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反思
作者﹕ 潘登
冷眼看世界
四月三十日八時許﹐ 如以往一樣﹐ 我走向離家居不遠的一個報欄檔子。各份報章充滿了報導紀念三十週年解放南方的文章。目前最受人歡迎的三份報是 “ 青年報 ”﹐ “ 年輕一代報 ”﹐ “ 勞動報 ” 等都出版紀念戰爭勝利特刊。只要看閱報章的題目﹐ 什麼 “ 三十載的城市 ” ﹐ “ 民族團結政策的力量 ”﹐ “ 新里程的開始 ”﹐ “ 三十晚會 ”﹐ 就馬上可以明白人們是如何看待歷史的觀點﹐論調以至今天的歷史經驗教訓等等﹐ 等等。看到這些文章﹐ 我沉浸在一片歌頌過去﹐ 展望未來, 滿懷樂觀的論調中。
夜晚﹐ 一位多日不見的老友來電話約我出去喝杯咖啡。我倆去到一間處於春水路上一條小巷內的名叫 “ 大學生 ” 較偏僻的咖啡館。從一部好似十分古老的唱機傳出了女歌手卿璃的歌聲﹕
“ 千年漢賊的奴役﹐
一百年洋寇的統治﹐
二十一年日夜不斷的內戰﹐
母親的家產﹕滿林的孤骨﹐
母親的家產﹕滿山的墳墓。”
其實﹐ 我不是一個懷有音樂細胞感的人﹐ 也不是個生有隻“ 金耳朵 ” 而很容易明瞭鄭公山作的那些充滿哲理的歌詞。但是﹐ 那歌聲衝擊著我的心而令我不禁自問起來﹕戰爭確實帶來了什麼呢 ? 越南人已獲得了勝利﹐ 興奮之心情猶如破堤之水般洶湧﹐ 但戰爭過後又是什麼呢 ? 而且﹐ 越南人要付出的那個代價是否太重了﹖
那首歌中說及的是一位母親﹐ 一位戰後孤苦伶仃的越南母親﹐ 然而﹐ 那又仿彿是一個在兵荒馬亂硝煙戰火後痛苦的民族形像。在這塊土地上﹐ 這些人們自歷史的洪荒之時起便要對抗多少的外侵。雖然我們最後都已獲得了勝利﹐ 雖然今天的越南人可以自豪的向世人宣稱﹕ “ 沒有一種人為的力量可以壓服我們﹐ 不管他們是來自中國人﹐ 法國人或美國人的 ” 但我們都要承認﹕每次征戰之後﹐ 越南人都已感到疲累﹐ 厭倦了。那場抗美戰爭也如是此。二十一年南北兩方兄弟你死我活的爭斗﹔ 二十一年兩方兄弟的骨肉相殘﹔ 二十一年後歷史的花壇閃亮著燦爛的光輝﹐ 一種自稱為民族已站起來的自豪光輝﹐ 它令人迷茫﹐神往而又充滿著誘惑。然而﹐ 在那花壇後面是什麼呢 ? 由砲彈毀壞的那塊殘土﹐ 那些戰後潦倒孤單的兵士﹐ 那些長大後眼睛已被盲了﹐ 耳朵被聾了的孩子﹐他們沒有一種 “ 正常人 “ 的生活﹐ 因為他們是被一種叫 “ 橙黃毒素 ” 的東西折磨著。人們說 “ 橙黃 ” 是一種濃濃的﹐ 可灼燒的東西﹐確實它是可以灼燒的。當它燃燒起來﹐ 卻燒燃了多少生飑o多少在戰後出世的生命啊 !
歷史的兩面性
如此﹐ 歷史從來都有它兩面性。如此﹐ 正確的認識歷史就是要看它的兩面。為過去的事情﹐ 為民族所創立的輝煌戰積而自豪。這是完全正確的事情。 然而﹐ 請以勇敢心來注視歷史的另一面吧﹕ 那些損失犧牲﹐ 那些成為寡婦的女人﹐ 那些英雄的越南母親仍然夜夜黯然流淚。而遙望那一邊﹕長山之巔曾幾何時是熊熊之火﹐ 曾幾何時人們曾以詩篇歌頌著希望﹕ “ 劈開長山去救國 ” ( 詩人素友之句 )﹐ “ 最抒情的是那行軍的步伐 ” ( 楊香理之句 ) 。到如今在那個地方卻是千萬個白色的墳墓之地。
紀念解放南方三十年﹐ 為甚麼看不到任何一份報紙﹐ 任何一篇文章談及這第二面呢 ? 只有當人們可以公開的談論這第二面的時候﹐那麼歷史才可能有充份的認識。只有當人們認識到戰爭給人民帶來巨大損失的時候﹐ 才可以建設一個真正的“ 屬於人民的﹐ 由人民所擁有的以及為人民而設立的現代社會。”
這歌詞像魔影般的跟隨著我。我也與它一起呻吟著﹐ 邊吟唱又邊懷著希望﹕
母親的家產﹐
我們的家產﹐
一個民族的財產﹐
將永遠不再會如此的枯萎﹐ 淒楚與消失 !
嶺南遺民譯
2005-05-13於魁北克
2007年01月09日修改
2005年4月30日﹐世界許多地方的人們都紀念越戰結束卅週年。越南本國也不例外，大舉慶祝戰勝美國的活動。今年不知是否為了“ 討好 ”美國﹐官方的宣傳論調有所降低﹐不像以往那樣把戰爭稱為“ 抗美救國 ”，而改為西方慣用的中性詞：“ 越南戰爭 ”。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官方的報章有任何一篇關於反思戰爭的文章﹔反觀美、英、法、加等西方國家的各種傳媒都以大量的專題報導越戰的前因後果、過程、戰後影響和經驗教訓等。中國在越戰時期曾是北越的親密盟友並“ 間接 ”地參與戰爭﹐但像越南一樣，在官方的《 人民日報 》( 人民網 )上除了一篇報導越南駐華大使充滿 “ 感恩 ”中國的語調的短文﹐數篇報導越南人如何英勇抗美的敘述之外﹐均見不到任何一篇較為詳盡的評論和作反思越戰的文章。為何如此的低調的做法呢﹖難道越戰與中國沒有任何的直接相關的影響嗎﹖難道中國與中國人民不應該在越戰中為自己抽出歷史的教訓嗎﹖
越戰是東、西方意識形態“ 民主 ”與“ 共產 ” 兩大陣營的對抗時期衝擊下的產物。南越當局既不簽署1954年的“ 日內瓦協議 ”，也拒絕即該協議寫明在兩年後進行全國選舉﹐統一國家。之後，西貢政府又獲得美國的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南越作為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的“ 前哨 ”重地並與潛伏南下的北越共產黨軍隊及南越共產黨游擊隊為一方多年激烈作戰。最終共產黨在1975年春季揮軍，大舉發動“ 總進攻 ”戰役。經幾役激戰後﹐南越軍隊不堪一擊﹐全軍崩潰。4月30日近中午時分，北越軍隊的坦克攻取西貢總統府獨立宮﹐結束長達十多年的越戰。
總言之，此是一場極其複雜的戰爭。表面上是南、北越共產黨直接對美國軍隊、南越共和軍在戰場上的交鋒﹐但也可以說是一場大國之戰：以美國一方與蘇中為另一方的軍事和意識形態的大較量。越南共產黨人說是一場反美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鬥爭﹐而美國與南越人則說為抵抗共產主義泛濫﹐保衛自由之戰。這種“ 各自表述 ”的政治理念在某一個程度上都有為其展開戰爭目的和手段作自我辯護的“ 正當 ”理由。
不可否認﹐越戰，除了主要的美、蘇、中三大國的軍事和經濟介入使戰爭演變日益加劇，各方盟國的軍隊也參戰之外，它也是越南民族南、北兄弟互相殘殺的內戰。不甘於國家被分為二而治﹐懷有高度民族主義精神的北越共產黨人則多年派兵滲入南方作戰。由於美國的直接軍事介入﹐尤其是1965年後巨大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南越政權﹐使戰爭的進度加速與廣度都加大了。若干年後﹐當美軍在戰場的嚴重傷亡以及長年的戰爭﹐使美國人的激烈反戰情緒高漲，最終逼使美國在1973年初要放棄南越﹐接受簽訂“ 巴黎協定 ”﹐ 美軍完全地撤出越南。這一切發生在直接的在越南戰場上和各有關國家在外交方面上的事。但我們不要忘記當時國際上中美蘇三國關係之微妙的變化。1972年中美關係的改變﹐中美共同合作對付蘇聯也直接地影響到越戰的進展。
中、越共產兩黨在越戰初期保持較為 “ 親密 ”的關係。過去北越在抗法戰爭中一直得到中國有力的軍援﹔在越戰中再次得到中國大量經濟軍事資助。四十、五十多歲以上的大陸中國人不會忘記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發表對北越支持的所謂的“ 豪言壯語 ”：“ 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 ”等等又等等。至今越戰結束三十年後，中越雙方也從未正式公開過中國對越援助的總額和詳細文件。據俄罗斯新聞社本月報稱，“ 中國在越戰期间曾向越共提供了约160萬噸的軍事技術設備和軍用產品的援助 ”。除了以“ 兄弟 ”情義和意識形態上同一陣營的幫忙外﹐毛澤東的大量援助的另一目的還是與美國的較量，但保持戰爭不發生在大陸本土上﹐避免自己國家遭到毀壞。這一點中共一直是不直接表白的深謀意圖。
眾所週知﹐如果完全沒有得到蘇、中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即使北越的兵士無比英勇﹐一個小國如越南又如何能戰勝強大武器的美國呢﹖蘇聯派到越南的軍事顧問以及武器如火箭﹐坦克等﹐而中國不僅派出軍事顧問﹐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直接出兵在北越地區協助建路﹐修路、建軍庫等﹐武器的則有反坦克B-40火箭和槍彈等輕式武器的軍事技術設備和軍用產品等。這些外援﹐在戰爭中的北越平民可說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1972年，中美關係的改善令北越不悅﹐它認為中國“ 親近 ”原是“ 社會主義陣營 ”和北越頭號敵人的美國﹐背叛了越南，因此從中美建交的那一刻起﹐中越關係就加劇分裂﹐北越的態度更明顯的倒向蘇聯了。雖然越共對當時中國的文革運動並不欣嘗﹐明顯親中的胡志明還在世時﹐在中蘇交惡中對此兩個“ 大哥 ”仍能夠保持中立態度﹐來換取在蘇、中兩方的戰爭援助支持。可是﹐這樣難以任何時候都能夠討好雙方的走鋼線的政策可以維持長久嗎 ?
1975年，統一後的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攻打中共極力支持的臭名遠昭的波爾布特政權。如此﹐複雜的中越關係中本來其中是帶有美、蘇因素﹐現又加入柬埔寨﹐情況就變得更為複雜的了。
中越關係發展到最嚴重的破裂是1979年初為營救被越軍擊退出首都金邊往西逃命的柬共﹐北京發動對越南北部與中國接壤的地區侵略戰爭。中共美其名稱為邊界的“ 自衛反擊戰 ”﹐以“ 懲罰反骨仔 ”為理由。然而﹐我們認為, 在情在理上中共都說不過去。這是一場毫無意義又卻為十分下策的戰爭﹐而西方世界稱為共產黨人之間互相殘殺的鬥爭。國與國邊界有爭執衝突﹐完全可以通過政治談判、和平手段來解決。若越南入侵柬埔寨應受到譴責﹐但北京為營救一個大量殘殺平民﹐不得民心的柬共政府又應該嗎﹖短暫的邊界戰爭﹐中越雙方軍隊傷亡極其慘重﹐尤其是中方。按軍事常理﹐進攻一方的人數須超過對方才可保證勝利。而越方採取的戰略是避免與中國軍隊正面的接觸﹐避打常規戰﹐撤出正規軍﹐留下地方軍與中國軍交鋒，采用打游擊戰的方式。你明我暗的游擊戰術令到中國兵士傷亡嚴重﹐也暴露了中國軍隊“ 人海戰術 ”的缺陷和文革後中國軍隊的落後戰術和武器以及輕敵的心態。千萬不要忘記﹐越南軍隊剛打完越戰﹐也從美軍中獲取大量的美國先進武器設備。再說﹐中越邊界戰爭卻使把留存在越南人心裡中國的“ 抗法抗美援助 ”、“社會主義兄弟情誼”的美好形像完全消失﹐在另一方面上加深加強了自秦漢以來越南人對中華帝國威脅的恐懼、警惕與仇恨心理﹐留下了兩國鄰睦歷史關係中又蒙上一層永不可抹去的陰影。難道中國人祈望在歷史書中必須記載每個朝代都曾對越南進行不甚光彩的侵略戰爭嗎 ? 當然中國人不會在古今歷朝官方的歷史書籍中看到侵略 --- 這個帶有現代性質的字詞。
再之﹐因敵對的態度使得兩國政治談判完全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中越關係爭執的一個重要課題是華僑華人的問題。兩國政府對華人身份的政策自六十年代起實際上都沒有清晰的表達，而到了1978年公開了兩國關係的破裂後，廣大的越南華僑華人卻成為首當其衝的“代罪羔”，被雙方政府擺上中越爭執問題的臺面作“祭品”。華僑華人問題成為78、79年的熱門新聞。雙方政府都把錯誤指向對方，華僑華人始終得不到妥善的解決。當兩國重新交好時﹐雙方都沒有真正的誠意去認真的把華僑華人問題解決好﹐ 留下一條歷史的尾巴，把問題不了了之。難道自1978年生活在中國大陸有約廿多萬的越南華僑華人的政治身份永遠是“ 難民 ”嗎﹖他們的命運並不重要嗎﹖
越戰結束﹐越南國家統一。對外來說﹐當年的美國人離開了，現今又重來。一個法國記者說得對﹕“ 在軍事與外交上﹐美國是輸了﹔但以長遠的看法﹐美國到今天還是贏了。目前的越南﹐人們可看到處處都是美國的經濟文化“ 侵略 ”的體現。”當年共產黨人極力抵抗美國的侵略﹐卅年後又極力的“ 歡迎 ”美國的經濟文化“ 侵略 ”﹐那麼﹐那場打得你死我活的民族解放戰爭又有甚麼意義的呢﹖對內來說﹐統一後使南北人民內部更加分化。戰爭的創傷﹐戰後當局對前西貢政權人員的殘暴政策等令南越人久久難以釋懷﹐加上北越共產黨人以“ 勝利者 ”高高在上的姿態統治南部卻令南越民眾感到心惡和討厭。民族和解談何容易﹗長久的戰爭使遍( 國 )體鱗傷﹐生靈塗炭﹐這全是卅年後戰爭“ 勝利者 ”與全體人民仍要付出的重大代價﹗
紀念越戰結束，可讓我們有機會再重溫歷史﹐應該以史為鑒﹔而不是對歷史毫無反思反省的表現﹐或者對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避而不談﹐或者只僅是提說和鼓吹當年的“輝煌戰績 ”罷了。我們反對戰爭﹐反對任何人利用戰爭來撈其政治資本。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始終是平民。執政者應是以民為本﹐為民負任﹐而不是因一時頭腦的“ 發熱 ”去發動戰爭﹐以免於勞民傷財﹐犧牲無辜和無數年青軍人的生命﹐否則執政者只會淪為歷史的千古罪人。
嶺南遺民
2005-05-11日撰寫於加拿大魁北克
2010-6-13日修改，於 Saint-Germain-des-Prés
2014年08月27日修改
越戰歷史的最後一幕
最近﹐ 世人在傳媒圖像上所看到： 三十年前﹐ 即1975年4月30日約十時許﹐ 越共軍隊在幾輛坦克領先衝撞入越南共和國西貢政府獨立宮 ( 總統府 ) 的大鐵門﹐ 在無一名南越官兵的武力抵抗下﹐ 揮舞著南越 “ 民族解放戰線政府 ” 的旗幟﹐ 衝著走上獨立宮二樓的陽臺﹐ 佔領總統府﹐ 宣告勝利與越戰的結束。
然而﹐ 此歷史一刻的照片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越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 越南本土與外國都登載及流傳另一幅照片顯示﹕ 一輛印有843號的坦克衝撞獨立宮大鐵門。究竟是哪一輛坦克最先攻破獨立宮的大門呢 ? 1995年﹐ 法國記者Francoise Demoilaire 拿著拍下前述的照片在越南尋找真相。她訪問了當時參與攻克大門的數位越共軍人﹐ 其後，真相是﹕843號坦克只是為 “ 擺甫士 ”的拍攝而已﹐ 那時它被阻撞在大門傍邊的左門。真正立下 “ 歷史戰功 ”、衝開大門的是那輛390號坦克。
图 1: 1975年4月30日﹐ 越共坦克攻入“ 獨立宮 ”。
三十年後的2005年初﹐ 法國國際電臺記者訪問了當時四位坐駛390號坦克衝入獨立宮的越南軍人之一吳士原 ( Ngo Si Nguyen ) 先生。吳當時屬機械部隊裝甲突擊隊﹐ 是坦克車內第一炮手的駕駛員。他退伍後當過搬運工人、汽車司機等職業﹐ 現任職河內市 “ 十月十日 ” 客運公司司機。其餘的同隊軍人則有的回鄉耕種﹐ 有的以幹雜務為生。
图 2 : 越共坦克。
1975年4月30日上午﹐ 吳士原與同隊接受攻克獨立宮的任務。他們對西貢地形毫無認識﹐ 僅被告知過了西貢橋後到七丫路口轉左便是目的地。拿著由民眾提供的一份西貢市地圖﹐ 他們既激動興奮又呈英勇﹐ 駕著坦克神速儘快往目標駛去。他們在西貢橋外遇到南越士兵的激烈抵抗。共軍的四輛坦克被消燬。吳的坦克攻燬了南越軍的一輛坦克與約二十個士兵的抵抗後便衝過橋﹐ 在槍砲重重﹑ 硝煙處處中行進。但不久﹐ 他們發現走錯了路﹐ 便向一個手提皮箱逃跑的年青人問路。原來是反方向行進。年青人說願作領路﹐ 但須把皮箱安放好再回頭。但稍等數分鐘後不見他出現。吳的坦克轉往反方向繼續邁進。沿途他們都遇到敵方的阻擊戰鬥﹐ 尤其在城內的範圍。當見到前面一座圍有鐵欄的宏偉大樓之時﹐ 連圖片亦未見過 “ 獨立宮 ” 的他們猜想那就是 “ 目標 ” 了。
當初吳亦想到若上了二樓陽臺﹐ 將會朝天鳴槍﹐ 以向南越士兵表示共軍已經佔領。但他接到上級命令﹐ 若無抵抗的話﹐ 不能向敵人開火。他的同隊潘民禪( Phan Dan Thien ) 搶先一人在無人陪同下步走到大樓的主門。後來同隊的人才一起踴上。當時南越總統阮文明 ( Nguyen Van Minh ) 從內走出﹐ 他說等待已久﹐ 又問潘民禪屬甚麼單位 ? 潘說道﹕ “ 我叫……﹐ 是304師第66中團副團長。” 隨著﹐ 同隊武文段 ( Nguyen Van Doan ) 亦以他的左手與阮文明握手。吳士原那一刻亦站在阮的左邊。此後﹐ 長得高大的裴文松 ( Bui Van Tung ) 走上阮的面前﹐ 阮說﹕ “ 我等你們來以交遞一切 ”。裴文松反說道﹕“ 甚麽 ‘ 交辦 ’ ? 你們是無條件的投降﹐ 是俘虜。現今你要去電臺﹐ 宣告投降以免發生更多的流血。”
約十多年長的越戰就如此的結束﹐ 走進歷史的長河。
2005-05-01於魁北克 2005年7月修改
資料來源﹕ 法國國際電臺 RFI
三十年後越戰陰影仍籠罩美國政壇
然而﹐ 此歷史一刻的照片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越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 越南本土與外國都登載及流傳另一幅照片顯示﹕ 一輛印有843號的坦克衝撞獨立宮大鐵門。究竟是哪一輛坦克最先攻破獨立宮的大門呢 ? 1995年﹐ 法國記者Francoise Demoilaire 拿著拍下前述的照片在越南尋找真相。她訪問了當時參與攻克大門的數位越共軍人﹐ 其後，真相是﹕843號坦克只是為 “ 擺甫士 ”的拍攝而已﹐ 那時它被阻撞在大門傍邊的左門。真正立下 “ 歷史戰功 ”、衝開大門的是那輛390號坦克。
图 1: 1975年4月30日﹐ 越共坦克攻入“ 獨立宮 ”。
三十年後的2005年初﹐ 法國國際電臺記者訪問了當時四位坐駛390號坦克衝入獨立宮的越南軍人之一吳士原 ( Ngo Si Nguyen ) 先生。吳當時屬機械部隊裝甲突擊隊﹐ 是坦克車內第一炮手的駕駛員。他退伍後當過搬運工人、汽車司機等職業﹐ 現任職河內市 “ 十月十日 ” 客運公司司機。其餘的同隊軍人則有的回鄉耕種﹐ 有的以幹雜務為生。
图 2 : 越共坦克。
1975年4月30日上午﹐ 吳士原與同隊接受攻克獨立宮的任務。他們對西貢地形毫無認識﹐ 僅被告知過了西貢橋後到七丫路口轉左便是目的地。拿著由民眾提供的一份西貢市地圖﹐ 他們既激動興奮又呈英勇﹐ 駕著坦克神速儘快往目標駛去。他們在西貢橋外遇到南越士兵的激烈抵抗。共軍的四輛坦克被消燬。吳的坦克攻燬了南越軍的一輛坦克與約二十個士兵的抵抗後便衝過橋﹐ 在槍砲重重﹑ 硝煙處處中行進。但不久﹐ 他們發現走錯了路﹐ 便向一個手提皮箱逃跑的年青人問路。原來是反方向行進。年青人說願作領路﹐ 但須把皮箱安放好再回頭。但稍等數分鐘後不見他出現。吳的坦克轉往反方向繼續邁進。沿途他們都遇到敵方的阻擊戰鬥﹐ 尤其在城內的範圍。當見到前面一座圍有鐵欄的宏偉大樓之時﹐ 連圖片亦未見過 “ 獨立宮 ” 的他們猜想那就是 “ 目標 ” 了。
當初吳亦想到若上了二樓陽臺﹐ 將會朝天鳴槍﹐ 以向南越士兵表示共軍已經佔領。但他接到上級命令﹐ 若無抵抗的話﹐ 不能向敵人開火。他的同隊潘民禪( Phan Dan Thien ) 搶先一人在無人陪同下步走到大樓的主門。後來同隊的人才一起踴上。當時南越總統阮文明 ( Nguyen Van Minh ) 從內走出﹐ 他說等待已久﹐ 又問潘民禪屬甚麼單位 ? 潘說道﹕ “ 我叫……﹐ 是304師第66中團副團長。” 隨著﹐ 同隊武文段 ( Nguyen Van Doan ) 亦以他的左手與阮文明握手。吳士原那一刻亦站在阮的左邊。此後﹐ 長得高大的裴文松 ( Bui Van Tung ) 走上阮的面前﹐ 阮說﹕ “ 我等你們來以交遞一切 ”。裴文松反說道﹕“ 甚麽 ‘ 交辦 ’ ? 你們是無條件的投降﹐ 是俘虜。現今你要去電臺﹐ 宣告投降以免發生更多的流血。”
約十多年長的越戰就如此的結束﹐ 走進歷史的長河。
2005-05-01於魁北克 2005年7月修改
資料來源﹕ 法國國際電臺 RFI
2012年04月20日修改
在越戰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2005年4月30日﹐美﹑英﹑法與越南等國的傳媒皆作了大量的戰爭回顧﹑訪問等探討越戰的演變﹑歷史意義及影響等等。我們看到了美國越戰舊軍人與美軍陣亡者家屬朋友在華盛頓越戰記念碑的痛惜以及越南當局在胡志明市閱兵慶祝的官方活動等等。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越裔美國人社區的“越人”報政治評論員吳仁甬(Ngo Nhan Dung)先生就越戰對美國的政治影響作了如下的論述﹕
毫無疑問﹐只要美國政壇上越戰時代的人還存在或參政﹐美國的政治仍然受到越戰問題陰影的影響。政治人物卡爾曾是越戰兵士﹔現任總統布什當年利用家庭的財權力而逃避兵役。吳認為﹐參政的人都喜愛不惜一切手段﹐挑剔政敵的弱點﹐力求打擊對方而爭取獲得自己的政治利益。今天的美國政客在談到“越南見證”心裡仍有所恐懼﹐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對越南的軍事干涉仍曾影響美國對出兵伊拉克的政策﹐擔心再來一個”越戰“。
越戰結束三十年後的美國人仍持有贊成與反對兩派的基本越戰立場﹕1﹐贊成的觀點﹕軍事參與越戰是完全沒有錯﹐是有特別的意義。美國為越南人﹑亞洲人捍衛自由﹐抵抗共產主義的入侵東南亞。2﹐反戰的意識﹕參與越戰是毫無意義可言﹐美國的經濟與美軍的傷亡損失巨大。現今的美國政治人物伍倫基(音譯)修改了的反戰論點主要是當時美國政府玩弄慌言﹑蒙蔽與錯找龑癖娮哌M戰爭﹔而老牌電影紅星珍芳達則對自己當年反戰﹐在北越首都河內與越共軍人在炮台上呈笑容的照片行為表示不對﹐並承認此作為是沒有意義。
吳先生認為﹐事實上﹐美國人對外國是只講“利益關係”而已。對美國本身沒有利益的事﹐美國政府是不干涉的。美國有的是金錢可以付出資助外國人打仗﹐但不願看到自己人命亡沙場。美國人一貫重視人命。美國政府錯估戰勢﹐對美國人民一直說戰爭快結束了﹐繼續打罷。可是﹐越戰拖得太長了﹐美軍傷亡甚多。此是美國退出越南戰場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越戰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戰爭與和平﹐對美國為何參與對外戰爭的政策該有如何的深刻較全面認識﹖此是越戰留給世人該反思的議題。因為﹐尤其在東亞地區﹐還留下上世紀“冷戰”思維--”共產與自由世界“的﹐還有南北韓﹐台灣海峽的”統一“爭執的問題﹐仍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2005-05-02於魁北克2005年7月修改資料來源﹕法國國際電臺
越戰結束三十週年之際﹐美國加州 San Jose, Huu Chan Minh 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越裔美國人阮進興( Nguyen Tien Hung ) 撰寫的《 當盟友逃遁時 》( Khi Dong Minh Thao Chay ) 一書。像書名所表明那樣﹐此書主要的並是首次揭露了美國政府在越戰後期如何放棄前越南共和政府與人民的內幕經過。作者是1973年至1975年期間在南越政府內閣任計劃總長並擔任阮文紹總統的助理﹐現於華盛頓 Howard 大學任教。在南越政府任職期間﹐他與當時美國最後一位駐西貢大使格拉寒-馬田 ( 音譯，Graham Martin ， 1912-1990 )、美駐南越軍事﹑經濟﹑文化等機構的各名高級官員等以及越南共和國總統阮文紹﹑高級官員等皆有過廣泛及密切的接觸。
此書以越文寫作﹐其特點是以大量﹑從未公開過的資料供讀者認識和了解內幕的經過。作者通過那些準確的資料﹐包括美國﹑越南共和政府的內部保密文件﹑書信﹑電信等以及1975年後在美國流亡的前越南共和總統阮文紹﹐各前政府要人等的訪問記錄﹑個人見證等﹐詳盡的敘述﹑分析當時白宮與( 西貢 ) 獨立宮之間 “ 交易 ” 來往的過程﹐與美國大使馬田的談話﹑信件交往﹐在撤離越南各位前美國官員的心情﹑對時局的反應等等。
遠在巴黎和談會議舉行之前﹐美國已經開始了改變它的亞洲政策。在1971年﹐當阮進興首次與南越總統阮文紹見面時﹐總統就問道﹕ “ 先生﹐您在美國工作多年﹐那麼美國人對我以及越南共和國的印象如何﹖” -- “ 尊敬的總統﹐美國人已經把您拋棄了。”
據作者所述﹐當時這位總統聽後的反應卻是十分驚訝。後來所發生的事情亦已證明了美國不管西貢政權以及南越人民的後果是如何﹐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撤軍並停止參與越南的事務。作者指出﹐早在1965年之時﹐美國政府領導人已定下一種 “ 對越 ” 指標的百分比﹕
為南越人民的民主與繁榮的建設﹐佔10%﹔避免美國的失敗﹕70% ﹔保衛越南南方免於墮入共產中國的手裡﹕20 % 。
作者認為﹐即使是美國要放棄南越﹐亦可以在撤離時安排處理得好一些﹐免於製造了上百萬的越南人以及上萬的美國人的痛苦悲劇。
書中涉及的內容方面甚多又廣泛﹐但阮進興主要的是披露美國政府屆時尼克松總統與國務卿基辛格在越戰後期中的 “ 輕浮高傲 ” 的態度以及尤其是基辛格的 “ 壟權 ” 情況。這些就是他想要讓世人知道的基本要點﹐他特意提醒那些意欲與美國交結聯盟的國家﹐可否在 “ 越南經驗 ” 中能夠抽出一點教訓呢﹖ 在該書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筆墨述說基辛格。
書封面印有基辛格的一 “ 名句 ”﹕“ 為何他們不快點死去 ﹗”。阮進興為基辛格曾兩次所說如此類似意思的說話感到萬分驚奇而惡心。當時基辛格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一職﹐並兼任國務卿﹐可以說權力是極大的。但他所發表如此的驚人之語﹐是對越南人的不公平﹐有損人類的公理和明義。後來基辛格在他幾本回憶錄的書籍中都為他在越戰時的言行立場等作自我的辯護。阮進興明白美國在越戰後期為何要放棄南越﹐放棄曾是東南亞地區抵抗共產主義的前哨﹐因為這個前哨在那一“特定的時期”不再重要了。但他不明白的是為何美國放棄南越時持那種“輕浮高傲”的態度。比如一對結合的夫婦要離婚﹐分手亦可以採用多種可行的方法。發表時使用婉轉的話語行為不行嗎﹖為何要如此的出語傷人呢﹖ ﹗
基辛格把以往所有的資料密藏起來﹐包括前總統尼克松對越南共和國在軍事﹑經濟上的答允﹐對和平保證的資料等等。他的權力範圍甚至超越了美國的國會與總統。1975年4月17日當南越向美國求助時﹐他回復﹕“ 我們開了會﹐無人會要救越南的﹐你們要逃走便立刻跑罷 ”。又如在4月26日﹐南越提出要與北越雙方直接會談﹐為解決當時緊急時局的問題﹐他又說﹕“ 不能有任何西貢與河內之間的政治交談﹐只有美國與北越在巴黎的會談 ”。這些做法都是基辛格嚴重的錯誤表現。
至今阮進興仍有保存一批獨立宮內的保密資料﹐包括在巴黎會談之前及其退出白宮前這期間尼克松寄給阮文紹的數十封信件。這些信件以及其內容僅有三兩人獲悉﹐阮文紹一直為此事保密﹐連南越國會與政府要人亦並不知曉。作者還指出﹐當時他看到那些來自美國總統的信件中的詞句﹐亦感到十分驚異。他認為﹐ 那些信件是由基辛格起草的。他亦提到﹐那時面對那些信件﹐阮文紹感到困惑萬分﹐因為美國在許多方面上的觀點或處理方法都強加於阮文紹﹐並要他為此保密﹐不可告予任何人。
這些資料全都記錄於1986年由阮進興本人與佐勞-斯徹特 ( Jerrold Schecter ) 以英文合著的 “ 獨立宮檔案 ” ( The Palace File ) 一書中。書是以巴黎會談為背景﹐美國與南越政府雙方的交往﹑決策等為主要內容。該書的出版﹐當時亦曾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但美國人很想把越戰“ 忘記 ” ﹐“ 忘記 ”越南這兩個字﹐他們總不想為此事再添“ 煩惱 ” 的了。
此外﹐書中亦透露了一個細節﹕南越官員曾於1975年4月30日美國華盛頓 “ 五月花 ” 酒店內與美國政府官員會談﹐提出前美國政府對越南共和政府與人民所作出的承諾與戰後的責任﹐交予美方前尼克松總統給阮文紹的兩封密信並以它為證據﹐要求美國政府即時接受一百萬越南人予以美國籍﹐當時他們的要求亦得到美國政府的 “ 友好 ” 答允接受。
無疑書中揭露了美國政府的負面形像﹐同時由此﹐是否作者有意提醒或警告日漸表示 “ 親美 ” 的現時的越南當局呢﹖阮進興指出﹐他的書主要的是忠實的反映歷史﹐政治舞台內幕中南越與美國政府的 “ 交易 ” 活動。他感到驚奇並難以相信的是像美國如此高度民主的國家竟出現有 “ 基辛格壟權的現象 ”。基辛格的多個決定連國會亦並不知道﹐他的做法與美國的民主精神是根本的不符﹐對南越的主張做法等簡直是 “ 專制 ” 的表現。
作者提醒那些意想或已與美國打交道或結盟的國家﹐不可完全相信美國政府的執政時( 即總統與國務卿的 ) 承諾。若果它得不到國會通過﹐那都只是一張空頭支票。再講﹐援助的數目若不是具體實際的﹐那亦不要輕信。他還表示﹐在美國的政治上﹐總統選舉對美國盟友的關係可以有極大的影響作用﹐今天伊拉克一事便是最好的例證。人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就算在贏得選舉後﹐美國總統﹐甚至其繼承者﹐亦可以改變或不實行他在選舉期間所答允的事情。
“ 越南經驗 ” 的另一個重要性是留下歷史的一課給予美國及其盟國。美國是現今世上的強國﹐經濟的強大﹐技術的發達等等都使許多國家想與它交友結盟。作為盟友﹐他們對美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等應該要有充份的了解﹐審慎的考慮與行為﹐不能以自己的 “ 近視 ” 眼光來看待美國。“ 越南經驗 ” 亦證明了一位英國人說那句話的正確﹕“ 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 但最後作者仍堅信﹐不管是大國或小國﹐在國與國的關係上﹐應該是要以雙邊的利益﹐互相的尊重為本。
嶺南遺民
2005-05-03
資料來源﹕ 法國國際電臺 RFI 與英國廣播電臺 BBC 2013年01月23日修改
譯者按：
本年2005年四月份，值越南戰爭結束三十週年之際﹐BBC英國廣播電臺採訪了两位越南歷史学者來共同討論在越戰中各方面的損失﹐不僅是人或物的﹐尤其是在社會的、 人的感情等方面﹐以及它對於越南國內外的越南人﹐甚至是美國人﹐所產生了無限深遠的影響。
黎春科 ( Lê Xuân Khoa ) 教授是前越南共和國西貢大學哲學系教授、 現屬美國華盛頓的約翰-何進斯大學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 國際研究高等學院東南亞研究中心的歷史學家。他曾出版了研究越南問題的書籍。另一位是來自越南河內的楊中國 ( Dương Trung Quốc ) 、 越南史學家、《 今與昔 》( Xua va Nay )雜誌總編輯。
越南戰爭是越南歷史上一場時間最長、 規模最大的戰爭。人們一般的都以1960年算起﹐直至1975年4月30日為止﹐整整有十五年長的一場戰 爭。但請不要忘記﹐越南在1956年前﹐剛經歷了一場反法國殖民者的戰爭 ( 1945—1956 )。越南共產黨在1959年5月與1960年9月的兩次黨代表大會上決定放棄政治和平手段﹐決意採用武力來推翻南越政權﹐實現國家的統一。美國自1965 年3月開始公開的大量的軍事介入到南越﹐直至1973年拿槍的美軍撤離﹐而留下的是南北越兩方的越南人互相打鬥直至1975年4月30日﹐越共部隊攻克南越首都西貢﹐整整拖長十五多年的一場殘酷的戰爭結束。可是﹐1975年後﹐在越南還展開了兩場對柬埔寨與中國的戰爭﹐可以說那就是那場越戰的延續。 由此可見﹐這些連續不綿的戰爭過程發生在越南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歲月﹐刻留在人們的心裡一種難以磨滅的痛苦的戰爭傷痕。
在討論中﹐兩位學者提及到並詳細分析了戰爭結束後所產生的多個問題﹐其中有南北兩方的人民、 越南海外與國內人民之間在實現民族和解的問題﹔越南人之間還有許多人抱著那種 “ 我勝你敗 ” 的敵對心理來對待另一方。目前越南當局對越戰後自1975年逃離國土﹐現今生活在外國的幾百萬越南人的現行政策如何﹖對於曾是越戰的經歷者如何看待戰爭歷史以及他們能否可以“ 向前看 ” 呢﹖曾是 “ 拿槍的人” 的一代人如何可以使現今與以後年青一代不再處於仇恨的心態中去生活﹐ 以及他們如何來醫治幾乎目前還不能夠解決的戰爭創傷。
三十年來越南歷史的事實證明﹐越南共產黨可以用武力統一國土﹐然而﹐他們無能力實現民族民心上的統一。越南國土的統一了三十年之久﹐但越南人之間幾十年來還沒有真正做到“笑泯恩仇” ﹐民族和解的道路還是那麼漫長﹗越南民族付出的戰爭代價是多麼的巨大啊﹗這是人類歷史的悲劇以及人類社會的無限悲哀﹗
近月來中華大地上散播著令人震驚的要發動一場“核戰爭”﹐用武力來完成所謂的 “ 統一台灣的偉大事業”的論調。難道越南戰爭不是人類歷史上沉重的教訓嗎﹖難道中國人在這方面上不能作任何的思考嗎﹖
主持人﹕人們都談到越南戰爭的損失﹐在人與物上的嚴重損失。首先請黎春科先生談談一下在這方面﹖
黎春科﹕ 我認為﹐這是一場對於越南民族損失最多﹐人命傷亡最多的戰爭。我們的先人歷史上反抗外邦 ( 指反中國的侵略﹐譯者註 ) 都僅是以刀矛為武器﹐戰場上的死 亡人數都最多是以千百人計算。但是﹐現代戰爭使用的都是先進的殺傷力巨大的武器﹐戰爭的規模強度也是十分巨大的﹐死亡人數是很難算出一個準確的數目。大約死亡人數是四至五百萬人。
主持人﹕ 死亡人數到今天仍是難以計算。1995年一個由三位學者約翰-何爾斯門 ( John Holsman ) 先生、 斯萬-維斯騰 ( Sylvain Western ) 先生和武猛利( Wu Manh Loi ) 先生所作的研究指出﹐有人曾提出在越戰中的死亡人數是三或四百萬人。但根據他們所預計﹐從1965年至1975年﹐南北越兩方的越南人死亡人 數約有一百二十萬人﹔而美國自己計算的美國人死亡人數是五十萬六千人。其實﹐死亡人數是難以算出一個準確的數目。人命的死亡和財產的損失大概也可以去計算 一下﹐但是﹐在社會方面的、 人的感情方面的影響與損失就難以測量。在這方面損失的程度又如何呢﹖請楊中國先生講講。
楊中國﹕ 對了﹐對於一場拖長幾十年的戰爭﹐死亡人數是難以算出一個準確的數目。戰爭是拖長超過三十年。因為在1975年後﹐還有像越南所說的一場是 “ 保衛祖國 領土完整 ” 的戰爭 ( 即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譯者註 ) 和另一個 “ 消滅波爾布特政權 ” 的戰爭 ( 即越南侵柬戰爭﹐譯者註 ) 對於戰後人口的損失﹐以後在時間上慢慢的還可以填補。但是﹐我們還要考慮許多的問題﹐例如克服戰後的困難﹐同時又如何重建國家。我也考慮了許多有關戰後人 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這方面的問題。
最近我曾去了歐洲﹐許多外國朋友都十分關心越南改革的問題。一般人們認為越南的改革在時間上是從1986年開始﹐但實際上是要等到1989年越南才有真正的和平出現﹐才與外面的世界來 “ 和解 ”。跟著﹐越南要作的是醫治戰爭創傷的事情。死的人已去了﹔生存下來的人﹐就是那些受傷殘的人很多很多﹐例如患上 “ 黃橙病 ” 的人﹐也許這樣的病人還要被傳染影響拖受至幾代人。
我想﹐有許多人不認識和並不意料到的一點﹐尤其是歐洲的朋友﹐那就是在歐洲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持續了四年﹐二次大戰是六年﹐這都只是發生在一代人 內的事﹔反而在越南，戰事被捲入了兩、 三代人﹐長時間的戰爭形成了一種習慣性的戰爭意識。我認為﹐這是最艱難的事是要改變人們的思維﹐達到“正常” 的思維來重新走上路﹐與世界各國人民和平共存。
有人提出一種理念是越南人把過去的事情 “ 收起來 ”﹐我認為要真正做到這方面一點也不簡單。因為由一場十分漫長的戰爭留下來的問題太多了﹐傷痕太深了﹐就一定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治療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一定要由多方面的人從各方的出發點去解決。
黎春科﹕ 我同意這個看法﹐戰爭損失的極度嚴重的﹐人民的精神消耗是沉重的﹐戰爭的後果是需要長時間去解決。無論如何﹐我們都要面對它﹐都要努力尋找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財物的失去、 死去了的人、 還有生存下來的人等等的問題﹐當然這是戰爭留下的問題。但是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這是我們要去考慮為甚麼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一個比較普遍清晰的又十分具體的問題是戰爭受難者的心中的仇恨。不是戰爭時候的仇恨﹐而是戰後的。可以說﹐國家都沒有很妥善處理戰後的事情﹐反而產生了戰後民心的仇冤。
1975年後﹐許多人要離開國土逃離到外國生活﹔許多的人被押解到勞改營。這些被改造的人﹐雖然一部分現今生活在國外﹐但他們的痛苦創傷仍存在的並繼續在深化﹐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這些人經歷過的景象是難以忘記的﹐他們心中的傷痕又是多麼深刻。留下的創傷太深了﹐日久不醫治就更加難愈合。要解決問題﹐ 就要尋找問題的究因。就像要找一把鑰匙去開門一樣的去解決問題。我相信﹐大家都是越南人﹐為了國家共同的利益﹐都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我們要互相信任﹐完全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大家坐下來談。
主持人﹕ 照您們的所說﹐這是在越南目前還沒有實現 “ 民族和解 ”﹐人們心中還是抱著“此勝彼敗 ” 的心態﹐要找到一個實際的方法﹐解決根本的問題﹐那麼﹐不管是越南當局或者海外的越南人﹐他們要如何辦呢﹖
楊中國﹕ 我十分贊成黎先生他提出的那些原因。問題是十分嚴重的﹐其實﹐除了他所提出的﹐我想還有很多我們在這裡沒有提到的原因。例如既然在戰爭中產生了敵我兩方而戰爭是有了那樣的結局﹐我暫用 “ 此勝彼敗 ” 來說它吧﹐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互相看待呢﹖
在越南﹐普遍的存在一種戰後的想法﹐就是那種 “ 此勝彼敗 ” 的意識。我記得在戰爭結束不久﹐有許多人提到一位將軍曾說過的話﹐我假設他是 “ 勝利者 ” 的說話吧﹐我認為是十分精闢的﹕“ 在這次戰爭中﹐沒有任何越南人的失敗﹐只有侵略者的敗仗。”
話雖然是如此說﹐但問題去到具體的時候﹐那不是容易的辦到的事啊。一場長時間的戰爭﹐又分裂成為南北兩方﹐還有很多都是歷史的事情﹐有如南方人還談到1959年吳庭艷時代的事﹐而在北方發生土地改革的激進做法的歷史事件都會產生影響而引致到後來發生一場殘酷的戰爭。
1973年後﹐拿槍的美國人走後﹐留下是越南自己人的事了。那一代人的仇恨是極大的。如果我們總是計算過去的事情如何如何﹐那麼就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來治療戰爭創傷。尤其是那些曾是拿過槍的人﹐如果他們繼續還是抱著那種 “ 此勝彼敗 ” 的心態去思考問題﹐留給下一代人如此問題的話﹐那麼可以說這是我們民族的大患。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想﹐不管是那一方﹐或者即使是痛苦的一方也好﹐我們還要接受那些事實。為了民族的前途﹐我們還是要向前望而邁步。
我想﹐在世界上﹐沒有很多的國家像我們有大約三百萬人逃離出國﹐在外國生活的人。暫時我不提國家將要實行的民族和解政策如何﹐能不能實現﹐那要看許多因素的。但是﹐在外國﹐許多不同程度上受到打擊的家庭﹐國內外一個家庭中、 親戚中、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大家如何和解呢﹐這是很重要的因素。此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寫歷史的人﹐我們任何寫歷史呢﹐如何記載歷史的教訓留給下一代人﹖
主持人﹕ 我們要面嚮未來﹐新一代的人他們如何去想這場戰爭呢﹖其實﹐這也是一場內戰。對於戰爭巨大的損失留下來的影響﹐他們又有如何的看法呢﹖
黎春科﹕ 剛才提到那句話﹐那是范雄所說的。( 范雄, 1921—1988 ﹐南越人、 越南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越戰最後一場攻克西貢戰役 --- “胡志明戰役 ” 中三位軍事總指揮之一﹐曾在1987-1988短期間擔任政府總理。 譯者註 ) 他是在國家統一的時候說的。意思是說戰後我們要一起共同建設國家。要是那時大家可以同心合意搞建設﹐那就最好不過的了。可惜的是﹐我們不能夠做到。這也是過去了的事。我都贊成我們不要太往後看﹐要跨越它﹐朝向未來。我們要為了戰後三十年了國家民族的發展﹐保衛祖國的領土﹐面對將來新的威脅等等而著想。由此﹐這是國內外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那麼﹐首先要求我們要達到民族的和解。戰爭已經導致勝方和敗方。現在﹐照我看﹐和解要由“勝方 ” 提出來﹐先走出第一步。而並不是由 “敗方 ” 去乞求和解。
事實上﹐過去多年來﹐國家當局常常呼籲民族和解﹐海外越南人也想實現和解的。但是﹐實現和解總是和不起來。困難的是﹐因為大家不可以跨越 “過去的事情 ” ﹐沒有找出一個好的辦法來和解。具體的是﹐那些仇恨的心態還存在。現在要和解﹐就是要先化解那些仇恨。那麼﹐要化解仇恨﹐我們就一定要重新評價歷史的某些決定、 歷史的因素等等。可是﹐歷史的事件與原因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生的、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已是發生了﹐過去了﹐現在我們要“跨越 ”去才對。我們要看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們越南人之間﹐應該可以更容易的溝通。我們的語言上有許多婉轉的詞語﹐許多種表達的方法﹐讓說者聽者大家都心悅滿意。這 樣﹐大家可以一起為了民族的前途﹐看到國家面臨的危機﹐大家來共同建設﹐共同尋找解決的辦法﹐無論如何﹐我認為﹐這都要國家當局先作邁出第一步。我希望是這樣的﹐國家當局也可以做到的。
楊中國﹕ 從歷史的角度與邏輯上來說﹐黎先生所說的是完全對的。應該是那樣做的。但是﹐黎先生他也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我也看閱過他寫的有關越南問題的書﹐他提出問題的方法是很特別和挺好的。
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來說﹐我們看問題要考慮到當時歷史的時間問題。雖然是已經三十年了﹐但我們要看1975年至1989年之間在越南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越戰之後﹐如果沒有發生邊界戰爭 ( 指越南侵柬戰爭, 譯者註 )﹐如果沒有美國人繼續要封鎖越南﹐如果沒有中國轉來打越南 ( 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譯者註 )﹐我看在另一種的環境下﹐民族和解的問題﹐可能﹐只是可能﹐問題可以解決得比較容易、 順利些。這些問題不能拖得太長。仇恨的心態拖得太長﹐就變得更加深了。
在那時﹐戰爭結束了﹐但是﹐人們有誰可以把槍放下的呢﹖勝利者的精神籠罩著人們的頭腦是很明確的存在﹐那是當時人們的意識。由此﹐引致了人們對待與解決事情所產生的一些行為。在我的家人中﹐也有一些兄弟在南越政權內工作而被解送遙遠的勞改營。當時許多人都以為和平的時期來到了。我不是為當時的情況辯護什麼﹐我們要認識當時的現實。戰爭結束後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和平﹐即是人們心態上的和平。只可以說1989年才是越南真正的和平時期的到來﹐大約離現在只有十五年的時間。一場長達三十年之久十分激烈的戰爭 ( 指抗法與抗美兩戰爭﹐譯者註 ) 形成了一種慣性﹐之後又被捲入另一次戰爭。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有客觀的看法。在柬埔寨問題上﹐當時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反對越南﹐不管曾是我們的朋友或敵 人。現今人們聲討或者要審判柬共領袖波爾布特﹐但有誰想到那時是誰推倒柬共政權的呢﹖研究歷史的人絕不是審判長﹐亦不是律師﹐他只是儘量的把歷史的各個事件和因素等說明﹐提供一個看法﹐讓人們朝向更美好的未來。我們歷史學者要付出許多努力﹐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們今天的生活揹負著一個十分沉重的包袱﹐要扔掉它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主持人﹕ 越南政府當局對於那些離國出走﹐即那些海外越南人又作出了什麼的新政策呢﹖那些稱為 “ 拿槍的人” 他們的觀念有沒有改變呢﹖他們有沒有面對現實﹐“ 向前望 ” 呢﹖
楊中國﹕ 事實上﹐最近很多僑胞都回來了﹐國家也發表了有一些特別的政策文件。雖然文件是字面上的東西﹐需要一個過程與具體的方法去實現。我在不久前也到過歐洲﹐許多僑胞都問我有關回國申請的問題﹐在國內買屋的或者長期投資的問題。這是一個可喜而又實際的現象。我想國內的人應該有一個具體的對應的解決方法來對待僑胞的每一個要求。除了要向僑胞介紹國家的改變改革﹐主要的很要取得僑胞的信任。我們的國家已經在領土上統一了三十年﹐現在是如何統一人心﹐我認為這一點是十分重要。
主持人﹕ 人們說要實行這事情﹐是雙方都要做的事﹐不能夠只是一方去做。那麼﹐比如說越南當局已經有了善意﹐海外的越南人又該有如何的做法呢﹖
黎春科﹕ 我說出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是對過去的看法﹐懷恨的問題。我認為﹐那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名譽的問題。大家對這場戰爭抱著不同的心理看法。一方總是這樣想﹕我們是抗美救國﹐一切都是神聖的正義的﹔反而對另一方指控是 “ 偽政權的人 ”﹐視為背叛祖國的人。要是總持著那樣的觀點﹐是以戰勝者的姿態來對待 和 “ 寬待 ” 另一方﹐那麼﹐我看是永遠不可以達到和解的。
我們要有一種新的觀點來看問題﹐不能夠說只有一方是有理想的人﹐而指責對方不愛國。好像只有共產黨人才是愛國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還沒有共產黨成立之前﹐也有許許多多的越南人是愛國的。我們不能夠把自己定下的愛國觀點與形式強加給每個人。毫無疑問﹐在越南人中有許多人都是愛國的﹔有人是以不同的意識來表明愛國﹐比如﹐他們認為﹐以自由的社會制度、 資本主義方式來管治國家。只是大家的信仰和意識形態不同而已。我們要如此的平等的看待對方。要是以平等的看待﹐沒有甚麼理由不可以和解。要是這樣大家還是和解不來﹐那就是固執的了。我看﹐這是切要之點﹐要保證人的名譽不受到損害的時候﹐那才可以談到 “ 拋棄成見與包袱 ” 。在海外的越南人﹐還是在等待越南國家當局如何去改變他們自己的觀點和做法。
主持人﹕ 我所了解﹐先生要說明越南當局裡的人還是保留著過去戰爭時期的那種觀點與思維。我想提出一點﹐有位國際和平研究委員會主席史旦尼-尼克蓀 ( Stein Richardson ) 在他的研究文章裡說到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瑪拉( McNamara ) 曾重訪越南﹐與越南領導人武元甲 ( Vo Nguyen Giap ) 見面時作出道歉﹐而且承認在越戰所作下的錯誤﹐他要尋找越南受到損失的事實。同時他亦期望武元甲可以表示自己亦犯了錯。美國已經看到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的損失而撤離越南﹐但越南共產黨看不到戰爭帶來的創傷﹐還要繼續推行戰爭。由此來看﹐是不是越南共產黨也要負上一份戰爭的責任嗎﹖
楊中國﹕兩次武元甲與麥克納瑪拉的見面﹐連同與我的同行的人史旦尼-尼克蓀的會面﹐我都在場。我可以說我是見證人。按我個人意見來說﹐麥克納瑪拉是承認了他的錯誤﹐這是他的個人見解。戰爭捲入了雙方﹐戰爭的規模帶來了人民的痛苦。但是﹐我要問問研究歷史的人﹐為甚麼發生戰爭﹖要是美國不帶武器和飛機過來﹐那裡會有發生戰爭呢﹖現在歷史已經說明了以前很多的事件。比如﹐法國人已經承認1946年發生的戰爭是由幾個法國殖民者存意搞出來。美國的麥克納瑪拉先生也根本上承認美國出兵越南是錯誤。當一方故意搞出來的戰爭﹐而對方也被迫要接受的。這是麥與武兩人在見面時的談話﹐是美國人與越南人之間的問題。
但是﹐對於越南人之間﹐我們要有另一種看法。如果我們都為此而不斷的爭論﹐是不能到達甚麼結果的。我們越南人要讓歷史家來做這樣的事。其實我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找到一個比較中肯的意見。你看﹐美國的內戰不是需要到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人們才做到完全的和解嗎。如果我們繼續為這個問題爭論下去﹐雖然名譽是重要的﹐我們總是把這些過去了的問題放在道德的天枰上﹐那是很難的找到答案的。就個人來說﹐比如我和先生﹐我們來舉行一個儀式﹐把過去的恩仇抹去﹐大家就可以和解了。但是政治的事情那裡有這麼簡單的。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但我們要去找積極的因素。如果我們要追求全方位的解決﹐那是一件天真的事了。我看﹐唯一的方法是需要時間﹐把這些問題留給下一代人﹐他們也許有不同於曾經拿槍的人的想法。如此﹐我們真正的可以拋棄包袱﹐輕步前進。
主持人﹕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美國的責任。戰後留下了許多越南共和國的傷殘士兵。那麼您們認為美國需要負擔起這個責任嗎﹖
黎春科﹕ 這個問題﹐我把它分出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美國對越南的﹐另一個是越南人之間的問題。美國對於越南仍要負上很多的責任。戰爭結束了﹐大家和解了﹐醫治戰爭創傷﹐美國是有許多的事情要做﹐那是明顯的。事情是極大複雜﹐意義有不同的。可以在不同的形式方面上進行﹐可以是政治的、 人道上的。在海外的越南人可以在這方面多多呼籲美國政府作出它的責任。
至於越南人之間的關係﹐我想再說說名譽的問題。我同意﹐我們現在不可能找到絕對的答案與辦法。可是﹐這個事實實實在在的存在我們之間。我把問題提出是為了認識問題﹐要我們去面對它。要有一個方向而走。在不同的環境裡採用不同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溝通與和解是雙方的事情﹐還有不只是口頭上說﹐還要看實際行動。可以在許多種形式下進行﹐從小的開始﹐慢慢的就可以達到完全的和解。如果有了一個好的開動﹐人們認識到如此轉變﹐那麼﹐後邊的事情就更容易、 更快的辦到了。
主持人﹕ 對於醫治戰爭創傷的方面﹐那麼﹐我們可以為了下一代又能夠做出什麼呢﹖
楊中國﹕ 我想說出一個想法﹐可能也有人不同意它。我曾經與許多美國人接觸過。看到美國人重來越南舊戰場上﹐美國人的態度使我們越南人都很容易改變而與他們達到和解。但是﹐只是我們越南人之間﹐有人為甚麼不能夠達到和解這一步呢﹖我說的不是一方越南人﹐而是雙方方的人。如果我們還做不了﹐那說明是我們越南人的心態有問題了。那個問題不是一個鋼鐵堡壘﹐不是那麼困難的事。如果我們有共同的信心﹐合力同心去做﹐我們認為是不可以解決的問題﹐其實是完全可以在我們這一 代人內去做到的。要說到近來許多舊軍人已經返回過越南﹐看到了國內人們的態度根本的改變。人們物資生活的改變是次要的﹐但比不上那種生活的氣氛﹐人們的態度﹐社會上的和詣更重要。我們要處處尋找積極光明的因素。現今我們談得太多那些“ 停滯 ” 存在的問題﹐那該是負有責任的人所急切要做的事情。對於我們每一個 人要去思想的﹐有一個共同心﹐一切為了未來﹐那就是我們要這樣做的了。
主持人﹕ 因時間的問題﹐請兩位歸納一下您們最後的意見。對於雙方的越南人﹐為了未來他們目前要做些甚麼具體的事呢﹖
黎春科﹕ 對了﹐雙方都要互相作出和解﹐就要有一個和解的心態。困難的是﹐如何來實現和解呢﹖我們要交換意見﹐達成妥協﹐要一步步來做。看看實際的改變如何。我們都在等待﹐等待越南政府當局如何先邁出第一步。我想說大部份海外越南人都抱著這樣的心態﹐他們不是永遠保存那個仇恨的心。如果人們看到了那第一步的出現﹐是具體的、 有互相承認的實際價值﹐那麼﹐漫長的道路都可以縮短的。
楊中國﹕ 最後﹐我們要重找回到一個共同的母系數。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一個國家、 一個故鄉。我們雙方重新一起走路。當然﹐我們從地理上、 心理上有所分歧﹐但是只要有一個共同的信念﹐我想﹐就算我們認為不能夠跨越的問題也能達到的。
嶺南遺民
翻譯與整理於2005-08-30日﹐Pontneuf
資源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臺
據英國廣播電臺BBC記者利克-佛藤 ( Rich Fountain ) 的報導﹐ 英國政府外交部於2005-12-29日公開了保管約三十年前越南共和國總統阮文紹 ( Nguyễn Văn Thiệu ) 在離開首都西貢後南越共和國時期的各份文件資料。
據這些文件揭露﹐ 阮文紹與妻子、其近身保鏢﹐ 當時是乘坐直升飛機登上一艘美國軍艦後再轉去台灣。
後來﹐ 不如許多人所猜想的那樣，他會在美國生活﹐ 而是在英國倫敦繼續他的新外國生涯。
當時的報章報導﹐ 阮文紹是從越南共和國國庫中取去大量的黃金逃走。可是﹐ 在這些剛解密的文件中並沒有揭露此事。
由英國外交部公佈的文件中﹐ 人們可以知道這位前總統如何從台灣轉到倫敦郊區居住的情況。有一個細節值得留意的是﹕ 在離開台灣前﹐ 阮文紹的一些物件被失竊。
由阮的親戚曾打電話通告英國外交部﹐ 一位名叫阮富林 ( Nguyễn Phú Lâm )、 阮文紹的保鏢已取了總統的一些行李逃離而去。
英外交部被告知﹐ 此偷竊行為並不成功。據這位阮的親戚說道﹐ 美國方面曾千方百計的想取回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與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給予南越總統的一些密件。
這位致電者說將會把這些文件交給英國保管﹔ 可是﹐ 在已解密的英國文件中並沒有看到上述文件或者提及有關阮文紹的財產情況。
英國外交部的文件有透露為何這位總統選擇留居英國。英外交部的一位專家解釋﹐ 阮文紹認為若在美國居住將引起許多爭議﹐ 他難以在那裡生活﹐ 因該時在美國已有為數眾多的的南越移民。
阮文紹亦不認為他可以在法國得到安居﹐ 皆因巴黎當局常會受到來自北越河內當局的壓力﹐ 同時他亦會受到旅法越南僑胞的冷諷熱嘲。
阮文紹選擇英國，因為當時阮有其親戚已早在英國定居。然而﹐ 在倫敦居住期間﹐阮文紹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過面。
最後﹐ 這位前南越總統亦離開倫敦﹐ 去了美國波士頓定居直至在四年前逝世。
在BBC記者的一次訪問中﹐ 前南越共和國總計劃部部長阮進興 ( Nguyễn Tiến Hưng ) 博士指出﹐ 人們談論的那批黃金以目前時價應值約近三億美元。據阮進興先生之分析﹐ 那批黃金由於不能在越南共和國後期運離出國﹐ 原意是用以向外國申求貸款作押金﹐ 因為該時政府所得到的外援無多。
不能運走的理由是當時倫敦的利歐得斯 ( Lloyds ) 集團 ( 公司 ) 不願為這批黃金的空運付出保險費而使事不成行。
繼之﹐ 南越政府內閣部亦曾想過把它寄存於瑞士﹐ 但後來還曾得到美國空軍的答允，協助運輸存放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該時的新繼任總統陳文香 ( Trần Văn Hương ) 曾反對不許帶走。那批黃金仍留存在越南。
亦據阮進興博士揭露﹐ 當美國與越南共產黨的河內關係正常化之時﹐ 雙方已就那批黃金以及與它有連貫的問題﹐ 就越南共和國的財產問題著手談判並得到解決。
嶺南移民
2005-12-30日
資料來源﹕ 英國廣播電臺BBC 2009年10月09日修改
在前越南共和國總統阮文紹離開南越時﹐ 人們流傳著他曾運走十六噸黃金離開。究竟這批黃金的下落如何呢 ?
曾與阮文紹有密切接觸的前南越共和國總計劃部部長阮進興 ( Nguyễn Tiến Hưng ) 博士對BBC英國廣播電臺記者作如下的解釋﹕
阮進興 : 當時國庫萬分貧缺﹐ 又沒有外援的情況下﹐ 國家銀行只剩下唯一約十六噸黃金﹐ 時價值約1 。2億美元。為安全起見，政府內閣亦曾舉行過秘密會議討論如何把這些黃金運出外國。約在 ( 1975年 ) 三月底至四月初的那段時間中﹐ 前美國大使馬田以及一些美國顧問亦建議把這些黃金運到歐洲來購買武器彈藥等。
於是﹐ 政府財政部門就開始著手與世界最大保險公司 --- 英國的LLOYDS公司接觸﹐ 但他們拒絕作保險﹐ 又找不到一間航空公司答應運載。
最後又轉回找美國國防部派出軍機幫忙。他們亦拖延了一段時間才答覆﹐ 把這些黃金運到紐約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存放。越南共和國政府欲意把這些國家財產當作押金來向美國申請借款。 4月22日﹐ 當美國的飛機抵達菲律賓時﹐ 阮文紹又已下臺了。副總理與財務部長申訴說拿不了新上任總統陳文香的批准令。故此﹐ 那批黃金不能運出﹐ 還留存在國家銀行內。
人們傳聞阮文紹竊取帶走是完全不屬實。據我所知﹐運輸這些黃金必須要有正式的手續﹐ 馬田大使亦曾在1976年1月27日向美國國會申述此事﹐ 留下記錄﹐ 我在那本 « 當同盟逃遁時 » 的書中亦談及此問題﹐ 並有列載上那份記錄。
BBC : 在文件字行間上有如此的記載﹐ 但實際上﹐ 據您所知﹐ 以總統的身份﹐ 阮文紹可以使用任何的辦法從銀行運走這些黃金嗎 ?
阮進興 : 絕對不可能。那些黃金保存在國家銀行的地庫﹐ 十分安全和保密。辦理拿出的手續是嚴謹與公開的﹐ 各個政府部門的人都會知道的事情﹐ 現今那些人還活著嘛。現今這件事已成為歷史的了。
BBC : 那麼﹐ 您是確定那批十六噸黃金是留在越南嗎 ?
阮進興 : 我不知道它真正的下落在哪裡。新政府的來到﹐ 那就是新政府的事情了。屬於越南共和國的一切財富就留存在國家銀行的地庫裡。當美國與河內建立外交關係時﹐ 他們會就前越南共和國所留存的財產﹐ 包括在美國的﹐ 進行協商並得到解決。
BBC: 由英國外交部公佈的文件中﹐ 有揭露在離開臺灣前﹐ 阮文紹的一些物件被失竊。由阮的親戚曾打電話通告英國外交部﹐ 一位名叫阮富林 ( Nguyễn Phú Lâm )﹐ 竊阮文紹的保鏢已取了總統的一些行李逃離。英外交部被告知﹐ 此偷竊行為並不成功。據這位阮文紹的親戚說道﹐ 美國方面曾設法取回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與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給予南越總統的一些密件。這位致電者說 將會把這些文件交給英國保管﹔ 可是﹐ 在已解密的英國文件中並沒看到上述文件或者提及有關阮文紹的財產情況。
曾為阮文紹助手的阮富林先生敘述當時情景﹕
總統夫人約在3月26日或28日﹐ 具體日子我亦記不清了﹐ 已先抵泰國﹐ 後才去臺灣。隨後﹐ 阮總統是直接從西貢乘搭美國軍機飛往臺灣。我們是在臺迎接他的。六個月之後﹐ 總統夫人比阮文紹早離開一個月﹐ 若我不記錯的話﹐ 事情該是如此的。只有總統與我留下在臺灣。
當日我與總統去機場，飛往倫敦。我負責帶行李﹐ 拿著總統與我的兩本護照辦理登機手續。隨我陪行的還有一位台灣外交人員。當到達台北機場辦理好登機手續和行李寄托好後﹐ 我把總統的護照機票交給那位外交人員﹐ 他是個會說中國話的越南人﹐ 並激動的對他說﹕ 對不起﹐ 請轉達給我的總統﹐ 因個人的理由﹐ 我不能跟隨總統同行。當時我十分激動﹐ 跑步著離開機場﹐ 搭上的士返回我女朋友的家。事情就此結束。句號。
次日﹐ 我去了美國大使館聯繫﹐ 問他們﹐ 你們各位知道我與阮總統之間發生甚麼事情嗎 ? 他們回答 ：知道。並又說道﹐ 若你甚麼時候想去美國﹐ 來說一聲便行。
之後﹐ 總統的親戚叫嚷著我拿去了甚麼行李物件。其實﹐ 當我離開機場時﹐ 我忘記退還手拿著總統的一個手皮包﹐ 內只有總統要在機上閱讀的一些報紙雜誌﹐ 不是重要的東西。我想把皮包交給總統的大哥﹐ ( 即當年南越駐臺 ) 大使喬大哥﹐ 於是﹐ 在去喬家的途上﹐ 我聯繫到我的女朋友﹐ 大家一起進入一間咖啡館飲咖啡。台灣的保安人員來問我﹕ 到哪裡去 ? 我說要到大使家把總統的手皮包交還。他們說﹐ 很好﹐ 我們一起走。
到了大使的家﹐ 我對喬大哥說﹐ 我忘了這個手皮包﹐ 現交給您﹐ 請轉交總統。台灣保安人員亦問過手皮包內有甚麼﹐ 並打開來看﹐ 也只有一些雜誌報紙﹐ 不重要的東西。喬大哥亦問道只有這些東西嗎﹐ 我回答正是。那位台灣大尉先生又問我﹐ 你身上有多少錢 ? 我從身上拿出九百美元給他看。他亦問我﹐ 只有這麼多嗎 ? 他說﹐ 為何阮總統的親戚說你竊取走了黃金、文件和貴重物品等 ?
隨後﹐ 他帶我們返回我女朋友的家搜查﹐ 但亦沒有搜出任何的東西。跟著﹐ 臺灣保安人員對我說﹐ 你可以回家了﹐ 我們會跟蹤你直至你離臺去美國的一刻為止。
BBC : 你是最後一位跟隨阮總統的人﹐ 按你所述﹐ 對於當年報紙說阮文紹竊取了那十六噸黃金﹐ 那就不屬實的了﹐ 對嗎 ?
阮富林 : 就說一個行李箱載量六十英磅﹐ 那麼﹐ 要運走十六噸黃金, 必須實現一場巨大的工程﹐ 一個動用到政府大量的保衛組織才可實行。當年陳文香總統的新內閣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我亦在場﹐ 那時阮文紹已辭職﹐ 越南國家銀行行長與阮進興先生提出把黃金運走﹐ 但陳老說﹐ 屬於越南的東西﹐ 要留下越南。這都是我所見證的事。
BBC : 後來﹐ 你是否再有與阮總統見面呢 ?
阮富林 : 沒有﹐ 只有通過一次電話。
BBC : 但你有沒有向他解釋為何不跟隨他嗎 ?
阮富林 : 後來我們之間有許多信件來往。我有請他原諒﹐ 我當年還年青﹐ 二十七歲﹐ 迷戀著一個台灣女孩。總統在台灣的六個月期間﹐ 曾一次對我說﹐ 阿林﹐ 人生之途是漫長的﹐ 不要為女色著迷。他意思是想我繼續跟隨他。我以個人的理由﹐ 不跟他走。其實﹐ 那時我以女友為理由留下﹐ 但心中不願意再跟隨總統了﹐ 我要走自己的人生路。
嶺南遺民
2005-12-30日
資料來源﹕ 英國BBC廣播電臺 2009年10月09日修改
作者簡介﹕
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 在越戰期間曾是美駐西貢大使館的外交人員，獲美國佐治城大學 ( Georgetown University ) 博士學位。在1997年退休前﹐多年來他曾在Pennsylvania 州立大學任歷史教授，曾出版多本有關越南為主題的書籍﹐包括《 越南共產黨奪取政權之路 》 (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1981年 ) ；《 神聖之戰﹕國家分裂中的越南民族主義與革命 》 ( Sacred War :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1994年 ) ﹐《 越南﹕過渡時期的革命 》 ( Vietnam: Revolution in Transition﹐1995年 ) 與 《 胡志明的一生 》 ( Hồ Chí Minh : A Life ﹐2000年 ) 。
1, 越共取得越戰勝利的原因
我們可以在眾多的歷史、軍事與政治等方面的學術研究中找到越共贏取勝利的答案。某些人把它歸咎於美國對越戰決策者的錯誤﹐與此相反﹐亦有人認為導致越共的勝利是在於越南共產黨人的領導能力與戰略方面。
2000年出版《 胡志明的一生 》 ( Hồ Chí Minh: A Life ) 的作者威廉-杜克爾 提出﹐我們要認真的重新分析越戰勝敗的真正究因﹕不管是在華盛頓或在西貢的領導人在策略上所犯下的錯誤﹐我們不能否定越南共產黨人在越戰中取得的勝利是驚人的成就﹐並它也證明了越南共產黨人對戰爭的戰略戰術上的領導能力﹐以及越南人的民族意志與犧牲精神﹐以使他們推動戰爭得到了全越境內成千上萬民眾的全力支持。
作者亦認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北越共產黨各領導人已成功的利用了國際環境對他們有利的形勢﹐獲得了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同盟國﹐亦包括世界上各國多個民族，儘管有時是勉強的支持，在感情上亦願意伸出援手。
以下的分析主要取自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02年出版﹐馬克-載蓀喬-博特 ( Marc Jason Gilbert ) 主編的《 為何北越贏取越戰 》 ( Why the North Won the Vietnam War ) 書中的一文﹐題目為 《 由其他途徑取得的勝利﹕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外交政策 》( Victory by Other Mea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
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南越西貢吳庭艷政權正加強鎮壓各反對派﹐某些對越盟 ( Việt Minh ) 有感情的南越人亦提出要堅決推行與保衛革命的意見。1959年1月﹐上述問題亦在北越越共黨中央的各次會議上展開熱烈的討論。
越共黨內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在南方增強武力鬥爭﹐理由是此行動不旦將會使河內的兩大同盟者蘇聯與中國的不歡﹐亦會受損屬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預計用三年完成當時剛開始推行的農村合作化運動。
當時胡志明採用的是儘量避免 “ 刺激 ”美國的政策﹔反而一位黨內領導地位正上昇的人物 --- 黎筍剛完成一次在南方的秘密視察行程並贊成發動猛烈的武力攻勢。最終﹐越共黨內達成一項妥協的政策﹕一致贊成在南方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但是推行政治與武裝鬥爭的程度與進程如何卻在黨內爭論不休。
繼之﹐胡志明北上莫斯科與北京向其同盟者解釋已定出的政策並尋找支持。莫斯科不作出肯定的答復﹐而北京亦表示慎重的態度。毛澤東對其來客說道在印度支那和世界上推行革命的時機未成熟﹔他認為越南的統一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時間才可達到。當然這番說話並不是河內胡志明的“ 熱血 ”戰友們喜歡所聽到的話。
要瞭解中蘇為何要審慎行動﹐那麼我們就要考察一下美國的態度。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曾積極支持吳庭艷當政﹐他曾邀請吳在1957年正式訪問華盛頓。然而﹐當時美國十分顧慮在南越反吳風潮以及在寮國所發生的皇家政府軍隊與寮共巴特寮 ( Pathet Lào ) 部隊的衝突。
美國曾就寮國形勢有揮軍入寮的意圖﹐為此河內當局亦警告巴特寮千萬不要把萬象皇家政府趕盡殺絕。
與此同時﹐河內還有一個苦惱的問題須要考慮﹕中蘇意識形態的爭論。顯然﹐若果河內此時要同時保持與兩大國的友好關係﹐那麼﹐把統一國家的問題提出來就是不明智的舉止了。
然而﹐此時河內亦作出一些新的調整政策。一個新的組織領導南方革命運動 ---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創立。這個組織公開的目標就是要求美國顧問離開南越﹐希望與南越各中立民主派組成聯合政府。
為爭取外國人的支持與安撫南方的中間派人士﹐這個戰線的組織宣言只字從未提及共產主義或者與共產黨有任何關連的觀點。若果這個組織成立的目標之一是意圖減少美國的顧慮與懷疑北越蓄意挑動在南越的反政府運動﹐此舉止亦並不是十分成功的。
美國總統甘尼迪在當選總統後即刻下令成立一個特別研究專家組﹐專評估南越情況及其定出如何阻止共產黨南侵行動的策略。
實際上﹐白宮真正顧慮的是寮國的情況。美國政府因不想派兵到寮國領土﹐而採取了在日內瓦和平會議來解決問題﹐勸說寮國各方停戰﹐實行中立政府。美國採用和平會談解決寮國問題﹐對於河內來看﹐這就是美國懷意撤退出印度支那的徵像。在各次會議上﹐胡志明曾向美國代表說道﹐美國在印度支那沒有保持安寧的利益需要﹐只須作一種“ 姿態上的表現 ”而已。河內當局抱著此觀念﹐儘量說服美國尋找撤退南越的途徑﹐一切問題通過談判﹐成立一個外表上中立的聯合政府﹐但暗示日後越共將會是佔主導的政府。
但是﹐河內對此是過於樂觀了﹐並錯估了華盛頓的態度。其實﹐對共產黨的疑慮以及對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恐惧始終籠罩支配著美國的政壇。雖然在1962年夏季中﹐雙方曾互相探查對方的態度與底牌﹐但白宮很快就失去了耐性﹐判斷河內共產黨不會遵守由蘇聯作出的擔保﹐即北越將不會利用在寮國問題上達成的協議﹐借用寮國的通道﹐增加調兵及武器入侵南越。
當寄望美國在南方撤軍的夢想破滅後﹐河內便轉回使用軍事力量的手段。1963年12月﹐越共黨中央急促的提議加速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希望搶先在美國還未決定軍事干涉之前奪取勝利。
可是﹐如此的決定亦可足以促成戰爭升級的可能性。此時﹐北京認為加強武力攻勢並不是問題﹐因為一方面他們已具備接受發生戰爭危機的能力﹐另一方面此舉亦可換取在中蘇意識形態爭辯上得到河內的支持。此時河內的舉止亦可能令莫斯科引發憤怒﹐理由是在1962年發生古巴火箭危機後﹐蘇聯促意與美國改善緊張關係。
此時越共黨內領導人的討論開展得極之“ 火熱 ” ﹐包括胡志明在內的多位領導人亦擔心其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將會“ 挑戰 ”莫斯科或“ 刺激 ”華盛頓。但是由黎筍為代表的一方在黨內佔優勢﹐因此﹐在南方發動猛烈軍事進攻的決議獲得通過。
此外﹐為減少一些人對此決議的顧慮﹐越共決定將不會派北越的正規軍南下，同時越共還致函某些盟友國﹐解釋戰鬥只在南北分界線地區展開而已。
然而﹐此時河內打錯了算盤﹕他們相信增強軍事衝突將逼使美國退出南越戰場。恰恰相反﹐約翰遜政府使用各種方法﹐威脅要加強美國在越南的角色。1964年8月在 “ 北部灣事件 ” 發生後﹐美國立即向北越發動報復式的空炸軍事攻擊行動。
幾週後﹐越共政治局決定把北越部隊調往南方。此決定令莫斯科面顏不悅﹐但它得到北京的讚同。儘管如此﹐毛澤東亦不想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衝突並警告河內不要對美國作出“ 過度的行為 ”。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趕下臺﹐換上了由勃列日涅夫為首的新領導人。雖然莫斯科改變新領導人對蘇中關係卻無任何的改善﹐但它對河內當局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該時莫斯科新政權意圖在共產黨陣營中孤立中共﹐故此﹐蘇聯答應了對北越的軍事經濟等援助。自那時起﹐蘇聯亦成為了北越軍事設備的主要供應者。
可是﹐河內是難以同時維持對蘇中兩國的對等平衡關係。北京表示極之不滿當見到蘇聯增強對越援助。1964年12月當鄧小平訪問河內時﹐他曾提出北越即刻停止接受蘇援﹐只須依靠北京。河內的主人謝絕鄧的建議﹐北京擔心對越太強硬反令它會更易倒向莫斯科﹐因此亦就此算了。最後﹐河內亦從中學會了利用蘇中的分歧達到其本身利益的需求。然而﹐亦是從此刻起﹐河內拒鄧建議的舉止播下了日後與北京關係破裂的萌芽。
北越獲得了兩大盟國的有力支持並保證戰鬥只在南北邊界區域展開﹐它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就運作自如﹐節節取勝。
1964-65年冬季期間﹐西貢政局發生了混亂﹐數位新政府領導人有如走馬燈似的先後輪流上下臺。此時越共武裝力量利用亂勢在農村地區發動主動的攻勢。
根據美國情報的報告﹐該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控制了南方80%的地區。上述形勢令河內當局開顏萬分﹐並認為勝利在望啦。在1965年2月的一次會議上﹐越共領導人決意不再增派北越部隊南下﹐他們相信南方的越共武裝力量足以在夏季內把西貢政權推倒。
滿足於在南方戰場上的戰勣﹐河內把其注意力轉放在外交上。同年4月﹐總理范文同提出了注目的 “ 四點宣告 ”。該宣告呼籲各方應該在美軍撤離南越後﹐執行1954年日內瓦條約各項條款﹐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所定出的議程來和平商談﹐與在無外國的干涉下，南北兩方實現統一的基礎上達成妥協。
可是﹐此建議一出臺後馬上引起爭論﹐由南方民族解放戰線幾乎即刻宣告了另一 “ 五點 ” 提議﹐它暗示要求在美國沒撤軍前﹐不會與對方進行會談。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亦關注到河內的 “ 四點 ” 中的第三點﹐它可能是對方要求西貢政權完全的投降。
華盛頓設法通過外交途徑對河內解釋其觀點﹐但河內又不表示積極的回應。在夏季的幾次交手後﹐河內突然中斷與美方的聯絡。
按照歷史學者羅貝-碧韓 ( Robert Brigham )的分析﹐河內撤離對美會談﹐主要的原因是他們要顧及南方民族戰線的意見﹐這些南方共產黨人擔心他們將會被河內放棄。
可是﹐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認為美國此時在會談桌上不願作出較大的讓步。正如在一封黎書記致函南方共產黨人中表示﹐在南方戰場上革命形勢不佔優勢之況下﹐河內將不會與美國進行談判。
然而﹐直至1965年夏末﹐南越越共武裝力量仍無能力推翻西貢政權。美國在南越增加軍力使河內認識到他們亦要在南方加強武裝力量。
越共政治局委員兼大將阮志清是位積極支持上述觀點的人﹐他建議在南越全面發動對美軍與南越軍隊猛烈攻擊的戰略以逼使敵方完全的投降。
河內該時亦不是完全中斷與美國會談的途徑﹐可是黎筍與其支持者認為此刻不是會談的適宜時機。
河內把戰事昇級就意味著它需要更多來自同盟的援助。莫斯科雖對越共擴大軍事行動沒異見﹐但不滿河內完全不把戰事計劃與他們商討。
一般來說，河內與北京的關係顯得更為複雜。河內當局希望中國不但是軍事援助者﹐還指望中國能成為阻止美國把南越戰場擴大的威脅者。
1965年初﹐北京常向河內作出保證﹐中國將會是越南革命的 “ 大後方 ” ﹐提供軍事援助﹐以及若需要﹐中國將派出軍隊到越南與越南同志共同殺敵。同年4月﹐中越雙方簽下了條約﹐允許中國軍隊進入北越。兩個月後﹐在北京的各次會談後﹐北京同意將根據美國在戰場上軍事行為的實際情況如何才作出相對的反應。
然而﹐實際上中國某些領導人亦擔心被捲入戰事﹐與美國作直接的戰鬥。北京曾向美國暗示﹐儘管中國軍隊隨時準備在越作戰﹐但不存意挑撥與美國作直接的衝突。此番說話暗喻若果美國不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中國亦將不會直接參與戰事的。
在整個夏季裡一連串在北京緊張的會談後﹐北京拒絕了由河內提出中國派出空軍戰鬥隊以及由蘇聯倡議為援助北越而成立一個由三方組成的聯合戰線的建議。
可是﹐儘管北京領導人在參與越戰的程度的問題上顯得十分審慎﹐中國的參與能力又是一重要因素令到華盛頓在戰場上難於走出困局。此外﹐在以後相繼的年月裡﹐北京對越的軍事援助劇增﹐在北越領土上的中國軍事與民事人員急增至十萬人。
中國的對越援助無論如何亦不能夠解決北京與河內的分歧。當1960年代中各紅衛兵戰士闖入河內 “ 探訪 ” 並在主人的面前宣耀毛主義的革命教條時﹐形勢就起了急劇的變化。河內領導人對此深表不滿﹐並通過報紙撰文宣傳涉及歷史上中國 “ 封建時代的侵略 ” 的話題。河內的舉動使北京留意並作出訊速的反應。鄧小平在1964年4月曾對黎筍說﹕ “ 若我們在越南的出現會令各位朋友感到煩惱﹐我們將立刻撤出。”
2, 戰場上的實力體現
1960年代末﹐河內當局極擔心在南方戰場上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受損太多﹐又達不到所期望的目標。1967年初﹐在河內的一些軍政人員呈現出不滿情緒﹐甚至某些人提議應該重返回談判桌上。與此同時﹐在美國和世界上的反越戰潮流又風起雲湧。河內亦多少為此感到樂觀﹐認為美國總統約翰遜可能會作出讓步﹐停止戰爭。
1967年1月﹐北越外長阮維幀對美國表示﹐若果美國無條件停止轟炸北越﹐越美會談將會重開。此時河內當局已不再要求美國首先接受以前所提出的 “ 四點宣告 ” 後才進行會談。可是﹐華盛頓仍認為河內的表態模糊不清﹐缺乏具體的行動和意見並決意不理睬。
儘管如此﹐華盛頓仍不放棄與河內會談的機會。同年6月﹐雙方又有數次的接觸﹔此時華盛頓提出了新建議﹐即是人們常稱為的 “ 潘斯華尼亞( Pennsylvania ) 公文 ” 或 “ 聖安通尼奧 ( San Antonio ) 公式 ”。建議若雙方一旦進行會談﹐美國將停止轟炸北越﹐同時﹐美亦要求北越保證不會利用停炸和會談期間﹐增加在南方的軍事行動。
河內對美的建議亦表示有所關注。但是他們此時已籌備好了在下一年初在南越發動的總進攻計劃﹐故此﹐河內最後還是拒絕了美國的建議。河內的軍事決策者認為其總進攻將會使西貢政權陷入精神恐慌並逼使美國作出讓步。
新春總進攻在1968年1月底 ( 即農曆卯申新年期間 ) 激烈展開。各歷史學者對此軍事行動的目標各持己見。來自北越的資料則顯示﹐當時河內本身亦不能肯定對總進攻的結果能否如願以償。在黎筍引用列寧的一句話 “ 我們要打﹐之後看情況如何再作打算 ” 中我們可以理解到北越的觀點。
河內的最高期望是配合運用武裝進攻與發動南越人奮起抵抗﹐推翻西貢政權﹐導致會談與逼使美國撤軍。然而﹐他們的最低目的是在南越引致恐慌狀態﹐足以令美國在不利條件下走到談判桌。
68年新春總進攻導致相反於河內所意願的結局。越共的武裝力量在此戰役中受到嚴重的損失﹐並亦無達到推翻西貢政權的目標。
但是﹐此戰役可在美國國內的輿論上產生巨大的反響﹐它使贊成越戰的人亦感到不能夠接受以如此高的代價來換取勝利。白宮自那刻起亦只是勉強的增加軍費並仍付出努力期望達到和平談判。
1968年4月﹐形勢有了新的突破。河內當局同意與美方重開談判﹐目的是希望美國無條件的停止轟炸﹐此是被視為兩方會談的首輪談論點主題。
河內的此個決定即刻與北京產生摩擦。中國在三年前曾警告越南千萬不能放棄 “ 四點宣言 ” 為會談的首要先決條件﹐然後才與美國進行有實質性的談判。同年10月在與范文同會面時﹐周恩來指責河內只為達到暫停轟炸目的﹐就會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武裝力量失去了在戰場上主動權。
范當時反駁周﹐河內的主意只是想利用外交手段來使美國受到世界輿論的壓力並迫使華盛頓要在談判桌上讓步而已。
當周恩來提示是中國與美國談判的經驗多過於越南時﹐范只回復 “ 多謝提示 ” 並說 “ 我們是正與美國戰鬥的人並要打敗它 ”。他斷然說是河內負起責任與承擔實行在外交和軍事上行動的結果。
同年秋季﹐中國再指責河內領導人同意與美國、南方民族解放戰線與西貢政權在巴黎的四方談判。
此時﹐中越兩國關係已呈現日漸緊張。北越的有關官員曾公開直言﹐越南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聽從北京的勸言是錯誤。最後毛澤東還是贊成越南邊打邊談的策略。
確實﹐北越共產黨利用巴黎會談為輿論戰地﹐同時繼續在南方增加武裝力量的行動。
在1970年9月的一次會見中﹐范文同曾對周恩來說﹐越南此刻並不幻想在外交上可以解決問題﹐原因是美國仍然希望在戰場上取勝。
在巴黎會談上﹐河內提出的談判主題： 1、為美國完全撤軍定出時間表﹔2、先解散西貢阮文紹政權﹐後才成立各派的聯合政府。
范文同解釋﹐河內提出的條件只是表面的手段﹐不著意實行它﹐只為了逼美國走入困局﹐並爭取世界上人們對越南南方革命運動的感情與輿論。
3, 尼克松的退縮
直至1970年代初﹐河內當局突感到不舒當遇到一個難以忍受的事實﹕中國決意要與美國握手交好。
對於河內的領導人來說﹐北京的親美行動無疑是對北越的戰略有重大的打擊。越共素來是以中美對敵為因素來確定其世界戰略棋局。河內此時認為中國將會是協助美國去消除越南的革命成就。
北京曾勸說北越﹐中國只尋求改善中美關係﹐此可能亦會對越南的統一大業有利﹐理由是美國將不再擔心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並把注意力轉去其他地區。
可是河內不信此觀點。
河內當局的顧慮亦可以找到某些根據﹐正如中國日後相信那樣﹐華盛頓只為 “ 有體面 ” 的撤退出印度支那戰場罷了。那時候﹐北越正集中精力﹐準備在南方再發動一次新的進攻﹐此舉的目的仍是令西貢政權的威信受損﹐以及逼使美國在談判桌上作出更多的讓步。
1972年3月末的軍事總進攻顯示了北越部隊武裝力量在戰場上的絕對優勢﹐因為南越軍該時不再有美軍的協助保護了。但是﹐美國空軍飛機的轟炸多少有助於南越軍隊的反擊﹐西貢政權亦沒被越共擊倒。
後來的幾個月﹐河內各領導人再重估新的實際形勢。1972年3月﹐周恩來言勸越共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在巴黎會談桌上採取較為靈活的手法﹐若需亦要承認接受阮文紹為未來的第三腳聯盟的一個有潛能的成員。聽了周說後﹐黎十分驚訝﹐因為此時在美國尼克松1972年總統競選的主要對手民主黨下議員佐治-麥古雲把美軍立刻撤出越南南方列為其競選政綱。
可是時至初秋﹐美國政局顯示麥議員的競選將失敗﹔與此同時﹐尼克松不斷威脅要加強美國在南越的軍事力量﹐若果在選舉後美越談判還未達到任何的和平結果。
10月8日﹐阮德壽宣告放棄要求阮文紹辭職的條件﹐取而代之的是各方皆為接受的 “ 一個真正的停戰 ”﹐以及承認在南越存在兩個政治實體 ： 阮文紹政權與臨時革命政府。
在上述的條件基礎上﹐各方作了妥協﹕1973年1月﹐越南和平協議在巴黎簽訂。
對於南方民族解放戰線的許多成員來講﹐巴黎和約令他們回想起1954年日內瓦條約越南人被背叛的情景﹐由此﹐北越共產黨人曾極力向其同胞 --- 南方同盟的領導人保證仍不會忘記統一國家的目標。
可是實際上﹐河內似乎認為統一國家的事業不需太逼切，一旦美軍已撤離﹐在南方的勝利只是時間的問題。
六月份在北京的一次會面中﹐周恩來說道﹕“ 在今後的五或十年中﹐越南南方、寮國與柬埔寨需要建設和平﹐獨立與中立 ”。黎筍亦表示同意﹐並加說北越並不急要使南方的政體改為社會主義體制﹐若需變的﹐亦要在十或十五年後才進行。
最後﹐事實證明﹐在上述各共產黨人會面後不久﹐由於阮文紹政權不執行巴黎和約中各條款項並進攻對方控制下的各個區域﹐河內馬上改變計劃﹐在1975年初發動新的軍事總攻勢。
河內新的軍事行動引起了莫斯科與北京方面的一些顧慮﹐可是此時華盛頓對南越局勢不作出反應﹐南越軍隊抵抗無力﹐戰局速變﹐西貢最終在4月30日失守。越南的全國統一在一年後實現﹐新的國家政體在70年代末推出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體制。
從此﹐統一的越南跨入另一個歷史圖像。
4, 結論
1975年之後﹐由河內散發的資料把共產黨的勝利歸於以下的三個因素﹕共產黨的精明領導﹐人民的愛國精神和胡志明的天才戰略。
越共甚少提到在外交上的事實以及其同盟國的對越援助。當與中國關係交惡時期﹐越南領導人更少談及外國對越援助之事。北京的援助現今被說成那是中國惡毒的陰謀詭計而已。
然而﹐事實上﹐外交手段始終是越共在國家統一鬥爭中的一件重要武器。
越南共產黨各位領導人已是靈活精明的巧妙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同時爭取獲得兩國的最大援助。他們亦懂得在公眾輿論上製造出良好溫和的和平談判形像﹐實際上﹐他們並不認真的進行實質的談判﹐只是當時機有利於他們之時才開展實質性的會談。
越共領導人似乎亦會想到﹐奪取最後的勝利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並願意稍為屈從的接受組成由南方民族解放戰線佔優勢的聯合政府的條約。固然﹐尼克松在1974年8月的辭職亦導致了另一盤新的越南棋局。
嶺南遺民譯
2006-01-21日於Aix-en-Provence
據英國廣播電臺BBC 2006-10-13日報導﹐ 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10月11日接受Woodrow Wilson國際中心頒予他 “ 學人獎 ” 之時發表了一番驚人之語﹕ 越戰給亞洲帶來了 “ 意料不到的利益 ” 。
故此﹐ 李先生敦促美國軍隊應該留下伊拉克。跟著﹐ 他作了伊戰與越戰的比較。
目前大部份傳媒的觀點是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絕對的災難﹔ 同樣﹐ 在1970年代人們皆認為越戰是一絕對的災難。但事實證明﹐ 這觀點是錯的。李光耀認為﹐美國人在越南的失敗歸咎於美國不瞭解越南歷史。
“ 美國派遣了約50萬軍人參戰﹐ 但不深刻明白越南民族的歷史…… 結果是美國付出了鮮血與巨財的代價。” 可是﹐ 李先生述道﹐ 越戰給亞洲帶來了“ 意料不到的利益 ” 。
新加坡政府的高級顧問李光耀解析﹐ 越戰讓 “ 東亞的非共產國家帶來了時間與製造了條件去跟隨日本的發展之路﹐ 最終成為了四條龍以及後來的四條虎。” 他所意指的四條 “ 經濟龍 ” 是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四條 “ 經濟虎 ” 則是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
李還補充說﹕ “ 那四條龍與四條虎又改變了兩個共產黨國家中國與越南﹐ 使它們打開經濟市場之門以及社會更為自由些。”
對於伊拉克戰爭﹐ 李先生說﹐ 新加坡政府支持布什總統派軍入侵伊拉克的決定。
“ 如果在伊拉克所發生的意料不到的事是按照有堅定的方式去得到解決﹐ 而不是被認為是失敗的話﹐ 那么目前的消極觀點就會再一次被證明是錯誤。”
李繼續說﹐ “ 我想勸喻美國人該在這方面上持積極觀點與樂觀態度。一個穩定的﹐少鎮壓的而各宗教與族裔的派別皆能互相認同的伊拉克可能為中東帶來啟動性的影響。”
李光耀的這一番說話可令到河內的共產黨領導人要為此而皺眉頭。儘管李光耀素來的觀點是非共產的意念﹐ 李亦被越南當局邀請去作訪﹐ 為越南領導層作顧問﹐為該國的發展提提意見。
至2005年底為止﹐台灣﹐新加坡與日本是眾多在越投資最多的國家。過去幾年來﹐越新兩國高級領導人保持經常的交往。明顯的﹐ 河內當局期望仿傚與建立新加坡式的經濟發展。新加坡的政治模式 ---- 人民行動黨的長年執政亦令到越南當局的高度關注。
對於李光耀的說話﹐ 一越南網友即作評﹕
越南諺語說﹕ “ 兩牛相鬥﹐蒼蠅蚊子死 ” ( trâu bò đánh nhau, ruồi muỗi chết )﹐似乎不對了。當兩牛以任何的方式相鬥亦會出現傷痕﹐ 而蒼蠅蚊子就在牛的傷口上而獲利 ( 在為戰爭的各項服務上 ) ﹐ 及其這些蒼蠅蚊子不但能飛﹐ 而且還可飛得快﹐ 那么它們又如何會死呢 ?
只有刻留在牛身上的傷痕卻是永久的 ! 通過此﹐ 我要問﹕ 李光耀先生的良心何在 ?
最後﹐筆者亦要問問李光耀先生﹕ 建立在別人痛苦上的利益是快樂幸福否 ? 按照李先生的邏輯﹐ 也許日後伊戰對新加坡有利﹐ 不如李老先生親自領隊新加坡軍人出征伊拉克﹐助美國一力罷 !
嶺南遺民
2006-10-13日 資料來源﹕ 英國廣播電臺BBC
對於發生於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越戰﹐ 一般來說，人們只把焦點集中於各方在轟轟烈烈的各個戰役上或在外交場合上的搏鬥﹐ 甚少留意到另一個同樣是激烈、你死我活、暗中進行的﹐ 但仍然是極為緊張和具有決定性的情報戰場上的事件和人物。雙方搏鬥的結果﹐ 常常亦不會是以計算在戰爭中已投下多少的炸彈的數量和傷亡人數﹐ 而應該是在參與搏鬥前是否已掌握好對方的軍事秘密為重。
美國在越戰的慘敗起因於諸多個原因﹐ 其中之一卻是缺少獲取對方的戰略情報而使戰爭不能達到最有效的結果。反而在那個時期﹐ 越南共產黨的間諜早已潛伏入美國以及南越政府內軍事和行政等各級指揮系統中﹐ 最著名的間諜有范春隱 ( Phạm Xuân Ẩn )、 黃文仲 ( Huỳnh Văn Trọng ) 和武玉崖 ( Vũ Ngọc Nhạ )。 在這三個人中﹐ 對於美國西方傳媒和軍事界﹐ 最熟悉的人物就要算范春隱的了﹐ 他是美國 « 時代 » ( Time ) 週刊和多個西方通訊社駐西貢的記者。而在1975年4月30日後﹐ 范春隱又被河內當局晉封為將級。
在共產黨統治的越南﹐ 過往十幾年已發行了兩本越南文字記錄有關范春隱的情報活動的書籍。今年2007年4月份﹐ 美國加州大學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政治學教授拉利-巴門 ( Larry Berman ) 先生將會出版在西方首本英文版關於范春隱的書 --- « 完美的間諜 »。
越戰結束後﹐ 范春隱這個人物成為了各國的越南問題研究者或參與越戰的美國軍事、情報人員等討論的熱門對象。他們既懷疑但皆也不能肯定范春隱是河內的人。美國艾伍德-蘭斯刁爾 ( Edward Lansdale ) 將軍絕對不相信范春隱是共產黨的間諜。多位曾經與范春隱接觸過的美國記者如羅博-沙倫 ( Robert Shaplen )﹐ 但-叟特蘭德 ( Dan Southerland ) 等人皆對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事關在戰爭期間范春隱曾伸出援手﹐ 營救個不少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人員如C. 密爾斯 ( C. Mills )﹐ 記者羅博-薩安森 ( Robert Samanson ) 和吳庭艷時期南越政府軍情機關首腦人物陳金線 ( Trần Kim Tuyến ) 等人。
幾年前﹐ 當美國大使雷民-布加特 ( Raymond Burgardt ) 在卸任前舉辦的茶別會﹐ 范春隱是被邀請的人物之一。但由於范春隱在茶會前幾天不幸被家狗咬傷﹐ 不能出席。後來美國大使卻親身前往范府作辭。另一位美國總領事艾美-齡-雅牟奇 ( Emi Lynn Yamauchi ) 女士亦在春節期間親自到范春隱的居所慶賀新春。1975年後﹐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威廉-哥比 ( William Colby ) 先生多次提出與范春隱會面而被河內當局的斷然拒絕。究竟范春隱是一位甚麼的神秘人物呢 ?
在整個越戰期間﹐ 范春隱曾經為越共提供了許多具有極為重大價值的情報﹐ 但自1975年的5月起﹐ 他卻被越南當局嚴謹的監視。( 范的妻兒五人在西貢淪陷前已隨美軍前往美國定居﹔ 本來范亦可能隨 “ 大流 ” 去美﹐ 可後來收到越共的指示而留下。他的妻兒多年後才被河內允許回國與范團聚 ) 同時范春隱本人亦對河內所實行那苛政﹐ 令到越南難以成為自由繁榮的國家而感到失望萬分。儘管在過往的年份中﹐ 他多次設法要求出國﹐ 但仍然被禁止邁出國門。
越南共產黨公開承認范春隱是他們的情報人員﹐ 並對他送上讚揚詞﹐ 提昇為將軍。然而﹐ 有人曾相信范春隱不只是河內的間諜﹐ 同時亦是法國的情報人員﹐ 吳庭艷政府的特務﹐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 甚至越南第二共和國政府的情報員。直至范死去的一刻﹐ 人們仍然難以下斷言究竟他是哪一方的諜員呢 ? 在被晉封為四星級准將之時﹐ 范春隱以開玩笑的口吻說﹐ 我是人民軍的英雄嗎 ?
在拉利-巴門的書中記載了許多有關范春隱間諜生涯中十分有趣的細節。主要是講述在美國人進入南越後約二十年長的戰爭中范春隱或是秘密或是公開的情報活動的足跡。作者為讀者重現范春隱的一生﹐ 大部份資料取採於美國和越南方面的資料﹐ 和范春隱的家屬、朋友、上級、同事﹐ 甚至是范春隱本身對作者的講述。
拉利-巴門在書中記載﹐ 1950年代﹐ 范春隱曾秘密成功地潛入美國軍事駐地﹔ 他在1957 至59年在美國就讀新聞系的情況﹔ 之後他返國為越南共和國通訊社任記者、各國通訊社和各個國際雜誌的記者的生涯。這些工作﹐ 有的是范春隱他親自選擇﹐ 有的則是 “ 遵從黨的指示 ” 而參與。
幾十年間在南越所發生的大事例如﹐ 范春隱披露了吳庭儒為鞏固本身的權力，高臺教信徒謝成龍 ( Tạ Thành Long ) 大校接受吳庭儒的命令﹐ 暗殺了鄭明世 ( Trịnh Minh Thế ) 大將﹔ 1963年北村戰役﹔ 戰略村計劃﹔ 倒吳政變事件﹔ 南越各將領為爭權而互鬥﹔ 美軍干涉入南越﹔ 下寮719之役﹔ 越南化戰爭﹔ 1972年夏季紅潮﹔ 巴黎和談以及西貢政府末期的日子裡﹐ 范春隱搜集到最可信的資料﹐ 經分析後再轉給河內作相對計劃應付局勢之用。
1968年越共部隊發動全國戊申新春總進攻之役﹐ 正是范春隱本人親自帶領共產黨部隊走遍西貢的街頭﹐ 選擇有利的地點﹐ 攻擊對方。
范春隱曾以濃白米水作墨寫好的情報和偷攝下的資料藏在越式春卷內﹐ 或在膠鞋底內﹐ 或魚籮內等。他常常出沒從西貢的鳥市到古芝 ( Củ Chi ﹐ 越共游擊根據地 ) 的地方接受上級的任務。
熟悉范春隱的人們﹐ 尤其是美國傳媒的人皆認為他是個深徹了解美、越雙方的文化﹐ 故此他有十分強的分析能力﹐ 對局勢的分析極為準確。
因為范春隱曾留學美國﹐ 故此他能夠了解美國人的心理。范留美之事全由後來成為共產黨領導人之一黎德壽 ( Lê Đức Thọ ) 的弟弟梅志壽 ( Mai Chí Thọ, 別名 ) 的安排﹐ 並得到美國方面的艾伍德-蘭斯刁爾將軍和南越政府軍情機關第一情報員陳金線的支持和介紹﹐ 使之一切順利地進行。
范春隱就讀於南加州奧蘭治扣斯特學院 ( Orange Coast College ) 。那時他已是三十歲的人﹐ 但仍屬於優秀生一類﹐ 他能夠掌握好美國的文化知識﹐並同時得到同學和朋友們的贊揚。他曾有過要娶過美國女孩為妻的念頭。他亦當過學院內學生報 « Barnacle » 的編緝和撰稿人。學業一完畢﹐ 他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贊助的文化教育活動的亞洲基礎計劃 ( Asia Foundation ) 的經費﹐ 在加州的 « Sacramento Bee » 日報實習﹐ 增強其見識和經驗。也是在那段時間﹐ 他認識了州長艾民-布朗 ( Edmund Brown ) 先生。
在美國﹐ 范春隱亦算有點人際關係和基礎。那次他到金門大橋閒游﹐ 當放眼觀望Alcatraz島上的監牢﹐ 范悄然又想起南越的昆侖島 ( 法國人在那裡建立的監獄 ) , 故此最終他決定返回越南。那時儘管他的上級 ( 共產黨 ) “ 十香 ” ( Mười Hương ) 先生已被逮捕﹐ 范的身份極可能已被泄露﹐ 但他仍然堅持回國。
范春隱返西貢後﹐ 在整個戰爭時期﹐ 西貢自由大道上的 “ Givral ” 咖啡館即是他的總部。在此﹐ 也是許多美國和西方記者出入的地方﹐作互相交換和獲取資訊。范春隱被傳媒界稱為 “ Givral 的將軍 ”。
拉利-巴門的書還講述﹕ 2003年﹐ 美國驅逐艦USS Vandegrift自1975年越戰結束後首次重訪西貢﹐ 范春隱應美國領事館的邀請上艦參觀。他稱心如意地接受了邀請並對拉利-巴門說﹐ 此刻我可以閉目安息了。這個細節被解釋為范春隱先生最終亦可踏上了美國的 “ 領土 ”﹐ 因為那艘戰艦屬於美國擁有主權的地方。而越美兩國有趨勢正發展為戰略的盟友。那亦是越戰結束三十年後范春隱所渴望成事之心願。
在那艘美國軍艦上﹐ 一位越南人民軍軍官認出穿便服的范春隱後﹐ 向他發問是屬於哪一方的人。范春隱毫不猶豫的馬上答道﹕ “ 雙方都是。 ”﹐ 跟著補充說﹕ “ 我只是開個玩笑罷了 ”。 范春隱對拉利-巴門提及此事後斷然說﹕ “ 您看﹐ 他們不讓我出國的理由就為此 --- 他們仍然未能肯定我是屬於哪一方的人。”
拉利-巴門的書是屬於那類使讀者看閱時會愛不釋手的書籍。因為書中的主角范春隱是個精明的人物﹐ 其間諜生涯和活動極為容易的吸引讀者﹐ 書中各個細節充滿艱險。就是范春隱展開活動的第一日起﹐ 他是由共產黨人黎德壽﹐ 別名 “ 六斧 ” 的介紹, 1953年於金甌 ( Cà Mau ) 加入共產黨組織﹔ 其後共產黨指示他要勤奮攻書﹐ 深徹了解美國人和美國文化並要潛入美國傳媒界。共產黨在那時已意料到美國將會代替法國遠征軍﹐ 不惜一切干涉入南越的事務 ? !
范春隱作為一個傑出的戰略情報人員﹐ 接受和圓滿地完成 ( 不管是哪一方的 ) 上級交下的任務﹐ 而不被任何一方加予留難、責備、入獄或殺害。在他過往的活動過程中﹐ 他得到了哪一方的暗中掩護了嗎 ? 他確實是哪一方的人呢 ? 拉利-巴門的書沒有給讀者道出答案來。
最清楚和最正確的答案也許已跟隨范春隱先生帶上了天堂。范先生的父母給他起的名字中有一個字為“隱”，越文Ẩn ， 他生前所作的一些的事情和其身份，確實夠“隱蔽”了。2006年9月20日﹐范春隱於西貢逝世 ﹐ 享年七十九歲。
拉利-巴門的書原文英文為﹕ « Perfect Spy: the Incredible Double Life of Pham Xuan An, Time Magazine Reporter & Vietnamese Communist Agent »，328 頁， NXB Harper Colllins， New York, 2007. ( 暫譯為 « 完美的間諜﹕ 時代雜誌記者和越共情報員 --- 范春隱不可置信的兩種生活 » ) 。此外, 拉利-巴門教授的另三本關於越南的書籍﹕ 1 ﹐« 所計劃的悲劇﹕ 美國化的越南戰爭 », ( Planning a Traged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 )﹔ 2 ﹐« 林頓-約翰的戰爭﹕ 走進越南困局之路 », ( Lyndon Johnson’s War: the Road to Stalemate in Vietnam ); 3 ﹐ « 既無和平亦無榮譽﹕ 尼克松、 基辛格和對越南的背叛 », ( No Peace, No Honor: Nixon, Kissinger and Betrayal in Vietnam )。
嶺南遺民
2007-4-24 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美國在越戰犯下的罪行至今仍然是人們關於越戰議論紛紛的題目之一。遠在越戰進行得極為激烈之時﹐國際間某些頗有名聲的學者如法國哲學家讓-保爾 沙特 ( Jean-Paul Satre )﹐ 哲學分析家白湯- 魯素 ( Bertrand Russelle ) 和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孔斯基 ( Noam Chomsky ) 等人呼籲成立國際法庭審判美國軍事干涉入越南所犯下的罪案。早僅在美萊 ( Mỹ Lai ) 慘案 ( 注一 ) 發生後﹐一位前屬美國軍官﹐亦曾為美國公審團駐德國侶藍堡 ( Nuremberg ) 的國際法庭團長泰福特-泰勒 ( Telford Taylor ) 也著寫了 « 侶藍堡和越南 »( Nuremberg and Vietnam ) 一書﹐ 建議應把美軍在美萊慘案中作下的惡行與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黨之行為同視為戰爭罪行。可是越戰結束後﹐沒有人再關注此一問題了。我們可以在前美國總統李察特-尼克森 ( Richard Nixon ) 和前美國國防部長羅柏-麥納馬拉 ( Robert. MacNamara ) 等人所著寫的回憶錄中看到絕大部份的作者以越南為主題的書籍皆只談及美國如何在越南所犯下的錯誤﹐而避開了上述的問題。
桂斯圖夫-赫辰斯 ( Chistopher Hitchens ) 為一位敢說敢言﹐頗有創意的美國記者, 他最近從另一種角度重提上述的問題。本為猶太裔美國人﹐ 他專為美國 « 國家報 »( The Nation ) 和« 哈帕雜誌 »( The Harper Magazine ) 撰寫評論文章等。較為讓人們熟悉的是他所記述有關著名人物德麗莎 ( Theresa ) 修女﹐戴安娜( Diana ) 公主和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 Clinton ) 等人具反面意義的專題報道。
桂斯圖夫-赫辰斯自認應負有責任搜集一位在越戰期間和世界各地所犯下罪行的人物的資料。該主犯為美國前國務卿並在關於越南和平的巴黎協定上簽了字的亨利-基辛格。他被所控告的罪行為製造戰爭罪﹐ 違反人類罪﹐ 違反國際法律﹐尤其是犯下製造叛亂﹐參與謀殺﹐綁架和鎮壓罪。作者嚴正呼籲國際公審庭正式審判基辛格。
桂斯圖夫-赫辰斯著的 « 審判亨利-基辛格 »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 全書分為沒有明顯數字列出的十四章。但書中內容包括前言﹐十篇具各主題的論述分析﹐ 結語和致謝部份。
在前言部份﹐ 作者坦言承認本人為基辛格的政治對手﹐並表示存意欲想控告基辛格犯下的罪行﹐包括﹕
1, 蓄意殺害印度支那國家的平民﹔
2, 策謀和參與殘殺孟加拉民眾﹔
3, 策謀和參與暗殺一位智利政府高級人物﹔
4, 策劃謀殺塞浦路斯島的領導人﹔
5, 策謀和在東帝汶推行毀滅種族的罪行﹔
6, 參與計劃綁架謀殺一位駐華盛頓 D.C.的希臘記者。
儘管相繼幾任的美國政府總統作了嚴厲的保密﹐桂斯圖夫-赫辰斯決意揭開美國政府後幕的種種秘密﹕ 1968年秋﹐當時參與競選總統的共和黨人尼克森和他的顧問們蓄意破壞巴黎會談﹐ 並暗中向南越政府作保證﹕ 若共和黨獲勝﹐將會比民主黨為南越政府在越戰問題等上造就有利條件。結果是南越政府輕信了他並抵制巴黎會談﹐而當時各方曾一時快要達成協議。於是民主黨提議的和平協議被破壞。四年後﹐ 尼克森為越南和平問題又重提出當年由民主黨倡議的同一條件。就此﹐被延長多四年的惡劣戰爭令到二萬的美國人和無數的印度支那人賠上性命。根據作者﹐這一切皆為基辛格的餿主意所為。
基辛格所犯罪的證據資料來源為﹕
來自擇錄與尼克森和基辛格同一時代的同事人浩德民 ( H.R. Haldeman ) 的日記 « 浩德民日記 »( Diary of Haldeman ) 中的論述。浩德民是當年負責為各記錄檔案作記案的撰寫人。此份資料於1994年5月份公佈於眾。
前美國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特 ( Clark Clifforf ) 出版於1991年的 « 向總統建言 --- 回憶錄 »(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 : A Memoir ) 一書。克利福特認為﹐ 當時南越總統阮文紹曾經與尼克森助選團主席約翰-密肖樂 ( John Mitchell ) 秘密會面。此會晤由有台灣背景的陳香梅 ( 英文名字為 Anne Chennault ) 女士出面作穿針引線而成。
尼克森的回憶錄﹕« 李察特-尼克森回憶錄»( The Memory of Richard Nixon )。尼克森承認於1968年9月他獲得消息﹐ 約翰遜總統已經下令停止轟炸北越, 製造條件讓北越坐下談判。基辛格向尼克森通報﹐轟炸停止令將會於10月23日公佈。可是在1968年6月份﹐ 也是由陳香梅作中介人﹐ 尼克森曾與南越駐美大使裴掩 ( Bùi Diễm ) 於紐約會過面。
裴掩於1968年10月23日致阮文紹的電文。裴提議﹐阮應該堅守立場﹐ 因為已獲得共和黨的保證支持南越政府。從後來南越大使館傳出的消息和透過陳香梅的活動證明﹕ 當每次聽說北越表示願意簽訂和平條約之時﹐南越政府又在談判條件上‘提高價格’ 。
由安東尼-森湄斯 ( Anthony Summers ) 2000年出版 的« 傲慢的權力﹕ 李察特-尼克森的秘密世界 »( 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 )。森湄斯彙集了在1968年競選期間尼克森竊聽事件的各個案件的資料。根據1968年2月11日一份秘密資料顯示﹐ 陳香梅會晤裴掩大使﹐向他確保尼克森的支持並要求南越方面堅守立場﹐ 尼克森堅信南越將會在越戰上獲得勝利。
那時基辛格卻在幕後操縱。一方面他向外界拋出消息﹕ 他一方面自願為尼爾森-洛克夫勒 ( Nelson Rockefeller ) 提供資訊﹐同時也向治晉紐-布澤金斯基 ( Zbiginew Brzezinsky )傳言﹐他本人亦討厭尼克森並不相信尼克森將會贏取總統競選﹔另一方面基辛格利用陳香梅和約翰-密肖樂的私底外交活動作掩眼法﹐使人相信當時尼克森與停止轟炸北越的事件毫無關聯﹐ 一切皆為民主黨的作為而已。他亦多次否認自己對那事情是一無所知。
在第一章最後部份﹐作者提及基辛格在所謂“40-委員會 ”中所扮演的角色。該“ 40-委員會 ”是從杜魯門時代起便設立專門竊聽和監察海外情報活動的組織。在1973年上議院的調查中﹐ 美國中央情報局主任威爾廉-哥比 ( William Colby ) 亦承認此組織的存在和透露基辛格為該組織的負責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基辛格把蒐集情報的範圍擴展至國內﹐此是美國法律不允許的事情。
基辛格處置印度支那問題的活動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許多人持著樂觀態度﹐ 仍然相信越戰為甚為具意義的戰爭﹐南越將會贏得勝利。 可是在一次訪越返美後﹐ 基辛格表示懷疑南越獲勝的可能性。基辛格亦曾通過兩位法國人作中介﹐暗自與北越接觸。一位叫雷蒙-歐帕 ( Raymond Aubrac ) 的法國政府職員﹐也是胡志明的朋友﹔另一位為微生物學家艾柏-馬哥衛 ( Herbert Marcovic )﹐他曾多次到訪河內。通過此兩人所提供的訊息﹐ 基辛格掌握和分析北越領導人在巴黎談判上的動向和可能性。繼之他把訊息傳給予國防部長麥納馬拉。與此同時﹐ 基辛格也樂意開始推銷他的策略 --- 各大國美蘇﹐美中的各自接觸。不管是越南或國際問題﹐ 基辛格只抱著一個信念﹕ 一切只為他個人所利用的目標和手段而設﹐ 時而他又會耍尊此棄彼的手法。
作者重提1968年錯過了一次和平的機遇﹐此也是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據當年作為美國巴黎會談團長的阿維勒-哈利民 ( Averell Harimann ) 所述﹐ 1968年10和11月份﹐ 有如談判各方所達到的協議﹐90% 的北越武裝力量卻已經撤離開南越最北的兩個省份﹔那時是在美國總統交替之際﹕約翰遜向尼克森交權。此後﹐美國軍界領導人完全改變了在越 南戰場上的戰略。凱頓-艾布韓斯 ( Creigton Abrams ) 將軍主張展開全面地摧毀越共在南越的各個下層組織的戰役。該戰役被稱為“ 快速行動 ” (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 )﹐最典型的是1969年6月初於建和 ( Kiến Hoà ) 省進行的大掃蕩行動。
根據浩德民的敘述﹐ 基辛格關注於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情況多於為美軍從越南撤兵的問題而操心。在他本人的回憶錄中﹐基辛格亦承認過於太快在越南撤軍會令到美國的聲譽有損。對基辛格來說﹐ 法國總統戴高樂反對美國對北越的轟炸毫無影響力﹐ 當時基辛格只留意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的反應。
基辛格犯下的另一個罪行是1972年聖誕期間對北越的瘋狂轟炸。當時亦是美國總統競選的初始。作者認為﹐ 對北越的轟炸並不含有甚麼軍事的意義﹐它只是為政治目的。基辛格要讓眾人相信﹐ 美國的力量是支持國會中的共和黨和把民主黨推倒被動的位置﹐ 此外﹐他要讓南越總統阮文紹相信﹐ 就算是美國要從越南撤軍﹐ 南越亦不必慌忙驚容。
在此章的最後部份﹐作者提及基辛格在柬埔寨所作下的罪責。 1975年5月12日﹐當赤柬快要奪取金邊之時﹐ 柬方的一艘戰艇在柬埔寨領海區內拖走了一艘稱為馬雅桂 ( Mayaguez ) 的美國商船並把它帶到佝堂 ( Kohtang ) 島。儘管已經知道全部船員獲得釋放自由﹐ 基辛格仍然對缺乏實際管治經驗的新任總統亨利-福特 ( Henry Ford ) 強加壓力﹐非要對柬埔寨作報復行動﹐以保全美國的顏面。結果是這場軍事報復行動令到參戰的11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中有18人掉去生命和50人受傷﹔ 參戰的空軍人員有23人陣亡。同時美國在該島上扔下了約1萬5千英磅重量的炸彈﹐難以估計確實有多少無辜的柬埔寨平民喪失性命。根據美國國會調查團的一份資料﹐ 無疑基辛格是知曉船員獲得自由在先﹐後才決定採取軍事行動。
基辛格在越戰中的罪行
作者以泰福特-泰勒的 « 侶藍堡和越南 » 書內的資料作了詳細的分析。根據泰勒的論點﹐侶藍堡 和東京戰犯國際審判庭所定下的原則仍可以適用於越南的場合。聯合國1946年12月11日通過的審判標準成為了後來的國際法律原則。美國也要遵守此一原則﹐若它已經是派兵進入了越南戰場。可是﹐被控告人可能會反駁﹐ 越戰的目標是為榮譽而戰﹔因為無人可知曉該場殘酷的戰爭的結果是如何﹐它會拖延多久和擴展如何﹐等等。 故此﹐ 參戰的負責人應該是無罪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人們大部份都相信此論調。 可是1968年3月16日發生美萊慘案後﹐任何人都認識到當戰爭昇級後那場慘絕人寰的殘殺戰爭程度如何的了。
另一位美國大校威爾廉-哥森 ( Willian Corson ) 也曾立論﹕ 越戰的殘暴程度不可以以刑事方式定罪﹐ 它只是美國領導層從戰爭的始和終所犯下的錯誤估計而已。
泰福特-泰勒並沒有接受此類論調。他指出了越戰的幾個特點﹐人們難以把越戰與其他戰爭作比較。第一﹐越戰中使用的武器十分現代的和具有轉易性大的﹔ 第二﹐ 從美國本土至越南戰場﹐從中央層面至最下層單位的通訊系統是完備的。我們可以確信基辛格和凱頓-艾布韓斯將軍應該料到當戰爭昇級後無數的無辜平民將會受到如何的損傷﹐ 他們至少也會作較為周密的估計後才執行所謂的任務。 由代表美國國防部的約翰-努森 ( John McNaugton ) 先生所 提供的資料顯示﹐ 白宮領導層在1967年期間推行唯一的政策方式是以達到徹底殲滅越共的目標﹐故此在南越領土上燒燬無數平民的屋村﹐炸毀大面積的森林和原野等。
另一個具有力的證據是1969年上半年期間在建和省地區實行的‘平定農村的軍事行動’ 。由 « 新聞週刊 » ( Newsweek ) 駐西貢處處長哥雲-布克利 ( Kevin Blookley ) 提供的資料表明﹐亨利-基辛格 在此軍事行動上作了重要的指示。布克利指出﹐ 在此整個行動上﹐越共的傷亡人數總共為10899人﹐ 可是平民的傷亡數目卻昇至五千人﹐ 它超越了在美萊慘案中的傷亡人數。當有人發問﹕ 此五千人的數目何來 ? 一位曾為美國空軍第九師團的軍官證實﹕ 在直升飛機上可以清楚點數在田野或地面上並沒有攜帶武器的屍體。作者也提出了個疑問﹕ 在全部約一萬一千具屍體中﹐拾檢到的槍枝武器僅有748件。由此﹐作者推測﹐ 此次軍事行動所摧殘的程度比美萊的大得多。
引述自另一本由塔德-素勒 ( Tad Szulc ) 著的書 --- « 和平的幻想 »( The Illusion of Peace )﹐ 作者指出基辛格甚至 曾經建議使用原子彈來轟炸中共的援越武器物資的運輸線﹐ 以達到破壞北越的調控計劃。可是基辛格的此計劃被同僚推翻。
關於美軍轟炸柬埔寨的問題
據作者所述﹐ 沒有任何的基本法理允許把越戰開展至柬埔寨可言﹐ 正如進行空中轟炸能夠保證平民的性命一樣。從白宮和五角大樓的資料顯示﹐ 把空炸擴展至柬埔寨和寮國的決定之前﹐ 應評估平民的安全保證是事先意料到的。 作者略計﹐ 約有66萬柬埔寨人和35萬寮國人被無辜炸死。在他本人的回憶錄中﹐基辛格亦有提及此問題﹐但他把問題推到其他人身上。他說﹐ 轟炸指令是由多個不同級別單位的負責人定出的﹐而且﹐ 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亦先前被通知。根據作者﹐基辛格本人對轟炸柬埔寨曾作過重要的指示﹐並一直由他緊密監察各次瘋狂的轟炸。這一切使人難以信服基辛格是不意料到這個危險的決定的後果。推一步﹐就算是西哈努克事先知曉﹐基辛格也不可逃脫負上應有的罪責。參與該事的各人如麥納馬拉﹐ 麥-佐治-布尼 ( McGeorg Bundy ) 和威爾廉-哥比在越戰結束十幾年後相繼都曾對此行動表示過悔意並作有所解析。只有基辛格一人﹐對此問題至今仍然沒有任何的表示和後悔。
此外﹐作者還指控美國政府在計算越南人死亡人數的目的只是為了宣揚戰績﹐而不是把平民和軍人的死亡數目分開計。作者舉例﹐ 從1968年3月至1972年2月這個期間﹐ 各方的死亡人數為﹕ 美國31205人﹔ 南越86101人﹔ 越共 ( 南北越 ) 475609人。應該注意的是﹐也是在此期間﹐ 美國在整個印度支那地區共扔下了4百50萬噸炸彈。根據美國上議院的統計﹐ 至少有三百萬平民喪失性命。另外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資料表示﹐在執行“鳳凰計劃” ( Phoenix Operation ) 時﹐共有35708人被綁架和殺害。這個數目亦使人置疑。這數目亦是由基辛格提出﹐他只是為了欺眾惑世﹐避開公眾輿論和美國國會的責問。為更清楚說明此問題﹐作者引述了 « 浩德民日記 » 中的大段論述。
未完待續
2007-11-23日
注一﹕ 美萊慘案﹕
發生於1968年3月16日﹐ 由威爾廉-加利中尉指揮的美國軍隊闖入越南中部農村地區的美萊村﹐瘋狂殺害了300至500人﹐包括5歲兒童和年邁老人等。加利後來被美國法庭審判﹐判終身監禁﹐後尼克森干涉此案而加利被釋放。但從此起﹐ 美國的反戰和平運動興起更為激烈。
資料來源﹕
« 審判亨利-基辛格 » , 桂斯圖夫-赫辰斯著﹐維蘇書屋﹐倫敦﹐2001年。
Chistopher Hitchens,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Verso Books, London, 2001.
據英國BBC國際電臺2008年1月8日電報道﹐ 新解密的資料再次證明1964年8月間發生的 “北部灣事件” 中北越並沒有對美國戰艦攻擊﹐ 該事件後引致當年美國總統林頓-約翰森 ( Lyndon Johnson ) 決意把戰爭升級。
引自法國通訊社報道﹐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剛公報的資料顯示﹐ 越南情報人員曾經滲入美國的聯絡系統並發出假的電話訊息使到美軍攻擊自己的軍艦。
該法國通訊社還說﹐ 美國科學協會表示﹐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下屬的資料解密和分析的機構對以往的歷史資料已作分析解碼。協會的該份長達五百頁﹐ 名為 « 黑暗中的斯帕坦斯 » ( Spartans in Darkness ) 的報告是越戰中一份詳細資料﹐ 包括各情報訊息﹐ 從胡志明致史太林的電函等至美軍最後一批撤離西貢的電文等。
著名的 “ 北部灣事件 ” 是美國指控北越於1964年8月2日夜越南軍艦對美國戰艦攻擊。美國科學協會的新報告表示﹐ “ 已解碼的資訊顯示並沒有與前美國國防部長羅柏-麥納馬拉 ( Robert McNamara ) 曾經於美國國會作證會上所說的事件“並沒有論據 ”﹐ 相反﹐ 通訊系統解碼後的資料證明﹐“ 該晚從未發生過任何的攻擊事件。”
法國通訊社記者引自美國科學協會主席司提芬-阿法特顧 ( Steven Aftergood ) 先生的說話﹕ “ 這次研究的結果再次表明情報資訊顯示沒有發生任何的攻擊。” 它完全可以把歷史再反過來。“ 以前曾有人對該事件作了有所證明﹐ 但今次的是詳細的研究結果。”
美國政府曾經指責北越曾再次於8月4日攻擊美國戰艦﹐ 可是許多人為此而說是“挑釁”。
該報告還說﹐ 北越的情報機構曾經多次滲入美國的聯絡系統﹐ 竊聽美國內部訊息。 由於獲得這些訊息﹐ 北越共產黨可能有利用美國與南越軍隊的電臺通訊系統對本軍隊的調動並攻擊美越軍隊的砲兵部隊或各個單位。阿法特顧表示﹐“ 這是我從未聽過的事情。”
他還說﹐ 最重要的歷史意義的是﹐ “情報訊息”證明了“北部灣事件 ”從未發生。
當年美國總統宣佈有關北越對美軍戰艦的攻擊後﹐ 美國國會通過了“ 東南亞決議 ”﹐ 為此美軍大量進駐越南南方。 美越各方簽訂巴黎協定後﹐ 1973年美軍才撤離越南。美軍在越戰中失去了逾五萬八千性命。
“ 北部灣事件 ”和前幾年的伊拉克核武器事件令不少人呼籲美國傳媒應該更為質疑美國政府內的通訊能力和責任。
嶺南遺民
2008-01-08日
1973年1月23日﹐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 ( Richard Nixon ) 向美國人民和世人公報﹕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已經簽訂。美國總統在電視屏幕上談及巴黎協議的結果是具"榮譽的和平"。
尼克松於白宮辦公室發表的電視和電臺直播的文告中宣佈﹕ " 在這一刻是我們為建立和平與和解而作。”
" 經過多年的談判﹐我們強調要和平要榮譽。我提出了我需要達到的目的﹔最為重要的是和平榮譽雙存。 ”
美國總統還說道﹔" 在談判中所達成的條款皆為我所提出的條件並感到滿意。”
尼克松所說的條件包括﹕在60日內要釋放全部戰俘﹐在同一時間內美國撤出它的全部軍事力量﹔在30日內將擬定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一次為確保實現和平的國際會議。
美國總統對南越人民說出如下的話語﹕" 各位朋友以勇敢和犧牲已經取得了自我決定前途的權利﹐並創造力量來保衛那個權利。未來美國將會與你們合作﹐在和平中你們是朋友正如在戰爭中你們是我們的同盟。 ”
對於北越領導人﹐美國總統說道:"正如我們為停止戰爭而談判﹐我們將為和解而建立和平。 ”
1973年3月29日﹐美國軍隊的最後一人撤離越南。
5月31日﹐美國上議院通過停止轟炸柬埔寨的命令。可在這時間之後﹐不斷發生違反和平協定的事件。
1975年初﹐發生了一場南北兩方的全面內戰﹐可美國對此不再插手干涉。
1975年4月21日﹐南越總統阮文紹辭職。
4月30日﹐在北越軍隊和南越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攻佔下﹐南越首都西貢失守。美國外交人員全部撤離南越。外國記者仍然留駐西貢直至5月24日。
1976年﹐河內舉行全國國會會議﹐宣佈南北正式統一。
1977年12月3日﹐第一艘難民船離開越南﹐揭開了難民 ( 船民 ) 潮的序幕。
對於尼克松個人來說﹐ 1973年和平協議宣佈後的三天﹐他獲取以壓倒性的選票重操上總統寶座。可是﹐總統的政治蜜月期迅速變酸﹐ 因" 水門事件 ”而他要下臺。在尼克松重獲取選民的信任之前﹐ 曾發生有人潛入水門大厦共和黨辦公室內竊聽的事件。至一月底﹐ 該事件被揭發與總統競選有關並要進行調查。此政治醜聞昇溫至1974年8月9日﹐ 恐怕被罷黜﹐尼克松被迫辭職。
因越南侵略柬埔寨和由此引起的問題等等﹐美國與共產黨越南的國家關係正常化到了1995年7月才正式實現。
嶺南遺民
2008-01-23
資料來源﹕ BBC 英國廣播電臺
參與越戰的 “ 秘密 ” 蘇聯戰士在紀念美軍撤出越南戰場紀念日露面。曾有超過三千名蘇軍戰士參與那場戰爭衝突﹐ 但以往的蘇維埃政府一直否定此事。
越戰演變持久並在過去和現今仍然一直困擾美國人。在越戰中﹐ 有逾六萬名美兵喪命於戰場上﹐ 而且﹐ 戰爭死亡人數共計有約五百萬人。至今人們仍認為越南戰爭是一場以美國和它的同盟者南越為一方與北越為另一方的戰爭。
圖像﹕ 聚會中傷感的舊戰士。
然而﹐ 為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至世界各地﹐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的軍隊亦有參加越戰。在過去的二十年間﹐ 這些蘇聯戰士被遺忘﹐ 這些舊軍人被他們的政府拋棄和否定。 只是於1991年蘇聯政體崩潰後﹐ 俄羅斯政府才承認有超過三千蘇聯戰士在越南戰場上持槍與美兵戰鬥的事實。 今日﹐ 這些越戰兵士會集一起紀念美軍正式撤離越南35週年。
“ 在正式場合上﹐我們被稱為蘇聯軍事專家。指揮官簡單稱為高級專員。如此﹐ 表面上並沒有任何蘇聯軍事單位參與越戰。可我們知道﹐ 我們是俄羅斯人﹐ 是蘇軍﹐ 並我們必須要以一切方法應付空戰﹐ 那是我們的任務。” 尼古拉-佝力斯尼 ( Nikolay Kolesnik ) 先生﹐ 一名越戰舊兵憶述。
蘇聯專家曾在越戰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為北越部隊作軍事訓練﹐蘇製的火箭系統打落不少的美機﹐ 使到美國損失重大。
“ 蘇聯曾為戰爭作出重大的援助。我們對蘇聯專家和蘇製武器懷有敬佩的心。他們的武器比美國的強得多。這也是我們取得勝利的理由之一。” 另一名越南舊兵李公念 ( Lý Công Niệm ) 先生說道。
2月16日週日舉辦的聚會為俄羅斯新戰士可與曾出入戰火砲彈的舊軍人交談﹐ 這也是表明國家對長久已被忘記的戰士的追憶和感恩。數十年以來﹐ 那些蘇聯戰士從未 “ 現身露面 ” ﹐ 他們的政府否認曾經參與那場戰爭並把他們拋棄。現今35年後﹐這些戰爭生存的舊戰士﹐而他們的戰友亦已埋骨於越南的山林中﹐最終正式得到人們的讚揚他們在二十世紀中最殘暴、最慘重的戰爭中所付出的功勞。
嶺南遺民譯
2008-02-26日
資料來源﹕
« 今日俄羅斯報 » ( 英文 « Russia Today » )2008-02-16日 http://www.russiatoday.ru/news/news/21019
最近四月初﹐ 美國公開解密了政府的一些文件。有一資料顯示﹐美國軍方曾三次提議使用原子彈來對付北越。
以下是美國華盛頓的越裔記者阮玉碧 ( Nguyễn Ngọc Bích ) 對法國國際電臺 ( RFI )的訪問作簡短的回答和分析﹕
RFI : 記者先生﹐根據 最近四月初美國解密的一份資料﹐我們 得悉在越戰期間美國軍方的一些將領官員曾至少三次提出在印度支那土地上使用原子彈來對付北越的目標 : 兩次在越南﹐ 即是1959年和1968年﹐以及一次在寮國領土上﹐ 時間是1961年。作為一個長期跟進美國政治的人﹐ 您對這份公開資料有何評論 ?
阮玉碧 : 事實上﹐ 若我們把整個印度支那戰爭作觀察的話﹐這份資料顯示擬定使用原子彈﹕除了兩次在越南﹐ 一次在寮國之外﹐ 其實還有一次是抗法戰爭中﹐ 美國曾一時亦考慮在奠邊府戰場上使用原子彈來協助法國作戰。那個稱為“禿鷹行動 ” ( Opération Vautour )。由此﹐ 我們知道美國曾經四次談論提議使用原子彈﹐ 但最終都沒有用上。為何呢 ? 我認為最簡單的一個理由是原子彈具有輻射性﹐ 不是一種具有戰術的武器。一個炸彈投下﹐ 只是某個目標或一個地方受到破壞﹐ 但原子彈的投下是有輻射性的傷害﹐ 蔓延到不一定是原來目標的地方。由此﹐ 我認為﹐ 儘管每次使用原子彈的問題被提出來卻全都被放棄。 原子彈其實不是一種戰術武器﹐ 它只是戰略的武器。所以在整個冷戰時期﹐ 在越南戰場﹐ 在寮國土地上﹐ 甚至在世界各地上一直從來都沒有使用過。
RFI : 從那份資料顯示美國曾兩次考慮使用原子彈來對付越南的目標。那是在1959年和19 68年。您可否復述一下在越戰中那時美國的政策是如何 ?
阮玉碧 : 1959年﹐ 通過從空中所攝影的照片來分析﹐ 美國獲悉北越在1959年5月決定建造一條通往南方的具軍事作用的道路﹐ 後來被稱為“ 胡志明小路 ”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1959年﹐ 那時我還是一名在美國讀書的大學生。美國外交部亦發出一份資料稱為 « 北方的侵略 »( Agression from the North ) 。 由此可知﹐ 美國是早已知道此事的了。問題是如何能夠阻止北越的侵略。起初﹐ 他們想那只是一條輸油管直下南方﹐ 那麼就用飛機在榮市 ( Vinh, 越南中部﹐ 較靠近南北分界的十七度緯線北邊﹐屬北越管治區 ) 地區扔炸彈炸毀它便可阻止來自北方的支援源頭。那就說明為何那時使用原子彈的問題被提出。
至於第二次被提出的1968年。較為準確的時間為1968年的一月份﹐即是約在1968年春節總攻擊發生前之兩週。那時河內軍隊發動“溪山 ( Khê Sanh ) 戰役 ”圍攻美國軍隊。北越的意思似乎是想再來作一次奠邊府戰役。故此﹐ 美國軍方的反應便強硬起來。美國在南越的軍隊總司令認為那是北越的一場挑戰﹐ 不可輕視﹐ 決不可有如法軍在奠邊府的失敗。由此﹐ 美國便想到了使用原子彈。那時美國人在稱為人民戰爭之前感到茫然無計。1965年當美軍大量湧進越南之時﹐ 河內亦敢於冒險回答美國的挑戰。他們認為對方絕對不會使用B-52飛機空炸或原子彈。因為若使用的話﹐ 地面上的軍隊將會兩者俱傷。
RFI : 感謝您的訪問。
嶺南遺民整理和翻譯
2008-04-30 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來源﹕法國國際電臺 RFI
據BBC 英國廣播電臺六月二十四日報道， 從剛解密的前美國總統尼克松1973年的一批錄音帶中得悉，尼克松曾為了與河內達成巴黎會談的協議而對西貢政府大加壓力。
美國總統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臺。
美國尼克松圖書館在六月二十三日為大眾剛公開尼克松1973年長達一百五十個小時的錄音帶和三萬多頁的文字資料，其中包括有尼克松與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談及南越總統阮文昭 （ Nguyễn Văn Thiệu ）的說話記錄內容。
尼克松說，他為了逼使越南共和國總統簽訂巴黎談判協議，他會隨時“割下他的頭若需要的話 （ cut off his head if necessary ）。”
美國AFP通訊社爽-譚頓 （ Shaun Tandon ）六月二十三日撰文寫道， 尼克松要求基辛格對越南共和國總統說， 若果西貢不接受談判結果，美國國會將割斷美援。
有跡象顯示， 尼克松的說話也暗示若果斷絕援助的威脅達不到目的，他將加強壓力。
在那些錄音帶中，人們也可聽到美國總統的安全顧問使用具有“很基辛格特色”的對其同盟的粗俗語言用詞。基辛格對美國總統說，參與巴黎會談的南越外長陳文瓓 （Trần Văn Lắm ） 為“ XX的人”（ an ass ）。“他是個甚麼都做不了的人。”
在發表上述說話的前一個月， 尼克松還曾接見南越外長並保證“使用一切協助南越”和其國家的“獨立”。
尼克松還說道：“必須牢記的主要點是， 我們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
維珍尼亞大學研究尼克松問題的肯-匯斯 （ Ken Hughes ) 先生表示感到驚訝當他在尼克松的錄音帶中聽到尼談及阮文昭的談話。
越南共和國總統阮文昭 （ 圖中右邊）。
六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 引自這位 研究多位美國總統的錄音帶講話資料的匯斯先生的說話，他相信， 尼克松、阮文昭和基辛格三人都心照： （ 越戰的）休戰是不會長期維持的。
由此，美軍撤離越南並不是如尼克松所說的“和平的榮譽”, 而是能使美國“保持顏面”退出越戰的計謀而已。
美國各報刊同樣都引自匯斯的說話， 他相信， 他們三人早已知道北越將違反協議並對南越發動進攻和佔領它。
這些錄音帶還顯示尼克松成為人們爭議的人物。觀察家還注意到這位美國總統當年對種族、猶太人和水門事件等問題的觀點。
這些資料顯示尼克松對墮胎的看法。 他認為， 墮胎是必需的，若這對男女是不同種族的人或胎兒是被強奸幹的。
尼克松說：“有些墮胎是必須的。 我知道。 當這種關係是黑人和白人的， 或那是在被強奸的場合下所發生的。”
對於美國猶太人的問題，尼克松也贊同美國一些保守人士的觀點。
在1973年2月美國總統與傳道家彪尼-格翰 （ Billy Graham ） 的談話錄音中， 人們可聽到格翰先生抱怨說猶太裔的美國領導人“極力反對基督教的傳播”。
兩人一致認為, 那些猶太人是“煽動排猶太人心態的危機。”
尼克松總統還說，“我早認識到幾世紀以來， 我們的猶太人朋友存有問題。”
那些錄音帶屬於1973年1月和2月在白宮總統辦公室內暗格中的秘密錄音
《 紐約時報 》表示， 那些錄音帶將把美國歷史中的一段重要的時期曝光， 讓人們知道真相。那時期包括尼克松總統第二任的就任儀式禮， 越戰停戰和水門事件審判案等事件。
嶺南遺民
2009/6/24日
資料來源： BBC 英國廣播電臺
以下是BBC 越文網 越南網民對上述問題的反應：
12:26 24-06-2009 GMT
Chỉ có chính quyền bù nhìn Nam VN mới chịu cảnh như vậy thôi.Khi chủ bỏ rơi là sụp đổ ngay. Tại sao Băc Việt lại chiến thắng, vì họ có chủ kiến và không phụ thuộc ai.
Tran Hung, Ha Nôi ：
只有南越傀儡政府才被這樣做的。 當主人放棄了，它就崩潰。 為何北越又勝利呢，因為它有主見和不歸服於誰。
12:24 24-06-2009 GMT
Một bài học đắt giá cho dân VN.Không nên tin tưởng quá mức vào đồng minh, Nga Mỹ hoặc Trung Quốc.Tôi vẫn tự hỏi vài triêu dân quân hy sinh để đạt được cái gì ngày hôm nay? Tự Do và Độc Lập?
Thu Giao, Montreal, Canada ：
越南民眾付出一次代價高的教訓。 不要過分相信俄羅斯、美國或中國這些同盟者。我仍然自問： 犧牲幾百萬軍人，今天我們得到甚麼 ？ 自由或獨立？
12:16 24-06-2009 GMT
TT NIXSON làm cho chúng ta phải suy nghĩ về hai chữ "đồng minh" của Mỹ thật đáng buồn và xấu hổ.
sự xấu hổ, tp hcm ：
尼克松總統使我們要考慮一下美國的“同盟”兩字是甚麼， 真是傷心和慚愧。
12:01 24-06-2009 GMT
Những gì Nixon nói chính là cái gọi là nhân quyền kiểu Mỹ.
leha, Hanoi ：
尼克松所說的正是所謂的美式人權。
11:57 24-06-2009 GMT
Ôi Việt Nam buồn cho 1 dân tộc, hết 1000 năm đô hộ giặc tàu, 100 năm đô hộ giặc Pháp cuối cùng là Cộng sản. Đen ơi là đen, thảm ơi là thảm.
Kim Anh, Sai gon ：
唉，越南， 一個悲哀的民族， 受到一千年漢寇的統治後， 法寇一百年的統治，最終是共產。 真是黑暗，真是悲慘。
11:46 24-06-2009 GMT
Một Tổng Thống và 1 Cố vấn của 1 đại cường quốc mà giao tiếp với nhau như vậy thì nước Mỹ đi xuống bắt đầu từ thời Nixon là phải! Nixon chỉ xứng đáng làm "đệ tử" của Tổng Thố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về tư cách lãnh đạo mà thôi! Là người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nhưng tôi rất khâm phục sức chịu đựng và những lời phát biêu của Tổng Thố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của Miền Nam thời đó. Cầu xi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an nghĩ thanh bình nơi cõi thiên đàng!
Trần Lâm, Việt Nam ：
一個大、強國的一個總統和一個顧問這樣的交涉使到美國自尼克松時期走下坡就都應該了 ！ 作為領導人，尼克松只可配當阮文昭的“弟子” !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 我很佩服當時南越總統阮文昭所發表的說話和承受壓力的能力。我為他在天堂安息!
11:41 24-06-2009 GM
Chia sẻ nỗi buồn với nhân dân miền Nam lúc bấy giờ, họ đã bị đồng minh bỏ rơi. Và sự thảm khốc đối với họ sau ngày miền Nam sụp đổ trở thành ký ức đau thương nhất tro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cận đại.Có lẽ để xoa dịu Nỗi đau đó chúng ta nên xin lỗi chân thành và có những hành động thiện chí có làm được như vậy lòng người mới chia rẽ và hàng triệu người chết trên biển cả và rừng sâu nước độc mới có thể lên thiên đàng được. Tôi chỉ mong 1 điều rằng Hoa kỳ, Nhật Bản và các nước Phương Tây sẽ hết sức bảo vệ đồng minh Hàn Quốc của mình( vũ khí Bắc Triều toàn là vũ khí hủy diệt Hàn Quốc không thể chông đỡ nổi nếu đơn phương chống đỡ) nếu không 1 thời điểm không xa nhân dân Nam Triều Tiên sẽ tiếp bước nhân dân Nam Việt Nam chết trên Biển cả.
Tran Van Thuy, Hanoi ：
我也為那時的南方人民感到傷心， 他們被同盟放棄了。南越崩潰後，他們遭受的悲慘是越南近代史中極其悲痛的時期。可能為了減輕那些痛苦， 我們應該要有誠懇和善意的行動， 只有這樣做，人心才可恢復和上千萬在海上和深山野嶺中死去的人才可以上到天堂。我只希望美國、日本和西方國家將全力保護南韓同盟者 （ 北韓的武器全是毀滅性的武器，南韓獨自難以抵擋 ）。 否則不久的將來， 南韓人民就像南越人民一樣死於大海裡。
2012年03月09日修改
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尼克松圖書館解密了一些資料包括錄音帶和上千頁的文字記錄顯露前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了與河內達成談判協議而對越南共和國施壓。BBC越南語組記者夏眉 （ Hà Mi ）最近對1967年至1973年前越南共和國駐美大使裴淹（ Bùi Diễm， 1923年- ）作了訪問，由他講述當年他所見證巴黎會談的情況。
首先裴淹先生談及他抵達美國擔任大使的背景：
裴淹 ： 我是1966年底，67年初開始在美國擔任大使，那正是美國和越南（ 指越南共和國，下同，譯者注 ） 關係非常重要的時期。美國人對越南的認識其實是非常短，相對越南民族與中國、法國的抵觸，正如人們所說的一千年中國的統治和一百年法國的統治。 只至1965年，一些小隊，即是1965年3月美國三個小隊在峴港登陸，那是美國直接的抵觸。由此，要了解好美國的政策，那就要有越南人在美國更好地了解美國人的對越政策。 那時正處於冷戰時期，由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對抗。那時美國執行的是一個叫做堵塞共產的策略，即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而越南也處於這個冷戰時期美國全部的戰略范圍中。
夏眉：美國的傳統上有個叫lobby的行動，您有沒有使用這樣的行動嗎？美國傳媒的影響如何呢 ？
裴淹 ：極大的。1964年8月，美國有一個叫東京會議決議 （ Dongking Conference Resolution ），美國國會通過那個決議，允許美國總統有權使用軍事力量干涉越南，那時在越南的海面的美國船只被干擾和攻擊，虛或實也不清楚，那時美國有一百個上議員，就有九十八人支持美國的那個越南政策， 反對北越共產黨的向南擴張。美國下議院有四百三十五民選議員全部都支持這個政策。 那就是說，美國國會全部都支持這個政策。之後，談到美國的報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等各種報刊都一致支持美國總統約翰遜干涉入越南事務。1964年的八月，但兩年後我來到華盛頓任大使情況已經全部改觀，各報刊如紐約時報的傳媒開始提出問題： 戰爭會持續多久? 往哪處去 ？ 等等。 從66年、67年到68年，特別68年戊申新春(戰役) 後，那些報刊全部都在改變了，很多報刊已經是被左派控制的了，美國的民心焦慮，那時美國軍人的傷亡每週大約有數百人， 由此反戰的浪潮高漲，從軍人母親到傳媒裡的左派，形成了反戰的高潮，到了1968年，約翰遜被逼不再出面參與總統選舉了， 那是出現了巴黎會談了。
夏眉 : 從1968年開始，您被挑選為巴黎談判中的特殊觀察員。 那麼您可以談談會談的進展的情況嗎 ？
裴淹 ： 我被政府交付的責任過分很繁重，又作為美國大使，又要緊密跟進巴黎會談的情況，由此每週週一下午我要登上飛機從華盛頓飛到巴黎，而週五下午由才巴黎返回華盛頓。我要在兩個地方做事，那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了。 概括來說， 巴黎會談只是探索對方的談判， 美國只是探索對方的意思，對於對方共產黨也是人們所說的邊談邊打的階段，所以公開的會談，只是此方說，彼方是轉頭去，而彼方說，此方聽了又不發聲。那時越南方面沒有直接參與會談，美國的談判主要代表哈利民 （ Harryman ）先生和哈比先生回來和我會談，我有甚麼意見就馬上對他們說。要求他們在會談上必須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那時他們會談後，是跟我們實行的一種特別的合作，美國代表哈利民和哈利與我，我們在巴黎的同事們的一種特別的合作。
夏眉 : 我們獲悉雖然進行這些會談，實際上後面就有基辛格和北越黎德壽（ Lê Đức Thọ， 1911年-1990年，越南政治，外交和軍事家，巴黎會談北越主要談判手。譯者注 ）的私人談判，具體的情況是如何呢 ？ 之後經過您再向阮文昭報告，阮文昭總統對此情況又如何的反應呢 ？
裴淹 ： 首先要講的是，在約翰遜總統時期，會談從1968年5月開始，直至68年底約翰遜時期的結束，然後69年是尼克松時期的會談。 最先是沒有雙方的秘密接觸的。到尼克松上臺，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拍檔才開始有所謂的私人會談。在公開的會談上，仍然是此說彼聽那種情況，但另外就有基辛格和黎德壽先生和春水 （ Xuân Thủy ，1912年 – 1985年，越南外長，譯者注 ） 先生的秘密談判。 那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您所問的，越南共和國知道（ 那個）嗎？ 事實上，初始越南共和國也不知道的。 只是到了後來，美國政府通過駐西貢大使賓格告知雙方有那些秘密的接觸。實質上美國也不完全把事情說出來。 作為一個駐華盛頓的政府代表大使，我幸好和傳媒有廣泛的接觸。每天下午我都邀請傳媒界人士來談話，大家交流信息。儘管基辛格沒有完全對我說的事情，我也大約知道發生了甚麼。因為傳媒人士他們的信息也很靈通。 當我知道後，我又轉向基辛格問他，我聽說您各位曾經接觸過他們這樣那樣的事情，您告訴我實情是甚麼。 基辛格的回答很巧妙，他這樣的回答：這事情你們的總統已經知道。 那就是他想避而不談。 我為人謹慎，回來後就向總統致電說，今天我見了基辛格，提出這些問題，他說您在越南也已經知道了，若果不是事實的話，那麼就要告訴我或也要告知美國大使賓格。 我的本分是已經告訴了您們。 通過多種途徑我知道基辛格有做過這樣事情，若日後有美國人指責我不對，我只說那是我的應做到本分而已，完全是我要做的本分。
夏眉 : 從巴黎談判那個階段到最後的階段， 美國決定撤軍，不管越南同意與否也要簽訂協議。對於越南政府在談判上和在協議的條款上可否有扮演的角色？或者完全要聽從美國的政策 ？在當時，它知否美國不再如前那樣支持越南共和國和要撤軍呢 ？
裴淹 ： 1968年底，我在寄回西貢的一份報告中提及，美國在越南停留最多三至五年罷了，說了五年，就不是到了1973年嗎？ 因此美國要離開是個趨勢了，我在美國看到很清楚， 那個報告都說清楚了。 美國人要離開多久，何時離開 ？ 美國人是不能留下在越南的了。 美國國內媒體的輿論和壓力，國會改變了主意，逼得美國政府一定要離開，但何時和以何方式離開就不知了。 尼克松便設法要和對方談判。
夏眉姑娘，您問越南那時知道嗎？ 或越南那時對此可做甚麼呢 ？在整個巴黎談判期間，范文林 （ Pham Van Lam ） 大使也盡力而為，緊密跟進美國代表團的活動。最重要的問題是北越部隊在南方的存在。 若是有真正的和平的，根據越南人的看法，即是那邊的人在那邊，而這邊的人留在這邊。 多少北方的軍隊也要返回那邊。可是最終，那個關鍵的問題都不能解決。 1972年10月，基辛格先生把一份巴黎協議的擬稿交給阮文紹總統， 在該擬稿中有很多條款對南越不利， 阮文紹不同意，由此就發生了一場糾纏的局面：從發生1972年聖誕節的一場重大的轟炸一直到1973年一月份才簽訂巴黎協議。 從72年10月到93年1月，在外交上出現了特殊的情況，各種文件的來往， 到了一月份快要簽訂協議了， 阮文紹總統還對我說，作為特殊大使的身份，您要再去對美國各領導人說不能接受這個協議。
夏眉 ： 依您的看法，在巴黎談判和從1972年至1975年，阮文紹先生在這段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裴淹 : 事實上，客觀的評說，也應該對阮文紹公平地說，從72年到73年巴黎協議簽訂的幾個月裡，阮文紹總統作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所見到的如此。我還記得清楚，在1973年一月，他對我說的一句話： 到了最後一分鐘也要爭取。你要去跟美國人談。 我還見了顧斯多維（ Gustove ）先生、黑格-楊 （ Haig Young ） 先生和基辛格。 因聖誕節的轟炸，談判有所阻滯， 我還和基辛格從華盛頓飛去巴黎。在巴黎協議簽署之前兩三天，我還撰寫了一份二十七頁的報告，凌晨四點鐘寄回國讓總統了解當時的情況。
夏眉 ： 通過您剛才講的事情，作為一個曾與美國政府打交道和越南政府工作有經驗的人，您認為，在與大國的關係如美國，或者目前與中國的情況， 越南可以得到如何的教訓呢 ？
裴淹 : 對於經驗和教訓來說，那是很裨益的了。 就是說越美關係。 我以前也曾說過了。要想了解越美關係， 在此我拿以色列來說，猶太人的lobby 活動很活躍，它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很大。總的來說，和一個強國的關係，如美國和南越那樣的小國，或者任何一個小國如以色列，兩國的關係都不是均衡的， 那麼我們就要特別小心和警惕。美國政治的運作是很大的，好似一部（修路的）輾石車。即是說在它開動之前，沒有對它有所控制，那麼它一動，就滾滾的走了。 美國人又患了一種病， 就是認為甚麼他們都可以辦到。 他們說先做，做完了就走。其實他們也沒有留下來。 他們對領土沒有野心，他們做完就走。 正如現在的伊拉克，他們取勝了，但仍然被困在那裡，就是被困在那裡。
夏眉 ： 過去越南和美國是同盟。但現在越南是個共產國家。 在美越關係中，越南要作甚麼，才可以與美國保持更友好的關係，對越南有益呢 ？
裴淹 : 越南還是個經濟弱小的國家，美國是個經濟大國，至今為止，或者將來，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國，或者一個國家聯盟可以代替美國的地位。我們要理解到，美國也是一個宗教自由傳統的國家， 支持自由民主的國家， 能夠爭取到它的幫忙，不管是現在的共產黨政府，或者以前的越南共和國，對我們都頗有益處。 但是，我要強調，但要極力慎重，要清楚了解美國政治結構的運行。 能夠正確和適當地了解美國政策的運行，那才可以了解與美國的關係。
夏眉 ： 最後想提一個問題， 您多年來在大學裡作了很多對海外越南人和來自越南國內的大學生的演說。 您本人年青時也曾參與不少的社會活動。請談談您對越南年青人的看法，他們對越南前途可扮演甚麼的角色？
裴淹 : 這是一個大主題。 我對您說，我對此保持樂觀的看法。我也遇見不少的年輕朋友們。年輕的一代他們有機會吸收一切對自己必要的知識 ，他們可以為國家的發展有所貢獻。 此是明確的事情。 只需要有一點良知，用良知來分別事實，可以看出了哪裡是真相。 越南在世界上不是一個可以單獨存在的國家，要跟隨自由民主的潮流，要朝那個方向走。 年輕的朋友們，一旦他們掌握了知識，還有良知，可以看出事實，那麼我相信，不遠的將來，越南就有長足的發展和返回自由民主的制度。
嶺南遺民
2009/7/11日
（ 本文根據訪問錄音整理，未經被訪者過目。 ）
資料來源： BBC 英國廣播電臺
參與越南戰爭期間“美萊大屠殺”的美軍軍官首次就此事公開道歉。 美國媒體報道，日前，越南戰爭時的美軍中尉卡利表示，每一天他都為“美萊大屠殺”感到悔恨。 卡利說：“我為那些被害的越南人及家屬、捲入其中的美國士兵及家屬感到悔恨。我非常抱歉”。 卡利是星期三（8月19日）在美國佐治亞州哥倫比亞的一個社區俱樂部上講話時這樣說的。 1968年3月，美軍由於懷疑越南廣南省美萊村的村民掩護越共逃跑，在那裡展開屠殺，有504人遇難。 “格殺勿論” 現年66歲的卡利在1971年以22項謀殺指控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把他赦免為三年監視居住。 但是，據報道，卡利堅稱自己只是執行命令。 “美萊村大屠殺”發生的時候，卡利所在排的使命是搜尋並消滅越共戰士。 儘管沒有發現越共的蹤影，美軍仍對手無寸鐵的美萊村百姓開槍。 也有學者根據當時調查的資料認定，“美萊村大屠殺”不是偶發事件，而是一次有計划、有協調的“格殺勿論”行動。 當時除了美萊，還有另外兩個村子的人被殺光。 “美萊村大屠殺”一年多以後才被曝光。此事成為美軍的污點，也是公眾對越戰看法的轉折點。 但當時起訴的14名軍官中，只有卡利一人被定罪。 ** 資料來源 ： BBC中文網報導http://news.bbc.co.uk/go/pr/fr/-/chinese/trad/hi/newsid_8210000/newsid_8215700/8215707.s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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