央的決定，而中央則需要跟從黨大會的路線……。”
   
   “ 可是，更為深遠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南北戰爭將製造不少民眾的苦難，這是我們早已認識到的問題。”
   
   阮先生再次提及1963年第9次黨中央委員會大會的經歷，那時，人們已放棄了第三次黨大會關於以和平手段統一國家的決議並改為武裝鬥爭。
   
   “ 在第9次黨中央委員會大會上， 胡志明主席離場不投票，武元甲大將投白票。黨中央委員黎廉（ Lê Liêm ）先生後來對人們說。”
   
   “ 那就說明， 就在最高領導人之中也有部分的人不贊成，但是，黎筍、黎德壽、阮志清、陳國環和素友等一派日趨佔優勢，最終胡老也要沉默和武元甲更要沉默，甚至黎德壽曾說過他們想取下大將的頭顱。”
   
   據阮先生所說，這些“ 反黨修正主義集團 ”成員後來還被劃為蘇聯“ 間諜 ”而定罪。
   
   阮先生說，面對越南的行為，蘇聯那時也“ 沒有明顯表示出什麼反對越南的行為 ”。
   
   但是，後來正是黎筍也與毛澤東有矛盾，河內轉入莫斯科的軌道。
   
   
   
   難以再評價
   
   
   這位前河內市政府副主席說將不會出現現時或後繼的越南領導人重新審閱評價1960年代所發生的事件。
   
   
   


   圖三、據說武元甲在關於使用武裝手段攻佔南方表決時投了白票
   
   
   他說：“ 在目前的情況下，現行和後繼的領導層絕不會重打開解決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案。因為越南的各個領導人常視‘解放南方’為他們最大的功績。
   
   即製造南北戰爭是他們極大的成就，而反黨修正主義集團是反對那場戰爭的。
   
   現時若他們重新評價，為反黨人士鳴冤，即是說他們需要接受發動內戰是錯誤的行動。”
   
   至於有意見說，現在的越南已是統一的國家，不是說明那場戰爭的意義了嗎？ 阮先生認為， 那場南北戰爭也已“ 製造六百萬人的痛苦和犧牲 ”，甚至是更大的損失。
   
   《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 Britannica ）提及越戰期間，從1954年至1975年的死亡人數約為三百一千萬。
   
   雖然如此，但據阮明謹所說，“ 就算是高達六百萬人，如此的損失也永不可補償。”
   
   “ 這種損失，應說是人心、人道的損失最大。第二，那場戰爭導致民族重大的分裂和不團結。”
   
   
   “ 整體南方民眾正生活在安寧中，一個比北方相當好的制度，一個比北方相當寬鬆的環境，生活水準高於北方，而人們則失去了一切，這種痛苦又是多麼的重大。”
   
   “ 現在的南方人，有多少的老年人、農民在統一後他們卻失去了土地，成為冤民。
   
    有的是英雄母親，多少人有這樣或那樣的勳章也結隊走上街頭示威，要求歸還土地……。
   
    就算是北方當年支持戰爭的民眾，現在也有不同的看法，與過去則已不一樣。”
   
   
   
   嶺南遺民譯
   
   2015年2月25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越共黨代表大會推延皆因仍分歧?

   


   圖1、越南前、現任領導人出席四月三十日事件四十週年紀念會；圖片來源：AFP GETTY 黃營南（Hoang Dinh Nam）攝
   
   
   

   一位外國研究學者認為，越南共產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可能推延更遲舉行，皆因共產黨為一些問題至今仍未達成一致。
   
   澳洲國防學院越南問題的資深研究員卡利-塔耶 ( Carlyle Thayer ) 教授最近在《 政策論壇 》（ Policy Forum ）上發表文章，提出以下的觀點：
   
   “ 有跡象顯示，（ 越南 ）共產黨在一些問題上，意見仍未一致，其中包括南中國海、對華關係和挑選越南未來領導人等的問題。由此可能導致黨代表大會將推延更遲舉行。”
   
   此文也譯成越文，登載於《 國際研究 》（ Nghiên cứu Quốc tế ）網頁上。文章作者還認為：
   
   “ 根據黨章，中央執行委員會必須至少一年開兩次會，但有時委員會還常常舉行多次會議。然而，在2014年裡， 中央執行委員會只開了一次會議。 此跡象使人們看到，從5月至7月期間北京把巨大工程的981海洋鑽井平台拖入存爭議海域的事件後，可能是越共黨內因南中國海政策和對華關係的問題上仍存有深刻的分歧意見。”
   
   
   
   默然進展
   
   根據越南國家和共產黨為籌備在2016年初將舉行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方式，塔耶教授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和細節方面上作分析並認為：
   
   “ 與自從國家統一後，以前所舉辦的八屆黨代表大會相比，今次第十二次大會的籌備工作也極默然地進行。 越南的各種傳媒顯得無比沉默， 只發表一些報導，確認黨大會的籌備工作正有所進展。 共產黨也從未正式公佈大會展開的日期。
   
   通常各份政策討論的草案，例如政治報告和經濟、社會發展報告是首先發給各黨員小組討論，徵求意見後匯集再傳遞中央。
   
   經一番整理後，各政策草案的文件將公開，讓公眾討論和評價。例如，2011年1月所舉辦的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和十年經濟、社會發展報告是在2010年4月20日公佈，即在大會舉行的九個月前便公開了。 若果第十二次大會將在明年初召開的話，那麼越共只有四個月的時間完成所需的程序。”
   
   越共的黨代表大會籌備工作仍處於 “ 遲緩 ”和“ 沉默 ”中，事關於越南人稱為“ 中國因素 ”的關係。文章指出：
   
   
   


   圖2、2015年7月16日，越南總理阮晉勇接見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張高麗；圖片來源：AFP GETTY
   
   
   “是什麼原因可以解釋這種十分不尋常的黨大會籌備工作、延遲了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繼黨大會後所舉辦的各次會議以及推遲公佈國防白皮書的情況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兩個問題所引起的爭議：中國因素 （ 人們猜測習近平國家主席兼黨總書記將於本年10或11月訪問河內 ）以及挑選越南新領導層的問題。”
   
   
   
   一種例外
   
   塔耶教授亦格外關注由他所觀察的一位將在明年越共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中競爭總書記職務的現任總理阮晉勇先生，並認為這位競選者所具有的一些“ 有利 ”條件。
   
   “ 目前黨規不允許掌權者擔任職位超過兩個任期，而且還規定各黨官的退休年齡為65歲。 若以該兩條規則為準，現行政治局內16名委員中有9人將在來年的大會時應該退休。
   
   此即是說，國家主席張創生、總理阮晉勇和總書記阮富仲屬於應該退休行列中的人。” 作者強調指出。
   
   “ 然而，有一種關於強性退休之外的例外：那是特殊的場合。
   
   目前很多謠言說道，阮晉勇總理正設法尋求繼任為總書記及請求免去退休年齡的規則。 此是越南政治中從未出現的先例。
   
   阮先生將以他以往兩任總理的經濟和國際經驗進入總書記的職位。在對付中國的層面上，阮晉勇也是一個較小可能被意識形態絆手絆腳的人物。
   
   在去年鑽井平台事件中，阮晉勇曾有不畏懼敢於捍衛越南主權的表現，並提出以國際法的行動來反抗中國的可能性。
   
   阮晉勇曾獲廣泛的黨中央委員支持，但現行的政治局內又為此而產生深刻的意見分歧。 不但只有個人之間的爭議，在對華、對美關係的問題上還存差異。”
   
   
   
   改換領導人
   
   


   圖3、2015年7月7日，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美在白宮與奧巴馬會見; 圖片來源：AFP GETTY
   
   
   在2015年的8月份， 一名越南政治和國際關係研究者、現任新加坡東南亞研究學院客座研究員的黎紅協（ Lê Hồng Hiệp ）博士在《 國際研究 》網站發表文章。
   
   題為《 越、美、中的三角戰略關係 》（ Tam giác Chiến lược Việt - Mỹ - Trung ）的文章有部分述及越南的內部政治情況，有幾段寫道：
   
   “ 關於改換領導的問題， 若果現任總理阮晉勇獲選為新的黨總書記，那麼越美關係可能將邁進新的局面。 阮晉勇先生常表現自己是一位民族主義的領導人，曾多次公開發聲反對中國在東海的擴張行為， 其中著名的發言是：越南將不會以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來換取（ 中國 ）‘ 虛渺的友誼 ’（ hữu nghị viển vông ）。”
   
   “ 在阮先生領導下的國內議事程序也相當自由，也較接近華盛頓（ 方式 ），而不是北京模式。此外，阮晉勇的家人對西方和對美國的私人關係也可能對總理個人對美國或關於河內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作有積極的影響。
   
   若果另一個人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話，上述分析的各種因素也可能使新任的總書記多少亦更具傾向美國的態度。”
   
   至於上述的三角關係， 其中包括中國和美國的因素，黎紅協博士評論：
   
   “ 另一個國內的變化，對越南與中國、與美國的未來關係具重大的意義的是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和繼黨大會後一年所舉行新領導人的選舉。
   
   在頒發給黨員閱讀和評價的黨大會各文件草案的資料中，具體描述東海爭端的問題寫為 ‘ （ 它是 ）複雜、激烈和極之不可測量的 ’”。
   
   這位研究者如此的分析和評論。
   
   嶺南遺民
   2015年9月10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越南國會間接確認“接受獨立工會”?

   
   作者 : 瑞媚（ Thụy My ）
   
   法國國際電台RFI , 2015年9月12日
   
   
   


   河內郊區永安（ Vĩnh Yên ）某汽車摩托車零件廠工人；圖片來源；REUTERS/Kham攝，2015年8月19日
   
   
   越南某一網報在兩日前登載了一篇引人注目、題為《 我們只剩下兩選擇：開放或死亡 》（ Chúng Ta Chỉ Còn Hai Lựa Chọn, Mở Cửa Hay Là Chết ）。 國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阮德堅（ Nguyễn Đức Kiên ）先生回答記者訪問時透露當與泛太平洋貿易協議（ TPP ）各國的雙方，尤其是與美國的談判完成時為工會和勞動的問題已達成共識。
   
   如此，人們可理解為儘管不正式公佈，河內在泛太平洋戰略合作協定談判時對獨立工會的問題已作了讓步 ？ 此與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本年七月訪美獲盛待之事有何關係？
   
   法國國際電台RFI 越語組記者瑞媚對在西貢的政治評論員范志勇（ Phạm Chí Dũng ）作了以下的訪問：
   
   
   RFI : 范志勇評論員安好。 2015年9月10日，電子網報 Vietnamnet 曾登載一篇對國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阮德堅的訪問文章，其中談及關於 “ 參與TPP條例的勞動 ” 問題。此被越南極之常視為 “ 敏感 ” 或甚至被強作解讀為 “ 各敵對勢力和平演變 ” 的問題。 您對此訪問有何感想？
   
   范志勇 : 此是一篇引起輿論格外關注的訪問文章，因為，若我記憶不錯的話， 此是一位越南高官首次公開一些直接涉及越南與各國多方和雙方談判TPP協定關於越南獨立工會組織形成進展的訊息。在此之前， 任何關於獨立工會的訊息幾乎不在政府報刊上登載過。
   
   
   越南已接受獨立工會?
   
   
   RFI : 按您所看，阮德堅先生已公開了什麼最值得注意的問題呢 ?
   
   范志勇：在全篇訪問中，最特別的內容是阮德堅先生回答記者所問的 “ 據您所悉， 越南可否有獲免去關於工會和勞動條例的承諾 ？” 和答道 “ 我們作了如此的承諾：必須對各種承諾作法律上的保證，並必須在批准TPP的24小時後便實現它。”
   
   記者所問的 “ 工會和勞動 ” 的概念正是TPP所定出成立獨立工會組織的必要核心條件，若越方想加入這個協定的話。 阮德堅先生的這句回答已間接地確認在完成與各國雙方，特別是與美國的談判後，越南政府曾正式接受和承諾成立獨立工會的條件（ 或根據越南躲避式的稱謂 “ 基層工會 ” [ công đoàn cơ sở ]）。
   
   然而，這篇訪問文章的有趣之處是惹起讀者在閱讀時必須以 “ 讀問題 ” 的技術方式來解讀，或以另一種的說法，即是 “ 訊息不在回答中，而在所提出的問題裡 ”。記者提問的技術既要巧妙又帶有啟發性，給讀者提供了具價值的訊息，儘管被訪者因某程度上的敏感理由而不能直接回答全部的問題。
   
   記者所提出的問題已獲得間接確認一個可說為沒有時間限制的重要問題，另一種說法就是遲緩度，一旦加入了TPP，就可實現成立獨立工會。以前只有一些非正式的訊息透露說越方建議實行獨立工會的限制時間為期五年， 相當於越方所建議根據國際規定的 “ 全面的市場經濟 ”，讓國家企業改組的限制時間。
   
   
   RFI : 從2014年年底至2015年第一季的期間， 當公安部部長陳大光（ Trần Đại Quang ）訪華盛頓時，可否已開始出現一些關於越方可能接受獨立工會的非正式的訊息和跡象呢？
   
   范志勇 ： 確實如此， 從去年和今年初卻已有些跡象顯示。 於2014年8月底， 即只在歐盟主席曼諾爾-巴羅素（ Manuel Barroso ）訪越的幾日後， 一個似乎相當 “ 意外 ” 的事發生，越南勞動總工會（ Tổng Liên đoàn Lao động Việt Nam ）在胡志明市舉辦《 越南加入泛太平洋戰略合作協定 ( TPP ) 和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 EVFTA ）的勞工、勞工關係和工會活動 》的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最大意義的是涉及 “ 這兩個協定具多個非貿易性質的內容，例如勞動者的權利、公民社會組織、勞動的標準、自由工會組織等， 要求參與國必須實行根據國際勞動組織1998年所公佈關於各項原則和勞工基本權利 ”。
   
   我們可以完全理解為今次研討會所談及的自由結社和自由工會正是指 “ 自由結社 ” 和 “ 獨立工會 ” 的問題。 也在這次研討會裡，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 越南勞動總工會 ）工會學院院長武光壽（ Vũ Quang Thọ ）先生告知，自由結社和自由工會的問題也是那協定要求各參與國在勞工、工會的政策和法律的問題上必須作出大的調整。
   
   進入2015年初， 美國頓然沸熱起來並邀請陳大光先生訪美。 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華盛頓之行籌備。那時，公眾輿論和整個觀察界似乎感到愕然美國熱情的動態，以及越南沒幾分猶豫的回應。
   
   
   RFI : 不但沒有猶豫，阮富仲先生還顯示相當欣喜和自信於2015年7月在白宮與奧巴馬總統會晤。這種態度與2015年5月奧巴馬先生在NIKE 公司發表相當直率的談及越南的勞工和獨立工會的問題可否有關連呢？
   
   范志勇： 我認為奧巴馬先生所公開肯定的說，指為成立越南獨立工會的跡象是有基礎的，至於踏足上美國土地後，阮富仲先生也應知越南須為 “ 代價付出 ” 是多少，便足以獲得白宮極為隆重的款待。
   
   讓我們回想起在2015年5月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出現在奧利崗（ Oregon ）博蘭特（ Portland ）NIKE公司時，發表了一份特別的演辭，他不是對美國，而是對越南說的。
   
   此是首次奧巴馬先生在演辭中以肯定式提出獨立工會的問題：“ 第一次，越南將必須讓勞動者可以自由成立工會，捍衛其權利。此也應將會導致改變。”
   
   一種可能性，美國總統的演辭是以某一個越美之間未曾公佈的文件為基礎所發表，即越南政府承諾在越南將接受和實行所出現的獨立工會。
   
   在那時，我獲取來自一個可靠的訊息告知，越方似乎已接受了由美方所提出的自由辦獨立工會的條件。 具體的是在各企業（ 未知是何種類型的企業：國家、私人或外資？）允許獨立工會誕生及基層級的活動。這兩個問題，以外交語言方式的說法是 “ 仍有差異點 ”，而越方未同意之處是各企業之間獨立工會的連結性，以及越南的獨立工會與國際企業勞動組織的國際關係。
   
   在奧巴馬總統發表有關越南獨立工會的言論之後，曾出現一種輿論說阮富仲總書記將可能獲美國總統會晤開始流傳。
   
   至2015年5月13日， 事情也顯得十分清楚：美國駐越大使塔特-奧斯猶斯（ Ted Osius ）在越南之聲電視台 ( Đài Tiếng nói Việt Nam ; 英文為 VOV ) 出現，接受訪問並回答關於越美邦交二十週年及越美貿易的議題。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塔特-奧斯猶斯所答的一句：“ 我們將以最高級的儀式來迎接阮富仲總書記 ”。
   
   那時，多方程式的未知數已基本上得到解碼。儘管到處流傳多種對阮富仲先生訪美的謠傳和預測，說他將不獲美國總統會見，或即使會面，但只是給予極平常的一種歡迎儀式，因為他不是國家元首。美國大使所確實的 “ 最高級的儀式 ” 已把越南總書記及隨團訪問的地位 “ 提升至新的頂點 ”。
   
   
   RFI : 您認為阮富仲總書記在訪美中，美越兩國所獲取的共識最有意義的是什麼？
   
   范志勇 ： 在阮富仲訪美之前，那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訊息仍涉及真正談論的議題是TPP、國防合作和人權的問題。但無幾個人提及獨立工會。 那時，TPP 已跨過了美國兩院的門檻，即加速談判權（ TPA ）以及人們認為TPP是越美之間最易達到協商的領域，尤其是於2015年的7月各國部長級談判關於 TPP 被視為 “ 最後的一程 ”。
   
   可是，那次談判最終卻出現某種僵局，據美國貿易代表所說的只解決了談判中差異問題的98% 。以此其中，據已公開的訊息，美越國防合作的問題仍只暫停留在 “ 海軍交流 ” 的機制上。至於人權問題，才令人失望，尤其是在九二國慶節期間，越南政權沒有特赦任何的政治犯，儘管2015年的特赦人數是歷來最多的一次， 逾一萬八千人。
   
   最終，只剩下最少有希望的問題，那是獨立工會的問題，卻又成為阮富仲總書記訪美所達成最有成就的結果。我認為，此結果，是在阮先生踏足美國土地之前所達成的，它也解釋了為何阮先生獲美方如此隆重的接待。
   
   
   每個越南民眾應享有自由結社組黨的權利
   
   
   RFI : 接受獨立工會的成立將對越南民主的展望如何？
   
   范志勇 ：比良心犯的範圍更廣，獨立工會包涵工人的自由結社的權利並由此也是公民的權利。一切所承諾的，包括1992年憲法所規定關於公民的自由結社的權利，至今仍未獲實施，到此將可漸漸地有機會實現。 在本年初，越南國會 “ 忽然 ” 提出關於結社的法律草案，它仍被視為極敏感的政治問題，即使至今越南的公民社會也形成了並也存有三十個獨立的社團組織了。
   
   當回答 Vietnamnet 記者所提的 “ 對TPP關於勞工和工會問題的承諾，也只回答了越南是屬於該國際勞動組織（ ILO ）的成員所作出的承諾 ”時，阮德堅先生也是第一位越南官員透露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
   
   “ 有兩條公約條例最重要。一個是第87條，關於在基層勞動者自由結社組黨的權利，或簡單的說，就是基層自行建立工會的權利。一個工廠可以成立多個工會，譬如公務員工會、工業工會、化學界工會，或甚至是義安（ Nghệ An；省名。譯者註 ）籍車衣勞工工會等。 勞動者可以自由加入那些組織，或他們可以自行建立其組織而政府必須承認。他們應訂下規則並須要登記，以及各組織應獲平等對待。
   
   第二是第107公約條例。當一個工會組合了50%以上的勞動者，他們有權聯合起來，與雇主簽勞動合同；以及若需要，他們可以罷工，或舉行合法的罷工。 這些工會可以互相支持，從縱與橫的方向聯合起來。”
   
   我們可以解讀阮德堅先生所說的原則也將是來年在越南所實行的工人獨立工會組織的內容。阮先生還具體的說：“ 談判代表團的一名法律顧問私下對我們說，為何閣下總顧慮各個條款，我們並非強迫閣下要在翌日便立即實行。 在此所作出的承諾是為閣下建立法律，符合於貴國的其他法律系統。
   
   閣下可以同意讓工人成立工會，但可以規定，站出來成立那基層工會的人必須是25歲以上；必須在那個企業工作至少有三年的時間；沒有犯罪案底； 至少有一定的資產，因為有資產的才可以出錢辦活動，而不是由勞動者籌款。在達到上述的四個條件後，又規定那個人必須獲取在其企業中至少10%勞動者的簽名同意，那時政府才允許他成立工會。”

 總言之， 越南政府接受獨立工會的建立正是以往多年來國內，尤其是國外越南人和人權組織不懈努力的巨大勝利，它也是美國和歐盟與越南政府在談判桌上一個小小的成就。
   
   阮德堅先生對記者提問的最後一個回答是最令人深思的說話：“ 實話實說，許多越南人也想到此…… , ”， 他進一步解釋說：“ 若果黨和各政治、社會的組織共同走在一起，各自不超越，不成為吸收勞動者的指南針石，那麼勞動者他們將離開及跟隨其他機器的吸引力。那個挑戰就更加激烈，一個全面的挑戰，不僅是在經濟的領域上，還轉向政治上……”。
   
   我認為阮德堅先生已說出了一個赤裸的事實。 已相當遲，但仍然比不說不做的好。 越南的執政黨必須改變思考的方式，不能再認為凡有獨立工會的建立便將出現類似波蘭團結工會那樣會推翻政府。獨立工會實際上只是民眾一種必有和謀生的權利。
   
   
   RFI : 但是，想為越南民眾實行獨立工會卻又必須要等待TPP談判的結果？
   
   范志勇 ： 必然要如此。但我認為TPP的談判只是時間的問題。可能將出現在這九月份，或較遲些，但難以再拖延至2016年的各部長級才是真正 “ 最後 ” 的一場談判。可預見的進展是若TTP談判在2015年結束，那麼美國國會將於2016年初審閱談判草案，及根據所達成的結果或越南政府違反人權的問題，而美國國會將對越南加入TPP說 “ yes ” 或 “ no ”。
   
   
   多少個百分比的“ 緬甸劇本 ”
   
   
   RFI : 以前您曾表示越南民主化趨勢可能是帶幾分緬甸模式的演變。在越南正改革的事物中有多少的實質改革？
   
   范志勇 ： 法律框架上的改革是TPP和美國兼歐盟提出的大條件。自2014年起，越南國會開始透露“ 將頒行關於結社組黨的各條例並徵求民意 ”。
   
   進入2015年，越南開始 “ 調整 ”（ 修改 ）各刑事法、宗教和信仰法、結社組黨的草擬法律以及獲取資訊法等。 此現象近似2012、2013年出現在緬甸的現象， 那時丹瑞 ( Thein Sein ) 總統頒行關於自由結社組黨、自由輿論和遊行示威法等，與此同時釋放特赦逾三百名政治犯，甚至釋放特赦曾判為一百年的犯人。
   
   正因為這些誠懇的舉措使美國總統奧巴馬於2012年年底首次對緬甸訪問，跟著是掀起德國、日本、挪威和巴黎俱樂部等國免除緬甸六十億債額的浪潮。
   
   但是，對越南卻是完全不同。至今法律框架只是調整，仍然是應付性質，各宗教信仰和結社的法律充斥 “ 請求 ” 的字句，而刑事法修改也是實際上幾乎沒改變。 因為這些條例遭國際社會指責含糊不清並易被濫用，例如第79條（ 推翻政府罪 ）、第88條（ 反政府宣傳罪 ）和第258條（ 利用民主自由權 ）仍然保持原狀不變，而只是將它變動位置和改換數字而已。
   
   
   RFI : 最後的問題： 若可預測的話，您認為越南正在或將如何改變使可以符合於緬甸劇本？
   
   范志勇 ： 必須真正地指出緬甸劇本不帶完全推翻或替換執政政權的目的，而隨民主化趨勢進行每一階段的溫和式演變，以及避免流血， 那是丹瑞政府官員可能最希望的一種變革。
   
   我也認為，越南處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困境中，現時高、中級的官員雖不敢說出口，但心中希望越南將跟隨緬甸那樣改革的人數比例也不少。很簡單，那是一種最有效果可保持權力和財產的變革，若不是民眾動亂起來，極有可能一切皆成空。 在某種程度上，佔85%的越南人支持越美關係，而只有10%的人對中國有好感，正如美國PEW研究中心於2015年年中所發表的一份調查文件所說的一樣。
   
   以前還有一種觀點認為，“ 跟著美國走，亡了黨還有國 ”，但現在當美方宣布尊重越南體制的政治哲學，可能需調整幾個字：跟著美國走，國家在，黨仍可在，若黨知道如何把祖國的利益至上。
   
   在阮富仲總書記訪美之後，黨的宣傳部門認為那是 “ 歷史性的成功和也超越了期望 ”， 我認為，河內政權接受獨立工會的體制，而不再顧慮類似上世紀八十年代波蘭團結工會的事件發生，那就是一種腦袋思維不小的轉變。
   
   若在國家主席張創生2013年訪美之後，我還慎重地評價緬甸劇本（ 在越南出現 ）的相應比率只達到約3、4%，而在阮富仲總書記訪美後，似乎這個比例升至10%。至今當越南國會接受獨立工會的訊息出現後，我認為緬甸劇本出現在越南的可能性比率達至15%。
   
   我們可以希望並也有少許的基礎對此抱展望。甚至若在2016年初舉行執政黨第十二次大會後而出現一位較開放面孔的總書記的話，確實說，緬甸劇本的比率還會更高些。
   
   RFI : 若我不記錯，去年在回答RFI的訪問時，您曾提及美國人好似也正在與 “ 河內的保守派握手 ”（ 引號中的字句，原文用紅字加以強調。譯者註 ) 。現在這判斷似乎得以進一步證實，對嗎？謝謝您，范志勇先生在西貢欣然接受 RFI 越語組記者的訪問。
   
   嶺南遺民譯
   2015年9月14日

歷史的真相何在：《獄中日記》?

   
   本月10日，越南河內的國家歷史博物館首次公開18件稱為國寶級的歷史和文化文物，包括距今約二千至二千五百年東山文化的文物如黃夏銅鼓（ Trống Đồng Hoàng Hạ ）、人跪型銅燈支等珍貴物品。
   
   此外，還有引入注目的一部《 獄中日記 》（ Nhật Ky Trong Tù ）。此稱為越共領袖胡志明在1942年至43年被蔣介石政府關押期間所撰寫133首漢文詩的作品。
   

   

   
   
   可是，當這部日記封面的圖片在越南網（ VietnNamNet ）公佈後，諸多眼目精靈的讀者指出，該日記所記載的日期為1932-1933年，而胡志明在那年份並非身處獄中。
   
   

   
   
   這段時間與越共當局以往至今所宣傳的完全相反。
   
   在人們廣泛熱議之後，“越南網”卻悄悄地將那張圖刪掉，也並不作任何的解釋。
   
   很久以來，有諸傳聞，一說《 獄中日記 》是一個中國人的手筆，胡志明 “ 盜竊 ” 此人的作品。今次國寶文物展覽的 “ 年份疏忽 ” 符合流傳的假設？。
   

1931 年至 1933年
   
   據越南官方及外國的研究資料，胡志明當時取名為宋文初（ 英文寫法：Sung Man Ch'o；越文：Tống Văn Sơ ）被香港當局拘捕及關押於港島中環的域多利監獄，並預計將他交給印度支那的法國政權。法國《 人道報 》（ L'Humanité ）1932年8月9日報導了阮愛國（ 胡志明的另一名字 ）因肺病在香港監獄死亡的消息，並指責法、英殖民者互相勾結，意圖暗害印度支那共產黨的領袖。
   
   後來，獲得一名喚 Frank Loseby 律師的協助及辯護，1932年12月28日，宋文初獲釋放。他轉往上海後，再秘密重返蘇聯。
   

在中國被捕期間
   
   1942年8月13日，阮愛國取名胡志明，以越盟（ Việt Minh ）及越南反侵略國際會（ Hội Quốc Tế Phản Xam Lược Việt Nam ）代表的身份抵中國，爭取中華民國的支持。此是首次在證件上他公開使用 “ 胡志明 ” 的名字，還注明其身份是 “ 越南華僑 ”。
   
   1942年8月29日，胡志明與一名中國人（ 帶路 ）在廣西靖西縣的路上遭當地國民政府拘捕，關押了一年多。在此期間，他寫下《 獄中日記 》。此作品曾獲越南人、西方人及甚至中國人的高度評價。
   
   1943年10月25日，印度支那反侵略國際會致函美國駐華大使及蔣介石總統，要求他們插手協助，釋放胡志明。同時，中共駐重慶的一名代表與美國OSS （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國戰略情報局， 即中央情報局﹐ CIA 的前身 ）的軍官秘密接觸，建議讓胡志明與同盟軍合作。美國大使、OSS軍官、美外交人士與民國政府商討釋放胡志明。與此同時，管轄兩廣的國民黨軍官張發奎施壓，要胡志明參與為國民黨的活動。
   
   在美國的要求下，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獲自由。另一種說法，張發奎釋放胡，是想利用他及一些在華南活動的越南民族主義者一起來反日本法西斯。當時在民國政府的支持下，這些越南人曾成立親華（ 國民黨 ）的 “ 越南革命同盟會 ”（ Việt Nam Cách Mệnh Đồng Minh Hội，簡稱 “ 越革 ”，有別於越共領導的 “ 越盟 ” ）。
   
   1944年9月底，胡志明返回越南。
   
嶺南遺民
   2017年1月13日

意識形態在越南共產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武祥 （ Vũ Tường ）
   
   美國奧利崗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 ）
   

   
   


   1960年，國家主席胡志明簽署越南民主共和國新憲法法令。Getty Images
   
   
   
   越南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始於1920年代，但在1930年代裡遭到法國殖民當局嚴厲鎮壓。
   
   1945年，越南共產黨奪取政權，於1950年將冷戰引進越南，1954年打敗法國遠征軍並將北越變成社會主義陣營在東南亞的前哨。
   
   可是，在1975年取得戰爭勝利及在全國建立共產政權之後，越南共產黨在對內、外上遇到嚴重的失敗。
   
   隨著第一代諸主要領導人如黎筍、長征、黎德壽及范雄等先後去世，國內放棄計劃經濟，以及在蘇聯集團完全崩潰之後，革命運動已在1991年黯然結束。
   
   本著作的資料均來自《 黨文件全集 》（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及其從1920年至2010年在越南出版的各種資料和文件，包括各種回憶錄、日記和報刊等。
   
   書中使用大部分的資料皆從未在外國出現過。
   
   本書所審視的焦點：越共諸領導者的世界觀體現在其外交路線上。
   
   透過他們或與其同代人撰寫關於他們所留下的各種資料，作者意想探討他們如何看待世界、人類的未來和越南，以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對其外交路線的影響。
   
   
   臭名昭著的歷史清算事件
   
   本書的主題是探索從1920年至1991年整個時期內由越共領導越南革命的共產主義本質。
   
   在此所說的共產是指由列寧創立和後來由史太林領導第三國際形式的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依據，它假設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階級鬥爭是一場生死的決鬥。
   
   共產陣營將獲勝，因為那是人類歷史的必然趨勢。共產陣營的勝利將把人類帶來一個豐富物質、沒有人剝削人和沒有戰爭的社會。
   
   


   共產意識的宣傳圖像。Getty Images
   
   
   必須指出，此是一種美夢的遠景，曾使成千上萬的越南人相信它，但可惜的是，它完全是空想。 在越南共產主義運動中， 這種信念確實存在，儘管每個人的信念體現在不同的形式。
   
   在越南共產黨內，有的領袖沉迷於撰寫理論，有的則只關心組織及宣傳的方面。 但並非是後者的理想比前者差少。
   
   正如我們每個人一樣，越南共產黨各領導人的思考、判斷和世界觀並非鐵板一塊，而是隨著時間而變。本書指出，在成為列寧的信徒後，越南共產黨創始人阮愛國的世界觀曾有巨變。
   
   同為列寧的信徒，並非越共諸領導人對問題皆常常達成共識。歷史的資料告知我們，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他們常存有爭論，以及在面對世界和越南的改變，或面對兩者的改變，黨必須訂下對策之時，有時其爭論也極為激烈。
   
   但是，他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基本上沒有轉變。在本研究中可看到，阮愛國與陳富（ Trần Phú；1904-1931，印度支那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譯者註 ）及何輝集（ Hà Huy Tập；1906-1941，印度支那共產黨第三任總書記。譯者註 ）的關係欠佳，但也並非如歷史研究者黃金慶（ Huỳnh Kim Khánh ）及蘇菲-健-澤德（ Sophie Quinn-Judge ）所述的那般緊張。
   
   阮愛國對共產國際和史太林的忠誠不甚於其同路人。
   
   回顧七十年的歷史，我們可看到意識形態在越南革命中擔任三種主要的角色。
   
   第一，在認識上，意識形態為革命領導者裝備了鬥爭的目標（ 並非只為民族獨立，還有階級解放 ）及其對世界政治具有一種高度系統性的分析方法。
   
   
   越南 “ 革新但不變色 ”？
   
   信奉馬列主義的觀念，他們能夠分析並策劃政策應對千里之遠在越南所發生的事，例如，1958年在伊拉克的政變，或1989年年底美國襲擊巴拿馬的事件。
   
   但是，意識形態並非在任何時候皆能為他們指出一條正確之路， 而且也常指點走上歧途。這一點曾體現在1975年後越南的外交路線上，據諸位越南高級外交人員如前駐外大使阮中（ Nguyễn Trung；生於1935年，曾任越駐泰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大使。譯者註 ）及前外長陳光基（ Trần Quang Cơ；1927– 2015，曾為越共黨中央委員，外交部第一次長。譯者註 ) 所分析的論述。
   
   意識形態的第二個角色是在組織方面。 具體的是，它將各個越南革命者結合，也將越南革命在個人、組織及國家的層面上與全世界共同信奉共產主義觀念的人結合。
   
   在上世紀二十、三十的年代中，第三國際訓練幹部，提供資金及匿藏處，若一旦遭到鎮壓。在三十年代，當越共各領袖遭法國殖民當局殺害或拘捕入獄後，共產國際兩次曾為他們提供護助。
   
   
   三頭馬車領導式始於蘇聯
   
   然而，意識形態不能幫助越南革命成功或永存。 若蘇聯敗於德國法西斯，若毛澤東在內戰中敗於蔣介石，難以想象越南的共產運動可否存在。
   
   1991年蘇聯集團崩潰之時，也是越南革命迫於休止之刻，不可繼續走下去。
   
   意識形態的第三個角色是掌權時期建設國家的工具。意識形態為越共提供一種史太林-毛澤東式建設現代國家的組織模式和觀念（ 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及絕對的黨領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經濟、戶口政策、改造集中營等等 ）。此類的國家也有較長的壽命。
   
   
   但是，一黨專政式的國家建設的成就已在經濟、科技、文化及教育等方面上造成巨大的損害，使至今越南仍須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每次政權發動打擊地主和資本家的運動（ 例如在1953年至56年<北越的土改。譯者註>、1958年至60年<北越的工商業改造。譯者註>、1978年至80年<南越的打擊資本家運動。譯者註> ）後，就有一次飢荒和經濟衰退。文化、科技及教育遭受意識形態的束綁，與其他國家比較則落後了幾十載。
   
   在越南，最常聽到的口號是 “ 百戰百勝的馬列主義萬歲！”。 實際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不如口號所說的為革命帶來成功，任何一個時期的成功則由極多個不同的因素所致成。
   
   站在21世紀的門檻前，越南共產黨仍然宣布忠於社會主義。即使今天這幾個字不能說服聽眾，並非如此而我們否認二十世紀越南歷史中意識形態所擔任的角色。
   
   此外，儘管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曾早已終止了，其遺產仍嚴重地存留在今天越南的外交路線上。
   
   嶺南遺民譯
   2017年2月7日
   
   作者簡介：
   武祥博士系美國奧利剛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文摘自其新著《 越南之共產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權力和限制 》（ Vietnam's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Ideology ），劍橋大學出版社。
   

1975年4月後，曾有兩個越南同時申請加入聯合國

   
   作者：阮和 （ Joaquin Nguyễn Hòa ）
   
   2019年4月24日，撰寫於美國維珍尼亞
   

   


   圖一、1975年4月後，曾有兩個越南申請加入聯合國： 越南民主共和國，首都河內，金星旗為國旗；越南南方共和，首都西貢，藍紅色金星旗為國旗。圖片：HOANG DINH NAM/ GETTY IMAGES
   
   
   
   越南戰爭於1975年4月30日終結。1976年4月，越南南北兩方才實行國家統一，稱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1977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向聯合國呈交申請表，並於1977年9月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國。
   
   可是，鮮為人知在1975年4月之後，曾有兩個越南的國家向聯合國遞交申請表。
   
   一個是以河內為首都，金星紅旗為國旗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另一個則是南越，以西貢為首都，藍紅色加金星為國旗的越南南方共和。
   
   


   圖二、1975年9月2日於西貢市中心的街道上，越南南方共和革命臨時政府軍隊的女成員列隊出席越南獨立日紀念集會。之後，共和臨時政府前外長阮氏萍女士回答BBC 記者訪問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歷史任務已完成”。圖片：BETTMANN/ GETTY IMAGES
   
   
   藍紅色金星旗最早出現於1960年底，那時，一批由南越知識分子在祿寧（ Lộc Ninh ）山林區宣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 Mặt trận Dan tộc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成立，此相對於在西貢由美國支持的越南共和國政府（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Cộng hòa ）。這陣線還成立一個稱為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 Chính phủ lam thời Cộng hòa Miền Nam Việt Nam.）。
   
   在宣傳方面上，那時北越共產黨宣稱長達15年的戰爭是越南共和國軍與解放陣線武裝力量之戰。1975年4月30日，當西貢崩潰時，戰勝者在西貢總統府頂樓扯起的旗幟是藍紅色旗，並非是北越的金星旗。
   
   1975年4月30日之後，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取代越南共和國政府，管治從17度緯線以南的國土。
   
   據美國緬尼大學（ University of Maine ）的吳永龍（ Ngô Vĩnh Long ）教授所說，1975年7月間，兩個越南 “ 相約 ”，向聯合國呈交申請表。兩國的代表分別是：阮文留（ Nguyễn Văn Lưu ）先生，河內的代表；丁波詩（ Đinh Bá Thi ）先生，西貢的代表。
   
   1975年8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為兩個越南加入聯合國議題投票，美國則投了反對票。
   
   


   圖三、1976年，靠近西貢的春祿（Xuan Lộc）， 戰爭時期遺留下的一個軍事設施。 圖片：ALEXANDER MINEYEV/ TASS/ GETTY IMAGES
   
   
   翌日，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丹尼-莫尼韓（ Daniel Moynihan ）先生解釋否決兩個越南加入聯合國的理由：蘇聯與中國曾否決不接受南韓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安理會擁有投票權的五個成員國是美、英、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 現為俄羅斯 ）。
   
   據吳永龍教授分析，美國否決的真正理由是，在時任國務卿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下，不接納兩個越南加入聯合國是為了對南、北越雙方受壓，被迫走共產主義之路，由此將可繼續不與越南建交，使用越南作為實行反蘇的代理戰爭地區。
   
   


   圖四、前越南共和國總統府。圖片：SOVFOTO/GETTY IMAGES
   
   
   根據另一位曾是共產政權統治下的政治犯、現生活於美國的團域劃（ 音譯，Đoàn Viết Hoạt ）教授所說，美國否決兩個越南加入聯合國的決定，可能關連至美中1972年上海公報後雙方設立外交聯繫時所定下的 “ 交易 ”。
   
   團先生認為，那時美國計劃與中國結盟，反抗蘇聯，交下東南亞予中國，同時北京也不願看到一個獨立，不走共產主義的的南越國家。
   
   吳教授認為，直至1975年4月30日，河內與越南南方共和政府所持越南統一的觀點是，戰爭結束後，將需要經歷長達12至14年的時間，分階段逐步走向統一。
   
   吳教授又說，兩個越南加入聯合國的失敗促使河內的強硬派結束分階段實現統一的預算。
   
   


   圖五、越南南方共和、首都西貢、藍紅色金星旗。圖片：HOANG DINH NAM/ GETTY IMAGES
   
   
   越南國家檔案局保存的資料顯示，在兩個越南申請加入聯合國失敗後的一個月，越南共產黨（ 那時稱為勞動黨 ）曾召開第24次中央會議，決定加速實現越南統一。摘錄該會議文件如下：“ 面對革命新形勢所需，1975年9月召開第24次會議，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已提出關於實現國家統一的任務。”
   
   有關各資料則不提兩個越南在1975年4月30日之後向聯合國呈交申請表之事。
   
   1975年11月於西貢，召開一個稱為統一協商會議。
   
   1976年4月，組成統一的國會。越南南方共和與藍紅色旗不再存在。
   
   曾於1975年4月30日後仍在西貢生活的團域劃教授回憶說，從BBC電台新聞報導獲知，兩個越南申請加入聯合國，然後在1975年8月申請失敗。
   
   亦體驗1975年4月30日後新政權管治下的西貢，團教授講述，政府的一切文件和決定，皆以越南南方共和（ Cộng hòa miền Nam Việt Nam ）的名義，下加小標題：獨立、自由、中立（ Độc lập, Tự do, Trung lập。此效仿法國行政文件的做法。譯者註 ）
   
   團先生當年曾擔任西貢萬幸大學（ Trường Đại học Vạn Hạnh ）校長釋明珠（ Thích Minh Chau ）和尚的助理，他證實，戰勝者並不馬上徵用萬幸大學，也並不立即拘捕他，儘管那時勝利軍隊曾遞給釋明珠和尚一份拘捕五人的名單，其中有他。他們還說不會拘捕任何人。
   
   以收聽BBC電台的新聞報導和本身沒被拘捕為事實，團教授認為，那時的共產黨正打算讓南越實行另一種制度，並非急促實現唯一的、以共產主義為旗下統一的越南。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1975年4月30日後的一段時期裡，推行實現越美關係正常化的政策。
   
   吳永龍教授引述自1975年5月14日美國《 華盛頓星報 》（ Washington Star ）的文章，指出在1975年4月30日的幾日後，河內的范文同總理，通過中立國瑞典轉交，致函美國，表示願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函中亦不提及美國應為越南提供治療戰爭創傷的幾十億美元的援助。
   
   團域劃教授表示，他從BBC電台聽聞，1975年12月，一名美國官員抵達河內，討論關於建交事宜，但由於被要求幾十億美元的戰爭賠償款項，這位美國外交官拂袖而去。這項賠償費由此常是河內在談判中提出作為與美國建交的條件。
   
   團教授認為，若在1975年後建立兩個越南的計劃成功的話，越南的情勢已不同，可能也沒有越柬、越中戰爭，沒有在南越出現的 “ 打擊資產階級運動 ”。
   
   在回复本文作者的電郵信函中，吳永龍教授寫道：
   
   “ 若南、北方以兩個國家的形式加入了聯合國，那麼將使美國沒有籍口對越南全國繼續實行禁運（ embargo )，美國和中國沒有籍口為對抗蘇聯，在越南打 “ 代理戰爭 ”（ proxy war ), 而且也沒有一個 “ 統一 ” 的越南，而使至今仍然有分歧，因為 “ 和諧、和解 ” 的問題需要逐步實行，而不是使用武力或只由北方的政治局指定。”
   
   “ 臨時革命政府將需要先成立一個與南越各派別組織結合的聯合政府。社會穩定後才協商談及統一，需要實行多年，而並非如所發生的那樣。 北方不能強迫南方遵從其意向行事，因為北方肯定沒有足夠的財力人力，強迫南方當局如在南方執行的（ 農業 ）合作化運動等等，其意主要是利用人力財力打擊波爾布特和中國，也正如用來鞏固北方的制度。”
   
   然而，吳教授亦強調說：歷史沒有假設。
   
   嶺南遺民譯
   2019年4月24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