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東西徑 - 2

 法國的毛主義

   本欄編者注：此中文版譯自英文，作者是美國人。值得指出的是，僅從此篇中譯文裡，不見作者提及中共對這些法國毛主義組織的幕後支持。據法國歷史文獻所記載，諸毛主義組織曾獲中共在財務等方面的資助。此外，譯者對指1968年5月事件，英詞revolt在不同的字段裡使用褒貶義不同的漢語詞“起義”和“暴動”，對一些不熟悉法國政治和歷史的讀者可能導致誤解。編者對譯文所注的筆誤（因網絡技術問題？）英文專詞和法國人姓名作了修改，更正為法語詞。（ 2015年11月12日 ）
   
   
   作者：貝樂登·菲爾茲
   
   
   張振成　譯　王生根　校
   
   
   概述
   
   　　本世紀用年代激進化引人入勝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現了毛主義，一種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的毛主義。本文探討的類型是法國的毛主義，即文中所稱的“ 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 Anti-hiérarchie du Maoïsme ）；它植根於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植根於法國的政治現象。雖然在美國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國的讀者卻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們都是從經驗中學習的，既學習自己的經驗，也學習他人的經驗。國家的獨特性不應該使人認為一種鬥爭的相關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種鬥爭的某些方面的確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沒有這種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屬於哪一種情況，這需要以知識作為前提條件。換言之，狹隘的地方觀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就被壓迫力量的本質，就個人、文化、政治的錯綜複雜以及解放鬥爭的標準提出了基本的問題。你可以不接受這次政治運動的立場或行動，但你必須承認這些議題具有跨國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這種奇特的毛主義經歷也可以為60年代及那以後在法國湧現的一些傑出理論著作增加一點“ 生氣 ”。薩特（ Sartre ）、勒菲弗爾（ Lefebvre ）、阿爾圖塞（ Althusser ）以及福柯（ Foucault ），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有某種關係。薩特是一個尤為重要的人物，因為他直接並持久地參與了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團體中最大和影響力最久的活動。
   　　
    法國的左派力量雖然在歷史上一直很強大，但是它仍然擁有在西方世界裡也並不遜色的不平等經濟結構。階級分歧很深且隨處可見。不過，法國資本主義的犧牲品並不僅僅表現在國內；因為法國就像美國一樣，在軍事上表現得十分積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軌道裡。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法國曾經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終以1954年奠邊府的失敗而告終。1956年至1962年，法國再次捲入戰爭，想使阿爾及利亞成為它行政管轄區的一部分。法國將它的軍事實力從當初在西非擁有殖民地的時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過，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是不同的，不論在由誰來打仗還是在戰爭對國內政治體系的影響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有明確決定不允許徵用本地士兵；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卻是可以在本地徵兵的。印度支那戰爭對國內政治體系並不構成真正的威脅；而阿爾及利亞戰爭卻導致了第四共和國的垮台和戴高樂領導下更為專制的第五共和國的形成。它還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學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專制政權和學生之間的衝突在1962年戰爭結束之後仍然繼續。阿爾及利亞戰爭成了60年代更加廣泛的青年激進運動的主要刺激因素。這場戰爭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結構喪失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方面起了關鍵作用。比如說教育體系，開始被看成是一個輸送年輕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輕人輸送到軍事官僚機構，去打那些帝國主義的戰爭，或是把他們輸送到公營或私營的資本主義官僚機構，在壓抑的壟斷體系中變成一個勉強維生、無足輕重的螺絲釘。這種對自己命運的無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過時對人的桎梏，在激進的青年中產生的感受遠不止是對整個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這種異化擴展到傳統的左派政黨，戴高樂主義者也未能例外。因為正是在一個社會主義者高·莫萊特的領導下，才真正開始了阿及利亞戰爭。為了控制蘇伊士運河，1956年首相莫萊特還與英國和以色列一起進行了干預。於是，莫萊特的黨 -- 社會主義法國國際組織（ SFIO ），今天社會黨的前身 -- 就公開站出來鼓動青年不僅要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共處，還要加入這個國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義軍隊中去。即使傳統的反殖民主義的共產黨也有了污點，因為它的議會代表團投票同意給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以緊急權力，還投票同意了戰爭期間的軍隊預算。此外，黨的領導人還放棄了激進的反戰運動，因為那被認為是冒險主義的策略。
   
   　　激進的青年也因此與這兩個黨疏遠，被引向其他的組織，如反戰運動的主要力量全國學生聯合會（ UNEF ）；社會主義聯合黨 -- 這是一個新黨，由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天主教馬克思主義民主黨和激進社會主義者創立；以及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 UEC ）。盡管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關係，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在1963年至1965年間實際上是由一幫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所控制：不斷滲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受意大利更有獨立思想的共產主義者影響“ 陶里亞蒂主義者 ”，以及毛主義者。
   　　
    首先是在對付反戰示威上，其次是在對付教育問題引發的示威上，戴高樂主義的政權使用了更明目張膽的鎮壓措施。大規模警察的武力不僅第一次被用來對付工人和窮人，而且被用於對付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的中上層和中產階級的子女。為了限制合法的反對派活動的范圍，戴高樂主義政權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組織的違法活動。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就是這種違法活動的一種，他們拒絕了那些掌權的人對“ 合法性 ”的限定。
   
   　　帝國主義戰爭，非合法化，壓迫和激進化，所有這一切表明，法國和美國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國有一個廣泛的歷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主義者這樣的一些運動既反抗資本主義，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經建立的左派政黨對工人階級控制。與美國不同的另一點是法國的工人階級中有著很廣泛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烏托邦主義的本上傳統。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對工廠的控制權的大罷工中有力地表現出來。
   
   　　這一傳統以一種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義的一個方面，即提出這樣一種怀疑：不管一個組織為了大眾利益多麼有獻身精神，它總會有一種把組織利益與大眾利益混為一談的不良傾向。這與法國傳統的一個重要來源 -- 盧梭的見解十分相似。他曾認為，如果需要，行政的結構應該從群眾中找到方向，應該向他們負責。在毛澤東的語言裡，這被稱為“ 群眾路線 ”。‘ 群眾應該向黨學習，‘ 這是列寧的模式；到了毛澤東那裡，這一模式就被改變為黨向群眾學習，對群眾負責。這裡的群眾指的是中國農民階級。這方面典型的例子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所代表的群眾意志迫使行政人員、教授和官員回到農村和車間，以重新加強政府與群眾的聯繫。這非常符合法國本地的激進的傳統，為反對特權的毛主義提供了靈感的源泉。美國既沒有一個反對等級制度的激進傳統，也沒有一個有很大的特權的左派黨。美國的毛主義不是以反對這種黨的背景出現的，而是在組織鬆散的、基本上是反傳統文化的“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 ”的基礎上出現的。由於對“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 ”的這些特點及反傳統文化的社會環境的反應是否定的，美國的毛主義團體在結構上是等級制的，而在道德上則是“ 無產階級的 ”而非“ 反傳統文化的 ”。與法國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最相像的美國團體是“ 地下氣象組織 ”，但其指導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國主義思想，而不是具體的毛主義的方向。記住這一點，我們現在就可以轉入討論法國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發展過程的具體方面。
   
   
   一、法國1968年前的毛主義
   
   1．法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喪失
   
   　　法國毛主義有兩個不同的來源，反映了60年代代與代之間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產黨，60年代早期是這個黨的困難時期。以主席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為首的領導層是教條的斯大林主義者，特別是與陶里亞蒂領導的不那麼教條的、更“ 現實的 ”意大利黨的立場比較起來，這就顯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為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法國黨看成是僵化的、沒有學習能力的黨提供了依據。
   　　
    但教條主義並不是實用主義的反面。在國內，這個黨被認為是嚴重的實用主義，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雖然該黨一直堅持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但其議會代表團卻投票同意授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以特別權力，也同意了軍隊的預算。這個黨堅持戰爭應該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嚴厲譴責了那些援助或上街游行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左派組織。實際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負責的示威游行。它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實用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 與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爾及利亞在法律上是法國的一個組成部分 ），當然在黨內得到了貫徹執行，但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 損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時，該黨並不希望出現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和中蘇的分裂。中蘇的分裂發生在1962年，正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的時候，青年反戰運動達到了高潮。中國把非斯大林化運動者作是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所採取的右傾修正主義立場。在他們眼裡，斯大林確實應該為暴政和樹立個人崇拜承擔罪責，但是斯大林實際政策的主要內容還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繼承者們對其修正主義立場進行自我標榜的一件外衣。
   
   　　法國黨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它既忠誠於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諾走世界最大的共產黨蘇聯黨的路線，現在，在這二者之間，法國黨完全被套住了。
   
    應該了解，在法國共產黨內，對斯大林的忠誠並不完全是從上而下強加於人的一種現象。對於很多普通成員，特別是二戰期間處於地下狀態的活躍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拋棄而後獨立對付希特勒的領導人，在那之後，他還是帶領蘇聯人民以高昂的代價抵抗納粹最後取得勝利的人。在很多所謂的反法西斯主義者都加入了維希政府之後，法國共產黨的抵抗和蘇聯在東方的抵抗有著相似的特點。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們尊敬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一樣。這種支持斯大林的基礎經常被忽視。60年代的年輕一代也很難明白這一點。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體驗過二戰戰火，沒有以同樣絕望的心情期待過蘇聯在東方前線的勝利的美國人，更難以理解這點。

  最後，法國黨的領導要求克里姆林宮作出更多的解釋，和其他大多數黨比起來，法國黨用了更多的時間來修改政策，但最終還是接受了非斯大林化，並在蘇聯和中國黨發生了思想和理論方面的衝突時，為蘇聯進行辯護。
   
   
   2．獨立自主的毛主義運動開始
   
   　　在中蘇決裂前，很多法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有著特別的興趣，有的還是法中友好協會會員。當然，在中蘇兩黨關係仍然親密的時候，這些都不會有任何問題。接受非斯大林化和与蘇聯黨站在一起反對中國黨，都使親中國黨的法國黨人土面臨巨大壓力。他們開始建立了“ 馬克思 - 列寧主義陣營 ”，這一陣營是親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斯大林化，抵制反中國的立場的一種手段。在他們看來，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國是嚴重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
   
   　　到了1964年，這些人已經可以在黨內堅持他們的立場了。經過了從1964年到1967年間兩次不太集中的籌備階段之後，他們於第二年建立了法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 DCMLF ）。這個黨馬上得到了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承認。
   　　
    比起法國共產黨內的毛主義分子來，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 UEC ）中的青年毛主義分子能夠繼續留在聯合會中的時間要長一些，比起聯合會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陶里亞蒂主義者，他們就更久一些。對他們來說，斯大林主義不是感情的問題，對上一輩的人才是。雖然他們受到黨員阿爾圖塞對黨領導批評的影響，雖然他們強烈反對黨支持密特朗參加1965年的總統競選，但他們並未發出批評聲音。與仍然留在黨內的阿爾圖塞一樣，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的青年毛主義分子顯然仍希望他們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聲音，以避免黨無可挽回地背離馬列主義“ 科學 ”。’
   
   　　1965年後期，對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毛主義分子的清洗運動開始了。1966年2月，一個叫做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 UJCML ）的組織由這些被清洗或將被冶洗助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的毛主義分子建立起來。開始它很謹慎，並沒有在黨的領導面前揮舞小紅書或毛澤東像。但是在阿爾圖塞立場正式被黨的中央委員會否決之後召開的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四月代表大會上，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散發了全面抨擊中央委員會立場的小冊子，黨也借機立即完成了對毛主義分子的整肅。
   
   　　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成員都比較年長，主要是工人，他們認為，青年和幾乎全是青年學生的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需要與黨保持一種從屬關係，但年輕的學生們拒絕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識分子不足以擔當組織群眾鬥爭的任務，針對這一點，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回應說，他們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經驗，可以通過走到群眾中去向他們學習來獲得。這是一個被毛主義分子稱為“ 調查研究 ”的技術問題。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結構被認為太封閉，不能夠保持這種投入群眾中去的開放作風。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於是糾纏不清，互相指責對方是精英主義。
   　　
    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沒有在原則上否定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別鬥爭階段的适用性。中國正在經歷一個他們自己的革命階段，這有助於法國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反對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提議；這就是開始於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把年輕的紅衛兵抬高為革命的捍衛者，反對黨內的中年幹部，反對官僚隊伍中、軍隊中，以及大學中那些被指責褻瀆了人民賦予“ 他們的 ”權力的人。對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觀念的拒絕和對調查研究的強調，最終依賴於與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毛的“ 群眾路線 ”理論相同的合法的原則。
   　　
    但是沒過多久，這兩個組織內部都因黨的問題而出現分裂。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內的一些知識分子認為毛主義分子的鬆散的“ 大聯盟 ”應配以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中有些人則開始擔心正在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支持了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因而相信通過保持距離他們自己才真正體現著小資產階級的精英主義。因此在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內部，一次“ 清算主義 ”的潮流逐步展開，而正是在這種自我怀疑自我批評的過程中，爆發了1968年的學生反抗運動。
   
   　　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進分子走上街頭，不是去設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夠領導一場真正的革命，沒有他們，對抗就是沒有意義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更支持學生，有些同情者還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會宣布支持學生，工人開始舉行罷工、佔領工廠，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便試圖加入到運動中去，通過組織“ 長征 ”深入到工廠支持工人以擴大運動。但是，這並沒有挽救他們的組織。清算主義分子認為，1968年起義之所以沒有推翻政權，是因為缺乏一個有紀律的黨愿意和能夠在起義失控的時候指明方向，於是他們獲得了廣泛支持。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裡曾在工廠裡工作過的人被赶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現實世界的鬥爭，轉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尋求指導，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還有另外一些人另闢蹊徑，其中的一條道路就是“ 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
   
   
   二、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法國人使用不同的詞語來指代一個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如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我們考察的一些反對等級制度的團體。前者被稱為馬列主義者（ 不用說共產黨不會接受這種稱呼作為精確的稱呼 ），而後者被稱為毛主義分子或更簡單地稱為毛分子。這不只是一種用以分別事物的語言手段，而是一種劃分等級的方法。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者設法把毛的名字從反等級制度的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後來的反等級制度組織中偷走，在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 1968年暴動之後被宣布非法 ）努力轉入地下以求生存的時候，他們通過大膽而引人注目的舉動這樣做了。
   
   　　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其特徵是組織形式靈活，拒絕任何文本正統觀念的約束，採取非常對立的姿態。在這些組織中有兩個尤其重要，其中一個比另一個存在的時間短得多，但在短暫的時期內卻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革命萬歲 ”（ Vive la Revolution 或VLR ） 是一個不過幾百人的小組織，在1971年7月前就消失了。‘與大多數毛主義組織一樣，“ 革命萬歲 ”派成員到工廠裡組織工人，雖然“ 革命萬歲 ”的激進分子在巴黎地區近二十個工廠進行發動工作，但它的特別目標是巴黎第十五區的雪鐵龍汽車製造廠。這是一個大膽的選擇，因為雪鐵龍汽車廠素以公司的團結和很嚴格的紀律著稱。
   
   　　“ 革命萬歲 ”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以哲學家勒菲弗爾提出的“ 日常生活 ”概念展開。’這一概念被“ 革命萬歲 ”在其報紙《 宇宙 》中予以精心闡述。其重點的重點在於生活的性慾望方面（ 雷希〔 Wilheim Retch 〕重點闡述過的 ）。《 宇宙 》已出16期，是第一份廣泛發行的法國左派分析性問題、婦女解放、同性戀問題的出版物。這些內容後來證明是導致“ 革命萬歲 ”組織垮台的原因。第12期是特別粗俗很褻的一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革命萬歲 ”深入工廠開展活動的人抗議編輯部出版了對他們執行任務完全沒有幫助的東西。白求恩、毛主義書店都拒絕賣這種書，政府也予以禁止。政府也以有傷風化控告同意擔任該刊物名譽編輯的薩特。
   
   　　後來的四期集中分析了法國极端左派的清教態度，認為它不愿意或不能夠看出任何真正的革命解放都必須同性壓迫、經濟壓迫和政治壓迫作鬥爭。應該重新呼籲在法國至今沒有可以等同於美國“ 反傳統文化 ”現象的東西。法國左派主要是在社會和文化上都很傳統的人。雖然“ 革命萬歲 ”因採取這一立場使自己不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但實際上它是在幫助確定反傳統文化現象出現的階段，到70年代中期，法國的確出現了這種現象。根據香米·海絲的觀點，法國婦女解放運動（ UFL ）和同性戀（ FHAR ）運動都源於“ 革命萬歲 ”的經驗，而且最初是由前“ 革命萬歲 ”激進人士領導。
   
   
   三、無產階級左派運動的本質
   
   　　1968年9月，一股稱作毛主義自發者（ Mao-spontex ）的非清算主義分子建立了一個叫“ 無產階級左派 ”的組織，同時，一份名為《 人民事業 》（ CDP ）的報紙開始出版。“ 無產階級左派 ”成為最有攻擊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行動隊，而《 人民事業 》報便成為它的大眾的信息隊。
   　
   　 前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的一部分，“ 無產階級左派 ”，在開始時並沒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數量和力量上壯大的機會，1969年2月和3月間，南泰爾“ 3·22運動 ”的一些激進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 3·22運動 ”在1968年巴黎大學南泰爾校區的起義中起了一種催化作用。雖然它實際上是一個包括傾向毛主義和法蘭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們的聯盟，但其主要聲音和公眾形象主要是由丹尼爾·科思-本迪特，著名的“ 紅色丹尼 ”）和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騎牆派，他們在清算主義和自發的毛主義的爭論中，決定加入無產階級左派。
   　
   　 60年代的最後一年半的時間裡，無產階級左派和《 人民事業 》引起了法國權力機構的极大不滿，於是被宣布為非法，報紙編輯被起訴並被投入了監獄。這一次，他們被指控的罪名與有傷風化並無關係，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
   
   　　在成立的最初兩年裡，無產階級左派試圖調和“ 反權力主義的青年暴動 ”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分歧。它派其成員深入到費林斯的雷諾汽車製造廠，因為這個廠在1968年曾發生革命。政府和這個國有工廠的管理層以及法國總工會設在當地的機構都對這個工廠的政治工作很敏感。衝突轉化為暴力鬥爭，這個在1968年起義中被警方鎮壓過的工廠又一次出現警察的行動。
   　　
    中學的組織和發展也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就像美國的“ 地下氣象 ”組織的方式一樣。無產階級左派採取了一種不定型的二戰形象，鼓勵高中學生加入無產階級左派非武裝的暴力鬥爭中去。”不僅到貧林斯和其他工廠，也深入到移民區和工人階級的郊區。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生活在最初兩年裡代表了運動組織結构的頂點。這一階段，在國家、地區，以及局部層面上都沒有一個委員會的機構。委員會召集和協調階段性的“ 工人大會 ”以做出各項決議。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們相信，他們正在致力於消除群眾與領導人之間在決議制定方面的差別，工人大會被認為達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雖然這是一種有意識的目標，但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比別人更有影響的人物，這些“ 領導人 ”的性別比例很不協調，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無產階級左派中的人並沒有與“ 革命萬歲 ”中的人顯示出同樣的敏感性。
   
   　　政府越來越厭煩毛主義分子在工廠裡製造出來的麻煩。但是解僱和逮捕激進工人並不管用，因為總是還有激進工人取而代之。即使運動早期組織得比後來更嚴密一些，但仍然有些過於雜亂，政府要直接攻擊並非易事。
   
   　　因此，1970年3月，政府決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組織的最顯眼也最夠得上手的機構 -- 報紙。《 人民事業 》的兩名編輯勒布里（ Le Bris ）和勒當泰科（ Le Dantec ）被逮捕並被告上法庭。警方還開始控制這份報紙，攻擊和逮捕賣這家報紙的報販。單只是賣報就會被判一年監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權。
   
   　　在勒布里和勒當泰科被逮捕後，一位名叫阿蘭·吉斯瑪的前大學教師 -- 教授聯合會的領導人，也是1968年起義中三個最著名人物之一（ 另外兩個是科恩·本迪特和學生會領袖雅克·桑法日 ）-- 成為《 人民事業 》報的編輯。由於參加1968年的起義活動被從教學崗位上解僱了，他先靠攏到“ 3·22 ”組織的周圍，後於1969年上半年加入了“ 無產階級左派 ”。
   
   　　但是，1968年起義爆發後，戴高樂主義者通過了“ 反破壞分子法 ”（ La loi anti casseurs ），按照這一法律，吉斯瑪遭到逮捕。根據這一法律的條款，任何參加示威游行的人，任何參與組織示威游行的人，都要對其行為負責。那是在審訊勒當泰科的前兩天，一些團體組織集會。吉斯瑪發表了演說。審判那天肯定也會有一次示威活動。警察禁止了這次示威活動 -- 這是他們的慣用伎倆。但不管怎樣，示威活動還是舉行了；警察強行驅散了群眾；有近490人被捕；吉斯瑪以煽動罪被指控，雖然他當時並不在場。在這次事件中，沒有人被殺或被指控謀殺，政府逮捕吉斯瑪的過程與芝加哥過去抓捕和懲罰無政府主義者的手法是相同的，當時，那些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在秣市場大屠殺（ the Haymarket Massacre ）現場。
   　　
    不過，與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瑪並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顯示了它較為人性的一面。他被判並執行18個月的監禁，其中有5個月要單獨關押。勒布里已經被判了8個月監禁，勒當泰科被判了一年。這兩個人被判服刑僅僅因為他們編輯《 人民事業 》。除了對《 人民事業 》的編輯處以監禁外，政府還在吉斯瑪的審判期間通過行政命令禁止了無產階級左派。
   
   　　但是，無產階級左派並沒有消失，它改名為“ 前無產階級左派 ”。《 人民事業 》報也沒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瑪被捕後，薩特再次擔當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譽指導，這一次是《 人民事業 》報出版人馬斯佩洛（ François Maspero ）也走上街頭加入到賣報的行列。這是公開地向政府挑戰，逮捕和審訊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顯然不能用逮捕和審訊不怎麼知名的年輕激進分子的辦法。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無證營業的輕罪勒令停止；至於薩特，政府就根本沒有對他採取任何行動。
   
   　　無產階級左派激進分子相信，有一種內在辯證正在發生作用，因而運動在某些時刻“ 自然地 ”到達了某些階段，而這是一種他們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辯證邏輯。所以，雖然堅信高度自愿主義的“ 行動政治 ”觀念，運動仍然有一種強大的非自愿主義的成分。例如：政府對無產階級左派的禁令會使下一個“ 自然的 ”地下階段到來。即使政府沒有禁止無產階級左派，在環境和運動內在的不可避免的動力中，還會有其他因素促使這一階段的到來。
   　
   　 1970－1971年的主題變成了“ 擴大抵制 ”，重點放在地方、邊遠組織的行動上。這些組織有的已經存在；有些就必須從零開始。工廠的基層委員會還是原來的范疇。但1971年春天，新激進分子的罷工力量正在工廠裡建立起來，以便切實可行地對付壓制基層委員會工作的企圖，懲罰那些虐待工人的老板和管理人員。委員會還在中學裡組織起來。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組織也建立起來，最後，一個支持無產階級左派的廣泛的組織网絡建立了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 紅色救援者 ”（ Secours Rouge ），由馬斯佩洛領導，參與和積极的支持著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薩特。還有“ 人民事業之友 ”，這一組織的人賣報以擴大《 人民事業 》的支持者隊伍。“ 真理與公平委員會 ”有一些不同。它並不像前二者那樣從事非法的行動。他們調查、確定並公有資產階級法律不公平的實例，它們如何被扭曲使用來損害被剝削者、維護富人和有權階級的利益。他們用來評價統治政權的方法是統治階級不會也不可能用來評判自己的方法。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現在遵從肯尼思·肯尼斯頓（ Kenneth Keniston ）對“ 運動 ”的界定，而不是遵從一種形式組織。“ 根據內在的轉變及其針對外在環境的行動，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者都是法國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們。他們的行動幾乎總是戲劇性的。他們有時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主義或同傳毛主義的導演們手裡，例如讓 - 百克·戈達爾，他執導的《 中國人 》並與他的合作者讓-皮埃爾·格林合導的更廣為人知的《 一切都好 》。“ 此外，由於薩特、馬斯佩洛和其他文藝界名人的支持，由於，吉斯瑪的號召力和1968年特殊的氛圍，人們便不難理解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戲劇及其勉力。現在讓我們從四個不同方面更近距離地審視被禁前後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的具體活動。
   
   
   四、行動中的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
   
   
   1．雷諾被襲
   
   　　運動中最大膽最危險的是工廠工作。無產階級左派和後來的前無產階級左派在全法國許多工廠裡開展活動，包括里昂的布朗特和貝利耶廠、南特的巴蒂諾廠、鄧科克的造船廠，以及北部的煤礦。不過，位於巴黎附近比朗古爾的雷諾汽車製造廠是一個特殊的目標。
   　　
    首先，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想恢復和擴大破壞活動，這種活動在工廠內已經進行，而且是用當時工人激進運動全面發展的一個部分。其次，他們想從秘密破壞活動轉向更加公開的反對“ 政府恐怖主義 ”的運動。“ 這使毛主義分子陷入了與法國總工會公開的直接的衝突。法國總工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麵包和黃油問題上。
   
   　　在各種工廠鼓動組織了接近十二個鬥爭委員會（ 基本上採取1968行動委員會的模式 ）之後，毛主義分子進行了他們第一次大的戰役，引發了法國總工會的怒火。為了回應地鐵票價的上漲，毛主義分子把工人組織成大的集團。他們跳過拐角柵欄，拒絕付乘車費，八個地鐵警方官員試圖干預，被他們粗暴毆打、追赶，最後都跑掉了。法國總工會抨擊毛主義分子毆打公共事務工作人員。毛主義分子拒絕承認警察擁有無產階級一般僱員的任何特點，警察只被視為已有秩序法律標準的維護者。為了回應毛主義分子的行動，大批正規警察被部署到工廠附近的地鐵站，警察以暴力進行了報復。
   　
   　 毛主義分子在一次反對工廠食堂肉價上漲的運動中也觸犯了法國總工會，這次肉價上漲有法國總工會直接參與，因為它控制著食堂的管理委員會。毛主義分子散發小冊子反對漲價，呼籲採取行動。有些工人打了飯不付錢，這和地鐵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種策略。毛主義分子與法國總工會激進分子在食堂裡爆發了戰鬥，毛主義分子宣稱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國總工會吸收了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人幫助自己同毛主義分子開戰。雖然毛主義分子在地鐵和食堂問題上都沒有取得勝利，但他們感到已經揭開了法國總工會不關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機構的真面目。
   　　
    在這些最初的運動之後，毛主義分子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工作過程本身。他們採用一種任務輪流的策略，對按照勞動等級分工的工資區分提出挑戰。每一特定單位中的工人要教會下一個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務。當每一個工人都能夠從事任何工種的時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們最高的薪水，因為他們具有同等的資格。
   
   　　他們也鼓勵與監督人員直接對抗。工人們開始自己計時，而不接受監督人員的命令。抱怨工作質量的監督人員被迫在那個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動手勞動。任何被認為是對工人或示威者非常專橫的行為或對移民工人實行種族主義的行為都會受到反警察工人組織的懲罰。有些監督人員被毆打，至少油漆車間的一個工頭被人當頭澆了一桶油漆。
   
   　　對管理人員的暴力抵制增加了，與法國總工會的衝突也不斷升級。但是一個對法國總工會毫無好感的反等級的毛主義組織甚至攻擊無產階級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紅皂白，以至有兩次在工廠裡看到任何穿著白罩衣的低級管理人員和監督人員也進行攻擊。
   
   　　越來越多的工廠警察被增調到比朗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工廠加快了對政治活動人士的解僱，不管參加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動。一些被解僱的工人被交給駐守在工廠門口的正規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剛剛被解僱在和開除的工人則進行反饑餓罷工。提供道義方面支持的兩個重要人物是薩特和女演員西蒙·西格諾雷（ Simone Signoret ）。前者被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設法輸送進工廠進行檢查，但很快被警察驅逐上去；後者去看望反饑餓罷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諾雷支持無產階級左派這次具體行動的時候，她的丈夫獲坦（ Yves Montand ）正與簡·方達（ Jane Fonda ）一起拍一部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戲劇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 --《 一切都好 》” 。
   
   　　衝突到1972年2月和3月間達到了高潮。23歲的前雷諾汽車廠工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皮埃爾·奧維尼（ P．Overney ）和他的許多政治上活躍的同志一起被開除，他於2月25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廠門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進出工廠的時候向他們散發小冊子。他與工廠安全部門的一個頭頭特拉莫尼先生發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離奧維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槍，打死了他。

 次日，雷諾廠的工人發現工廠被准軍事警察完全包圍了。他們檢查每一個工人手裡的報紙。知道星期五槍殺事件並參加過示威游行反對槍殺事件的五個工人被開除。星期二，成群結隊的警方再次包圍了工廠，又有四個工人被開除。星期四，在槍殺事件前後被開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設法回到了工廠，公開呼籲工人起來抵抗。他們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員的攻擊，並被交給了警方。五個人被控触犯了反破壞分子法。
   
   　　但是，對於自己的人被槍殺，對於激進分子及其支持者被開除，毛主義分子並不滿足於只是抗議。一個前無產階級左派突擊隊 -- 新人民抵抗運動奧維尼團体 -- 把比朗古爾最重要的人事官員諾各熱特（ Robert Nogrette ）抓住並扣押在秘密的處所。毛主義分子以前曾把工廠老板關押起來，直到他們同意妥協為止。在雷諾汽車廠的一個附屬廠裡，他們把老板踢出了工廠，讓他在廠外呆了幾天。但是對諾各熱特的行動被認為是一种更嚴重的事態，引起了蓬皮杜（ Pompidou ）總統的注意和譴責。
   
   　　作為釋放諾各熱持的交換條件，突擊隊組織要求撤銷對交給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奧維尼死後被開除的工人恢復原來的位置。他們從來沒有威脅要殺死諾各熱特。盡管實際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會妥協，但大約48小時後他還是毫無損傷地被釋放了。毛主義分子希望工會譴責這一行動，工會這樣做了。但是不清楚他們是否想到另一方面來的壓力，即在奧維尼死後舉行的大規模街頭游行和示威中曾宣布與前無產階級左派團結起來的大部分其他极左派團體的否定反應。“ 甚至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 -- 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最富對抗性，與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關係很好的一個組織 -- 大多數极左派組織一起公開批評這一行動。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當時是拉丁美洲游擊戰術的重要支持者，它認為這一行動在法國的政治背景下毫無意義，特別是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毛主義分子還不想把諾各熱特殺死。實際上，那些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謝各熱特被毫無損傷地釋放了，因此這次事件以後，在雷諾汽車廠幾乎沒有可能再展開政治工作了。
   
   
   2．在移民中開展工作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第二個重點是針對大量的移民工人進行工作。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於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資待遇也最低 -- 有時與他們的實際技能或實際從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們也最難以承受消費的增加，如地鐵票價、食品價格和房租。毛主義分子希望通過抗議價格上漲，推行崗位輪換的方法，從肉體上懲罰那些對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實行種族主義的監管人員，他們將贏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發更大規模的激進行動。
   　　
    另一個旨在吸引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廠裡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員會。開始，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對印度支那戰爭給予了高度的注意。他們自己的“ 越南根據地委員會 ”對南越的臨時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達了毫無批評的支持。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把他們引入一系列的與警方的暴力衝突之中，他們曾一度佔領了越南駐巴黎大使館，並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子。但是，在前無產階級左派階段，他們的任務重點從越南問題轉移到巴勒斯坦問題，以更能吸引他們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實際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歸家園幾乎是惟一一個前無產階級左派給予了充分重視的非法國人的問題。
   
   　　然而，毛主義分子並不限制他們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廠內把他們發動起來的努力。從1968年成立時起，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就開始注意移民工人的困境，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國的貧民窟（ bidonvilles ）裡，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區。bidon一詞意謂桶（ 如油桶 ），貧民窟的小屋就是用這種材料做的，它們被粘在一起構成屋頂和牆壁。暖气、衛生間或自來水在這種臨時湊合的結構裡是見不到的奢侈品。這些無疑帶來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發病率，尤其是肺結核。
   
   　　毛主義分子在貧民窟的幾個方面都很活躍。在譴責這種貧民窟存在的同時，他們堅持在摧毀貧民窟之前，應該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轉房給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們還試圖避免美國的模式 -- 更新城區。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阿讓德的鬥爭尤其竭盡全力。阿讓德是巴黎的一個郊區，共產黨控制著這裡的市政府。支持無產階級左派的團體“ 紅色救援者 ”試圖提供一些服務設施，因為公共部門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沒有提供。在一個毛主義分子突擊隊組織的一次更公開化的行動當中，最時興的食物店遭到襲擊，美味食品被分發給貧民窟的人。雖然創立於1970年的一個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也開始在貧民區開展工作，但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是第一個到達那兒的組織。這些團體一起呼籲國內外注意這些惡劣條件的存在，而這種活動無疑對法國政府決定在极短時間內拆除它們起了重要作用。到1975年，幾乎所有的貧民窟都消失了。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區展開工作，也在專門為移民建造的居住區展開工作。在前一種居住區裡，他們圍繞著警察騷扰、白人種族主義暴力，以及房東們不負責任等問題組織活動。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強佔空閒的房屋。1975年，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幫助郊區的法國工人階級家庭用的就是這種辦法。在為單身移民工人或離開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個月單身住在法國的移民工人專門建設的住宅區裡，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鼓勵和支持移民與住宅管理者（ 很多人是從殖民地退役的前軍事人員 ）的種族歧視展開鬥爭，爭取對房屋的控制權，堅持要求适當的維修，抵制房租上漲（ 管理者強行向居民征收定期上漲的房租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員和反制度的毛主義法國共產主義（ 馬列 ）聯盟的成員的繼續工作，在引起全國居民房租大罷工的鬥爭中，是一個重要的支持因素。經營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連續四年無法收齊房租。
   
   
   3．走出城市開展工作
   
   　　上面提到的這一切行動都發生在城市。但是，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會環境，找到了一個比以前的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更為廣闊的天地。他們通過三種方法來發動城區以外的群眾。首先，創建後的第一年，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組織郊區和小城鎮的商人設置路障，以抗議他們認為不利於他們的1969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薩特批評毛主義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商人一起同警察進行的鬥爭。無產階級左派被指責支持的不是一個進步的行動，而是右翼布熱德主義的再現。
   
   　　其次，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法國西部的布列塔尼（ Brittany ）和南部的奧辛塔尼（ Occitanie ）支持民族主義運動。70年代後期，科西嘉的民族主義達到了非常強烈的程度，但70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的人民最強烈地表達了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獨立的愿望。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支持這些反對現狀的鬥爭，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比美國的毛主義分子所面臨的種族分離主義的問題更容易解決。一方面，他們知道民族主義運動常常是相當反動的，他們不想讓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的運動朝著那個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他們不愿把任何具體的結構強加於他們。他們選擇把他們視為非殖民化的鬥爭，認為這樣他們可以在鬥爭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組織。實際上，這正是毛對中國之外的國家的革命運動所採用的那種靈活的態度 -- 也就是說，每個國家走自己的道路。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環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躍的嘗試，是1971年和1972年在布列塔尼東南部的盧瓦爾-阿特蘭蒂克所發起的兩次夏季運動。這個地區的激進農民曾把他們的糧食運進城市，傾倒在大街上，在馬路上設置障礙，佔領加工廠，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訪問的農業部長拘押起來，後經警方解救才被釋放。上面這些運動很多都需與警察展開肉搏。
   
   　　在此之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曾千方百計與郊區的人口建立接觸，1970年和1971年，他們組織了一個實際計劃，招募學生和其他年輕人走出城市，到農民家裡生活。這樣做有兩個具體的政治動機。一是反擊政府1968年以來針對极左派而進行的宣傳活動。青年革命者要讓農民看到，盡管在政府控制的電視上，他們看到也听到過有關1968年起義的事和1970年政府因此而制定了“ 反恐怖分子法 ”，但他們決不是想使法國陷入混亂的人。這是一次公關的任務。
   
   　　另一方面，這些年輕人絕大多數是城裡人，就像農民不大了解他們一樣，他們也不大知道郊區生活和郊區的人。他們要通過與農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從第一手資料入手了解農民的生活和感情。夏季計劃的制定也是為了“ 調查研究 ”。根據這種實際經驗他們得出結論：小的農場主和佃農受到通貨膨脹和歐洲共同市場的巨大壓力。科技效率的確證和國際歐洲資本主義市場所施加的壓力，只能看成是力圖讓小的農場主離開土地，使土地落入那些能夠更有效率地利用它的富人手中。西歐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被譴責為對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毫不關心，而毛主義分子則努力展示出對農民與土地的關係的尊重：
   　　
    在最窮的農民中，很多人都有一片他們賴以可憐地生存下去的土地。他們與土地緊緊連在一起。對他們說“ 財產是偷來的 ”，從他們手中把土地搶走，是不可想像的。某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在中國，據說為了證明土地集體化的优越性，那些想單幹的人也可以單幹，直到他們自己看到自己錯了為止。這是惟一說服他們的方法。
   　　
    後來，吸引農民親近土地的主要的不是錢，而是土地代表的東西，靈魂的投資。在城裡，在工廠，工作是毫無人性的。一個人為別人、為老板工作，在悶熱中跟著流水線的速度運轉。他們製造汽車或機器的部件，但看不到最後的結果。誰都不會對工作有一種控制感。農民對土地的熱愛也是對勞動的熱愛，通過勞動他能創造出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活生生的東西。
   
   　　今天小農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並不像“ 小資產階級自私的要求 ”那樣，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提供的高價和議會代表席位來解決。他們正在通過越來越多的新型的鬥爭，走向一個進步的未來，與人性的發展相一致。由於小農的敵人與人民大眾的敵人越來越趨一致，所以他們發現在這個工人鬥爭風起雲湧的時代自己並不孤單。

　盧梭和蒲魯東的作品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能體現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以及對農業生活的高度評價。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沒有區分用益權和所有權的不同。范魯東採用了盧梭對二者之間的區別，希望能夠允許這種與土地的特殊關係在更平等的條件下得以保留。与蒲魯東試圖通過為小范圍的農民提供國家信貸以保留鄉村個人主義的努力相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把中國農民公社的集體化模式視為一個樂觀的答案。但是，他們感到只有沒有土地的小農自己加入集體化，這一方案才是切實可行的。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一樣都厭惡在集體化形式方面的官方強制行為，否認托洛茨基在農民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悲觀主義。
   
   
   4．犯人的權利
   
   　　在上面提到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行動中，很多都是非法活動。因此，毫不奇怪，從1968年6月1日到1972年3月20日間共有1035名极端左派分子被內務部長馬瑟林捕入監獄，此外還有些被審前拘押但沒有宣判，而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還超過了定額。但即使在監獄裡，這些毛主義分子也找到了另一個發動鬥爭的舞台。
   
    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是要求政治犯的地位，這一地位使毛主義分子能得到法國法律規定的某些權利。一旦他們的要求獲得承認，毛主義分子便要求一切犯人都應享受到更人道的待遇。政府的反應是否認在法國有政治犯，認為這一要求是嘩眾取寵的花招。
   
   　　犯人的要求得到了高牆外的支持，“ 紅色救援者 ”和被關押的激進分子的家庭組織了聲援示威游行。在某些情形下，這些示威行動使更多的人被捕和被關押。審訊被利用作為論壇，現在拘押在獄中的人的父母或以前被拘押的人士可以談論監獄的條件。1970年9月1日，30名毛主義分子犯人開始絕食行動，要求承認他們政治犯的身份，結束毛主義分子一入獄就被獄方單獨關押的慣例，還要求有一個所有政治犯可以聚會的公共場所，一個更自由的探監制度，全面改善拘押條件，包括結束獄警對犯人的騷扰。
   
   　　在絕食和聲援的示威游行繼續進行的時候，政府在某些有關前拘押的問題上作了讓步。到9月22日，所有就審判拘押問題進行絕食的人（ 吉斯瑪除外 ）都被轉入監獄醫院。9月28日，法庭給予一個因在牆上寫口號已被單獨關押三個月的人以政治犯的地位。但是，犯人待遇的改變似乎僅限於審前被拘押者，因為吉斯瑪本人在十月判決後又被單獨關押了很久。
   
   　　犯人生活條件及其反抗的信息主要通過兩個重要的途徑傳達給公眾，即馬斯佩洛的出版社和《 人民事業 》報。馬斯佩絡出版了題為《 政治犯說的話 》的小冊子，向公眾宣傳了絕食活動的情況。馬斯佩洛在第二個月刊登了吉斯瑪在法庭上的證詞的摘錄。這些材料的發行面极為廣泛，如果毛主義分子通過他們的小出版社“ 自由出版社 ”來宣傳，就不會有這種效果。公眾獲知獄中毛主義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消息的另一個途徑是9月24日巴黎體育館滾石樂隊的音樂會。在大群的听眾面前，燈光暗了下來，一個毛主義激進分子拿過麥克風，解釋為什麼毛主義分子進了監獄，他們在那兒正做些什麼。接著滾石樂隊唱起了“ 街頭再上 ”。差不多在絕食活動發生一年後，1971 - 1972年的冬天，法國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監獄暴動。很難說那些暴動與毛主義分子的煽動有一種密切的因果關係。事實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仍然在監獄中宣傳，其組織和報紙都支持反對法國監獄基本條件的暴動，這已變成眾所周知的事情。“ 但是那時，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從未宣布“ 發起 ”過什麼事情。他們只是宣稱方法和誠心誠意的支持。他們為已經由大眾開始的鬥爭提供了力量。
   
   
   五、理論還是實踐
   
   　　對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列主義者來說，無產階級毛主義似乎明顯地反對理論。其運動從計劃實施方面來看毫無具體性可言（ 如：它與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計劃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過渡計劃是無可比之處 ）；它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理論的核心是神聖的；而且，它相信在群眾支持的實際行動中比在任何理論文本中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除了實踐高於文本理論 -- 這也是毛本人在《 實踐論 》一文中提出的 -- 還有三種信念構成了無產階級左派運動的軸心。
   
   
   l. 反對等級制度
   
   　　對於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來說，反對等級制度有雙重內容。從革命運動本身的角度出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確信列寧提倡的黨的民主集中制等級形式是精英主義者的形式，會從結構上把自我指定的先鋒隊從群眾中割裂出來。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一個黨注定以一種高度指導的方式接近群眾，它會帶著先進的理論武器來，以用來建立一個指導者的資格。雖然毛試圖把民主集中制的黨與他的群眾路線結合起來，但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感到必須作出一個選擇。至少，在中國歷史的某一時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在實踐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對等級制度的黨的拒絕與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任務是聯系在一起的，他們要在很有限的時間范圍內開展他們的運動。等級制度意味著長期不變，至少是想永遠保持。這是擺在社會主義“ 階段 ”理論面前的根本困難，因為這種理論假定受控制的、有時間限制的等級結構會繼續下去。“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運動被認為是對群眾的一种暫時的幫助。這些毛主義分子認同盧梭的觀點：等級制度造成固定化，固定化的結構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他們自己的集團意志與廣大群眾的普遍意志之間的矛盾。
   　　
    等級制度也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維持對人民群眾控制的方式。在產業工廠內，等級制度是加於工人的一種紀律形式。職業的等級分類制度旨在讓一些工人相信，他們比別人能幹，比別人聰明，報以應該高一些，地位也應該高一些。它不僅被用來分化法國本地的工人階級，也被用來推行種族主義。阿拉伯和非洲黑人移民工人被認為天生低下，只能聚集在劃分階梯的底部。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 》中的觀點：人類異化的根源在於勞動的分工。但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也有一個盲點，這就是關於勞動的性別分工問題。恩格斯對這一問題尤其敏感。其次，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分析接近於推翻等級、勞動分工和科技等概念。例如，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費利浦·奧利維埃寫道：“在車間與‘ 權威 ’鬥爭就是與資本主義等級制度作鬥爭，尤其是與其詭計之一的‘ 科技 ’作鬥爭 ”。馬克思把科學技術視為一種從勞動分工的危害中使人性獲得解放成為可能的一種現象，而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至少含蓄地認為科學技術、勞動分工和等級制度是必然聯系著的事物 -- 如果不從同一的角度來看不是同一事物的話 -- 它們是不平等和異化的基礎。這一分析與某些早期烏托邦作家如傅立葉或當代反科技的作家如雅克·伊魯爾（ Jacques Ellul ）和西奧多·羅扎克的分析更為接近，其接近程度超過了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分析。
   
   
   2．鬥爭的構成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毫無顧忌地拒絕了一種清楚的階級分析。當他們談論群眾的時候，他們說的是全體受資本主義剝削的人。當他們付諸行動的時候，他們與任何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人都站在一起。
   
   　　與階級對階級、一分為二的分析最早的分裂，產生於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對1968年反對設置路障的立場所作的自我批評。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的立場是，在工人投入鬥爭之前，一切都毫無意義。從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創造人，不得不修正他們的做法，即放棄自解放運動以來最激烈的巴黎街戰，實際上，1968年工人是由學生和青年人帶動起來的。
   　　
    這裡的教訓是，任何站起來反抗的人都必須得到支持。他們完全忘掉了馬克思對流氓無產者的不信任，特別在移民和現有體制下似乎沒有什麼前途的反叛青年中招募人員進行組織活動。後者的活動范圍是街道而不是工廠。但革命活動不能局限於任何一個單一的領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支持農民設置路障，把農產品傾倒在城市街道上，以抗議資本主義共同市場政策對他們的壓榨。商店店主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一起並肩戰鬥 -- 盡管他們的支持者薩特批評說這次鬥爭的內容不是進步的。他們支持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分裂主義者的民族主義的鬥爭。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而言，問題不是一個人所屬的階級和所從事的職業，問題是：“ 這個團體投入戰鬥嗎？”他們相信戰鬥是意識得以體現的地方。一個團體或一類人在鬥爭面前不是“ 進步的 ”這一事實，對他們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會通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學到更多的東西。
   
   　　相反，如果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制度，那么即使那些人是靠工薪生活，薪水微薄，也只能是敵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完全不同意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的批評：在毆打工廠安全人員、地鐵警察或正規警察的過程中，他們實際上是在打擊工人。一個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指責他們不加分別甚至攻擊下級監工，對此他們同樣無動於衷。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來講，任何身穿象徵監工身份的白色罩衣的人，都是等級控制体系的同謀，都應該是合法的鬥爭對象。誰都不應該成為警察或老板。以生產過程中人們所起的作用為基礎的階級對階級的分析，因而讓位於一種圍繞著是統治制度的同謀還是反對統治制度的分析。
   
   
   3．鬥爭的性質特征
   　　
    雖然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實際上支持一切在統治制度下感到受剝削的人的鬥爭，並不管他們的實際階級地位如何，但仍有兩個定性的標準用以判斷某些鬥爭何以比另一些先進。
   　　
    標準之一是非法性。尊重法律的約束代表著向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投降，而不用消耗國家的任何費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以及勞工聯盟的荒路被認為是使統治制度的合法化。他們接受並遵守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統治，他們同謀的身份為他們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跳出這一餡餅的唯一道路就是拒絕按照現有規則來進行游戲，不斷地超越法律的范圍。非法的行動打破了圍繞既有標準進行競爭的偽裝，公開迫使政府展現它的壓迫性。因而以非法活動為中心的對抗，對那些確實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壓迫本質的人是一種教訓；不能讓資本主義進行統治而不受到任何挑戰。

　標準之二是創造性。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回顧了大學裡的某些職業，特別是巴黎美術學校，它們被作為解放和創造性工作的范例。被動的職業被認為於革命思想的擴展沒有幫助而被拒之門外。在這種情形下 -- 這在1968年削減工廠職業當中得到說明 -- 時間對政府有利，也有利於被看作反革命力量的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但是像美術學校裡那樣主動的創造性的職業（ 在美術學校曾創立了獨立自治委員會，生產出革命的藝術作品 ），被視為是工廠和其他工作場所裡的職業原型，這些職業場所裡的生產關係必須加以改變。這裡人們會想到，“ 真理與公平委員會 ”是一個由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建立的組織，但它並未超越資產階級合法性的界限。毋宁說，這些委員會的作用是揭露資產階級法律制度本身的虛偽和自相矛盾。有趣的是這一點是福柯指出的，他的批評根據是，委員會的形式（ 法官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 ）毫無創造性，完全是資產階級法庭的翻版。另外很有趣的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用很傳統的列寧主義的話 -- 在社會主義鬥爭中，資產階級國家的某些形式不得不被用來反對它 -- 為這一形式進行辯護。雖然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列寧主義者的激發，但它並不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在受到明顯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挑戰時，它仍然會運用更列寧主義的邏輯為自己辯護。
   
   
   六、無產階級左派的結束
   
   　　1968年創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組織的那些人和1969年從“ 3·22 ”組織中退出加入到該組織的那些人，從未想像組織會永遠存在。它只是一種促進和激勵，只要群眾自己走上了創造性的非法鬥爭道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組織就沒有理由繼續存在。
   
   　　1973年黎浦罷工中，貝尚松手錶廠的工人佔領了工廠，奪取了領導權和生產管理權，這使大部分老一代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相信，產業背景下的鬥爭已經不需要他們了。另一方面，那一年的智利政變也使他們相信，除了中產階級的重要部分 -- 不只是游民無產者、農民和小城鎮商店店主——被納入社會變革的工作之中，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可能被他們摧毀。1973年黎浦和智利的綜合影響，使前無產階級左派和《 人民事業 》的老激進分子放棄了組織上的最後假象，停止出版這份報紙。他們倡議把工作重心轉到“ 文化工作 ”上，再推而廣之，深入到社會問題和社會環境方面。一些較年輕的激進分子沒有看到黎浦、智利和清教主義運動之間的邏輯關係。他們把老一代清教主義分子視為被激烈的鬥爭活動和壓迫衝昏了頭。他們极力保持足夠的連貫性，在創辦人離開了報紙之後的四年時間裡，繼續不定期地出版和發行《 人民事業 》。但1973年以後，試圖把無產階級左派繼續維持下去的人們手中，該報再也沒有出現早年的活力。
   
   
   七、什麼保留了下來？在記憶中這次運動是什麼樣子？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是60年代的產物。它以一種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於1968年自發性的起義。其複雜理論的完成是在“ 3·22組織 ”中曾堅守街壘的活動分子與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的前毛主義分子走到一起的時候。後者曾因自己沒有出現在街壘上，進行過自我批評，實際上他們曾堅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壘路障。
   
   　　從1969年到1973年，這些共產主義（ 馬列 ）青年聯合會的前成員已經遠遠彌補了他們在路障之夜的消极表現。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連德政府的倒台一類事件之間的相關性，不管是否接受結構道德的觀念作為唯一反對取代主義的可靠保證，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觀點認為過火行為和壓迫使老一代領導人耗盡了熱情 -- 老一代領導人傾向於把自己等同於組織，不能夠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慾，不能讓別人來領導運動 -- 不論人們如何解釋這種境況，事實是老一代激進分子的影響現在已遍及許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個人的語境。
   　　
   吉斯瑪與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發起了一個公社。他們認真考慮了原“ 革命萬歲 ”的信息，開始實驗改變家庭結構、生活和工作安排。這一實驗涉及到按照烏托邦社會主義尤其是傅立葉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方向修正馬克思。
   
   　　另外，左派反傳統文化的《 解放日報 》社接近一半的職工是由原來的無產階級左派激進分子組成的，《 解放日報 》創辦於1972年底，薩特是其無處不在的形式上的編輯（ 在高壓階段他也曾被要求宣布自己是《 大家 》和《 人民事業 》的編輯 ）。這裡，正如雷米·赫絲（ Remi Hess ）所指出的，這些人的努力也與“ 革命萬歲 ”在其報紙《 大家 》上的努力惊人地相似。“ 通過一種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這些人現在成為更大的反傳統文化群體中的一員。“ 革命萬歲 ”從1969年到1971年就嘗試把反傳統文化運動引進法國，但在引進的過程中毀掉了這個組織。
   
   　　還有其他以前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幹這一行，從事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環境運動，或更民族化或種族化的具體運動。一些前阿拉伯成員已經轉入純粹的阿拉伯團體，如“ 阿拉伯移民工人運動 ”，他們幾乎完全在移民環境中開展工作。前《 人民事業 》報的編輯勒當泰科正努力從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歷史思想和民間文化中尋找一個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适當地融合了對集體的關懷和對個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經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屬於一個叫做“ 新哲學家 ”的團體。作為無產階級左派活動分子，安德烈·格魯克斯曼（ Addre Glucksmann ）和米歇爾·勒布里（ Michel Le Bris，和勒當泰科、吉斯瑪同是前《 人民事業 》報的編輯 ）等人，已經不再修正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了，而是作為知識分子從過去的實踐中脫離出來，對其進行回顧，轉入對馬克思主義本身更為系統的批評。”很多左派人士認為這種放棄是极左運動一直屬於小資產階級運動的最終證據。這當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以及法國共產黨都會同意的少數幾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整個現象人們會怎樣評價，它的鮮明的法國特點無疑令人感到震驚。它拒絕在工廠內部以一種等級的政治制度和對行動及明顯分裂的強調來束縛工人，這使它與工團主義理論家索列爾（ Georges Sorel ）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評價農村生活和土地与農民之間的關係方面，它與盧梭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有著共同的看法。它還與蒲魯東一樣，既不喜歡等級的權力主義，也對烏托邦思想家傅立葉的勞動分子持否定態度。
   
   　　因此，無產階級左派運動代表著早期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与法國烏托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及法國的實踐和在一起的一個大雜燴。對其發生、發展和結束產生過影響的當代西方理論家中老一輩的人（ 阿爾圖塞、薩特和福柯 ），都是法國人。除了智利政變之外，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所有作為理論參照的事件都是法國的。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作為一種模式可能對“ 自治論者 ”（ L'autonomiste ）、“ 自動還原論者 ”（ L'autoréductionaliste ），甚至意大利的城市游擊隊產生過啟發作用，但無產階級左派運動本身卻幾乎與外部世界沒有什麼聯系，即使是登在《 人民事業 》刊頭的表示與外界有著象徵性聯系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時間也被撤了下來，因為他太外國化。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是极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國人運動。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它能吸引並不確切地知道它是什麼的法國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國激進傳統的綜合，但這一綜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現出來的，而這代人竟是從第三世界的一個理論家和實踐者那裡汲取了靈感。
   

2014年聖誕禮物：瑪格麗特-杜拉絲作品

   


    圖一、瑪格麗特-杜拉絲百年誕辰紀念郵票
   
   
   2014是法國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絲 ( Marguerite Duras ) 誕辰的百年紀念之年。 有關撰寫杜拉絲多姿多彩生活各方面的書籍，以及作家本人最著名的幾本小說或影片如自傳小說《 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 情人 》（ L'Amant ）等等皆可成為今年擺設在聖誕樹下甚有價值的禮品。
   
   若想以書或DVD影碟作為聖誕禮物，只要走進巴黎的各大小書店或巴黎附近各大連鎖店，也足以令人有所猶豫，因為以這位作家瑪格麗特-杜拉絲名字連在一起的送禮物品似乎太多了，使人一時難以選擇和決定。
   
   很多由瑪格麗特-杜拉絲撰寫的書籍以及由根據其文學作品改編並親自參與製作的電影都已經走上“ 神壇 ”，今年為紀念她的誕辰百週年而出版社特意再出版那些書籍和影片。杜拉絲生於1914年4月4日，法屬印度支那西貢附近的嘉定（ Gia Định ）鎮。
   
   杜拉絲的父母當年志願來到屬於法國殖民地的交趾支那（ Cochinchine ），父親名喚亨利-頓那迪尤（ Henri Donnadieu ），是嘉定學校的校長，母親則任算術教師。杜拉絲有兩個兄長叫皮爾（ Pierre ）和保爾（ Paul ）。
   
   1924年，杜拉絲與家人遷居柬埔寨的金邊；四年後，全家又再移居越南南部永隆（ Vinh Long ），後在沙德（ Sadec ）和西貢。 她母親在湄江三角洲沙德購買一塊未開墾的土地種植，可是遭海水侵沾而毫無收穫。1930年，杜拉絲進入西貢的沙絲勞-羅博中學（ Lycée Chasseloup Laubat ）就讀。在沙德和西貢的學生生活對杜拉絲有極大的影響，成為後來她幾部與印度支那為背景作品的靈感來源。
   
   除了上述的禮物之外，還有由諸位研究者、記者、作家、製片人撰寫這位作家，涉及其生平、傳聞軼事、政治活動、寫作生涯、電影舞台的評述、論文等幾十類主題內容豐富的書籍。杜拉絲在人生末期的情人也執筆撰述她年少時代與印度支那有相關的生活。
   
   
   瑪格麗特-杜拉絲與其“千面”生涯
   
   
   圍繞杜拉絲一生的故事，也許最浪漫的是由嚴-安德烈亞（ Yann Andréa ）所撰寫的自傳 《 那份愛 》（ Cet amour-là ；1999年，Pauvert出版 )。讀者很易受到吸引並愛上它，理由是有多個的。
   
   身為作家的嚴-安德烈亞是瑪格麗特-杜拉絲一生末期中幸福的情人，是一直陪她走完人生的同路人。嚴-安德烈亞在今年七月去世，也剛好是杜拉絲百年誕辰的年份。
   
   嚴-安德烈亞雖然比《 情人 》的作者少38歲，可是，經歷了與這位著名的法國文學大師書信交往五年後，1980年夏季的一天，安德烈亞終於走往巴黎第六區聖-本納街五號（ le 5， rue Saint Benoît ）叩敲杜拉絲寓所的大門。自1942年至1996年3月3日逝世的一刻，女作家一直都居於此。
   
   在杜拉絲生命歷程最後的十六年裡，也是她遭受病魔困擾的年份，嚴-安德烈亞從未離開過這位百般毅力的女人。
   
   《 這份愛 》講述一個年青大學生與一個徐娘已大半老女作家的戀愛故事，而他們的肉體和精神關係幾乎升至絕對點。 這份愛，不僅只涉及瑪格麗特-杜拉絲的個人資料，首先它是一部關於愛情的作品，一種絕對的愛情觀感。安德烈亞以簡樸和適中的文筆，超越了其心裡的空白和絕望，真誠揭露自己對杜拉絲的個人感情。
   
   
   


   圖二、杜拉絲與母親瑪麗-黎剛特（ Marie Legrand ）
   
   
   另一部關於杜拉絲作品，也值得選作為聖誕禮物的是由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題為《 瑪格麗特-杜拉絲 》( Marguerite Duras ) 的大型影集。在此影集裡， 羅爾-阿勒（ Laure Adler ）匯集了極多關於“ 這位二十世紀大作家 ”的資料、圖像、筆稿、評論文等的內容。
   
   阿勒在介紹這部甚有價值的影集中解釋：“ 我不知道瑪格麗特-杜拉絲還會是什麼樣的人。 她隨著歲月而轉變為“ 千個面孔 ”的女人。一個“ 面目 ”多樣的杜拉絲已經躺下了， 而留下的是一堆堆回憶在我的腦海裡。”
   
   羅爾-阿勒也是杜拉絲生活之外的一名朋友。 她花費不少精力和時間研究杜拉絲，並寫下不少文章，尤其是對《 諾曼第海濱的妓女 》（ La Pute de la côte normande ）和《 羅-V.-斯坦的迷醉 》（ Le ravissement de Lol V.Stein ） 這兩部書。 今次阿勒取自一些圖像和獲法國文學1984年度貢古（ Gogcourt ）獎的《 情人 》書中文字來描述杜拉絲的形象。 她認為，《 情人 》是杜拉絲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那時，杜拉絲在印度支那度過年少年代，也深受到其母親、時為教師的瑪麗-黎剛特的影響。一名少女對第一次穿起高跟鞋的回憶：“ 十五歲，…… 它美極了，美得使我以前所有的鞋都無可倫比……。”（ 《 情人 》）。
   
   通過對瑪格麗特-杜拉絲所留下寫作藝術的風格，劇本、電影的寫作文體和製作的風格以及作家個人生活的觀念等記載，羅爾-阿勒把讀者與杜拉絲拉近、更近距離地接觸杜拉絲的創作。譬如，對於母親的角色，杜拉絲寫道：“ 母子情是一種惟一無條件的愛， 一種站在任何暴風雨之外的情懷。” （《 外部世界 . 卷二 》[ Le monde extérieur – 2 ], 1993年 )
   
   在羅爾-阿勒的影集中，我們還可以去探訪杜拉絲位於巴黎郊外伊維連尼（ Yvelines ）區的Neauphle le Chateau，一所安靜的宮堡寓所。瑪格麗特-杜拉絲在這裡回顧了十五歲的那個時代，塑造了栩栩如生的“ 小女孩 ”和堤岸的華裔情人的人物。此外在這影集中，讀者還知道在Saint Germain des Prés 區瑪格麗特-杜拉絲寓所不遠之處有一間著名叫科爾（ Flore ）咖啡店，它是二十世紀法國藝人聚腳交談之場所。
   
   
   
   聖-本納街五號寓所
   
   
   關於巴黎第六區聖-本納街五號寓所， 一位作家，也曾是杜拉絲的情人迪奧尼-馬斯哥羅（ Dionys Mascolo ）曾寫道：“ 我們共同生活的寓所何時都敞開大門迎接朋友的來臨。這是一所夢想、飾有布頓（ Breton ）式牆壁的房屋。” 1942年，瑪格麗特-杜拉絲與其夫婿羅貝-安帝梅（ Robert Antelme ）探訪一對作家夫婦時，無意中迷上Saint Germain des Prés區的氣氛，因而在那裡購買住所。
   
   在這寓所的第四層樓，在德國納粹軍佔領法國期間曾是一些法國作家與敵人官員握手之地。 而杜拉絲居住的第三層，則是反戰人士的聚集處；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米特朗 ( François Mitterrrand ) 便是其中之一人。
   
   杜拉絲在以往的三十年，從1940年至1960年一直都住在Saint Germain des Prés區內，也是在這裡曾參加反德的抗戰活動。1944年，她加入法共，後來在1950年卻被共產黨開除。 在這寓所，是培育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不公而作出不懈鬥爭的啟發地。
   
   瑪格麗特-杜拉絲的寓所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一直是法國藝人為改變世界而獻身的聚集處。 但是，首先那是為友情而設之所，杜拉絲隨時隨刻都歡迎朋友來作客。
   
   社會學家艾德加-莫蘭（ Edgar Morin ）在其回憶錄《 巴黎，我的回憶 》（ Mon Paris, ma mémoire；2013年 ）中也提及只有在瑪格麗特-杜拉絲的家中聞到極有越南味道的飯餸。
   
   
   
   瑪格麗特-杜拉絲的創作
   
   
   亞洲人讀者較為熟悉杜拉絲的小說，例如《 情人 》、《 來自華北的情人 》（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和《 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這三部書，因為它都涉及殖民地時代的印度支那。但是，若果是真正喜愛和迷戀女作家的寫作，那麼我們不能不閱由加利馬（ Gallimard ）出版社發行《 裴亞德書集 》（ Pléiade ）裡的《 瑪格麗特-杜拉絲全集 》（ Marguerite Duras ）。
   
   可晉身入《 裴亞德書集 》的作家，皆為加利馬出版社精選250名世界一流、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如法國的馬蕭-普斯特（ Marcel Proust ）、安德烈-馬勞（ André Malraux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 詩人盧伊斯-阿拉貢（ Louis Aragon ）、扎克-佩維（ Jacques Prévert ）、保爾-維蘭尼 （ Paul Verlaine ）； 俄國的費奧多-杜斯代夫基 （ Fiodor Dostoïevski ）、馬新-高爾基（ Maxime Gorki ）、華迪米-那博高夫 （ Vladimir Nabokov ）；美國的法蘭斯-斯葛特-菲茲佐勞 （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海明威 （ Hemingway ）和英國奧斯卡-懷特（ Oscar Wilde ）等人。
   
   共有厚厚四集的《 瑪格麗特-杜拉絲全集 》，金字外包皮革，可足以獲愛書者欣慰。
   
   
   


   圖三、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
   
   
   倘若沒有耐心閱讀瑪格麗特-杜拉絲全集約近八千頁的書籍，我們也可以挑選幾本獲人們讚許的小說或劇本閱讀 ：《 夏雨 》（ La Pluie d’été ）、 《 基巴塔的水手 》（ Le Marin de Gibraltar ）, 《 音樂 》（ La Musica ）、《 痛苦 》（ La Douleur ）、《 印度之歌 》（ India Song）、 《 莫德拉圖-甘塔比勒 》（ Moderato Cantabile ）、《 廣島之戀 》（ Hiroshima mon amour ）等。這些也是十分吸引人閱讀的書籍。
   
   《 基巴塔的水手 》是作家於1952年出版的第四部作品。 後來由英國導演湯尼-理查德森（ Tony Richardson ）搬上銀幕，女主角是著名的法國演員攘妮-莫勞（ Jeanne Moreau ）擔綱。 在這故事，兩個主角人物均為尋找幸福和一種絕對的愛情而努力。
   
   瑪格麗特-杜拉絲的另一部由子夜出版社（ Editions de Minuit ）出版的作品《 莫德拉圖-甘塔比勒 》也曾被搬上銀幕。這部小說記述一個名喚安妮-迪芭蕾德（ Anne Desbarèdes ）的少婦與其丈夫紹溫（ Chauvin ）重覆又重覆但帶有節奏性的對話。當我們翻閱這本書時，不禁會想起由皮得-布克（ Peter Brook）所導演、名演員攘妮-莫勞和攘-保爾-貝蒙多（ Jean Paul Belmondo）擔綱男女主角的同名電影。也是因這部影片，攘妮在1960年康城電影節中獲最佳女演員獎而成名。
   
   至於小說《 廣島之戀 》，加利馬出版社選擇了黑白影片中一個充斥藝術色彩的鏡頭作為封面圖片。此片拍攝於1959年，由阿蘭-若雷（ Alain Renais ）導演、愛蔓蕾艾爾-利華（ Emmanuelle Riva ）與岡田英次 （ Eiji Okada ）擔綱主角，而瑪格麗特-杜拉絲執筆撰寫劇本。

 二次大戰結束十五年後，杜拉絲與若雷，這對有精湛藝術才能的合作者毫不禁忌涉及仍然遭受熱議的主題如原子彈、法國反德抗戰中的黑幕片段……， 此外，影片也是當時法、日最早合作的兩部電影之一。在世界電影史中，《 廣島之戀 》被視為經典的影片之一。
   
   
   
   文章與電影
   
   
   瑪格麗特-杜拉絲與第七藝術有著深厚的冤緣。 早在1950年，名導演惹尼-克蒙（ René Clément ）已把小說《 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改為電影。 繼之是其他作品《 基巴塔的水手 》、 《 莫德拉圖-甘塔比勒 》、《 廣島之戀 》、《 夏夜十點半 》（ 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 ）等也先後被搬上銀幕。
   
   
   


   圖四、攘-保爾-貝蒙多和攘尼-莫勞在《莫德拉圖-甘塔比勒》
   
   
   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由亨利-哥披（ Henri Colpi ）導演、瑪格麗特-杜拉絲撰寫劇本的《 如此長久的缺席 》（ Une aussi longue absence ）的影片。此片獲康城電影節的金禾獎，與路易-布雷爾（ Luis Bunuel）的維利戴安娜（ Viridiana ）並列同名獎。
   
   瑪格麗特-杜拉絲以這些耀目成就走進了電影世界。 她足以自信，可以獨立地執導和製作影片。可是，至1966年，我們才可看到杜拉絲的導演才能。她的第一部電影《 音樂 》，也是其執筆的同名劇本。 其後，她一共拍攝了18部電影，較為熟悉的有《 她說：毀滅 》（ Détruire, dit-elle; 1969年 )、《 印度之歌 》（ 1974年 ）、《 恒河之女人 》（ La femme du Gange ; 1972年-1973年 )、《 巴特、維拉-巴特 》（ Baxter, Véa Baxter ; 1976年 )、《 奧雷利亞-斯坦尼 》（ Aurélia Steiner; 1979年 )、《 羅馬對話 》（ Diologue de Rome; 1982年 ) 等。
   
   據影評家所論述，在杜拉絲的電影作品中，她常在形象、音響、講述故事的方法與觀眾之間創造一種新的關係。
   
   後來瑪格麗特-杜拉絲自己也解釋說，在其電影中，她試圖去說明電影並非是一種在觀眾的想像力中貧瘠和沒有地位的藝術。 對杜拉絲而言，第七藝術也並非只是屬於資金雄厚的資本家手下的商業產品。
   
   雖然瑪格麗特-杜拉絲可以靠來自小說和電影版權錢財充足的收入，可以購買度假屋過著皇家式的休閒生活，可是這位作家常感到失望，並認為其精神兒子總被他人如阿蘭-若雷、皮得-布克，尤其是後來的攘-扎克-阿勞（ Jean Jacques Annaud ）所“ 背叛 ”。
   
   
   


   圖五、《情人》中的“小女孩”和堤岸情人
   
   
   杜拉絲對1992年由攘-扎克-阿勞執導、香港影星梁家輝和英國女星珍妮-馬治（ Jane March ）演出，根據其同名小說《 情人 》改編的電影一點也不滿意，雖然當時的製作費高達一億二千萬法郎。
   
   在《 情人 》片中，不少人對片中的畫外敘述、由著名女星攘尼-莫勞沙啞低沉又略帶乾枯的聲音而感動：那位“ 小女孩 ”乘坐大輪船返回法國途中：“ 小姑娘哭了，因為想起在堤岸的那個男人。 頓然，很難說她不是不已經愛上了他。”
   
   然而，當阿勞抵越南並開動攝影機之際，那也是瑪格麗特-杜拉絲在巴黎開始執筆重寫《 情人 》的版本，改為後來與讀者見面的《 來自華北的情人 》之時。 1992年，杜拉絲的這兩部作品同時獲排列在最受歡迎書榜上。 至於電影《 情人 》，僅在法國，曾有三百萬觀眾慕名而走進電影院，而阿勞也從美國電影市場獲取了四千九百萬美金的收益。
   
   
   
   嶺南遺民
   
   2014年12月24日
   
   
   資料來源；法國國際電台和法文網絡
   

英媒：「世界是習近平的牡蠣」  

   BBC中文網    2014-12-5日
   

   

中美相互纏繞，無法避免在一些領域必須合作，也無法擺脫競爭和較量。
   
   
   《經濟學人》評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發表外交政策講話，稱這是一名自信的中國領導人在闡述其外交願景，顯然部分考慮是希望讓鄰國放心，不必害怕中國的強大和崛起；這是件好事，但他的努力並不完全成功。
   
   文章說，習近平發表講話的高級別外事會議，與會者不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還有局方高級將領和一些專門從國外趕回去開會的大使。種種細節和中國媒體的報道表明，習近平的講話很重要。
   
   文章指出，講話傳遞了三大信息。第一條信息不那麼直白，即中國現在是世界強國，需要與之匹配的外交政策，需要得到國際尊重。習近平似乎在暗示中國不能繼續「韜光養晦」了。
   
   第二，國際秩序和中國周邊在不斷變化，趨勢是向多極世界方向走。但是，《經濟學人》認為，他的聽眾對這一點可能理解為意指美國的勢力在減弱，中國在增強。第三，中國在利益受威脅時不會任人擺佈，但可以通過和平手段處理微妙的局面，達到雙贏結果。
   
   文章繼續分析說，第三點令人對講話作出最樂觀的解讀：中國意識到挑釁性的行為不僅已經讓友好國家提高警惕從而傷害了中國自身利益，其本身就帶著引起意外衝突的風險。
   

樂觀解讀
   
   樂觀的依據有不少。比如，習近平此前在北京已經跟原來被視為不可接觸的人握手，比如日本首相安倍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澳大利亞和韓國在美國的鼓勵下拒絕成為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建投資銀行創辦成員，中國非但沒有懲罰它們，反而跟它們各自簽了雙邊自貿協議。
   
   還有，文章指出，美國奧巴馬總統跟亞太地區國家領導會談時，主題是埃博拉病毒、伊斯蘭國威脅和南中國海緊張局勢，而習近平跟這些領導人會談時主要談發展和基建，而且有數百億美元現成的投資款跟進。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奧巴馬和習近平宣佈了一系列協議，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協議和雙方建立軍事互信的措施，這些協議改變了中美雙邊關係的主調，但實質或許沒有變化。美國和中國在很多方面以各種方式相互纏繞，必須在一些方面合作，但這並不會消除兩國間的緊張和競爭。
   

根本所在
   
   奧巴馬和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就亞太地區未來格局發表的言論，字裏行間都明白無誤地透出美中在該地區的較量；習近平的溫和言辭也不代表中國減少或停止了南海造島和釣魚島周圍派船艦巡邏的行動。
   
   文章最後指出，中國及其鄰國和美國一致認為，一個繁榮強盛的中國，對自己的國際地位感到自如的中國，肯定比又窮又弱又怒氣衝衝的中國更好，但在有些問題上，雙贏就是不可能。
   
   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成為亞太地區領袖的抱負，挑戰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上軍事霸權。到目前為止，沒什麼跡象表明任何一位美國領導人願意輸到足以讓習的中國覺得自己贏了的程度。
（2014/12/05 发表）

朝鮮是個謎

作者：杜生之 （台灣）
   
   2014年7月8日
   
   

   台灣這幾年來關於北韓的書籍，我大概都看過了，很多書甚至是我第一時間就買下來，如飢似渴的看完。但香港記者江迅所寫的《朝鮮是個謎》，我一直沒有買，翻了幾頁，就覺得很無趣。及至我終於有機會好好看這本書，更落實我的看法。
   
   朝鮮是個謎，但江迅筆下的北韓只是數字、宣傳和軼聞堆積起來的無聊國家，無聊到就像北韓人希望展現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那樣無聊。我看到一個號稱記者的人，對國家體制的宣傳如此買帳，對北韓現象背後的原因毫無好奇，外加推砌的數據與枯燥的文筆，相較於歐美記者寫北韓，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程度的高下。
   
   這或許是有原因的，江迅在網路上有著「中共特務」的名聲，也許是捕風捉影，但顯然他「忠黨愛國」形象鮮明。這樣一個長年被中共宣傳洗腦的人，自然不會對北韓的宣傳有什麼特殊的感覺。而由他介紹，絲毫無助於我們更認識北韓，至多是一本中文語境下的北韓宣傳文字。當然，若以一般的中國人而言，此書確實頗能滿足中國人對北韓的想像。中國政府一直小心翼翼不讓英美世界討論北韓的書籍引入中國，比起台獨言論，像《我們最幸福》這樣的書，在中國更是不折不扣的禁書。這非常奇怪，若說要顧全北韓的顏面，以北韓在中國的影響力，這樣的舉措實在大可不必；而說害怕中國人了解真正的北韓會引出什麼危險的想法，也難以成立。現實擺在眼前，中國跟北韓相較，就算是最糟糕的資訊箝制，都比北韓要好得多，即使中國人了解北韓的黑暗，我也很難相信會對他們引起什麼漣漪。不過，此一結果，就是出現像江迅這樣的書籍，但這樣的書籍也只是在香港發售，越不過深圳河以北。
   
   總之，這是本無趣的書，倒是裡面有些騷不到癢處的「評論」，頗有點項莊舞劍之意：「朝鮮人常常為自己的『世界最大』、『世界最高』、『世界最長』、『世界第一』感到自豪。、、.這種『世界第一』的心態，一旦破裂底線，就是『弱國心態』。若國心態的特點，一是喜歡誇大自己的成就和優點；二是不喜歡提及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三是很介意別人的批評，不能冷靜反思。若國心態的本質是缺乏信心。對國家而言，是弱國心態；延伸到個人，則是『弱民心態』：虛榮、自卑、嫉妒、逆反。不能正視現實，無法正視自己。朝鮮人要步向『強國強民』的健康心理，尚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頁220) 這段文字將「朝鮮」替換為「中國」，也是極中肯綮。
   
   因此，此書充其量不過是一本非官方的北韓中文介紹書，穿插一些中國人喜歡的小道消息，然後就是大力吹捧中國對北韓的恩惠，彷彿自韓戰以來，中國就是北韓「不求回報的手足」。由中國人寫來自然是再怎麼吹捧都不過分，但北韓人可能心中就不是這樣想了。雖說中朝兩邊的關係究竟如何，外人很難究知。但金氏政權一直對中國消極的抵制，恐怕也不是他們塑造「民族神話」那麼單純，中國若有什麼托大之處，也是非常合理的推測。由是中國人寫北韓，恐怕比美國人寫北韓更為歪曲現實，亦未可知。
（2014/07/08 发表）

东方歷史與西方概念

   

作者:王力雄
   
   作者簡介:
   中國作家，著有《黃禍》、《天堂之門》、《天葬——西藏的命運》及《與達賴喇嘛對話》等，亦為民族問題專家及民間環保人士。

   
   
   2014-7-25
   
   

   圖為中國政府去年設立的“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一個改寫歷史的所謂展覽館。
   
   
   清朝時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數時間和多數問題上停留於名義。表面上，駐藏大臣被放在重要位置。實際上，西藏統治者以特有的圓滑和耐性，通過架空駐藏大臣保持實質上的獨立。
   
   從國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沒有必要。清朝設置駐藏大臣的目的，更多是維持統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進行具體的統治。那並非是一個在控制和反控制鬥爭中誰勝誰敗的結果，可能正是當時雙方共同追求、雙方滿意、因而也是最為自然與合理的結果。
   
   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關係，卻難以完全用當代的主權或宗主權概念進行解釋。西方觀念中的「大」是由「小」構成，「大」是一種清晰的事實，必須由準確界定的細節進行說明和確立，就像主權必須用邊界來界定一樣。而東方觀念中的「大」卻更多地接近一種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壞，因而常舍「小」以求「大」。
   
   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視其他民族為「化外之邦」的「夷」「狄」「蠻」「番」。身為「中央之國」的君主，中國歷代對周邊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並非是領土、資源、邊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禮」。只要「夷」「狄」「蠻」「番」對中國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國」的尊嚴得到滿足，其他都屬細節，無需過份操心。加上「無為而治」的傳統帝王哲學，寧願讓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國的邊界一直十分模糊。
   
   而中國周邊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則首推生存安全和實際利益。為此，尊嚴倒是可以模糊一些。這同樣是東方式的思路。並非認為尊嚴不重要，而是把它當作極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實際利益。那時西藏對中國名義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於這種需要。清代中國使西藏擺脫了自元以來蒙古汗王的統治，扶持格魯教派居於統領地位，幫助以達賴為首的宗教權力取得對世俗權力鬥爭的勝利，北京還為西藏提供豐厚的賞賜、必要的仲裁和對外防禦的保證……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處，所需付出的僅是在表面上對中國作出臣服姿態。那種臣服更像一種以假作真的遊戲，讓中國皇帝「君臨天下」的心理感覺滿足，而西藏並不因此喪失實質獨立。相反，堅持強硬態度會惹惱中國皇帝，西藏會受到大兵征伐，統治者會遭罷黜，人民也將塗炭，在這種得失對比中，明智的選擇是什麼，其實很清楚。
   
   所以，無論中國還是西藏，在歷史上都不曾用現代主權的觀念認識和約定相互的關係。西方概念被確立為全球性的國際秩序，被東方接受認可，並在中藏關係中被雙方強烈地意識和爭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才開始。目前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和糾纏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東方的歷史上。
   
   
   2014-7-25轉自：自由亞洲雪域漫談節目

劉亞洲的甲午戰爭歷史觀

   

作者:上海特約記者 曹國星
   
   2014-7-25
   

   
   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這是改變中國國運的一戰，所謂亡國滅種的危機感，正是從甲午之後滲入了中國人的文化血液。甲午之後的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甚至之後的中日戰爭，共產黨革命，無不可以從甲午之敗追根朔源。
   
   百年已過，甲午之戰或者說甲午之敗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仍然深遠，遠的來說，中國當權者對外部世界的敵視和戒備，正是甲午種下根源，就直接的影響來說，當下中日圍繞釣魚島的紛爭，正是百年前甲午慘敗留下的隱痛。
   
   在2014年的公開講話中，習近平就先後兩次談及甲午。2月份，習近平在會見連戰時說，“120年前的甲午，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導致台灣被外族侵佔。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給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在6月9日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又說，“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並非偶然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員韓正在為《解放日報》旗下新媒體平台“解放書單”撰寫的文章《靜心讀書》推薦書單中，第一本是習近平的短論輯錄《之江新語》，第二本就是劉亞洲、金一南的集體新書《甲午殤思》。
   
   這本新書原本是由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和參考消息報社聯合組織策劃的“軍事名家的甲午觴思”的一系列文章，因反響巨大，後結集為《甲午觴思》一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
   
   該書的兩名主要策劃者是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上將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劉亞洲接受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劉聲東和《參考消息》報社總編輯張鐵柱的訪談《談甲午戰爭：制度•戰略•信仰•國運》，作為序言收入該書。
   
   劉亞洲說，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
   
   劉亞洲強調，甲午之敗並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
   
   在他看來，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清朝怎麼能贏？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
   
   戰爭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軍人的事。威海衛陷落後，南洋艦隊曾派人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被俘去的南洋艦隊的兩艘艦隻，因為這兩艘艦是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會操的，而非參戰，理應歸還。此事成了海戰史上的笑柄。
   
   其次，劉亞洲提出，甲午戰爭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
   
   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瞭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
   
   清朝經過了30年的軍事變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奉行的卻是長期防禦性戰略。
   
   劉亞洲說，“我曾為北洋水師在全部海戰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艦而震驚。後來我想透了，這絲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雞蛋聯合起來就能夠打過石頭嗎？退一步講，即使是防禦，第一道防線也應該在對馬海峽展開。反觀北洋水師，只敢在大陸沿海做些機動。作為失敗的典型，這支水師實在太“成功”了。
   
   甲午戰爭中，一些優秀的清朝軍人儘力了，特別是北洋水師的一些將領。北洋水師共有11名管帶，7名殉國，近3000名官兵血灑海疆。但這並不能改變戰爭結局。他們越英勇，就越反襯政府無能，反襯戰略出錯所造成的代價之慘重。
   
   劉亞洲認為，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
   
   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軍的照片，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清軍士兵無論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厚道的農民；而日本農民不管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武士。
   
   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豐島海戰、平壤之戰，乃至大東溝海戰，日軍無一戰有十足勝算，但清軍卻總是無一戰不一觸即潰。
   
   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卻都是朝鮮流亡者，並非中國人。
   
   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絶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日軍攻擊旅順，遠沒有像10年後日俄戰爭時那麼吃力，傷亡那麼大，但它還要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殺得旅順只剩下36人。
   
   劉亞洲說，“面對這樣兇殘的敵人，你想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抵擋嗎？”
   
   劉亞洲最後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他說，甲午一役，是中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同時還是民族之幸”。因為在這場戰爭之後，歷史向古老的中國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甲午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梁啟超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從準確意義講，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
   
   劉亞洲的論述中沒有談及的是，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仍然沒有完成，而甲午之戰帶來的弱者和受害者的心態，仍然阻礙這種向正常社會的轉型。
   
   來源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

習結束訪印主要報章指中國居心叵測

   
    2014年 9月 21日
   
   

   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9月18日；REUTERS/Ahmad Masood

   
   

法國國際電台香港特約記者 鄭漢良
   
   
   印度銷量最大的英文報章《印度時報》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訪問後發表社論，呼籲新德里政府要提防中國玩弄“黑臉白臉”（good cop bad cop）手法，即一方面投資印度，另一方面則在邊境窮兵黷武，警告政府避免墮入北京甜言蜜語（blandishment）的圈套而被逐出東南亞。
   
   印度銷量第二最大的英文報紙《印度斯坦時報》在一篇署名的評論中指出，中國近年來在中印邊境的挑釁行動激增，其實反映了北京對西藏年輕一代激進路線的憂慮，因此印度應該利用西藏問題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不過兩份報章都認為中國承諾向印度投資200億美元是一件好事，只是印度斯坦時報仍不啻指出，這筆投資與當初據傳的1000億美元，顯然差了一大截。
   
   印度時報的社論說，習近平到訪新德里，中印兩國軍隊卻同時在Chumar和Demchok地區對峙，時間上的巧合足以說明一切。在此不久之前，印度總統普拉納布•慕克吉訪問越南，向河內政府提供1億美元信貸援助，用來購買防衛性武器諸如在可在南中國海服役的巡邏艇。
   
   社論說，很可能是這個原因，再加上印度和越南在海上能源鑽探的合作越形密切，中國因而感到不安。
   
   社論又指出，印度總理莫迪雖然殷切希望解決邊境問題，但習近平看來卻是反映冷淡，這意味北京希望借用邊界的爭執作為一個槓桿，向印度施壓。社論因此建議新德里一方面致力吸引中國的投資，另一方面也要致力維護戰略利益，跟中國一樣玩“黑臉白臉”遊戲。
   
   印度斯坦時報的評論則認為，近年來，在印度出生的西藏年輕一代，對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怨言日增，面對這個情況，北京顯然感到憂心。西藏年輕人言行越趨激進，中國在邊境的軍隊活動也趨頻密，從2006年入侵140次到2008年的207次，至今仍然維持這個頻率。
   
   評論說，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騷動已經感到吃力，如果西藏又從事顛覆活動，儘管機會很微小，但仍會讓北京緊張。因此，印度可以利用西藏作為向中國談判的籌碼。
   
   評論進一步指出，中國很明白，西藏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認同得以保存，全賴印度保護達賴喇嘛。評論說，對日漸壯大的北京而言，經過精密計算的邊界衝突，其實正可以扯印度的後腿。
   
   
   轉載自法國國際電台RFI中文網

中、越面對25年前的各事件

   作者： 裴文富 （ Bùi Văn Phú ）
    2014年11月9日   

   

   圖一、柏林牆倒塌是東歐歷史演變的一大事  
   
   1989年是歷史的里程碑，世界諸地民眾難以忘懷的一年。
   
   25年前， 在世界歷史上曾發生了相隔數月間的、重要的兩個事件：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大學生，中國共產黨維持了其統治和柏林牆倒塌，隨之引致東歐與蘇維埃聯盟的各個共產國家崩潰。
 
   民主運動
   
   那一年的四月， 前中國領導人胡耀邦逝世。 人們獲悉他是一個主張改革的人，但卻被教條保守派清算。 大學生組織懷緬他的悼念，導致在天安門廣場和中國各省各地發生延長多週的民主運動。
   
   6月4日，北京當局下令動用坦克和軍隊鎮壓學生。 數百，或者數千名年輕人死亡。 至今，仍然不知究竟多少人被殺害，北京也從未敢正視這個事件。
   
   在中國學生示威之際， 在此前不久，東歐也湧現出一場要求民主、反對共產黨獨裁統治的運動。
   蘇聯的經濟已衰退，由此再沒有力量如1956年、1968年那樣干涉在波蘭和東歐各國的事務。
   

   圖二、在美國的總統紀念館內陳列柏林牆展物   
   
   民主運動始於波蘭，由電力技師利治-華力沙（ Lech Walesa ）在1980年代初所領導的工人罷工和示威活動。至八十年代末， 華沙當局被迫讓步，允許公民選舉，人民選出了華力沙當任總統。 1991年， 波蘭通過民主自由選舉制度，從而建立了由多黨派組成的國會。
   
   要求民主的浪潮湧現在各地。 1989年5月， 奧地利和匈牙利達成協議，決定廢除邊界檢查站，讓匈牙利民眾可以自由出入境，到西歐各國旅行。
   
   邊境開放導致了成千上萬的人，從共產國家捷克、尤其是東德的人通過匈牙利，洶湧地來到各個西德領事館申請政治避難，如此的情況從夏季開始，延續直至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正式崩潰為止。

   分隔的象徵
   
   柏林牆建造始於1961年，長達145公里，是分隔自由和共產之間的象徵。
   
   今日，在多個美國總統的紀念館裡都陳列一段柏林牆的展物。美國領導人從理查德-尼克松、佐拉德-福特（ Gerald Ford ）至羅勞-列根（ Ronald Reagan ）、佐治-布什（ 父 ）皆視柏林牆的倒塌為美國在冷戰的成功。
   

   圖三、德國總理麥喬爾曾是在東德共產政權長大的人
   
   列根總統曾對蘇維埃領導人說：“ 哥巴卓夫先生，請打破這道牆吧。” 此語是挑戰沉默的歷史。
   
   面對東歐爆發的民主浪潮，波蘭卻是多米諾的第一張牌，而蘇聯曾不加以干涉；中國恐懼學生民主運動也將使共產制度崩潰，由此北京下令，在1989年6月4日動用軍隊和坦克鎮壓。
   
   在越南，自1986年底經已啟動經濟改革的政策，繼之是執行對文藝的開放。
   
   在美國暗中或公開的支持下，波蘭和東歐各國實行了民主化進程，河內卻抱著懷疑之心，展開對美關係，讓美國人進入越南也可以理解為造成那裡的民主浪潮。
   
   河內的高級領導人中也有人高聲呼籲民主改革，他們是陳春百（ Trần Xuan Bách ）、潘庭耀（ Phan Đình Diệu ）、陳度（ Trần Độ ）等人，但卻被清算。
   
   武元甲大將也爭奪領導權但遭失敗。 其手下的親信裴信（ Bùi Tín ）大校被迫流亡法國。
   

   圖四、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後，河內轉向依賴北京
   
   政治局委員兼外長阮基石（ Nguyễn Cơ Thạch ）有傾西方之念，由此被除出領導層。
   1990年5月11日， 阮丹貴（ Nguyễn Đan Quế ）博士宣布成立“ 人文運動 ” ( Cao Trào Nhan Bản )，並呼籲政治局須尊重公民的基本權利，請求熱愛自由和民主的國家和海外越南人“ 支持我們和平、非暴力的鬥爭， 在越南建立一個人文和進步的社會制度 ”。 之後他則被逮捕並判監多年。
   
   加強鎮壓
   
   與此同時，美國人頓-露斯（ Don Luce ）、約翰-麥奧利符（ John McAuliff ）等屬左翼人士，在越戰期間曾積極支持河內， 現時卻前往越南工作，負責非政府的工程但又被當局左右為難，禁止自由來往各地。 有Mennoite教派背景的幾位教師則被驅逐出境。
   
   多名越南人遭受在家監管，他們是珍信（ Chan Tín ）、阮玉蘭（ Nguyễn Ngọc Lan ）、黃晉敏（ Huỳnh Tấn Mẫm ）、阮護（ Nguyễn Hộ ）和謝波從 ( Tạ Bá Tòng ) 等人。
   
   越南實行改革政策，打開與西方交流之門，美國的邁可-莫羅（ Michael Morrow ）和法國的羅特尼亞-迪爾利（ Rodziak Thierry ）抵達越南尋找商機，被驅逐出境。 曾與他們接觸過的越南人如團清廉（ Đoàn Thanh Liêm ）、杜玉龍（ Đỗ Ngọc Long ）、杜中孝（ Đỗ Trung Hiếu ）等人均被拘捕。
   
   在此之前，團清廉律師曾提出實現民主《 五點協議 》( Thỏa thuận 5 điểm ) 的號召書。 他卻被指控據刑事法第88條，以“ 宣傳反對社會主義 ”之罪判監多年。   
   

圖五、那時河內領導人極其害怕失去其統治
   
   
   在美國，值蘇維埃聯盟共和國主席米克爾-哥巴卓夫（ Mikhail Gorbachev ）和美國總統佐治-布什進行峰會之際，越裔社團曾在1990年6月1日《 華盛頓郵報 》（ Washington Post ）上發表文章，呼籲兩大國的領導人，動用其權力和一切可行的手段，支持越南的民主運動。
   
   1990年也是越共和中共的領導人舉行成都會議之年。目前，諸多越南民眾也正想知道雙方所簽署的是什麼樣的妥協。
   
   人民對涉及領土、海島和資源方面的秘密從不獲悉。可是，有一點則不用說，誰都知曉，那是兩個共產黨曾同意在亞洲築起一道新的柏林牆， 地基是中國，目標是維持社會主義的最後城堡。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1月10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文章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立場。作者是自由撰稿人，現居於加州三藩市。

25年後的越南仍比东歐差

   

作者：阮江 （ Nguyễn Giang ）
   
   
   

   圖一、歐洲興高采烈地慶祝柏林牆倒塌1989年11月9日
   
   

自從柏林牆崩潰，剛好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已流逝，亦可說是長久的時間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總統或總書記的五個任期，值此來作越南和東歐的比較。
   
   1990年夏，我從波蘭來到柏林，所持的是蓋上東德簽證的越南護照，那是東德駐華沙大使館發予外國人的一批最後簽證，因為至那年的十月，東德不再存在了。
   
   在我去觀看之際，那時的柏林牆仍然很長， 在一個被分割的城裡曲折轉輾了幾個區、河岸、森林，足以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布但堡（ Brandenburg ）城門已敞開，任人自由自在的駕車進入前往西方，觀看究竟資本主義是什麼堂皇的樣子。
   
   1990年，我的朋友和親人們在東柏林都感到傍徨：去或留，留下現居地或轉去西德的問題困擾他們。
   
   像發了一陣的感冒似的，人們奔走搶入貨、換錢、積藏食物，人人還不忘互相詢問：留下將可有更美好的日子還是回國好的呢？
   
   惶然之外，實質上還有一個問題：以後的越南將是如何？
   
   可是，儘管為個人的經濟和生活擔憂之外，並非人們看不見柏林牆倒塌就是預報一場政治風暴的來臨。
   社會主義在其故鄉的土地上已是破產。
   
   然而，越南已不選走一條正如曾是其盟友所選的路。在那裡的朋友，充滿人性的厚道，思維廣闊奔馳、包容、不搞小動作、行為高尚、不恃强凌弱者。
   
   現在回想起，據我 --- 一個很久以來都曾緊密地觀察東歐變化的人 --- 的個人觀感，我父兄輩的那一代人為越南所選擇的路向，以當時的情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那種決定只可達到中下等的評分。
   
   諸多作者曾分析越南改革的大業並談及在東歐轉變時國家領導人的選擇。
   
   國家領導人對“ 資本主義集團 ”侵占、顛覆的恐懼和對政權的崩潰是完全理解的，因為他們曾大半世的時間都花在戰爭中，而敵人正是西方。
   
   

   圖二、柏林牆曾一時將東、西歐分隔
   
   
   不但拒絕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等所選擇的模式，河內的報刊還曾自豪地聲稱不用改變制度，仍然可以發展經濟，仍然可以成功融入國際社會。
   
   我們將以經濟、社會和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為標準來作比較，試看越南和前東歐國家的選擇，則可一見高低，還不用談及人權和民主的方面。
   
   

第一、國民平均收入
   
   
   據聯合國2012年GNI準則，不計東德地區在內，聯邦德國是歐洲最富強的國家，繼之是波蘭（ 一萬二千美金 ）、匈牙利（ 一萬二千美金 ）、立陶宛（ 一萬一千美金 ）、斯洛戈夫（ 八千六百美金 ）、羅馬利亞（ 七千七百美金 ）、保加利亞（ 六千美金 ）等國皆超越越南民眾多倍。
   
   甚至阿爾巴尼亞，從共產時期至今一直是歐洲最落後和貧窮的國家，而且還未成為歐盟成員國仍然達到三千八百美金，將國民收入一千六百美金的越南遠遠拋離在後。
   
   激烈的戰爭後，南斯拉夫分裂，也曾使諸多越南人擔憂。
   
   可是現在，那些國家全都穩定，發展比越南富有。
   
   波斯尼亞雖貧窮但國民收入也達四千五百美金的水平， 而克羅地亞不但富（ 一萬三千美金 ）還是一個聞名的旅遊點，美麗的海岸、各處的古蹟和關於1991年戰爭的博物館，吸引大量的歐洲遊客湧至。
   
   如此，不能說25年前越南所選擇的模式是奇蹟，因為它只可使國家擺脫貧窮而已。
   
   

第二、社會公平和民生
   
   
   制度轉變約十五年後，從2004年至2013年， 一系列的東歐國家已加入了歐盟大家庭。
   
   
   

   圖三、在柏林，波蘭團結工會的圖像象徵歐洲的統一
   
   
   他們的國家公民又常喜愛轉去荷蘭、德、英、法等國獲享受如其他早已是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權利，從社會民生至教育、醫療和選舉等權利。
   
   若果不滿意本國法院的判決，他們也大可有權提交歐洲人權法院尋求公正。
   
   越南也曾邁進融入國際社會的行程，公民無須簽證就可前往東盟各國，但不可享受任何的權利； 有時在泰國、新加坡還遭受歧視，最近曾已發生這樣的事。
   
   為尋找新的機遇，貧窮的越南人又去到現屬歐洲的前東德地區。
   
   在越南，誰收入高於平均額每年的一千三百美金也不須自大，因為大部分的人還低於此水平。部分但數量不少的同胞收入不穩定和缺少晉升的機會也是社會安定和經濟上的一顆定時炸彈。
   
   

第三、經濟體系和融入國際社會的速度
   
   
   在越南，改革，“ 改的多而仍有距離 ”，它也已經日愈顯露出“ 半懸空 ”的性質，因為不尊重市場平等的各原則。
   國家的資本常被轉入工作差勁和浪費的各級政府集團手中。私人公司須交重稅，為社會製造多個工作機會但又被歧視和打壓。
   
   崇拜“ 黨和政府至上 ”的政治思維不受箝制，因此各種醜陋的慣性如利用權力干涉入經濟活動的現象從不減少，而且還日益增加。
   
   一些事件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獲越南政府的媒體大肆宣傳為改革進步的成績。
   
   大多數的東歐各國也參加世貿組織而且也比越南早已加入。例如，羅馬尼亞於1995年已加入，但那時越南才開始談判，至2007年才正式加進。貧窮如阿爾巴尼亞和剛擺脫內戰的克羅地亞也在2000年參加了世貿組織。
   
   

   圖四、原為共產國家的東歐各國如羅馬尼亞的國民收入仍高於越南
   
   
   從這點可看到總體的政治制度改革的遲滯性已使越南比東歐各國更遲緩的融入國際社會，不管政府的宣傳是如何的好。
   

值得指出的一點是，一種特殊的遺產、令人可怕的蘇聯模式仍然存留。
   
   一旦沾上了這個模式，任何一國都需付出代價，極高、極長久的代價。
   
   多次重返回屬於前東德的各邦，使我對此有極其清晰的認識。
   
   同屬一個人類最文明的民族，東德人只遭受蘇聯模式四十年，而至今在東部各邦仍然未能真正的復興。
   
   前往曾名為卡爾-馬克思的城市沈尼茲（ Chemnitz ）探訪一些越南朋友，我所看到的只有幾戶人家還居住在一棟多層的大樓內，其餘的皆被廢置。
   
   原因是德國人還有勁力的，還年青的就離開原居地，皆前往西部，留下的城廓一片寥寂；秋風蕭蕭，公園裡金黃色的樹葉奪目迷人，可是竟無一人。
   
   入夜，統一25年後的東柏林燈光仍很少，顯然比西柏林黯淡。
   
   
   


圖五、蘇聯模式所積累的專制暴力從上而壓下民眾，曾激發起各種不同方向的衝力，破壞了社會的細胞，扭曲了諸準則， 使人格變態
   
   
   越南曾自豪的說已避免了猶如南斯拉夫那樣的內戰和民族衝突。
   
   可是，由蘇聯模式所積累的專制暴力從上而壓下民眾，曾激發起各種不同方向的衝力，破壞了社會的細胞，扭曲了諸準則， 使人格變態。
   
   醫療和教育繼續在下滑坡，交通比前更為堵塞，公務系統貪污，司法嚴厲不公是“ 蘇聯友誼之禮品 ”所遺留下的後果。
   
   

今天的越南已變化許多
   
   
   顯然，今天的越南不再是改革前十年烏雲壓頭的歲月。
   
   社會和人民也已有很大的進步，自由度也大增，官員和民眾的思維比前有顯著的開放。
   
   這是因為全世界媒體系統的提高和人與人交流的浪潮的影響，也全靠各大、強國有責任、不斷積極地提供各種財政資源的支持。
   
   誠然，也應該提及諸多位領導人、經濟計劃者、外交家、投資者、從事文藝者、民主和人權活動人士以及民眾漸漸提高了認識和促進新的趨勢所作的貢獻。
   
   越南亦很快地與全體東歐各國再建立親善的關係，並表示決意與歐盟中的德、英和法等國做朋友，建立戰略合作的關係。
   
   越南社會需要建設以在自己所達到進步的基礎上的共同未來。
   
   儘管如此，在這新的認識中仍然需要公平的評價東歐的成果，以及勇於指出以往的25年來越南所選擇的仍有許多缺失。
   
   
   

   圖六、今日，越南人又重返東歐工作生活
   
   
   越南所需要學習的是東歐小國的經驗，成功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而不是跟隨核子大國如中國和俄羅斯那樣，他們常有另一套的盤算。
   
   25年前，在人們激動地打破柏林牆之夜裡，我的許多朋友曾在高大身材的德國公民下 “ 躋身穿過 ”，走去西方觀看奇異的景物。
   
   今天，幾百萬的越南人，從官員至民眾都已能夠出國，也都清楚知道今日世界上什麼是好或歹的事物。
   
   為了堅定地邁向文明和進步， 必要拆除思想中恐懼的圍牆以及重新檢驗曾是我們的同志和同盟的東歐各國的經驗。
   
   

嶺南遺民譯
   
   2014年11月11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人民幣的含金量

   

作者：蕭少滔
   
   
   不是搞玩，真的是談「含金量」! 中國的外匯儲備其實黃金只佔1%。

   
   近日中國國債在香港「熱賣」之中，新一批零售國債(兩年期)發行額達到30億元人民幣，而票面利息是「歷來新高」，定在2.93%。不過這又有點奇怪，因為據聞本地銀行的一年期人民幣定期可以俾到3.4%! [1]，又為何要買國債? 當然，唯一解釋係「技術問題」囉。因為國債有現成市場交易，可以隨時變賣套現；而銀行定存，如果提早套現，可能收唔番利息嘛。另外也要考慮就是「風險評級」的問題，始終是「國家級」嘛…. 諸如此類。不過這個仍是有點疑問的。
   
   歷年國債息口水位大致如下：[2]
   
   

   
   
    從上圖可見，零售國債除了2010和2011兩年的「放水」年份之外，其餘都在兩厘樓上。看來這個應該是屬於「國家評級」所引致的「銀行存款利息比債券利息要高」的情況。
   
   不過我先前已分析過，中國的主權評級其實只是 AA-(穩)，[3] 而相對於同樣評級的「台灣」和「沙地阿拉伯」，理論上國債利息不會相去太遠吧。之不過，台灣的國債 (也只計相同的兩年期那種) 票面利息是0.625%[4]，而市場交易價也顯示近似的「孳息」0.6%，換言之，在一個公開的市場，台灣即使「主權評級」和中國一樣，但舉債的成本也只是中國的1/5!
   
   國際資金有幾「睇好」中國，真係講多都無謂。
   
   因此當一眾愛國人仕齊聲唱好中國的時候，我也無謂撥冷水，一齊恭喜發財就是，搵食大過天嘛。之不過市場就是市場，不會因為你很有愛心就另外開一個價錢給你。而當一眾小戶希望「財息兼收」的時候，只要不管市場風險，那麼隨便吧，反正錢是你自己的。
   
   至於為什麼我提「含金量」的問題呢? 因為國債同貨幣，的確和黃金有關嘛。
   
   其實所謂「國債」也者，基本上是一個國家的「遠期貨幣」。此話何來? 諗諗：你今日俾一文我，我俾一張收據俾你。兩年後，你可以拎住張收據搵我，我會用我嘅貨幣俾番一文你，連同利息。明白未? 你用你自己嘅貨幣，交換咗人哋嘅貨幣：兩年後交收。
   
   因此其實分析完貨幣，國債可以唔分析都得。鬼叫我讀金融工程嘅，睇嘢無必要跟街坊囉。
   
   而貨幣是什麼? 其實就是「國家信用」而已。標準量化之後，用作方便結算。而一個國家的「議價能力」，其實可以完全在貨幣上面反映出來。因此先前中國有位所謂紅極一時的作家，寫了一本書，叫做【貨幣戰爭】的，讓中國很多人「嘩然」起來，發覺「資本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云云。對於一眾在金融市場搵食的肥貓來說，有點可憐兼可笑：你而家先知?
   
   於是乎宋鴻兵可以自誇「準確預測了美國金融風暴」云云，但對於其後的國際金融秩序重建，則幾乎是無言以對。反而是主導金融重建的克魯明拿了諾貝爾獎。
   
   關於這個「誤導」的所謂貨幣戰爭理論，即使是國內的學者，也極力撻伐[5]。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就指責該書的出現：
   
   不是引導整個社會積極向上，而是在固化以「利」為主導的社會流行觀念。這種流行觀念必然與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相衝突、必然會誤導整個中國社會大眾對金融知識的汲取、必然會有損於中國金融市場建立賴以為基礎的基本文化觀念及核心價值….
   
   自從阿當史密夫在【國富論】踢爆了「無形之手」之後，其實這種金融迷信應該沒有市場了吧? 廿一世紀見到恐龍逛街之類。因此【貨幣戰爭】也可算入奇書之流。而如果中南海的領導人還會拿着這個東西來治理國家或者用來理解世界的話，倒不如找龍婆問米會可靠一點了。
   
   一個國家的所謂信用，其實就是會否老實「埋單」而已。無形之手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嘛。因此假如只懂印鈔票，這種貨幣照道理是「不值錢」的呀。因此一個國家的「找數」能力，總得和一些「恒久有價」的東西來掛勾。而歷來最受歡迎的，就是黃金。因此一個國家是否能找數，看看他的「黃金含量」就是。
   
   而很搞笑地，只要按按維基都能看得到[6]。只差你有沒有興趣去看。
   
   中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只有1%是黃金，持有約1,054吨。反觀美國，這個「十惡不赦的資本主義惡棍敗家仔」，外儲黃金含量是72%，持有約8,133吨。即使是台灣，也有4%黃金比例。
   
   當然，不一定是「存金越多就越可靠」，有些國家的外儲黃金比例也不少，但也相當「見鬼」的，例如葡萄牙和委內瑞拉,，因為根本賺不到外匯嘛。而有些國家的比例也不高，但很穩健，例如新加坡(2%)。但總體來講，的確中國的1%水平，可能仍是「倒數第一」噢!
   
   中國也有解釋的：賺了很多美元嘛! 既然美元含金量高，那麼自然人民幣的含金量也高嘛。賴人包，又看一下維基[7]，的確中國的外儲當中70%是美元。但那是「國家機密」噢，真得看得穿，打靶的呀。於是「大家靠估」。難道中國原來又是全力依靠「外國勢力」來撐起自己的貨幣乎? 誰人才算是敗家仔?
   
   而這種「估估下」的威力有多大? 就是反映在國債利息水平上面去囉。幹啥台灣的國債只要付0.625%利息，中國反而要付2.93%。中國的金融成本竟然是台灣的五倍。對於急需資金的經濟來講，這是「正中要害」噢。
   
   現在大家再看看先前我的分析，為什麼中國要對香港管得這麼緊，就是這條「唯一的經濟命脈」是打死也不能由國際資金主導，否則中國的麻煩會很大。[8]
   
   因此中國不能不把人民幣盡快「國際化」，否則這種「孤芳自賞」的態度，早晚玩死自己。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明知要賠錢都要「倒貼」墨西哥等國家搞高鐵，明知金磚五國之中只有中國有能力賺錢也要貼錢搞金磚銀行…. 先前都講過了，不嘮叨[9]。
   
   重點其實就是要打造一個「必須要包含人民幣在內的國際金融秩序」。當越來越多國家都和中國「關係密切」，要用人民幣和中國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的時候，中國的「安全」就會更有保證。
   
   試想想：假如你的外匯儲備，當中佔了很大部份是人民幣，你還會和中國過不去嗎?
   
   想法是這樣吧。不過…、、外交有這麼簡單的嗎?
   
   中國的金融問題，從來都是一個體制問題。就是一個假大空的主觀思維加上極權的本質，令到客觀的經濟條件基本不可能出現[10]。國債也好、地方債也好，甚至銀行的壞帳險也好，都只能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來形容。
   
   而現在看來，就快連「含金量」1% 這個最基本的門檻也過不了。
   
   中國出事，香港也好不到什麼地方去。從務實的角度來看，當然希望中國盡快解決金融危機就最好啦。不過忠言逆耳、良藥苦口，中國肯考慮嗎? 天曉得了。
   
   其實我也一早說明，蘇聯解體，真的是一場金融風暴[11]，中南海的領導人，與其惶惶不可終日呢喃着「更無一個是男兒」，倒不如認真想想到底香港的成功條件，看看這邊可以提供什麼支援吧。
   
   不過，為求「民心回歸」，竟然要用催淚彈…、、 會有幫助嗎? 看來反而是有點「自殺」噢。回頭看看中國的官方立場：金融穩定也是國家安全的一部份….於是乎基於「有利中國」以及「國家穩定」，對於即使是中科院的「自己人」易憲容之類的專家意見，看來也不會聽的了。
   
   
   
   
   [1] 東方報導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41121/00202_001.html
   [2] 同上
   [3] 網誌 2014年9月13日 【信用評級又關政改什麼事】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09/blog-post_13.html
   [4] http://www.investing.com/rates-bonds/taiwan-2-year-bond-yield
   [5] 易憲容 [貨幣戰爭誤導與流行的社會基礎] 廿一世紀雙月刊 2008年6月號 107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107_0803064.pdf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ld_reserve
   [7]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A4%96%E6%B1%87%E5%82%A8%E5%A4%87
   [8] 網誌2014年7月18日【為什麼中共怕佔中：金融數據的啟示】 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07/2014-6-15-httpwww.html
   [9] 網誌2014年11月13日【從滬港通和佔中再看中國金融大博奕】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11/blog-post_13.html
   [10] 網誌2014年7月20日【中國金融風險的由來】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20.html
   [11] 網誌 2014年8月15日【蘇聯解體：金融風險的說法】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08/blog-post_15.html
   
   
   2014-11-21日轉載

英媒：中國發展新絲路戰略引起鄰國警惕

   BBC 中文網
   
   2014-11-28
   
   

   《經濟學人》發表文章，分析中國與老撾、緬甸和越南等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紐帶以及這些國家的擔憂。
   
   文章說，老撾邊境的磨丁口岸空蕩蕩的，只有幾家賣小吃或者機械零件的商店，一排生鏽的汽車，還有空無一人的樓房，外加上泰國人妖表演區的廣告牌，幾乎看不到貿易活動的跡象。這一景象與中國境內的磨憨口岸則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棕櫚樹成行的街道上，可以看到物流公司、翻譯公司以及特快專遞公司，還有銷售泰國提包和化妝品的商店。幾乎所有的樓房建築年齡都不到10年，居民很多也是新遷入的。
   
   雲南與老撾、緬甸和越南接壤，邊境長達4000公里，中國以及雲南當地政府希望能夠大力發展雲南，其中一個挑戰是拉動亞洲的其它貧窮國家。
   
   該文說，雲南長期以來除了風景優美之外，在經濟方面似乎沒有什麼作為，除了旅遊業，還有礦業和煙草業這兩大經濟支柱，都是由國有公司所控制，私人投資非常低。
   
   文章說，之前中國也有過發展雲南的計劃，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帶動了新一輪的努力。 就在本月，習近平宣佈，
   中國將會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推動發展亞洲區域經濟。另外他還在10月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注資500億美元，為在亞洲一些貧窮地區建造公路、鐵路提供貸款，期望這些國家將會對中國開放市場。
   
   目前在雲南已經開始建設這些交通線路，從瑞麗到緬甸建立快速路、從昆明到老撾邊境正在山裏開通隧道，以建立一個直達公路，另外從昆明到中越邊境河口的鐵路線明年將會竣工。
   
   跨邊境的基礎設施也在改善，在緬甸若干邦的皎漂與昆明之間已經通了石油和天然氣管道。本月中國電訊巨頭聯通已經完成了連接雲南和緬甸的光纜鋪設工程。 中國與老撾、緬甸和越南之間的進口額從1990年代開始每年都在遞增。
   

擔憂與警惕
   
   不過文章表示，中國與鄰國的的政局有可能會對經濟關係帶來影響。
   
   泰國今年7月批准了與中國之間在2021年之前建設兩條高速鐵路的協議，但是對於軍政府達成的協議是否有效卻存在質疑。 緬甸自從2011年吳登盛上台擔任總統之後開始推行改革開放，但是與中國的關係開始惡化。 吳登盛暫停了中國在該國的一個大壩建設項目，以顯示自己不受中國的控制。另外有關連接昆明和皎漂的中緬鐵路建設項目也被暫停。
   
   文章表示，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對於中方的雄心都存在一定的警惕心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擔心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另外他們也擔心中國貨可能會充斥他們的市場，從而衝擊他們自己的新興產業。
   
   該文指出，很多鄰國抱怨說，中國的發展重點是在他們的國家鋪設柏油路和管道，而不是分享技術知識，中國公司通常使用的是中國工人，而不是當地工人。
   
   讓他們更加擔憂的是，除了修建公路、鐵路和促進貿易，中國有著更深遠的計劃。這些周邊國家擔心，中國試圖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和市場。 中方在陸地邊境地區的和平發展似乎與他們所看到的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具有威脅性的行為形成了反差。
   
   文章表示，無論是通過貿易還是軍事壓力，中國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在區域內的壟斷地位。而如果這些國家的經濟依賴於中國，那麼他們就不大會在海上領土糾紛中進行抗爭。 一些海外評論人士把習近平的絲綢之路建設稱為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這是在二戰之後，美國為了實現外交戰略而使用的增強經濟實力政策。
   
   （編譯：林杉 / 責編：路西）

中國殖民香港

   

英國網友 滄海一葉
   
   2014年 9月 23日
   

   
   香港公民反對中國政府的「假普選」方案的抗議
   
   每當香港市民大規模的起來反抗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通過香港政府，干涉破壞香港的基本價值觀！比如反二十三條立法，五區公投，反國民教育，包括現在的要普選……就有一些國人跳出來質疑說：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時候，香港人為什麼不站出來反對英國、爭取民主……現在卻站出來。
   
   這些「國人」不是不知道港人抗爭要求的東西對不對，，也不是不知道港人要求的權力的合理合法性，雖然他自己也渴望擁有自由選舉的權力，只是當慣了奴才，聽慣了主人話，自己沒有勇氣也看不得別人反抗被奴役的勇氣。他們只是在不滿香港在英國統治下不爭取民主，而現在在中國政府的統治下卻要爭什麼民主？
   
   有篩選的普選已經非常不錯了。他們自己被「恩賜」慣了，也用被恩賜的心態看待香港社會，更是以中國殖民香港的心態看待香港社會。
   
   因為是中國殖民香港，所以新的宗主國就喜歡跟舊的宗主國對比。英國155年的統治，從來就沒有給過香港民主；英國統治香港時期，所有的政治改革香港只有接受，而今天政改中央在諮詢港人意見；英國統治香港期間的28位港督從來都是英國直接任命，而中國卻充許香港投票「選」特首……
   
   我不想去說港人在英國統治下努力爭取過什麼？就算他們從來就沒有爭取過，也不能作為指責港人今天站出來爭取權力是錯誤的證據。而應該說明港人正在爭取的權力到底那裏錯了，而不是用「以前沒有爭取過，所以現在也不應該爭取」這種野蠻方式來回應合理的要求。
   
   人類社會是發展的，不是停滯不前的。昨天沒有不代表今天沒有，昨天努力爭取不代表今天就不能夠努力爭取，昨天是先進的不代表今天是先進的，昨天是正確的東西不代表今天也是正確的。二十年前你用得什麼電視機、電腦、手機，今天送給你要你每天使用你能接受嗎？善若我也以國人的以前跟現在，那就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有電器才多少年，
   
   你還想要有智能手機，給你轉盤電話你就知足吧！
   更何況香港人一直在爭取著自己的權力，包括使用武力要把殖民香港的港英政府趕出香港。今天我們是不是也要支持
   
   港人使用武力把殖民香港的港中政府超出香港？一個被殖民的地區，難道無權反抗殖民者？無權要求獨立？
   不錯！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是被英國割讓和租借出去的土地，當然你可以說它使用武力。你可以想像你把你家的房子出租給他人，那房子被承租人如何使用如何管理你有多大的權力？只要承租人在合同的使用範圍內使用，就算是房東的兒子住在裏面又有什麼權力在那指手劃腳？就像今天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有什麼權力要求美國給予自己選總統或州長的權力。
   
   現在的香港是中國特區，是中國這個大家長承諾允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房子裏的各種事物的，港人理所當然的是想牀怎麼擺就怎麼擺，牆要刷什麼顏色就刷什顏色，自己要吃什麼菜就煮什麼菜，誰在這個房子裏面當家當然也是香港人自已說了算……
   
   香港是中國的特區，抱著中國代替英國殖民香港心態的人應該清楚了解一點：任何一個被殖民的地方都有權獨立。
   我們不應該用停滯不前的思維看待今天香港的政制改革問題，我們更不應該用殖民香港的心態討論、對待香港問題，那只會讓香港走向混亂，離我們越來越遠。
（2014/11/28 发表）

中國何時坦然面對自身歷史污點？

   

作者：DAN LEVIN （紐約時報)
   
   
   

   1977年，紅色高棉國防部長宋成（中）和幾名中國顧問在一起。圖片來源：柬埔寨檔案文件中心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原本是一所高中，後被紅色高棉改造成監獄和刑房。在血跡斑斑的教室外，導遊停下來詢問旅行團中是否有人來自中國。當發現沒人舉手時，他明顯鬆了口氣，然後開始介紹北京在紅色高棉的屠戮行徑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場肆意的屠殺開始於1975年，奪去了大約170萬柬埔寨人的生命。
   
   後來，他解釋了為什麼會問團中是否有中國人。“當我說波爾布特(Pol Pot)之所以能夠殺這麼多人是由於中國時，他們會非常生氣，”他顯得很無奈。“他們聲稱這不是真的，然後會說‘現在我們是朋友了，往事不要再提。’”
   
   上週，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責日本政府“歪曲篡改歷史”，並發出警告，右翼民族主義者正在策劃讓日本重新走上窮兵黷武的道路，可能會危及地區穩定。中國準備今年9月在北京舉行閲兵式，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隨着準備工作的進行，官方新聞媒體也在反覆強調一個中心主題。這個主題支撐了政府關於日本入侵給中國帶來諸多苦難的說法，其具體內容是東京必須“正視歷史”，必須再次承認已經招認的錯誤。然而，中國堅持要日本正視歷史的做法，也引發了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問題：北京自己也在掩蓋歷史真相，對其在國內外犯下的過錯避而不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本月在一次電視直播的新聞發佈會上談到了這個問題。“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他說。
   
   借用這種言論，一些獨立的中國歷史學者希望突顯中共在人為的饑荒和政治恐怖中發揮的作用。中共執政的最初幾十年裡充斥着這些現象，導致數千萬國人死亡，但官方的歷史敘述中抹去了這些事件。
   
   “中國政府宣傳對它有用的內容，同時忽視那些可能引發批評的內容，”著名歷史學者章立凡說。他一直力圖揭示中共對待歷史的選擇性做法。通過媒體審查和書籍出版禁令，這種歷史觀得以貫徹。
   
   近幾個月來，日本人也在呼籲中國承認自己在20世紀一些最嚴重的暴行中發揮的作用。
   
   宮家邦彥(Kuni Miyake)是一位退休的日本外交官。在日本網站JBpress上，他抨擊了中國政府對“知性公平的全球標準”的不屑，因為中國拒絶接受對20世紀50年代大躍進以及1966到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的問責。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工業化努力，被一些歷史學者認為導致了4500萬人在饑荒和其他事件中喪生。文革則造成了成千上萬的人死亡，給一代人帶來了精神創傷。
   
   “如果中國要求別人不去歪曲80年前的歷史，北京就應該設法面對上世紀50、60和70年代的現代史，當然還有1989年，”宮家邦彥寫道。最後一個年份是指，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浪潮中，中國軍隊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博物館來正視這些歷史。”
   
   近幾個月來，北京已多次表達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震驚。安倍晉三屬保守派，一直試圖淡化日本戰時在亞洲犯下的暴行，並且否認有成千上萬的“慰安婦”被迫成為日本軍人的性奴。
   
   然而，中國政府同樣態度強硬，強烈反對把東京篡改歷史的做法和中國拒絶承認傷害國民的那些現代史上的悲劇的行為相提並論。中國外交部通過傳真回應提問時表示，二者“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不過在柬埔寨，有一小群歷史學者一直強烈要求北京承認，它在近代史上最嚴重的種族滅絶慘劇之一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希望在發展中世界中培養一個附屬國，以追趕美蘇在冷戰中的影響力。他看中了鄰國柬埔寨。“要把自身視為崛起的大國，中國就需要這種附庸，”毛學峰(Andrew Mertha)在接受採訪時說。他是《戰火兄弟：中國1975-1979年對紅色高棉的援助》(Brothers in Arms: China’s Aid to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的作者。
   
   毛學峰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擔任中國與亞太研究項目主任。他表示，在紅色高棉獲得的外國援助中，中國提供的至少占90%，涉及從糧食、建築設備到坦克、飛機和大砲的各種物資。儘管該政權在屠殺自己的民眾，但中國的工程師和軍事顧問卻一直在培訓自己的共產主義盟友。
   
   “如果沒有中國的協助，紅色高棉政權連一個星期都堅持不了，”他說。
   
   關於中國對紅色高棉的支持，中國駐柬埔寨大使張金鳳曾於2010年罕見地予以了官方承認，但表示北京只捐贈了“糧食、鋤頭和鐮刀”。
   
   “柬埔寨文獻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執行總監尤張(Youk Chhang)是種族屠殺的倖存者。他援引文獻和前紅色高棉官員的證詞，反駁了這種說法。“從獄警到最高領導人，身邊都有中國顧問，”尤張說。“中國一直不承認此事，也未曾為此道歉。”
   
   中國政府從學校就開始灌輸關於本國歷史的說法。四種使用最為廣泛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均避免提及紅色高棉的任何事情。它們也沒有談到中國1979年出兵越南的事件。為了懲罰越南推翻波爾布特政權，鄧小平發動了那場為期一個月的懲罰性戰爭。
   
   描述抗日戰爭的劇目往往主導了中國電視台的黃金時段，而關於出兵越南的內容卻在屏幕上鮮有體現。這種努力一直非常有效，使得中國很多大學生就連那場戰爭發生過都不知道。
   
   在中國出兵越南的問題上，對歷史的強制性遺忘在讓人們付出代價。多年來，成千上萬參加過那場戰爭的老兵抱怨被剝奪了福利待遇，沒有因為在衝突中發揮的作用而獲得充分補償。很多人因進行抗議而遭到拘捕。
   
   “我覺得政府不夠重視我們，”60歲的老兵李子忠說。他來自海濱城市青島，六年來一直在上訪，希望政府能在他每月350元人民幣補助的基礎上有所增加。“除了這個，我沒有其他的收入。”
   
   相比之下，中國的教科書詳盡描述了韓戰的細節。中國官方稱之為“抗美援朝戰爭”。不過，這些課本省略了這場衝突的一個關鍵細節：戰爭的起因是朝鮮於1950年6月出兵南方。書中僅以戰爭“爆發”帶過。
   
   中國教育部發行的教科書《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稱，在美國軍隊“點燃戰火”之後，中國被迫要確保“國家安全，支持朝鮮的正義事業，這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歷史學者章立凡認為，共產黨不願允許中國誠實面對歷史的做法最終會損害中國的國際聲望。
   
   “如果有一天中國承認過去，不再在歷史問題上遮遮掩掩，”他說，“這將有助於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並會讓黨從中國人民那裡贏得更多的支持。”
   
   
   2015-4-26日轉載

亞細安v大中華

   

作者：練乙錚
   
   本文是作者原文《 袋一世v先否決．亞細安v大中華 》之第二部分。
   

    2015年6月1日
   
   

二、大陸新常態→東協新寵兒
   
   大陸經濟掉進慢檔新常態之際，國際投資界捧起了另一個寵兒：亞細安。東亞興起，說老實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只不過今年有了一些新包裝——主要是10個成員國宣布將於年底正式組成「亞細安經濟共同體」（AEC），而區域政經形勢多年來累積的變化又的確於最近忽地明顯，遂有此「一雞死、一雞鳴」的勢態論述，以至如果你還念念不忘什麼「中國速度」、「世界工廠」而回味無窮的話，你一定是上了年紀而且很out。
   
   當然，大陸經濟之雞還遠遠未死，好歹還有北京官方說的7個巴仙年增長，比亞細安各國的5.4%平均數字高出好一些；然則，為何東亞之雞已經鳴得那麼得意？無他，向錢看的專家、人士，一般都拚命向前看，而這些人看到的一些長遠基本經濟因素，在中國大陸正在走弱，但在東南亞諸國卻普遍走強。
   
   亞細安（ASEAN；一作東協）看成一個整體的話，是當今世界第7大經濟體，人口合共6.2億，由星、馬、泰、菲、越、緬、寮、柬、印尼、文萊組成，平均年齡十分低；估計到2030年中國大陸嚴重老化、人口總數下降的時候，亞細安的人口增長正在加速，超過一半的國民年齡在30歲以下。若論僱員平均月工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字顯示，在亞細安裏算是比較發達的泰國是400美元，不到大陸的三分之二；近年製造業增速最快、人口勢將接近1億的越南，則僅是200美元左右；印尼更低，其後還有處於急促而不同程度開放過程中的緬、寮、柬。這幾年大陸工業增長停滯之際，不少這些國家卻都錄得可觀增幅，故亞細安從中國手中接過「世界工廠」的稱號，恐怕只是時間問題。因此，投資界不少人認為，亞細安是亞洲繼中國大陸和印度之後的第3個經濟增長支柱。美帝決定持續把軍事力量和經濟注意力轉移到亞洲，乃是「冇死錯人」。
   
   面對這個經濟新棋局，香港點玩？「大中華」的另外一個半成員即新加坡和台灣又點玩？
   
   香港因為政治和地理原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經濟發展便與中國大陸綑綁一起，榮辱與共；八十年代以降，工業九成九轉移大陸，當初佔盡優勢，但自1990年起，香港的GDP增幅便一直落後於保住了兩成製造業（最富活力的高端部分）的新加坡，以致今天的人均收入已被後者大大拋離。同是玩China play，香港起步比新加坡早，近水樓台先得月，到後來卻被新加坡反超，乃是香港製造業徹底空洞化、精華被大陸吸食淨盡，後雖有金融運輸等服務業填補亦孤掌難鳴無補於事故也（反觀新加坡，保住了高增值的製造業，但金融和運輸等服務業發展得不比香港差）。主場之戰，香港輸給新加坡，是過快過分融合、失去自主而不能「擇肥而留」之故也。
   
   好了，如今香港和新加坡同時參賽這個ASEAN play新遊戲，勝負盤口又怎樣算？這一回，新加坡是主場。新加坡地處亞細安的中心，卻是一個獨立國家，能按情況自主制定優化政策，比起香港更具競爭力。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新加坡比起香港有更大的優勢自不必說，最重要的一點是，ASEAN play說到底還是一個製造業遊戲。香港既無製造業可言，在大陸搞製造業的港商雖然可以轉移到東南亞找機會，但他們離地再離地，賺到錢之後的再投資也必然是離地的，對香港的GDP一點好處也沒有（大家記得「GDP」中的那個D，指domestic）。
   
   新加坡則不然，由於她還有製造業，因此可以在技術不斷升級的過程中，把不再是高產值的部分剝離、放置到亞細安各地，不斷升級增值的部分卻留在本土，因而對GDP的增長繼續有貢獻。此外，由於新加坡是航運中心，亞細安的出口產品絕大部分要以新加坡為集散點，這又是香港所不能及。
   
   還有更大更宏觀的因素對香港不利而對新加坡有利。像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經濟，賺錢主要靠周邊其他經濟體的GDP增幅（而不是水平）；周邊經濟體的增幅減慢，錢就難賺（例如，日本經濟增幅接近零，香港要賺日本的錢，難過登天）。受制於京港大小統治者的偏好，香港愈來愈成為依附在祖國母體上的經濟附庸，祖國「給什麼、有什麼」，因此只能不斷降格演配角，在今後的各個「十X．五」藍圖裏當茄哩啡過日子。新加坡剛好相反，可以其自身的先進經濟力而執亞細安經濟之牛耳，當10國中的大哥頭。而最要命的是，香港所依附的祖國母體的GDP增幅，已是強弩之末，而新加坡執其耳朵的那頭牛，卻是一頭年輕力壯的牛，大把世界也。
   
   香港經濟落後新加坡，這個局面來日方長。特府不去找經濟原因而把問題賴到「民主派搞搞震」上面而毫無科學理據，乃是沒出息的二世祖所為也。
   
   台灣面對ASEAN play，反應異常敏銳，不少企業家、年輕人，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註2】。這裏頭有不少歷史原因。台灣早於經濟起飛年代便注重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到李登輝當政，更為了避免經濟上過分依賴大陸而提出「企業南進」計劃，可惜提得早了20年，不少到東南亞發展的產業投資者鎩羽而歸；但是，還有一些慘淡經營留下來的，替今天的台資台企台人新南進打下了基礎。到東南亞工作，今天已經成為熱門；愈是年輕的上班族，愈認為外派到東協得到的經驗和機會勝過外派到中國大陸。
   
   此外，台灣的移民政策與香港的不一樣，香港的新移民絕大部分是大陸人，來源很單一，但台灣的新移民來源廣泛，例如大量的外配（外來配偶）及其第二代當中，有東協根的就為數26萬人以上，其中尤以越南為最，餘的依次是印尼、柬、菲、泰、緬……。此外，台灣和東協各國之間，雙向都有數萬個留學生。這些都是台灣要發展亞細安經濟關係的重要人本資源。
   
   語言方面，台灣的大專院校比較講實際，不少已經有了東亞語系，特別是越、泰語，近年愈來愈熱門，已經取代了日、韓語而成為最受歡迎的第二外語群。小學方面，當香港忙於「普教中」之際，台灣已有40多所小學教小孩子學東南亞語。教育部已經規定，從2018年起，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等東南亞語言，將成為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之外的語言，列為國小、國中、高中的必修可選範圍之內。
   
   跟香港比，新加坡和台灣都沒有政治意識形態所要求的那種單一、單向「融合」，因此在經濟和宏觀政策層面可按機會獨立自主大手調校投資方向、分散風險。到最後，「想窮都難」的，會是香港還是台灣、新加坡？
   
   
   【註1】見立場新聞報道：《否決政改責任誰屬？》https://goo.gl/EnKdZj
   
   【註2】台灣《遠見》雜誌今年4月號有一輯8篇文章介紹東協機會和台灣優勢的文章，內容很豐富，值得筆者向大家推介。

居安思危看中國對外戰爭


作者：蕭少滔 （香港）
   
   2015年6月1日
   
   
   
   戰爭似乎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停止過戰爭。只是很幸運地，香港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1967年的短暫暴動，一直都在享受着太平日子。對於戰爭的分析理解，其實近乎空白。
   
   中國本身對於戰爭的理解，也好不到什麼地方去。這個倒不是因為沒有戰爭的經驗，而是這些經驗並無轉化為有用的思想。近期國內一片「大國崛起」的歡呼聲，不過對於稍懂戰爭的人來講，那種唯恐天下沒有仗打的思想才真正可怕。至於香港這邊，看來也是人唯恐香港沒有打仗的機會….無言以對。
   
   當年在廣州和老人家談起1979年的「中越戰爭」。那算是最近期的「國際戰事」了吧。老人家其實自己也沒有參加過戰事，但從朋友聽回來的古仔就有很多。而其中一個，就是由於戰術策劃落後，在強行推進的過程之中，步兵人員死傷慘重。這些故事，中國導演謝晉所執導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1985年) 都拍出來了。
   
   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假如「邊界糾紛」是一個導致戰爭的重點，那麼為什麼江澤民在「終戰」二十年後的1999年，反而會拱手相讓，在批准簽署 《中越陸地邊界條約》的同時，將當年死傷過萬而奪取回來的「老山、法卡山」都一併「劃歸越南」呢? 當年發動戰爭算是中國非法霸佔越南領土嗎? 這點「國土」問題，留給國人自行討論吧。
   
   審視這場戰爭，體驗是：中國沒有能力向外發動戰爭。因此才又會有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方針出台。其實蘇聯當年也有派人協助越南，而假如中國真的不肯收手，中蘇大戰可能隨即而爆發了。
   
   而如果中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後，真的有武力威脅的話，又為什麼中俄的邊界糾紛，又會是在蘇聯解體之後的2001年，應該是俄羅斯最「弱勢」的情況下，由中國認沙俄時期的割讓領土事實，將中俄邊境百多萬平方公里「國土」又劃了給俄羅斯呢?
   
   中國聲稱「勝利」的戰爭，都集中在「建國初期」吧。例如1950年開打的「朝鮮戰爭」以及1962年發生的「中印戰爭」。
   
   1950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其實也不是中國自己打得成。某程度上來說，是替蘇聯做替死鬼而已。戰爭爆發的原因是蘇聯撐腰的北韓軍隊突襲南韓。後來在聯合國介入之下，以美國為主的聯軍就在短時間之內將北韓軍隊打退，而聯軍更在1950年底，迫近中國邊境。卒之中國正規軍被迫矯裝成「志願軍」，對聯軍發動人海戰術的突襲。在被識穿之後，聯軍穩住陣腳。其後開始發動反攻。結果中國軍隊傷亡超過八萬人 (也有說是二十萬，很難確定，但總之就是傷亡慘重啦)，北韓入侵計劃全部落空。要不是蘇聯派出空軍助陣、頂住了聯軍的空中優勢，相信中國的地面部隊根本捱不過一個冬天。而更加幸運的是，「戰神」麥克亞瑟將軍由於和社魯門總統鬧翻，結果被迫解甲回朝。1951年之後，中國看準了聯軍只是「以戰求和」，於是死拖爛扯，以人命換取時間，終於在1953年「迫」出一個「停火協議」出來。
   
   而中印戰爭，則來自西藏問題。1959年達賴出走印度，中國全面接管西藏，中印隨即出現「邊界糾紛」。延至1962年，印度聲援西藏，反對中國佔領，隨即企圖「驅逐」在爭議邊境的中國駐軍。雙方發生戰鬥，印度其後尋求聯合國介入。在正式介入之前，中國軍隊「自動撤退」到原本由英國人劃定的「麥馬洪線」之外，印度方面雖然吃了敗仗，但竟然因為中國軍隊撤退反而佔據了達旺地區。更加在1987年正式在麥馬洪線之下，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名為戰勝，但從領土變化來看，具備一切戰敗的條件。
   
   於是乎鄧小平的「轁光養晦」策略，就更加言之成理了。中國無論怎麼看，也不具備戰爭的威脅能力。
   
   物換星移又幾十年。中國軍隊最後出動是1979年的中越戰爭；而所謂「導火線」，正正就是今時今日吵得熱鬧的「南海諸島」。到了2015年的時空，又會不會有新一輪的中越戰爭打得出來嗎?
   
   起碼「中越因為南海諸島問題而開戰」這一個論點，是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裡面的「推論」。現在看來，也又真有點看頭。
   
   不過1949年的革命老將看來不剩一人。而有實戰經驗的中越部隊，應該都全部退休了。再加上習近平近乎狂風掃落葉式的「反腐」清算。軍中還有多少戰鬥能力? 真是謎團一個。起碼至今有16名將軍經已「下馬」，會否送上刑場那是後話。但以「殺傷力」來計算，這些損兵折將的水平，又比打仗來得更為嚴重也。但軍隊在三十多年歌舞昇平之中，腐敗才是常態。要不然軍老虎的家裡炒不出數以吨計的黃金來，而進貢的「贓款」根本多得連包裝紙也未拆開。這種境況，應該又如何比較? 難道拿和珅來比嗎? 那麼習大大又算是誰了? 道光皇帝乎?
   
   至於中國有沒有足夠的石油儲備，以應付戰爭需要這一點，我也早在2012年8月15日，網誌寫過【中日會不會打】的分析。就憑「35日」的儲備，不可能打得出一場仗來。而即使過了三年，再看【上海證券報】的報導，(2015年2月12日)：石油儲備「不升反跌」，下降到了只有22.7日。這個已包括了戰略儲備8.9天、商業原油儲備13.8天。
   
   當日我分析中國的戰鬥設計還可以用納粹德國的「閃電戰」來做假設，今時今日再看，可能只有以色列的「六日戰爭」才能辦得到了。這個算是「進步神速」乎?
   
   至於「一帶一路」又有何戰略意義? 而南海擴建基地又是所為何事? 先按下不表，下回分解。
   
   
   上回提到，中國其中一個非常「惹火」的地點，是「南海」。而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也將這裡定為第三次世界的導火線，並假設的開戰雙方是中國和越南。中越雙方也的確在1979年試過大打一場。因此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戰場看來相當有說服力。
   
   目前中國全速在南海填海造地，而每個所謂基地不論怎看都像一艘「航空母艦」。相信正好就是用來「彌補」中國自己搞不出一艘像樣的航空母艦出來。
   
   大可以看看由衛星圖片，自己研究一下。按【Foreign Policy】4月16日發放的衛星圖片[1]，島礁建築物怎看也是航母吧。連「深水內港」的靠岸設施都準備好了。
   
   

   
   
   建造這種航母當然是「低成本高效益」啦，而起碼不會像遼寧艦一樣「死火」拋錨。至於能否被「炸沉」，又無謂多講了，一個不會移動的目標，只要幾個巡航導彈就可以炸平。當然，前題條件是美帝有這個需要。因而反證：這種「紙板航母」不是用來唬嚇美帝的。而是用來提供「恒常」的海空支援，用來牽制那些海空軍力量有限的南海周邊國家。
   
   而當中又以菲律賓是假想敵。不過這個假設有點過份「唯美帝是瞻」的謬誤了，不能就只看着菲律賓是美國的友好國家這一點。因為中國真正要對付的，還是「老敵人」越南。
   
   菲律賓雖然最近好像很多動作。例如按【國防新聞】的報導[2]，菲律賓正準備和日本在2015年舉行聯合軍演。而在2014年，菲律賓經已就南海島礁的領土爭議，呈交到國際法庭尋求仲裁[3]。不過這個動作的「國際響應」並不熱烈。按BBC報導，菲律賓呼籲其他國家參與仲裁，但正正由於大家都各自認為擁有主權，於是反而無心響應，起碼不會替菲律賓抬轎。看來除非南海各方都能取得共識，否則中國依然會堅持「單獨談判」而繼續拒絕來一個「多方會談」。
   
   而在這種「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中國真正要對付的，就只有曾經有本事和中國動武的越南。這是優先輕重的問題而已，不是那麼難理解。
   
   早在1979年中越戰爭之前，而且還遠在越共還在和美帝進行殊死戰的時候，當時的南越政府，1974年就已經和中國的海軍發生過「戰事」，歷史上稱為「西沙海戰」。但到了越共趕走美帝之後，反過來對中國不利的情況是，越南一面倒「親蘇」。越南反過來在1979年讓蘇聯「租用」金蘭灣。
   
   

   
   
   須知在幾十年的越戰期間，美帝傾注大量人力物力去改造金蘭灣，使之成為東南亞設備最好的深水軍港。而金蘭灣所處位置，正好就是在馬六甲通往太平洋航道的北面。以金蘭灣為中心劃一個圓形，剛好就將整個印支半島和南中國海全面覆蓋。[4]
   
   如此一來，先前倚仗美帝勢力的弱小南越，改朝換代變成由蘇聯撐腰的軍事強國「共產越南」。於是整個南中國海的形勢，不止對美帝不利，對中國更加不利。
   
   至於1979年的中越戰爭，也很明顯催化了越南這個「租借」的決定。蘇聯在80年代投入鉅額資金替金蘭灣再進行擴充，成為蘇聯境外的最大軍港。中美的「蜜月期」由1979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開始、繼而宣佈「韜光養晦」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很明顯都是和美帝「吳越同舟」的現代翻版而已。可見越南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而在1988年，中國和越南就已經在赤瓜礁發生過衝突，稱為「南沙海戰」。雖然中國聲稱「大勝」，但結果又是自行撤退(怎麼又是和中印戰爭一模一樣?)，雙方「各自佔領不同島嶼」，形成繼續對峙狀態。當時蘇聯並未向越南施加援手。相反中國當時在聯合國邀請之下對南沙群島群進行「戡探」，這個才又令到越南反思「國際關係」的重要。
   
   不過蘇聯在解體之後，莫斯科根本無力維持境外海軍勢力。拖拉到了2002年正式終止金蘭灣的租用協議。而正正又是這個時候，中國「胡溫」時代開始，在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大」確定任命安排。而胡溫所標榜的，是「大國外交」，一改老鄧的低調立場了。
   
   同一時期，越南政府本身也推行開放政策。正所謂樹倒猢猻散，「蘇聯老大哥」的陣營出現極大變化。越南尤其「轉身」快得利害，以光速和美帝修補幾十年的「血海深仇」，並在2000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其後並達成貿易協議，迅速躍升成為吸引全球投資的新興市場。連帶中國本身不少工業也被吸引「外逃」去越南。在奧巴馬掌政期間，越南更加積極配合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於2008年加入TPP 會談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取得美國大量稅務優惠。
   
   從中國的角度去看，自然就不難想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再在亞洲拉起「圍堵中國」的所謂「太平洋島鏈」。而非常要命地，馬六甲海峽這個戰略通道，也被緊握咽喉。亦唯有從這個宏觀角度去看，才又可以明白中國所宣稱的「航道安全」是什麼意思了。
   
   因此2013年的新一輪「排華」之後，中國也驚覺「大事不妙」。尤其是花了鉅資買回來的「航母夢」只是自製興奮地高潮了一會，基本上是惡夢連場。於是乎，這個「馬死落地行」的「填海」工程就如此被迫盡快上馬了。那管它如何進一步剌激南海周邊國家，在吸收了「南沙海戰」的教訓之後，中國如果沒有「遠洋支援」的能力，南沙早晚會被人吞掉。

 命運的弔詭之處就是如此：假如中國真的有本事造得出遠洋艦隊和航母戰鬥群，可以像鄭和一樣，隨時「千里奔襲」，那麼或者南海局勢會較為平靜也說不定。不過既然事實上如此狼狽，那麼這個火頭越燒越大，也又怪不得誰了。
   
   不過中國在南沙堆起火頭的同時，也惹來了更大的麻煩。大家也意想不到，現在是連印度也開聲了：將會毫不猶疑地使用海軍力量來保護南海利益! [5] 而其中又是越南的關係了。
   
   印度原來在2011年就在中國的抗議聲中和越南簽訂了合作協議，準備在「越南領海」開發海上油田。[6] 而這些探採位置，正好就是中越海上邊界糾紛的地方。中國不發狂才又真是奇怪。
   
   不過對中國非常不利的情況是：印度海軍早就擁有包括兩艘航母的大型戰鬥艦群。而更加不要小看這支艦隊，因為早在1988年，印度經已能派出空軍突擊隊，配合遠洋艦隊，協助平定馬爾代夫的叛亂。而同時越南亦公開表示「歡迎各國艦集使用金蘭灣」。這個還不是衝着中國而來嗎? 金蘭灣的招手的對象原來不是美國艦隊。這點就倒是很多愛國份子連造夢也想像不出來的「天下大變」噢。
   
   試想想：一百年前，中國老是呼天喊地的哭訴「列強侵凌」。而印度在1947年獨立之後一貧如洗百廢待興。到了今時今日，中國是不是想哭訴「被印度侵凌」? 或者「被菲律賓侵凌」? 起碼被越南侵凌就是鐵一般的實況了。
      
注：
   [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4/16/chinas-new-airstrip-in-the-south-china-sea-is-almost-completed/
   [2]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international/asia-pacific/2015/05/10/philippines-japan-hold-joint-naval-exercise-china-sea/27083073/
   [3]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30_china_philippines_dispute
   [4]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10617/00178_001.html
   [5] http://chinadailymail.com/2015/03/21/india-will-not-hesitate-to-use-naval-power-to-protect-economic-interest-in-south-china-sea/
   [6]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4-10-25/news/55422063_1_oil-exploration-indian-oil-corporation-block-127

從越南看1989年天安門屠殺

   
   作者：仲成 （ Trọng Thành ）
   
   2015年6月4日
   
   


   
   
   
   在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對要求民主的學生的屠殺距今已是26年了。 每年在香港和世界多個地方, 捍衛人權的組織在這時刻常常都舉辦各種活動來紀念這歷史事件，因為它不但對中國，而且對整個現代世界的歷史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 作為中國鄰邦的越南，首先是越南的知識界人士對這事件的看法是如何的呢 ?
   
   天安門事件悲劇發生在1989年6月3日夜至4日凌晨，由此, 它將中國帶往與東歐國家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紀元。天安門屠殺約近半年後，柏林牆便倒塌了。
   
   中國共產黨政府拒絕正視這場屠殺。北京政府企圖使人們遺忘這一罪行，並罔顧逾百名失去孩子的母親（ 天安門母親 ）以及幾百萬人要求尋找真相和公義的呼叫。
   
   上個月底，中國政府下令禁止提及天安門慘案，包括政府屬下《 環球時報 》的一篇有關文章（《 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 》）也提及此事。該文章批評一批在海外學習和生活的中國留學生於2015日5月20日發表的公開信。信中呼籲中國國內學生應尋找真相並要求討論關於軍隊武力介入屠殺之事（ 據法國《 費加羅報 》[ Le Figaro ] 2015/6/3日的報導 ）。
   
   作為中國鄰邦的越南，首先是知識界人士對這天安門件的看法是如何呢？法國國際電台邀請在越南的文化研究者阮克梅（ Nguyễn Khắc Mai ）先生、阮輝貴（ Nguyễn Huy Quy ）教授、翻譯家陳庭憲（ Trần Đình Hiến ）先生和作家范寫陶（ Phạm Viết Đào ）先生共同參與討論。
   
   
   
   上級下指示各報刊 並 “ 畏懼天朝 ”?
   
   
   長期關注越中關係的作家范寫陶先生首先發表, 他概括說了在越南,人們對天安門事件關注的情況 :
   “ 關於天安門事件，在越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媒體上獲悉有關的訊息。 只有哪人可以上網，從其他的網頁（ 不屬政府所管轄的網頁 ）中才可獲知。 至於平民百姓，一，所關注的人不多；二，也沒有條件。”
   
   陳庭憲先生（ 諾貝爾獎莫言作品的越譯者 ）認為:“ 若果要談及天安門事件的，簡單的說就是：那時和現在，越南的報刊偶然也可以提及那個詞，而整個事件就沒提及。從那時至今就禁止了。再詳細內容的報導就完全沒有。連稱為屠殺案這三個字也從未出現在越南的報刊上。”
   
   解釋為何在越南, 國家傳媒完全沒有提及天安門屠殺的情況，明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Giám đốc Trung tam nghiên cứu Văn hóa Minh Triết ) 阮克梅先生說道 :
   
   “ 我認為，領導上級目前對報刊下指示，由此他們就不敢登載這訊息的了。 報刊也不想登載，因不想天朝失盡顏面。
   
   就算是在（ 長沙群島 ）嘎馬礁（ Đá Gạc Ma；中國稱為赤瓜礁 ） 犧牲的烈士、越南共和國軍隊在黃沙群島反擊中國的烈士事蹟也不敢登載，那麼還有誰敢發表呢？而且還有1979年反擊中國殘暴侵略戰爭的紀念碑、烈士墓碑，他們都想設法消除。 事情就是如此令人痛心、迷惘，他們就是如此既可恥又無理無德。此就是目前的狀況。”
   
   以上兩位先生對越南目前狀況的評論可能是最確實的反映。發生天安門鎮壓事件時，越南與中國正處於敵對的狀態（ 直至1989年年底 ），登載天安門事件的訊息也並非完全不可以或者完全禁止。從事件發生後至今，尤其是在去年，越南國內的一些報刊也曾比較多和詳細重新報導發生在中國首都的屠殺訊息。
   
   
   
   顧慮“ 影響外交關係 ”
   
   
   對於越南研究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又如何呢？阮輝貴先生（ 前中國研究院院長 ）講述 :
   
   “ 在越南，人們也從報刊媒體中獲悉這事。 至於再深入的把它當作專題研究就完全沒有。人們研究（ 或僅簡單論及 ）的都是從政治角度觀察，而從歷史的角度，比較詳細地研究就無人做。至今還未有一部著作談及那事件。 沒人阻止，但也沒人願意深入研究。
   
   那確實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例如，（ 有人提出問題 ）是否需要那樣的鎮壓呢？ 是否真的需要使用流血方式呢？ 當然，沒有一個學者的觀點是認同那場屠殺。 但在政治方面上，站在政府領導人的角度上，沒有人敢提及，因為它涉及外交關係，那被視為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至於研究界， 必然的有人想了解，也有各自的觀點，也有人也關注那個問題。但是，若真正說出自己的觀點，就有人顧慮了，這樣做就干涉了中國的內部事務，以及影響兩國的外交關係。”
   
   
   
   阮文靈和暴力解決
   
   
   26年前當發生屠殺時， 越南領導人中當時有人支持鎮壓。 阮克梅教授憶述並談及六四事件後越南最高領導人的反應。那時，阮先生在越南共產黨中央民運委員會工作（ 民運，不指民主運動，而指對民眾宣傳或解釋政府或共產黨的政策的機構。譯者註 ）
   
   “ 那時我正在河內，某一夜裡，我記得那是滂沱大雨的夜晚，我從電台，外國的電台中聽聞天安門事件的訊息。在此之前，我們也跟進那場鬥爭的情況。大學生豎立起自由女神像，體現了中國新的一代追求自由的精神，氣勢極龐大。我們獲悉在廣場上，他們討論人民、政府、中國和世界的問題。 十分熱烈和踴躍。可以說那就是一個戶外大會場。 之後，獲悉趙紫陽走到天安門廣場，勸諭學生暫停絕食……, 返回家去。 學生不聽從，堅決鬥爭到底。 中共決意使用軍事暴力鎮壓。
   
   至於（ 越南的 ）領導人，我無意中在黨中央和政府辦公室傍邊的賓客房間（朱文安街8號 [ số 8 Chu Văn An ]）遇見陳白騰（ Trần Bạch Đằng；原名張家潮 [ Trương Gia Triều ], 越南南部人，1926年-2007年，研究者、作家兼記者，政治活動家。譯者註 ）兄。那時他對我說他曾順道探訪（ 時任越共總書記 ）阮文靈（ Nguyễn Văn Linh ）。 阮文靈也想找個人談談關於天安門事件。我問：“ 那他怎麼說？”，陳白騰說：“ 我告訴阮文靈：如果我是總書記，我永遠不會讓那樣的事發生，使用暴力，使用軍隊鎮壓學生。”
   
   但我獲悉，阮文靈那時是認同暴力鎮壓的。作為一個稱為共產黨人，看到暴力行為，殺害人民，殺害自己同胞還感到高興。因此我才認識到暴力的思想侵入一些越南共產黨人的頭腦也太深了。
   
   作家范寫陶說，上述殘暴的鎮壓顯然是政府內強硬保守派的行為，目的是針對獲得群眾支持的改革派。
   
   “ 這場中國共產黨對渴望民主的青年鎮壓所產生的慘劇。運動並非由學生倡議，他們所想的和自我找出的行動，它是由一些中國領導人在實際與生活、管治的摩擦產生。從胡耀邦先生、趙紫陽先生看到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的腐爛，並看出需要改革，那麼運動才可以發動起來。
   
   找尋這個目標的人正是這些領導人。當他們提出這些主張時，卻遇到了保守領導人如鄧小平的阻力。他們（ 領導層 ）仍然想保留那種共產黨絕對領導一切的觀點。由此導致了鎮壓趙紫陽的一派。我所理解這件事就是這樣。
   
   我所得到的結論仍然是由於中國“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的理論所致。仍然是想使用槍彈來維持權力，後果便導致天安門慘案， 中國至今仍然未能走出由這錯誤政策製造出慘劇之路。
   
   
   
   鎮壓是因為領導人無能
   
   
   正如作家范寫陶先生所說的一樣，阮輝貴先生認為首先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共黨內各派的衝突，然而，他將天安門民主運動放在多種互動力之中和不同背景中去觀察 :
   
   “ 事件發生的背景是那時的東歐，包括蘇聯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掀起反對傳統社會主義的運動。各種運動互相影響。第二個不可排除的因素是台灣的勢力，或是那時（ 中國國內 ）不支持黨和政府的勢力，稱為反共勢力，但人數很小。
   
   第三個是重要的因素，那是內部矛盾。也有維持固有權力的觀點，但也有維持各自利益的觀點。 那時趙紫陽先生也已被視為敵人的了，他已被拘捕。 除趙紫陽之外，還有其他派別的。 稱為“ 民主派 ”，也有持不同立場的人。 有人主張繼續由共產黨領導，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但需要民主，需要有公義。 那是關於民主的一種觀點。 還有一種民主運動，受西方影響的，帶“反共”性質， 他們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社會主義。
   
   實際上那時的中國社會，在走了十年的改革道路後，雖然有所開放，有所改變，但存在兩個的問題。 一是經濟危機問題。 具體的說是通貨膨脹得太高，嚴重影響到群眾的生活。天安門運動中的口號之一是反通脹和貪污。二是改革一開始便提出民主，但實質上沒有實現民主。在（ 天安門慘案 ）事件發生之前，處理了胡耀邦事件（ 趙紫陽的前任總書記 ）。十年初的改革顯然有所進步，但經濟和政治仍然有所限制，停滯不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群眾不滿的反應。把各因素加起來： 國際因素，黨和政府領導人與群眾關係的因素，黨內各派系的因素等，全都匯集成為一場群眾的運動。
   
   然而，鎮壓顯示領導層的無能。那時再沒有可行的解決方法。”
   
   
   
   專制統治不可改變
   
   
   在翻譯家和作家陳庭憲的眼中，1989年的群眾運動就是一場與獨裁的共產黨領導層徹底衝突的運動，因為專制的一黨統治是不可挽救的，維持其統治就是維持貪腐的根基 :
   
   “ 這是一場要求改變政府，改變體制的運動。他們知道，在改變體制時，就必須解決貪污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的貪腐問題是難以解決的。那是關鍵之處。在中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插手涉及一切如憲法和法律的體制。 必須指出，那是追隨一種叢林法規的社會。
   
   中國民眾和世界人民也所看到的一點，那是中國的貪腐永遠不可解決。 一黨專政統治下的中國是獨裁的統治：貪污就是從這體制中衍生的。解決貪污的問題只是幻想。”
   
   針對共產黨政權的1989年學生和各界人民要求民主的和平運動可否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呢？ 可否是別無選擇之下，一定要導致流血慘劇，而從那時起，中共完全關閉了要求改革政治呼聲的大門呢 ？ 1989年春季民主運動實際上可否是一場要求改革制度或完全地改革制度的運動呢？
   
   以上各位的意見使我們認識到他們所觀察的問題是從各方面如從直接的外表，從黑與白的方面，或從其他不同的角度上，匯集各種不同的因素來嘗試解釋現象。中共黨內的各派系，如稱為改革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最高領導人、稱為保守派的鄧小平在那關鍵的時刻可否能夠找到共識呢？可否認同政治領導人的價值觀，或另一種說法，可否信任那個政治領導人的具體行動的呢？ 何為趙紫陽的局限所在？ 學生鬥爭的幼稚想法又在何處？ 等等的問題。

 據范寫陶先生所說，趙紫陽的《 回憶錄 》（ 已譯成越文 ）是越南人可作參閱的資料。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上觀察，中國問題研究者阮輝貴先生提示想關注天安門事件這個複雜問題和現象的人，需要使用各種不同資料並作比較，不要只相信一種資料（ 他也指出在香港和台灣，早已保存不少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資料 ）。在各種珍貴的1989年天安門運動資料中，一名宣稱在中國政府曾任重職，至今仍保留匿名的張良先生所著寫的《 天安門 》（ 2001年印刷，2004年發行法譯本 ）是一份特別珍貴的資料。這本書讓人們看到在中共內部最高領導人如何決策鎮壓學生運動的過程。越南學術界似乎對此書還未留意。
   
   
   
   摧毀記憶，使人失憶，從頭再做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們特意引用法國漢學家、中國問題研究者及“ 團結中國會 ”（ Solidarité Chine ）創始人瑪麗-何茲民（ Marie Holzman ）女士的一段話（ 在本月3日的採訪記錄 ）。 她談及中國政府企圖毀滅各本回憶錄所記載的歷史真相，使後繼的年輕人在接棒上一代的鬥爭造成艱難。然而保留歷史真相並非只是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具有意義。
   
   “ 有人希望你遺忘。 可以說每十年在中國又發生那樣的事。具體是我們仍然保留那些記憶，在五、六或七、八年，但之後遺忘的趨向又出現。 從這一代傳至下一代，關於鬥爭運動、或各事件、慘劇，正如1989年天安門屠殺案等的歷史回憶卻又被遺忘…….。
   
   在中國出現的情況：回憶的行為遭受抑制、禁止。 在發展的路上所發生的（ 負面 ）事件，中國共產黨皆想摧毀回憶， 歪曲歷史，迫使中國人民以中共的史觀來看歷史。例如，在1958年至1962年，出現一場由中國政府一手造成的飢荒。但現在北京說它是“ 三年自然災害 ”，…… [ 瑪麗-何茲民女士也提及兩日前發生長江沉船事件，中國政府第一時間卻說那是自然災難 ]。
   
   顯然，那是一種具系統性的歪曲動機，製造故事符合於政府的觀點。此是中共自從1949年上台執政以來慣用的手法。”
   
   
   
   失憶之害 ?
   
   
   “ 摧毀或搞混亂回憶的後果是對民主運動十分危險的。每一代鬥爭的人又需要重新建立回憶。因為他們不能承接上一代人的遺產。
   
   例如，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8-79年北京之春的年代。 那時只有幾十名異見者與當局鬥爭，但他們的理論卻十分豐富。他們撰寫了諸多的文章，之後因有英譯本、法譯本或其他語言譯本而傳聞世界各地。我認為，這些文章具有政治、哲學和包括歷史的真實價值。可是，自從1979年那些異見者被拘捕入獄，文章便失落或被遺忘。只是許多年後，它們在香港或台灣出版，才可與讀者再見面。
   
   十年後，即1989年當學生走上街頭，他們沒有那份遺產的知識。 他們需要一切從頭再來。 例如，他們宣布： 我們要求有一個透明、甚少人治的制度，可是他們卻不知道那已是上一代的人曾提出的要求。而我認為，那些曾提出的要求，是較為成熟思考後的要求，表述得較有系統。
   
   現在，我們看到一種類似的現象。 我們知道一些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讀書，他們向中國國內的學生致公開信，代表執筆的叫古懿，建議應尋找在1989年6月4日所發生的真相。我們因為身在外國，我們可以通過網絡知道事實。 而你們卻不知道，因此我們向你們傳達事實。
   
   這些年輕的大學生也需要重新做起。在公開信中，他們卻忘記了2008年發生了什麼事( 只是幾年前 )。幾百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 零八憲章 》，要求改寫中國憲法。 再一次，那是一份十分詳盡、成熟，可以說寫得極好觀點的一份中國新憲法。
   
   我們常看到遺忘或甚至有時是知識完全消失的現象。似乎今天的年青一代他們需要，可以說是從零做起各種事。 年青人日趨遇到更大的困難建立新的方法，代替過去是可行、成熟和根本的建議等。 想想看，每一種文化，我們都需要每一代的人去完全重新建立。那是一個龐大的勞動工程，而實際上，它是不可達到的，因為它超越了人的能力。”
   
   
   
   可否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跌入了保守派的陷阱 ?
   
   
   “ 我不知那一年的大學生是否跌入了中共強硬派的陷阱。 但肯定的是他們跌入了幼稚的陷阱。 在屠殺幾日前發生一件小事。 5月29或30日，那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年近七十歲，一位長期在共產黨內活動和生活的人。他在黎明的時分來到廣場，與學生交談。他一邊哭一邊說。 他說： “ 孩子們，請你們解散 ！” 可是在此的不久前，他曾說年青的朋友，請堅持，你們不懂黨內的運作，一切事情將可以改善，但需要時間，不能勉強。 他應明白中國共產黨將會動用一切的手段來維持政權。 那些在八十年代成長的青年人，渡過了一段極開放的階段，一段在思想、藝術和藝術創作，甚至政治思想方面上有實質進步的階段。之前，他們一秒鐘都從未想到軍隊將來到廣場，將使用槍彈對付他們。 他們跌入了不明不白、幼稚、遺忘以及集體遺忘記憶的陷阱中。 青年人的幼稚是極巨大的，他們過於理想化，十分理想化……。”
   
   要想了解天安門事件和關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總況，瑪麗-何茲民推介一部由漢學家攘-菲利普-貝雅（ Jean-Philippe Béja ）的法文著作《 尋找中國的陰影：1919年-2004年中國民主運動 》( A la recherche d'une ombre chinoise. Le Mouvement pour la démocratie en Chine [ 1919-2004 ])。此書頁數不太多，但可從中獲悉許多根本的問題。
   
   這位中國問題研究者和捍衛人權的法國人瑪麗-何茲民女士強調並引用目前香港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的青年人黃之峰所說的一句話，他道出了歷史記憶在中國大陸的年青一代中遭消失、埋沒和被強奪去，而香港的青年人卻主動地與歷史的經驗連接，這是兩者相反的現象。她認為黃之峰所說的一句話是“ 十分漂亮 ”的話： “ 我不可回憶那個時刻 （ 很簡單，天安門事件發生時，黃還未出生。 ）， 但我不敢忘記。”
   
   今晚，在香港，大約有十萬人（ 據警察的數字是四萬六千 ）為紀念為1989年春季民主運動在中國土地上倒下的學生所舉辦的燭光晚會，而天安門慘劇也成為歷史的代表性。不久前，人們還記得：為爭取香港真普選的“ 雨傘運動 ”的人，他們在昔日“ 天安門人 ”的身上找到了深遠的靈感和許多的歷史經驗。
   
   
   
   嶺南遺民譯
   
   2015年6月7日
   
   資料來源：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

中國要向日本道歉嗎？

   
   

黎蝸藤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 安倍終戰七十周年講話，既承認了日本的侵略，表達了繼承歷届政府反省和道歉的立場；同時又表示，戰後與戰爭無關的後代不需要反覆道歉，但應以史為鑒，為和平做出更大貢獻。這篇在日本國內和國際被高度評價的講話，卻被中國指為道歉「不直接」，又認為「不需反覆道歉」不可接受。日前，日本有政客針對中國作出了回擊：中國怎麽不為元朝侵朝侵日道歉？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時語塞。
   

二千年各有不義 無謂糾纏
   
   回看歷史，中日之間有着長達2000年的交往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的，交惡只有四次，總年份不過幾十年。第一次是唐朝侵略並滅亡百濟（朝鮮三國之一），作為百濟盟國的日本出兵朝鮮，幫助百濟抵抗中國侵略和復國，被中國在白江口之役擊敗。中國顯然屬非正義的一方。
   
   第二次就是元朝侵略日本。13世紀，元朝兩次征日，但被日本頑强抵抗和幸運的「神風」所挫敗。不過，平心而論，這不能完全算在中國的頭上。因為元朝其實是蒙古侵略中國的「蒙據」時期。元的領土遠遠大於之前「中國」的範圍；有專家考據，「大元」這個稱號是蒙古帝國的漢譯；元朝時中國人是最下等的民族，其性命和一頭驢相當（蒙古人殺死一個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元朝不用中國的儒家治國，而大量採用中亞人輔助蒙古人執政；統治階級上層官員既不懂漢語也沒有意願學習；被朱元璋趕出北京後，元繼續存在多年（中國歷史書上稱為「北元」），與中國為敵，甚至俘擄了中國的皇帝；大清的國統被認為是得之於元而非明（皇太極自稱得到元傳國玉璽故建立大清）；最重要的是，現在蒙古國才是舉世公認的蒙古帝國的繼承者。所以對此最直接的回擊就是，要道歉，找蒙古去！
   
   儘管如此，中國在元朝侵略日本時也擺脫不了幫兇的責任，第二次元日戰爭時，大量的漢人海軍是侵略日本的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要中國道歉也並非沒有道理。而且，中國很多「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邊疆領土，都是元朝時才歸附「中國」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如果不承認元朝是中國的，「自古以來」的理論就失去基礎。中國不能既認定元朝是中國，又否認元朝擴張是中國的對外侵略。
   
   第三次是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國出兵相助。這是日本的不義之戰，正好和中國唐代侵略朝鮮引發的白江口之役相提並論。
   
   第四次就是近代中日的戰爭。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斷斷續續大約50年時間，日本是不義的一方。但中日的交惡，並非始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後，很多中國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偶像，紛紛東渡日本求學以及找尋强國之道：包括孫文、梁啓超和魯迅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有在日本的求學和活動的經歷。中國人反日，其實是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之後的事，如果從1915年開始算，那麽中日交惡僅僅30年時間而已，其中還有大約一半時間是處於和平狀態。
   
   以上就是中日之間的交惡歷史。四次衝突，兩次中國不義，兩次日本不義，算是打個平手。如果要糾纏道歉，還真是糾纏不清。
   

寬待歷史恩怨 是為現實交往
   
   其實，中國歷史上最該道歉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越南和柬埔寨。限於篇幅，這裏討論一下朝鮮的情况。從漢朝開始算，中國侵略朝鮮的次數數也數不清，而朝鮮對中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即使進入近代，中國還嘗試進一步侵略朝鮮。1882年，中國取得在朝鮮的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1884年，中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仁川設立租界（日本和西方在朝鮮設立租界反在中國之後）。1884年，中國干涉朝鮮的內政，扼殺了以變革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甲申政變。中國國內不斷有吞併朝鮮的呼聲，比如袁世凱就密電李鴻章說：「思日本既能廢琉球，我又何不可廢朝鮮改行省？」若非日本的制衡，朝鮮恐怕早已被中國吞併。中國後來把甲午戰爭美化為幫助朝鮮對抗日本，但朝鮮人如果不是傾向日本，也至少是袖手旁觀。因為日本要讓朝鮮「完全獨立」，而中國還想繼續把民族覺醒的朝鮮當作自己的附庸，肯定是更不得人心的一方。直到民國，還有「愛國學者」鼓吹要「收復朝鮮」（地理學家葛綏成著《朝鮮與臺灣》）。
   
   二戰之後，朝鮮發動侵韓戰爭。中國也出兵朝鮮對抗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聯合國軍。在安理會的決議案中，明確中國為「侵略者」。由於中國的參與，共產主義政權在朝鮮延續到今天。朝鮮戰爭誰是正義的一方？正如奧巴馬所說，看看NASA的衛星夜景圖就知道了：三八綫一邊燈火通明，一邊暗淡無光。現在，韓國成為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之一；而朝鮮卻仍然處於封建統治之下，除了肥胖得行動不便的領袖外，每個人都瘦骨嶙峋。朝鮮人民的悲慘狀况，金家自然是最大的責任者，但助紂為虐者難道就沒有道義責任嗎？
   
   如何認識歷史上的罪孽？如何平衡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偉人曼德拉樹立了極好的榜樣。面對黑人要求報復白人的呼聲，他力主「認識真相，放下仇恨」，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南非成為彩虹之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認識歷史，不隱瞞不歪曲，但不把歷史作為現實政治的工具，不把歷史上的恩怨變為現實交往的障礙。我們同樣要清楚認識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元朝，現在沒有打過一場戰爭的「日本國」也不是窮兇極惡的「大日本帝國」。雙方都應持寬容之心。
（2015/09/20 发表）

中國的「強國痴人夢話」，還是「帝國之心不死」？


灰客記 （香港）
   
   2015年9月22日
   
   
   習近平剛在九月初利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大事舉行超擾民的閱兵儀式，口頭上聲稱不會發動戰爭，但「尚武」氣氛不減。因為他要向國內國外顯示自己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統治者，共產黨是獨一無二，不能取代的執政黨。而習和共產黨最終要依靠的就是這一批黨軍，所謂「槍桿子裡出政權」，這是靠暴力革命取得政權，沒有了「革命理想」卻依然以革命黨自居者的最終「避難所」，除了以日常的暴力(當然也有甜頭)以維持政權，他們所等待的，就是最終的暴力攤牌，因為他們始終相信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法。
   
   說共產黨等待最終的暴力攤牌也並非信口雌黃，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以至習自己都不只一次警告其黨人，不「改革」就要「亡黨亡國」，但如何「改革」，共產黨最高層以外全沒有話語權，任何來自民間的「不聽話」言論／行動都隨時會被鎮壓，任何非官方的改革想像都被說成企圖顛覆政權的「和平演變」。是的，靠著黨軍槍幹子的人就是接受不了「和平演變」，接受不了老百姓監督自己的權利。就連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要爭取基本法賦予的民主權利，爭取真正的自治，也說成「勾結外國勢力的和平演變」。
   
   因此，對著這個不願意「和平講道理」的政權，有些人只能選擇暴力手段，例如每次民間的維權抗爭行動，往往暴力收場，因此備受民族壓迫的維吾爾人走上「恐怖主義」之道。亦因此這政權更振振有詞要提升暴力的能力。不過，儘管國家暴力機器武裝到牙齒，當官的依然沒有安全感，對上不知幾時被雙規交待貪腐問題，對下不知幾時百姓起來維權對付他。最近有報導指廣東當局下令「管制」科一級官員(村一級的領導)的護照，即表示連低級幹部也怕他們會外逃，這是對共產黨一個極大的警號。不過，共產黨依然繼續表面風光。
   
   習在向全世界顯示擺平了黨內派系爭鬥，大權在握後，以強人姿態出訪美國，不管訪問結果如何，中國「大國崛起」看似勢不可擋。習慣在世界各地以「和平」之名，行暴力之實的美帝，說樂見中國「和平崛起」，是否有點「酸味」？還是成竹在胸？畢竟二戰後在國際上施行暴力最多的國家是美國，美帝的軍力依然首屈一指，中國要發漢武帝以至滿清皇朝領土擴張的春秋大夢，先要問過美帝。
   
   不過，在發帝國春秋大夢之前，習近平已將在中國習慣了的領導人出巡那套強加於美帝。例如要求訪問首站的西雅圖實行兩日擾民的道路管制，要求習所到之處不能讓他看到任何抗議示威場面，真是有「天威」。看看號稱全世界最民主國度的美帝會否全面屈就。
   
   與此同時，親建制的東方日報(9月21日)刊登了題為「2017倘與華開戰美或落敗」的文章，似在為「強人」習近平訪美「打氣」，討討那些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心。文章引述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對中美軍力的分析報告，向那些「蠢蠢欲動」的中國好戰派大派高帽，說兩年後中國和美國如果就南海諸島及台灣「問題」開戰，美國未必勝仗，甚至有被打敗的可能。
   
   灰記不懂軍事。不過，現今軍事工業屬全球一大資本勢力，有著自己見不得光的agenda。這些服務軍事工業的所謂智庫，很有可能誇大中國的軍事實力，以催促美國政府對軍備投入更多資源，以便軍工界從中取利。況且，中國貪腐和造假問題嚴重，中國軍事實力是否真如數據所顯示般強大，水份有幾多，天曉得。
   
   不過，中國的確有好戰派咬牙切齒要「主動出擊」。所謂外因源自內因，當中共「亡黨亡國」的危機迫近，這種對外好戰的冒險主義將會更盛行。兩年前，中國官方中新網就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未來50年𥚃必打的六場戰爭」的文章（香港由「黨報」文滙報轉載)，開宗明義要利用武力和干涉他國內政以解決領土的紛爭，而且還有次序及時間表：「統一台灣」(2020-2025)；「收復南海諸島」(2025-2030)；「收復藏南」(2035－2040)；「收復約魚島和琉球」(2040-2045)；「統一外蒙古」(2045-2050)；「收復被俄國侵佔的領土」(2055-2060)。
   
   觀乎文章的「邏輯」，或缺乏「邏輯」，完全是一種大中國主義的妄想。香港文滙報轉載，支持文章觀點的142人，反對的394人，有人更留言不如收復外星，收復太陽系。而日本以及外國一些網站也有轉載這篇文章，不知會否為日本及外國的右翼勢力提供更多仇華的理由？
   
   一篇如此粗疏，大言不慚，香港俗語云「打飛機」的文章，為何出現在中國官方的媒體上(而香港「黨報」及大陸很多網站轉載)？難道中共內部也有人為了緊抓政權也擁抱這種赤祼祼的大中國民族主義、盲動主義，以至盲動至有些地方極不合「外交倫理」？譬如「外蒙古」其實是聯合國成員國之一的蒙古國，與中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文章卻提到三十年後，中國要利用武力威懾，「統一蒙古」。
   
   灰記不知蒙古國當局是否知道中國官方媒體刊登了這些言論，知道了是否懾於中國現在的架勢而沒有作出抗議。理論上，代表一國官方的媒體，如此粗暴事先張揚要脅某國要接受被吞併，否則武力對待之，足以引起巨大的外交風波。
   
   此外，在「收復藏南」一段更建議「最好是中國從現在開始，想方設法誘使印度分裂，分裂成幾個小國，讓印度無力與中國抗衡。
   
   當然，分裂印度的圖謀不一定得逞，但最低限度也要使與我國藏南接壤的阿薩姆邦和被印度侵吞的錫金獨立，弱化印度抗衡中國的實力，這才是上策。」
   
   這不是赤祼祼的干涉別國內政嗎？這不是走帝國殖民主義的舊路嗎？如果印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誘使」西藏獨立，中國又能說些什麼？而印度成功「誘使」西藏獨立，所謂藏南的邊界問題亦不關中國的事，問題亦隨之解決。事實上，西藏傳統上同印度關係更密切，亦並非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在中國軍隊於五十年代初入侵藏東前是事實上的獨立國家。如果說錫金被印度吞併有權獨立，西藏被中國吞併也絕對有權獨立吧！如果傳統上印度一個邦可以被中國「誘使」獨立，中國就不要指摘「外國勢力」誘使曾被英國統治一百多年的香港走向獨立了。
   
   此外，把琉球（即現在的沖繩)也視為要「奪回」的「領土」也是狂妄之極，而且踐踏「外交倫理」。首先，說古琉球曾是明、清的藩屬國，但古琉球亦同時向日本稱藩。及至十九世紀末日本強行將琉球「廢藩置縣」，納入日本帝國版圖，大清帝國亦無力干涉。現在沖繩人民族意識高漲，反對美國駐軍當地的同時，亦愈來愈多沖繩人希望獨立，但他們並沒有半點「戀華」情結，沒有想過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說要「取回」琉球，完全是帝國思想作祟。
   
   如果古代曾經是某某國家的藩屬，就永遠屬於某個國家的邏輯成立，那麼越南、韓國都是中國的了。蒙古帝國的其中一支曾經征服中國，建立元朝，那麼中國更應該是蒙古國的吧。但你問問越南人和韓國人，說越南和韓國應該是中國的，他們至低限度都會說你痴人說夢吧。你中國人也不願意成為蒙古人吧。但奇怪的是中國官方傳媒竟然傳播這種荒謬的帝國邏輯，當中國的軍力更強大的時候，中國的鄰國能不擔心嗎？
   
   再者 ，琉球人獨立意識高漲是一回事，沖繩現在事實上是日本領土。中國官方傳媒把日本的領土說成中國要「奪回」的「故土」，不是撩事鬥非是什麼！要知道，美國在七十年代初結束軍事佔領沖繩時，返還(回歸)日本是沖繩人的主流民意。換言之，當年沖繩人選擇了日本，沒有選擇獨立，也沒有選擇中國或台灣。
   
   幾十年過去，愈來愈多沖繩人對美軍基地所帶來的不安感到不滿，加上核基地的陰霾，沖繩人感到被出賣，民族意識逐漸復蘇。最近民選的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到了聯合國在日內瓦的歐洲總部，在人權委員會就美軍基地負擔問題，以及琉球在人權受侵害下如何實現民族自決發表講話。民族自決可能會逐漸成為沖繩人的主流民意，但當地人民依然沒有選擇中國或台灣。
   
   而灰記在此博客亦說過多次，西式民主縱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甚至有時相當虛偽，但在處理「民族問題」比只懂得口頭及行動上的暴力鎮壓的中共文明進步得多。好像日本政府，也沒有因為沖繩人選了一個有獨立意識的知事而「暴跳如雷」，把他抹黑成「分裂祖國」的「陰謀家」(中共可把西藏原本的政教領袖，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妖魔化了幾十年，但愈把他妖魔化，藏人對他的向心力愈強)，首相安倍年初更要就美軍基地問題與翁長雄志會面，各自表述。估計沖繩人遲早會就沖繩是否脫離日本獨立而推動公投，到時日本政府會否文明到底，尊重沖繩人民族自決？拭目以待。
   
   如果說世界有什麼進步，當今愈來愈多人感到人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往往比「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更重要，是人類意識的一大進步。無他，通常為人權及民族自決權而呼喊的都是受壓迫的社群及族群。正所謂那裡有壓迫，那𥚃有反抗。所以有著複雜「被統治」及抗爭經驗的台灣人，絕對應該享有民族自決權。由中國大陸敗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由專制的壓迫者過渡成要由人民授權的執政黨，並有過在野滋味，也是幾代台灣人不怕犧牲的抗爭結果。而這些抗爭成果亦是人權與民族自決權的體現。
   
   因此，中共要武力「統一台灣」是逆世界潮流的倒退行為，即使武力取得成功，也只是比當年國民黨更不受歡迎的外來政權，完全沒有正當性可言，擁有悠久抗爭歷史的台灣人不會就此屈服。
   
   在中共迷信暴力的今天，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其中一個假想敵日本，其民間對以「國家之名」將人民進向戰爭深淵的反省，對和平憲法的堅持，獻身新一輪反安保鬥爭的努力，值得各國，包括中國，愛好正義和平人士的支持和效法。其實日本民間出版的教科書大部分都對日本侵略鄰國所造成的傷害及慘痛教訓有深刻的反省，而作為原爆的犧性者，日本民間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核戰有深度的警惕。
   
   事實上，各個大國（中美俄等是表表者)以「保護國民」為名，沒有吸取戰爭的殘酷教訓，競相研製核武及大殺傷力武器，在「愛國」的旗幟下，結果把人類捲進更危險的戰爭邊緣。而中國在專制的黨國體制下，民間獨立思考的空間被扼殺，對戰爭與暴力缺乏反思，因而容易受民族主義所惑，而令中國的「戰爭販子」／「帝國夢者」有機可乘亦未可逆料。還是老生常談的結尾，如何令更多人明白民族主義之惡，如何拆解鼓吹仇恨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大國的民族主義，是當務之急。
   
   
   2015-9-22日轉載

俄羅斯檔案:爆老毛「契弟」史

   

作者：劉細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0日
   

   
   近代中國偉大民族復興之路，好快就會成為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程，教育局已着手編制課程，略遠詳近，增加鴉片戰爭後歷史篇幅，以符合「依法去殖化」指導思想。今天起上至殖民地大學、下至殖民地郵筒，全部都要挨整挨批。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故事，始於英國人狼子野心以鴉片荼毒中國人，發動不義戰爭，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民族尊嚴受踐踏、國家主權盡喪，直至共產黨及偉大的毛澤東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完成了民族獨立、收回主權使命。但故事是否如此簡單呢？最近公開蘇聯時代所收藏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中共領導人的情報，中共內部「篤背脊小報告」、中蘇共見面及會議紀錄，告訴大家另一個版本的「民族復興」故事。
   
   俄羅斯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　2007年以俄文出版了毛澤東傳記《Mao: The Real Story》，因語言所限，未受華人關注，此書的重要性是他基於「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而寫成，這是世界關於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面的資料庫，而更重要是解密的檔案裏面有大量關於中共領導人活動報告。此書今年終於譯成中文由台灣出版，任何關心中國偉大民族復興運動的前殖民地香港人，都應該一看。
   

史太林鐵粉
   
   自從三十年代美國「左膠」記者斯諾（Edgar Snow）為老毛所迷惑，寫下那本為毛宣傳的《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記）》後，毛澤東就被塑造成為民族主義者，他成功領導革命是因反對蘇聯共產國際教條主義，成功結合中國本土國情，提出正確的分析及政治路線，最終奪取政權。所以即使毛晚年發動文革帶來全國動亂，也因建國有功，有三分過七分功的評價。但根據潘佐夫一書所披露，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自三十年代起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指示，其忠誠度超乎外界想像。毛在早期黨內鬥爭中脫穎而出，鬥倒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背後是因為蘇共內部鬥爭，而史太林早已看上毛，認為可做其政治代理人，毛沒有擺脫過蘇聯，史太林一直控制着中國共產黨，或者這樣理解更準確：中國的共產運動是由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運動一部份，而毛澤東則是忠實的執行者。
   
   潘佐夫一書更踢爆所謂「毛澤東思想」是史太林塑造，毛其中在奪權過程中為人推崇的「新民主主義論」，即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是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前的過渡期，並非一黨專政，而是多黨合作，統一戰線，扮民主以爭取民族主義者，扮改革而非血腥革命爭取溫和中間派，當時係史太林指示毛澤東在三十年代後期接受有關政策，並且在中共建政後仍一直不允許毛澤東偏離此政策。1953年史太林去世，沒有了偶像的命令，毛才開始他的獨裁管治及烏托邦共產主義實驗。
   

蘇式個人崇拜
   
   至於樹立毛澤東個人崇拜，也來自史太林的指導，最先是在蘇聯出現，是史太林模式的山寨版本。在台譯版本中，潘佐夫指：「惟有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俄國式、以領袖為中心的黨（史達林化），未來與國民黨的內戰才能確保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史達林化，需要強化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以及完全壓制黨內反對派，即使沒有真正的反對派存在，也不妨編造出來。在這些方面，史達林經驗豐富，可以幫毛澤東大忙。」史太林甚至容許毛澤東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突出毛的「本土派」政治形象。1949年毛澤東訪莫斯科，毛因太激動要食鎮靜劑，見面後卻被史刻意冷待，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根本就是被史太林玩弄股掌間。
   
   史太林就是毛澤東背後的「木偶師」，重讀這段歷史，你開始會明白為何中共始終對「勾結外國勢力」，是那麼充滿恐懼、戒心，其實，一切陰影，都在共產黨身上找到，與人無尤！
   
   
   

   潘佐夫《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文版由台灣出版，根據英文版本作翻譯。
   
   2015-10-24日轉載

沒有中國照顧　美國過得更好

   
   孔誥烽 - 沒有中國照顧　美國過得更好
   

孔誥烽
   

   熱血時報 2015年11月4日
   
   
   
   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美債最大持有國。之後很多中國與美國的評論員都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主，一旦中國拋售美債，便會引致美國利率飆升、政府赤字無法填補，到時美國便真的完蛋了。這是很多強國憤青近年覺得中國已成世界霸主，在外可以橫行無忌的一個源頭。
   
   但是中國今年開始大規模拋售美債，挽救人民幣幣值。很多遇到幣值貶值壓力的新興國家如俄羅斯和巴西，也被迫拋售美債，但美國並無隨着完蛋。相反，美國經濟繼續復蘇，美國利息繼續低行。最諷刺的是世界市場對美債的整體需求不降反升，十分強勁，美債價格一直上漲，令十三億人都震驚了。事實勝於雄辯：美國不靠中國買美債，2008年之後出現的美國依賴中國論，實屬空談。
   
   之前10年中國大舉買美債，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而不是相反。2008年後，不少人預計中國會失去對美元的信心，早晚會拋售美債。2009年底，美國財政局錄得中國減持美債，引起金融市場揣測中國開始放棄美債，一時出現小恐慌。當時英國《衛報》訪問我，我說中國一日未改變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一日不會減持美債，大家不用擔心。報道刊出後，有覺得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隨時拖垮美元霸權的朋友，私下抱怨我為何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威力。
   
   但幾個月後，美國財政局調查顯示，中國其實從未減持美債，只是將部分原本直接從美國購入的美債，轉為通過倫敦金融機構代為購入。如將後者計算在內，中國所持美債，其實有增無減。接着幾年的發展，繼續證明我的預測正確：中國所持美債，從2008年9月的6,182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7月的12,770億美元，增長超過一倍。同一時期中國官員不斷向美國官員擺出大款霸氣，常常威脅要減持美債，其實只是誤導不明狀況者的煙幕。
   
   中國一直增持美債，不是因為中國要無私地幫助美國，而是因為中國對美債的毒癮太深，難以自拔。在中國出口導向工業下，美國與歐洲是中國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與歐美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區的貿易，均錄得不斷擴大的逆差。中國由亞洲、非洲、中東、南美、澳洲輸入的原材料、機械產品和電子零件，價值遠超過中國向它們出口的成品。中國出口到美國，當然賺美元。由於中國始終不信歐元，所以它對歐洲的出口，結帳也是主要用美元的。
   
   中國對歐美的巨大順差讓巨額美元流進中國人民銀行手裏，中國人行除了將這些美元投資在流動性龐大和相對穩定的美債市場之外，實在沒有多少其他選擇。中國一直說要將人民幣國際化，減少以美元結算出口。但這在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之前，都難有多大進展。
   
   很多分析師不理解中國的美債毒癮有多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便開始預測美國經濟的失衡和泡沫化會導致中國減持美債，令美元利息飆升。但就算在美國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中國仍繼續增購美債，變相幫助美國維持低利率，致使相信這些預測的投機者蒙受嚴重損失。
   
   例如經濟學家 Lawrence Summers 就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期，哈佛大學基金便通過對沖操作豪賭利率將會飆升。但金融危機後利率不升反降，最終迫哈佛在2009年底以十億美元的慘痛損失離場。校內不少建設中的項目，也因此被迫中途停工。這個將哈佛身家敗走一大截的指控，在 Summers 仍在競逐聯儲局主席時，再度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
   
   美國聯儲局在2008年後的持續量寬，令它終於追上中國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至2013年2月，聯儲局的未到期美債佔有率，已達百分之15，中國則是緊追其後，佔百分之12。現在中國遇上資金外逃，出口下滑，人民幣貶值壓力嚴重，人民銀行只好變賣手上美元資產「托人仔」。但這兩年新興經濟滑坡，美元上升，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投資者紛紛跑到美債市場避險，美債需求大增。中國會不會繼續買美債、會不會拋售美債，已經無關宏旨。
   
   
   （原文刊於第三十五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10月31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熱血時報網站連結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11-04-2015/26655
（2015/11/05 发表）

如果我沒有為法國哀傷


作者：灰記客
   
   
   如果我沒有為法國哀傷。灰記之所以提出這個說法，是看了《獨立媒體》轉載評論人葉一知一篇題為「為何只悲法國，不悲黎巴嫩？」的文章，因而有感而發。
   
   的確，感情高度主觀，感情有親疏之分，不能勉強。不過，人的感情亦不能脫離自己的認知，當中涉及理性思考的運作，不管自覺與不覺。人的價值觀影響人的感情表達，不在話下。所以一些擁抱「生命平等」、追求「公平公義」的人，對生命的關注不止於國際大都會巴黎，甚至因而更關注被西方主流傳媒忽略的「弱勢」族群／人士的苦難，亦屬人之常情。
   
   的確，也無可避免，一些為法國哀傷的人，會因為有人說了「為何只悲法國，不悲黎巴嫩？」這兩句話而感到受冒犯，但不同的提出者，或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一定都是存心攻擊為法國而哀的人。他們可能要提醒大家，發生在法國的悲劇，與發生在黎巴嫩，以至中東的悲劇有極密切的關係。巴黎受襲擊並非單一事件，法國人與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家的平民百姓受襲不能分割。事實上，這些中東國家的平民百姓所承受苦難的密度和廣度大得多，但受關注程度小得多，如此而已。
   
   灰記現在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感情。灰記的確沒有為法國受襲而哀傷，也說不出對恐襲事件的感受，只是有一種很大的無力感，無力為人類「愚蠢、自私，自大」而不斷自相殘殺哀傷。葉一知在文章提到已故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小說《異鄉人》，主角因為母親逝去沒有表達哀慟而受鄰居道德譴責的故事，以此來說明理性的規範並不能主導人的感情，即理性的「生命平等」、「公平公義」認知，不能左右個人只悲法國，而不悲黎巴嫩。
   
   多虧葉提出卡繆的經典小說的疏離感，對巴黎恐襲事件的反應，灰記反而覺得自己有點像《異鄉人》的主角，在伊斯蘭好戰分子挑戰人類文明、伊斯蘭恐怖主義是全世界公敵的大論述下，在習近平也高呼要與西方携手反恐，全世界好像同仇敵慨的大氣氛下，感到很’alienated’，很「局外」，很無力。「局外」，無力是因為「認識到」最有能力消除「恐佈主義」滋生溫床的西方列強，以至中俄強權，一直以來所作的，並沒有減少「恐佈主義」滋生的溫床，反而令其變本加厲，亦看不到世界列強願意從這次巴黎恐襲汲取教訓。這是為何灰記會說無力為人類「愚蠢、自私、自大」而不斷自相殘殺哀傷，這些可能被認為「離地左膠」的說話的根本原因。
   
   其實撇開「感情糾葛」，「巴黎無辜，法國未必無辜」可能較接近灰記的看法。法國在這裡所指的是法國政府，軍隊和情報人員，以至軍火商及一些財團等。是的，恐襲針對平民，死者無辜，伊斯蘭國及「聖戰」分子當然要受譴責和制裁，不能姑息。但除此之外，法國政府的「反恐」和中東政策有否令伊斯蘭國坐大，亦值得關注。
   
   談中東阿拉伯，只談伊蘭斯極端分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而不談從歷史到現在，「新興」帝國美國和兩個老牌帝國法國和英國在該地區的操弄和影響，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亞，以至黎巴嫩(不談巴以)，都是一戰後奧圖帝國衰落時，英、法兩國介入以增加在中東影響力的「產物」，有欠全面。法英政治軍事介入，以至後來美國因為石油政治而全面支配中東阿拉伯地區，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造成深遠影響，亦不在話下。不過，灰記對中東阿拉伯／伊斯蘭所知有限，沒有能力從「歷史脈胳」去「拆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崛起，以及中東亂局持續的「來龍去脈」。
   
   

   
   不過，既然自稱關心政治，關心世界，灰記至少也要鞭策自己多了解近兩年冒出來，比阿蓋達更進取，更「恐怖」的伊斯蘭國。由英國《獨立報》中東通訊員Patrick Cockburn寫的，廣受好評的獲獎之作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很詳細的述說伊斯蘭國這兩年迅速在伊拉克和敍利亞崛起的過程。
   
   長話短說。反恐戰爭最大的玩家當然是美國。911紐約恐襲以後，美國「牛仔」總統小布殊聲言要剷除本拉登及阿蓋達組織，亦順便要清除不再聽美國話的伊拉克獨裁者候賽因(他是美國扶植上台的，但九十年代初為了石油而兼併美國的盟友科威特，從此與美國交惡)。小布殊的策略先是指控候賽因包庇阿蓋達組織，後來牽性指候賽因研製核彈，擁有大殺傷武器。
   
   這些指控後來大家都知道是子虛鳥有，但美國作為世界霸權，沒有國家有能力阻止美國的「窮兵黷武」。小布殊雖不能如願跟他老爸十多年前一樣以聯合國部隊之名行事，也可退而求其次，聯同英國這個「跟班」，即以美英聯軍名義於03年入侵伊拉克，很快便擊潰候賽因的部隊，扶殖反對勢力。最終候賽因被處死，美國聲稱協助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權，但十二年過去，伊拉克局勢持續不穩，什葉派為主的政權，得不到遜尼派民眾，以至庫爾德人的信任，零七年爆發內戰。去年，由遜尼派極端分子組成的伊斯蘭國在莫蘇爾擊潰政府軍，包圍首都巴格達。他們的迅速崛起，以及主動公開行刑的片段，令舉世震驚。
   
   該書指，小布殊和美國「反恐」失敗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有意無意漠視美國的兩個親密盟友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與「極端主義」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八十年代冷戰仍盛行時，美國總統列根曾經稱讚阿富汗的塔利班游擊隊是抵抗蘇聯入侵的「自由戰士」，軍事支援塔利班亦不在話下。曾幾何時，911後塔利班來成了美國入侵阿富汗的原因，因為塔利班被指收留本拉登，美國的頭號「通緝犯」，塔利班據點亦同時是阿蓋達的基地。而巴基斯坦軍方一直是塔利班的後台。諷刺的是，美國雖然最終殺死了本拉登，但地點不是在阿富汗，而是在巴基斯坦境內。換言之，巴基斯坦多年「收留」本拉登，到最終在美國的壓力下才出賣他。
   
   美國入侵阿富汗，扶植了卡爾札伊政權，但阿富汗局勢持續不穩，塔尼班依然活躍。美國最終於去年撤軍，結束十多年的軍事冒險和侵略，情況與七九年入侵阿富汗的蘇聯差不多（蘇聯解體後的獨立國邦聯於1992年全面於阿富汗撤軍)。美國並沒有成功粉粹阿富汗的原教旨力量，而阿富汗的鄰國巴基斯坦仍然與該國的原教旨力量維持緊密關係。
   
   本拉登是沙地阿拉伯的富商，與沙地阿拉伯上層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老布殊入侵伊拉克後憤而仇美。而一直以來，保守封建的沙地阿拉伯皇族所宣揚的Wahhahism，一種源自十八世紀對可蘭經的原教旨主義解讀，視女性為次等人，視什葉和索菲伊斯蘭教徒為異教徒，與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同樣要受清洗。
   
   Cockburn說，這種狹隘的宗教觀和獨裁政治結合，再加上暴力，與三十年代在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非常相似，而今變本加厲，在伊斯蘭世界取代了原屬主流的溫和遜尼教義。富有的沙地阿拉伯及海灣的一些皇公貴族利用金錢在很多國家興建清真寺，訓練宣教士，不斷擴大什葉和遜尼之間的嫌隙。灰記以為，美國之所以縱容沙地阿拉伯散佈仇恨種子，一來因為它是美國在中東阿拉伯的最「可靠」盟友，最大的附庸，二來這亦是殖民／帝國主義者的思維作崇，分化以便掌控，所以對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而言，什葉和遜尼的大對立不是一件懷事。
   
   Cockburn是西方主流傳媒記者，並非什麼「激進左翼」人士。不過，他對西方與沙地阿拉伯為主的海灣王國的關係不無語帶諷刺。他說，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與沙地阿拉伯和海灣的宗教主義專制王朝聯合起來，向叙利亞、伊拉克、利比亞推廣民主和人權，不免令人感到迷幻。
   
   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冒險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影響力下降。2011年阿拉伯起義，一些中東國家例如叙利亞出現不同反對力量，但能夠獲得海灣王國和酋長國大量金錢援助的，只有遜尼宗派主義聖戰軍事組織，那些世俗非宗派主義的反對派被鎮壓、被滅聲、被殺害。叙利亞最終變成了獨裁者阿薩德和以伊斯蘭國為首的原教旨軍事組織對峙的局面。
   
   Cockburn感嘆，伊斯蘭國是戰爭的孩子，他有毒的宗教教條和純熟的戰鬥技巧是自2003年起伊拉克戰爭，以及自2011年起叙利亞戰爭的產物。美國、西歐和他們的區域聯盟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以及阿聯酋等創造了令伊斯蘭國崛起的土壤。當他們意識到這「錯誤」時，已經太遲。
   
   不但太遲，面對由阿蓋達演變出來的伊斯蘭國，美國的對策也是錯誤的。去年六月，奧巴馬向國會要求撥款五億美元裝備和訓練叙利亞「合適」的反對力量，但其後證實是「謊言」。副總統拜登於五個月後承認，叙利亞的反政府軍事力量是由伊斯蘭國、阿蓋達及其他極端聖戰組織所支配，現實中，並沒有美國所謂的溫和反對派。換言之，無論美國、歐洲（法國13年起供應叙利亞反對派武器）以至海灣國家所提供的武器，最終都會落入伊蘭國等極端組織的手中。
   
   一個中東國家的情報人員對Cockburn說，每當有精銳武器到達任何反對叙利亞獨裁者阿薩德的組織手上，伊斯蘭國都會感到高興，因為他們可以透過武力威嚇或金錢取得所需的武器，這些武器包括地對空飛彈。
   
   為了對付伊斯蘭國，美國政府及伊拉克政府會派軍機轟炸他們在伊拉克境內的根據地，美國和法國也會轟炸叙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的據點。但由於伊斯蘭國是以准國家的形式出現，即有領土和人民，空襲遭殃的往往是一些遜尼派平民。Cockburn的一個住在莫蘇爾的遜尼穆斯林朋友電郵他道，政府的空襲只會令平民傷亡及破壞水電設施，沒有擊中任何伊斯蘭國成員。空襲反而令更多憤怒的年青人加入伊斯蘭國。有一回，政府軍在美國轟炸機協助下進入一條被遜尼村落包圍的什葉村落，儘管這條什葉村落從沒有落入伊斯蘭國的手中，什葉派組成的政府軍依然向附近村落的遜尼村民報復，殺害數以百計村民，美軍機亦向這些村落進行轟炸。
   
   Cockburn的朋友感嘆道，很多生活在伊斯蘭國「統治」下的遜尼平民並不喜歡，甚至害怕他們的新主子，但他們更害怕伊拉克政府軍、什葉派民兵和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人，以及叙利亞軍隊及親阿薩德民兵。這是他們的困境。
   
   Cockburn說在叙利亞，空襲的效果也差不多，唯一的不同是美、法當然不會同他們想推翻，俄羅斯撐腰的阿薩德合作對付伊斯蘭國。但遜尼平民則同時受到來自阿薩德攻擊，來自美國、法國以至海灣國家的空襲，這些空襲可能炸死一些伊斯蘭國成員，但更多的遜尼平民死傷，更多的憤恕青年人希望成為「烈士」。當然，伊拉克及叙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成員也會攻擊其他宗派和不同宗教的平民，因為，伊拉克和叙尼亞都正在發生戰爭。較早前歐洲出現的中東難民潮亦與此有關。

 因此，Cockburn在第一章「伊斯蘭國的崛起」的結尾寫道，看來非穆斯林，包括很多歐洲人很難不受衝突的影響。今日重啟的聖戰，改變了伊拉克和叙利亞的政治局面，對全球政治也有深遠影響，我們所有人都要承受可怕的惡果。
   
   果然，巴黎的平民及遊客很快就承受可怕的惡果。法國總統奧德朗的回應是向叙利亞的伊蘭國進行更大規模的空襲，加強反恐。極右反伊蘭蘭分子馬上喝彩，把所有穆斯林妖魔化不在話下，香港就有極右人士公然說伊斯蘭教與伊斯蘭國不能分割，伊蘭教鼓吹暴力仇恨等。這是對全球十六億穆斯林極大的抹黑和侮辱。
   
   預期西方社會的穆斯林所面對的壓力會增加，因為恐襲會令法國向右轉，極右勢力會得益。世界會否進一步兩極化，即伊斯蘭極端勢力與非伊斯蘭的極端勢力，即右翼法西斯進一步擴張？是值得關注和擔憂的。
   
   如何根除，或是否可以根除「極端思想」和「恐怖主義」？真是很難解答的問題。但美歐以至中俄列強的「反恐」政策似乎並凑效，至少有資深西方主流記者有力指出伊斯蘭國的崛起是美國近十多年來「反恐」戰爭的產物。不過，相信「以暴易暴」依然會是主流回應伊斯蘭「新」恐怖主義的「答案」，這亦是很多「本土右翼」人士的想法。
   
   在結束之前， 灰記只想提一下中國的「反恐經驗」，中國對新疆維吾爾「分裂」／「恐怖主義」勢力的打擊和防範可謂不遺餘力，中國政府和一些香港「右翼反伊斯蘭」人士的想法很類近，就是認為「分裂」／「恐怖主義」勢力與伊蘭斯教不可分割，於是鉅細無遺的限制、干涉維吾爾人的伊斯蘭教宗教信仰，例如嚴禁未成年者進入清真寺，不准婦女蒙面，禁止維吾爾政府人員奉行齋戒等，對異見者鎮壓更不會手軟，即使那㮔異見是如何的溫和。結果反而激起維吾爾人的民族和宗教情緒，創造「分裂」／「恐怖主義」的溫床。可能這些「本土右翼」人士基於抗拒中國，會說中國在新疆是外來勢力，是殖民者，侵略者，維吾爾人起來反抗理所當然。那麼灰記會反問，弄得中東地區長年戰亂的美國、英國以至法國又是什麼？阿拉伯人起來反抗美國、英國以至法國的勢力，是否理所當然？
   
   
   付：
   

葉一知撰文
   

深思：為何只悲法國，不悲黎巴嫩？
   
   「為甚麼你只為法國恐襲哀傷，卻不為黎巴嫩恐襲哀傷？」以這個問題去攻擊悼念的人，在我眼中是活脫脫的左膠，而非左翼。當然，這個問題用來攻訐他人，問題很大，但如果借來思考一下，也是不錯的題目。
   
   法國恐襲，令很多香港人哀痛，紛紛表達。黎巴嫩恐襲，香港人卻不動容，為何呢？深思前，首先要搞清一件事——表達哀痛，是一種感情，而不是理性，感情觸發的行為是自然流露的，理性的行為是經思考的，甚至經過計算和組織。所以感情高度主觀，從不客觀。理性上，我知道大部分人的生命都平等，黎巴嫩受恐襲，施襲者應受譴責，當地無辜者很慘，我全都清楚知道，但那確實無法觸動我的感情。有些人把悼念法國恐襲的事，扯到去不公不義、厚此薄彼、雙重標準、視人命有貴賤之分等，但公義、標準、價值，是理性的結論，而非感情的結果。沒有人會說流淚才符合公義和符合道德這樣荒謬的結論(除了極權者)，流淚悲慟是感情導向的結果，而非由公義、標準、價值等理性行為決定。
   
   法國小說家卡謬的《異鄉人》，主角就受到鄰居的審判，鄰居認為他有罪的其中一個理由，是他母親死後，他沒有流淚！道德教育告訴我們，父母過身，我們理應要很傷心，於是理性告訴我們，父母離逝，要哭——但是不是理性告訴了你，父母離逝時哭才符合社會期望，你便一定哭得出來？沒哭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很多，例如與母親關係很惡劣，母親差得不配做一個母親，又或者眼淚在心裡流。無論甚麼，哭不出來，就是哭不出來，理性如何告訴你要哭，感情不足就哭不出來。
   
   感情是主觀而且複雜的。婆婆去世時，我沒有哭過，因為感情太淡薄。媽媽中風時，我控制不住哭了出來。到她與世長辭，我反而沒有淚，因為心理上一早接受了。當時，理性提醒過我：這個場合，我是否要哭？但我只悲慟，淚沒有流出來。
   
   理性上，我知道任何一個地方受恐襲，也應該哀傷。但我沒有哀傷的話，是迫不來，但不代表我就認為，人命有貴賤(某程度上有，但不在本文討論)，黎巴嫩的人比法國人值得殺。
   
   這一點釐清後，第二個要問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有些慘劇可觸動這麼多人的感情。
   
   按觀察，這是與我們的共同經驗和價值有關。即對方與我們的生活經歷或信奉的價值關係越大，越能觸動我們的心靈。
   
   如果慘劇發生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我們的觸動會最大，因為受害者與我們在文化上、生活習慣、經歷、價值等有最大的共通點。所以，香港發生南丫海難，香港人痛哭得最厲害；南韓世越號慘劇，就很少香港人有強烈感覺(不代表沒有感覺，也會覺得件事很慘，但未強烈得要表達)。
   
   另一個條件，就是文化習俗是否共通。為甚麼大陸過去多次發生大災難，都能觸動香港的人心，甚至湧去捐錢呢？這跟香港人在生活習慣和文化上，保留了大量中華文化有關，例如使用的語言、信仰、習俗、節日、飲食等，都很難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這就是我認為，香港要完全擺脫中華文化做個完全獨立的地域，是極度困難的原因。這是後話)
   
   當然，有人會立即反駁，香港人也極不認同大陸，近年的慘劇，香港人在捐錢方面已很消極，慘劇甚至不能令香港人動容。這完全正確，但這是近幾年的事，這個結果是中共一手造成，是牠的壓迫令香港人認清楚：除文化習俗上兩地人有共通外，我們並沒有共享的經驗(香港極少毒奶粉、毒食物、較守秩序等等)，更沒有共享的價值(法治、人倫道德觀、政治觀念完全不同)。回想2008年汶川大地震，香港人很悲慟，但因為捐款去了貪官口袋，及爾後越來越多令香港人不能接受的新聞，加上中共刻意壓迫，才令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不再為大陸慘劇悲慟。(至此，我好奇，如果中國大陸也發生恐襲，香港人只悼念法國，真左膠會如何說？說我不為中國流淚嗎？崇洋媚外嗎？但我哭不出來就不道德的話，跟迫我對住國旗要流淚的國民教育有何分別？)
   
   我記得日本311大地震時，香港人悲慟得不得了，有報紙甚至寫得出「日本是香港第二祖國」的語句。日本出事比大陸更能觸動香港人心，為甚麼？就是共同經驗。當大家看日劇、看AV、食壽司、玩電玩、往日本旅行、用日本品牌產品等等等等，你得出的絕大部分都是快樂、可靠的經歷，感情上不就會認同嗎？如果日本受恐襲，巴黎也受恐襲，我肯定香港人對日本更有「切膚之痛」。大陸呢？去大陸給你的經歷是甚麼(上不到Facebook，唔敢亂講嘢囉)？你用大陸貨的經驗偷快嗎(會爆炸！)？
   
   日本的情況很易明白，但為甚麼歐美也能觸動這麼多香港人心靈？嚴格而言，這是過於簡化的結論，能否觸動要看事件性質。你看到香港學生示威時被警察亂棍毆打，在電視機前流淚了；但你看見美國的黑人遭警察射殺、法國學生示威被武力驅散，多少香港人能流下淚來？再者，說到歐洲，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發生恐襲，不見得會有這麼多香港人悲慟。俄羅斯受恐襲，更沒有人會轉頭像。是不是在我們眼中，這些國家跟黎巴嫩沒分別？顯然不是。但感情上，對很多香港人而言，都是同樣遙遠的。
   
   為甚麼呢？這與該國輸出的產品和價值有關。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等輸出的產品不單多，也令我們有良好經驗。試問，我們家中有多少產品是匈牙利、捷克、俄羅斯、波蘭的？但這也是其次，更重要是，諸如美英法德等國家，向世界輸出的文化藝術、哲學、文學、文明價值，是豐富而卓有成就的。就以法國為例，不說紅酒、化妝品、時裝等物質產品，就說文學作品、藝術、哲學等，很多香港人隨口都數得出一堆象徵——小王子、卡繆、雨果、羅丹、印象派、法國大革命促成的自由、博愛、平等、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盧梭哲學還有數不清的畫家、藝術家、哲學家、以及數不清的不朽建築——無論是消費品，還是藝術文化哲學，都令人震懾，令人有讚嘆的經驗。這之所以，法國受恐襲，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覺得心痛。(這就是大陸經常葡萄的「軟實力」，本來，中華文化也是軟實力的寶庫，但中共己將之摧毀得七七八八，而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更不可能發展甚麼軟實力)
   
   向巴黎發動恐襲，其實是向文明宣戰的象徵，這之所以，有共同價值的國家紛紛亮燈支持。香港人的根是中華文化，但土壤卻是殖民地，種出了一棵異株，更為容易成為「世界公民」，令香港人也有幸成為這個文明陣營之一，故也更易為法國恐襲痛心。
   
   但黎巴嫩呢？或者更直接說，中東呢？你告訴我，黎巴嫩給了香港人甚麼共通的生活經驗、文化和價值？幾乎沒有。因此，感情上，我確實無法悲慟，但不代表我不尊重差異，覺得他們的生命較賤。
   
   其實，即使是歐洲，能否觸動人心，也要看國家。瑞士是天堂勝景，但那裏發生恐襲，香港人未必有這麼大反應，因為我們在生活習慣上與瑞士的經驗關係就很薄弱，除了朱古力、牛奶、芝士、等食物，便很少其他產品，更談不上甚麼文化藝術哲學的欣賞，更難言能觸動人心。
   
   說到底，一個人會不會為一件事悲慟，根本是很主觀的感情事。不悲慟，不代表認同，不代表賤視，不代表不道德。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個世界跟文革有何分別？
   
   
   
   2015-11-17日轉載

李光耀和他的學生（外一篇）

   

作者：蘇賡哲 （加拿大）
   
   [2016-02-09]溫哥華星島日報
   

   
    鄧小平是李光耀一個不及格的學生。也許有人要說，鄧小平被十多億中國人尊為「一代偉人」，怎會以蕞爾小國新加坡的李光耀為師？
   
    如果獨裁者不想把自己的國家搞得一團糟以致危及那張金交椅，則李光耀絕對足為他們的師表。可是，鄧小平再怎樣努力向李光耀取經，也只能做到令中國人小康有望，和新加坡的人均富裕差距甚遠；中國全境雖無大亂，各地小型騷動、抗議、上訪無日無之，社會的治安及安定性、和諧性、穩定性亦和新加坡沒得比；中國最惹人詬病的是貪污腐化橫行，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度一直高踞世界廉政榜前列。
   
    不少人說，中國之成為貪腐大國，皆因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言論自由，掌權者沒有監察，但這些東西新加坡也沒有，有也只是象徵式點綴。即是同樣的客觀條件，李光耀做得到，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就做不到，所以不及格，也所以李光耀經常以國師姿態出入中國，口沒遮攔，指點江山。
   
    至於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這些李光耀在香港的「粉絲」，只是北京老大的馬前卒，老闆做不來的事，伙記雖然付出學習的熱情，成績卻是免問了。
   
    鄧小平出身軍旅，殺人不當甚麼一回事，李光耀不殺政敵，但其狠不在鄧之下。他的做法是不經審訊就把政敵投牢。林福壽醫生、謝太寶、賽札哈利、傅樹介醫生都因政見被他抓去坐長期監獄。謝太寶監禁加軟禁共32年。2008年1月，李光耀自己說：「給予一個人最大懲罰是完全隔絕在地牢裏，陰暗，完全沒有任何的生命激勵因素，這是一種真正的酷刑。」他知道這種痛苦甚於被殺死。
   
    李光耀在1959年10月4日的立法會，向首席部長馬紹爾說過：「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肯定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負疚感甚麼的，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搞幾次，就會愈來愈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你要做的全部工作，無非解散各類組織協會，驅逐拘押這些協會中的骨幹人士。然後社會表面就奇跡般平靜了。於是，被脅迫的報章、政府掌控的電台，開始天天歌功頌德，慢慢地人民就將你幹的這些邪惡勾當忘光了。如果居然還有人提起這些事，你儘管歪曲事實辯解吧，沒有不良後果，因為根本就沒有反對黨出來跟你辯白。」
   
    這是他33歲時的表白，後來數十年實踐，都遵循同樣的精神軌跡，而且操作得愈後愈見順暢。
   
    控制報紙和電台，令人民忘記統治者做過的邪惡勾當，這在鐵腕治民的鄧小平及其繼承者來說是毋須學習的，但也因為不學，才會弄出香港銅鑼灣書店這種令自己下不了台的事。李波失蹤後，香港有人說，倘若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出版的書有誹謗成分，應該訴之法律，不可以用「強力部門」規避法律的形式押人上大陸。
   
    香港有建制派女議員嗤之以鼻說，北京不會這樣做，因為訴之於法太抬舉李波了。李光耀就願意抬舉那些異見者，訴之以《誹謗法》、《煽動法》、《內安法》而百戰百勝。說到底，不是抬不抬舉的問題，關鍵在於他們沒有把握控制法庭。
   
    不過，香港對箝制異見也做出成績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大陸在180個國家中排倒數第5位；新加坡是153，而香港居然由2002年的第18位跌到第70位，它在向新加坡師傅急追猛趕。
   
   

***

   
   

為何韓國能捧出一個周子瑜？
   

作者：Terence Yun （香港）
   
   
   周子瑜事件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國際笑柄，但最搞笑大陸的五毛還要繼續衝出中南海出醜人前，繼續所謂的打仗，真的是無知的經典範例。
   
   但事已至此，反而想討論是為何一個並不是說華語的地方，能夠成功捧紅一位來自台灣的華人歌手，當中為什麼兩岸三地都未能夠做到，卻要找外國人成功做王？
   
   只因簡單兩個字，「開放」。
   
   中港台今天的敗筆，是因為三地被大陸這個強力劣質磁石吸入去，再沒有創意，只有人民幣，導致今天的軟實力文化仍然被南韓、日本牽著鼻子走。
   
   香港曾經是亞洲最篷勃的娛樂產業地區，當中輸出娛樂文化更是除了日本以外，最成功的亞洲地區，但這些輝煌歷史已經是上世紀的古老事情，當中因由除了不思進取，放棄昔日向外形的文化策略，轉移貪圖方便的大陸市場，並因為其龐大市場的吸引力，放棄多年來經營的手法，拱手讓給韓國。昔日韓國要看港產電影、香港歌手，今天卻倒轉過來。
   
   同樣地台灣其實近年來一樣面對同一種問題，就是當地的如娛樂公司、歌手、藝人都紛紛放棄本土市場，走進大陸，認為同種語言的優勢可以更有利打進大陸市場，無可否認是頗成功，但同時間便失去了本身的優勢。在十多年前，香港開始落後時，台灣因為文化基礎強勁，成功造就了不少歌手和演員，而且偶像劇更是三地中最成功，但是近年台灣雖然比起三地中仍然領先，但已比不上昔日的成功，試問近期有沒有極為成功的台灣演藝人能夠在你眼中出現過，紅的一批其實都上了年紀了。
   
   今天找不到一個國際級的華人演藝人，還是周潤發、張曼玉嗎？
   
   而且更加留意是不論是三地中，並未能夠成功出現到一個衝出國際市場的演藝人。如果單看票房或者市場，無疑大陸是很大很成功，但是這些只是內銷，有點像昔日的印度市場，龐大的內需造就不少名藝人，但是在外面卻不會有人認識，只能夠屬於區內文化的成功而已。近年兩岸三地的電影並未見一套是真正算得上成功打進國際。即使李安「色戒」其實是李安的國際眼光的放眼和著眼點不是針對大陸市場，才能成功做到一套國際級數的電影。反觀其他三地的製作人，全無創意和膽量，因為他們都為遷就大陸市場的需要，從而多面考慮，最後題材和眼光也窄了，所以製作出來的成品可以是用高成本但卻是低質素。
   
   香港曾經主打海外市場，如電影《家有囍事》的韓版便成為今年所謂的復刻版賀歲片上畫，要吃老本來賀歲真諷刺。但今天中港合拍片是做死香港電影的禍首。
   
   但韓國卻沒有這種考慮，而且還針對不同市場去適應，所以才會有道歉事件出現，但這並不是代表著他們限制了他們的創意，這可以是兩回事，因為他們可以遷就大陸市場而走到其他市場又是另一番景像，但香港和台灣近年卻沒有望其他市場，只是北望神州導致今天不思進取的結果。
   
   柯P說得對，今天人人只看中國佔全球八分一市場，但大家卻沒有看另外八分七的市場。香港和台灣便是中了這種毒。
   
   而這種毒是很嚴重防礙到華人在文化上的進步。舉例近期大陸人看網劇成為主流，因為互聯網的龐大資訊，網民看網劇比看電視劇更投入，而且網劇沒有時間的限制，這樣更加速網劇的成功。近日大陸有數套網劇下架，因為被指這些劇目內容違反法規，當中不少人看的《太子妃升職記》。這種情況有點似曾相識，去年武則天便是因為露胸最後變了大頭嬰。
   
   大陸當局干預製作人的題材、內容，這樣其實是阻礙了製作人的想法，握殺了他們的創作意欲，每每拍一個鏡頭怕會有下架之嫌，這樣心理上的包伏便難以再推新的題材，這種惡性循環最後便做不到新內容，不進則退。結果是重覆拍舊東西，觀眾厭倦不看，便唯有看海外的東西，眼見人家又有新意念、新產品、新文化，當然會看、去聽，人家的軟實力便成功佔領。
   
   而所謂的大中華文化便被人趕過來，還說中國夢？沒有錯，發了夢但並沒有實現。
   
   倘若香港和台灣還繼續依賴大陸的所謂龐大市場，最終大中華文化沒落而失了光輝。還想走出去？妄想。
   
   
   2016年2月13日轉載

被誇大的中國中心論-駁鄭永年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

   

作者：黎蝸藤 （歷史學者）
   
   2016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首先讚美了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雖然承認它是不平等的，但又把東亞（註1）的長期的和平歸功於朝貢體系；進而認為，將來東亞和平也要由以中國為中心，回復到「自然」的狀態。作為一個在外國的學者，本來應該跳出中國中心的思維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問題，可惜他卻顯得比中國官方更官方，這是十分遺憾的。
   

朝貢體系不包括東南亞
   
   鄭的論點很大程度上基於不正確的歷史詮釋，尤其是對朝貢體系的誤讀以及對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作用的誇大。
   
   朝貢體系的「優越性」在西方學者中也有系統的論述，以Kang的著作為代表（註2）。但在Kang的努力論證中，也只能把朝貢僅局限於「中國文化圈」，即包括中國本部、朝鮮、日本和越南，不包括東南亞。而就算針對中國文化圈的分析也存在問題：中國礙於實力無法攻擊日本（元朝侵略日本被擊退了，後來倒是有倭寇之禍），而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侵略越南，但被越南一一擊敗了，不再侵略是實力使然；真正中國（可能）有能力征服但主動保持和平的朝貢關係的就只有朝鮮（註3）。如此結構簡單的國際關係，還有這麼多的例外，可見這個結論的局限性。
   

花錢買虛榮 談何犧牲利益？
   
   把它應用在東南亞，問題就更大了。東南亞各國（除越南）並不屬於中國文化圈，而是先屬於印度文化圈，再伊斯蘭化，再被西方殖民。整個區域的總體發展過程和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所謂的朝貢關係是虛的，實際上是其他國家以向中國表示低姿態而換取和中國貿易的手段（註4）。鄭永年說「中國以犧牲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利益來維持區域秩序」，我不清楚他所指的「犧牲的利益」是什麼，如果是指賞賜品的價值高於朝貢的價值的話，那是「特有面子」的花錢買虛榮，各取所需，談何犧牲利益？
   
   我猜想，鄭永年可能指中國放棄了對東南亞的侵略，故此說是犧牲大國的利益：「數百年裏，中國沒有產生出類似近代以來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中國周邊那麼多小國，沒有一個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若如此又是罔顧歷史。事實上，除了多次從陸地上侵略越南之外，中國歷史上基本不存在侵略東南亞的實力（當然也似乎很少這麼想過）。一提到中國古代的海上實力，自然又會翻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鄭和時代的海軍即便有能力攻擊東南亞國家，亦難言必定能征服它們。就在100年前，以蒙元的強大，對占城和爪哇的海上入侵也以失敗告終，怎能說鄭和時代的明朝就一定能打下東南亞呢？鄭和之後，中國海軍極為衰弱，沿岸海防尚且不足（以致長期的倭患），更不具備遠征攻打東南亞的能力了。
   
   與此脗合的另一個事實是，歷史上東南亞的和平也不是依靠中國來維持的。中國對東南亞「藩屬」的安全從不過問。既不去調解它們之間的矛盾與戰爭，也不去管它們被外來勢力侵略的事。比如，16世紀初，馬六甲遭受葡萄牙人侵略，向中國明朝皇帝求援時，明朝置之不理，導致馬六甲蘇丹被滅。馬六甲和明朝的關係算是不錯的，連國王都親自到訪過中國。中國對此尚且不聞不問，更不要說其他國家了。總之，在東南亞地區的政治上，中國既沒有能力征服，又沒有承擔過任何「大國責任」，不過是花錢買虛榮心而已。
   

恢復東亞「中國中心」秩序屬偽命題
   
   故中國儘管在近代衰落，但並沒有在東南亞「喪失地緣利益」：中國古代和近代在東南亞本來就沒有什麼地緣利益，何來喪失一說？中國到20世紀初為止，在東南亞的地緣利益都止於海南島。最多勉強算上越南，但1860年代被法國擊敗之前，越南的海軍比中國還強盛，很難說越南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總之，所謂「朝貢體系維護了東亞和平」是一個不成立的理論，它並沒有在東亞的安全體系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故鄭永年所強調的恢復東亞原先的「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那是一個想像中的秩序，而不是真實存在過的秩序。
   

中國擴張主要在陸地 不在海上
   
   為論證「中國中心」的合理性，鄭永年進而強調「中國中心」下的和平。他認為中國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礙於篇幅，無法深入討論。但事實上，中國儘管沒有「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卻有與俄羅斯類似的「東方式的帝國主義」，那就是中國對內亞的侵略和擴張，甚至「留土不留人」的種族滅絕政策（註5）。中國不認為這種擴張是殖民主義，但從很多角度看，其對本土人民的殘酷程度和後果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海外，中國唯一有能力擴張的地方就是台灣。有學者認為，清朝對台灣的兼併與西方的拓殖殖民主義類似（註6）：中國在台灣的拓殖，時間上在荷蘭和西班牙在台灣殖民之後，也比英國在北美拓殖要晚；漢人拓殖的方式也和西方人相似，通過侵佔原住民的土地而建立漢人的社區。
   
   因此，鄭永年所說的「中國維護東亞和平」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中國在歷史上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欲望。但作為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擴張主要在陸地而不在海上，這樣確實誤導了一些人。
   
   註1：鄭沒有定義「東亞」的範圍，但鑑於他一直談論南海，我認為他指的東亞也包括東南亞
   註2：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註3：隋唐和滿清未滅明之前也侵略過朝鮮，這裏集中討論明清時期
   註4：可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
   註5：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註6：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
   
   2016-2-27日轉載

俄羅斯紀錄片：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

   
   1969年3月2日，中蘇邊防部隊在邊界地區，中方稱為珍寶島，蘇方稱 Остров Даманский, 英文：Damansky Island 爆發武裝衝突，之後雙方衝突延續，兩國關係緊張五個月長之久，幾乎導致兩大共產國家的戰爭。
   
   以下紀錄片《 達曼斯基島事件 》是近年俄羅斯對衝突事件的解釋，讀者亦可從各方的資料，探索歷史真相。
   

   據影片透露，莫斯科曾在1964年願將珍寶島交還北京，但遭中方拒絕。可是五年後，中國再發動戰役，攻佔該島，意圖何在？答案在影片裡。
   
   紀錄片以俄語講述，英文字幕（若不顯示字幕，請點擊畫面右下方有CC字的部分），片長約22分鐘，分為三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m4fOr36xs
   
   
   
   嶺南遺民
   
   2016年3月8日
   “自古以來”有多理直氣壯？

作者：黎蝸藤（歷史學者）
   
   2015年4月23日
   
   
   中國人論證領土歸屬喜歡用自古以來，“新疆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南海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等等的論斷層出不窮。“自古以來”被認為是一種政治正確，仿佛非“自古以來”不能說明這塊土地合法地屬於中國一樣。但事實上，“自古以來”真的管用嗎？
   
   無疑，國際上論證主權歸屬離不開歷史，但和歷史相比，更加重要的是法理。如果法理上無理，那麼即便歷史淵源再遠也是沒有根據的。相反，如果法理上過硬，那麼即便沒有歷史淵源也關系不大。
   
   比如，阿拉斯加以前並不是美國的領土，它最早是俄國人占領的，更不用說其上還有原住民。但是在1867年，美國從俄國人手中買回來之後，就無人懷疑美國是那塊土地的合法主人了。再比如，現在屬於俄羅斯的加裡寧格勒，原名哥尼斯堡，原先自古以來都是德國的領土，還是普魯士的“龍興之地”，出了好幾個大牛人，比如哲學家的康德，數學家哥德巴赫（哥德巴赫猜想），物理學家基爾霍夫（電流定律）等等，數學界著名的七橋問題中的七橋也在那裡。在二戰之後，德國把它割讓給蘇聯，至今，它就是俄羅斯的合法領土了。
   
   依照國際法而並非依照自古以來，尤其有現實的政治意義。自古以來，領土和疆界變動是常態，一成不變反而是少數。世界各國很多都有其“核心”的部分。但在其邊緣地帶，有進有退。如果大家都堅持自古以來，那麼世界就沒有秩序可言了。如果德國現在還堅持哥尼斯堡屬於德國，是德國自古以來的領土，那麼俄羅斯和德國甚至波蘭之間還有任何和平可言嗎？可見，所謂的自古以來，在政治上也是不現實的，否則世界將會重新進入叢林時代。
   
   其實，我們回顧中國的領土變遷，更加會發現，中國很多的“自古以來”，其實並不那麼古。為了論證“自古以來”而誇大其詞，無視歷史，難免惹人話柄。
   
   事實上，中國在自古以來只是位於中原一帶，地不過冀魯豫齊陝。在春秋戰國之際，楚國逐漸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中國才進一步擴張到長江流域，在秦滅六國的前夕，秦國征服了巴蜀，它原先就有悠久的古代本土文化（三星堆、巴國、蜀國）。於是，在秦國統一中國的時候，中原、長江流域以及巴蜀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
   

第一次擴張：越族諸國和河西走廊
   
   在建國之後，秦朝和漢朝進行了兩個方向的擴張。一是向南擴張，不斷奪取了越族的土地，越族原先在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海南和越南的故土盡數被中國奪得，通過這一輪的擴張，中國才抵達南海。二是（漢朝）向西北擴張，占領了河西走廊一帶。這些土地，後來也構成了中國領土的核心部分。
   
   而其他土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都是很晚的，而且主要得益於兩個外來民族的朝代，元朝和清朝。
   

第二次擴張：雲貴高原
   
   元朝給中國帶來了雲南和貴州，在唐宋期間，雲南和貴州一直在南紹—大理的統治之下。很多人看金庸小說，以為大理是漢人國家，其實段氏是白族，大理也是白族為主要統治力量的國家。大理抵抗蒙元二十多年，最終為蒙古所滅。元朝被朱元璋趕出中國本部之後，並沒有滅亡，它繼續在蒙古傳統領土上當皇帝，只不過中國不承認，而僅僅把它稱為北元而已。從國際視線看，明朝不是取代元朝，而是中國從蒙古人統治下獨立出來，在原屬於中國的領土上恢復了中國的統治。從這個意義來說，被侵占的雲南本來也有權推翻蒙古的統治，恢復大理的法統。正如原先在元朝治下的其他領土，比如朝鮮、西藏都獨立於中國之外一樣。中國這時把雲南也順手接了過來，這才讓雲南真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第三次擴張：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台灣
   
   蒙古建立元朝給了中國第二次擴張的機會，同時也帶來了對其他地區“自古以來”的可能性。但中國的第三次擴張，還是得益於滿洲的征服。
   

東北
   
   滿洲人給中國帶來的更多，首先是東北。在考察東北的歷史之前，首先要確定東北的地界。現在我討論的東北包括中國的整個東北地區和外東北（即被蘇俄後來占領的地區）。在歷史上，僅僅遼寧地區是中國長期占有的地區，占領遼寧遠遠不能意味著占領整個東北。這在很多人的論述中都存在以便概全的錯誤。在唐朝，由於侵略朝鮮（高句麗）後治理的需要，東北地區陸續成立了三個都督府：安東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但事實上，只有安東都督府（駐遼東）是獨立存在一段長時期的。所謂渤海都督府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屬於通古斯族的渤海國，而黑水都督府只成立了幾十年，後來很多地區都為渤海所奪得。而在渤海以東的地方有屬於東胡系統的契丹族。契丹曾經短暫地屬於唐朝的松漠都護府，但是很快（8世紀初）就脫離唐朝的統治。在唐末，契丹崛起，一統東北，並南侵中原，奪得燕雲十六州。這時東北也不屬中國的領土。而在原屬黑水靺鞨（也是通古斯人）的女真人崛起的時候，更是和中國毫無關系，僅僅是因為南侵之故，才占有了中國半壁江山。在蒙古擴張的時期，金國被先行征服，再因為蒙古滅宋而和中國成為同一國。東北這樣才首次和中國同處同一個帝國之中。明初曾經建立過奴兒干都司，但奴兒干都司成立僅僅25年之後就被撤裁，於是其對東北統治的範圍、時間和實際的統治程度都是很成疑問的。可以相信，在明朝大部分時間，對東北的統治大致維持在遼寧一帶。
   
   在晚明，生活於遼寧的屬於通古斯系統的滿族人首領努爾哈赤可以說是中國的官員。但是在其宣布七大恨之後，滿洲已經獨立於中國，其後，他和皇太極陸續征服的東北之地，並不能算是中國的地方。在定都北京之前，滿洲已經對吉林、黑龍江以及外東北等地建立了統治，它們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純粹是因為滿洲先行征服再帶入中國的結果。除了最後的幾十年，在清朝的大部分時間，東北都是禁止漢人前往的龍興之地，由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和盛京將軍所管轄，和關內實行截然不同的制度。漢人大規模進入東北，是在1860年之後。
   
   早在滿洲征服中國之前，就已經征服了內蒙古（漠南蒙古）十六盟，並通過滿洲和蒙古聯姻的方式，結為同盟，滿洲得到了元帝的傳國玉璽，這才開始稱帝。可以說，滿洲的皇帝地位得之蒙古，而並非得之中國。這個傳國玉璽可能是假的，但不影響滿洲通過它作為“正統”而建立清國的象征意義。
   

蒙古
   
   蒙古之所以歸於中國更是滿洲人的事。蒙古自古以來不屬中國，反而是中國曾經是蒙古的一部分。此點無需多言。如前所述，在蒙古人被朱元璋趕出中國之後，元順帝返回蒙古故地，繼續當他的大漢。之後，蒙古的世系一直沒有中斷。蒙古各部和明朝也是互有攻守。最後雙方邊界基本穩定在明長城一線。在明末，滿洲獨立後而征服中國之前，蒙古已經和滿洲結盟，臣服於滿洲。蒙古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和中國並無直接的關系。內蒙歸了中國，是滿清的功勞。外蒙和中國關系較為疏遠，1924年，蒙古人民黨在蘇聯的支持下獨立，最後在1945年通過公投獲得中國的承認。
   

西藏
   
   西藏在7世紀開始長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王力雄說，盡管中國常說文成公主的事，但嚴肅的歷史學家還不至於把和親說成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他對於中國的歷史情意結過分樂觀了，比如最近的白皮書就說吐蕃在唐代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權。西藏社科院的孫勇，也說如果不把西藏說成從唐朝開始就屬於中國，就不能解釋西藏屬於中國的“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但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在中國唐朝，吐蕃是一個獨立的強國，曾經多次打敗中國，控制河西走廊，奪得河西四鎮，甚至攻入中國首都長安大掠，迫使唐朝和親。這時，它怎麼可能是中國唐朝的一部分呢？
   
   唐之後，吐蕃和中國沒有什麼關系。西藏首次和中國發生管治上的關系是在蒙古擴張的時期。蒙古在滅亡宋朝之前就已經得到蒙古的臣服。之後，又把中國和西藏都置於蒙古的政權之下。但說實話，即便在元朝，西藏也是很特別的一個地區，元朝皇帝和西藏喇嘛的關系更類似於西方的世俗君主和教皇。西藏事實上是高度自治的一個地區。但這裡不細究。在明朝之後，西藏和明朝沒有實際的主權關系。
   
   西藏之所以歸於中國也是滿洲人的功績。在中國本部的東北到西南的一個半圓圈上，事實上存在一條滿洲——蒙古——青海——西藏的文化帶。這條文化帶互相之間的交流（主要通過蒙古），遠比他們和中國本部的交流更為密切。歷史上，自元朝以來，蒙藏之間的關系就極為密切，而在滿洲興起之後，由於和蒙古同盟之故，滿洲也開始和藏建立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有人認為是功利性的，是為了進一步籠絡蒙古之故，但從種種跡像看來，清朝的前幾個皇帝（直到乾隆為止）對喇嘛教都是十分信奉的。比如傳說中，順治出家的地方就是五台山，而它是順治專門劃給藏傳佛教在中原的據點。乾隆把雍和宮變為喇嘛寺，為自己安排後事也要以藏傳佛教的方式，這顯然也不能用“利用喇嘛教”來解釋。
   
   在滿洲征服中國之前，滿洲就已經和西藏的大喇嘛建立聯系。在崇德二年，皇太極就籌劃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盛京。達賴喇嘛排除其駐喀爾喀蒙古的代表額爾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出訪盛京，建立初步聯系。清廷繼續邀請達賴喇嘛到訪，但最後事成在入主北京之後的順治帝時期。但此時雙方還並沒有從屬的關系。在達賴喇嘛訪問北京之際，五世達賴喇嘛受到無上的尊素待遇，包括皇帝出城三十里接待（中國後來史籍說是郊游偶遇，誠不可信）。在次年達賴喇嘛回程中，清朝順治皇帝和五世達賴建立了互相贈予稱號的關系。順治帝贈予“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這個事件，中國常常稱為是冊封。事實上，僅僅是在信函中的抬頭用了如此的稱呼，在信中並無“冊封”一詞。而在復信中，達賴喇嘛則稱順治帝為“天神文殊菩薩大皇帝”。如果這時真的是有所謂的冊封的話，只能說是互相冊封。在西藏人的觀念中，文殊菩薩轉世為大皇帝代表智慧，金剛手菩薩轉世為哲布尊丹巴代表力量，而觀世音菩薩轉世為達賴喇嘛代表慈愛。三者在關系上是平等的（如果不是觀世音菩薩是更高一些的話）。在日後演變中，滿洲統治者在日漸漢化之後，這個關系才出現轉變。
   
   那麼西藏何時才算是中國的一部分呢？准確地說當是18世紀，特別《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之後，才取得對西藏的主權。因此，西藏也是滿人帶來的。惟在有清一代，西藏都是高度自治的，實行和漢地截然不同的制度。

   

新疆
   
   新疆，顧名思義，是新的領土。盡管中國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追溯到漢朝。但中國在漢朝和唐朝兩次在新疆所建立的“統治”，事實上只是一種勢力範圍，而非真正的確立領土，而且這兩次統治的時間都不長。在漢朝，西域地區有各個獨立的國家，西域都護府，僅僅是一個軍事外交機構，大約類似於美國的海外駐軍。其目的是為了抗拒匈奴和保衛絲綢之路的暢通。通常情況下，不干預各國的內政。而這個機構維持的時間也不長，在整個西漢，維持了大約70年，在東漢，維持了僅僅16年。相比兩漢長達400年的歷史，這個時間並不足夠長。在唐朝，安西都護府是擴張的產物，但唐朝對西域的統治一直不牢固，始終和吐蕃以及阿拉伯人在西域拉鋸，安西都護府時有時無。到8 世紀末，正式放棄了安西都護府。在這一個半世紀中，中國能夠建立相對穩定的政區的僅僅有新疆東部的高昌一地，它直到唐末才為回鶻所攻占。除此之外，西域在多個政權和勢力的輪流控制中，說不准到底是誰自古以來的領土。從唐朝中期到清朝中期長達一千年的歷史中，西域和中國都沒有從屬關系，而且基本是獨立發展的。在蒙古擴張時，西域被蒙古征服，但是西域並沒有歸屬統治中國的元朝。新疆之歸於中國，是在滿洲對中國的征服之後，通過對衛拉特蒙古和回部（即維吾爾人）的長達幾十年的一系列戰爭的結果。由於時間上的關系，到底那屬於滿洲還是中國打下來的領土有爭議。但是，在19世紀後期設省之前，新疆一直是一個和內地實行截然不同的制度的地區，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治的。因此，在清朝中期之前，新疆都沒有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的固有西方邊界大致固定在甘肅嘉峪關一帶。
   

台灣
   
   台灣自古以來和中國關系不大。吳朝孫權派往台灣掠奪人口，僅僅是一種侵略。元朝和明朝建立的澎湖巡檢司僅僅限於澎湖列島。澎湖之外，“此外溟渤，華夷所共”。在明朝，台灣被列為和日本等國一樣的十五個“不征之國”之一。清朝認為“台灣自古荒服之地，不屬中國”，甚至說它以前“屬於日本”，直到康熙才收諸中國。事實上，在台灣先有原住民建立的大肚王國，再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建立一南一北的政權，此後才有鄭成功建立的政權，最後才由清朝吞並。因此，要說台灣何時屬於中國，事實並不那麼自古，僅僅是17世紀末而已。
   
   其實，即便在17世紀末之後，中國對台灣的統治也僅僅止於西海岸，東海岸還是化外之地。直到1870年代，中國推行開山撫番，才把台灣的東部也納入中國的統治之中。
   

結論
   
   所以，通過考察，我們可以得知，如果以秦朝建立時作為中國（漢人）的固有領土，中國經歷了三次帶來穩定領土增長的擴張期。
   
   第一次是秦漢時期，通過一系列的戰爭，奪得了南方越人的土地（包括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以及奪得了河西走廊一帶（甘肅）。這兩片土地和秦朝統一中國時的固有領土一起，組成了中國本部。中國常常說自己有大一統的願景，這個大一統，事實上是指中國本部的大一統，而非對現在中國疆界線內土地的大一統。
   
   第二次擴張，是明朝對蒙古政府征服中國所附帶的雲南和貴州的再兼並，完成了對雲貴兩省的征服，此兩省也在之後被廣泛承認為中國本部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清朝，由於改土歸流政策，對這兩省的控制進一步加深。
   
   第三次擴張，是滿洲對中國征服所帶來的領土。這包括，在滿洲脫離中國獨立之後但在入主中原之前所取得的東北和（內）蒙古，在入主中原之間就已經建立關系的西藏（對其主權的鞏固在入主中國之後），在入主中國後所繼續征服的青海和新疆，以及孤懸海外的台灣。
   
   值得說明的是，在滿清覆沒之後，滿清帝國面臨解體，上述五個地區都有脫離中國的歷史：東北建立滿洲國、蒙古最後獨立、新疆有東突厥斯坦國、西藏有事實上獨立的“西藏國”、台灣為日本殖民地，最後，二戰後，中國才逐一重新獲得了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權（除了蒙古）。
   
   可見，這些地方之所以歸屬中國，都不是什麼自古以來的結果，而是中國向外歷次擴張的結果。如果為了把中國化妝為一只“愛好和平的獅子”，而刻意掩蓋了中國歷史上的侵略事實，這是掩蓋歷史和美化歷史的一部分。
   
   有人說，這些擴張大多不是中國人所為，而是滿洲人蒙古人所為，所以中國人還是沒有侵略的基因。但是，如果承認了蒙古人和滿洲人為中國奠定了國土，中國人又要繼承了他們的國土，那麼又怎麼能否認他們的侵略和擴張也是中國人的所為呢？如果否認了他們的侵略行為，但是在民國時期，又要把這些地區重新納入中國，那豈非是再一次侵略的行為嗎？因此，好的東西要承認，壞的東西就否認，這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還會讓自己的道德低地變得更低。
   
   因此，無可否認，中國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麼大，和現在很多大國家一樣，中國之所以這麼大，也同樣是侵略和擴張的成果。
   
   當然，承認中國在歷史上的擴張與侵略，並非要否定中國對目前這些地區的主權，因為中國對東北、新疆和西藏的主權在1951年前後已經在法理上解決了。比如對東北和新疆，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的一系列協議；對西藏，有十七條協議；它們已經完成了中國對這些地區的法理程序。但法理是法理，歷史是歷史。兩者還是不應混為一談的。
   
   可見，自古以來，即不準確，又非必要，以國際法論證主權，比以自古以來論證更為理直氣壯。
   
   
   2016年4月6日轉載

國際法之中有關「單方面宣佈獨立」是什麼一回事

   

作者:蕭少滔
   
   
   最近又有言論指「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政府有權禁止有關[港獨]言論的自由」。並且指：港人不時提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相關《公約》條款及特區人權法案條例都有規定，為保障國家安全，可以對反國家言論依法限制，並指《刑事罪行條例》將煽動仇視中央政府、暴力違反等反政府及反國家的言論或宣傳行為，定為叛逆、煽惑離叛及煽動叛亂等…

   噢，是嗎?
   
   香港的學者仍然是書呆子一般咬文嚼字，一本正經的回答：需要有「本地立法」才能作出有關的限制。於是乎下一個順理成章的討論就變成廿三條是否要立法, 這個才叫做請君入壅嘛。
   
   這個答案真是天字第一號的牛頭不搭馬咀、賣港兼白癡。因為提出這種講法的，基本上就是法律盲，你要和一個盲人爭拗彩虹是什麼顏色? 傻的嗎?
   
   法律盲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都仍只集中在討論「爭取獨立的言論是否違法」之類，但實在回顧過往「去殖化」的過程當中，不止「用言論爭取獨立的討論」並不違反國際法，甚至連「單方面宣布獨立」也都不違反國際法。因此這種討論基本上就是早有定案的過氣命題，連偽命題也不是。
   
   廢話少講，先看案例：1965年非洲前英國殖民地羅德西亞單方面宣佈脫離英國獨立; 1919年愛爾蘭單方
   面宣佈脫離英國獨立。
   
   而且這些都不止是「塵年往事」，因為即使是近年的個案也不少：包括1991年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單方面宣佈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至於最近期嘛，最出名的莫過於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烏克蘭單方面宣佈脫離俄羅斯為首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獨立。
   
   這些都是非常實在的個案，怎麼有可能是「單方面宣佈獨立」就會違反國際法?
   
   大家只要看看國際法庭的判詞，就不難找得出相關的國際法律裁決是什麼一回事。看看原文：按照國際法庭2010年7月22日就「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發佈的判詞 -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987.pdf
   
   爭議的重點是：在聯合國強調「維護成員國領土完整」的前題下，類似科索沃的單方面宣佈獨立，是否違反國際法。
   
   在1991年南斯拉夫分裂當中，塞爾維亞於2000年11月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國。科索沃成為了「塞爾維亞」一國獨立國家的一個地區。而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佈脫離塞爾維亞成為獨立國家。
   
   而國際法庭也講得很清楚：一個案件不會因為有重大政治爭議而否定它取得法律判決的權利。(判詞第16頁第27段)
   
   長話短說：國際法庭的判決是，單方面宣佈獨立，並不違反國際法。
   
   至於所謂「維護領土完整」，基本上不能違反人權公約之中所確認的基本人權。而基本的人權包括「自決權」。這些在判詞之中也寫得清楚。
   
   假如仍有人以為只是因為科索沃等地方是基於戰亂或者特殊原因不能不「特事特辦」，那麼又是錯得離譜了。因為判詞當中也清楚援引過加拿大魁北克獨立申訴的案例。而魁北克絕對沒有什麼戰亂或者外力介入之類嘛。
   
   還記得我先前報導魁北克的個案嗎? 最後的決議是「加拿大中央政府必須回應明確的獨立申訴」，於是加拿大也就不得不乖乖的舉行了魁北克獨立公投。公投的結果並非最重要，那是一個政治行動。國際法庭關注的，是這個政治行動背後的國際法律權利。
   
   很明顯，科索沃的判詞，其法理依據和加拿大魁北克問題一模一樣。就是在地人民有權提出單方面的獨立訴求，而有關的訴求並不違反國際法，任何國家都不能以「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為藉口加以拒絕有關的訴求。
   
   講完。
   
   這裡算是開個頭吧。先前郝鐵川先生好聲好氣的肯做學術討論，我當然可以好聲好氣的回應分析。不過我一向都講：香港的本土派全部都不讀書，搞到今時今日輪到外交部發砲，還又要我出文提醒?
   
   而大家又可以很容易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了，在科索沃的獨立訴求下，聯合國共有108個成員國承認了科索沃的獨立身份，而塞爾維亞終於也要尋求與科索沃「關係正常化」。只有少數國家反對科索沃獨立，中國是其中一個。
   
   到底什麼才是符合國際法? 看你信不信國際法庭而已。香港人不是一向自命「守法」的嗎? 最近不是很多人呼籲大家守法的嗎? 法律問題，大家研究好沒有?
   
   
   2016-4-19日轉載

《21世紀資本論》--

   作者:彭明輝 （中華民國）
   
   2016年4月27日 星期三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帶給世人兩個鮮明的訊息：（1）除非有大規模戰爭或政府政策的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r）的長期趨勢非常穩定，約是4%至5%，而經濟年成長率（g）僅1.5%左右；（2）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年成長率（r > g），貧富差距將會持續擴大，使富者越富而貧者越貧。
   
   


   圖一：全球（稅前）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較
   
   
    此外，曾經領導世界銀行研究部門的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告訴我們：當「r > g」持續成立時，根據定義，資本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α）將會持續上升，直到任意趨近於100%，而同時使得工資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持續下降，直到任意趨近於0%。這個趨勢將會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的主要消費者（受薪者）的所得與消費能力持續下降，因而導致市場動能耗竭（Milanovic, 2014）。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戰爭對財富的摧毀和政府法令或稅收的介入，市場的長期趨勢會自動保持「r > g」，使得工資持續下降，直到市場近乎完全失去動能。
   
    這樣的景象無疑地是再現了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主義是它自己的掘墓工人」。唯一的差別是：馬克思的預言是純理論的演繹結論，皮凱提的結論是來自於兩、三百年具體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兩者對放任式資本主義與主流經濟學的殺傷力有天壤之別。
   
    不過，皮凱提的倡議並非「擁抱共產主義」，而是要設法規範市場經濟，讓它避免自毀，甚至回到法國人稱為「輝煌的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戰後時期（1945-1975）。在這一段特殊時期裡，富人的資本受到戰爭的破壞而損失慘重，使得收入銳減；此外，民主國家都很怕過大的貧富差距會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因而致力於以稅賦和政府福利措施來改善所得分配。這些努力使得稅後的資本報酬率r低於經濟成長率g，也使得窮人可以跟富人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圖二：全球（稅後）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較 （因網絡問題，此圖表不能顯露。敬請讀者去作者部落格參閱。編者注）
   
   
   不過，要充分了解《21世紀資本論》對經濟學界與政治界的衝擊之前，必須先扼要了解經濟學主流思想在二十世紀的重大轉折，尤其是關於政府責任的辯論、市場神話的誕生，以及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學界的趨勢變化。
   
   
   政府責任的論爭
   
    1929年發生全球經濟大蕭條（Greet Depression）之前，英美世界的主流經濟學思想是由英國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創立的，他整合了供給理論和邊際效用理論，建立了以供需曲線共同決定價格的理論，成為今天個體經濟學的基礎。他跟後繼者被稱為「新古典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該派認為充分就業是社會常態，並且把過去政治與經濟問題交雜議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改名為「經濟學」（economivs），強調經濟學的數學基礎與實證基礎，企圖把經濟學從論述與思想轉型為嚴謹論證的「科學」。
   
    但是經濟大蕭條造成失業率急速上升，由於這跟「新古典學派」的主張相反，經濟學界再度面臨難解的新課題。1936年凱因斯（J. M. Keynes，1883－1946）發表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解釋說大量失業是因為需求面不足所造成，可以用赤字預算的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以便降低失業並恢復景氣。凱因斯主張市場的均衡狀態是例外，當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政府的財政刺激才能讓市場加速脫離不景氣，並恢復充分就業。此外，他認為過度儲蓄對經濟會有不良的影響，因此主張對資本獲利等非勞動收入徵稅，並通過財富重分配來降低貧富差距，提升普遍的消費能力。因為他的主張偏重刺激消費來維持經濟成長，所以又被稱為「需求面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
   
    由於凱因斯學派指出許多市場機制的缺點，並倡議政府作為的各種好處，因此這個學派的理論變成世界各國政府的指導思想，直到石油危機降臨的時候。這是經濟學界擁抱「大有為政府」的時代。
   
    1973年發生第一次的石油危機，引發各國產生停滯性通貨膨脹，也就是高失業率和高的通貨膨脹率同時發生。當時的凱因斯學派無法解釋這個現象，而持續按照凱恩斯主義採行施行赤字預算的國家並沒有獲得經濟發展的改善，反而赤字越來越大，失業越來越多，而通貨膨脹率也越來越高。
   
    第一個跳出來批判凱因斯的，是芝加哥學派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主張市場會自行解決失業問題，只不過價格和工資的調整需要時間；而政府的赤字預算只會讓私人投資和消費縮減，而抵銷經濟成長的動能，不會讓景氣因而提前復甦。但是，政府的赤字預算卻可以讓通貨膨脹惡化，甚至根本就是通貨膨脹的元兇。因此，他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機制自行解決景氣循環與失業的問題；而政府的首要責任則是控制貨幣增長，以便切斷通貨膨脹的源頭。因為他偏重的是政府的貨幣政策而反對政府的赤字財政預算，所以被稱為「貨幣學派」。柴契爾和雷根首先在1980年代採取傅利曼的主張而控制了通貨膨脹的趨勢，瑞士與日本也尾隨在後而控制住通貨膨脹。傅利曼因而在全球聲名大噪，取代了凱因斯的地位。
   
    此外，傅利曼在芝加哥大學的其他同事也一再質疑政府管制的錯誤、無能與助長貪腐，因而政府的形象逐漸從「大有為」變成「大成無當」，而「市場大，政府小」的體制則被歌頌為「小而美的政府」。
   
   
   市場神話的誕生
   
    接著，穆斯（John Muth，1930－2005）、盧卡斯（Robert E.Lucas Jr. 1937－）、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等人提出「理性預期」學說，更有系統地批判凱因斯理論的弱點，並主張：（1）人們進行交易或經濟決策時都是合乎理性的，消費者會追求消費活動的最大效用，生產者會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因此市場會自行調節供需，使得有限的資源獲得最佳的利用。（2）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各種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會通過供需的變動而達致均衡。這個均衡點是唯一的，他所對應的就業率叫做「自然就業率」，其中失業者僅限於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及自願失業。（3）市場上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預期，也可能會過分樂觀或過分悲觀，但所有的人合起來其偏差會相互抵銷，使得市場總體的理性預期具有「平均誤差為零」的特性。（4）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只有短期效果，長期而言市場會自行調節到自然就業率。
   
    在這些主張下，市場變成完美且萬能，相對之下政府反而變成一切罪惡的淵藪。因此，「小而美的政府」變成不脛而走的口號，而政府也很樂於變成「有權無責」的實體：除了對政客有利的事之外什麼也不做，而藉口則是「尊重市場」。
   
    在「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說的加持下，經濟學者拉佛爾（A. Laffer，1940－）等人主張的「供給面經濟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趁勢興起。他們反對凱因斯主張的「有效需求會自動創造供給」，而主張消費的慾望是無限的，只要設法突破供給面的瓶頸，刺激生產，「供給面會自動創造需求」。因此這個學派主張減稅來刺激投資，並減少政府福利支出來刺激工作意願並消除懶惰，同時放鬆政府管制來解放企業與市場的活力，穩定貨幣供給來降低通貨膨脹。這些主張都被雷根政府接受，因而又被稱為「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但是雷根又同時違背貨幣學派和供給面經濟學派的主張，大幅擴大國防支出，而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這反而符合凱因斯理論的主張）。因此，雖然雷根政府創造了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但是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議主要功臣是供給面經濟學，還是凱因斯理論。
   
    為了討論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與解決方案，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1989年邀請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和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開了一個研討會，會後提出了十點共識，稱作「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包括：（1）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從福利支出與補貼轉向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方面，譬如基礎建設、教育與基本醫療措施。（3）減稅並擴大稅基。（4）將利率交由市場決定。（5）放鬆對匯率的管制。（6）貿易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7）放寬外資投資限制。（8）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鬆政府對市場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這十個共識彙整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和供給面經濟學的核心主張，成為市場派的集大成，因而被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代表性宣言，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從此以後被認定為是在全球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組織。
   
    在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神話盛行的年代裡，「減稅、削減福利、去管制、國營事業市場化、國際貿易自由化」受惠者是資本擁有者以及各行業的菁英（富人），而中下階層獲得的待遇是工作條件的惡化（跟國外的工作條件看齊），和各種政府補貼的減少，因此貧富差距急遽惡化，中下階層的生活苦不堪言。
   
    譬如2012年全美所得最高的 1% 家庭吃掉美國全部所得的22.5%，這是1928年以來未曾發生過的超高紀錄（Cassidy, 2014）。而且，從1997到2008年這三十年期間，美國的所得增長全部被頂層的10%吃掉，其他90%的人所得是負成長（Blodget, 2011）。
   
   
   顛撲不破的市場神話
   
    檢討市場神話的人很多，警告貧富差距擴大的人也很多。但是，經濟問題的理解與解釋因時因地而易，很難從實證研究獲得具有普遍共識的結論，因而對學術界具有普遍影響力的著作都是仰賴數學模型的抽象理論，跟現實世界有一段明顯的距離，其政策意涵往往容許不同派別各自表述。
   
    在這背景下，有心人對經濟學可以有極大的操作空間。偏偏，新自由主義對富人有利，富人則控制著白宮、美國國會、媒體和華爾街，而華爾街則通過顧問費控制著許多經濟學者的良心（彭明輝，2014）。因此，過去所有對市場效率的批評和質疑都被政治、媒體，乃至於學術圈所漠視。

 事實上，面對歐美國家中下階層生活日益艱困的事實，許多有正義感的左翼學者紛紛仗義直言，其中包括許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譬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指出了在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下，市場的效率是有問題的，而且正確的政府干預可以使資源的利用更有效率。克魯曼（Paul Krugman）的國際貿易理論指出，政府有可能在企業的買通下違背兩國的比較生產優勢，犧牲兩國的社會福祉，以便成全較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研究指出貧困與饑荒是因為分配不均的機制，而非供應不足；譬如孟加拉的飢荒就是因為都市的經濟蓬勃發展推升了糧價，而底層勞工薪資的調漲速度卻跟不上，以致許多人活活餓死。這個研究顯示了經濟的蓬勃發展不見得能利益均霑，甚至可能會讓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但是這些嚴謹的經濟學著作都無法有效影響經濟學界對市場效率根深蒂固的信仰。
   
    市場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alist）可以質疑史迪格里茲，雖然市場效率會因資訊不對稱而減損，但它還是比貪腐無能的政府效率更高；他們也可以質疑克魯曼，官商勾結下的無效率，正好是可以通過國際自由貿易的競爭來弱化與改善的，至於阿馬蒂亞•森的質疑，他們可以答以「我們贊成具有排富條件的扶貧措施」──雖然「排富」這個先決條件總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拿來當作擋箭牌，藉口現實作業上很難做到「排富」，因而拒絕扶貧。
   
    由於這些辯論過程充滿經濟學的艱深術語與數學模型，經濟系教科書的偏袒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再加上媒體訊息的簡化、模糊化與擠壓，使得一般大眾無法知道這些爭議的真相，甚至連經濟系畢業生都一知半解地用大學部教科書的觀點去理解、批評與評價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的觀點，許多經濟系畢業生更是從來沒聽過「阿馬蒂亞•森」這個名字。
   
   
   《21世紀資本論》的衝擊與經濟學思潮的轉向
   
    在這個背景下，皮凱提的研究成果變成經濟學界反擊市場神話最有利的武器。首先，它是超過兩、三百年實證數據的彙整，呈現的是資本主義和市場機制長期的趨勢，而非偶然或例外；而且，它指出的不是市場機制的缺點，而是致命的自毀本質。因此，除非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有能力證明這本書的核心結論是錯的，否則只好承認政府對市場的「適切管理」是必要的──至於何謂「適切管理」可以再討論，但是市場神話已經徹底破滅。
   
    不過，要從經濟學的嚴謹學術立場駁倒《21世紀資本論》的核心結論是很困難的。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編輯 Chris Giles對於《21世紀的資本》的質疑與不當攻擊就搞到自己聲名狼藉。他在 5月底發表了 “Piketty findings undercut by errors” 一文，宣稱皮凱提的數據錯誤導致結論錯誤，甚至暗示皮凱提的數據可能造假（thin air）。
   
    這個攻擊超過他所找到的證據，且立場上違背學術界評論的公允尺度，很明顯地帶有惡意，因此引起《經濟學人報》（Economist）不滿，刊出 “Inequality: A Piketty problem?”，指出：（1）沒有鮮明的證據證明皮凱提的數據確實錯誤；（2）就算該數據真的有錯（Economist 並不認為既有證據證明該數據錯誤），也可能只是傳抄錯誤， Chris Giles 不該在沒有具體證據時指控皮凱提捏造數據；（3）即使皮凱提關於英國的數據真的有 Chris Giles 所指出的錯誤，基本上是瑕不掩瑜，也不影響該書主要結論。此外，保羅•克魯曼也批駁Chris Giles 的文章，指出他的錯誤，並且用自己的研究表示：若有人想要反駁皮凱提的主要結論，恐怕很難（Krugman, 2014）。
   
    五月底，經濟專家 Howard Reed很認真地核驗Chris Giles 和皮凱提的數據推算過程，並公佈整個核算過程發表，詳細解釋他自己的依據和推理過程，並做出三點結論：（1）Chris Giles 和皮凱提兩人數據的差異源自處理一個歷史數據斷層（discontinuities）時方法的差異，（2）皮凱提的處理是必要且合理的，（3）皮凱提的處理手法比 Chris Giles 的處理手法更合理（Reed, 2014）。
   
    事實勝於詭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顯示：盡管2008年的金融風暴是華爾街惹的禍，但是 2008 年之後這些富人的所得持續成長，而最底下的90%美國人分得的所得份額卻持續下降（Bricker et. al., 2014）。
   
    雖然富人與市場基本教義派絕不會輕易妥協，但是經濟學界的風向已經在轉變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證實了金融市場確實會有系統本身的誤差（systemic error），這違背了理性預期學派「系統本身的誤差為零」這個根本假設。因為這一次的風暴規模太大，全球受害太深，因此各界對理性預期學派的指責洶湧如潮。這是災難加上皮凱提與其學術夥伴歷年來陸續發表的所得分配不公平研究，充分證明了市場機制有其內在無法自行克服的缺陷。
   
    因此，國際貨幣基金也無法漠視越來越鮮明的各種實證證據，在2011 年發表研究成果，確認皮凱提和其國際合作同僚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全世界主要國家在 1980 年前絕大多數都經歷了所得差距縮小的過程，但是 1980年代之後財富又開始急劇地向最高所得者（top 1%）集中，而使得所得分配的公平性急遽惡化。惡化速度最快的是英語系國家，美國尤其嚴重；但是德、法、荷、瑞士與日本的財富集中現象並沒有惡化；瑞典仍舊是全球的資優生，其他歐陸國家的惡化程度也相當緩和。因此，該報告質疑Simon Kuznets 的假說，認為在已開發國家中的貧富擴大現象不會因為市場機制而自動縮小。接著，又在2013年建議中國和印度要正視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加稅與宇提供基本工資等積極的政府干預手段來創造貧富均霑的發展模式（Balakrishnan, Steinberg, and Syed, 2013）。
   
    世界銀行就業資深總監 Nigel Twose 也在2014年九月時跟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聯合發表聲明，呼籲要全球一起創造工作機會並改善勞工待遇，否則「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持續增長，而阻礙消費與經濟的成長。」（Donnan and O’Connor, 2014）
   
    新自由主義兩大機構都已經公開聲明放棄「供給面經濟學」而擁抱「需求面經濟學」，剩下的問題不是經濟學上的誰是誰非，而是富人控制的政治機構、立法機構、媒體與學術圈可以用紙把火包住多久。
   
   
   參考文獻
   
   -- 彭明輝（2014），〈你該信任經濟學家嗎？〉，《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5/blog-post_17.html#more
   
   -- Alvaredo, Facundo（2011）“Inequal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Finance & Development, 48(3), 28-29.
   
   --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1/09/pdf/picture.pdf
   
   -- Balakrishnan, Ravi, Steinberg, Chad and Murtaza Syed（2013）“An Achilles’Heel,” Finance & Development, 50(4), 28-31.
   
   -- Blodget, Henry（2011）“Amazing Charts Show How 90% Of The Country Has Gotten Shafted Over The Past 30 Years、、.,”
   
   --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income-inequality-charts-2011-10
   
   -- Bricker, Jesse et. al.（2014） “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fvidence from the f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00(4), 1-41.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bulletin/2014/pdf/scf14.pdf
   
   -- Cassidy, John（2014）“Forces of Divergence: Is surging inequality endemic to capitalism?,”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3/31/forces-of-divergence
   Donnan, Shawn and Sarah O’Connor（2014）“World’s leading economies warned over ‘global jobs crisis’,” Financial Times,
   
   -- http://www.ft.com/cms/s/0/39c266f4-3826-11e4-a687-00144feabdc0.html#axzz3EuJhz7H8
   
   -- Krugman, Paul（2014）“Is Piketty All Wrong?”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4/05/24/is-piketty-all-wrong/?_php=true&_type=blogs&_php=true&_type=blogs&_r=1
   
   -- Milanovic, Branko（2014）“The Return of “Patrimonial Capitalism”: A Review of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2(2), 519–534.
   
   -- Reed, Howard（2014）“Piketty, Chris Giles and wealth inequality: it's all about the discontinuities,” http://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4/may/29/piketty-chris-giles-and-wealth-inequality-its-all-about-the-discontinuities
   
   -- Tverberg, Gail（2012）“An Energy/GDP Forecast to 2050,”
   http://ourfiniteworld.com/2012/07/26/an-optimistic-energygdp-forecast-to-2050-based-on-data-since-1820/
   
   
   2016年4月28日轉載自
   http://mhperng2.blogspot.ca/2016/04/thomas-piketty21capital-in-twenty-first.html

台灣人分析文革:原來紅衛兵是毛澤東要奪權引起的？

   

作者：神奇海獅先生
   
   
   

   文革五十年：中國不願面對的歷史：文化大革命 --- 紅衛兵批鬥的“火熱”場面
   
   
   
   原來紅衛兵是毛澤東要奪權引起的？
   當初毛澤東不是打贏蔣中正嗎?
   不是統一天下？
   怎麼還要奪權啊？
   抱歉，歷史還給國中老師，有人對這段比較了解能講一下嗎
   謝謝
   
   
   個人深深認為國中老師也不會知道這些事
   整個1960年代
   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爆發了一次無與倫比的大分裂
   
   開始於1961年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 中蘇兩國代表團整個在會議上翻桌
   一直結束於1969年中蘇在烏蘇里江真正開戰 當時北京全面戒嚴
   中南海甚至做好蘇聯可能對中國動用核武的心理準備
   
   事情 是這樣開始低------
   讓我們把時間回溯到前面一點點 1953年史達林掛點
   在一片噓聲中 赫魯雪夫在腥風血雨的權力鬥爭後坐上了總書記的位置
   這之前赫魯雪夫的軍階最多也只到中將 上面還有這麼多元帥大元帥大大元帥
   把大位傳給他真是個永遠的謎
   
   
   不過赫魯雪夫也很頭痛 這之前他的軍階最多也只到中將
   上面的將軍和忠於史達林的政治局根本不甩他 他們一直在質疑赫魯雪夫的政策
   與史達林的基本國策相違背
   「幹史達林就是很棒啦你赫魯雪夫去死吧誰理你啊」
   搞得赫魯雪夫恨史達林恨得咬牙切齒的 總有一天搞死你、、、、.阿不對你已經死了
   
   
   三年後 赫魯雪夫展開了他的復仇計
   史達林在現今的名聲很差 但是在當時 他還是蘇聯人民心中的英雄
   史達林之所以名聲不好其實很大一部分是赫魯雪夫害的 1956年2月
   改變共產世界的蘇共20大在莫斯科召開 一開始都還不錯
   赫魯雪夫在這次會議上首次宣告放棄與美國武力衝突 轉而尋找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美蘇兩強首次在冷戰時期放下武力衝突！！這絕對是驚天動地的大新聞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我看大家都不用爭了 大家早點回家洗洗睡
   
   不過 那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應是很有骨氣的：從缺
   沒頒給赫魯雪夫其實也很正常 因為他雖然宣告了跟美國的和平 卻引發了更大的問題
   
   1956年2月25日 莫斯科 蘇共20大會議大廳
   大會的最後一天晚上在一片掌聲中結束 晚宴結束後大家早早上床 隔天還要趕路回家
   當天夜裡12點蘇聯把各國與會代表全都挖到會議大廳 赫魯雪夫走上台
   開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講：《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這份報告整整長達4個小時 在演講裡赫魯雪夫全盤推翻史達林的貢獻
   指稱他個人獨裁、塑造個人崇拜 還揭露了40年代種族大清洗的罪刑和與列寧的爭執
   最後指責他在偉大愛國戰爭(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啦)的方針錯誤
   直接導致史達林格勒戰役初期的重大人員傷亡
   由於內容太過爆炸性 所有與會人員不敢相信自己聽到了什麼 根據當時見證者的回憶錄
   大家搖頭、叫罵 還有直接暈倒的
   當天史達林的故鄉喬治亞就很有效率的爆發超大規模的抗議運動
   然後是波蘭、匈牙利 共產世界遍地開花
   只是這麼大的事情 整個西方世界居然完全不知情 共產主義陣營整整瞞了歐美兩個多月
   才被以色列的摩薩德從華沙偷出整份演講稿 歐美各國的共產黨立刻就雪崩了
   反對個人崇拜和造神這件事情讓毛澤東非常惱火
   
   為什麼？因為他基本上也在幹差不多的事情
   這也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原本和史達林本來是很看不順眼的關係
   忽然間變得跟史達林超麻吉 搞得周恩來爬都要爬到莫斯科上香
   蘇聯人還直接跟周恩來說：「反正我們也不要他的屍體
   你們這麼喜歡史達林 要不要乾脆把他打包回中國？」
   
   不過 造神運動畢竟是一件不太風光的事 毛澤東要反赫魯雪夫並不容易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反對的理由：赫魯雪夫的和平政策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 中共一直宣稱蘇聯的和平政策就是在速美帝覽趴
   然後跟美國一起壓榨這個世界 赫魯雪夫說：「蘇聯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
   誰不聽話 我們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
   就是在說給中國聽的
   
   不過蘇聯也對毛澤東充滿成見 在一次宴會上 毛澤東在關於核戰爭的發言
   把所有人嚇得目瞪口呆：「我們中國人就算死了三億人 還有三億人；
   如果真的爆發戰爭中國一定會勝利 社會主義也是。」
   對此赫魯雪夫的評價是：「毛澤東這個人、、、、.基本上對現代戰爭一無所知
   他完全不了解他中國的眾多人口在核武面前只是一堆肉」
   
   從此以後中國在國際上 就是想辦法搗蛋
   如果有人看過解放軍的戰爭史 基本上除了韓戰越戰
   每一場中國跟其他國家挑起的戰爭 都‧很‧奇‧怪！
   都是忽然間轟炸或入侵其他國家 把對方打得措手不及
   然後在敵人還沒能集結反擊前
   就忽然撤退然後宣布勝利(這就是為什麼解放軍宣稱自己從未戰敗過的真相)
   之後就是留下一頭霧水的敵人：這些傢伙到底來幹三小的、、、、.？
   
   像1958年7月14日 伊拉克發生政變 美蘇在那邊想辦法和平調解
   一個月後好不容易有點眉目 忽然間8月23日 中共毫無預警就開始砲轟金門
   一直到現在 中華民國還是在為八二三炮戰高潮 講金門守軍是怎樣英勇擊退共軍、、、、
   但其實中共根本沒有要打來的意思 它的目標就是要讓蘇聯難看
   
   果然蘇聯就中招 當美國氣沖沖跑來：幹你們不是說要和平嗎？？為什麼忽然砲轟台灣
   百口莫辯的蘇聯只好繼續嘴硬：怎樣啦老子就是任性咬我啊、、、、
   
   隔年赫魯雪夫準備訪美 並且就和平議題與美國商談
   中共再來一次同樣的把戲 在訪美的前一天進攻印度
   這次蘇聯學乖了 小老弟不聽話就要出手鞭打
   它譴責了中共 並且撤回蘇聯援華的資源和專家
   
   這時 中共正在經歷大饑荒時期(1960-1962)
   蘇聯撤回專家正好給中共一個絕佳的機會 把造成飢荒的一切原因全都推到蘇聯頭上
   即使是現在 還是很多人相信飢荒是蘇聯人害的
   
   但中共內部自然明白 這是毛澤東的錯誤政策造成的
   之後在文革被鬥倒的劉少奇全身顫抖 說：「這麼多人死了 歷史會記我們一筆的」
   
   1962之後 毛澤東便退居第二線 開始讓劉少奇主導政務
   當時中共的主要人物如劉少奇、鄧小平 都是改革派人物
   他們認同赫魯雪夫的路線 認為現在應該建設民生經濟 而非軍工業
   
   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後一次人大是第八次人民大會 這所謂的八大路線
   是中共歷史上最開明、最民主的一次嘗試
   但很不幸的 也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帝國主義 最腐化的路線
   
   之後的七千人會議 劉少奇鄧小平相繼發表民主化的重要性、反對個人崇拜
   甚至說出「即使是主席都有可能犯錯」 這讓毛澤東內心的警鐘大響
   開始認為七千人會議之後 他的權威真正開始受到了威脅
   而他與劉少奇的鬥爭 基本上就是他與赫魯雪夫的鬥爭
   這不是共產主義內部的路線分歧 而是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對抗
   
   1966年之後文革爆發就更精采了 平心而論 毛澤東的確是個夠狠的人物
   讓中共除了毛澤東以外的所有人直接承認 這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他們根本沒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該怎麼進行
   中共政治班底幾乎全被翻盤 所有人之間的愛恨情仇一次在這邊爆發出來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個有計畫的革命 從一開始就沒人知道它該往哪裡走
   也沒人知道如何善後
   即使毛澤東都不知道 只有一段文獻 在1967年之後他私底下告訴他相信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
   「一切都不行了、、、、.天下大亂了」
   但1967年 這文革風暴才剛開始 而且只會越演越烈
   只有我們後世人才知道 這場浩劫 會持續漫長的十年、、、、、、
   
   --
   
   說我是海獅，其實我不是海獅；嚴格說起來我是普通獅，只是掉到海裡------
   一種徹底生錯時間地點的概念
   我們中間，很多人都是海獅，
   所以我決定就算是海獅，也要當一隻神奇海獅
   
   
   2016-5-17

「中國人」是一種宗教

作者：鄭立
   
   2016年7月24日
   
   

   
   
   「中國人」是一種宗教。
   
   在清末的時候，因為滿清帝國面對多難之秋，一群被清帝國統治的臣民，當時只有滿漢之別，但所謂的漢人，其實也只是一個不斷被重覆回收的詞語，有些人以為漢人是源自漢代，這是把事情刻意搞亂。其實不同時代，用過漢人一詞，所指也完全不同。
   
   例如元代，所謂漢人，指的是華北金帝國統治的居民，哪怕講地理，像福建和廣東這種人，在元代被稱為「南人」，這點你翻歷史課本也有。如果說元代之前漢人都一直是今天的定義，那是明顯是矛盾的。那時候的南方人既不自稱漢人，也不被稱為漢人。
   
   我在讀碩士時，教授講滿清時，就指出了，滿清重新強調了漢人這個概念，在於不同的階級身份，簡單來說，滿人自己當滿人，也就是特權階級。然後再為那些習慣了科舉體系的民族群，歸類為漢人，所以「漢人」並沒有相同的語言，甚至生活習慣，文化，種族（以廣東閩南就十分明顯）都迴異，但對於滿清帝國而言，只是一個統治單位，他們的帝國包括了滿洲，蒙古，西藏，以及關內十八省。如果要講漢人這身份的特徵是：使用漢字，參加科舉。
   
   故此漢人並不是一個民族，漢人是一群被科舉連起來的民族。
   
   清末的時候，為了反清，孫中山主張的「驅逐韃虜」，就是企圖團結所有漢人去反清，事實上，清亡之後，孫中山就跑去南京祭明陵，可見他的用意是自視為明朝的繼承者。他一直強調漢人，這是他說服海外華僑，以及馬來西亞華僑回國去對付滿清的論據，否則，別人為何要為你拼命回大陸搞恐怖活動？
   
   而另一邊的梁啟超，作為維新派，他的想法是包納滿人。所以在1902年才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觀念，其實是回收一個經常在古籍中出現，但定義不清楚的「中國人」詞語，企圖給予新的定義。對，臺灣與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才開始有中華民族這概念的。
   
   當年的歐洲流行的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張自己是一個民族就有資格擁有一個國家的主權。如果認真來說，清帝國應該四分五裂，滿藏回藏各自一族，而漢人也會分裂成多個不同民族。但梁啟超不想這情況發生，他便建立了一個叫「中華民族」的東西，把所有民族降格成為「少數民族」，而中華是一個「民族」，才能變成nation-state的China。
   
   因為需要有「完全繼承清帝國領土的新國家：中國」的存在，所以才創造出「中國人」，因此，中國人這身份，是一種人造的政治工具。
   
   所以，之所以會有「中國人」，本質上就是為了在面對民族主義浪潮時，把清帝國整個領土繼承下來的方法，說得難聽點，中國人這身份，是為了曲解民族主義而存在的。民族主義，原本就是為了瓦解這些中世紀留下來的多民族帝國，即例如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而產生的思想。在這樣的思想下，清帝國也必然會崩潰。
   
   而梁啟超希望的是將整個帝國說成是一個民族，當然他沒有想像到，他這樣的曲解，會引致日後文化清洗，文化迫害和認同清洗的後果。他間接令到很多文化因此被滅絕。因為單一民族國家，強調一種血統，一種語言，一種文化，一個國家（希特拉的說法），而當很多客觀事實證明清帝國不是時怎辦？唯有用各種手段把他清洗到「是」。
   
   但這本來也只是梁啟超的主張，直至去到辛亥革命成功後，清帝國終於倒下時，才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像滿洲，他被日本和俄羅斯虎視，清帝國倒下他們還是需要被保護，而且上面也真的有資源，而明顯地，在清帝國這麼長久的統治下，華北與滿洲已有很多不可切割的政治以及經濟關係。所以孫中山理想的驅逐韃虜把他們趕回滿洲，這個概念，不合政治現實。
   
   所以不久之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被迫接受梁啟超的主張，就是把滿漢蒙西藏，民族融和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回收「中國人」一詞。其實就是為了在論述上建立基礎，去處理滿洲西藏新疆等問題。不然，你都驅逐韃虜了，滿洲關你甚麼事？
   
   而中國人的概念，去到抗日戰爭時，得到最大的強化。面對日本的侵略，各地的民眾感到無力，期望各個政府團結起來（這也是「民國無雙」第二劇本的劇情），但你知道這些各地政府一直都互相爭戰，互鬥，根本不會團結。
   
   在這時候，中國人就成為了一個「道德」，大家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共抗日本的侵略。中國人的思想，就在此時修成正果，其實重點是這時候這些受侵略者，需要團結，當他們需要團結時，就發覺，那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共同擁有中國人這身份，再說服大家不要互鬥。張學良為何要西安事變？你要明白對他來說有感情的地方是東北。
   
   故此，中國人身份的訂立，是大日本帝國侵略的副作用。而在二戰之後，因為深受戰爭之害，不論失去所有東西來到臺灣的國民黨，逃難而一無所有的香港人，以及不斷政治運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中國人這身份是從苦難中得到了確認。而成為一種思想。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影視，「中國人」觀念這麼強烈，就是這樣。這是痛苦所引致的，大家希望大家都變成強大的「中國人」，這樣就不會再受戰爭之苦。問題是，去到時間再過去，這些人當中又會有人成為了侵略者和戰爭的源頭時，中國人這身份，就從保護到者的工具，變成侵略者與統治者的工具。
   
   如果你閱讀清末民初的文獻，你會發現，其實當年的人沒今天那麼含糊，例如廣東那時的文獻，就會把「潮汕」，「廣府」，「客家」直接視為三個不同的民族。而不像後來講的「民系」。
   
   總之講來講去，中華民族或中國人三個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怎樣將前清帝國的疆域，置於一個政治實體統治的理由，所以才會拗來拗去，龍門亂搬，一時說國籍是中國就中國人（馬來華人：、、.），一時說用漢字就中國人（日本人：、、.），一時說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亞洲：、、.），一時說「漢族血統」（新疆人：、、.），一時說自古以來某王朝統治（越南人：、、.）因為他的存在目的，就是盡可能吸納所有定義，去擴大統治範圍。裡面的東西自相矛盾，並沒在意過。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說，你不是中國人，好，這是「中國」的土地，所以你滾。
   
   所以你跟隨他們的論述跳舞，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們講血統，你說你沒血統。他們講國籍，你說你沒那種國籍。他們講中文字，你說你用的中文字不同，都是多餘。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個令你拉上他們關係的所謂「論據」，如果你跟著他們的理論談，九成去到最後你還是「被中國人」，其實就算臺灣人有漢人血統，用漢人用的文字，有個「中華民國」的國籍，這些都只是一些沒意義的廢言，只要你看穿，中國人只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野心和統治意圖時，你知道重點是直接指出這種醜惡的內在。
   
   甚至再直接一點不討論，說總之我拳頭大我就是對。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你會發覺爭論血統，或者中國人定義，其實沒有意義，因為中國人三個字，絕對是先射箭再畫靶，先確立了自己對那地方的主權。再去找理由，不是有了理由再去找誰是中國人，而是我想誰是中國人時，我總找到理由說他是中國人。
   
   同樣地，他們想趕走你時，你也會立即不是中國人。例如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破門令，他不是看你是否信主，而是「我說你不是信主的就不是」。
   
   以上的中國人思想，變成了信念，而在二十世紀不斷的散佈，形成了一種宗教，信奉者都自稱為中國人，所以中國人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跟基督教，穆斯林，沒有分別，擁有這種宗教思想者，你可以叫他為中國人，這也是為何馬來華人，海外華僑，明明他們的國籍早已是該國，都還是自稱中國人。如果你把他理據為「英國穆斯林」，那麼「英籍華人」其實也是同一種東西。
   
   這也是為何中華民國會承認雙重國籍的理由，因為當初中華民國就是經由信奉這思想的不同國籍的人建立的。
   
   故此，沒有一群人是否「中國人」的問題，就像西方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大部份都基督徒，我們可以說那是個基督教民族，基督教國家，同樣地，香港人和臺灣人，他們可以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如果大部份人都這樣相信時，也會有基督教國家那樣的效果。但當大部份人都不相信時，則也沒辦法稱他們是中國人，假設哪天某個中東國家，沒有任何人相信伊斯蘭教時，我們也不能說他們是穆斯林。
   
   甚至未來，可能是四川，上海這些地方，這種宗教慢慢的退潮，那麼他們也不會再是那個面目含糊的「中國人」，而重新產生他們自己的色彩。當然，中國人之所以這麼喜歡迫別人做中國人，就和那些宗教一樣，總是認為普天之下都要信他們的真主，厭惡異教徒。人類自古以來都如此，他們也一樣。
   
   所以這不是「是不是」的問題，而是「信仰比例」的問題，那麼，我的答案是，這個宗教在香港新一代的信仰比例，急速的下降。但即使是上一代，土生土長幾代的香港人，其實不少都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例如我上次在大學論壇時，就有個中年婦人，說，她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她這麼多世代都是在新界生存的，但她同情那些建設民主中國者。
   
   基本上，我認為人類有宗教自由，所以有人要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我是沒意見的，但是他們不能迫別人承認是，也不能假定別人是，更不應該提倡政教合一，將中國人身份跟任何政治意圖，統治權力，土地主權，混為一談。
   
   
   2016-7-24日轉載

支那與大清，哪個叫法難聽一點?

   
   作者：蕭少滔
   
   2016年10月17日
   

   
   中國的所謂知識份子，都有一個很「有趣」的思想方式，按中國美學觀點的說法，叫「移步換景」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各種文藝創作都有用這種手法的，而放了在平面構圖的繪畫工藝裡，例如《清明上河圖》之類，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是一種怎樣的形態：就是每個場景逐個來近看的話，都是非常對稱的，但要是拉一個遠鏡來整體地看，才會發覺「怪怪的」…… 內容的比例總是不大對稱。美而名之謂「移步換景」，但總就是綜合不起來。因此中國的傳統「大構圖」繪畫，一般都是長長的橫幅，可以讓人逐段去看，但少有整面的大幅構圖，讓人可以一眼全景盡收。換轉是學西洋畫的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那就是：中國的畫，沒有「透視景深」這回事。亦即「立體構圖」沒有一個明確的「角度」，因此比例總是含糊不清的。
   
   從一個純美學的角度來說，也又無所謂，正如抽象畫也沒有所謂比例這回事。以「直觀」的態度來說，這也是「合邏輯」的，因為當一個人真的用貼近鼻子的距離來看東西，那當然不可能、也沒需要，同時將「其他背景」也納入眼內的；因此在一個微觀的環境下來審閱圖畫，每一個目光能見的地方，構圖都是對稱平衡的。這個才是「移步換景」的精髓。但同樣都是要「求真」的話，西洋畫就講求一個統一的視角角度，然後以此為中心，再投放出一個按比例的景深出來，這個也又是「很合邏輯」的一種看法。
   
   於是乎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中國畫跟西洋畫，都是「各自很合邏輯的」。
   
   不過，這種思維方式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 很明顯了吧…
   
   這個也許是中國的自然科學難以成形的原因之一吧? 因為一個造學問的人，假如永遠都是在「移步換景」之中去思維，結果就是沒有所謂真假對錯，因為「一切都是看你站在那裡看」。
   
   因此毛澤東…其實歷代的開國皇帝都是這樣做的，就是對「讀書人」都極不客氣，不殺個清光已算是皇恩浩蕩。而一般都到了江山大定之後，皇帝想要求個千秋萬世的安穩來讓皇孫公子享清福，才會交帶「讀書人」來辦些奴才瑣事；尤其是製造更多聽話的奴才。
   
   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的「官方歷史」才會明白「斷代史」對於這種奴才是多麼重要的一種「安身立命」的空間，否則全部讀書人早就全部送入精神病院去了。因為每一個「朝代」的前段，都總會大書特書讀書人如何「忠心不二」地對前朝誓死效忠；但同樣到了皇朝末年，又是同一種讀書人，會華麗變身，以「為民請命」的英雄身份來揭干而起、誅殺自己當朝的主子；然後一個眨眼，讀書人又以懷念前朝為之忠肝義胆….週而復始….。
   
   因此中國的官方歷史裡，從來都只有一種壞人，就是「那個末代狗皇帝和他身邊的狗雜種」。極其量是一個極度倒楣的短命皇帝，而讀書人….嘿嘿嘿，永遠都是「忠」的。因為去教書的，都是這種「讀書人」嘛。
   
   這種荒謬絕倫的情況到了一個怎樣的地步呢? 就是「中國人」一方面會說漢族的文天祥抵抗蒙古韃子是「民族英雄」，但同時又會大讚頭號蒙古韃子忽必烈打出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又是一個「民族英雄」。到了史可法抵抗滿州韃子又是「民族英雄」，但之後韃子頭領愛新覺羅玄燁去西藏搶地盤的時候又叫做「民族英雄」。
   
   這種近乎精神分裂的行為之所以會形成，其實看得懂何謂「移步換景」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
   
   至於近代就更加是病發得特別利害。例如在1867年明明是由韃子頭領叫人去搞洋務的，結果全國全面洋化；忽地裡到了1900年，又是韃子頭領找人來扶清滅洋，連帶隨身有枝鉛筆被搜了出來也要碎屍萬段。而更有趣的是，按洋人的記錄，當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是北京城內的老百姓幫洋人攻城，歡迎他們來平定「拳亂」的。
   
   


   
   
   八國聯軍一事, 實情是光緒皇帝任用康有為、梁啟超搞「維新」，而洋人站在維新派那邊，因此才有後來保皇派借了個義和團來進行「愛國行動」，那才爆出一個大頭佛來。在北京城內帶頭到處殺人放火的是義和團和大清軍隊，之所以演變成所謂「國恥」，很明顯真的要用「移步換景」才能「好好體會」。
   
   因此明乎這種「移步換景」是多神妙的一種功夫之後，就可以來看看到底「支那」這個所謂「國恥」又是什麼一回事了。
   
   其實就在女真人打下了漢族的花花江山之後，就立即實行「新愛國主義教育」，所有人一律要尊稱「女真殖民政府」做「大清朝」。而即使是「建國」之時，前朝仍然健在(例如明永曆元年是1647年，但清朝已開始計為順治三年；到了永曆十八年，亦即清朝第二任皇帝康熙二年，吳三桂才「滅明」)；但即便如此，永曆年號是一直用到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台灣鄭克塽「降清」才完結。當中的「皇朝重叠」情況，只是比香港的「五十年不變」稍短了一點點而已。
   
   而對上述有關「國號」的稱呼問題，金庸先生在《鹿鼎記》中都有提到，就是莊廷鑨的「明史案」。講的正正就是吳之榮那個小人，看出了《明史輯略》一書之中，竟然在大清朝坐了江山之後，還繼續照用大明朝的年號紀事，那當然就是「大逆不道」之至啦。後來的「滿門炒斬」就不必細寫了。
   
   那麼當時漢族人和女真族人，到底覺得那一個「國號」才算是「國恥」呢? 是女真人聽到「大明朝」、還是漢族人聽到「大清朝」會覺得難聽過粗口? 或者簡單一點，女真人叫漢人是「南蠻」而漢族人叫女真人做「韃子」，這個也不算是「口音」問題了，這個本來就算是粗口的一種。而在女真人殺光了所有不識時務的漢人之後，所有漢族順民都樂於尊稱女真殖民政府做「大清朝」。
   
   及至十九世紀末，國學大師嚴復先生對於翻譯外語所稱之「中國」，並不使用「大清朝」之「官方愛國稱呼」，而直以音譯書目為「支那」，詳見「支那教案」一書 (A. Michie –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97)。而當時大家才茅塞頓開，發現了一個沒有「移步換景」的局面，就是全世界都不會精神分裂地跳來跳去尊稱什麼「大X朝」，而是 China is China。這種思維方式，對於幾千年來習慣了明哲保身、移步換景的中國讀書人來說，即時就起了個難題。到底這個 China 應該怎樣稱呼? 自己不知如何稱呼自己，天下奇聞噢。
   
   自此以後，大清朝的人就樂此不疲，趕著時麾很有世界視野地尊稱自己為「支那人」，而梁啟超就更加以「支那少年」自居。至於康有為、梁啟超這些「老愛國」所創辦的「保皇會」則在維新失敗後，跑了去日本搞起《清議報》來，當中劈頭就講「宗旨為維持支那之清議」。而孫中山在推翻女真殖民政府建立民國之後，仍不以「中國」自稱，而是以「支那」自稱。可見「支那」用以稱呼中國，乃是大清朝將歿之時、而漢族人又已不能復稱自己為漢族的情況下，所創製出來的「自稱」。可見到了清朝末年，即使是大清國的人，都有點覺得這個「清」字有點接受不了。
   
   現時所謂的「辱華」問題，只能又用「移步換景」來理解。就是當年那個自稱代表支那人的國民政府，由於自己貪腐無能，被日本仔百般凌辱、還要打到四腳朝天，正如家道中落的阿Q的一樣大喊「兒子打老子」般難看。因此但凡提起「支那」一字，有人立即就怒火中燒，就像阿Q聽到有人提到個「光」字一般。其實歸根究底，是阿Q自己不爭氣，不論他自己改個什麼名號，結果都是一樣的，正如他頭上的癩瘡疤，因而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更「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
   
   不過這個還未完。魯迅以下有關阿Q的總結才精彩：
   
   阿Q喜歡與人吵嘴打架，但必先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抵抗力稍為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腳，大肆輕薄….
   
   可見「忌諱」這種事，其實和文字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任你如何破口大罵，只要你是阿Q，那就任何與你有關的文字，都會變成侮辱，又怪得了誰?
   
   
   2016-10-17 轉載

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文革外延也波及澳門。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十二月三日的特大警民衝突。（澳門街頭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編按：紀錄片導演羅恩惠，沉潛四年，追溯「六七暴動」歷史。澳門「一二．三事件」是「六七暴動」的前奏，不過，港英政府跟澳葡政府處事手法不同，結果不一。
   
   

作者：羅恩惠 （文 / 圖）
   
   2016-12-1日
   
   
   每一個年代，都有中共可以使用的人。
   
   何賢被喻為紅色資本家，但早於1946年，他曾經出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兩年後調任澳門支部副主席。1950年大陸政權易手後，靈活的商人向北望，轉而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韓戰爆發，何賢將物資運往大陸支援中共志願軍。1956年更獲毛澤東接見。
   
   如此背景，我們很容易理解何賢在澳門12．3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12．3事件五十周年，澳門特區已完成去殖化任務，這宗歷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沒有受到學界和教育界重視。它由一宗未經批准的違規建築而起，在特定時空下，只消半個月就變成一場反帝反殖，需要全民「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甘休」的民族仇恨之戰。1966年十二月三日騷動最高潮時，三萬人圍著澳督府直至議事廳前，要推翻澳葡管治，警方向人群施放催淚彈，又用水喉向人群掃射。
   
   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多次透過電台呼籲，勸市民回家。
   
   
   

   圖1《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呼籲市民回家
   
   
   「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昨日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假澳門綠邨電台發表告全澳市民談話說：
   
   【呢次氹仔事件，根據氹仔居民提出的五項要求，全澳同胞正在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議解決中，請市民無事切勿外出。】
   
   何賢此項廣播第一次在電台連續播出兩次。至六時零五分，又再重覆廣播兩次，呼籲澳門居民切勿外出，鎮定從事。」(《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當天下午四時，瘋狂的群眾衝進市政廳內，將歷任澳督像、文件、傢俬丟出街外，搗毀並焚燒，其中包括物業局的屋契。市政廳對開的銅像也被群眾合力推倒。澳葡政府在12．3黃昏六時頒布戒嚴令，裝甲車入城，軍警向天開槍將人群驅散。混亂中有八人死亡，80多人受傷。
   
   
   

   圖2 衝擊澳督府《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圖3 市政廳外《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圖4 拉倒銅像《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是因為傳言；在非常時期，傳言也變成新聞。
   
   「一項在澳門市面盛傳的消息，昨晚深夜由返港客帶到此間：在騷動最嚴重時澳督曾遣人召見何賢，惟卒未能與何氏會面，稍後時間傳澳督曾乘鐵甲車，在軍警護衛下，到河邊新街南光公司會晤何賢。」(《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儼然變成「民間特首」，是政府和群眾間的連結。導火線是十一月十五日坊眾學校的違規擴建。
   
   氹仔坊眾學校計劃擴建，照顧本來在夜校就讀的船廠工人子女。船廠工友多屬左派工會，而氹仔又只有一間基督教學校，和他們期望的愛國教育不同。於是坊眾學校擴校籌委會向工務局申請擴建，圖則卻被指不符當局「繁榮澳門」街道佈置計劃，圖則被擱置。籌委會不理違規，就在坊眾夜校舊址，即施督憲正街4、6、8號自行搭棚擴建。
   
   時任海島市 (今氹仔與路環) 行政局長晏德地，九六年接受澳廣視記者林玉鳳及Ricardo Pinto 白嘉度訪問時說：「我經過那間學校，成個人嚇了一跳。看見100多名男女將學校拆爛。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回去問同事也不知道。於是找人去看看，還叫他們不要帶槍。他們回來後，人人都很害怕的樣子。」
   
   晏德地沒有聽過案例，他向工務局負責人查探，對方卻支吾以對，無澄清任何問題。翌日，數十名手持籐盾及膠棒之防暴隊到場，和工人及學生發生嚴重衝突，混戰中27人被毆傷。
   
   
   

   圖5 《明報》1966年11月16日 警民浴血混戰
   
   
   以何賢為首的六名代表，11月29日下午謁見澳督，提出五項要求。
   
   ● 懲罰打人者
   
   ● 氹仔事件因辦學而起，辦學是合理的，不應加以阻撓
   
   ● 被打傷者應得賠償
   
   ● 五名談判代表曾被拘控，要求當局撤銷控罪及案底
   
   ● 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圖6 《明報》1966年11月29日 — 何賢謁見澳督
   
   
   當時，新任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才上任四天，想妥善解決此事，又答應成立調查委員會，包括警方、商會及政府三方代表。
   
   不過，文革外延也波及澳門，珠海紅衛兵同仇敵愾，和澳門左派的講用會、各界座談會等遙相呼應。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分批分次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十二月三日的特大警民衝突。
   
   

   圖7 珠海集會支持澳門堅持鬥爭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圖8 珠海集會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圖10 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座談會《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何賢於昨晨前往石岐，至中午始返澳。隨即直接乘座駕車至澳督府，與嘉樂庇進行會談。」(《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圖11《明報》1966年12月5日 何賢往石岐見中共官員
   
   
    本來和澳葡政府有商有量的何賢，從大陸回澳後馬上變得強硬，又發表書面聲明。
   
    「自去月十五日氹仔發生警察毆打居民事件後，引起全澳同胞憤激，一致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連日來各社團代表到澳督府向澳督提出抗議，不料三日上午葡警竟然復向各代表毆打，此種行為更激起全澳同胞之憤激。今天中國人是團結不可侮的，澳葡當局應負起此事件的全部責任。」(《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民族主義變作藥引，瞬間燎原。
   
   12月7日 廣州數千紅衛兵舉行集會、遊行，支持澳門同胞「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人民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愈寫愈激烈。
   
   《澳門同胞得到廣州紅衛兵強大支持增添無窮力量 堅決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 「許多工人群眾對《澳門日報》的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紅衛兵小將是我們中國人民的英雄後代，他們說得到做得到，世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無不聞聲喪膽。」 (《人民日報》1966年12月10日)
   
   騷亂後澳門局勢動蕩，資金流失，店鋪不做葡國人生意。七艘大陸炮艇在關閘外遊弋，官媒更隔空放話，要脅停止供水及食物，迫使澳葡政府答應道歉賠償。
   
   
   

   圖12《明報》1966年12月5日 七炮艇關閘外遊弋
   
   

   圖 13 《工商日報》1966年12月6日 暴動後的澳門
   
   

   圖 14 《明報》1966年12月6日_人心惶惶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
   
   ● 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
   
   ● 向中國賠禮、道歉
   
   ● 嚴懲主要肇事者
   
   ● 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
   
   1967年1月28日，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到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認罪書》，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提出的四項主張，並賠償死傷者殮葬費、醫藥費等共二百萬元。
   
   
   

   圖15 1967年1月28日澳督嘉樂庇簽署《認罪書》
   
   
   一場騷亂，改變了國共兩黨在澳門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澳門往後的發展軌跡。港澳工委組織香港左派社團、學生、工會及演藝界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大大鼓勵了香港左派的鬥爭士氣，為往後大搞一場提供了助燃劑。
   
   
   

   圖16 澳門國慶風采 — 陳樹榮編
   
   

   圖17 澳門國慶風采 — 陳樹榮編（二）
   
   
   何賢在一二三事件中的角色至為關鍵，翌年五月，他在左派團體包圍港督府，天天輪流示威時到訪香港，希望拉攏港英當局和左派高層坐下和談，無功而還。
   
   不過，曾經的付出沒有白費。澳門商會領袖及左派社團積極參與鬥爭的最後都上一個階梯，分享權力。何賢之子何厚樺更成為澳門回歸後首任特首。
  
   2016-12-3日轉載網絡文章

彭定康、葛劍雄：統一分裂歷史怎麼說？

   

作者：練乙錚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7日
   
   
   今天筆者的話題由彭定康批港獨開始，但主要是介紹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的一篇顛覆性史學論文，透視香港新生事物「統獨之爭」背後的古老背景。葛教授那篇三萬字論文，研究了國史上的統一和分裂，在大陸學術界屬「走鋼絲」之作；留意香港分離主義思潮發展的人，無論持甚麼立場，讀了都會有益。
   
   彭定康訪港說了很多話，筆者最欣賞他那句「我不能改寫歷史，香港回歸中國別無選擇」。他還是那麼得體地回答了關於他當年是否可為香港民主做更多事的尷尬一問。不過，彭先生有意無意之間「改寫」了他極力讚揚的佔運歷史，將之描繪為一個單純、純潔的爭取民主政改事件，忽略了運動提出的最響亮訴求：「命運自主。」佔運因這個訴求成為了分水嶺，演化出兩個政治意識流：民主自決、民族自決。如果要說香港「走錯了路」，那個「錯」，是2014年9月就出現了。
   

彭定康　篡改佔運核心精神
   
   佔運之前的香港民主政改路線，無疑是與彭先生任港督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如果運動偏離了這條軌迹，他的功業、聯合王國交付予他而他出色地完成了的任務，就要褪色，最終甚或會給貼上「失敗」二字。所以，他這次特意來港大聲疾呼反自決反港獨，無論正確與否，都帶有濃厚的守業意味。離開香港近二十年，他依然是本地政治發展的重要持份者，所以儘管他以局外人身份為民主政改路線說話，卻不免於利益衝突。
   
   歷史有趣之處，不只在於客觀史實本身，有時更在於論者如何書寫歷史：即對史實的主觀看法、包裝以至更改、取捨，以及背後使然的立場、利益、謀略或者更糟糕的東西。歷史與史學不同，史家與史學家也不一樣。一個小例子：佔運的事實是歷史，彭定康「改寫」這個歷史，而探討他那樣做的原因，就是一個「史學分析」。
   
   葛劍雄論文觸碰的，是一個大得多的史學問題；他要揭示和推翻的，是自乾隆自封為「十全老人」以降，中國史家就統一與分裂的史實形成的那種歷史書寫方式和定見。這種根深蒂固的定見認為：（一）中國歷史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超過分裂的時間；（二）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越長越好，統一的範圍自然越大越好。
   
   上述定見（一）是怎樣得出來的呢？原來，傳統辦法是根據朝代來劃分統一或分裂的。如果一個朝代大體上統一，就把這個朝代整個都算作統一；再把這些「統一的」朝代從頭到尾的長度加起來，就得出國史上「統一」的總時間。這當然是很誇張的算法。
   

精算國史　分裂與統一孰長？
   
   以清朝為例，享祚267年，但事實上滿人1644年入關，南明政權依然存在；至1683年清軍攻克澎湖，才真正統一。但到了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1895年，俄英兩國瓜分帕米爾高原的大部份，日本拿走台灣。如果把這些山河破碎的時段減除，則清朝統一的時間只有186年，佔國祚的69%。
   
   傳統觀念裏，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都是統一朝代，國祚總和是1,454年；但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952年。若從西周有較完整編年史的頭一年（公元前841）算到今年，「中國」的總長度為2,857年，故統一時段按傳統算法佔51%，按較嚴格的算法則只有33%。
   
   根據上述數字，無論怎樣看，也無法得出「統一是主流」的結論；若有一個主流的話，分裂才是主流。對此，我們或應問一個為甚麼。葛文沒有朝這個方向走，但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探索。
   
   以史上「中國」最大疆域而言，並以漢文化為此疆域內促進統一的凝聚力，其餘少數民族文化為導致分裂的發散力，則二力相加，若前者大於後者，則「中國」統一，反之則「中國」分裂。這樣看的話，結論應該是，漢文化的凝聚力實不足以長期穩定地統一「中國」。如果各族之間不動武、不以暴力或暴力威嚇為統一工具，則「中國」的統一時段所佔比例，連33%都沒有。
   

漢文化　凝聚不足、暴力搭夠
   
   其實，漢文化在自己漢民族之中，也常常未足以導致團結。春秋時代，「漢」和「華」這兩個字，都還未有今天的政治意義，孔子講的是「諸夏」，指眾數的「諸」字，其實就代表分裂。近現代，國共都是漢人黨，但自民國十年（1921年）起，這兩個黨卻鬥得死去活來，一場「解放戰爭」就傷亡一千萬軍人，足與春秋時代的「諸夏」比爛有餘。
   
   這說明一個問題：在文明、自願、非暴力的條件底下，史上「中國」最大疆域之內存在的各民族散發力，並非漢文化的凝聚力可以駕馭。「中國」太大了，統一不是主流，分裂才是常態；要統一，惟有用暴力。
   
   從這個觀點看，毛澤東當年提出要把「一個中國」分成二十七國，李登輝要把「支那」裂解為七塊，連同目下中國周邊五個地方的分離主義訴求，皆非無理取鬧，反而是有很強的文化理性，堪稱和理非非。
   

秦殖民南侵　港入中版圖
   
   統一既需暴力或以暴力作後盾，定見（二）說「統一總是正義的」就有問題。傳統中華帝國論述裏，漢文化的傳播，靠的是「坐鎮雅俗、以德威服人」；這個講法來自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當今中國旗上四顆小星拱一顆大星，用的其實就是這個意象。但是，從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到共產黨踢走國民黨解放全大陸，都是用暴力。香港「回歸」，黃華說可以不駐軍此地，鄧小平就罵他胡說八道，證明暴力起碼是後盾。至於史上的開拓邊疆搞擴張，更是無暴力不行。
   
   今年4月1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批港獨，指香港自秦朝以來便是中國領土，但沒說明是如何把香港地方納入版圖的，明顯為始皇諱。筆者於是引《史記》等文獻指出：「秦朝把香港併入中國版圖，是一起中華帝國侵略邊疆民族的嚴重罪行；當時秦始皇派了60萬大軍南征百越，之後更大舉南向移民（包括流放罪犯），其手段和後來歐洲殖民主義時期的做法完全一個樣。」
   
   對此，葛文講得更深入：「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份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
   
   其後，西漢征西南夷和大宛、宋吞南唐、北朝滅南朝、明清奪台灣等的大大小小無數次對外用兵，皆純粹是暴力擴張和侵略，根本談不上正義。「以德威服人」，將來不敢說，但從秦朝到一九九七，都是虛構。這樣子拼湊而成的帝國版圖，當然滿是裂痕，而帝國的態度一天沒變，這些裂痕就一天存在；就算不裂解，統一的政府也要花費巨額資源，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犧牲生命，才得以維持局面，例如在西藏；維持不了的，如在高句麗和越南，那些地方就成功分裂出去了。
   

帝國沒落　疆土過大、統一過長
   
   由此，葛文引出「版圖不是越大越好」、「統一的時間不是越長越佳」的命題，繼而指出重要證據：西漢文景之治出現在武帝大舉擴張疆土之前；唐代天寶盛世形成於東西疆域收縮以後；明朝自放棄佔領越南、自北方邊界撤退之後，社會經濟卻開始穩定發展；清朝由康、雍締造盛世，乾隆則着力開疆拓土，但後者一旦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國史上「極盛疆域」之後，國運就馬上走下坡，終至萬劫不復。
   
   這一條國史脈絡，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講的「最優國家規模」理論相符。耶魯大學史家Paul Kennedy研究了五百年來世界上包括大英等帝國的盛衰，1987年提出「版圖擴張過度招致帝國沒落」說，亦完全與之吻合。
   
   葛文觀點如此「不羈」，採用的史實如此令強國尷尬，有其時代背景。他這方面的主要理據和結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出現在他的著作裏；那時大陸學術界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寬鬆的，所以沒有問題。八九六四之後，他的著作一度受到禁制；後來發表的有關文章比較收斂，有時還加插光明尾巴：「我相信，只要中國堅持並擴大改革開放，不僅不會分裂，而且還能實現統一，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輪迴。」
   
   話說回頭。彭定康反港獨，與他在祖家反對Brexit、反對英國本身存在的三個分離主義運動的主張一致。有趣的是，英國夠民主、夠開放了，但境內的獨立運動並不因而稍斂，反而在2014公投小敗之後穩步增長。可見中國要走出分合輪迴，並不一定如葛教授說的那麼簡單。反過來說，民主和獨立訴求，亦不必然如彭先生說的互相排斥。
   
   此間統獨之爭沸沸揚揚，卻因為彭先生高調參與而更形熱鬧。畢竟，僅僅是他的高貴身份和風度，以及他所選擇講話的場地──外國記者俱樂部和香港大學，便足以提升自決與港獨意識的品位，讓世人好奇、關注。至於他本人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有說認為「無傷大雅」，也許是對的；世界上所有政治運動，無一不是給罵着登台者。看點是，給彭定康這位絕大多數港人十分尊敬的人物罵過，港產分離主義會怎樣輪迴，更盛還是轉衰？
   
   
   （註：葛劍雄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檧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en_he.txt）

「老朋友」與「一中一台」

   

作者：安裕
   
   香港蘋果日報 2017-1-20日
   

   

   喬冠華與老布殊在聯合國總部握手。互聯網
   
   
   第一個公開在國際舞台推動「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大國是美國，是北京所稱兩個「中國人民老朋友」當權年代。兩人一是總統尼克遜，一是駐聯合國大使老布殊；「一中一台」登場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1971年10月25日。此前三個半月前的7月9日，基辛格密訪北京為尼克遜探路，會見周恩來時表達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態度。
   
   1971年秋，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會籍危如累卵。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2758號決議，除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老布殊與日本等十幾個國家提出臨時動議，把這兩項內容分成兩個動議表決；若兩個議案都通過，聯合國就可能出現「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最終是保留中華民國會籍議案遭否決，國際形勢自此丕變，大批國家離棄台灣轉向北京，包括美國和日本。
   
   這是記錄在案的歷史，但歷史沒有在這裏結束。1972年9月中日建交，同年12月，日本政府以民間組織名義成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辦理對台灣領事事務，惟工作人員須先辭去外務省職任，始可以「民間」身份工作。此一模式既開，七年後中美建交，美台亦以類似的「民間組織」處理兩地事務。如今打開台灣外交部網頁，與台灣沒有邦交的主要國家，幾乎都與台灣有類似的地下使館。美日英法不在話下，近年與北京越趨密切的俄羅斯，也在台灣有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代表處。類似模式全球落地開花，台灣不致完全失去國際人格，要感謝也是北京「老朋友」的七十年代日揆田中角榮。
   
   美國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推手，儘管與蔡英文通話事件餘震仍在，然而特朗普不過是美國近六十年民主共和兩黨兩岸政策共識的執行者。台灣年前的解密檔案顯示，早於1961年，駐美大使葉公超回台見蔣介石，葉從美國新任總統民主黨人甘迺迪捎回消息，說美國有意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但保留台灣的會籍，「美盼我鄭重考慮後盡速答覆」。蔣介石說，「兩個中國並存於聯合國，我無法接受」。兩年後，甘迺迪遇弒身亡，此事暫且放下；不旋踵越戰烽火大起，美國拉攏北京以遏北越南侵，中美華沙談判復啟，這時國際形勢漸對北京有利，時間已經不在蔣介石這一邊。
   
   不過蔣介石強硬如故，1970年他說「我對漢賊不兩立政策，很難改變」。即使如此，面對現實的台灣逐漸調整身段，當時駐美大使館官員、其後擔任外交部長的錢復憶述，那時台灣對與中共一同存在聯合國的「雙重承認」模式，公開立場是we can not support it but we can live with it（我們不能支持它，但我們可以與它共存）。不過這已來得太遲，老布殊提出的分拆投票動議被否決，代表團團長周書楷黯然離場，退出聯合國。中共在外交戰大有進賬，喬冠華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老布殊在電梯旁「偶遇」，兩手一握，奠定中美俄大三角格局。台灣則在「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口號中度過風雨飄搖的無依暮色，蔣經國推薦美國小說《天地一沙鷗/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意喻小海鷗特立獨行，立志飛往更遠他方。
   
   

政治現實比想像殘酷
   
   與此同時，日本與台灣建立的非官方關係漸成模式，各國雖與北京論交，仍在視平線之下與台灣保持各種形式關係及民間往來。及至美國民主黨人卡特入主白宮與北京建交，並以國內法形式通過《台灣關係法》；台灣則趕及中美建交前以20美元象徵式代價把用了41年的大使館雙橡園售予美國親台組織，再轉為台灣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產業。各國群起效法，在本國首都同時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及台灣代表處，中共無法阻止台灣與其他國家民間往來。兩岸政權在外交範疇處於相持狀態，各自存在，客觀成為另一種形態的「一中一台」。
   
   美國把與台灣的非正式關係發展成對北京的制衡，借助台灣影響中共。台灣允許新加坡陸軍到來訓練，新加坡裝甲車扣在香港事件此刻仍未解決，北京一再督促新加坡恪守「一個中國」政策，顯見北京對新加坡的兩岸政策極為不滿。相對於此，美國長年接受台灣空軍到美國受訓，包括使用台軍未有的作戰設施，美軍則派出「民間人士」到台灣評估規模最大的年度漢光演習成果。類似的軍事同盟關係，經常在北京眼皮底下發生，其他大國如法國，亦曾訓練台灣空軍駕駛法製幻影2000戰機。
   
   包括美日法俄各國，當會明瞭「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政治風險，卻照行如儀，當中不單是經濟因素，更重要是國際政治力學的伸展。以今天如膠似漆的中俄為例，神州大地誰會憶起中蘇交惡的1968年，蘇聯記者路易斯主動結識台灣駐日本官員，表達訪台希望。最後蔣家父子拍板，路易斯獲准訪問蔣經國，建議台蘇互設新聞處，又說蘇聯在兩岸問題保持中立。揆諸歷史，蘇聯在翻臉後祭出的「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其心狠其手辣，比美國更要一劍穿心。歷史上，中共與蘇俄及美國關係年代久遠並且極為重要，可是往往這些「老朋友」較諸「小朋友」更令中共頭痛，無以拆解。「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儘管是老生常談，畢竟政治現實比想像是殘酷得多。
（2017/01/20 发表）

蘇聯檔案解密：還原真實的毛澤東 作者：蒙克        BBC中文網,2015年7月6日            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根據新解密前蘇聯秘密檔案，還原真實的毛澤東，揭示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他接受了BBC中文網獨家專訪，講述他所接觸到了的歷史。        最近，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據新解密的蘇聯時期的歷史檔案寫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試圖避免之前眾多毛澤東傳記的美好或妖魔化傾向，還原歷史真實。        潘佐夫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希望讀者能夠通過他的書對毛澤東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有更清楚的了解。        潘佐夫認為不過毛澤東不同於列寧和斯大林，他不僅是個敢於冒險的政治家，也是個民族主義革命家。    潘佐夫指出，毛澤東不僅推動了激進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他也給中國這個從前的半殖民地帶來了民族革命，因此他對毛澤東的評價似乎高於對前蘇聯領導人列寧和斯大林的評價。他說，在毛澤東時期，中國最終能夠成為世界的主要地緣政治中心，政治上同蘇美兩超級大國保持等距離，並因此受到國際輿論的更多關注。     蘇聯檔案        潘佐夫主要查閱了「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他說，這是世界關於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面的文檔，裏面有大量關於中共活動的檔案，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文檔，共產國際和蘇共給中國的指示，列寧、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中共和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等。            潘佐夫: 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才能不受約束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行事            潘佐夫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特別提到了其中多達15卷關於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他還稱，他是第一位接觸這些檔案的學者。        據他透露，這些文檔裏面有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私人信件、毛澤東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會談記錄和通信，斯大林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通訊，還有蘇聯醫生整理的毛澤東的病歷，蘇聯安全部門和共產國際情報部門的秘密報告。        有關毛澤東的檔案中還包括毛澤東妻子兒女的個人資料，關於賀子珍、江青、毛澤東的幾個兒子，毛澤民、毛澤覃的妻子的個人檔案，以及鮮為人知的在莫斯科出生的毛澤東的第九個孩子的出生證明。    此外，潘佐夫還查閱了其他前蘇聯檔案，諸如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通信，蘇聯政治局記錄，第三國際給中國的指示,以及毛澤東的朋友和對手的檔案。裏面還有毛澤東的政敵向蘇聯控訴告狀的報告等，他還說，其他前中共領導人如張國燾，王明，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等的檔案也都很有價值。     毛的功與過        文革結束後，中共在1981年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功過做了官方評價，表示，毛澤東一生「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個所謂的「左傾嚴重錯誤」是指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使國家陷入混亂。        《歷史問題決議》肯定了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以及毛澤東為中共和軍隊創立和發展，人民解放的勝利，締造國家建立的巨大功勛。        不過，從潘佐夫披露的檔案材料看，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忠實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許多常規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才能不受約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蘇聯解密檔案的有關文件似乎稀釋了毛澤東前半生的功績。        潘佐夫在採訪中說，研究這些檔案令他改變了對毛澤東的一些看法，他發現對毛澤東與斯大林和前蘇聯關係的一些常規看法實際上並不正確。新公布的蘇聯和中國的檔案顯示，毛澤東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於的領導人（斯大林）的忠誠。二毛澤東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後才敢於偏離蘇聯模式，執行更激進的政策。     新民主主義        潘佐夫說，有關歷史檔案資料也表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直在幫助毛澤東鞏固黨內權力，幫助他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始推動對他的個人崇拜。他還記錄了中共從1921年到50年代初對莫斯科資金方面的依賴。    潘佐夫撰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向讀者展示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新民主主義論」有其「俄羅斯根源」。潘佐夫說，是斯大林讓毛澤東在30年代後期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政策，不允許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處於地緣政治考慮曾經早在1937年11月就做過同新民主主義內容相近的有關指示。當毛澤東後來開始闡述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時候，斯大林也開始考慮解散共產國際。潘佐夫認為這並非巧合。        他書中提到斯大林1937年11月同王明和康生的談話，當時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意圖，那就是他不僅要迷惑蔣介石和中國資產階級，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資產階級，讓他們相信各國共產黨已經放棄了針對他們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概念提出就是為了迷惑敵人。            最近發表了《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的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當你仔細研究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你就會發現，只有考慮到中共持續依賴莫斯科提供的權威的政策指導和方向指示，你才能真正了解中共當時的歷史。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裏面的材料顯示，當毛澤東當年通過在延安整風鞏固其黨內權力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背後的斯大林在幫助毛澤東鞏固權力方面有時候甚至比毛澤東本人更積極。例如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把康生算作自己的敵手，因此當共產國際向毛建議中共哪些人不可靠時，反而是毛澤東向當時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寫信為康生作擔保說「康生是可靠的」。        1938-9年，中共在延安出版《聯共黨史》（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的中文版。潘佐夫說，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效仿斯大林，開始改寫黨史，樹立自己的正統領導地位。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作者潘佐夫攝於中共遵義會議會址前（潘佐夫提供）         斯大林是導師        關於毛澤東和斯大林的關係，潘佐夫說，他在書中有關毛澤東和斯大林在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會面時的描述，也充分說明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他說書中講述了毛澤東同斯大林在朝鮮戰爭期間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        潘佐夫說，斯大林當時並不想統一朝鮮，而是更願意把美國拖進同朝鮮和中國的衝突，達到削弱美國的目的。通過這麼做，斯大林試圖發動全球革命。只是在斯大林於1953年3月去世後，毛澤東才同蘇聯領導人拉開距離。而朝鮮停戰也是在斯大林去世後才得以實現。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書中的資料還顯示，毛澤東一開始就認為赫魯曉夫是個愚蠢而且不值得信賴的人，因此他故意輕蔑地對待他。潘佐夫說，他的書反映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之間的敵意，而這也成為了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不同於常規看法，潘佐夫的書還指出，文化大革命不僅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權力鬥爭，更是一次實現其烏托邦理想，創造一個由新的、理想公民組成的理想社會的認真努力，但潘佐夫也同時認為，這種努力有缺陷，而且導致了悲劇。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作者潘佐夫與毛澤東外孫孔繼寧合照（潘佐夫提供）         斯大林的線人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也提到已故前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和高崗生前曾向斯大林遞送情報，以及斯大林在與毛澤東會見過程中，把高崗的有關報告交給了毛澤東，從而出賣了高崗。        對於劉少奇是否是斯大林線人的問題，潘佐夫在接受採訪中說，如果有任何檔案證據的話，肯定只能在克格勃（KGB）檔案中有。但是這部分檔案目前尚未公開。因此潘佐夫對這個說法持謹慎態度。        潘佐夫在書中寫到：「根據一些材料，劉少奇本人曾為斯大林提高了一些機密情報。在斯大林死後叛逃到西方的俄羅斯前國家安全部(MGB)官員彼得·德日阿賓（Petr Deriabin）曾經說，早在30年代，劉少奇在莫斯科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紅色工會國際代表時，就開始為前蘇聯的情報部門工作。此外，劉少奇在40年代仍繼續向斯大林遞送秘密材料。            前蘇聯解密檔案中存放的一張毛澤東照片。（潘佐夫提供）            潘佐夫說，如果德日阿賓的這一指稱屬實，那麼就可以推斷，對於斯大林來說，劉少奇比高崗更有價值，因為劉少奇後來是中共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故此，斯大林後來出賣了高崗，這樣就確保了其更重要的線人在中共內部的地位。        潘佐夫解釋說，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部分，因此也可以說，所有中國共產黨人都在為共產國際工作。當然有一些中國共產黨人直接為蘇聯的安全部門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工作，例如後來為毛澤東做俄文翻譯的師哲。另外，還有一些中共黨員直接為俄羅斯情報部門工作。     延安的重要情報        但是，潘佐夫也表示，必須要記住的是，所有中國共產黨人都認為蘇維埃俄羅斯是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祖國，他們認為他們有責任向俄羅斯人通報關於國民黨、日本和其他人的情況。        他還舉例說，即使毛澤東本人也曾向斯大林傳送過重要情報。例如，毛澤東曾告訴斯大林，德國可能會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俄羅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只要共產國際受莫斯科控制，他們都是莫斯科的特務，整個中國共產黨都是莫斯科在中國的代理人。」        潘佐夫私人收藏的檔案（包括閻寶航之子閻明複2005年9月9日給俄羅斯外交部的信函）也顯示，毛澤東1941年6月15日通過蘇聯駐中國武官尼古拉·羅士勤（Nikolai Roshchin）向斯大林通報了德國即將發動攻擊，並且明確指出攻擊日期是6月22日。毛澤東是從其安插在戰時陪都重慶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閻寶航那裏得到情報。        後來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特別發電報向毛澤東致謝，強調毛澤東凖確的情報使蘇軍能及時做好軍事凖備。        另外與此有關的是，潘佐夫從蘇共政治局檔案中還發現了令他感到意外的內容，即蘇共政治局在1941年7月3日，也就是斯大林公開承認德國進犯的那一天，決定撥款100萬美元給中共。            1961年10月，周恩來率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期間向列寧陵墓獻花。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的作者潘佐夫說，希望他的書能讓讀者對毛澤東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有更清楚的了解。他說，毫無疑問，毛澤東是20世紀最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專制者之一。    潘佐夫在接受採訪時還表示，因為篇幅的關係，還有許多有意思檔案材料沒有寫進《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這本書中，例如關於當時身在蘇聯的蔣介石長子蔣經國被人舉報是共產黨「敵人」的一份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來自蔣經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一個俄羅斯的朋友。        潘佐夫說，他現在正根據這些檔案材料撰寫一部蔣介石的傳記。 特朗是商人總統？普京才更符合？ 作者：林濁水        原題為〈川普是商人總統？蒲亭才更符合？─兼論商人成總統表相下俄羅斯痛苦靈魂和巨國的縱橫捭闔〉        2017/3/27            就在中美兩國為了在南韓部署薩德飛彈僵持不下時，聲援北京的俄羅斯，由下議院副主席古特涅夫證實，俄方已經向中國交付首批S-400防空飛彈系統組件。這套先進系統可以攔截射程4000公里左右的中遠程彈道飛彈，將大幅提升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        薩德和S-400配置的飛彈雖然都是防禦性武器，但是由於兩個系統擁有強大偵搜能力，兩者一齊部署下來，整個東亞緣海海域即時更加不安，煙硝味更加瀰漫。        S-400系統和Su-35隱形戰機是當前俄羅斯最先進的武器，S-400是防禦系統，Su-35是攻擊性戰鬥機，兩樣俄羅斯最先進的攻擊和防禦武器現在中國都齊全了。        美國最先進的F22戰機早在2005年就開始服役了，到現在美國還禁止輸出給任何盟國；但是俄羅斯34架Su-35S在2014年2月才投役，2016年12月25日，Su-35S第一批4架裝備就交給解放軍，比較下來，清楚地意味著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一步的升級，無論如何，這態勢完全不符合川普的全球戰略設想。        儘管川普聯俄策略受到國內民意和政界強烈的反對，但是川普（編按：亦譯特朗普）顯然不會就這樣放棄。國務卿提勒斯將跳過4月5日的北約外長會議，以便準備6日登場、全球矚目的川習會事宜，然後12日將訪問俄羅斯的傳聞看來就是川普戰略的一個投影，那麼川普還有機會嗎。        關鍵恐怕在於聯俄只是習於非典作風川普的個人偏執，或是他團隊的突發奇想，還是另有基礎。        談到川普的聯俄戰略，基礎至少有三個：        一、早在10多年前，被季辛吉等右翼人士喻為肯楠以後最偉大的戰略思想家，已經過世的保守主義大師杭廷頓，除了和川普一樣是白人至上主義之外，也和川普同樣認為在蘇聯瓦解後，西方世界咄咄逼人進行歐盟和北約東擴擠壓俄羅斯並非明智之舉。杭廷頓認為從波羅的海到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山脈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伊斯蘭教+東正教間文明衝突的分界線；他強調美國應容許俄羅斯在界線的東方繼續維持主導的地位。        杭廷頓這個戰略性的警告，在美國並不是什麼空谷足音，相反的，一直有「知俄派」人士支持，他們建議美國應重新規劃一個納入俄羅斯的歐洲安全架構，「藉以取代北約」，知俄派更提醒，「烏克蘭是紅線中的紅線，千萬不能踩」，現在他們希望川普把這戰略付諸行動。        二、中俄之間本來一直存在強烈的「歷史性戰略互疑」，這個歷史性的互疑，使得二次世界大戰後，雙方的蜜月很快地草草結束，使得尼克森擁有可操作聯中制蘇的籌碼，也使得中俄之間縱使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卻永遠處在同床異夢的狀態中。這從冷戰到現在中俄兩國的軍售交易行為上看得最淸楚。        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一年，蘇聯主席戈巴契夫訪問北京，開啟了結束冷戰之鑰，蘇聯恢對中國的大量軍售，1992年第一批Su-27SK戰機開始交貨。此後俄羅斯成為中國最重要先進武器唯一來源，中國則一直到2000年都是俄羅斯武器最大買家。但是俄羅斯在賣武器時並不是有錢賺就好。長期的作法是賣給中國的往往在規格上要比賣給中國的對頭印度或是越南的還低階。目前中國會先印度而買到Su-35，一個原因是因爲印度後來決定買法國的飆風戰機。        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採取這樣的態度基於兩個考慮，1，怕先進技術被中國山寨；2，中俄傳統的歷史性戰略互疑。這一個戰略互疑在中國積極拉攏中亞介入俄羅斯傳統的勢力範圍後更加深化難解。所以一直要等到克里米亞危機爆發，西方國家踩了「千萬不能踩」的烏克蘭這一條「紅線中的紅線」蒲亭（編按：亦譯普亭）才終於不回頭地和西方國家決裂，直到2015都還猶豫不決的對中國Su-35軍售才終於拍版定案，在2016年底交付第一批戰機。        三，史達林在1928年推行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經濟政策焦點集中在「重工業化」，國民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扭曲。到了布里茲涅夫時代，蘇聯採取擴張主義，舉全國之力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軍事工業的規模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0-25%，雖然經濟發展更加扭曲，但是武器精良非凡。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處在崩潰狀態，於是俄羅斯這一個曾經輝煌一時的的社會主義霸權，出售軍火就成了沒落後的救命絕招，既對中國大賣軍火，也對印度大賣武器，2000年前中國是最大買家；2000年後被印度取代；現在中國再因為買了S-400系統和Su-35 再度超前。        2016年中國購買俄羅斯軍火訂單金額超過了80億美元，包括S-400系統30億，Su35戰機20億；這對照起2016一年俄羅斯對中國出口才280.2億美元，這樣的訂單金額非常驚人。        俄羅斯在互為假想敵的中印兩邊都大賺其錢又可以借印度平衡來自中國的潛在軍事威脅。這就使得中俄間軍售金額雖然極為驚人，但是雙方卻只可以成為「戰略協作夥伴」，不可能成為正式盟國。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中越俄之間─雖然俄越兩國間軍售額度比中俄之間小得非常多。俄羅斯甚至在東亞海域持續和中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替中國壯聲勢，一方面在南海海域─所謂的中國核心利益所在和越南共同開發石油氣。        既然俄羅斯要在軍事對立的兩個陣營中都大賺軍售錢，那麼川普認為其間大有運作空間是很自然的。從這個角度看，說川普用生意眼經營國家，不如說蒲亭生意做得更是道地。稀奇的是兩人卻又都被定位為民粹民族主義者，而所謂民粹民族主義者通常是用來說一個硬梆梆的道德絕對主義者，行事風格和圓滑彈性的生意人迥然不同，而如今他們兩人卻集矛盾性格在同一個人身上。        無論如何，回顧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歷經蘇聯瓦解、中國崛起，911恐怖組織竄起，顏色革命漫延，俄羅斯時而一面倒心儀西方價值；時而回歸斯拉夫民族主義；時而和美國合作；時而力擋歐盟西進；時而和西方決裂；時而押寶川普；時而傾力軍售中國；時而轉換由印度取代；更時而和中國同床；時而異夢，真是變化多端。於是，固然我們可以由變化看到蒲亭驃悍威猛身影背後俄羅斯靈魂深沉無比的痛苦，就像我們從川普傲慢姿勢中看到了當前美國人深沉的痛苦，以及從習近平自信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高調訴求和史無前例的反腐整肅背後看到中國社會甚至文明歷史巨大無比的矛盾一樣，然而，似乎就是這樣的矛盾痛苦成為三位民粹領袖在喧囂的崛起，也提供了他們離經叛道地合作的可能。        於是，最後，當前不管蒲亭和川普合作之路走不走得下去，但是既然在三巨型國家內部的強大矛盾形成了三國驚人變化的強大動力，也因此變化而不是穩定是過去中美俄關係的特質，那麼在美國的川普之變和蒲亭習近平成為三巨頭之後，三巨國之間的未來再有什麼驚人的縱橫捭闔之變似乎不應該是意外。     作者簡介：      1947年生於台灣南投埔里。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原擔任教師，後投入黨外運動，參與多種黨外雜誌編務。連任五屆立法委員及曾任民進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起草民進黨台獨黨綱，素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著有《統治神話的終結》、《國家的構圖》、《路是這樣走出來的》、《掙扎的社會與文化》、《瓦解的帝國》、《文化種族世界與國家》、《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測量台灣新座標》、《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穿越巨變》、《歷史劇場--痛苦執政八年》等書，作品曾獲巫永福評論獎及一九九一年自立書評十大好書。        原刊於美麗島電子報。 亞洲與美中峰會        作者：武高泮 （ Vũ Cao Phan ）        越南平陽大學政治和國際關係學院（Viện Chính trị và Quan hệ Quốc tế, Đại học Bình Dương）        2017年4月9日                美中領袖在佛羅里達州會晤            在此文中，亞洲所指的是狹義的東亞，而東亞卻是廣義的，包括地理上的東北和東南部。        美國總統當勞-川普在涉及對外政策時曾製造了幾番狂熱潮（ 在此時此處是狂熱，在彼時彼處則是狂冷 ），而在其百日執政已有三分之二的日子裡，這番狂熱仍然未息止。        令人炫昏又有趣的是他說如何，就一定如何地做（ 儘管其權力仍被人質疑 ）。對於鄰國加拿大、墨西哥已很清楚了；對於北約、歐盟的盟國也清楚了；對於與任何國家相比，美國捲入歷史最長久的中東也清楚了。        但對東南亞則仍是未知。即使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安培首相曾兩次親身飛越太平洋，而國務卿蒂勒遜（ Tillerson ）先生也及時反方向飛去“ 安撫 ”。白宮已放棄TPP及“ 重返亞洲 ”的政策，但未見有何答复的問題：“ 當勞-川普總統和美國對此地區真正想要的什麼以及可做的是什麼？”        跟著機會來了：美中領導人會晤於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 Mar-a-Lago ）也剛結束。 這次會晤被視為將在七月舉行的G20會議的非正式會面，但卻提早舉行及更帶有正式性質的含意。        中國人評論說，那是美國的意願，原因也可理解的。而中國人，本身又想要什麼呢？他們也求之不得啊：當聽了川普和蒂勒遜令人震驚的話語，北京也顯得臉青臉白，之後又鬆了一口氣，因為這兩位美國人的語調時而又軟化了。        問題已一清二楚。幾乎各所預料的問題皆擺上了檯，但似是一種更慣例的做法 : 一切將得到解決，就算被認為最艱難的美中貿易的問題也迎刃而解（ 將在一百日內檢驗和解決 ）。        實質上，雙方所達成的是兩國關係的互相理解的共識，尤其是兩位元首的互相認識。新華社引自美國總統的評價說，這是顯著和非一般的進步。        在雙贏的精神下，新華社還引自習近平先生的說話：對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 歡迎美國參與。”            可有失望嗎？        總之，未見有什麼使東亞人，尤其是東南亞人所期待的任何東西擺上這次峰會的檯面。那麼他們可有失望嗎?        在川-習會晤之前，日本人（ Japan Times < 日本時報 >）評論：兩位領導人有一共點：努力恢復其國家偉大的目標（ 習近平稱為“ 中華民族復興 ”），而英國人（ The Economist < 經濟學人 >）則“ 譯 ”此意為：美國想放棄擔負全球的責任而中國卻迎頭接上。難道此將是這次峰會的方向？        中國曾視美國為國際警察，用武力震懾天下。現在不見他們再提這一點了。越南也是，但觀看問題的角度有所差別。到此時，越南應認識到：世界也有如一個家庭，一個國家( 甚至更需要 )，需要一個有權力、有力量、有理智的人來指導和帶領。        美國曾擔任如此必需的角色以及世界也需要美國。“ 美國至上 ”，美國總統在呼叫口號時不知他可否意識到此呢?        東南亞及東北亞各國、南中國海及華東海沿岸各國也不須對美中峰會有何失望。        不要以為將有誰來干涉、解救你。一個國家的命運也正如個人的命運。若感到單薄時就團結一起。團結將是力量，將可建造輝煌的事業。        一位居於遠離太平洋海域、長年觀察東亞地區的某國研究者剛作出判斷：東盟各國處事不一，時而各式其式或所需求的則是無人所需的東西，如此下去，那麼“ 到了2030年，南中國海問題將不再是問題了，也沒有什麼可爭執了 ”。                嶺南遺民譯        2017年4月20日 中國為什麼堅持撐朝鮮 作者：黎蝸藤            朝鮮半島危機升級，韓美正密鑼緊鼓地部署薩德，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出訪韓國，形容外交手段已經失敗。另一方面，中國把怒氣發洩在韓國身上，「民間」制裁韓國，對美韓擺出強硬姿態。此外，國際一般認為朝鮮是個「邪惡國家」，但中國為何一直支持朝鮮呢？我們也要嘗試站在中國的角度去理解，這既有歷史與感情方面的原因，也有現實上不得不為的因素。        首先，中國在歷史上對朝鮮一直有一種「天然的感情」。歷史上，朝鮮長期是中國的藩屬，而且是最標準、最典範的藩屬國。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強硬，可以用「自古以來」與「不遺餘力」形容。漢朝與隋唐，中國都干涉過朝鮮半島。明朝時，中國幫助朝鮮對抗日本豐臣秀吉入侵，以致國力損耗，這是對滿洲地區控制力減弱，以致滿清崛起的重要原因。清朝末年，中日再為朝鮮問題發生紛爭，直接引發了中國慘敗而割讓台灣的甲午戰爭。1950年代，中共參加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因此，好聽的説法是，中國對朝鮮有一種「老大哥」思維，認爲防守朝鮮是「昭昭天命」；不好聼的説法是，（單方面）認為朝鮮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不可放棄。        中國亦有看法，認為朝鮮是中國的「戰略前沿」或者「緩衝國」，是抵抗美國必不可少的前線屏障，一旦朝鮮被韓國統一，美國的勢力就直接與中國接壤，對中國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需要指出，這種緩衝國的概念在現在是否仍合適，大有爭議，因爲現代武器攻擊範圍遠，朝鮮國土不大，起不到太大緩衝的作用。更大的問題是，這種説法假定朝鮮被韓國統一後，會與中國敵對，也有失論證。        中朝之間還有1961年簽訂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所謂「軍事同盟」。第二條規定，「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按照這個寫法，中朝毫無疑問是軍事同盟，但中國專家多否認該條約是軍事同盟。這可能只是中國為了保持在是否有義務防衛朝鮮問題上的靈活性；毫無疑問，國際公認中國不會對朝鮮被攻擊坐視不理。     中國需要有個「不如自己的小兄弟」        第二，朝鮮和中國在名義上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世界上還打著這個旗號的國家一隻手都能數完。雖然兩者的「社會主義」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但在共產黨（朝鮮稱爲勞動黨）一黨專政的方面倒是相當一致，在對抗「西方的民主制度」上有共同語言。對中國來說，有個「小兄弟」，可以撐場面壯聲威；有個「不如自己的小兄弟」，更可以體現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有人墊底」。        第三，在中國内部有大批「毛粉」，而「毛粉」對朝鮮的感情甚爲正面。一方面，朝鮮能長期存在，很大原因是毛澤東「抗美援朝」的結果，這被視爲毛澤東的成就，也是「中國人站起來」了的象徵。這個圖騰不能被廢棄。另一方面，一些「毛粉」也宣揚，朝鮮「分配公平」，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落後的原因不是因爲制度不好，而是因爲美國制裁。        這些言論在薄熙來未倒台前大行其道。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當政與朝鮮重新發展核武器，與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幾乎同步。現在無法通過資料論證兩者有何聯係，但推測兩者之間的關聯並非毫無根據。現在「毛派」聲勢雖然大不如前，但中國政治生態「寧左勿右」，而且很多人都認爲，習近平比較傾向毛澤東。於是，「毛派」仍然擁有政治正確，也被建制派作爲壓制自由派的社會基礎。如果中國對朝鮮不利，引起「毛派」不滿，甚至可能引發政治不穩定。     世界上唯一未走出冷戰陰影的國家        從現實主義（Realpolitik）角度，朝鮮擁核已成事實，如果中國強硬迫使朝鮮棄核，則有面對朝鮮交惡，甚至讓朝鮮轉投向美國的風險。        首先，從利比亞事例可以看到，卡扎菲放棄核武器研製，於是北約「滅他沒商量」。這對朝鮮來説是很大的震撼。朝鮮把發展核武作為安家立命之本，核武是其近乎唯一可打出的有效牌。現在朝鮮擁核，牌面不占下風，朝鮮沒有理由放棄這張牌。在這個現實下，「朝鮮半島無核化」 已經破產，而且除非通過戰爭，否則 「朝鮮半島去核化」的目標也難以成功。這是中國不得不正視的。        站在朝鮮的角度，中國若阻止朝鮮擁有核武器有失道義。當年，中國頂住國際壓力，在一片反對聲之中進行核爆，認為擁有核武器是對核訛詐的「帝國主義者」的有力打擊，是中國的主權。當時朝鮮主席金日成第一時間發來賀電，「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儘管現在已非冷戰時代，但對朝鮮來説，現在和過去沒有什麽不同。作爲世界上唯一尚未走出冷戰陰影的國家，現在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甚至遠比當時中國嚴重。套用中國邏輯，難道擁核不是朝鮮的主權嗎？        其次，朝鮮並非沒有對中國翻臉的可能。歷史問題上，與韓國一樣，朝鮮也對中國上千年來對朝鮮的控制和迫使朝鮮「事大」感到羞辱；朝鮮也不滿中國把高句麗貶斥為中國的地方政權。但朝鮮更著意「檀君」朝鮮的歷史問題。中國認爲檀君不過是一個神話人物，朝鮮半島上的第一個國家是中國流亡過去的箕子，這符合「中國中心論」的理論。但朝鮮認爲檀君不但是一個5000多年前的真實人物，還出生在平壤，他建立了第一個朝鮮半島國家。於是「檀君」朝鮮才是正統。這樣，朝鮮不但擺脫「中國起源論」，還成爲東亞最早的文明；而在朝鮮與韓國兩者中，朝鮮也因此有正統的地位。這對強調「主體主義」的朝鮮極爲重要。     朝鮮對中國的態度難以捉摸        而在現代歷史上，朝鮮戰爭中，雙方已經摩擦不斷，中朝高層之間缺乏一種真誠和信任。中國在1992年不顧朝鮮反對與韓國建交，無疑在朝鮮背後插一刀，中朝關係趨向冷淡因此而起。歷史上，共產主義世界的「同志加兄弟」並不可靠，一旦翻臉比昔日敵人更分外眼紅：中國成為反蘇的急先鋒，「主動投靠了美帝」；越南統一後立即和中國交惡，「仗著蘇修的撐腰」，與中國兵戎相見。中國把朝鮮當作小弟，朝鮮不滿中國已久。只是朝鮮實在沒有其他外援，才一直不撕破臉。現在朝鮮有了核武器，就像60年代的中國，腰板突然硬了。可想而知，對中國的態度也難以捉摸。        第三，雖然美朝之間一向口頭上極不客氣，互相軍事威嚇頻頻，但美朝突然和解的風險並非不存在。        除韓戰外，美國歷史上沒有侵略過朝鮮，對朝鮮也沒有領土企圖。雙方雖打過韓戰，但朝鮮對美國的仇恨比不上越南，而現在越南和美國之間關係蒸蒸日上。其實，金正恩上台後，朝鮮一直想撇開中國提出的六方和談框架，直接和美國談判。對朝鮮而言，與美國和解，爭取美國解除制裁，建立正常關係，才是最重要的事，只是美國以前出於各種考慮而不肯接受直接談判。        對美國來説，與朝鮮的矛盾首先在於對韓國的威脅，但和解了，威脅也就減少了。其次源於意識形態，但川普並不在乎意識形態問題。此外，美國雖一再形容朝鮮「邪惡」，但朝鮮和極端派穆斯林不一樣，沒有搞過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在川普眼中不是勢不兩立的仇人。美國最近幾年多有前高官、商界及體育界人士訪問朝鮮的經歷，雙方並非沒有交流渠道。金正恩曾在西方留學，對西方世界熟悉，對西方文化感興趣，並沒有一直被美國視為難以溝通的對象。        朝鮮擁有核武器，對美國的亞洲戰略並非完全不利。朝鮮導彈不能打到美國本土，核武只能威脅周邊國家。朝鮮擁核之後，美國既能以此指責中國，施加壓力；又有理由加強在韓日的駐軍，加深美日與美韓的軍事同盟，韓國部署薩德就是好例子。美國需要考慮的，反而是如果與朝鮮談判的話，對韓國與日本如何交待。        中國無法承受和朝鮮交惡而轉投美國的惡果。中國現行制裁已經被證明無法阻止朝鮮發展核武器。中國若有進一步的制裁只能進一步「做白臉」。這樣不但可能引發人道主義災難，甚至會導致中朝關係從「冷淡」惡化為「敵視」。朝鮮本身窮得一無所有，人民被深深洗腦，執政者擁有絕對權力，又擁有能威脅中國的核武器，被逼急了後果難以想象。就算不發生戰爭，中國也可能會承受難民湧入以及東北遭受核污染的惡果。因此，《環球時報》所言，「（現在）中國只能選擇「一個親中的擁核朝鮮」，還是一個「反中的擁核朝鮮」」，未嘗沒有道理。     中國錯在第一步        當然，歸根到底，中國一開始何以讓朝鮮擁核呢？第一種説法是中國默許甚至縱容朝鮮，為的是對抗美日在釣魚島與南海問題上對中國的強硬。根據這種説法，中國一直在朝核問題上製造煙霧彈和演雙簧，明裡一直放風朝鮮不聽話，但是暗中接濟和技術支援朝鮮。早有傳言，朝鮮之所以擁有核武技術，乃由中國的「鐵杆兄弟」巴基斯坦提供技術；2013年美國聲稱中國保利公司涉入非法售賣軍事技術而制裁，也被認爲與向朝鮮提供核武有關。中國此前一直不願意制裁朝鮮到其無法承受的程度。這似乎證實了中國暗中支持朝鮮的「下大棋」理論。        第二種説法是中國真的控制不了朝鮮。朝鮮多次高調不點名批評中國；金正恩對中國也有各種不友好舉動；金正恩清洗了很多反華派。這些都是真實的對厭惡中國的表現。這是常理式的解讀。這兩種解讀可能並不矛盾，可能中國一開始默許朝鮮，但後來已經約束不了。而前面提到的不合時宜的中國内政紛爭也可能是導致朝鮮擁核現狀的重要因素。        但總之，現在朝鮮擁核了，這個局面對中國來説相當差，給自己帶來的麻煩多於給美國的麻煩。中國一直利用朝鮮對抗美國，現在看來，自己最後反而成為朝鮮對抗美國的一張牌，甚至隨時變為美國對付中國的一張牌。        幸虧，雖然有人認為金正恩是瘋子，掌握核武器會幹出瘋狂的事。但從執政幾年經歷看，他雖是獨裁者，但沒有無法預測的行爲。他在國内「炮決」姑父和托孤大臣等傳聞雖然聳人聽聞，刺殺金正男雖然讓人們仿似置身於時光倒流的宮廷鬥爭中，但這實屬專制國家的必然。朝鮮雖然對內邪惡，但對外似乎還是虛張聲勢居多。朝鮮的核武器，自保可以，改變現狀則實力不足。在外交上，他有膽量把風險推至極限，危機管理也恰到好處，能適時打出的懷柔牌（如推動與美國「籃球外交」），也沒有破壞底線輸出恐怖主義或者流出核武器（可能留作底牌），看起來平衡和尺度掌握得堪稱遊刃有餘。    對中國來説，朝核問題現在已經成爲一個死結。如果說，對韓國，中國可以寄望總統選舉選上一個反薩德的人；那麽對永遠掌權的金正恩，除非有激進的舉動（軍事斬頭、政變顛覆、或刺殺），否則真是毫無辦法，只能被金正恩拖著，「見步行步」。            2017-5-6日轉載 韓國，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作者：吳政緯        22-04-2017            4 月 19 日，深具影響力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提及，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John Trump）「轉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針對當前朝鮮問題的言論。不論川普是否轉述失當，或是習近平的表達有誤，一句「韓國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actually used to be a part of China）引起軒然大波，大韓民國（俗稱南韓）當局高聲抗議，朝野激憤。        南韓上下的義憤填膺其來有自，韓國外交部官員表明，數千年來，韓國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他們眼中，這番言論侵害了該國主權，因此嚴正地向北京確認此事。        回顧中國、韓國的歷史，時有時無的爭吵，甚或兵戎相向，絕非特例。兩國領土接壤，不是甚麼「遠在海外」的國度，而是比鄰而居，不可忽略的他者。正因為雙方有著直接的「政治利害關係」，此類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言說，總能挑起兩造的情緒，升級為重大的國際外交問題。     ＊＊＊        關於此番言論的真假，暫且不論是川普的「加碼演出」，或是習近平的「一時失言」，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不妨認真地思考：韓國真的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如果從字面上解釋，「一部分」可以理解為「中國的領土」，或是「屬於中國」，具體的指涉、意思並不清楚。至於「曾經」究竟多久遠，也缺乏明確地界定。如果以「納入領土」為標準，中國自然需要在當地設立行政單位，派遣官員，該地區的百姓也有義務完糧納稅。        漢朝曾在朝鮮半島北部設置四個行政區「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元朝的遼陽行省也曾涵蓋朝鮮半島北部；如此說來，宣稱韓國曾是中國的一部分，稱得上有憑有據。更寬泛地說，朝鮮半島上的政權，曾向中國不同朝代稱臣納貢，古代的韓國即使不是「內地」，也是屬於中國朝貢冊封體系的「藩國」。        這就是「歷史」能夠告訴我們的全部嗎？        當然不是，這種「使用歷史」的言說，自然可為「他人」所用。知名歷史學家葛兆光在新作《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深切地反省道：        現代世界上，很多民族矛盾、宗教衝突和領土糾紛，往往來自這種不合適的「順說」或「倒推」。不妨舉中國周邊的例子：越南的歷史著作往往把越南的歷史追溯到「百越時代」，以至於聲稱長江以南皆為越族之地，…；而韓國則認為扶餘、渤海、高句麗都是朝鮮古國，因而疆域一直要延伸到現在河北北部與山西西部，進而到「北平地區」，甚至百濟還統治了長江以南的越州。        倘若朝鮮二千年可考的歷史，因為幾十年受到中國統治，就能被「政治操作」，那麼越南主張長江以南為固有領土、韓國劃定河北於界內，自然也能理直氣壯。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03。            事實是當代的公共輿論，以及政治層峰的發言，如果只抓住幾個歷史事實，隨即作為立論正當性的基石，不啻對「歷史」開了最大的玩笑。歷史經過簡化，成為種種宣言，無益閱聽者更接近過去，進而理解現在。        以韓國的歷史為例，儘管經歷過中國短暫的統治，卻不應忽視長期而言，當地百姓是否「願意」，並將自己視為「中國人」。筆者的研究興趣是朝鮮王朝（1392-1897）的歷史，約相當於中國的明朝（1368-1644）、清朝（1644-1912）。這五百年間，朝鮮基本上奉中國為宗主國，使用中國頒布的曆法，國王經由中國冊封，是素稱忠貞的藩屬國。廣義地說，這種互動模式同樣稱得上 part of China。        然而，由此就可以斷言，朝鮮國是中國明朝、清朝的一部分嗎？更重要的是，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居民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確實可以找出這樣的例子，傳統中國將藩屬國稱為「外服」，直接統治的則是「內服」。朝鮮讀書人朴汝樑（1554-1611）曾說道「自有東以來之小中華，實無異內服於大明國。」認為朝鮮這個「小中華」雖然是「外國」，但無異於是大明國直接統治的內地。朝鮮中宗（1488-1544）也曾說「皇帝優待我國，無異內服」。        即使到了清代，相同的言論仍頻頻出現，例如清朝大臣馬齊（1652-1739）表示「朝鮮雖曰外國，無異內服。」因為中國官方通常優禮朝鮮，凡有請求，無不應允。遇上朝鮮世子出生，也會派遣使節，或慰問，或冊封，這些都非「海外諸國」可比，於是有「無異內服」之稱。        按照上述文獻的記載，中國對朝鮮國堪稱禮尚往來，和樂也融融，頗具大國氣象。令人遺憾的是，「友好」不是審視中朝關係的唯一視角，中國官員的刁難、勒索時有所聞。《朝鮮王朝實錄》或是朝鮮讀書人前往中國的見聞，種種或軟或硬，索取「人情」、「面皮」，也就是公然索取賄賂，史不絕書。朝鮮人稍不配合，中國人立刻疾言厲色，百般阻擾，橫生事端。        當朝鮮使者許篈（1551-1588）面對明國官吏公然索賄，只能感嘆「這人只知道貪心，完全不顧廉恥，名為中國人，但其實與野蠻人沒差別。」（此人唯知貪得，不顧廉恥之如何，名為中國，而其實無異於達子）        即使是中朝關係堪稱融洽的明代，朝鮮對「宗主國」也不是真心臣服。尹殷輔（1468-1544）說得直接：「我國遠在海外，中國雖說視同內地，然而藩邦遠國，怎麼可能全都視為內地呢？」（我國在海外，中朝雖曰視同內服，然藩邦遠國，豈得一一如內服哉？）            Source：Library of Congress            朝鮮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如果把目光投向朝鮮人繪製的地圖，答案似乎簡單明瞭。朝鮮人筆下的「中國圖」、「朝鮮總圖」是兩張圖，這是兩個分割的政治實體。        然而，歷史不是非此即彼的是非題，而是交錯複雜的過程。我們應該更認真審視朝鮮時代的地圖集，通常中國圖安排在朝鮮圖的前面，次序排列的先後，透露朝鮮世界觀的遠景與近觀。中國是「世界」，而朝鮮處於「世界之中」，這是地圖中沒能明白寫出的言外之意。        即使朝鮮國在政治上獨立，不受中國統治，但在文化上深受影響。朝鮮對內能夠行使主權，擁有獨立的司法審判權，雙方百姓越過「國界」也會遭到懲罰。但是，這都不妨害朝鮮受到中國文化影響。歷史，不是一刀切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朝鮮讀書人與中國讀書人一樣，自小研修四書五經。漢字是朝鮮知識菁英的日常，吟詩作對、中國典故是理所當然。直至 18 世紀，約距今 300 年前，朝鮮讀書人才逐漸意識到：「我們應該優先學習朝鮮歷史，而不是中國歷史。」        朝鮮官員徐命膺（1716-1787）說：「朝鮮人學習中國歷史，對於朝鮮歷史則茫然不知。這好比熱衷於談論別人的家族歷史，而不瞭解自己的來歷。」（東人習中國之史，而其於東國世代則類多茫昧。如人好講他人之譜系，而不識自己之宗泒）歷史遠比想像複雜，這個領土上「不屬於」中國的國家，分享、體會同樣的過去（中國歷史）。            徐命膺，《攷事新書》。Source：早稲田大学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            歷史學者葛兆光曾表示：「如果蒙古也始終想像成吉思汗時代的偉業，把蒙古的領土，不僅僅包含內蒙古，甚至包括整個歐亞，都看成歷史上蒙古帝國的領土，那麼會不會永無寧日，紛爭不斷？」        川普日前「韓國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一語，不論是轉述自習近平的原意，或是出於國際政治野心的刻意操作，都是極為不當的言論。因為這種政治綁架歷史的話術，都是強逼歷史「為人作嫁」，無視過去是變動、交錯、複雜的存在。        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之所以錯綜複雜，原因不外乎是來自過去的「線索」總能編織成令人滿意的樣子。日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指出，中國正在重建「明代朝貢體系」，引起國際關注。現下又有「韓國曾屬中國論」，凡此涉及歷史的論述，乍聽之下震撼力十足，頗有道理。        但是，歷史真的是「現在反推」的「過去」嗎？也就是說，可以用「現在的概念」，詮釋「過去」嗎？        韓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事實是用當代「主權國家」的概念分析過去，無異綁架歷史。傳統朝貢體系的比擬固然浪漫，但也只是比擬而已。至於韓國是否「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答案關乎每個人的「定義」。回顧過去二千年的歷史，朝鮮確實曾短暫地被中國統治，但為什麼這不合比例的統治事實，就能夠當作「表述歷史」的基礎？        隨著國力消長，領土也會擴張收縮。而造成此次爭議的言論之所以讓人無法接受，原因是我們已學會，不能單從征服者的角度看待歷史，應該審視事件的全貌，再做合理的價值判斷。不應利用片段的歷史事實，做含糊的申論。同時，韓國是否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應考量（歷史上）當地居民的意願。        關於「韓國曾屬中國論」，本文提供了支持的例子，也尋覓出反對的聲音。歷史遠比想像複雜，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關係，始終是變動的，每個階段有不同的發展。究竟在甚麼程度上的「聯繫」才是「屬於」，答案見仁見智。不論如何，只有明確地將時間切在一個節點上，屏除「政治見解」，具體而脈絡化地分析，歷史學家才能涉入其中。你問我「韓國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嗎？」我不知道，這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不是嗎？            2017-5-7日轉載 民族主義已成中印關係絆腳石 作者：黎蝸藤        2017年07月13日            中印邊界對峙事件已經持續將近一個月，事件還沒有看到平息的前景。與前幾年的邊界糾紛不同，這次邊界糾紛發生在「「錫金」段，令其背後的歷史政治意義更厚重。        中國目前陸上邊界只有兩個鄰國尚未達成協議，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不丹。        中印邊界漫長，而且被兩個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內陸國家尼泊爾與不丹隔開分為三部分。不丹以東為中印邊界「東段」，即印度控制的阿魯納恰爾邦，或中國認為屬於自己藏南地區的一段，是中印領土爭議的主要地帶之一。        不丹以西、尼泊爾以東的接壤地界為中印交界「錫金段」，以前中印未在這個地區有爭議。尼泊爾以西，中印之間還有漫長邊界，分別與中國的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接壤，從東南到西北，又可以分為三段。其中印度與西藏接壤的地區稱為「中段」，涉及約2000平方公里土地，且比較零散。        印度喀什米爾邦與新疆交界的地區，稱為中印邊界「西段」（最南端一小部分與西藏也有接壤），中國占領的阿克賽欽地區，印度認為屬於印度拉達克地區，這是中印另一個爭議熱點。此外，由於印巴在喀什米爾的爭議，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爾地區與中國新疆接壤，印度不承認此處中巴之間的劃界協議，故為另一個潛在的中印邊界爭議，這裡稱為「巴控喀什米爾段」。因此，中印邊界大致可以分為此五段（東段、錫金段、中段、西段、巴控喀什米爾段）。     東段與藏南地區        東段就是中國所說的藏南地區，亦即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的一部分，涉及7～9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儘管中國說這裡「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但其實沒有這麽簡單。位於藏南西部的主要城市達旺是傳統的藏區，歷史上屬於西藏無疑；但藏南的中部和東部等原先人口稀疏的地區，歷史上卻是阿豪姆王國的屬邦。該處當地統領之稱謂為「羅闍」（Raja），就是一個源於印度的詞。阿豪姆王國，即現在的印度東北地區，在19世紀初期是緬甸的一部分，在1820年代被英國通過第一次英緬戰爭兼併入印度。從此成為印度的一部分。        在1913年，中英（印）藏三方在西拉姆會談，目的是確定西藏和中國本部以及西藏和英印之間的邊界。在會議上，英國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麥克馬洪線，作為英屬印度和西藏的分界線，把藏南劃分給印度。西藏和中國都同意了這條線並草簽了協議。但是由於中央政府和西藏關於中國本部和西藏的分界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所以中央政府代表退出了會議。因此，最後西姆拉協議只有英國和西藏代表簽名。        中國政府沒有簽名，當然是中國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線的合理理據。但麥克馬洪線並不限於印藏之間的分界，還有緬甸和西藏雲南之間的分界（當時緬甸是印度一部分，雲南藏區也歸西藏管轄）。這段稱爲麥克馬洪線東段。在1956年中緬劃界協議中，中緬邊界的北段依照了麥克馬洪線東段的畫法，把清朝到民國一直主張的江心坡劃歸緬甸。印度於是指中國變相承認了麥克馬洪線，成爲中方的一個不利點。        1962年中印戰爭後，印度加緊對藏南移民，後來成立阿魯納恰爾邦，現在印度對其統治已多年，有過百萬的印度人口定居。                 西段與拉達克        西段就是過去幾年持續緊張的阿克賽欽地區，面積約3萬平方公里，為中國所控制。傳統上，這個地區屬於拉達克。以前拉達克是西藏的屬國。但在19世紀中，錫克王國進攻拉達克，拉達克向西藏和中國求救，清朝駐藏大臣卻拒絕出兵。於是拉達克變成錫克王國的領地。後來英國兼併了錫克王國，拉達克於是又成爲喀什米爾—查饃土邦的一部分。        阿克賽欽一直是個很荒蕪的地方。1865年，英國官員詹森奉命在拉達克劃界，阿克賽欽明確為拉達克的一部分。在19世紀末，英國為拉攏中國對抗俄國對西藏的滲透，提出麥卡特尼—麥當勞線，把阿克賽欽劃給中國，但中國沒有回應。因此，在阿克賽欽地區，並沒有雙方同意的劃界。之後，英印一直按照詹森線視阿克賽欽為印度領土。        在印度獨立之際，印巴衝突和喀什米爾的爭議令剛獨立的印度無暇理會阿克賽欽，其主權停留在地圖上。反而是1949年中共建制後，搶先控制了阿克賽欽，並在當地建起了西藏到新疆的公路，成爲戰略重地。到1958年，印度才知道中國已經占領了阿克賽欽。雙方爭議由此而起。現在印度的主張基本上依循詹森線，而中國的主張基本依循麥卡特尼—麥當勞線。        中段爭議涉及共計約2千平方公里土地，但多為人煙罕至的山區，而且比較零碎，暫時還未見衝突。巴控喀什米爾段，巴基斯坦在和中國的劃界中已經把自己實控中的喀喇昆崙山口部分給了中國。因印度聲稱對整個喀什米爾的主權，當然不會承認這個「非法」條約。如果以後印度奪回整個喀什米爾，這個地區的爭議也會從潛在上升到現實。     錫金與不丹的複雜歷史        這次產生糾紛的地區為中印交界的錫金段，牽涉的歷史因素更複雜。尼泊爾、錫金、不丹都是原為喜馬拉雅山南麓的獨立王國，與西藏交界。這三國一直夾在印度與西藏，西藏本身的文化，與印度的同源性，遠大於與中國的同源性。因此，這三國都屬於印度文化圈區域。        18世紀，尼泊爾強盛，對藏與錫金都發動戰爭。18世紀末，滿清援助西藏，擊敗尼泊爾，順手在藏頒布《二十九條章程》，正式把藏納入領土範圍。錫金也成為滿清的「藩屬國」。但恢復元氣之後的尼泊爾，繼續攻擊錫金與西藏，滿清卻不再援手。        這時，勢力滲透到印度北部的英國，成為錫金的救星。英國與錫金結盟，在1914年的戰爭中擊敗尼泊爾，錫金奪回被尼泊爾攻占的領土。但這也是錫金一步步淪為英印「保護國」的開端。1853年，錫金接受英印政府的「指導」。1890年，英國與滿清簽訂《中英會議印藏條約》，正式承認錫金成為英印的「保護國」，同時也劃定了錫金與西藏之間的邊界。此後，錫金成為英屬印度的勢力範圍。        1947年，印度獨立，錫金公投，否決加入印度。1950年，印度與錫金簽訂條約，錫金繼續為印度的「保護國」。但印度一直追求兼併錫金。1975年，錫金總理要求併入印度；同年的錫金公投，否決繼續王國制度（公投的公平性有疑問）；同年，印度正式兼併錫金。        中國長期不承認錫金歸印，直到21世紀，中國才與印度達成協議，印度承認西藏歸中，中國承認錫金歸印。        不丹的歷史同樣複雜。17-18世紀，不丹多次捲入與印度莫臥兒王朝的戰爭中。不丹一直想吞併其南部的科奇比哈爾王國（Couch Behar），科奇比哈爾向莫臥兒王朝求援，而不丹則向西藏求援。英國勢力滲透到印度北部之後，支持科奇比哈爾。西藏由於自己也受到尼泊爾的入侵，難以支援不丹。因此不丹只能向英國屈服。        1865年，不丹割讓大片土地給英屬阿薩姆，換取英國每年5萬盧比的補助。此後，不丹出現爭奪王位的內亂，進一步衰弱。1910年，英不簽訂新約，英國把每年補助金額提高到10萬盧比，不丹則讓英國「指導」其對外關係。事實上，不丹淪為英國的保護國。但與錫金相比，不丹獨立性更高。這樣，印度獨立後，不丹沒有成為印度的一部分；不過，1949年，不丹與印度簽訂條約，印度把每年補助金額上升到50萬盧比，而不丹則在對外關係上繼續接受印度指導。        不丹是唯一沒有與中國建交的鄰國，雖然從1984年開始有邊界談判，但一直沒有與中國劃定邊界。這與其背後的印度因素有很大關係。        這次發生爭議的地區，是與錫金、不丹和西藏的交匯點，中國西藏亞東縣的洞朗地區。印度軍隊越過中印錫金一側，進入洞朗。        從地圖可知，整個亞東縣，插在錫金與不丹之間。中不之間邊界沒有劃定。在亞東縣與不丹之間的交界地區，包括洞朗地區，都是雙方有爭議的地區。因此，印度主張，進入的不是中國領土，而是不丹領土，在理論上說也說得通。                中國出版的舊地圖，顯示當時不承認錫金是印度一部分，亞東縣在錫金與不丹之間。洞朗地區是亞東縣最南端，與錫金、不丹接壤。（作者提供）        根據中國的說法，印度在進入洞朗之前，不丹並不知情。印度雖然指導不丹的外交關係，但不能越俎代庖。如果真的如此，那麼印度仍然是理虧的一方。        中國在爭議領土上修公路，這本來就敏感。但印度的真實動機是，中國要在洞朗地區修公路，這將有利中國快速向洞朗地區增兵。從地圖可知，亞東南面就是印度的西里古里走廊，是連接印度東北地區（包括阿魯納恰爾邦）的狹窄通道，只有幾十公里的寬度。如果中印在阿魯納恰爾邦地區發生衝突，中國在亞東地區攻擊這條走廊，則很容易切斷印度在陸路對阿魯納恰爾邦的增援。印度對此反應大，並不奇怪。        中國強調，在「自己的領土上修公路，合法合理」，撇除這是爭議領土的因素，此舉也必然打破地區之間的戰略平衡。如果對照中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問題上的態度，不難看到，這又是中國「雙重標準」的一個例子。     印度的戰略考慮        中印之間的領土爭議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很難說誰更加有道理一些。這些爭議需要通過談判或者國際仲裁解決。但近年來，中印因領土發生的邊界糾紛越來越多，這包含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        中印作為鄰國，根據「遠交近攻」原則本來就很可能有矛盾。何況中印之間有面積甚大的領土爭議，1962年曾因此發生戰爭。單從這點看，中印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更何況，中國支持印度的對頭巴基斯坦，作為牽制印度的工具。        印度傳統定位就是南亞霸權，近年來更定位在印度洋的霸權。這與中國亟欲成為海洋大國，衝出南海，守護從波斯灣到南海的運輸線的戰略目標，迎頭相撞。近年，中國推行珍珠鏈戰略，從陸地到海洋「包圍印度」。在此基礎上，更推行一帶一路政策。這都動了印度的奶酪，對印度威脅甚大。印度也力求反客為主，積極介入南海爭議。        中印均面積廣大，人口眾多。它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中國已經公認是有能力挑戰美國霸權的新興強權，而印度也一般被視為必將崛起的新興強權。印度的人口將在不久的將來超越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印度的人口結構青少年占多數，中位數只有25歲左右，遠比中國有優勢。雖然目前經濟數據不如中國，但發展潛力巨大。        軍事上，印度也擁有核武器，這是對抗中國不可多得的軍事保證。因此，長遠而言，印度有挑戰中國的底氣。這種底氣甚至比日本等國還強。印度挑戰中國，正如中國挑戰美國一樣，都是不可避免的走勢。中印間最近在爭當航天大國上較勁，正是這種爭奪大國地位的象徵性行為。一如當年美蘇爭霸時代。  相比而言，印度的國際環境比中國優越。印度本身在第三世界中的聲譽很好，由於是民主政體，在西方的支持度也很高。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改革一事中，它是潛在的新成員中呼聲最高的一個。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與中國交惡之後，積極拉攏印度，前幾年主張民主之弧，現在又希望搭建日本、澳洲、越南、印度的同盟。它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也不錯。最近上海合作組織擴大成員國，俄羅斯積極支持印度加入，藉此與中國拉入巴基斯坦抗衡，也避免上合組織成為政治聯盟。而美國與印度關係一直不錯，最近的邊界衝突，與莫迪訪美同步，兩者之間的關聯令人遐想。        莫迪也是如習近平一樣的強勢領導人，而且莫迪非常大膽，這次進入「中國」領土就顯示了「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冒險氣質。這比歐巴馬「光說不做」，事事「站在背後」更令中國頭痛。中國喊話經月，毫無行動，被迫謹慎應對，正說明印度與莫迪都是不好惹的對手。        客觀而言，中印都有核武器，兩國之間要大打出手，其後果難以想象。最現實的結局就是雙方按照現在的控制地區正式劃分國界，作為構建兩國關係框架的第一步。這需要雙邊現實主義方都把民族主義情緒降下去，耐心向國民解釋歷史和現實的真相。但中印都把「維護主權」作爲「崛起」的試金石，把民族主義作爲政治的支撐點。中印之間能夠達成協議的可能微乎其微。            2017-7-18日轉載 講法治只是語言遊戲     作者：王岸然（香港）        2017-8-25                    說得不好聽，不論泛民或是建制的律師皆法治小學雞，謬誤重重，只顧鬥聲大鬥義正詞嚴。說得好聽些觀點角度問題。實情是各說各話大家都在搶話語權，而沒有在共同的邏輯基礎上對話，說法治就只是跌進了維根斯坦所說的語言遊戲，當然不會有答案，本文也不是提供答案，只是重溫一下本欄介紹過的法哲學。大家看得明並能悟之，就是有高水平。        先說本欄沒有談過的，就是戴耀廷教授對法治下的十六字定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前兩句來自中國80年代普法運動時的口號，本身是法律的本質恆真（Fundamental truth），沒有爭議性。第三句是普通法沿用法治定義之一，也並無爭議。最後的「以法達義」，為法治加入自然法的元素，隱含了當法律被視為惡法之時，人民有權違法，就極具爭議。在官方的立場，必定是「惡法亦法」，人民必須遵守。上訴庭法官暗斥戴教授教壞學生「違法達義」，顯然極不同意。        制度之內，上訴庭法官當然是權威，但戴教授的「以法達義」定義可是新高中課程教科書的共用定義，被引用了10年之久，早已深入年輕一代的心。而公民抗命無罪論，世界各先進法治地區早已接受，本欄也介紹過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全數告不入就是因為公民抗命無罪論被肯定，上訴庭法官保守落伍，自以為是，跟不上世界潮流，成為笑話。        筆者不加入這個爭論，本欄介紹過更多更有深度的法理學看法。例如當代的約瑟夫拉茲（Rag）認為法治只有少許的美德，與道德無關，只是一種社會事實（Social facts），守法就是守法，是社會運作一部份。        其他實證法學論者（Legal Positivism）也差不多，英國的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問法律究竟由誰定？若然法律被遵守就是有效的法律，所以法律只應是主權著由上而下發佈的指令（Command），有效的議會，程序，執行，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在上層者的意志（Wishes），社會下層者的責任（obligations）。        筆者自己將法治看得實際而不浪漫。理想是要用實力及行動去追求，而不是空談便可以的。正如猶太法學家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所言，當社會的基礎規範（Basic Norms）改變之後，其他法律也隨之改變。香港的法治定義向國內的法治思維漸行靠攏，是遲早的事，除非港人爭到民主，或者獨立！◇ 黨國不分是中華傳統 忠君愛國即愛國愛黨     作者：練乙錚 -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9月20日            十大學校長聯署聲明發表後，社會分裂更深更廣，因為聲明觸及今天的港陸對立焦點──言論自由。自由當然有前提，問題是統治階級開出的限制通常較嚴苛，現存體制的反對者卻要求寬鬆。可憐諸大學校長儘管學貫中西，卻一輩子未曾真正面對過這個忽然變得空前尖銳的矛盾，乃有進退失據的場面，有的還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實，這些學者若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文明地方當學術領導，都會不過不失，但在香港卻被迫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表態支持統治階級，殊為不幸。覆巢之下無完卵；釋法DQ之後，言論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躪、大學校長哪能避開狼吻？這些從來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應該以打不死的獨自派領袖人物的標準來評核。當然，他們頭上一向頂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從此失去。     中共與中國文化        共產黨污手觸碰過的事物，無有不變糞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來，卻都是值得敲鑼打鼓歡慶的盛世事。如此醜惡常態，恐怕是國人自身文化基因裏的問題，不能都怪馬列史。        195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張聯合發表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幾乎完全正面，不足之處在於民主自由的觀念薄弱，有種子卻未發芽，需由西方輸入作補充。對於中共的思想來源，他們則認為「根本不是中國的」。筆者認為這是過分武斷和樂觀了。        中共的信仰體系其實包含大量傳統文化的東西，非常中國。舉例說，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確壞透了，但無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黨國有別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須，但卻不能因此不愛國。（這是「大中華」民主派無法接受港獨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把「黨」理解為一個以某種包羅的政治和道德規範組織起來的壟斷性精英利益共同體（如今天的中共），那麼，在傳統中華文化裏，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這樣的黨和國家不僅不可分，甚至更是黨國一體、黨即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便是在諸如《詩經》、《左傳》、《孟子》等古籍裏，儘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卻一樣。        與這個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識形態，就是後儒所說的「忠君愛國」；這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底下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說法雷同。（兩個說法裏的黨、國次序倒轉了，但以黨為依歸的意念則一。）        有人會說，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對君臣關係作了民本解釋，否定了絕對意義上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與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論原文細讀，並不能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孟論述君臣關係時，的確提出過含進步意義的說法，但用現代語詞形容的話，是打了擦邊球，迴避了矛盾，「忠君愛國」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動搖。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與魯定公的一段對話。定公問：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應遵循甚麼原則？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裏談的是在正常狀態底下的君臣關係博弈平衡──（禮、忠）就是一對平衡策略。孔子沒說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禮」，臣下（港人）還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裏，矛盾就比較尖銳。《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和孟子就歷史上湯放桀、武王伐紂兩件事的一段對答。齊宣王問得很刁鑽：那樣臣弒君，可以的嗎？孟子答說：損仁的人叫賊，損義的人叫殘，殘與賊都是大壞蛋，殺大壞蛋不算弒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迴避很技巧、很得體──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都做對了，但桀、紂不夠格稱人君，殺了他們，也沒違反「忠君愛國」大原則。        面對一個王，孟子很明顯不能不這樣說。但這是非常危險的邏輯；文革期間，黨認為「反革命」不是人，殺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黨認為港獨是狗，關起來打也不算違反人權。    國家──不可愛但可憂        我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讀，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沒錯的。然而，嚴格而言，理論上孔孟都沒有乾淨利落地突破當時的最高政治道德規範──忠君愛國。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險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獨立一樣。於是，忠君愛國一直作為後儒的政治規範和核心價值而存在，演化為今天中共提倡的「愛國愛黨」。上述四位新儒家認為中共思想不來自中華文化，但事實上     中華文化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純潔。        中共固然破壞了不少中華文化的優良部份；但在中華政治領域裏，黨國不分才是一貫的，中共實際上繼承了、代表了中華文化政治傳統裏的這個核心部份。        相反，黨國二分、黨不同國的說法，的確是舶來品，是西方近現代出現了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之後，傳過來中國，由梁啟超等人介紹給國人的。中共罵民主派、異見人士反對一黨專政乃照搬西方，大家聽了也許非常反感，卻大體上符合事實。便是新儒家也承認，中華文化本身開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賴西方文化這方面的輸入。        明白了這點，大中華民主派的思維裏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中華政治傳統與民主價值既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那麼這個國家有多可愛？如果在民主派的價值體系裏，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東西，則中國（指傳統中國，不指今天的中國）並不特別可愛。事實上，中國政治人愛國，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可愛，反而是覺得國家可恨、可憂的多；憂國是中華人的國家感情特徵。然而，一旦絕望了，憂就成為多餘，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還會變質，從恨鐵不成鋼的恨，變成憎恨的恨。涼薄之意興而「恭喜」之語出。（說到底，後者不過是北方語「活該」或粵語「抵死」的訕笑版，並不特別冇人性。）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很可愛，那麼，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藝術又如何？無疑，比起政治，中國的這些方面有較多可愛處，但也並非全然。        如果考慮到中國近五百年來大部份時間都是擴張掠奪成性的陸地帝國主義國家，行徑和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其實沒太大分別，有的主要是「時差」──中華帝國主義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現的早了一百多年，那麼，中國的很多土地就不那麼可愛，因為是古今皇朝政權從周邊界外搶佔得來的；新疆、西藏、內蒙、台灣都如是。東北則本來是滿洲人的，滿族入侵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亡了之後給中國反吃過來的，那也不是甚麼特別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惡        事實上，中華帝國主義有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可惡的一點。二次大戰的西方勝利國也起碼讓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獨立了，但中華帝國至今沒有那樣做，一直大剌剌佔據那些搶佔回來的土地，以「同胞」名義欺壓當地人民。中土人若說愛西藏的土地，藏人聽了會非常反感。那種愛，道德上其實很低劣，因為愛的是偷搶回來的贓物。這些「不方便事實」，都給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巧妙地掩蓋了、篡改掉。        中國的人民也很可愛，尤其是非常窮苦的時候。中國的詩詞歌賦曲書畫的成就極高。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語）。對一些港人來說，這已足夠讓他們愛北方的國、反香港的獨。但對另外很多特別是受2047問題困擾的本地人而言，認識清楚了中華文化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脈絡之後，其餘縱還有正面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藝術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壓下分離主義的心魔了。 （2017/09/20 发表） 1961年印度「解放果亞」如何使中共尷尬？        作者：毛來由            果亞葡軍向印軍投降後，一名葡兵在向其同袍傳達印軍的指示。            今年是澳門「一二。三」事件五十週年。最近，澳門的熱心人士舉行講座，以研討此事對澳門的意義。「一二。三」事件雖令澳門成為由中共控制的「半個解放區」，並鼓勵了香港土共勢力在稍後發起「反英抗暴」，可是，當時北京並沒有完全「解放」澳門。相反，在五十五年前，即1961年的12月17日晚上，印度尼赫魯政府，在多次要求葡國撤出其在印度次大陸的殖民地──果亞（Goa，或譯果阿）、達曼（Daman）、第烏（Diu）不果後，派兵約三萬「解放」三地，約36小時後，葡國在當地的四百多年統治完全崩解。中國政府隨即發表聲明，支持印度。可是不久之後，印度「解放」果亞之舉，卻為中共帶來無比尷尬，因為蘇聯及世界各國共黨都在質問，為何印度敢於動武「收復果亞」，展示了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決心，中共卻仍容忍英國統治香港、葡國據有澳門？最後，中共中央被迫發表公開聲明，回應這種質疑。            葡屬果亞──印度的澳門        曾有論者說過，果亞是「印度的香港」。但筆者在閱畢果亞退休大專講師Vasco Pinho自行出版的Snapshots of Indo-Portuguese History-II, Rise and Demise of Estado da índia（《印葡歷史快照之二──葡屬印度邦的興亡》）一書後，覺得果亞更像澳門，縱使葡屬果亞的總面積（約3370平方公里，而在約800公里以外的達曼面積約70平方公里，距果亞約一千公里的第烏，面積約為40平方公里），遠比澳門大。葡國人比英國人更早來到印度，自1510年起就統治果亞。不過，由於葡萄牙帝國的勢力很早就衰退，再加上十九及二十世紀英屬印度的發展，很多果亞人都到英屬印度各大城市打工，然後將錢匯回果亞的家人，這點和開放賭權前的澳門，很多人都到香港找機會頗為相似。而且，當時果亞不少基礎建設，都是英國人協助建成的。另外，葡國統治對當地的文化影響亦很有限，縱使葡人四百多年的統治，使不少果亞居民成為天主教徒，但生於葡屬果亞，現於葡國大學任職的歷史學者Teotonio R. de. Souza在其著作Goa outgrowing Postcolonialism, Historical Exploration就指出，果亞殖民政府在196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只有約5％的人能讀寫及講葡語，這一來是因為葡人在1950年代前沒有積極推動葡語教育，二來是果亞人更愛學習英語，當時果亞人有句說話：「葡文填唔到肚」（too many Portuguese speeches do not help to fill the belly），這與以前澳門人說：「學乜野葡文呀，出左媽閣口就冇用架啦！」有異曲同工之妙。結果，葡國在果亞的統治，並沒有得到多大的認同，只是沒有很強烈的反抗（但其實也有果亞人組織反葡活動）。（youtube有一段1953製作的英文紀錄片，介紹當時果亞的社經情況）            印度獨立使葡屬印度在倒數中        一直以來，長期積弱的葡國能保住其在印度的細小殖民地，全因英國容許。可是，自印度1947年獨立後，印度就希望「收復果亞」及其他葡屬印度領地。印度希望能和葡國談判果亞前途，但遭到葡國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拒絕。可是，葡國其實一早知道果亞無法防守，所以只寄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外交壓力，使印度不敢強攻果亞。至於當時果亞的主流民意，究竟支持葡國繼續統治，還是與印度統一，Teotonio R. de. Souza指出當時葡國國防次長Francisco da Costa Gomes（他在1974年葡國革命後不久成為總統）估計，若在果亞舉行公投，會有九成人反對葡國統治。Vasco Pinho也認為，若當時有公投，絕大部份人都支持與印度合併。最後，葡國政府亦堅拒在果亞進行前途公投。        1961年12月17日果亞時間晚上，印軍到達邊境，翌日凌晨，開始以猛烈炮火轟擊葡軍，「勝利行動」（Operation Vijay）正式展開。印軍在進攻果亞時，沒有遇到多大抵抗（反而在達曼及第烏，就遇到頑強抵抗），約36小時後，印軍完全取得原葡屬印度的控制權，3500名葡軍及葡國平民遭拘禁，數月後陸續送返葡國。戰鬥只造成15名印兵死亡，35名印兵受傷，而葡軍則有23人死，12人傷，社會很快回復安寧，公務員順利過渡至新政權。（British Pathé有一新聞短片，報導「果亞解放」的情況）            中共的反應        根據香港親北京報章《大公報》於1961年12月21日的報導，中國政府於12月19日發出聲明，支持印度出兵果亞，並指出此舉，是支持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國霸佔台灣：        果阿是印度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印度人民，為了反對殖民主義、維護民族獨立及國家統一，長期以來要求收復果阿，並且為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印度政府收復果阿的行動，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正義要求。對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表示堅決的支持。。。。。。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一直積極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這種鬥爭不僅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對於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霸佔中國領土台灣的中國人民，也是一個極其有力的支持。        可是上述的聲明，隻字未有提及香港及澳門。《大公報》的報導及評論，亦完全沒有提到北京支持印度出兵果阿，會否影響中共港澳政策。        當時蘇聯、北越等共黨國家，都聲明支持印度「解放果亞」，由於當時中蘇已交惡，蘇聯就借果亞事件來令中共尷尬，方法就是反覆強調中共在果亞的立場，與其港澳政策之巨大反差。        圖一、(因技術問題，此網頁不能顯現作者引證的兩張報刊圖片。請自上作者網頁查閱。本欄編者注)            「你們無非要證明中國人是膽小鬼」         蘇聯就借果亞事件，批評中共反對帝國主義，是講一套，做一套，因為中共容許葡國另一個殖民地──澳門，以及英屬香港存在。1963年初，美國共產黨發表了公告，提出同樣批評，終使中共中央決定，要公開辯護，於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的社論，強調果亞不能和港澳相提並論：        你們又拿印度解放果阿來同中國對香港、澳門的政策相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們無非要證明中國人是膽小鬼。老實說，中國人民並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我們的勇氣和堅定性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領教過的。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在朝鮮戰場上，同朝鮮人民並肩抗擊美國侵略者達三年之久，灑下了自己的鮮血。你們現在竟然在香港、澳門問題上嘲笑我們，難道不覺得自己是「愚蠢的」、「可悲的」嗎？        社論又重申北京對香港澳門的一貫方針：        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例如香港、九龍、澳門問題。        其實，中共容許葡國統治澳門，除了因為澳門和香港一樣，可以作為中共突破西方經濟封鎖的缺口，亦因為中共大力支持非洲人反抗葡國統治的戰爭，北京就利用澳門訓練人員，讓他們先學習葡語及葡國文化，然後就送他們往非洲，協助反葡鬥爭。[1]        到了1966年「一二。三」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拒絕收回澳門，到1974年4月25日葡國發生「鮮花革命」，新政府宣布放棄全球殖民地，但北京依然堅拒接收澳門。        寫此文章，是希望在華文世界，有一篇紀念「果亞解放」／「印度入侵果亞」五十五週年的文章，並藉此提醒關心香港及澳門的朋友，在思考港澳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時，可擴闊眼界，找一些與港澳類似的案例來研究一下，必有助益。            餘論：葡屬澳門政府對果亞事件的即時反應        根據香港《大公報》12月20日的報導，果亞戰爭期間，澳門市面如常，駐澳葡軍沒有出營。可是，在18日，澳門政府接到里斯本的命令，拘禁在澳門的印度人五十五名，並凍結其全部財產，他們被拘禁在青洲軍事區的集中營內，領取政府救濟飯。        另外，原本當時澳門的上訴法院，設在果亞，但果亞戰爭後，澳門的上訴庭，就改到葡屬東非，即莫桑比克。[2]        圖二、（請讀者自上本文作者網頁觀看。本欄編者注）            [1] Moisés Silva Fernandes，《1949－1966年葡中關係概況》，《行政》雜誌，第十一卷第四十期（1998年6月），頁533。《行政》雜誌由澳門政府行政暨公職司（今改名為行政公職局）出版。全文見：www.safp.gov.mo/safptc/download/WCM_003010        [2] 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思磊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頁54            作者網頁：https://moloiyau.wordpress.com/2016/12/14/1961goa/        2017年11月22日轉載 特朗普推倒尼克遜     作者：安裕（香港）        2018-4-27日            1972年2月18日，美國總統尼克遜在前往中國破冰之旅的路上短暫停留夏威夷，下榻當地海軍陸戰隊旅長岩士唐准將官邸。他坐在大宅的書桌前，在一張淺黃色紙上寫了他對此行的想法。        他們要甚麼：一、建立他們的國際地位；二、台灣；三、把美國趕出亞洲。我們要甚麼：一、印度支那（？）二、共黨分子——遏制中共在亞洲的擴張；三、未來——減低與中國超級大國對抗的威脅。我們都要甚麼：一、減少對抗和衝突的危險；二、更加穩定的亞洲；三、遏制蘇聯。        事隔五天，也就是尼克遜與毛澤東、周恩來分別會談65分鐘、3小時50分之後，他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的桌上寫了另一張字條：一、台灣＝越南＝交易（trade off）；二、你們的人民期待在台灣問題上有行動，我們的人民期待在越南問題上有行動。沒有一方可以立即就做——但兩者都不能避免——讓我們都不要令對方尷尬。此外，尼克遜在逗留夏威夷的時候還寫了另一張紙條，題為「對待他（如皇帝）」（Treat him（as Emperor）），下列五點注意。這是幕僚給他與毛澤東會晤時的建議。        三張字條已經全部解密，第一張字條更是歷史文件，成為研究當代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入門之學。這張紙上尼克遜「他們要甚麼」一段至今依然貼切，北京仍按着建立國際地位、台灣問題、把美國勢力逐出亞洲三個目標而行。可是，其後的「我們要甚麼」和「我們都要甚麼」並無全面實現。尼克遜對中國的戰略企圖沒有看走眼，看走眼的是美國亞太戰略構想和實現，最終是美國全面撤出印支半島、區內的對抗衝突有增無減。從戰略擘劃的角度來說，以來華傳教士後人及熱愛中國文化學者為主體的美國的中國通，包括建議尼克遜會見毛澤東時「對待他（如皇帝）」、「不要爭吵」、「稱讚他的詩」的一批，在今天形勢驗證下，通通可以買棹歸航，從此休矣。     中國通退場　鷹派頻湧現        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係的確與以往不同，連一向對他批判甚力的《紐約時報》，前社論委員成員波特（Eduardo Porter）在專欄指出，50年前尼克遜以降的「自由主義和平」（liberal peace）中國政策，即經濟關係密切的國家會覺得戰爭的成本太高，這一想法如今看來已成過去。一年來，類似波特看法相繼冒現美國，傳統的中國通在論述舞台轉趨低調，相反，對亞太地區特別是對中國持強硬態度、不像中國通那樣諳熟中文的戰略專家一個接一個湧現，最新的是已經就任的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特朗普從去年11月到中國訪問，到上月下令對中國入口產品加徵關稅，幾個月間仿若兩人，此一巨變的背後意涵不是「特朗普瘋子論」，而是白宮大幅調整對中國政策，從理念基礎到執行策略，正起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檢視過往的美國對華政策，根據《洛杉磯時報》前駐北京記者孟慕捷（James Mann）1998年的說法，是失去具體認知的政策構成。孟慕捷在當年一片看好中美關係的大氣候當中別樹一幟，質疑美國負責中國政策的官員的中國認知，只是基於幾次短暫訪問和簽署幾份文件，是「一連串的信任和假設」（a series of beliefs and assumptions），而當中的不少部份，最終證明是「慘痛地不準確」。如果把長久以來對中國文化傾慕的學者型官員失誤也算進去，這種雙重失焦帶來的是，美國以為中國已經丟棄共產主義擁抱資本主義，列根就曾把中國說是「所謂共產主義中國」，言下之意是中國再非意識形態上的對頭人，以孟慕捷之言，這入於「慘痛地不準確」一類。至於克林頓，一度以為可以用經貿關係換取中國人權改善，結果是華府決定商貿與人權脫鈎，兩頭不到岸，放棄人權遭人詬病，對華經貿也不見得獨領風騷。     不問華人權　只求美利益        尼克遜當年在北京寫的一張字條，總綱是把台灣、越南等同交易。律師出身的政客尼克遜，處心積慮要做成這單deal，最後美國以退出台灣換來從越南全身而退，且得到買一送一的北京共同抗衡蘇聯，自覺有賺無蝕。之後的列根與克林頓都是如此計算，付出少許換取中國全面融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半世紀滄海桑田，中國並未像尼克遜或列根期許那樣傾倒入懷，世局發展更有回到50年代中蘇結盟的態勢。波特的專欄文章，可視為美國自由派承認尼克遜的一套中國政策破產，是時候退出歷史的證言。        美國未來會否再掀類似50年代「誰失去中國」的右翼風潮，追究前朝的中國政策，老實說，在現今政治氣候底下的確難料，但實際操作的變化已在眼前。舉一個例子，上任以來，特朗普對中國人權狀況興趣缺缺，是1979年卡特任內中美建交至今，唯一對中國人權不置一詞的總統。北京是否改善人權與美國無關，特朗普要的是不帶利他性質的絕對美國利益。或者，這對某些人是失望的走向，然而從現實而言，特朗普沒有這些考慮，身邊也沒對中國特別有感的幕僚，始有最近的連串舉動。從特朗普到尼克遜，人權或台灣，對白宮主人來說都是身外物，這一點，不可不察，更不可不知。            2018-4-29日轉載蘋果日報 中印衝突無必要！ 作者：劉山青 （香港）        2017/7/31            中印衝突是一重要事件。中國王毅外長在6月24,25日訪問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6日印度總理莫迪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同日發生了錫金段越過邊界線衝突。中國同時切斷了印度官方香客經乃堆拉山口赴藏朝聖的路段。        大部份傳媒報導此事帶有政治目的，不符合“邏輯、細節和資料”的要求(註一)。沒有人問：中國為什麼要建這條道路？和不丹的角色。        網誌上沒有文章討論此事。有些黃絲幻想印度打到北京，方便其建國；有些藍絲希望中共打鳩印度。總之，雙方都想打仗，冇想過戰爭的野蠻。        印度外交部        印度政府在6月30日的聲明(註二)很詳細。它指出：        中國工程人員在不丹邊境強行搬走兩塊不丹基石；        不丹提出抗議；        印度人員一向有駐守那裡，要求中方停止行動；        三方在2012年同意以聯絡小組方式商討那地段的現狀改變。        印度不想激怒中方，它在7月17日的新聞發佈會用“鄰國”字眼，並表示沒有人員傷亡。        不丹外交部        不丹外交部聲稱(註三)：中國的武裝人員在不丹土地興建一條軍事用行車道，通往不丹的軍營附近。不丹對此抗議。其聲明簡短，用詞不想得罪中國。        On 16th June 2017, the Chinese Army started constructing a motorable road from Dokola in the Doklam area towards the Bhutan Army camp at Zompelri.        中國外交部        中方的立場(註四)是：“洞朗地區歷來屬於中國，不屬於不丹，與印度更沒有任何關係”。王毅的答覆是：“解決這個問題也很簡單，那就是，老老實實地退出去。”        中方所持的是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1998年簽訂的《關於在中不(中國，不丹)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它避談2012年的三方商議解決問題。        two Governments had in 2012 reached agreement that the tri-junction boundary point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hird countries will be finaliz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countries        第二大經濟實體        習近平沙場閱兵(註5)，表示「有能力打敗一切來犯之敵」。印度那裡敢來犯呢？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希望在出席金磚安代會期間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討論解決方法。        在洞朗地區的道路施工沒有實質需要，若用來打仗則太少，平常用途則太多，而且那地方如一布袋，只能指向不丹的軍營，和“牧民每年均在此巡邏放牧”似乎無關。        今次事件的目的只有宣示主權。但印度的邊防人員一向在那裡遊走，為何今天才進入中國領士呢？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RGOB, Indian personnel, who were present at general area Doka La        習近平似乎喜歡用建築物做成既成事實，遠的有在具主權爭議的南沙群島「永暑礁」填海造陸，飛機跑道和停機坪；近的有今次事件。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實體，本應待人以寬。主動挑起事端只會讓鄰國抱介心，不利一帶一路的進展。                附錄    註一        東方        印度軍隊試圖阻止中方人員進入所謂「印度領土」內，組起人牆阻擋；解放軍官兵則錄影現場情況，並拍攝照片。        明報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任國強26日晚表示，近日中方在洞朗地區進行道路施工時，遭到印軍越線阻攔。國防部又稱，中印邊界錫金段已由歷史條約劃定，中方修建上述道路完全是在自己領土上的主權行為，印方無權干涉。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當晚亦稱，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過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阻撓中國邊防部隊在洞朗地區的正常活動，中方已採取相應應對措施。        美國之音        截止記者發稿之時，印度官方尚未對中國的抗議作出回應。然而，印度媒體已經發表了大量為政府出謀劃策的文章，一些人要求以制裁中國產品的經濟手段回應中國的邊境“入侵”，也有人希望政府重新審視印度的“西藏政策”，更有人建議加強與美國、日本等國的軍事聯繫，希望印度購置或研發更強大的武器，同時做好邊境衝突進一步升級的準備。        中時        《不丹新聞網》的報導則表示，對於此次衝突，不丹官方一直沒有作出任何表態。        環球網        隨著北京將不惜“任何代價”保護國家利益，一場戰爭隱約來臨。印度也在加強戰備，但中國顯然在幾乎所有軍事領域都佔有優勢。美國軍控協會近期估計，中國的核武是印度的兩倍以上。若巴基斯坦再加入中國一方，就將演變為印度的災難。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將在這場中印邊境爭端中堅決採取任何措施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作者珀林納·提克霍諾瓦，丁雨晴譯)        香港01        此次印度官員訪華，被看作是中印對峙以來，高層的一個溝通交流機制。但訪華能否達到印度期待的效果，仍有待觀察。目前中方並沒有透露哪位領導人將與其會面。印度方面希望中印雙方同時撤兵，最終實現邊境地區的穩定        註二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Recent Developments in Doklam Area        June 30, 2017        The Chinese made a statement on 26 June 2017 alleging that Indian border troops crossed the boundary line in the Sikkim sector of the China-India boundary and entered Chinese territory. This has been reiterated since then in other Chinese official briefings.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are as follows:        i.On 16 June, a PLA construction party entered the Doklam area and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road. It is our understanding that a Royal Bhutan Army patrol attempted to dissuade them from this unilateral activity. The Ambassador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 (RGOB) has publicly stated that it lodged a protes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ir Embassy in New Delhi on 20 June.        ii.Yesterday,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Bhutan has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underlin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ad inside Bhutanese territory is a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1988 and 1998 agreements between Bhutan and China and affects the process of demar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They have urged a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as before 16 June 2017.        iii.In keeping with their tradition of maintaining close consultation on matters of mutual interest, RGOB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have been in continuous contact through the unfolding of these developments.        iv.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RGOB, Indian personnel, who were present at general area Doka La, approached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party and urged them to desist from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These efforts continue.        v.The matter has been under discuss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t the diplomatic level in the Foreign Ministries since then, both in New Delhi and Beijing. It was also the subject of a Border Personnel Meeting at Nathu La on 20 June.        India i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recent Chinese actions and has convey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such construction would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change of status quo with serious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India.        In this context, the Indian side has underlined that the two Governments had in 2012 reached agreement that the tri-junction boundary point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hird countries will be finaliz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countries. Any attempt, therefore,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ri-junction points is in violation of this understanding.        Where the boundary in the Sikkim sector is concerned, India and China had reached an understanding also in 2012 reconfirming their mutual agre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alignment”. Further discussions regarding finalization of the boundary have been taking place under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framework.        It is essential that all parties concerned display utmost restraint and abide by their respective bilateral understandings no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unilaterally.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rough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process is scrupulously respected by both sides.        India has consistently taken a positive approach to the settlement of its own boundary with China, along with the associated issue of the tri-junctions.        India cherishes peace and tranquillity in the India-China border areas. It has not come easily. Both sides have worked hard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discuss all issues to ensure peace and tranquillity in the India-China border areas. India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China to fi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issues in the border areas through dialogue.        New Delhi        30 June 2017        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a query about reports emanating from a neighbouring country about casualties of Indian soldiers in the Indian state of Sikkim due to military action with another country（link）        July 17, 2017        Responding to a query about reports emanating from a neighbouring country about casualties of Indian soldiers in the Indian state of Sikkim due to military action with another country, the Official Spokesperson said that such reports are utterly baseless, malicious and mischievous. No cognisance should be taken of them by responsible media.        New Delhi        17 July 2017        註三        Press Release        June 29, 2017        In view of the many queries raised recently in the media regarding the Bhutan – China boundary in the Doklam are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ould like to convey the following:  On 16th June 2017, the Chinese Army started constructing a motorable road from Dokola in the Doklam area towards the Bhutan Army camp at Zompelri. Boundary talks are ongoing between Bhutan and China and we have written agreements of 1988 and 1998 stating that the two sides agree to maintain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ir border areas pending a final settlement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and to maintain status quo on the boundary as before March 1959. The agreements also state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refrain from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 or use of forc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f the boundary.        Bhutan has conveyed to the Chinese side, both on the ground and through the diplomatic channel,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ad inside Bhutanese territory is a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s and affects the process of demar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Bhutan hopes that the status quo in the Doklam area will be maintained as before 16 June 2017.        註四        6月23日        問：印度總理莫迪將會在本月26日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雙方將就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雙方會談及印度洋—太平洋合作，這個區域包括南海。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我們已經多次說過，在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下，當前南海局勢正在趨緩降溫。我們希望有關國家特別是域外國家能夠尊重域內國家的努力，為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        6月26日        問：據報導，王毅外長剛剛訪問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方對此訪有何評價？        答：6月24日至25日，王毅外長應邀訪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此訪的主要目的，一是落實中國領導人同阿、巴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進一步推動中阿、中巴雙邊關係取得新進展。二是應阿巴雙方請求，根據中國領導人指示，進行一次穿梭外交，重點聽取阿巴雙方意見，瞭解實際情況，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幫助阿巴改善關係，同時共同推動阿富汗和解進程。        王毅外長在有關記者會上已明確表示，中國從不干涉他國內政，從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但在朋友需要時，我們願伸出援手，助一臂之力。此訪期間，王毅外長同兩國領導人深入坦誠溝通，達成一系列共識。三方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其中重要的共識主要有五點：        一是中阿巴三方願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加強互聯互通和經濟合作，促進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        二是阿巴雙方願意積極改善相互關係，同意建立雙邊危機管控機制，就突發事件進行及時有效溝通。        三是三方同意建立中阿巴外長對話機制，從務實合作開始，就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開展合作。        四是三方同意重啟阿巴中美四方協調組，致力於阿國內和平與和解，呼籲塔利班早日加入和平進程。        五是三方支援早日恢復上海合作組織—阿富汗聯絡組工作，為阿富汗和解進程發揮建設性作用。        可以說，這次穿梭訪問取得了積極成果，巴阿雙方相互釋放善意，朝著改善關係邁出重要一步。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就印度邊防部隊        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事件答記者問        2017-06-26        問：據報導，近日，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並與中方邊防部隊發生相持。你能否證實並予以評論？        答：近日，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過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阻撓中國邊防部隊在洞朗地區的正常活動。中方已採取相應應對措施。        中印邊界錫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劃定。印度獨立後，印度政府多次以書面形式對此予以確認，承認雙方對錫金段邊界走向沒有異議。中方要求印方尊重邊界條約規定，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立即撤回越界的印邊防人員並徹底調查此事，維護好中印邊界錫金段的和平與安寧。        與此同時，鑒於上述事件，出於安全考慮，中方不得不暫緩安排印度官方香客團經中印邊界錫金段乃堆拉山口入境朝聖，並已通過外交管道通知印方。        6月27日        問：昨天，中國外交部回應了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跨界進入中國境內事件。印方是否已經採取措施解決中方的關切？該事件最新進展如何？        答：關於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中國界內挑起事端的事情，昨天中國國防部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已經先後作出表態。        我在這裡要強調，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境內，阻撓中國邊防部隊在洞朗地區的正常活動，我們已經採取了相應的應對措施。就你剛才所提到的問題，中方在北京和新德里都已經向印度方面提出了嚴正交涉，表明了我們的嚴正立場。我在這裡必須指出，中方對發展中印友好關係是有誠意的，同時中方維護自身主權權益的立場也是堅定不移的。我們要求印度方面迅速採取正確措施，立即將非法越界進入中國境內的人員撤回邊界線印度一側。        6月28日        問：昨天記者會上，印度記者問了有關中方何時能夠恢復印度官方香客經乃堆拉山口赴藏朝聖的問題。請問這條朝聖路線是何時開通的？中方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從發言人昨天的表態看，是不是只有非法越界的印度邊防人員撤回邊境線印度一側，中方才會考慮恢復該路線？        答：昨天我已經說過，長期以來，中方從中印友好關係大局出發，做了大量努力，也克服了很多困難，為印度官方香客赴藏朝聖提供了必要便利。        根據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並基於中印邊界錫金段是中印兩國都承認的已定界這一事實，中方同意於2015年為印官方香客開通經中印邊界錫金段乃堆拉山口赴藏朝聖路線。這條路線過去兩年運行良好。我也可以告訴你，中方有關部門此前也已做好今年接待準備工作。        我們已經明確告訴印方，現在暫緩有關安排，是中印邊界錫金段由於印度邊防人員非法越界造成形勢變化之後的緊急應對措施。        我願強調，印度官方香客赴藏朝聖需要必要的氣氛和條件。印官方香客無法如期經乃堆拉山口赴藏朝聖責任完全在印方。這一朝聖路線何時能夠重新開放，完全取決於印方是否能夠及時糾正錯誤。        問：外交部此前表示，中印雙方正在就兩國邊界錫金段對峙事件進行對話，目前有何最新進展？        答：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過雙方共同承認的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這與以往雙方邊防部隊在中印未定界地區的邊境摩擦有本質區別。中方已經在北京和新德里向印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印方必須遵守歷史界約規定，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立即將越界印軍撤回到邊界線印方一側，切實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問：中方將印中邊界發生對峙的地區稱為洞朗，有些媒體稱洞朗是中國和不丹爭議領土的一部分。你能否證實？        答：洞朗地區歷來屬於中國，不屬於不丹，與印度更沒有任何關係。這是不容質疑的事實，有歷史、法理和現地三方面的充分依據。印度方面如果想拿這個說事，是毫無道理的。        中方在洞朗地區修建道路，是在自己領土上的主權行為，完全正當合法，其他方面無權干涉。我在這裡要再次強調，不丹是國際社會公認的、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我們希望各國都能夠尊重不丹的主權。雖然中不兩國邊界也沒有最終劃定，但是雙方一直在通過和平談判努力解決，任何協力廠商都不應當也沒有任何權利介入，更不應當就中不間領土歸屬問題作出違背事實、不負責任的言行。        問：你剛才表示，希望其他國家尊重不丹主權，你的意思是印度在代表不丹對中方有關活動進行干涉嗎？        答：印度是不是干涉了不丹的內政，只能從印度方面的言行去判斷。我已經說過，雖然中國和不丹的邊界也沒有完全劃定，但是雙方一直有著非常友好的正常溝通管道。如果有任何協力廠商出於自己的考慮想橫加干涉，這就是對不丹主權的不尊重和干預。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畢竟不丹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享有完全主權的國家。        6月29日        問：6月28日，《印度斯坦時報》報導稱，印度陸軍參謀長拉瓦特就近期中印邊防部隊之間發生的對峙事件明確表示，“印領土並未遭受入侵”。這與印媒此前一直報導的“中國軍隊越過錫金段邊界線入侵印度領土”完全不同。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我們已經在這裡明確指出過，這次事件的真相是，印度邊防部隊人員非法越過了中印邊界錫金段進入了中國境內。你剛才所說的印陸軍參謀長的表態印證了此前印度媒體有關報導不實。真相是難以持續掩蓋的。我們再次要求印方遵守歷史界約規定，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立即將越界部隊撤回到邊界線的印方一側，避免事態越演越烈，陷於更大的被動。        問：中方認為印軍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請問中方認定印軍越界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答：中印邊界錫金段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根據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第一款規定，西藏與錫金以流入錫金梯斯塔河及其支流的水流和流入西藏莫竹河及向北流入其它西藏境內河流的水流間的分水嶺為邊界。這段邊界線起自與不丹交界的吉姆馬珍山，並沿上述分水嶺行至與尼泊爾邊界。根據這一條約規定，洞朗地區屬於中國領土，印軍越界地區的分水嶺非常清楚。印軍越界進入了中國領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印軍此舉違背了歷史界約，也違反了印度歷屆政府的承諾。        在這裡，我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中方現在掌握的，此次印度邊防人員非法越過中印邊界錫金段進入中國領土的有關照片。可能大家在這裡沒法看得很清楚，我們將在今天記者會後，在外交部網站公佈這些照片，大家注意仔細查看。從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士兵和車輛越過了作為邊界線的分水嶺，進入到中國境內。        （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過兩國承認的邊界線進入中國境內）        問：不丹駐印度大使昨天稱，不丹政府已經向中方提交了表示抗議的外交照會，要求中方停止在洞朗地區修路。中方能否證實收到了不方提交的外交照會？        答：洞朗地區歷來屬於中國領土。這個昨天我已經在這說過，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在歷史、法理和現地三方面都有充分依據。中方在洞朗地區開展的一些活動是在自己領土上的主權行為，完全合法，完全正當。        問：中印雙方就解決此事作了什麼樣的溝通，雙方是否會通過外交管道解決此事？        答：印度邊防人員非法越界事件發生以來，中方已經在北京和新德里多次向印方提出嚴正交涉。雙方外交溝通的管道是暢通的。我們敦促印方立即將越界的邊防人員撤回邊界線印方一側，這是解決此次事件的前提，也是雙方進行任何有意義對話的基礎。 6月30日        問：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你展示了可以證明印度邊防部隊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照片。照片是何時何地拍攝的？        答：昨天在外交部網站公佈的照片，是於6月18日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多卡拉山口附近越過邊界線進入中方一側後拍攝的。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地瞭解事實，我們在外交部網站昨天記者會實錄上還補充配發了一張地圖，請大家注意查閱。        問：不丹方面抗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錫金段修路。不丹外交部發表聲明稱中方違背了不中1998年簽訂的《關於在中不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即直至爭議解決之前，雙方要共同維護邊界安寧。你對此有何回應？        答：中方多次強調，洞朗地區屬於中國領土，不存在爭議。中方施工地區完全位於中國-不丹傳統習慣線中方一側，也完全在中方管轄之下，不存在違反協定、破壞現狀的情況。        既然印度記者不止一次提到不丹，為了以正視聽，我就花點時間在這裡詳細向大家介紹一下洞朗歸屬的相關證據。        第一、從歷史上看，洞朗一直是西藏亞東地區邊民的傳統牧場，中方對該地進行良好管轄。上世紀60年代之前，不丹邊民如要進入洞朗過牧，必須征得中方同意，也都向中方交納了草稅，西藏檔案館目前仍保留有部分草稅收據。清朝駐藏大臣還曾在洞朗南端中不邊界傳統習慣線上設立過界標。        第二、從法理上看，1890年歷史界約明確規定了吉姆馬珍雪山是中印不三國交界點，洞朗地區在中印、中不邊界的中方一側。        第三、從現地上看，中方對洞朗地區有完全的管轄，中方邊防部隊和牧民每年均在此巡邏放牧，並修有眾多生產生活設施。        以上證據不丹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也是認可的。        中國與不丹雖然尚未建交，但兩國始終保持傳統友好關係。雙方多次確認兩國是大小國家平等、友好相處的典範，從來不存在中國以大欺小的情況。中國民眾對於不丹民眾的友好善意沒有變，但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是堅定和不可動搖的。        現在中印邊界事件的性質十分清楚，是印方越過中印邊界進入中方境內阻撓中方正常施工。目前當務之急是印方立即將越界人員撤回邊界線印方一側。        王毅：印軍應老老實實地退出去        2017-07-25        當地時間2017年7月24日，王毅外長在曼谷就中印對峙事件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個問題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就連印度的高官也公開表示，中國軍人並未進入印度領土。也就是說，印方承認進入了中國領土。解決這個問題也很簡單，那就是，老老實實地退出去。        註五        今天（30日）上午9點，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閱兵，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檢閱部隊並發表重要講話。        與以往閱兵地點選在天安門、長安街不同，這是解放軍歷史上首次沙場閱兵。據悉，朱日和訓練基地由沙漠、草原、山地等組成，佔地1066平方公里，與香港陸地面積相若，是亞洲最大的軍事訓練基地。        他又表示，有信心軍隊「有能力打敗一切來犯之敵」          轉載自《立場新聞》，2017-7-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