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死穴
作者：安裕
2012-11-7日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這是二戰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在任總統，這年也是大選年，尼克遜對手是民主黨參議員麥高文。這場選戰，尼克遜雖是在任總統，但卻無主場之利，因為美軍和南越阮文紹政府軍在越南節節敗退之際，麥高文提出要美軍撤走的政治訴求，爭取連任的尼克遜及共和黨面臨極大壓力。同年，華盛頓水門大樓的民主黨總部發生竊聽事件，警方拘捕五名與共和黨競選團隊有關的男子。尼克遜顯然亟欲在選戰年打出一副好牌壓倒民望極高的麥高文，他有個想法：訪問紅色中國。
訪問紅色中國比訪問蘇聯更困難。美蘇有外交關係而美中沒有，蘇共領袖赫魯曉夫到過美國訪問，尼克遜當時以副總統身分接待赫魯曉夫。政治競選和廣告行銷很大程度是二而一的事，尼克遜要求的是「石破天驚」的外交舉措，他想起了中國——難度及稀有度都遠比訪問蘇聯高。美國面對的難題是，重視面子的中共絕不會公開要求「美帝」來訪，但中共極其恐懼並痛恨台灣獨立，且對美國一直有所懷疑，覺得華府是台獨幕後黑手。
這是極為微妙的外交戰，美國有需要拉近與中共的關係，因為尼克遜要大選連任，因為要聯中抗蘇；中共有需要拉攏美國對抗北方巨人蘇聯。本來這是家家有求的牌局，但美國抓住中共的死穴——台灣獨立——由此欺身直進，換來中共默認美國勢力留在亞洲，一直至今。
族裔及地方獨立都是中共的夢魘，在這骨節眼，中共往往要一種比聯合國憲章更穩妥的保證，而往往有了這種保證後是更多的保證要求。在過往極長的一段時間以至到現在，台灣獨立這個課題是中共與外國交往的主要交涉內容，目的只有一樣：要求對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幾乎可以說，只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以及不支持台灣獨立，萬事有商量，否則撕破臉皮在所不惜。類似新聞常有見報：某國主辦國際活動，同時邀請海峽兩岸參加，可是只要看到台灣一方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或自稱中華民國，中共小則施壓主辦方面撤旗及刪除中華民國稱謂，大則即時退出活動。導演李安在半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曾有一段﹕一九九三年的四十三屆柏林影展，大陸和台灣的官式稱呼令主辦當局頭大。最後評判團對李安的《喜宴》和大陸導演謝飛的《香魂女》給了同分，主辦當局很小心，如履薄冰，怯怯的問評判團主席張藝謀，張說一同得獎，「所有中國人都會高興」，這才出現雙冠軍的皆大歡喜結局。
美國畢竟是世界霸權兼帝國主義，看穿中共對國內任何地方獨立的不安，於是力點就壓在這之上。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北京，第一天會晤毛澤東，尼克遜想從毛澤東身上就台灣問題和越南局勢套出幾句話，但毛很厲害，沒有正面回應，「只想討論哲學問題」。不過，毛後來向美國來客露了對台灣的態度，「其實我們的交誼，比你們與他的交誼更長」，這裏的「他」是指蔣介石。周恩來再加一段，「一般來說，我們稱呼他是蔣幫，他們叫我們共匪，反正我們就這樣罵來罵去」。
看穿中共 又食又拎
尼克遜不得要領，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尼克遜和基辛格與周恩來實務會談，談了四個鐘頭。尼克遜搶佔話語上風，甫開場即提出基辛格上次訪華的五點對台灣原則。尼克遜是律師出身，進退有致，先放出美國的五點立場，而且每一點都把話說到中共心坎。根據美國在九十年代末解密的部分文件，這五點足以被台獨人士認為「台灣被出賣」的證據。這裏把「被出賣」加上引號，是因為美國留了後，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殺中共一個措手不及，就像廣州俗話說的「又食又拎」——「食」是以中共最渴求的美國反對台灣獨立為餌，讓在越南敗得灰頭土臉的美國留在東亞；「拎」是美國依然把台灣操控在手，繼續以此敲打中共，直至今天。
這五點原則堪稱近代外交精華所在，值得研究中美關係以及台獨、「港獨」人士細心琢磨。尼克遜先說，「基辛格博士上次來的時候，曾提出我們同意的五項原則，我完全贊成這些，總理可以相信我們，不管我們在其他議題有何說法」（and the Prime Minister can count on that no matter what we say on other subjects)。
第一點原則：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我能控制我們的官員，「台灣地位未定論」就不會有人再說。
第二點原則：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第三點原則：我們在逐漸撤出台灣時，我們會盡其所能，阻止日本進入台灣（discourage Japan from moving into Taiwan）。
第四點原則：我們支持任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也不會支持台灣政府以軍事手段重回大陸的企圖。
第五點原則：我們希望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我們知道台灣問題是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我們會努力設法達成此目標。
台灣《中國時報》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指出，這些解密檔案，有小部分還未完全消密，在尼克遜的五點原則，第三點即阻止日本進入台灣的一條，原文的下半部未有公開，正是因為所有對話內容都公開，唯獨這半條保密，肯定是一步後。這五點原則粗中有幼，綿裏藏針，單是前言那句「總理可以相信我們，不管我們在其他議題有何說法」就是一個大窟窿，只要周恩來同意美方五點原則，美國在外邊講什麼地區局勢天下大勢甚至中美關係，中國都只可以根據這段話「相信美國會恪守原則」而不能發作。至於第一點「只要我們能控制我們的官員」更是陰險，等於暗示美國總統不能控制官員，而由得他們再提「地位未定論」，這又是暗招。根據美國憲法，外交權屬總統，國務卿極其量是執行總統指令的高級官員，尼克遜這番話留有後手明顯至極。
尼克遜 江山歸我取
這五點原則，對一九七二年剛從林彪墮機的文革亂局中清醒過來的中共是天跌下來的大禮，尼克遜到北京前的四個月，中共加入聯合國，正式擁有國際舞台地位，西方國家開始與台灣斷交轉和北京建交。把台灣趕出國際社會以及斷絕其「中國」法統是中共最主要目標，次要目標是阻止失去國際人格的台灣走向獨立。這既是趕狗入窮巷，卻又不許狗回頭撲咬，倘沒有美國合作，單是阻止台灣獨立這環便很難達致，如今是尼克遜捧出五點原則願意媾和，中共很難不喜出望外。尼克遜見一計已售，接下來就是戲肉——由於中共當年力促美國退出亞洲，而美國剛在前一年的一九七一年與日本延續《安保條約》，引起日本社會巨大反彈，中共也有遙作聲援。尼克遜開出底牌，「美國可以退出日本海域，但有其他國家從中得利。中美兩國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有痛苦的經歷，我們希望能讓日本從過去的軍國主義特質中產生永遠的變化，如果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減弱，我們將無法保證這種變化」。
尼克遜這番話，只有梟雄才能說得出，那是「江山歸我取」的謀略。雖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索羅文（Richard Solomon）寫過一部專門解構中共談判行為的《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但真正談判高手是美國人。尼克遜訪華距今足四十年，當年在談判桌上的主力在世的已不多，但美國那時要的東西，一直一件不漏長存至今，包括美國仍然留在亞洲，而且留在亞洲的美軍，某程度比四十年前更強大，駐日美軍航母從常規動力升級至核動力，打破日本的核禁忌。中共雖然也得到美國的某些承諾，包括台灣仍未獨立以及中美建交，然而，尼克遜在一九七二年會談中留的尾巴，在一九七九年給中共一記悶棍﹕美國當年元旦與中共建交，四個月後，美國國會以國內法通過《台灣關係法》，卡特總統迅速簽署生效。《台灣關係法》強調美國應視台灣與其他主權國家（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tities）擁有同樣待遇。美國一九七二年中美會談時，留給自己的延後利益這時才讓中共了道兒，原來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
中共著了美國道兒
因此，當中共對「港獨」如斯緊張兮兮，循歷史觀照視之，這是中共吃過美國苦頭後的過敏，不值得大驚小怪。四十年前，台灣仍在蔣介石的高壓統治下，電視上說台語被視為大逆不道，推動台灣獨立的下場往往比裏通共匪更慘，那時的中共已先天下之先防止台灣獨立。從韜略來說，尼克遜看到這是中共死穴，假情假意反對台獨阻止日本進駐台灣，換來中共加入反蘇統一陣線；當蘇聯江河日下，美國就通過實質支持台灣脫離大陸的《對台灣關係法》。美國對中共的研究，比中共對自己的研究更精準深入更能直面自己，因為中共無法跳出反台灣獨立的框框，對外政策一旦遇上台灣問題便處處受制。美國向李登輝發出訪美簽證，中共暴跳如雷，要舉行導彈軍演；美國政客說一句反對台灣獨立，中共便如獲至寶笑不攏嘴。這種施壓於一點而令中共受制的國際政治力學，是美國獨家，別無分店。中共新班子上場，外界期許習近平是政治強人，這點須待時日驗證，但美國肯定會馬上求證「台灣獨立」這招是否仍然頂用，暌諸十二年前初上任的小布殊也提過「美國保衛台灣論」，中美再度過招之日可期。
2013年3月27日， 轉載自《安裕週記》
作者：林濁水（台灣）
2014-7-4日
九段線是中國主張擁有線內海域各項權益的依據，範圍基本覆蓋整個南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南海緊張年年上升，每遇到狀況，國民黨政府的標準答案是重申南海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水域，並主張和平解決爭議共同開發。去年外交部長的一段話就是典型反應：
「無論就歷史、地理、使用及國際法而言，釣魚臺列嶼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俱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在爭議解決前，盼相關各方透過對話、協商及共同開發之方式解決紛爭，共同促進區域之和平穩定與發展。」
所謂的固有領土和水域在南海當然指的就是所謂的九段U形線（倲11段綫）的歷史水域。
和平原則大家都不反對；但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致的「U形線的歷史水域」的說法國際上大家聽到了都很頭痛。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劉復國說，美國前國安會官員貝德最近提出，美國應該和台灣就南海問題諮商，「美國政府應和台灣討論九段線的意涵，希望台灣澄清，並要求台灣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範」。沒想到，就在最近中越因海域衝突演發成越南排華運動，越南台商大受池魚之殃時，立法院通過了在立場上跟外交部一模一樣的決議：
「無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沙、西沙、中沙、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都屬於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主權屬中華民國也不容置疑。」
這是表示中華民國終於不理會亜洲周邊國家和美國的反應而正面回應北京鷹派將領「兩岸應該在南海議題上進行軍事合作」的呼籲了嗎？
美國希望「和台灣討論九段線的意涵，希望台灣澄清，並要求台灣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範。」這段話言下之意當然是認為U形九段線的主張並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範。其實U形九段線傳統水域的主張豈止不符合國際法，根本也不符合國內法的規範。
1997立法院審議《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時，我發現行政院的草案是「大中華民國」的領海法。如果照行政院案通過，行政院依法公體的領海海圖將從遼寧半島一路劃到中越邊界，而南海，一方面非常古怪地得依大小島礁一個個洋洋灑灑地方劃出12海哩領海及24海哩鄰接區的小圈圈（因為不敢採用群島基綫的緣故），然後公佈，這肯定是個無效的笑話；另一方面，還得公佈令國際上胡塗的所謂歷史水域，因此我提出了自己的《領海及鄰接區法》對案。對於領海，增列一項我國水域應「分批公告之」，也就是只能依我國現在真正統治的台澎海域公佈領海，對遼寧半島一路劃到中越邊界那些就等國民黨反攻大陸後再說；對於歷史水域的條文則刪除。審察會在我堅持之下，這兩點都依我的意見通過。
歷史水域的觀念審查會既然經過充分討論後予以捨棄，文字並予以刪除，那麼立法意旨便很清楚了──歷史水域不是一個合法的概念。因此，事後行政院無論是主張歷史水域或公佈歷史水域的海圖都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沒想到，如今立法院竟推翻了當時自己通過的立法意旨而跟在行政院後面主張起歷史水域了。
統派人士總是認為民進黨人士反對歷史水域的主張，是不惜放棄「歷史權利」，也要和中國切割，是意識形態掛帥的作法，很不可取。
其實質疑歷史水域，並不是獨派的專利。理性的右翼統派人士也一樣認為台灣主張歷史水域非常不智。現在就舉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名家熊玠博士做例子，在法案通過後3年，他勸告大家說：
「有鑑於現代國際法有關海洋法部分的轉變，對中國『歷史水域』的依據甚為不利，我們應考慮如何方能減低中國吃虧的程度。中國所持的理論依據是南海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即『歷史水域（historic waters）』。這個觀點在二戰以前是有的。例如在殖民地時代，一個國家殖民其他國家之後，這部份的海就是該國的。但是殖民時代過去後，國際上就不承認這點了。也就是說國際法並不承認『歷史水域』的說法。所以中國還講『歷史水域』，不僅別的國家也不會承認，國際法也不會支持。中國這個主張是比較不利於中國的。」
李顯龍：南海國際法解決
李顯龍訪問美國時針對南海糾紛說：「國際法必須在解決糾紛當中佔有很重的地位」，「國際社會，國家有大有小，結果不能以強弱來決定」。他這位南洋的華裔領䄂解決南海爭端的主張倒是和熊玠教授一致。
2005年7月，李顯龍到訪美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熊玠警告說中國「歷史水域」論點是「殖民地時代，一個國家殖民其他國家之後，這部份的海就是該國的。」他這樣警告毫無問題是基於愛中國，但是他講得太嚴厲，不免太過愛深責切，有些過頭。因此我們並不必順着熊玠的說法而認為真的有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曾在南海這個「其他國家的領土」上「殖民」，進行統治並據為已有。
因為中國人愛和平而不殖民嗎？不是，若不殖民，中國版圖怎會由原先限於黃河中下游，一路擴張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只是，中國是陸權國，官方支持的殖民只在大陸上進行，不向海洋發展。
鄭和下西洋的偉業常被拿來當做傳統中國也有「海權國」這一面的證據；但是鄭和的偉業其實這反而是中國不是海權國的證據：鄭和是出生在虔誠回教世家的波斯人，不是漢人，當他去世後中國就回復了大陸帝國本色，持續他13世紀末就開始，橫跨元、明、清三朝的海禁鎖國政策。漫漫幾百年中除非官方特許，人民禁止出洋，「尺板不得出海」，1717年更正式嚴禁百姓移民南洋，否則，中國的冷酷難以想像──1741荷蘭人在雅加達大屠殺華人，中國朝廷立場堅定地認定被害的海外華人「違旨不聽招回，甘心久往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這樣的一個「陸封國」，如何能承擔熊大教授中國在南海殖民他國領土的「歷史指控」？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現在就來看看南海U形線內非常有趣的「殖民史」吧，我們將發現，南海進入「歷史」的確是由殖民活動開始的，但是殖民主角不是陸權中國而是海權日本：
1， 南海島、礁、沙灘有200多，分佈在近200萬平方公里的潦闊海域，但總面積卻只有10多平方公里，比綠島還小；而且全遠離大陸，在古代根本無法住人，例如西沙最大的永興島距海南島290公里，才2.13平方公里；南沙最大的太平島和管轄他的高雄距1,600公里，只有0.49平方公里。條件如此，所以從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冒險家四出佔領海外陸地和大小島嶼，經過幾百年，直到20世紀初，這些島嶼都沒被看上眼，沒有那個國家有興趣登島殖民。至於厲行海禁的「陸封國」中國，當然就更不可能古怪到情有獨鍾到非對幾百，一千多公里外的海上無人小島殖民並進行統治管轄不可。這樣，南海何「中國歷史領域」之有。
2， 南海島嶼的爭奪，是後進的殖民帝國日本進行「南進政策」才啟動的。1907日本人進佔東沙，被驚動的滿清帝國，1909第一次派軍艦巡視西沙，在之前越南統治的歷史證據雖比滿清帝國強，但是當時殖民越南的法國對西沙仍然沒興趣，不反對西沙主權屬中國。1928年廣東省主席陳銘樞、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派沈鵬飛教授率領各軍、政機關專家15人，乘艦調查西沙，回廣州後提出《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並印製《西沙群島圖》。只是，中國並沒有建立有效而持續的管轄權，1930後西沙淪為日、法兩國爭奪佔領之地，其中，日本人才認真殖民，更早就組成公司登島採磷礦及海藻。
3， 至於南沙，距離大陸實在太遙遠了，島還更小，所以直到1917日本人才開始到那裡探勘，1919年才開始採礦。1925年法國開啓南沙主權爭議，但是中國並不以為南沙是中國領土，所以置身事外。1928年沈鵬飛的《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強調的「我國最南之領土」，指名西沙，不提南沙。
4，1938日本政府以「新南群島」命名南沙，並知會英、法，把西、中、南沙劃歸台灣高雄州管轄。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南海島群被納入有效的行政體系管轄。第二年日本進佔西沙。從1939年3月到1945年8月，南海諸島都在高雄州的管轄之下。
4， 二次大戰結束，1945中國接收台灣，在準備接收由台灣高雄管轄的南海島群時，搞不清楚南沙、中沙島礁位置，1946年先後請求馬尼拉的美軍和駐東京盟軍總部提供資訊。同年，中國派艦隊進行佔領接收西沙南沙任務，第二年12月中國終於公佈未經測量，憑著想像畫出來的海圖，南海U形11段線歷史水域從此正式在歷史上誕生。迄今年齢70歲，比還沒有成為歷史人物的李登輝總統年輕21歲。
6，1950中華民國西沙南沙撤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進駐西沙。
7，1951依《舊金山和約》，日本宣布「放棄其在南沙、西沙群島之所有權利、名義和主張。」
8，1956，中華民國派兵重新佔領南沙太平、中業等島。
上面勾勒出來的南海殖民史，說明了：
1，人類最早真正地殖民南海島嶼，不過100年前才由日本人開始，島嶼主權的爭奪也從這時才開始，因此，除了曾經營西沙的越南外，任何國家說他擁有南海什麼千百年的歷史主權都是奇譚怪論。
2，雖然在100年前左右，中國就曾主張南海島嶼的主權，但是只包括東沙、西沙，不包括中沙、南沙。中華民國統治中沙和南沙是1946年才開始的。在此之前沒有什麼中國統治的歷史事實。
3，中沙南沙在日本佔領前，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有殖民統治行為，因此並不符合熊玠博士說的是「殖民其他國家」的行為。「殖民其他國家」最多只能用在日本佔領前中國和越南都提得出所謂「歷史性權利」依據的西沙。
4，最重要的是，整個U形線內的島嶼是中華民國1945才從日本殖民政府那邊「繼承」下來的。換句話說，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特別是中沙南沙的「歷史性權利」繼承的來源是日本殖民帝國，而不是更早的中國，滿清帝國或二次大戰前的中華民國。
本來，U形歷史水域就已經不被國際法和其他國家承認了，現在我們發現他也不被中國自己的史實承認。
其實台灣和中國如果依國際法主張南海島礁的權益，立場並不會比其他國家薄弱。因為有如下的基礎：
從1939年3月至1945年8月，南沙諸島是在台灣的行政管轄下；1945中華民國又從日本政府中接收，並在1952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放棄南沙時直到現在台灣一直維持對太平島、中業島的實質統治；而中國則經海戰，1974後也維持了對西沙的實質統治。也因為有這樣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1996年依據海洋公約的規範公佈的西沙群島領海基點基線，確認西沙群島的主權及領海範圍──這正好更顯示了U形綫和國際法是兩回事。
只是要依據國際法就得像熊玠建議的一樣，放棄U形綫，「避免對全部南海水域主權的訴求。」這兩岸就都不願意了。問題是中國是大國不怕站在和國際法背離立場而和眾國對立，台灣做為小國也要效法嗎？
目前菲律賓已經向國際法庭要求仲裁「U形九段線歷史水域」是否違反國際法了，法庭怎樣判決完全可以預料，一旦結論出來，台灣也將和北京站在同一陣綫而和國際法庭對嗆嗎？
政府和國會有志一同地高唱歷史水域，不怕國小志大麻煩多，真是不可思議。
再平衡政策與太平島風雲
國共都把主張南海水域權利的依據儘量向更古老的「歷史」年代中去找，兩岸學者常做的是，在古籍，像三國的《南州異物志》，宋代的《諸蕃志》（1225 )、《夢梁錄》（1274）中去引經據典。這實在是非常奇怪的事，因為這些雖然都記載了一些中國人在南海航行的經驗，但是那些記載內容，不只不能證明中國擁有南海，反而證明了中國不可能擁有南海。
古書中南海叫漲海、七洲洋，島群模模糊糊地有的叫萬里石塘，有的叫千里長沙。
如今南海海域和島嶼各國都在搶佔，但是中國古人面對漲海、七洲洋，看到萬里石塘、千里長沙是什麼心境呢？
先回頭看看《南州異物志》：「漲海，中淺而多磁石。」「磁石」是什麼？學者陳鴻瑜解釋是沒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隻碰到這些暗礁就擱淺遇難， 無法脫身，猶如磁石之吸附一般。」
險礁四佈的中沙
再看《夢梁錄》：「過七洲洋……風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
然後，《諸蕃志》：「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 床，渺茫無際……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繫焉。」
還有，《宋會要》：嘉定九年（1216 年）「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 覆者十七八，絕無山岸。」
這些都把南海和上面的島礁描述得可怕萬分。說明了古時中國人出海對南海島礁只有害怕，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下南洋全繞道沿中南半島海岸而行，根本不可能登島佔領再由政府行使統治權的。陳鴻瑜就根據考證畫了一幅這樣的早期東西洋航海圖。
早期東西洋航海圖
南海海城是這樣險惡，因此，一直要等到上個世紀初，日本南進殖民和海上航行技術上升再加上，礦業現代化三個條件齊聚之後才漸漸成為諸國爭奪之地。從此南海成為海航要衝，日本二戰時開始在太平島建置小型潛艇基地。等到二次大戰後，雖然因為漁船機動化了，所以像菲律賓開始有能力在中沙捕漁，但是聯合國一直到1968才公佈海域有豐富油氣儲藏，在公佈之前大家對這一大片海域仍然沒什麼重視。
雖然國民政府1946就接收了日本留下的南海島群，但是退守台灣之後，繼續佔有西、中、南沙對蔣介石的反攻大業沒有什麼幫助，所以很快就撤出守軍了。至於中共，毛凙東恪守陸封國家的傳統，採取仍是向內陸全面後撤的大三線戰略，海域採取近岸防禦。
更有趣的是，一方面1970年代，海洋強國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海洋政治上形成兩極對立的局面，海洋強國利益在於海洋自由航行海域自由利用，主張領海不應該擴張到12海哩，而後者利益在於擴大領海範圍，主張200海哩經濟水域以保護沿海利益，剛剛加入聯合國的中國基本上佔在發展中國家立場，由於發展中國家多勢眾，所以國際海洋公約的通過是他們的勝利，而美國成為少數到現在還沒批准公約的國家；另一方面，縱使1970年代後各濱南海國家紛紛爭佔島礁，中國卻除了攻佔西沙之外並沒有更大的興趣。瞭解中國南海政策，毛，周，鄧都淡化處理釣魚台是個側面：甚至對台港日爭執不休的東海的釣魚台都沒興趣，其背景為，1，中日處於建交及聯手抗蘇的蜜月期；2，中國當時是石油輸出國；3，國家仍牢守陸封國的精神。
中國一直到1994國際海洋公約生效前夕才開始重視南海。
1990年之前南海艦隊軍力遠遜於北洋艦隊，直到1990中期才改變過來。此後中國在南海對濱海各國施加力道愈來愈大，南海衝突頻頻發生。這時當南海各國搬出當年中國力挺弱國而通過的國際海洋公約中如200海哩經濟海域等規定，要和中國討論南海海域劃界時，已經成為強國的中國一口回絕。
和中國在南海發生衝突的濱海各國基本上都是弱小國家，爭執的出發點在於海洋資源：油氣開採權和漁撈。然而據美國能源資訊署，調查後指出南海油氣在近岸區域的確豐富，但是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這兩個多國爭相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油氣蘊藏量其實不多。業界還認為在南沙群島並沒有石油，而天然氣也不到1千億立方尺；西沙群島的天然氣更少，也沒有石油。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為什麼在南海咄咄逼人，還把南海定位為「中國的核心利益」非牢牢掌控不可，意義在哪裡？
關鍵是，1，為鞏固政權，借南海議題繃緊對周邊國家關係，強調「眾弱在美國撐腰之下欺凌中國」，中國必須立威才能反制眾國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抵制；2，認為中國貿易額已經世界第一，必須從陸封國成為海權國，保護海上航行安全經濟才能繼續成長。南海正是東亜最重要的航道，所以必須列為國家核心利益行使管轄權。
這兩個關鍵，前者繃緊對外關係來鞏固内部，是不少政權都會操作的策略，這策略中國把他落實在南海，可以說是對美國「亞大再平衡」策略的反制手法。
至於後者很明顯是一種「大國思維」，因為要控制國際航運要道，大國才有條件也才有必要。因此，美、日在這一點上完全和中國同樣高度地關切，也因此有尖銳的利益衝突；至於菲律賓、馬、甚至越南，這都不會是他在國家戰略規劃上能處理的問題。談到這裡，我們對國內專家學者普遍的說法：南海在國際戰略上的價值上太大了所以我們U形歷史水域主是一定要堅持到底，而太平島是南沙最大島嶼，更位居南海中心位置，對我國戰略上的價值更是非凡。
這套想法正是國小志氣大的經典。
由於海權論大師馬漢有個以夏威夷為例的重要論述：海權國應該在國際主要航道上控制一個樞紐位置的島嶼做軍事據點。
於是有學者、軍人借用來說明太平島和釣魚台的戰略價值。
這做法恐怕是對馬漢海權論的重大誤用。馬漢所說的那樣的海島必須有相當的陸地面積，又要港濶水深可以當做大型艦隊的基地才行。而太平島雖曾被日軍當潛艇基地，但島實在太小了，易攻難守，當做小型衝突的基地當然沒問題，在大規模海戰中當戰術側翼也可以，但是小國台灣，軍事遠程投射能力極有限，還要把1600公里海外的迷你島嶼當做戰略基地投注重兵防守，一旦戰爭發生，一定是個災難。
奇怪的是小國台灣有人這樣講也就罷了，中方也有人有類似說法，真奇怪。
但是無論如何，太平島戰略價值雖然不能過度高估，卻也不是沒有恰如其份的價值。而其價值往往隨着東亞戰勢大格局而有重大的幾次變動：
1，日本南進時曾先被當小型潛艇基地。
2，二次戰後初期被蔣介石認為毫無價值而撤軍棄守。
3，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美國為了強化島鍊圍堵，1954建議蔣介石重新派兵佔領。
4，冷戰後半期，美國聯中制蘇，國軍仍駐守，太平島卻已沒什麼戰略戰術意義。
5，民進黨執政後認為台灣是海洋國家，強化太平島軍事設施。
6，2008中國大國心態形成，以為海軍當從過去近岸防禦到當時的近海防禦再進一步突破島錬進入遠洋；同時，越南一直對大平島有野心，於是北京要求兩岸南海軍事合作，並希望台灣進一步強化太平島設施。若成局東亞戰略格局將依據北京的期待而大翻盤，馬總統不敢接招。
7，2010年後東亞島錬緊張急速升高，美國進行亞太再平衡策略，透過二軌也建議台灣強化太平島設施。馬總統並在太平島進行第一次小型軍事演習，很詭異的似乎中美都肯定。
目前東亞愈衝突太平島地位愈重要，但是，這建立在南海軍事衝突都節制在很小規模的基礎上。這一點台灣要有恰如其份的理解。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發現，太平島價值的浮沈和各國對台灣地緣價值的評價是同步連動的，當前，台灣的情勢相對妥當，但很重要的是，台灣做為小國必須能掌握到對小國來說妥當的分寸才能平安險中求。
2014年7月9日轉載自《想想台灣》：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2210
目前菲律賓已經向國際法庭要求仲裁「U形九段線歷史水域」是否違反國際法了，法庭怎樣判決完全可以預料，一旦結論出來，台灣也將和北京站在同一陣綫而和國際法庭對嗆嗎？
政府和國會有志一同地高唱歷史水域，不怕國小志大麻煩多，真是不可思議。
再平衡政策與太平島風雲
國共都把主張南海水域權利的依據儘量向更古老的「歷史」年代中去找，兩岸學者常做的是，在古籍，像三國的《南州異物志》，宋代的《諸蕃志》（1225 )、《夢梁錄》（1274）中去引經據典。這實在是非常奇怪的事，因為這些雖然都記載了一些中國人在南海航行的經驗，但是那些記載內容，不只不能證明中國擁有南海，反而證明了中國不可能擁有南海。
古書中南海叫漲海、七洲洋，島群模模糊糊地有的叫萬里石塘，有的叫千里長沙。
如今南海海域和島嶼各國都在搶佔，但是中國古人面對漲海、七洲洋，看到萬里石塘、千里長沙是什麼心境呢？
先回頭看看《南州異物志》：「漲海，中淺而多磁石。」「磁石」是什麼？學者陳鴻瑜解釋是沒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隻碰到這些暗礁就擱淺遇難， 無法脫身，猶如磁石之吸附一般。」
險礁四佈的中沙
再看《夢梁錄》：「過七洲洋……風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
然後，《諸蕃志》：「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 床，渺茫無際……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繫焉。」
還有，《宋會要》：嘉定九年（1216 年）「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 覆者十七八，絕無山岸。」
這些都把南海和上面的島礁描述得可怕萬分。說明了古時中國人出海對南海島礁只有害怕，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下南洋全繞道沿中南半島海岸而行，根本不可能登島佔領再由政府行使統治權的。陳鴻瑜就根據考證畫了一幅這樣的早期東西洋航海圖。
早期東西洋航海圖
南海海城是這樣險惡，因此，一直要等到上個世紀初，日本南進殖民和海上航行技術上升再加上，礦業現代化三個條件齊聚之後才漸漸成為諸國爭奪之地。從此南海成為海航要衝，日本二戰時開始在太平島建置小型潛艇基地。等到二次大戰後，雖然因為漁船機動化了，所以像菲律賓開始有能力在中沙捕漁，但是聯合國一直到1968才公佈海域有豐富油氣儲藏，在公佈之前大家對這一大片海域仍然沒什麼重視。
雖然國民政府1946就接收了日本留下的南海島群，但是退守台灣之後，繼續佔有西、中、南沙對蔣介石的反攻大業沒有什麼幫助，所以很快就撤出守軍了。至於中共，毛凙東恪守陸封國家的傳統，採取仍是向內陸全面後撤的大三線戰略，海域採取近岸防禦。
更有趣的是，一方面1970年代，海洋強國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海洋政治上形成兩極對立的局面，海洋強國利益在於海洋自由航行海域自由利用，主張領海不應該擴張到12海哩，而後者利益在於擴大領海範圍，主張200海哩經濟水域以保護沿海利益，剛剛加入聯合國的中國基本上佔在發展中國家立場，由於發展中國家多勢眾，所以國際海洋公約的通過是他們的勝利，而美國成為少數到現在還沒批准公約的國家；另一方面，縱使1970年代後各濱南海國家紛紛爭佔島礁，中國卻除了攻佔西沙之外並沒有更大的興趣。瞭解中國南海政策，毛，周，鄧都淡化處理釣魚台是個側面：甚至對台港日爭執不休的東海的釣魚台都沒興趣，其背景為，1，中日處於建交及聯手抗蘇的蜜月期；2，中國當時是石油輸出國；3，國家仍牢守陸封國的精神。
中國一直到1994國際海洋公約生效前夕才開始重視南海。
1990年之前南海艦隊軍力遠遜於北洋艦隊，直到1990中期才改變過來。此後中國在南海對濱海各國施加力道愈來愈大，南海衝突頻頻發生。這時當南海各國搬出當年中國力挺弱國而通過的國際海洋公約中如200海哩經濟海域等規定，要和中國討論南海海域劃界時，已經成為強國的中國一口回絕。
和中國在南海發生衝突的濱海各國基本上都是弱小國家，爭執的出發點在於海洋資源：油氣開採權和漁撈。然而據美國能源資訊署，調查後指出南海油氣在近岸區域的確豐富，但是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這兩個多國爭相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油氣蘊藏量其實不多。業界還認為在南沙群島並沒有石油，而天然氣也不到1千億立方尺；西沙群島的天然氣更少，也沒有石油。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為什麼在南海咄咄逼人，還把南海定位為「中國的核心利益」非牢牢掌控不可，意義在哪裡？
關鍵是，1，為鞏固政權，借南海議題繃緊對周邊國家關係，強調「眾弱在美國撐腰之下欺凌中國」，中國必須立威才能反制眾國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抵制；2，認為中國貿易額已經世界第一，必須從陸封國成為海權國，保護海上航行安全經濟才能繼續成長。南海正是東亜最重要的航道，所以必須列為國家核心利益行使管轄權。
這兩個關鍵，前者繃緊對外關係來鞏固内部，是不少政權都會操作的策略，這策略中國把他落實在南海，可以說是對美國「亞大再平衡」策略的反制手法。
至於後者很明顯是一種「大國思維」，因為要控制國際航運要道，大國才有條件也才有必要。因此，美、日在這一點上完全和中國同樣高度地關切，也因此有尖銳的利益衝突；至於菲律賓、馬、甚至越南，這都不會是他在國家戰略規劃上能處理的問題。談到這裡，我們對國內專家學者普遍的說法：南海在國際戰略上的價值上太大了所以我們U形歷史水域主是一定要堅持到底，而太平島是南沙最大島嶼，更位居南海中心位置，對我國戰略上的價值更是非凡。
這套想法正是國小志氣大的經典。
由於海權論大師馬漢有個以夏威夷為例的重要論述：海權國應該在國際主要航道上控制一個樞紐位置的島嶼做軍事據點。
於是有學者、軍人借用來說明太平島和釣魚台的戰略價值。
這做法恐怕是對馬漢海權論的重大誤用。馬漢所說的那樣的海島必須有相當的陸地面積，又要港濶水深可以當做大型艦隊的基地才行。而太平島雖曾被日軍當潛艇基地，但島實在太小了，易攻難守，當做小型衝突的基地當然沒問題，在大規模海戰中當戰術側翼也可以，但是小國台灣，軍事遠程投射能力極有限，還要把1600公里海外的迷你島嶼當做戰略基地投注重兵防守，一旦戰爭發生，一定是個災難。
奇怪的是小國台灣有人這樣講也就罷了，中方也有人有類似說法，真奇怪。
但是無論如何，太平島戰略價值雖然不能過度高估，卻也不是沒有恰如其份的價值。而其價值往往隨着東亞戰勢大格局而有重大的幾次變動：
1，日本南進時曾先被當小型潛艇基地。
2，二次戰後初期被蔣介石認為毫無價值而撤軍棄守。
3，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美國為了強化島鍊圍堵，1954建議蔣介石重新派兵佔領。
4，冷戰後半期，美國聯中制蘇，國軍仍駐守，太平島卻已沒什麼戰略戰術意義。
5，民進黨執政後認為台灣是海洋國家，強化太平島軍事設施。
6，2008中國大國心態形成，以為海軍當從過去近岸防禦到當時的近海防禦再進一步突破島錬進入遠洋；同時，越南一直對大平島有野心，於是北京要求兩岸南海軍事合作，並希望台灣進一步強化太平島設施。若成局東亞戰略格局將依據北京的期待而大翻盤，馬總統不敢接招。
7，2010年後東亞島錬緊張急速升高，美國進行亞太再平衡策略，透過二軌也建議台灣強化太平島設施。馬總統並在太平島進行第一次小型軍事演習，很詭異的似乎中美都肯定。
目前東亞愈衝突太平島地位愈重要，但是，這建立在南海軍事衝突都節制在很小規模的基礎上。這一點台灣要有恰如其份的理解。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發現，太平島價值的浮沈和各國對台灣地緣價值的評價是同步連動的，當前，台灣的情勢相對妥當，但很重要的是，台灣做為小國必須能掌握到對小國來說妥當的分寸才能平安險中求。
2014年7月9日轉載自《想想台灣》：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2210
作者：練乙錚（香港）
2018年11月15日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
今年10月1日，我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主辦的香港政治前途研討會上介紹了香港文化獨立的概念。「文化獨立」這四個字，既有歷史與學術內涵，也在當今香港政治環境裏有現實意義。容我先聚焦後者，替這論題作一定位。
幾年前，為緩和本地年輕「獨自派」當中的激烈抗爭情緒、希望幼嫩的新民主運動能夠避開政權的嚴酷打壓，我提議大家可朝「法理港獨」的方向思考，即在現存法律容許的範圍內建構一種重理性的港中區隔，以抗衡京港當權派致力推動的港中融合。
緣起
法理港獨涵蓋甚廣，包括「國祚盡時的港獨」、「研究型港獨」、「雙贏港獨」等等。「文化獨立」也可以是法理港獨的一種，尋求在進取性的「政治獨立」以外，開闢一個寬闊溫和的空間，以鞏固年輕人最重視、卻所剩無幾的「香港性」。這是一種主要是認知領域內的心智探索和說理活動，是內向防守性的，政治上非進取的。
踏入本世紀一零年代，兩制在每一環節上都遭大幅削弱。精英陸續吸納進政協等統戰機構，原有香港體制不斷變質，局面不斷破損，不少香港人感到前路茫茫。但我認為香港並非無險可守，因為還有一道最後屏障：文化區隔。
這是一道人人可守的天然屏障，因為文化這回事，廣義而言，就是人倫日用、衣食住行、語言文字圖像影畫方面的所有大小事物。我們參與其中，無時無刻不承傳着它、改變着它，分別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以及自覺之後又怎麼做。
我並非說文化這個屏障很易守。其實文化也是重災區，語言文字有點守不住，出版界、娛樂界和傳媒——所有一直以來有體制可資依附的文化活動則幾乎完全失陷。香港人不能再寄望體制提供可靠的屏障。
體制不足靠
在倫敦，我曾就這個問題與我一向尊敬的李柱銘先生討論。他認為沒必要提文化獨立，因為香港本來就和中國不一樣，最大分野是我們有法治。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為文化層面很廣，法治和守法精神僅是其中部份；而且，法治很靠體制，中國只要在體制裏再動點手腳，多釋幾次法、換一些人，香港的法治就崩潰。文化的獨立不止於「不一樣」，我們需要培植一種政權搬移不動、會生根的東西。
體制既不可靠，剩下的一片，就是體制所不能及的社會空間。然而，便是在這片僅剩的文化空間裏，要加強港中區隔，也不容易。原因是，港中文化儘管差異甚大，但論上層主流，則大體同一，即我們熟知的中土漢文化。這是一個港中之間的現成通道，透過它，中國文化產品源源不絕滲透香港。以娛樂為例，本來流行香港的粵語劇、日劇、韓劇，七七八八都被中劇淹沒了，尤其在中小學的最年輕人當中。
還不止此，便是有意識作港中區隔的朋友，也無奈失語，以致要捍衞香港人的語言，打出的旗幟卻只能是捍衞「粵」語；試圖在整個文化領域別樹一幟，卻只能把分野畫到五嶺山脈，認同於「嶺南文化」。如果我們意識到，正音粵語及其所出自的上層嶺南文化，都是中土帝國主義文化擴張的一部份，那麼當我們喊出「捍衞粵語」、「承傳嶺南文化」的時候，其實還不是在尋求港中文化區隔，而只不過是爭取保留一點地方色彩、爭取站到中國文化的某一個角落而已，雖然那也是一個受古今中土政權冷待、歧視甚至打壓、早晚要清掃掉的角落。那是很悲哀的。文化獨立不是僅僅爭取保留地方色彩。
不僅僅是保留地方色彩
我們是在這樣的邏輯、事實和現實之下談論文化獨立的，因此困難。
不過，我講的文化獨立卻不是對抗性的，並不以漢文化乃至漢化了的嶺南文化為敵。相反，我自己十分鍾情漢文化，非常尊敬孔夫子這位古人的學養和品德，這在我的朋友圈子裏大家都知道。在世界歷史範圍裏，非對抗性的文化獨立有重要先例可緩。
70年來，中國文化受馬列毛共抑制，死水一潭。但是如果香港發展出迥然獨特、與中不同的文化，便是政治上始終獨立不了，永遠是中國一部份（那是可預計的將來裏接近1的高概率事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顯然也會非常正面。因此，文化獨立是一種雙贏獨立。做得好，中國無需打壓亦無從打壓。
世界史範圍裏的兩個最重要的非對抗性文化獨立事例，大處其實大家耳熟能詳。頭一個發生在日本。日本文化從中國獨立出去，始於宋元二朝交替、蒙古軍隊第二次遠征日本失敗之後的時段，之後經過數世紀才大致完成，遠遠落在日本政治獨立之後。日本的政治獨立，一般認為始發於日本史上的飛鳥時代：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日人小野妹子代表倭王向中國隋煬帝遞國書，上款寫「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表明日本的獨立國地位。
為甚麼日本文化從中國文化獨立出去，是要待到宋元交替的時候才有意識地開始的呢？日本中國史大師內藤湖南（1866-1934）對此有論斷。
宋元交替——日本文化獨立
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中國文化傳入日本而成為其主體文化，在周秦時期開始，至唐宋達峯；宋朝理學幾乎無延遲地傳到日本，成為其知識階層的顯學。但是，宋朝文化鼎盛，竟敗亡給文化發展相對原始的蒙古人。更匪夷所思的是，宋朝不單覆亡了，大批南宋高官和知識分子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不少還趕緊鑽到元朝政府裏做事。這包括宋末大儒許衡，以及後來當上忽必烈的宰相的劉秉忠。劉是所謂的「紫金五儒」之一，其他還包括郭守敬、王恂等人。劉根據《周禮．考工記》對天子之都的詳細想像，負責建造了元大都，即北京古城。其他四位「紫金五儒」和劉一樣，都入仕蒙元。日本人對其文化母國如此輕易就在華夷之防的大問題上整個崩潰，其知識分子不僅反抗無力，連意願也幾乎沒有，簡直看儍了眼。這是一個最強烈衝擊，是日本文化獨立第一因。
第二因是隨之發生的「蒙古來襲」。1271年，蒙古帝國中國部成立，隨即侵佔並臣服高麗。忽必烈的強大水師於1274、1281年兩次渡過日本海，抵達今天福岡沿岸博多灣一帶登陸。第一次無功而回。第二次以數倍兵力進犯，依然佔不到上風，最後遇上「神風」，蒙古艦隊全軍覆沒。日本人於是認為這是上天之意，大和民族遂自命為神的子孫。
有此二因，日本知識界生出了文化獨立的清晰自覺。然而，這個文化獨立不是對抗性的，日本人至今珍視中華文明，甚至讓中國人有禮失求諸野之嘆，那是大家熟知的。內藤湖南在他的論文集《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一書裏，對其後幾百年日本國民在多領域裏的文化獨立實踐有很詳細的分析，我會另文介紹。
以下談美國文化從英國文化獨立出去的過程。
不是地球村
美國於1776年宣佈在政治上從英國獨立出去，過程非常痛苦。前一年開始的抗英戰爭打了八年，最後在法軍的支持之下得勝。1783年，英國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承認美國獨立。美國當時的人口只有250萬，戰爭中犧牲7萬，即2.8%。其後英國並不甘心失去大片殖民地，繼續在經貿方面封鎖美國；美國國內中上階層親英派大批移民加拿大，造成美國經濟不振，而加拿大卻得以繁榮。緊張關係終於導致1812年的英美戰爭，史稱「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英軍一度攻陷華盛頓，連白宮也燒毀了，比火燒圓明園還厲害；打了三年，英國方肯罷休。
讀這段美國史，會發現一個我們今天在「地球村」觀念深入人心的思想境況之下容易忽略、卻不難明白的事實：美國立國初年的民族主義很强烈，「他」、「我」分野明顯；支持獨立的愛國派（Patriots）和反對獨立的精忠派（Loyalists）之間的敵意，絕不比今天香港獨統二派之間的少。
其實，美國自立國之初、包括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以降的多位總統，無一不為鞏固新生國家的主權、建立美國人政治身份認同而焦慮無間。第五任總統James Monroe（門羅主義的提出人，華盛頓總統很看得起的一個晚輩），更是其中表表者。美國史家Harry Ammon替他寫的傳記《詹姆士．門羅——民族身份認同的追求》，是迄今學術界公認最好的。Ammon在序言中特別提醒說：
「1776年那輩美國人並不把美國革命僅僅理解為切斷與英國的連體關係，而視之為一次創建全新體制的事情。他們的終極目的，是要在美洲建起一個在根本原則和國民氣質上與舊世界迥然不同的民族國家，並以此為己任。」
「與法國革命的領導人不同的是，門羅那輩的美國政治家並沒有要拯救世界的使命意識。他們以建立新的美國體制為第一優先。他們相信，當這件工作完成之後，美國才能成為世界的一個榜樣，從而發揮精神上的感召力。」
華盛頓、門羅、特朗普：美國優先
有人以為當今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喊出「美國優先」的極右派第一人，但顯然錯了。無論特朗普個人品德如何惡劣，他的政治取向其實是借用了華盛頓以至門羅等美國開國先賢的想法而已。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他開歷史倒車，卻不能忽略，「地球村」理論是環球資本主義時期才出現的意識形態，甚至可能成為了這個主義的發展工具。
可以這樣理解，法國革命因為不是尋求獨立，所以沒有民族主義傾向，更不必提甚麽法國優先，因為那些概念都是離題的。它的使命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在階級鬥爭的惡質上昇華出人的解放。但美國革命卻與此相反，是要聯合各階級，包括南方的傳統地主、奴隸主和北方的新興工業資本家，打倒殖民母國的主權壓迫。兩國的革命都沒錯，因為所處的環境和要解決的問題都不同。
這個分野，對今天香港社運中的一個基本分歧——所謂本土主義和左翼民主主義之間的分歧，有參照意義。到底，今天我們在香港面對中共及其支持者的打壓，其性質是更接近階級壓迫還是民族壓迫？我們今天在香港推動的要民主、反極權運動，應該是直接求取無產階級乃至人性的終極解放，還是先要聯合各階級各社群對抗一個外來的異體？
然而，相對於美國立國初期領導人汲汲於建立與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政治區隔和獨特的身份認同，美國的學術界卻持續在1776年之後的半個世紀裏一直唯英國及歐洲大陸的文化馬首是瞻。
英國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美國立國的主要思想資源——宗教信仰（清教）和政治哲學（民主），都源自英國；賴以思想的語言，就更不用說。如何擺脫英國文化影子而自創一格，進而為人類作出獨特貢獻，是當時很少數美國知識分子不懈思考的大問題。
走出英國文化影子
1837年，愛默生（R.W. Emerson，1803-1882）發表了題為〈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說，完整扼要地提出創建新的美國文化的號召，後世思想史家尊之為「美國思想界的獨立宣言」。之後的四分一世紀裏，美國文化界人才輩出，他們的世界級作品都在此期間問世。愛默生所想望的，竟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了。之後逐漸成熟的美國文化獨樹一幟，品味和理路完全和英國不同，卻承傳了英國文化的所有優點，既有濃烈民族特色，也飽含普世價值。
在演講詞裏，愛默生直白提出美國文化獨立的主張：「我們在學問上當別國的學徒、靠掛別人的日子要完結了。我們周遭湧現的百萬新人口，不能永遠用外國乾癟了的餘糧餵養。」
但愛默生並不擺出一副搞文化批鬥的架勢，而是小心鋪排他的人文哲學，一種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已被古老歷史埋沒、必須在新大陸壙野的原始純樸裏重新發掘的人文哲學。他講人性復歸，講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談到知識分子的角色，他說：「按社會分工，讀書人負責思考。在正常狀態裏，他是一個思考着的人。在退化的狀態裏，他變成僅僅一個思考匠，或更糟糕地，成為了一隻學舌的鸚鵡。」
愛默生不排外拒古，反而鼓勵人們讀古代人的書、英國人的書；但「正如要創造地書寫，也須創造地閱讀。」
他認為讀經典重在讀出經典的原創意念而不在具體章句：「創作活動的崇高，變成了作品的崇高。游吟着的詩人是靈慧的，此後他的詩句也便是靈慧的。……（若這樣想，）書本馬上發出霉臭，指引變成指令。」
這是非常顛覆的講法。我試應用在中國近代史的經典建構和書寫上。「中華民族」四個字是非常出色的一個政治創意，建基於興中會、同盟會的「驅除韃虜、復我中華」在建國前夜一變而成為的「五族共和」。今天漢族人跳過那個創意而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說法，固然強烈認知民國以來的秋海棠葉形中國版圖，卻無法了解諸如西藏的長期不服、文革序幕是慘烈的蒙古內人黨事件、台灣勢必是新西蘭的翻版、香港也生出分離主義，以及最近從新疆傳出的那些不方便事實。
愛默生的顛覆
美國思想史家、約翰霍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Larzer Ziff的力作《文學民主：美國文化獨立宣言》，介紹了六位美國19世紀上半期的思想家、小說家和詩人，並推崇其中的愛默生為先知。其餘五位分別是：作家Herman Melville、Edgar Allan Poe、Nathaniel Hawthorne，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詩人Walt Whitman。
這些人並非個個都是自覺的文化獨立倡議者。Melville開始寫作的時候，甚至不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當不成教師，做小生意也失敗，在陸地無以立足，於是索性報名當水手去捕鯨；那幾乎是當時最低賤、最危險也最沒有出息的職業，卻造就了後來他的寫作事業，讓他寫出新大陸第一本世界級的文學作品《白鯨記》；把小人物的小事迹寫得頂天立地，那是當時歐洲特別是英國文學裏未曾有過的。
又例如Hawthorne，非常保守，在南北戰爭一事上，他並不認為北方全對而南方全錯，他要尊重各地區的人的生活方式，認為抽象價值不足以支持北方對南方動武。但在他的文學作品裏，他的價值觀念卻十足前衞。我們拿他的代表作《The Scarlet Letter》（《紅字母》）和之前英國文學所達到的最後高峯即所謂的novel of manners（我譯作「態度小說」）做比較，就很清楚。
英國的「態度小說」，可以Jane Austen的作品《傲慢與偏見》為代表，主要是在現存社會結構和道德規範之下，透過細膩的筆法，寫出「有教養」人物對情與慾的掙扎和克制，樹立社會風尚典型。這種寫作的社會目的和手法在18世紀末的美國也大行其道，例如Edith Wharton的《The Age Of Innocence》（我譯作《純真紀》），更可謂青出於藍。大家記得這部小說結尾那幕，地點選在浪漫的巴黎，但男女主人公20餘年不能相見最後可以相見卻又彼此都選擇不見，不可謂不感人，歌頌的是道德規範之下的自制與昇華。
但在Hawthorne筆下的美洲大陸，政治解放不能不同時帶來人性解放。《紅字母》中的女主角有了私生子；她承認違反了當時的法律，願意接受裁決，卻認為情與慾俱出自心性，何罪之有。於是她把法律加諸她身上的兩種懲罰——胸前須掛一個紅色A字（A for adultery）、不得與人交談——都變成自己的選擇，甚至當輿論回心轉意、對她的懲罰終止以後，她依然選擇沉默。這和「態度小說」的主旋律比，乃南轅北轍。
篇幅所限，Ziff書中其他幾位人物的作品和思想，不能一一介紹。
結語
日本和美國的文化獨立都有其政治背景，都是在這兩個民族國家從其文化母國作出了政治獨立之後發生的。如果我們承用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把民族理解為「想像的共同體」的話，文化就是這個共同體自然分泌出的黏合物；當這個渾沌的物自身演化出他我意識的時候，文化就走上獨立；但如果這個自覺了的共同體是受制於另一政治實體的話，就會本能地進一步求取政治獨立，如同瓜熟蒂落。在這個論述底下，日本和美國的政治獨立走在了文化獨立之先，好像本末倒置、錯了時序，還未做好準備工夫就發生了。一個歷史解釋是，這兩起歷史發展都發生在促生現代國際秩序的西伐利亞和約以外的時空，因而是可能的。在今天，國家觀念和國際秩序普遍固化，政治獨立就沒有那麼便宜。
不過，文化和政治到底是兩碼事，兩者的發展，之間並沒有必然因果關係或先後次序。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英時先生認為思想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其範式突破每每是一種內向超越，政治因素只提供其發生時的若干表現形式。因此，當我們思考和實踐香港文化獨立的時候，並不需要把政治的方向性帶入文化空間作指引。
就今天香港文化已經表現出來的氣質而言，其與古今中國文化的差異，已不亞於日本文化之於中國文化。但我們也應該特別虛心接受中土文化對香港文化幾十年來的傳統評價：我們的確還與那「文化沙漠」的說法距離不遠，正如18世紀的美洲大陸，相對歐洲和英國文化而言，是一片蠻荒。然而不可思議的是，Ziff筆下那六位美國文化獨立的理論和實踐先驅，以及他們在文化上的成就，竟然都是在1837-1861那短短四分一世紀裏同時湧現的。好像時不我予，但觀近幾年香港文化界年輕人的躍躍欲試和已有表現，我有理由期待這裏出現同樣的黃金突破。
參考資料：
1.《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內藤湖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中譯本。
2.《James Monroe-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Harry Ammon，APB Press，1997 edition.
3.The American Scholar，Ralph Waldo Emerson，1837（speech）
http://la.utexas.edu/users/、、、、、、kPEEEmersonAmerSchTable.pdf
4.《Literary Democracy-The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Larzer Ziff，Penguin Press，1982.
2019年7月1日轉載
但愛默生並不擺出一副搞文化批鬥的架勢，而是小心鋪排他的人文哲學，一種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已被古老歷史埋沒、必須在新大陸壙野的原始純樸裏重新發掘的人文哲學。他講人性復歸，講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談到知識分子的角色，他說：「按社會分工，讀書人負責思考。在正常狀態裏，他是一個思考着的人。在退化的狀態裏，他變成僅僅一個思考匠，或更糟糕地，成為了一隻學舌的鸚鵡。」
愛默生不排外拒古，反而鼓勵人們讀古代人的書、英國人的書；但「正如要創造地書寫，也須創造地閱讀。」
他認為讀經典重在讀出經典的原創意念而不在具體章句：「創作活動的崇高，變成了作品的崇高。游吟着的詩人是靈慧的，此後他的詩句也便是靈慧的。……（若這樣想，）書本馬上發出霉臭，指引變成指令。」
這是非常顛覆的講法。我試應用在中國近代史的經典建構和書寫上。「中華民族」四個字是非常出色的一個政治創意，建基於興中會、同盟會的「驅除韃虜、復我中華」在建國前夜一變而成為的「五族共和」。今天漢族人跳過那個創意而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說法，固然強烈認知民國以來的秋海棠葉形中國版圖，卻無法了解諸如西藏的長期不服、文革序幕是慘烈的蒙古內人黨事件、台灣勢必是新西蘭的翻版、香港也生出分離主義，以及最近從新疆傳出的那些不方便事實。
愛默生的顛覆
美國思想史家、約翰霍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Larzer Ziff的力作《文學民主：美國文化獨立宣言》，介紹了六位美國19世紀上半期的思想家、小說家和詩人，並推崇其中的愛默生為先知。其餘五位分別是：作家Herman Melville、Edgar Allan Poe、Nathaniel Hawthorne，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詩人Walt Whitman。
這些人並非個個都是自覺的文化獨立倡議者。Melville開始寫作的時候，甚至不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當不成教師，做小生意也失敗，在陸地無以立足，於是索性報名當水手去捕鯨；那幾乎是當時最低賤、最危險也最沒有出息的職業，卻造就了後來他的寫作事業，讓他寫出新大陸第一本世界級的文學作品《白鯨記》；把小人物的小事迹寫得頂天立地，那是當時歐洲特別是英國文學裏未曾有過的。
又例如Hawthorne，非常保守，在南北戰爭一事上，他並不認為北方全對而南方全錯，他要尊重各地區的人的生活方式，認為抽象價值不足以支持北方對南方動武。但在他的文學作品裏，他的價值觀念卻十足前衞。我們拿他的代表作《The Scarlet Letter》（《紅字母》）和之前英國文學所達到的最後高峯即所謂的novel of manners（我譯作「態度小說」）做比較，就很清楚。
英國的「態度小說」，可以Jane Austen的作品《傲慢與偏見》為代表，主要是在現存社會結構和道德規範之下，透過細膩的筆法，寫出「有教養」人物對情與慾的掙扎和克制，樹立社會風尚典型。這種寫作的社會目的和手法在18世紀末的美國也大行其道，例如Edith Wharton的《The Age Of Innocence》（我譯作《純真紀》），更可謂青出於藍。大家記得這部小說結尾那幕，地點選在浪漫的巴黎，但男女主人公20餘年不能相見最後可以相見卻又彼此都選擇不見，不可謂不感人，歌頌的是道德規範之下的自制與昇華。
但在Hawthorne筆下的美洲大陸，政治解放不能不同時帶來人性解放。《紅字母》中的女主角有了私生子；她承認違反了當時的法律，願意接受裁決，卻認為情與慾俱出自心性，何罪之有。於是她把法律加諸她身上的兩種懲罰——胸前須掛一個紅色A字（A for adultery）、不得與人交談——都變成自己的選擇，甚至當輿論回心轉意、對她的懲罰終止以後，她依然選擇沉默。這和「態度小說」的主旋律比，乃南轅北轍。
篇幅所限，Ziff書中其他幾位人物的作品和思想，不能一一介紹。
結語
日本和美國的文化獨立都有其政治背景，都是在這兩個民族國家從其文化母國作出了政治獨立之後發生的。如果我們承用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把民族理解為「想像的共同體」的話，文化就是這個共同體自然分泌出的黏合物；當這個渾沌的物自身演化出他我意識的時候，文化就走上獨立；但如果這個自覺了的共同體是受制於另一政治實體的話，就會本能地進一步求取政治獨立，如同瓜熟蒂落。在這個論述底下，日本和美國的政治獨立走在了文化獨立之先，好像本末倒置、錯了時序，還未做好準備工夫就發生了。一個歷史解釋是，這兩起歷史發展都發生在促生現代國際秩序的西伐利亞和約以外的時空，因而是可能的。在今天，國家觀念和國際秩序普遍固化，政治獨立就沒有那麼便宜。
不過，文化和政治到底是兩碼事，兩者的發展，之間並沒有必然因果關係或先後次序。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英時先生認為思想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其範式突破每每是一種內向超越，政治因素只提供其發生時的若干表現形式。因此，當我們思考和實踐香港文化獨立的時候，並不需要把政治的方向性帶入文化空間作指引。
就今天香港文化已經表現出來的氣質而言，其與古今中國文化的差異，已不亞於日本文化之於中國文化。但我們也應該特別虛心接受中土文化對香港文化幾十年來的傳統評價：我們的確還與那「文化沙漠」的說法距離不遠，正如18世紀的美洲大陸，相對歐洲和英國文化而言，是一片蠻荒。然而不可思議的是，Ziff筆下那六位美國文化獨立的理論和實踐先驅，以及他們在文化上的成就，竟然都是在1837-1861那短短四分一世紀裏同時湧現的。好像時不我予，但觀近幾年香港文化界年輕人的躍躍欲試和已有表現，我有理由期待這裏出現同樣的黃金突破。
參考資料：
1.《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內藤湖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中譯本。
2.《James Monroe-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Harry Ammon，APB Press，1997 edition.
3.The American Scholar，Ralph Waldo Emerson，1837（speech）
http://la.utexas.edu/users/、、、、、、kPEEEmersonAmerSchTable.pdf
4.《Literary Democracy-The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Larzer Ziff，Penguin Press，1982.
2019年7月1日轉載
作者：蕭少滔
2019年8月9日
時局紛擾、俗務繁忙, 唯有翻一翻故紙堆, 找一點寧靜的心靈空間。起碼也要理順一下, 對這個「持份者」問題的思緒糾結…、、
原因是昨天看新聞, 驚聞有人對一些示威者和抗爭者, 指為- they have no stake in society. 原本我也以為自己年紀大機器壞, 晨昏顛倒了以致聽錯了或者看錯了什麼…、、 不過定過神來, 再看清楚：原汁原叶, 一字不差…、、 [1] 意思是說, 那些在街上抗爭擾攘的暴民, 在社會上沒有他們的「份兒」。(看似普通話, 而實在也只能這樣理解撰稿人的真意思吧)
於是乎先回想一下, 到底何謂 stake?
要翻字典當然可以有很多解釋, 連「賭注」也算一種。應該不會是指賭注吧? 最合理的解釋, 應該是「持份」, 亦即現代社會學裡面經常提到的「持份者」stakeholder 概念。這個概念又應該如何理解呢?
首先這個概念可能又是萬惡的通識科老師搞出來的吧? 但也不可能沒根沒據的憑空捏造! 於是又翻了一翻通識的資料, 又看一下, 專門頂心頂肺的香港電台又怎樣在他們的通識平台解釋這個字。[2]
按港台通識網的引述, 「持份者理論」最先由一批學者撰寫出來, 據報是要「為本主義辯護」…. 嘩, 原來真是非常政治化的用字啊。而所謂辯護, 是指「資本主義也可以講道理, 賺錢可以和倫理要求結合, 而商業決定必須考慮對誰創造或破壞價值、誰會被害又誰會得益。而誰的權利會被促成、誰的價值被實現….」,
很長的一段的文字, 看似社會主義多一點。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受影響」的人, 不止是直接有買賣關係的人; 資本主義也必須考慮到其他人。
好了, 假如任何受影響的人也是「持份者」, 那麼對於在街上抗議甚至抗爭的市民, 他們又是不是某些社會政策受到影響的人呢? 推行政策的人, 又可否稱他們「no stake」呢? 這種講法, 會否在邏輯上可以稱之為「自相矛盾」呢? 還是中國的邏輯博大精深、不是一般邏輯所能理解呢?
面對這種邏輯刁難, 又想起古人的刁難也一樣的令人苦惱。話說《蘇小妹三難新郎》有一節講到新郎哥要考過對聯合格才能入新房。明明是完了婚, 這個小妹還要扭計刁難? 也真比港女有過之而無不及。也還好這個公子多情的秦少游也算是多才匹配得上。小妹上聯是「閉門推開窗前月」, 公子對下聯是「投石沖開水底天」。有念及此, 這個邏輯問題就有點茅塞頓開了。人家開開心心洞房去, 我就起碼大被蒙頭好安睡。
試想想, 你往池塘裡丟下一塊石頭, 你能否抱怨怎麼池水會起了漣漪? 或者我明明只是在池塘的南面丟石頭, 幹嘛漣漪要擾攘到池塘北面的荷花? 這些漣漪也太心腸歹毒了吧? 池塘北面的荷花受影響肯定不關我事云云。
其實稍為對中國歷史和哲學有點涉獵的, 應該都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人一早也就知道的。老莊就是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就是這個道理嘛。天地之間, 萬物生生相息、互為影響。正如現時流行「走塑」, 膠之於我, 可取可棄; 一手拋掉, 之後又與我何干? 為什麼非要環保走塑不可? 北極的白熊沒飯吃、南極的企鵝下不了蛋、又與我何干? 為什麼我要為一隻不知幾千萬里以外的畜牲損害了我賣膠用膠的經濟自由?
不過看看《孟子。梁惠王上》有云：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殍, 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 且人惡之, 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你看, 原來孟子也很暴民的呀。什麼環保、什麼公義? 能當飯吃嗎? 錢存了在政府庫房, 要掘洞也好、填海也好, 都是行政主導, 關你蟻民什麼事? 你自己搵唔到食就自己去餓死, 誰到你認為自己有 stake? 又或者, 立法權在我一手包辦, 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總之我夠票就能立法 (至於DQ 你多少人令你不夠票這是題外話)。 再或者, 你同意又好、不同意又好，總之我就讓北大人認為可以抓誰就抓誰，送中北上那是你自作自受，本地法庭不會管你死活。
其實這種境況, 又算不算「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 而既然「人且惡之」，這種「為政不免」的什麼東西, 又算不算是禽獸不如呢? 那些蟻民, 既然不是持份者, 只算是「外物」吧?
這種「視人命如外物」的思維方式, 其實西方民主社會也一樣曾經有過。不過要強調是「曾經」, 因為人的思想會進化, 到了明白這種「排除他者」和「某些人不可視為持份者」的想法有多憨居之後…. (潮語講法是, 話你憨鳩怕你嬲), 自然就糾正了過來。
話說美國立國之初, 原則上是人人平等, 所有公民都應該有投票權的。不過當時就有一種講法, 指沒有財產和沒有交稅的人, 根本對社會沒有貢獻; 既然沒有貢獻, 就不應該有投票的權利云云。這個講法, 和「今上」所指, 「連稅都冇交過的廢青」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不過此說又是由凡事包拗頸的富蘭克林出來突破盲腸了 (可能這個人就是傳說中的外國勢力)。他的陳詞也很簡單：
今天一個人有頭公驢，有財產, 於是他有權投票；但驢子在下次選舉前死亡。與此同時，他本人變得更有經驗，對政府原則的瞭解以及對人生的認識更廣博，因此更能勝任選舉當權者 - 然而驢子死了，他不能投票。各位先生，請告訴我，選舉權屬於誰？屬於這個人，還是屬於這頭驢？
誰是持份者? 在某些人看來, 原來 the ass has stake, the man has none. 點到你唔嬲嬲豬呢? 把人排除在「持份者」以外, 這種所謂為政者, 其實就只算是驢子的同類吧。
今時今日, 為什麼西方民主社會, 都很忌憚把人排斥為並無持份的「他者」? 原因也是很簡單的：假如一個社會可以容許把「少部份人」a small minority of people (同註1) 標籤為「他者」, 請問到了最後, 誰人不是「他者」?
這個血的教訓最後由德國牧師尼莫拉1945年在美國波士頓豎起了《大屠殺紀念碑》來銘記：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明乎此理, 就知道為什麼西方文明社會都講求「政治制衡」、執意不讓當政者獨攬大權。而社會上各種不同意見, 亦即異見份子, 也必須要予以高度包容, 確保開放對話。對於怒而反對甚至起而反抗的異見者, 都只能訴諸公開辯論、獨立調查、和公平投票來解決紛爭。正正就是符合了老莊孔孟的思想而已。假如不斷將社會中的異見份子分簡化為「他者」甚至貶稱為「蟑螂」不當是人來看待、摒棄在「持份者」之外, 那麼這種社會, 早晚只會淪為獨裁者的天下。
此時又有一些專事抬轎為專業的所謂學者出來耍太極, 謂「惡法也是法」, 而且所謂「送中」這回事, 根本對 99.99% 的人沒有影響云云。
噢? 惡法也是法, 其實狗屁也是屁吧? 噴什麼要讓人掩鼻而過, 是那套叫「法術勢」的東西、 而不是現今普世通行的「人權法治」呀。 那0.01%的人就不是人嗎? 結果還不又是率獸食人? 《狂人日記》講被吃的是一個孩子還是多少個孩子…. 這個是重點嗎? 或者這些學者只是慶幸「總之不是自己的孩子」而已。
而講到獨裁者的終局, 最後都難免要講到中國歷代政治經驗總結。就是「為何每朝末代都是流寇横行」?
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是這樣講的：人身依附關係。
當權者和他們身邊的權力系統逐潮壟斷了一切資源和話語權, 亦即人身依附關係取代了正常社會關係; 社會大多數人就最終會淪為被排斥於社會之外的「他者」。換言之, 就是「誰大誰惡誰正確」。你不聽話, 我就抄你全家、誅你九族! 到了明朝, 就更加發明了「誅十族」這種屠殺滅族的維穏方式。而假如「一人犯上就會十族連坐」, 那麼請問按這個幾何級數的牽連方程式, 乘上二三十年的複合增長率, 將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普天之下, 莫非流寇!
這個千古奇問：為什麼流寇總是越殺越多、最終導致皇朝滅亡? 其實有一部電影也有很深刻的訴說過呀：《大明劫》。先前我的電影網誌也有提過的。當中的明句是：這許多流寇, 當初都不是大明的子民嗎? 為政者只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失敗是早晚的事。
何謂「馭世之術」? 就是一味以為把反對的聲音打壓下去就天下太平、「撫剿並用」就以為天下歸心。結果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好打得兼大有為的崇偵皇帝跑去煤山上吊。 流寇遍天下, 正正就是當權者那種「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心態所必然演變而成的結果。「普世價值」與「唯我獨尊」的分別，真的是那麼難理解嗎?
忠言逆耳、豺狼當道、仁義不施、民怨四起。這和亡國前夕又有何分別了? 此時來講「鎮壓和派糖」, 又算是「撫剿並用」? 自然又比起「馭世之術」更加等而下之了。
、、、、、、 或者歷史唯一的教訓, 就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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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22180/protest-crisis-worsening-economic-slump-hong-kong-leader
[2]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2593,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2521&mother_id=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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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編者附：“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 句子源自香港現特首林鄭8月9日會見傳媒的發言：
“ The economy is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one of us in Hong Kong, unless a Small minority of people as you have said, they did not mind destroying Hong Kong's economy,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with so many people that help to build.
That's why they sort to all these violence and obstruction causing true damage to the economy and daily life of people. " -- Carrie Lam
作者：蕭少滔
2019-5-8日
近日中美貿易戰過於熱鬧, 以致大家都忽略了一些長遠宏觀的問題。正如我先前文章所指：要是基本原因在於長期的地殼變動，那麼中間短期不斷發生地震海嘯的話，那就自然正常不過。
真正危險的其實也不在於地震海嘯本身, 因為要是有所警惕, 也可以及早防範、甚或另行擇木而棲；危險在於身處地震帶上的人群, 還盲目樂觀地以為「一切如常」，那麼真正出事的時候、走避不及, 也又怪不得人了。但更加不幸的, 是由於地殼變動的深層改變並非即時顯現, 本來是安全地帶的地方經已逐漸變為火山地帶, 那麼以為一切如常的心態, 又也真的不算是盲目, 而是「落後於形勢」。所謂「居安思危」, 這種智慧還是鬥不過人性的「慣性」, 此其真正悲哀之所在。
香港自從英人開埠以來百多年的安定繁榮, 社會被納入作為西方世界的一部份; 作為一個區隔於中國大陸種種動亂變革的自由避風港, 民心安於現狀作為一種常態和慣性, 也又自然不言而喻了。
英國人從她們豐富的國際經驗歸納出, 在九七之後, 必須要有區隔中港社會的憲制防衛, 正是居安思危的良好示範。
但要跳出這個安全地帶, 看看何謂「地殼變動」, 可以參考一下一百多年前, 日本明治維新時, 到底「發現」了什麼「形勢」。那就是：西方文明的進擊, 使得東亞文明岌岌可危, 隨時有被迫成為殖民地的風險, 情況一如印度, 被西方列強瓜分奴役。這些一般人都耳熟能詳, 也又不必重複教科書的內容了。
但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在這種「東方危機意識」之下, 到底日本採取了什麼回應? 這點就不能照抄教科書了。所謂明治維新、變革自強等等, 都只是門面功夫, 真正的核心邏輯, 其實有點離經叛道, 但絕對不應以人廢言。且看看日本右翼如何理解這回事吧：
日本人的確思考得比較深刻。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結論, 但請先檢查一下它的客觀分析。
按日本右翼的分析, 東亞文明所面對的, 是一場持久的文化變遷：西風東漸。 從「開國」之前的多場外敵侵凌日本本土的武力衝突, 到「幕末」的內戰和「尊王攘夷」運動而起的自強意識, 繼之而引發的對外長期武力鬥爭, 只能名之曰：大東亞戰爭。
而這場戰爭, 不是割裂的某某戰役可以概括、而是橫跨一個世紀以上的持續戰爭。按此而理解, 中國的「鴉片戰爭」不是戰爭, 而只是大東亞戰爭之中，比較早期的一場「戰役」; 其餘各場戰事, 皆作如是觀。
而日本右翼也承認, 大東亞戰爭, 對日本的「終章」, 是1945年的無條件投降。
但為何日本認為那是日本的終章呢?
戰敗倒不是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看看書中的陳述, 這方面倒真的客觀得很。就是在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之後,佔領日本的美國, 但並沒有像十九世紀的歐洲人那樣, 對日本進行鎮壓剝削和建立殖民政權。反而是以文明手段, 全力推行「文明社會改造」, 讓日本重新建立一個合符現代文明標準的國家。美國從而正式帶領日本進入與西方融合的現代世界, 在人權和法治各方面都變得與西方睇齊；加之以日本既有的東亞化文優勢, 日本的社會變革是整體而全面的, 已經不再是一百年前需要與西方武力抗衡的那個古老文明! 日本的全面現代化和保存獨立文明國族身份, 最後竟然由戰敗而完成, 這點是日本右翼最無奈的慨嘆。但也是萬般真確的事實。
簡單來說, 二十世紀的美國, 已經不是十九世紀的歐洲。而實在二十紀的世界, 也不再是十九世紀的世界。日本人的所謂東方危機意識, 要是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紀的話, 那當然是大有問題啦。日本只是被迫重新認識現代文明世界而已。
從客觀分析來看, 對於「中國」來說, 反而是大東亞戰爭未完的篇章! 這個才是弦外之音的重點。
日本的理解完全沒錯：中國一直也沒有放棄它的「大東亞文明心態」。仍然自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對於連場戰敗, 也沒有從根本反省自身的缺陷。最終演變成「洋務運動」的主調, 採取「拿來主義」的治國手段, 但仍死抱落後的文化。即使是甲午戰役這種最五雷轟頂的打擊, 竟也會演變成「義和團」的生蕃行為, 最終當然是近乎亡國滅種。
日本右翼當初的想法, 按他們自己的理解, 是：既然原本主導東亞文明的中國, 經已不能領導東亞諸國族更生求存, 日本為自身的存續, 自然有責任拿下領導的地位, 以整合東亞對抗西方覇權的威脅。這個就是他們所指的「大東亞共榮圈」由來。那當然, back fire 得要命, 而日本也最終被餵了兩枚原子彈, 到了日本那一篇的終章。
而中國呢? 其實也又不必細表了。自從稍為接近西方文明的國民政府被迫出走台灣之後, 中國根本只是重回閉關鎖國的傳統定位。而中國之竟然可以這樣「安身立命」, 也只是由於西方世界內部鬥爭的延續：美蘇冷戰。老毛以「第三世界」自居, 成功周旋於兩極之間。後來美國轉而拉攏中國抗衡蘇聯, 到1972年美國力排眾議推動「新中國」替代「舊中國」的「入聯」, 投桃報李的鄧小平由1979年推行洋務運動式的「改革開放」回應,卒之大功竟成, 在1991年「蘇聯解體」從而形成全球重建文明秩序的機會。而香港也是在這種大形勢之下, 被認定為可以 在1997 年安全地「回歸」予中國的。
有趣的是, 美國人當時仍然很天真地, 以為可以用當年對日本的手段來改造中國。於是乎才又有安排2000年「世貿」的出現。表面上, 中國也以積極行動回應入世的要求, 文字上訂立了長篇大論的「承諾」, 以示願意加入廿一世紀的「全球化」文明體系。
後果如何, 大家可以有目共睹了。就是在虛晃一招之後, 完全沒有落實「入世」的承諾, 甚至連《中英聯合聲明》都視為廢紙一張, 以為終於「大國崛起」了。可以重新用天朝的視角與這世界重新銜接。習大帝的「警惕蘇聯解體」, 繼之而推出的所謂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又與一百年前的洋務政府有何分別?
因此從大棋局看, 大東亞戰爭, 根本還未完結。我所指的「反改革開放」要以數十年計的時間來演變, 假如是以「大東亞戰爭」的角度來看, 以百年為計的時限, 也許更為合理才對。
（2019/05/09 发表）
作者：蕭少滔 （香港）
2018年7月7日
雲南地近中華帝國邊陲，一向視為蠻荒地帶、不被所謂中原的霸主看重。但實在總結了多次中原大亂的經驗之後，任何逐鹿中原的霸主都不可能忽略了這個所謂南蠻邊疆的戰略重要性吧？而雲南在中國的大分裂歷史裡，的確反映了某種模式，就是「外重內輕」所造成的顛覆效果。
中原政權的最近幾次覆亡，都出現過一個相同的「南逃現象」。當中最著名的南逃，莫過於明朝開國期間的「靖難之變」。明惠帝據報向南逃遁、離開了大明國境；而其後永樂皇帝策劃的「鄭和下西洋」據說也是為追蹤惠帝下落云云。那當然，應該是虛㨪一招轉移視線居多。不過永樂大帝重用三寶太監鄭和，那倒是千真萬確。
至於南明的末路，不是所謂的國姓爺佔據台灣之後被剿，而是國姓爺也要遵其年號的「永歷皇帝」經雲南逃往緬甸，被捕交回之後，在雲南昆明被吳三桂所絞殺。可見明亡是先在雲南、而不是後在台灣。而吳三桂滅明之後，決定擁兵自重、打死不肯離開的軍鎮，也正正就是坐落雲南。吳三桂作為「三藩之首」並在當地籌備反清，雲南的地位可見一班。
但再之前的宋朝皇帝倒沒有那麼好運可以跑得那麼遠，宋帝昺一行人員，就在香港宋王台稍為駐扎之後，想往海路想再向南逃的時候，被元軍在珠海崖山截擊所滅。（其實又都是漢人張弘范率漢人海軍追殺而已，蒙古人那裡懂開船的？）而宋人之所以未有從陸路向雲南逃跑，只不過是因為雲南在唐宋兩代，都「不是」中華帝國的地方而已，作不出一個「自古以來」。而有看過《天龍八部》的，應該都不會忘記了，那裡還有一個「大理國」吧？而蒙古早就盯上了雲南，就趁大理的段氏王朝內亂，忽必烈派人經由西路突襲而拿下。蒙古在發動海上追殺南宋殘餘之前，基本上已是東西兩面形成夾擊之勢。宋帝昺逃到廣東之後，被迫投奔怒海，其實是陸路被截，實在也是迫不得已噢。
而前面提到鄭和，大家也又不要忘了這段歷史要一起來讀才有意思：鄭和本家是元朝時候由中東移民而來的伊斯蘭先知世家；家族到雲南後一直都是當官。直到元朝末年，明朝軍隊攻陷雲南，才結束了這段「外族統治雲南」的歷史。不過客觀事實就是：由唐朝開始往後近一千年，雲南也不宋朝明朝的漢族統治範圍呀所謂外族，似乎應該是指漢族才對。
至於滿清覆亡，也又和西南局勢密不可分。清末的多場大亂，連號稱富庶的廣東都難逃一劫，除了鴉片戰爭之外，還有土客內戰以及太平天國內戰等等不一而足。反而西南一面，包括四川雲南等地幸未遭殃。而西南地區其實也是「漢化」得最遲的地方。到了滿清雍正年間，仍在大搞「改土歸流」，企圖由中央官員取代原本的各地土司。因此西南地區除了仍是保持最多元化的民族原生態之外，對於「中央」的心理反抗也是最為明顯的。
而割據雲南作為起兵基地的，最著名莫過於清初幾乎倒戈成功的「平西王」吳三桂了。不過以一個降清叛將的身份來號召反清，似乎又真是難度甚高了、甚至有點搞笑。但這個以雲南對抗中央的形勢，一直也變化不大。
清末之時，雲南本來也無甚大事，只出了一場「中法戰爭」以中國戰勝法國為結果。雲南正一山高皇帝遠嘛。但隨著法國從越南繼續北進，企圖佔據更多殖民地的時候，清廷急於加強雲南邊疆防務；最後由雲貴總督錫良督辦「第十九鎮新軍」，按袁世凱的全國建軍計劃，在昆明建立起「講武學堂」，延邀日本教官協助辦學培訓新軍骨幹，以備防務。但同時大批留學日本的「進步青年」也剛好趁機大量滲入軍校，搖身一變成為了潛伏的革命軍。而其中雲南軍閥唐繼堯，本身就是雲南本土人士，留日時加入同盟會成為地下革命黨，也是到了昆明講武學堂以日本陸軍學校畢業的身份，在昆明的講武學堂出任教官。辛亥革命第一個起來響應的，正正也就是唐繼堯所率領的雲南新軍。革命成功後，唐繼堯順理成章出任「雲南都督」。可見雲南一地，作為中央邊長莫及、蠻夷雜處之地，人心並不歸順天朝，加以極為容易滲透，也許正好就是最易儲蓄革命力量的地方。
而除了響應武昌起義而一起推翻滿清之外，雲南大大出名反而是後來倒袁成功：由雲南起兵組成護國軍，響應國民政府，終至推翻了看來是強人的袁世凱。
不過仔細審視一下歷史立場，也許大家也要重新考量一下，到底其後與唐繼堯一同籌備「倒袁」的蔡鍔，由雲南帶頭組織的《護法戰爭》又是否真的只能黑白二分地定性為「保護中華民國」？也又要打個問號了。
何解？
袁世凱復辟帝制可能是最大的「假想原因」了。雖然稱帝固之然可笑，之不過對於各地督軍來說，最可恨的反而是「集權」呀。亦即袁氏之所以捅中了這個「削藩」的馬蜂窩，才是被各地督軍聲討的最大原因，而所謂反對「廿一條」也好、反對「稱帝」也好，也只是比較現成好賣的罪名而已。
其實參考一下正史的說法，就會明白這個黑白顛倒的事實本質了。
漢景帝當年起用晁錯建議，大力削藩，結果迫出一個「七國之亂」出來。假如是以中史的「中央」角度來看，難道大家會指責漢景帝削藩集權會是「倒行逆施」乎？而蓋棺定論，袁世凱其實罪名和吳三桂也又一模一樣而已，就是自己推翻了本來的皇帝，而結果又是自己要來做皇帝，那麼往後那一個督軍不能做皇帝？要等你袁大頭來逐個清算？不反你才怪嘛。
所謂成王敗寇，假如當年漢初七國起兵滅了景帝，由吳王劉濞來坐了漢朝江山，可能正史又要倒過來寫了吧？ 中國史觀的不可靠之處正是如此嘛：全部都是由勝利者後來所寫的呀。
而清末民初的雲南之所以有此巨大能量，其實也又是享受到「邊疆」的機遇而已。雲南正是由於與天朝中央不論心理上以至地理上的相對隔離，於是乎在經濟發展上，也是同樣的「離經判道」。
例如種鴉片這回事，在中國形成本土化之後，就傾銷到連鬼佬也難以圖利。而其後在一眾革命黨的良好意願改革之下，在種鴉片的基礎上竟然又跑出了種煙葉的事業來！從此「雲煙」這個字，就包含了兩重意思，一個就是「大煙」鴉片，另一個就是「洋煙」各式現代化的煙葉。而除了「雲煙」之外，其他的經濟作物也都大放異彩，與天朝的「以糧為綱」農業格局又截然不同。
而法國的印支半島殖民地，也受益於雲南的相對獨立，大做其自由貿易生意。越南人的大煙供應，看來也又是向中國感恩了。雲南的經濟獨立程度如何？雲南政府發行的「滇幣」比起中華民國的法幣更為穩定可靠，而且也是中國第一個省份有錢組建空軍的（先前由1912袁世凱組建的中央南苑航空學校比較短命也沒有實際戰績，反而是1922年成立的雲南空軍基地，支援得了抗日戰爭的空軍陣容）。
再從鐵路基建的建設標準來看，雲南舊鐵路的標準其實是法國的標準，有去過「邊境」參觀的，都不難發現，雲南原本的鐵路網，是向西南接軌到法屬印支半島的，而於1910年落成的《滇越鐵路》，其實就是由法國工程程設計的窄軌鐵路（較為輕便易於穿山過嶺），而鐵路基本佈局，是為連接越南的海防港、直到雲南的首府昆明，是一條名副其實的國際鐵路；而且是涵蓋由海港、山嶺、直達內陸的多功能鐵路，由法國在越南建立的「滇越鐵路公司」所擁有和管理。可見雲南實際上「不是中國」、、、、、、. 除了革命黨的一片「忠心」之外。而的確中國的政府，也只是趁法國在二戰投降德國之後，於 1943年乘機「斷交充公」而變成中國的資產。戰後即使大家都坐進聯合國，仍是賴皮不肯歸還。
從大勢來看，每次隨著天朝的中央政權崩潰，中國的邊疆反而被釋放出來變做前線，結果形成一個「外重內輕」的格局出來。也許這種客觀經濟觀，才更好解釋中國的大分裂沿革吧。
後來唐繼堯的手下龍雲也革了唐繼堯的命投靠蔣介石、被蔣介石視為義子，並被委任為雲南督軍，就更加突顯了雲南這個 「造王者」的角色了。在抗日戰爭時期，龍雲繼承了蔡鍔一脈的強烈「民族意識」，極力效忠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支援了國軍退守西南的大局，並且力保英美盟軍一同修建的「滇緬公路」，保證了盟軍由印度支援國軍的補給路線。中國抗日捱得到最後勝利，雲南一省功在首位才對。
但其後龍雲又被中共統戰了過去，以「民族主義」和「民主共和」為理由、反對國民黨獨裁腐敗，最終反蔣。其後雖然龍雲在雲南地盤被搶，但國民黨始終管治不了雲南。而有黨國第一大功的龍雲倒戈投共，相信也為後來國民黨的人心離散設定了死路。
不過講到「民族大義」這回事，也又真是相當諷刺。皆因龍雲其實是彝族人，原名納吉岬岬。當初只是信了共產黨的「多黨民主」和「各族融和」的主張而形成一種幼稚的民族和民主錯覺而己。也有一個說法是：假如龍雲不是被統戰部門搞成開明左派，老蔣決不至於要大義滅親和龍雲反面云云。也許一個更正確的說法是：中共明顯是「策反」專家嘛，老蔣又怪得了誰？中共統戰了張學良，結果出了西安事變，剿匪功敗垂成，中共驅虎鬥狼，老蔣和日本仔兩敗供傷，中共坐收漁人之利。而其後又策反了龍雲，廢了雲南這個重要的後防基地，老蔣眾叛親離、無路可退，不能像抗戰時一樣躲到西南去，最終丟了江山敗走台灣。
從宋元明清甚至民國的歷朝經驗來看，日本仔應該是讀錯歷史了吧？所謂「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其實是不是要反轉將地圖來看才對？要征服中國，必先要征服雲南？
（2018/07/15 发表）
作者：練乙錚
時事評論人、《立場新聞》董事會成員
前言
《文匯報》5日指摘筆者1月1日刊登在《紐時》的文章「播獨」，但事實上筆者雖同情港獨，卻不是獨派，正如筆者也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卻絕對不是共匪。《紐時》文章很短，只採用了筆者去年12月22日學聯在中大舉辦的「殖民香港」研討會上的講話稿中的很小部分資料。本文就是該篇講話稿的修訂版。港獨及有關的問題是需要在社會上理性討論的，筆者希望籍著這篇文章帶出一個風氣，讓大家認識到，在支獨和反獨之間，有寬廣而有趣的學理空間，不必一開口就耍野蠻。
香港地位屬性既牽涉與政治中國的主從關係，也影響港人對文化中國的基本認同。然而，主要由於忽視了一些關鍵史實，傳統史觀對這個雙重關係的理解和結論都有問題，因為它包含了一個一直隱藏著的視角和一種不言而喻的取態。
參考漢代《淮南子·人間訓》、《史記·秦皇本紀》、《史記·南越列傳》的有關記載可知，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戰國時期由七方割據的中土，接著揮六十萬大軍南下三度啓釁，降伏了今日閩粵黔等地的百越土著、古越族的後代，而「香港」亦首次進入「中國」版圖。（注一）秦侵百越這一史實不容忽視，但鮮少存在於港人意識裏，直至北京提醒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我們才發覺，原來歷史緊扣現實，縱然久遠，效力卻直透時空，影響著大家，如同發生在昨日。
關於這起歷史事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這樣說：「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犯秦，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份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包括流放罪犯）。」（注二）
這段話不僅強調秦征百越是一場侵略戰，更指出了秦始皇向南方「移民」（殖民）的史實。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史觀問題：史上的中國也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嗎？
中華、帝國、殖民傳統華夏史觀不直面這個問題，對始皇南侵一事的本質輕輕帶過，卻十分褒揚漢唐兩朝的「文治武功」，重要原因是官學裡的尊儒意識形態。
秦朝短命，很快覆亡，鎮守嶺南的秦將趙佗於是自行宣佈獨立，稱南越武王，定都廣州，領土北起閩南，西至廣西、雲南，南達今越南中部，包括了香港。漢朝文、景、武三帝之時，中土大盛，趙佗軍事上受壓，接受招安。史書一般把此事譽爲漢朝收復南方國土的重要部分，秦皇的侵略戰果遂成爲了漢帝功業的一塊墊脚（這是「香港」第二次進入中國版圖）。
傳統史觀儘管對始皇帝的暴力內政口誅筆伐，卻非常樂意把他從國外掠奪得來的土地視爲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國學大師錢穆也十分推崇秦代武力向外拓展疆土的偉業。如此「内外有別」雙重標準自古至今綿延不絕，以至後來同盟會滅清，民國史家批判滿清殘酷不仁，卻非常樂意接收擴張主義者康熙「十全武功」的纍纍碩果。中共推翻民國，卻高舉國民政府首倡的「南海十一段綫」（其中兩段划給了北越，現在只提九段）。今天香港民主人士反中共，卻鮮有就中共全盤繼承了的藏、疆、蒙、台領土主權論述提出異議。這是一脈相承。
秦以後的歷史書寫，一般都用「文治武功」、「德威服人」、「漢官威儀」、「聲教訖于四海」等正面辭藻描述中土政權的武力擴張行爲，有意無意掩蓋了背後的帝國意圖和掠奪殺戮的史實。受此種歷史書寫熏陶的國人港人，往往對十八世紀以降的帝國主義侵華耿耿於懷，卻未能反思史上中國擴張版圖是否同樣也是帝國主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帝國不自識；甚至，「帝國」一詞也是泊來品，其進入中國文獻和國人日常話語，是晚清末期的事。此詞在西方，指一種由單一民族透過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並占據其土地之後形成的多民族複合國家，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據「新清史」學派主要人物、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的考證，在清朝以前，不僅中國人不曾自號爲帝國，西方的知識界也一樣如此，直至滿族由滿洲入關，臣服了漢族並霸占其土地，西方文獻裏才漸漸統一且準確地以「帝國」一詞稱呼大清。這個源于歐洲的名詞及其背後的概念，是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20年最先傳到中國的。（注三）
清末潮語：「中華民族帝國主義」
然而， 「帝國」這名稱起初並沒有在中國流行，卻率先在矢志富國强兵的日本知識界興起，並很快成爲該國官方用語；和風所及，「大清國」才跟著變成「大清帝國」。不過，諷刺的是，「大清帝國」這清朝官方用語第一次出現，竟是在甲午戰爭失敗翌年（1895）與日方簽訂的《馬關條約》裏。
惟此例一開，不出十年，以帝國自稱竟在中國蔚然成風，而且涵義非常正面，因爲當時開始流行自西方經日本傳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爲國際間弱肉强食物競天擇乃自然定律；知識分子如張之洞、章炳麟、梁啓超等，都因此主張中國要重振雄風，要學日本富國强兵，復興爲一流帝國的地位，與西方列强比拼。北大歷史系年輕學者馬思宇這樣説：「立憲而行帝國主義，似乎已成為時人眼中之常識，為清廷朝野上下、革命陣營内外所共享」，並舉出不少例證：
清廷方面，曾受命考察日本憲政的達壽，在其奏折中提到：「欲行帝國主義者，咸以財富文化為先锋，而以戰鬥為後盾，此為今日世界列國之公例。循是者興，反是者亡。憲政體者，所以厚國民之競爭力，使國家能進而行帝國主義者也。」
改良派方面，以梁啓超為例。梁乃國史上使用「中華民族」（指稱漢族）第一人，因為他要建立像西方列强一樣的「民族國家」。帝國主義觀念流行之後，梁馬上將之引入自己的思想體系，推出「民族帝國主義」，並主張分階段實踐，先打造民族，再建設國家，最後升格為帝國：「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强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
革命派完全附和這種觀點。汪精衛在《民報》中說：「我中國實行民族主義之後，終有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一日。然彼以立憲之事業，望之满洲；我以立憲之事業，望之國民耳」。（注四）
中國國運跌到低點，「中華民族帝國」概念反而風靡一時，有其歷史原因。那個時代距「康乾盛世」未遠，知識分子記憶猶新，認爲衹要能夠作出某種政治或科技變革，中興完全有可能。之前的幾千年裏，中華沒有帝國主義理論，卻有帝國主義實踐；到了清末，至少在知識階層裏，理論和實踐叫嚷著要統一。
列寧的「反帝」論後來居上
然而，清末民初各派知識分子要建設中華民族帝國、與列強爭一日長短的主張，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不久，便讓位於列寧的帝國主義萬惡論。這個轉變的原因有好幾個，主要是1921年中共成立，全面接受俄共在理論和行動上的領導，於是也「反帝」。1923年孫中山聯俄容共，「反帝」更後來居上，「帝國」反而變成污穢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華勢成，「反帝」遂完全壓倒了先前的建設中華帝國主義論，成為時務。
這個源自馬列的「反帝」論述自有其本身合理成分，但在國民政府和中共的史家筆下，卻演化出一套非常片面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以及一種以「百年屈辱」為主旨的概念，把1842年之前那持續了兩三千年的中土華夏帝國侵略周邊民族的歷史忘得一乾二净。
然而，十多年來，「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勢頭湧現，「帝國」在國人心中的觀念，從清末民初的「正」，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反」，走到了今天的「合」：一個糅合著無辜受害者道義感、復仇快意和帝國霸權記憶的「中國夢」，得到部分知識階層響應，迅速向全社會滲透。
帝國主義的「中國特殊論」
就此，歐立德教授如是說：「在中國近年學術著作中，漸漸興起一股以『帝國』指稱二十世紀前中國的熱潮、、.隐隐渗透出中國歷史驕人成就的意味。但、、.只要隨便問問，傳統中國是否蕴含帝國的屬性 -- 帝國主義，則對中國人而言，這答案多是斷然否定的。」
這句話指出的，是一種「中國特殊輪」。此論認為，華夏帝國擴張是一種和平正義的文化擴張，周邊民族見賢思齊，自願漢化，聲教遂訖于四海。這無疑是傳統史觀的一種脫離史實的自我美化。已故美籍華人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何炳棣，便是持此「漢化論」者之一。（注五）其實，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並沒有這個特殊性。
也許有人認爲，往者已矣，千百年前舊事，怎樣說都和現實無關。然而，歷史並不容許我們這樣切割：我們今天看到中國政權的一些舉動和話語，竟是一些重要史實的翻版，而且都和我們直接有關。下面擧兩個例，一是隋唐征高句麗，一是明清在南方實行「改土歸流」。
例一。古之遼東，指遼河以東至今天朝鮮半島最北一帶，其民為夷狄，商之時成爲華夏政權封地，商末名臣箕子封於斯。公元220年，東漢滅亡，中土進入長達三個世紀有多的分裂；期間，高句麗（高麗）自西反據遼東並脫離中國獨立，如是者近三百年。至隋文帝統一中土，史稱「開皇之治」，即要求周邊國家再度俯首稱臣，但不久他就死了；隋煬帝繼位，乃三征高句麗，沒有成功。及唐，太宗李世民登位，中土進入「開元盛世」，又攻高句麗，依然沒有成功；一直到了唐高宗，中土政權才把高句麗滅了。為何隋唐兩朝對高句麗大動干戈，史書道出天機 -- 宋《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二》記唐太宗伐高句麗之前講的一段話：「遼東為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 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注六）唐太宗這句話及其語境，不是令人想起中共今天常說的「XX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麼？
例二。中華民族帝國的政治地理結構模式定型得非常早，《尚書・禹貢》裏說的「中邦」與「五服」的關係，就是這帝國的模型。模型裡，中心是京畿，以外的地方，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稱為甸、侯、綏、要、荒。「服」，在這裏作「臣服」解；愈到外圍，畿與服的主從關係便薄弱愈疏離。（注七）這個模式曾經包含的管治設計，計有四種，即周代分封裂土的封建制，秦及後的中央集權制，及此二制用以維繫荒服的羈縻制，以及元代開始在羈縻制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土司自治制；後者即古代的一國兩制。當帝國管治力量增加，荒服便逐步變爲為各級内服，自治變為直轄，或者乾脆「改土歸流」，即以中央委派的「流官」取代當地的土司，化「兩制」為「一國」。
一七二六年，雍正接納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滿族）的建議，開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規模也最殘酷的削土司行動。《清史稿·鄂爾泰列傳》這樣記載其中的一次行動：「五月，鄂爾泰遣兵三道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 改土歸流。、、.師進，焚苗寨十三。遣游擊何元攻急羅箐，殺三百餘，降一百三十餘。、、.破寨，盡殲其眾、、.殺二千餘、、.。鄂爾泰檄雲南提督張耀祖（漢族）督諸軍分道窮搜屠殺，刳腸截脰，分懸崖樹間。」（注八）
滿漢中土政權對待邊民的手法，和列强侵華時比，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土司制於1952年由中共完全結束，但今天中國那「一國」壓縮香港這「兩制」，手段越來越專橫，無疑是近古皇朝改土歸流傳統的延續。
崛起與盛世
從秦、漢、隋、唐一直到滿清，中土政權管治有一明顯的三相週期律，就是「分裂、統一、擴張」，周而復始。傳統史觀也講週期律，但只提「亂」（分裂）與「治」（統一）；這個二相週期律卻對緊隨「治」而來的擴張諱莫如深。然而，秦侵嶺南、唐征高句麗，乃至清代「康乾盛世」全方位擴張 — 包括併吞台灣，皆顯示了此二相周期率說法的不足。
我們可以此三相週期律比照當下中國。「大國崛起」，不少大陸人認為中國已進入「盛世」，或者起碼是到了「治」的階段。對於這個想法，大家不必費神爭拗。史上的皇朝，只要無大規模戰亂，人民有飯吃，經濟有增長，貪污不太過，就可算達到「治」的標準，要求並不高，而且頂多是兩三個皇帝的光景就完結。民主自由那些東西根本不在標尺之內不用說，論文化學術，往往也不是在「治世」最發達。漢統治權力達到高峰，漢武帝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學）；「康乾盛世」的百多年裡，中國的文字獄空前嚴重。這都是皇權膨脹、統一、達治的自然結果。反而，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出現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便是近現代，民國分裂亂世三十八年的學術成就，也遠超中共的統一達治罷黜百家獨尊馬列毛習的六十八年（後者在很多方面其實都倒退了）。所謂「治」，不過如此。
如此，說文革、八九六四之後的中國進入「治」相，也無不可。事實上，同期間，世界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也可按同樣標準稱「治」；所不同者，就是中國達「治」之後，就進入第三相，要擴張，所以近年大家經常聽到的，就是「XX為舊中國之有」那句話的現代版。現實如此與歷史若合符節，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什麽啓示？這裏提一個看法，概括爲短短一句話，無疑過分簡單，但更能刺激思考。這個概括就是：中共即中國。
中共即中國
本地不少民主人士認爲，黨不同國、中共不代表中國；中共可惡，但國家還是可愛的。但這說法有問題，需要商榷。若把中共與歷史上兩個統一的、擴張性的專制皇朝 — 秦和清 — 作比較，會發覺共同點是主要的。如果我們承認秦清二朝就是當時的「中國」，也把它們的歷史放在二十四史的脈絡上一爐共冶，那麼中共不應是例外。把中國定義為只包含美好的東西，把邪惡如中共者都剔除在外，其意可嘉，卻並不合理。
其實，黨國不可分，古今皆如是。在傳統中華體制裏，皇帝家族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後儒說的「忠君愛國」，實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要求雷同。
上述隋唐一旦達治便向外擴展，理由就是一句「XX為舊中國之有」，這與中國「崛起」以來的黨國行爲和用語何其相似！再要說中共不代表中國，便又多了一分困難。
誠然，在一些文化思想方面，中共逆反傳統；例如儒家的中庸觀念與中共的馬列毛極端主義傾向迥然有異。但儒學自春秋以來就不是中華真政治裏的正統，而衹是儒者小群體裏的道統。此道不行，孔子知道得很清楚，後來的歷史更予以不斷證明；兩千多年來，儒學衹能以「卷而懷之」作歸宿，隱約存在於民間、遠野、海外甚或別國的知識人圈子裏。這在什麽朝代都一樣，包括今天。
承認中共是中國歷史脈絡的延續，承認它今天代表中國，不任意把歷史割裂、把中國美化，我們反可以在同一個歷史脈絡裏看清楚香港和中國從古到今的完整關係。
今天香港：「後期法式殖民地」
兩千多年前的「香港」，是以一場中土政權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戰利品的屬性進入中國版圖的，是秦朝中國的殖民地。這裡說的中國，不是只在民主人士心目中存在的那個純美中國，而主要是歷史真實裡的那個對內專制、對外侵略的中國。這樣的中國，自古以來一直維持未變 。
1997年，香港脫出英殖地位，第三次歸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其歸入的方式，可比擬漢代趙佗接受招安那一次，即是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底下，以和平方式「歸順」中土政權。其後香港的政治地位每況愈下，自治權逐漸削弱，中國打壓日甚。如此，可以說香港既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個殖民地嗎？答案是可以的。
歷史上的殖民地有多種。「回歸」之前，香港和澳門的殖民地性質就不同；澳門是葡國領土一部分，澳門人是葡國公民，可持一般葡萄牙護照，但香港卻不一樣，港人最多只能拿另類英國護照。同樣，日治時期的台灣和朝鮮，兩者地位不等；當時的台灣是日本領土，台灣人是日本公民，出境拿日本護照，故日治台灣的地位類比葡屬澳門；當時的朝鮮則不是日本領土，朝鮮人不是日本國民，地位類比英屬香港。
後期的法國殖民地，屬性等同葡屬澳門或日治台灣。現今香港，政治地位最堪比擬今天的法屬新卡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澳洲東北外海的一個島嶼）。這個地方，歷史上是法國殖民地，今天技術上而言卻是法國領土的一部分，其民不論種族都是法國公民，拿普通法國護照；它實行一國兩制，1945年以來一直使用與法國不同的貨幣CFP franc，當地的土司勢力很大，而且已與法國中央政府達成協議，將於今年舉行合法獨立公投。既是法國領土，也是歷史上、實質上的法國殖民地，現行一國兩制，也取得了合法的民族自決權。
按此，殖民地可分兩種，一種是名實一致（如日屬朝鮮），一種是有實無名（如新卡里多尼亞）。若要歸類，九七前的香港屬於前者，今天的香港屬於後者。中國喜歡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但更準確的說法顯然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殖民地」。
然而，無論是哪種殖民地，要自決獨立的話，都需要三個條件，即有本身的獨立意志、宗主國的認可或默許、國際上的支持。其中，充分的獨立意志是首要。有足夠堅强的獨立意志，其他兩個條件可以轉化，從無到有。沒有強大的獨立意志的話，是不是殖民地也無出路 — 以前或今天的香港便是例子。獨立意志通常是宗主國倒行逆施的產物，這也是歷史上不斷重複證明了的。
2018年1月6日於多倫多
注一：《淮南子·人間訓》確指出秦侵百越是爲了掠奪：“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始皇三十三年殖民嶺南：“發諸嘗逋亡（逃亡）人、贅婿（奴婢）、賈人（商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放逐犯人戍守）。” 《史記·南越列傳》詳述了趙佗南越國的興亡。
注二：葛劍雄教授文章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
注三：歐立德（Mark C. Elliot）教授的文章是<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注四：這一節引用的資料詳見北京大學歷史系馬思宇的文章<愛恨交織的“帝國主義”>。
注五：何炳棣與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友枝（Evelyn S. Rawski）關於滿清統治階級的漢化問題的討論可參考沈宇斌的<海外滿清史研究力作>。
注六：引自《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第二》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二月段。
注七：中華帝國五服模型見《尚書・禹貢》最後部分、《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段、《禮記・夏官司馬》「大司馬之職」段。
注八：見維基文庫《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列傳雍正三年、七年正月兩段。
2018年1月6日，轉載自《立場新聞》
滿漢中土政權對待邊民的手法，和列强侵華時比，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土司制於1952年由中共完全結束，但今天中國那「一國」壓縮香港這「兩制」，手段越來越專橫，無疑是近古皇朝改土歸流傳統的延續。
崛起與盛世
從秦、漢、隋、唐一直到滿清，中土政權管治有一明顯的三相週期律，就是「分裂、統一、擴張」，周而復始。傳統史觀也講週期律，但只提「亂」（分裂）與「治」（統一）；這個二相週期律卻對緊隨「治」而來的擴張諱莫如深。然而，秦侵嶺南、唐征高句麗，乃至清代「康乾盛世」全方位擴張 — 包括併吞台灣，皆顯示了此二相周期率說法的不足。
我們可以此三相週期律比照當下中國。「大國崛起」，不少大陸人認為中國已進入「盛世」，或者起碼是到了「治」的階段。對於這個想法，大家不必費神爭拗。史上的皇朝，只要無大規模戰亂，人民有飯吃，經濟有增長，貪污不太過，就可算達到「治」的標準，要求並不高，而且頂多是兩三個皇帝的光景就完結。民主自由那些東西根本不在標尺之內不用說，論文化學術，往往也不是在「治世」最發達。漢統治權力達到高峰，漢武帝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學）；「康乾盛世」的百多年裡，中國的文字獄空前嚴重。這都是皇權膨脹、統一、達治的自然結果。反而，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出現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便是近現代，民國分裂亂世三十八年的學術成就，也遠超中共的統一達治罷黜百家獨尊馬列毛習的六十八年（後者在很多方面其實都倒退了）。所謂「治」，不過如此。
如此，說文革、八九六四之後的中國進入「治」相，也無不可。事實上，同期間，世界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也可按同樣標準稱「治」；所不同者，就是中國達「治」之後，就進入第三相，要擴張，所以近年大家經常聽到的，就是「XX為舊中國之有」那句話的現代版。現實如此與歷史若合符節，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什麽啓示？這裏提一個看法，概括爲短短一句話，無疑過分簡單，但更能刺激思考。這個概括就是：中共即中國。
中共即中國
本地不少民主人士認爲，黨不同國、中共不代表中國；中共可惡，但國家還是可愛的。但這說法有問題，需要商榷。若把中共與歷史上兩個統一的、擴張性的專制皇朝 — 秦和清 — 作比較，會發覺共同點是主要的。如果我們承認秦清二朝就是當時的「中國」，也把它們的歷史放在二十四史的脈絡上一爐共冶，那麼中共不應是例外。把中國定義為只包含美好的東西，把邪惡如中共者都剔除在外，其意可嘉，卻並不合理。
其實，黨國不可分，古今皆如是。在傳統中華體制裏，皇帝家族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後儒說的「忠君愛國」，實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要求雷同。
上述隋唐一旦達治便向外擴展，理由就是一句「XX為舊中國之有」，這與中國「崛起」以來的黨國行爲和用語何其相似！再要說中共不代表中國，便又多了一分困難。
誠然，在一些文化思想方面，中共逆反傳統；例如儒家的中庸觀念與中共的馬列毛極端主義傾向迥然有異。但儒學自春秋以來就不是中華真政治裏的正統，而衹是儒者小群體裏的道統。此道不行，孔子知道得很清楚，後來的歷史更予以不斷證明；兩千多年來，儒學衹能以「卷而懷之」作歸宿，隱約存在於民間、遠野、海外甚或別國的知識人圈子裏。這在什麽朝代都一樣，包括今天。
承認中共是中國歷史脈絡的延續，承認它今天代表中國，不任意把歷史割裂、把中國美化，我們反可以在同一個歷史脈絡裏看清楚香港和中國從古到今的完整關係。
今天香港：「後期法式殖民地」
兩千多年前的「香港」，是以一場中土政權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戰利品的屬性進入中國版圖的，是秦朝中國的殖民地。這裡說的中國，不是只在民主人士心目中存在的那個純美中國，而主要是歷史真實裡的那個對內專制、對外侵略的中國。這樣的中國，自古以來一直維持未變 。
1997年，香港脫出英殖地位，第三次歸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其歸入的方式，可比擬漢代趙佗接受招安那一次，即是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底下，以和平方式「歸順」中土政權。其後香港的政治地位每況愈下，自治權逐漸削弱，中國打壓日甚。如此，可以說香港既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個殖民地嗎？答案是可以的。
歷史上的殖民地有多種。「回歸」之前，香港和澳門的殖民地性質就不同；澳門是葡國領土一部分，澳門人是葡國公民，可持一般葡萄牙護照，但香港卻不一樣，港人最多只能拿另類英國護照。同樣，日治時期的台灣和朝鮮，兩者地位不等；當時的台灣是日本領土，台灣人是日本公民，出境拿日本護照，故日治台灣的地位類比葡屬澳門；當時的朝鮮則不是日本領土，朝鮮人不是日本國民，地位類比英屬香港。
後期的法國殖民地，屬性等同葡屬澳門或日治台灣。現今香港，政治地位最堪比擬今天的法屬新卡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澳洲東北外海的一個島嶼）。這個地方，歷史上是法國殖民地，今天技術上而言卻是法國領土的一部分，其民不論種族都是法國公民，拿普通法國護照；它實行一國兩制，1945年以來一直使用與法國不同的貨幣CFP franc，當地的土司勢力很大，而且已與法國中央政府達成協議，將於今年舉行合法獨立公投。既是法國領土，也是歷史上、實質上的法國殖民地，現行一國兩制，也取得了合法的民族自決權。
按此，殖民地可分兩種，一種是名實一致（如日屬朝鮮），一種是有實無名（如新卡里多尼亞）。若要歸類，九七前的香港屬於前者，今天的香港屬於後者。中國喜歡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但更準確的說法顯然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殖民地」。
然而，無論是哪種殖民地，要自決獨立的話，都需要三個條件，即有本身的獨立意志、宗主國的認可或默許、國際上的支持。其中，充分的獨立意志是首要。有足夠堅强的獨立意志，其他兩個條件可以轉化，從無到有。沒有強大的獨立意志的話，是不是殖民地也無出路 — 以前或今天的香港便是例子。獨立意志通常是宗主國倒行逆施的產物，這也是歷史上不斷重複證明了的。
2018年1月6日於多倫多
注一：《淮南子·人間訓》確指出秦侵百越是爲了掠奪：“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始皇三十三年殖民嶺南：“發諸嘗逋亡（逃亡）人、贅婿（奴婢）、賈人（商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放逐犯人戍守）。” 《史記·南越列傳》詳述了趙佗南越國的興亡。
注二：葛劍雄教授文章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
注三：歐立德（Mark C. Elliot）教授的文章是<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注四：這一節引用的資料詳見北京大學歷史系馬思宇的文章<愛恨交織的“帝國主義”>。
注五：何炳棣與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友枝（Evelyn S. Rawski）關於滿清統治階級的漢化問題的討論可參考沈宇斌的<海外滿清史研究力作>。
注六：引自《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第二》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二月段。
注七：中華帝國五服模型見《尚書・禹貢》最後部分、《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段、《禮記・夏官司馬》「大司馬之職」段。
注八：見維基文庫《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列傳雍正三年、七年正月兩段。
2018年1月6日，轉載自《立場新聞》
作者：練乙錚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8月2日
特府強拋一地兩檢，準備「租出」香港空間予大陸，用作高鐵清關，並同時執行大陸法律。由此引致的「割地」和「設租界」指控，已響遍輿論界。今天，離心主義不止於影響年輕人，故特府的做法，直接替中共已然不堪的形象多添一層濃厚殖民主義色彩；加上這幾天梁前特替方案大力吹噓，「外來政權」出賣港人利益的意味於是更形清晰。
「租界」既成了一個熱門詞，大家不妨多了解一下其歷史背景和意義；那不僅有助觀照一地兩檢問題的性質，還可破解一些對中國近代史的迷思。避免食「史」不化，可能是港人因高鐵失去一部份土地「次主權」之餘的最大得益。
國史：三次大規模領土擴張
歷史的迷思多着，筆者挑一個「不方便」的例子入題：殖民帝國在別國設租界，不由十九世紀東西洋列強專美；中華帝國同期間也曾在朝鮮設立中租界，情節惡劣，為時不短，今天經過了多年美化的仁川唐人街，就是當年中租界部份遺址。這是怎麼回事呢？
熟讀清、民、黨版近代史而未及批判便全盤吸收的話，很可能走漏一個基本事實：「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只不過運程有大起落。兩千多年期間，中土之國有過三次侵略性擴張，規模之大，囊括人口之多，效果之持久，西方十五世紀以來的近現代帝國主義瞠乎其後。朝鮮中租界的出現，不過是這段帝國擴張史晚期的一道回光。
中華帝國第一次武力擴張是在秦漢之世。秦向南伸展，霸佔了今浙江、福建、廣東、海南、越南、廣西、四川，即古越族及古巴蜀人的居地。漢除了成功「收復」秦末趁機脫離中土管治的南方地區，還把目光投向西北，征服了河西走廊，即今天習近平說的絲綢之路中國段在新疆以東的那半。這次擴張是遠古華夏漢族的傑作。
第二和第三次，則主要是近古的蒙、滿族汗馬功勞。蒙人奪得的今中國土地主要是廣西、雲南（其餘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版圖，元亡之後明朝無力接收）。之後，滿人於白山黑水崛起，陸續併吞了包括蒙、疆、藏的大片土地，另加百浬外海上的台灣。
台灣的土著當時還處於刀耕火種、石器與金屬時代交替之際，面對高度文明的滿漢殖民侵略者毫無還手之力，比同時期遇上歐洲白種人的美洲土著更不濟事，給殺戮得所剩無幾。
這個令不少國人回望總覺無比自豪的擴張運程在十八世紀末達峯。1790年，國人拜過乾隆八十大壽，這位世界級的帝國主義者就給自己封作「十全老人」，標榜的是那贏得最得意的十場血腥掠地戰爭，把朝、蒙、疆、藏、尼、緬、越、台灣、琉球都臣服了。
沒想到的是，不出一百年，這個運程要從巔峯掉到深谷的底。自視為天朝上國之民，一次又一次敗在東西洋人手上，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宇宙之間沒有更嚴重的了，而且任憑你病夫變強國，也無法醫治。類似的毛病近年據說香港人也有，但相比不過是芝麻綠豆。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
實際情況並沒想像中差。中華帝國當時已經「大到不能倒」，比它更不堪的國家民族比比皆是，例如朝鮮。朝鮮好比魯迅短篇小說《阿Q正傳》裏的小尼姑，中國就是那個恨得發癢、喃喃自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阿Q。於是就有了朝鮮中租界這回事。
幕府時代末，日本思想界再次提出侵略擴張的理論，以征服世界為終極目標。經濟學家佐藤信淵主張同時西侵朝鮮中國、南侵東南亞。1853年「黑船來航」之後，武士兼改革派精神領袖吉田松陰更倡議「失諸歐美，補償於鄰國」，加強了擴張主義動機。
1868年日皇明治宣佈維新，實際主政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十分支持擴張主義，影響了當時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伊藤博文；一個以併吞朝鮮、入主中原為稱霸世界開端的「大陸政策」於是成形。第一步進行得很順利。
1875年9月，日本派艦隊到朝鮮海岸測繪海圖，遭朝方炮擊後反擊，趁機攻陷朝鮮江華島炮台。翌年2月，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准許「日本國航海者隨時測量朝鮮海岸，審其位置深淺」，並賦予日本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指定各口，如其犯罪交涉朝鮮國人民，皆歸日本官審斷。」
不過，條約第一款卻說：「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當然是謊話，卻是說給強弩之末的中華帝國聽的；朝鮮當時是中帝藩屬，日本卻想據為己有。（註一）
阿Q動了小尼姑──中租界
中國的反應有點出人意表。1882年，中國藉口協助朝鮮鎮壓兵變，派軍入朝；10月，逼迫朝鮮簽署《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劈頭第一句就說：「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製，毋庸更議。……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這明顯是與日本較量。
怎樣優待屬邦呢？首先，朝鮮也得「享受」中國在朝的領事裁判權：「（在朝發生的）財產、犯罪等案，如朝鮮人民為原告，中國人民為被告，則應由中國商務委員（相當於領事）審斷。如中國人民為原告，朝鮮人民為被告，則應由朝鮮官員將被告罪犯交出，會同中國商務委員按律審斷。」這裏說的「按律」，指按《大清律例》。
然後，中國推出比列強更荒誕的「炮艦政策」：「中國兵船往朝鮮海濱遊歷並駛泊各處港口以資捍衞，該兵船自管駕官以下與朝鮮地方官俱屬平行。」宗主國的艦長在藩國的權位，與當地市長同（這好比遼寧艦抵港，其艦長的權位就等同林鄭），這不僅超越了日帝對朝鮮的要求，就是連英帝此前逼迫中國簽署的《南京條約》也不曾有過。
緊接着，中國利用《章程》說的「兩國商民前往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建屋」，仿照列強在上海設立租界的經驗，在仁川、釜山和元山這三個最重要的朝鮮港口設立租界，名之為「華商地界」，各有正式章程。（註二）
華商地界章程規定，中租界內重要事務概由中國駐朝商務委員決斷，華商商董協助執行。治安方面，由朝方巡捕和中方夥同有經驗的英國巡捕聯合負責；朝捕管轄朝民，華英巡捕保護華僑及日裔以外的外僑，華英巡捕由華商英商合資聘用（日僑自有日本領事保護）。稍後中國向朝鮮施壓擴大仁川中租界，就沒有再聘用英國巡捕。（註三）
大家可以看到，中華帝國主義的行徑，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葉，在其軍事實力所能及的地方，霸道處絲毫沒有改變，比起東西洋列強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中華愛國者提起近代史，講的就只有「百年屈辱」，那也許是無知，也許是虛偽，都不值得稱道。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租界被日軍佔領。翌年，《馬關條約》簽訂，朝鮮終止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名義上獨立，至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併；中租界乃於1913年11被迫廢除，總共存在了31年。在中華愛國者心目中，那大概也是百年屈辱的一部份？
中共對不起上海租界
十九世紀中葉，英、法、美等國在上海各有自己的租界，後統一成為公共租界，但法國又脫離出去自成一體，體制上與公共租界有很大分別。上海公共租界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管理，但法租界則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正式管轄。二十世紀初，法租界要求袁世凱政府准其擴大，袁答應了，但條件是不能窩藏革命黨。可是，法租界一直都是十分開放自由的。
1931年1月，蔣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頒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政府的革命活動者處死刑；第二條規定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繫或以文字圖畫演說進行革命宣傳者亦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這一條的嚴苛程度跟中共對付劉曉波的法律大概差不多）；如此等等。可是，法租界政府既不承認也不執行這條惡法，並在國共鬥爭當中採取中立。（註四）
因此，在二十世紀前半的國民黨白色恐怖底下，上海法租界成為全中國思想界最活躍、言論最開放的一小片「樂土」。陳獨秀經常出入此地，並在此為家，中共成立的地點也是在法租界；陳不只一次因為收藏禁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也都是罰款了事。旅法學者郭宇岡這樣介紹當時的境況：「在法租界裏，有多所法國學校，比較著名的有聖依納爵公學（今徐匯中學）、震旦大學等。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等都是震旦大學學生。……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方君璧、龐薰琹等曾留學法國的藝術家，歸國後都來到了上海法租界。」
「1932年，劉海粟、倪貽德、王濟遠、傅雷、龐薰琹和張若谷六人發起，在上海成立了『摩社』（摩社即繆斯，希臘神話裏的文藝女神）。……這一切造就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黃金時代，而法租界區毫無疑問就是上海的『左岸』，文學、藝術、音樂、戲劇、舞蹈，所有的故事都來源於此。」（這是中共官方引用的資料：註五）
魯迅晚年居上海，但不住法租界而選址公共租界。那時上海的外僑以日本人最多，數約三萬，佔了上海所有外僑幾乎一半，主要住在公共租界。魯迅是留日的，日本朋友多，大概是他選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個原因。又因為他是「左聯」的領軍人物，左聯亦在公共租界落戶，因此也聚集了一大批左翼文人住在那裏。
陸人與狗不得進入
中共從起家到保命，都受過上海兩個帝國主義租界的大恩大德，照理應該感激不盡；不過，受限於馬列邪說和國家主義，在其洗腦文宣和教科書裏，租界都是萬惡的。徵諸歷史，租界縱有各種不是，但中共那種官方說法難以成立。看今天大陸政府控制思想、打壓言論自由的嚴酷，當年的租界相對是天堂。（大家記得，還不是那麼久之前，陸人與狗都是不能進入那些「華僑商店」、「友誼商店」的。）
特府搞一地兩檢，港人懼而視之為設置現代中租界而大加撻伐，怕的是逐步失去自主自由。其實，如果大陸要設置的是近代史上那種「萬惡的」列強租界，則港人有的是生活在那種租界裏百多年的經驗，不高興也絕對不會如現在那麼害怕那麼反感。那倒要問問《環球時報》一類的理論家們，這到底是香港人的奴性，還是中共的獸性使然？
（註一）見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 日朝修好條規
（註二）見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uselang=ja
（註三）大陸學者賀江楓的《朝鲜半島的中國租界——以1884至1894年仁川華商租界為個案研究》資料相當豐富。不過，賀認為「仁川華商租界具備租界所必備的特質，與近代中國所言之租界有共同性」，卻因朝鮮是中國藩屬而認為未可等同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的租界，顯然是為了加一層「政治正確」保護色。詳見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7355
（註四）參考大陸二閑堂文庫口述歷史《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與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xunpufang.htm
（註五）見 http://ic-up.com/24/28.html
2017-8-13日轉載
（註五）見 http://ic-up.com/24/28.html
2017-8-13日轉載
原題：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
作者：毛來由
「我們（英國人）五十年前就可以給予香港民主，但若然這樣做，中國會爆發，甚至入侵香港，這是我們的憂慮。」和黃前董事總經理馬世民（Simon Murray）在一次報章專訪中這樣說。一直以來，親北京的公眾人物和報章評論，甚至一般市民，都質疑英國為何百年來都不給香港民主，要到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前途確定以後，「才大搞民主」。其實，只要稍讀英帝國歷史，就知道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在絕大部份殖民地，都實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以達至獨立（如馬來西亞），或自治（如1959年的新加坡、今日的直布羅陀）。這裏所講的自治（Self-Government），是指除了國防外交，有時還包括內部保安繼續由英國負責外，所有事務都交由當地民選政府全權處理。
可是，為何香港會成唯一的例外呢？近日《明報》和《蘋果日報》均就著英國最新解密的檔案，做專題報導，而筆者在數年前，也因研究所需，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翻閱有關1950至70年代初香港的檔案，結果發現當時的英國高層官員，一致認為若英國讓香港人普選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中國必定強烈不滿，進而使中國決定提早收回香港。在眾多檔案中，以原屬高度機密（Secret）的外交部FCO 40/327檔案中的報告和書信，最能夠反映當時中國堅拒香港走向民主自治。
在1971年5月3日，準備出任港督的麥理浩，與英國外交部次官K.M. Wilford 對談時，說他知道早在1956或1957年左右，英方已從訪問中國的非官方人士口中，知道中方反對任何令香港走向獨立或自治的政制改革，但麥理浩仍想知道外交部有沒有原文引錄中國官員的說話，以確證中方立場。稍後，外交部內負責研究和遠東事務的部門提交了報告，當中引述在1958年1月30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見訪華的英國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時，希望Cantlie向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轉達以下說話：
「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大家或會問，假若當時英國堅持給香港民主自治，中方會如何回應呢？1960年10月29日，當時出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與香港工會代表訪京團聚會時，批評當時美國人建議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並警告英方：
「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建議，是無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隨後，廖指出中方從不承認港九新界是英國領土，但因為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對中國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國希望收回的，是發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個如廢墟般的地方。
上述文件，相信可以解釋為何其他英國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選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舊維持總督和殖民高官獨裁（雅稱為「行政主導」），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只是在市政局設有民選議席，而有選舉權的人數，從不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2%。這情況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變。
可是眾所周知，中方不太歡迎這種改變，在1984年，當港府建議引入立法會民選議席時，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主任許家屯，就公開狠批英方「不按本子辦事」，所謂「本子」，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詳情可參閱許家屯流亡美國後寫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此書在1993年出版，現已絕版，但可在各大圖書館借閱）
為免字數太長趕客，筆者在此草草收筆。本人希望拙文，以及近日有關英國解密檔案的報導，可以引起香港人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和關注，支持香港研究，並要求政府訂立《檔案法》，妥善保護重要史料，否則，以後我們都沒有詳細可信的香港史可讀了。
（原刊於《輔仁媒體》，2014年1月11日）
2017-6-21日轉載
作者：程翔
香港【明報】 2017年3月12日
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urban terrorism）的先河。在西方，「城市恐怖主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他在預言人類社會將會遭到的各類天災人禍時，就認為將會出現「城市恐怖主義」。他把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A Choice of Catastrophes）一書裏，在1979年出版。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陳明銶教授是最早提出六七暴動是「城市恐怖主義」的人（註1）。2000年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陳明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特區政府嘉獎楊光，給社會發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等於為恐怖主義張目。
從現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來看，50年前的暴動就是恐怖主義活動。
2004年11月聯合國秘書長向聯合國提交的年度報告裏，對「恐怖主義」作出以下定義：「任何旨在通過恐嚇人民而脅迫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一行動而對平民或非軍事人員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任何行動」（註2）。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研究中心的反恐專家Bruce Hoffman指出，恐怖主義有幾個特徵（註3）：
‧有政治目的和動機
‧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暴力
‧擬在直接的受害人以外引起廣泛的心理影響
‧由一個有明顯指揮系統的組織策動
‧受到某種意識形態影響
內地專門研究恐怖主義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松在其著作《恐怖主義‧邪教‧黑社會》裏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任何個人、團體或國家，使用暴力或其他毁滅性手段，殘害無辜，製造恐怖，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是恐怖主義」。
根據中外專家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分析整個六七暴動的過程，可以看到這場運動具有所有「恐怖主義」的特點，例如：
第一，參與者在某種極端的意識形態影響下，自己覺得是為某種崇高目標而奮鬥，因此人人都本着一種樸實純真的自我犧牲精神來參加暴動；
第二，參與者都是在「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情况下行動；
第三，他們通過不實宣傳來煽動仇恨、歌頌暴力；
第四，他們透過對無辜平民造成傷亡來營造恐怖氣氛；
第五， 參與者企圖以此來迫使別人讓步，從而達到自己的目標（或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以上這五個特點，同今天肆虐全世界的所有恐怖主義行為都十分相似。
一）意識形態目標
從國際經驗看，所有恐怖主義者都懷抱着自以為崇高的意識形態目標，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亦然。從羅恩惠導演拍攝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下簡稱《消》）可以看出，當年很多參與者都是自覺抱着崇高目標而參加到這場暴動。例如，本身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先生，雖然他對放炸彈不理解，但一聯繫到「世界革命」這個崇高目標，就義無反顧地帶着兒子去放炸彈。又例如嚴浩導演自述當時每一天都抱着隨時準備犧牲的精神去為一個崇高目標而奮鬥。學友社前負責人梁慕嫻雖然對殺害林彬不理解，但當聯擊到「階級鬥爭的需要」時，便馬上理解接受。當年的炸彈隊隊長至今仍然認為這是「愛國反帝」的正義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從國際經驗看，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不僅僅限於文化水平比較低的基層的人，很多都是富裕家庭或者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根據梁慕嫻的回憶，很多參與暴力活動的人都是來自富裕家庭（註4）。這說明，意識形態因素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因素，才是恐怖主義的驅動力；這是所有恐怖主義的共同特點。
二）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
所有恐怖主義活動都是「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進行的。「獨狼式」的行為數量比較少，影響也不大，造成影響的都是集團性的。從《消》採訪新華社前副秘書長黃文放可以看出，整個六七暴動都是香港工委在策動的。在六七暴動前，中共香港工委已經派人到澳門學習「12‧3事件」的鬥爭經驗，準備在香港複製，迫使港英投降。根據《消》披露吳荻舟（當年中共駐港最高領導人之一）的《67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內容更可看出，當年中共總理周恩來全程領導整個暴動過程。暴動的參與者完全聽命於北京及其在港的代表指揮。正因為這是「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所以這場運動，既可以矍然而起，又可以戛然而止。
三）通過謊言來煽動仇恨和歌頌暴力
為了合理化採用暴力手段，左派不斷通過不實宣傳來煽動仇恨並歌頌暴力。例如《日記》透露了中共高層曾經譴責左派在向中央匯報情况時故意誇大傷亡數字，濫用「血洗」這類煽情詞彙，有「逼中央上馬」之嫌。事實上，這類通過製造謊言來煽動仇恨並歌頌暴力的例子不勝枚舉。筆者姑且引述當年參與者的一些回憶（註5）：
根據《文匯報》1967年11月9日的報道，庇理羅士校方召警拘捕14名學生，並「施行毒打」。這篇題為〈庇理羅士女將怒審法官〉的報道指出，在11月8日的審訊過程中，被捕女學生與法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韓雪（筆者按：當年被捕14名學生之一）指《文匯報》的報道與事實不符，過分渲染，她們沒有被毒打，也沒有在法庭與法官「鬥爭」，「當時我們的政治水準也沒有那麼高」。
另一名暴動參與者劉文成先生最近接受《立場新聞》訪問，也指出以他身處摩星嶺集中營一年的見聞，根本就沒有發生虐待囚犯的事，但為了宣傳需要，變成囚犯都遭到不人道的對待（註6）。
可見得，為了合理化他們的手段，必須編造謊言才能達到煽動仇恨的目的。
筆者強調左派的謊言在恐怖主義活動中所產生的煽動作用，但不否認在暴動的日子裏，港英確有過度使用武力導致不必要傷亡的事件。根據張家偉先生（《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作者）的統計，在暴動中因警方過度使用武力致死的，大概也有五六個人（註7）。《消》裏訪問了警司林占士，他承認當警察處於恐懼時也會不必要地使用武力造成傷亡。另外新聞處前高官Peter Moss也目睹警察對被捕示威者施加不必要的暴力而質疑其合理性等。但總體而言，在暴動期間不斷煽動「階級恨、民族仇」是所有左派報紙的主旋律。
四）透過連串暴力製造恐懼，犖犖大者有：
1，在新蒲崗工潮發生後不久，即縱火焚燒公務員宿舍。
根據《消》，1967年5月6日新蒲崗膠花廠工潮後，沒幾天（5月12日）暴動參與者就將打擊目標指向公務員及其家眷，發生了縱火焚燒黃大仙公務員宿舍事件；這是第一宗涉及無辜市民的恐怖主義事件。而這個時候，專責領導暴動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下稱「鬥委會」）還未成立。可見得，在暴動初起階段，左派已採取傷害無辜的手段。
2，從1967年7月開始，左派肆無忌憚地到處放置真炸彈，包括：繁華的馬路、車站、遊樂場、戲院，乃至民居等。1967年7月13日《明報》以〈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為題發表社論（圖一）說：「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炸郵政局、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委會」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明報》這篇社論記載了當時整個社會處於恐懼狀態的實情。1967年8月20日，8歲女童黃綺文及其兩歲弟黃兆勛在北角清華街住所附近因誤觸一枚炸彈，慘被炸至肚破腸流、手拆足斷，死狀慘不忍睹，雄辯地說明整個六七暴動的恐怖主義特徵。
3，為製造炸彈，左派號召非專業的人在無保護裝備下製造炸彈，罔顧他們安危，例如，中華中學的實驗室就被用來權充兵工廠，校方驅使學生製造炸彈，以致一名學生被炸斷手。又例如《消》採訪炸彈隊隊長，他就透露當年是怎樣在工會附近民居裏製造炸彈。在暴動期間，這些「山寨兵工產」共製造了約1200枚真炸彈（連假炸彈共8000枚），導致1名英軍、2名警察和12名無辜市民喪生。
炸彈製成後，還需要組織「投彈隊」，於是左派就組織熱血青年成為敢死隊，據梁慕嫻說（註8）：
「為要贏取鬥爭，戰勝港英，地下黨不惜犧牲那些有膽識有活力的熱血青年充當敢死隊開赴前線，滿街滿巷的真假炸彈……那些總商會的年輕戰鬥隊員們，那些好青年們，個個接受良好教育，甚至是富家子弟，不是黑社會分子，為什麼就能如此狠得下心去殺害林彬呢？主要原因是地下黨傳達鬥爭形勢和政策，傳達對敵人的仇恨，鬥爭你死我活的殘酷性，更宣揚為了取得勝利必須採用斷然手段，使用暴力在所不惜的指導思想。在這些不斷升級的極端暴力思想鼓吹下，足以對那些年輕戰鬥隊員們洗腦而走向極端。因此，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之名，在階級鬥爭總綱之下，草菅人命，輕率殺人！」
這種驅使年輕人去冒險犯難的做法，同我們今天所見到的ISIS策動青年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做法如出一轍。
4，對那些反對暴動的社會知名人士，則公然定性為漢奸而打算對他們施加所謂「民族紀律」。
在左派投擲了第一枚炸彈之後不久，《新晚報》在1967年7月7日刊登一條消息，透露了左派擬策動的某些恐怖主義措施。該消息的主要內容如下：
為響應北京關於〈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鬥爭隊伍〉的號召（註9），左派召開各條戰線參加秘密會議，由「權威人士」主持並部署工作。
會議目的在決定「直接打擊」的對象，辦法是制定一個「漢奸」名單，對他們實施「民族紀律」，而所謂「民族紀律」是指對「漢奸」科以最重的刑罰。
會議開始後，與會者就從資料室翻出很多「群眾檢舉」資料，大家就提出一批「漢奸」名單。
經過翻覆討論後確定第一批所謂「逆迹昭彰」的、「驗明正身」的漢奸名單共4人，上報北京批准。
文章說：「公布漢奸名單，決定漢奸身分這件事，現仍在全面計劃中。」
文章透露，被中共列入第一批漢奸的人共有4人（圖二），他們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明報社長）。會議指出他們代表了4種「敗類」：徐家祥是「港英機構華人走狗總代表」；李福樹是「買辦資產階級黃面老番領袖人物」；彭富華是「代表新界地主封建勢力」；查良鏞是「反華報紙的急先鋒」。會議決定了對這4人作為「直接打擊的對象」（註10）。漢奸名單公布後，社會掀起一陣恐怖情緒，因為這樣一張名單很可能就成為要執行暗殺的清單，而且據報道這還僅僅是第一批，換言之，還有可能第二、第三批，這就造成在香港政府工作的人處於一種人人自危的狀態。名單的公布，除了恐嚇當事人外，還旨在引起社會恐慌。當年查良鏞就被迫離開香港暫避新加坡。
執行民族紀律就是謀殺
什麼叫「民族紀律」？該篇報道沒有詳細解釋，但從殺害林彬時左派發表的公告看（詳見下文），則所謂執行民族紀律就等同謀殺，換言之，就是要殺害名單上的人。
5，公然對異議者實行私刑，例如活活燒死商台播音員林彬。
1967年8月24日，暴動參與者以「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為名，對反對暴動的著名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施以極刑，事後並悍然發表所謂「公告」：「民族敗類林彬，……為英帝反華賣命，並在商業電台對英勇抗暴的愛國同胞極盡造謠誣衊之能事。英、美、蔣反動派亦已供認林逆為反共反華的死心塌地分子，罪惡昭彰。雖經我愛國同胞多次警告，但林逆死不悔改，甘心認賊作父，自絕於我中華民族，為維護民族尊嚴，伸張正義，應港澳同胞的要求，由我司令部執行民族紀律，於八月二十四日晨將林逆正法。」
據梁慕嫻回憶，她曾問她的領導歐陽成潮為什麼要殺林彬，他回答：「這是階級鬥爭的需要！」無形中承認以階級鬥爭之名就可以殺人。（註11）
每一次發生這些暴力事件時，香港的左派報紙都予以正面的報道和鼓動。這些活動使1967年的暴動明顯帶有恐怖主義色彩。
6，企圖秘密從大陸輸入武器準備更大規模的濫殺。
根據《67日記》，吳荻舟發覺華潤同招商局這兩個中共企業，分別背着中央準備從大陸輸入8400把甘蔗刀和一批槍支，以便「支援」香港的鬥爭。幸好吳荻舟及早發覺，命令即時停運，最終被及時制止才沒有鑄成大錯。
左派發動的這些恐怖主義行為，既令他們失去民心而使整個「反英抗暴」行動以失敗告終，也是今天他們念茲在茲要抹去的歷史污迹。例如，周奕先生的《左派鬥爭史》在提及中華中學被政府封校時，只用封校事件來說明政府對左派的迫害，卻隻字不提被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校內製造炸彈導致學生被炸斷手臂。他又企圖為清華街姐弟被炸死的事件開脫，暗示有可能是港英嫁禍。又例如回歸後，左派已經成為立法會主要政治力量之後，左派議員黃定光、陳鑑林等公然偽造歷史，說沒有證據證明林彬是左派殺害的（註12），而他們都忘記了當年「處決」林彬時，所有左派報紙都當作一件大喜事來報道。
文革的暴力仇恨伸延
為什麼香港的左派會採取這些恐怖主義手段呢？筆者認為，鑑於香港的六七暴動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向香港延伸的結果，則香港出現的這些恐怖主義行為，必然同中共在文革期間出現的恐怖主義行為有關。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後短短3個月，全國就掀起一個所謂「紅八月」的恐怖主義浪潮。「紅八月」是公認的文革第一個殺人高潮，根據當代史專家丁抒教授的推論，全國在所謂「紅八月」裏被殺的人就高達10萬人（註13）。以北京為例，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簡報說，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從簡報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當做紅衛兵的「戰果」受到讚揚（註14），說明這些「紅色恐怖」都是中共高層的鼓動和縱容。
正因為中共高層的鼓動和慫恿，使神州大地到處出現「煽動仇恨、歌頌暴力」的社會歪風。當時的紅衛兵大字報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為再現當時這種提倡恐怖主義的風氣，筆者全文照錄其中兩張比較典型的大字報如下：
其一：哈爾濱市紅五類子弟造反大會會刊〈紅後代〉社論，1966.09.22
「我們高呼：紅色恐怖萬歲！
今天，我們搞紅色恐怖，明天，我們還要搞紅色恐怖，只要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存在，我們就要造反，就要搞紅色恐怖！
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有人一見到紅色恐怖……就膽戰心驚、大發雷霆……害怕紅色恐怖的傢伙們，實話告訴你們：對紅色恐怖持有什麼態度，是真假革命者的試金石……
我們造反是造定了，我們還要在紅色恐怖的烈火上加油，燒！燒！燒！！燒掉舊世界，建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建立毛澤東思想的紅世界。
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紅色恐怖萬歲！」
毛主席：每個農村都須造成短時期恐怖現象
其二：一個紅衛兵組織張貼的大字報（紅旗戰鬥組）
「我們的最高統帥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這一最高指示告訴我們：對反對派決不能有半點溫情……為此我們要為紅色恐怖開路，要製造紅色恐怖，要為紅色恐怖歡呼！因為：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鎮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破壞活動。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摧毁反動的資產階級權威的氣焰。
不製造紅色恐怖，革命派就不能揚眉吐氣。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最大限度的發動群眾。
不製造紅色恐怖，沒有革命的壓力，就決不能使牛鬼蛇神等混蛋王八蛋老老實實。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任務。
我們的光榮職責就是製造紅色恐怖，徹底完成「一鬥、二批、三改造」的戰鬥任務。
讓牛鬼蛇神在紅色恐怖面前發抖吧！
讓一切抱有溫情主義的人在強大的紅色恐怖面前猛醒吧！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紅色恐怖萬歲！」
即使50年後讀到這些文字，也感到毛骨悚然。正因為當時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紅色恐怖主義」，所以到處出現濫殺無辜的惡性事件，導致十年文革，死人無數。
六七暴動的恐怖主義手段以及造成的傷害，同大陸的「紅色恐怖」相比，確實是小巫見大巫，但論性質、內容乃至思想根源，則毫無二致。所以，嚴格來說，它是內地「紅色恐怖」向香港延伸的一部分。
很多六七暴動的參與者都是本着樸素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懷，以維護權益、伸張正義為出發點，滿腔熱情、英勇無懼的投入其中。可惜他們被無情地捲入大陸「紅色恐怖」浪潮而不自知。在「紅色恐怖萬歲」思潮的感染下，使自己不自覺地成為別人推動恐怖主義的棋子。
註：
1）陳教授與筆者的電話及電郵通訊
2）見《聯合國改革》中第二部分「免於恐懼的自由」，2005年3月21日
3）見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2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4）梁慕嫻：《回憶林彬兄弟慘案》，載《立場新聞》，2015年5月21日
5）見張家偉：《傷城記》
6）見劉文成：《一個共產黨的覺醒》，載《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
7）根據張家偉著《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可以歸類為警方過度使用暴力的案件計有：被警發現時已經死亡或重傷，其後不治5人以及被警方扣留期間死亡1人
8）見梁慕嫻：《回憶林彬兄弟慘案》，載《立場新聞》，2015年5月21日
9）見《人民日報》社論，1967年7月5日
10）見《正午報》，1967年7月7日
11）梁慕嫻：《回憶林彬兄弟慘案》，載《立場新聞》，2015年5月21日
12）見《蘋果日報》報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及陳鑑林先後否認左派活活燒死林彬，2010年5月13日
13）見丁抒：《浩劫》
14）見〈1966年：恐怖的北京「紅八月」〉，載《炎黄春秋》
2017-4-10日轉載
作者：徐承恩
2016年9月
2016年仲夏，風雨交加。香港國族之魂甦醒了，當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以及其他支持香港獨立的候選人被選舉管理委員會無理取消參選資格，香港國族主義一下子就從少數前衛者的主張，提昇為社會熱議的焦點。在8月5日晚，陳浩天等號召支持者到添馬公園集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出席，多位被取消資格者聯同部份本土派人仕輪流演講，而這可能是獨派在香港史上第一場大型集會。如此觸動了特區政府以及親北京人仕的敏感神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高調回應，指不能容忍港獨思潮進入中小學，甚至以吊銷牌照威脅宣傳港獨的老師。在九月開學後，一些學校屈服於當局的淫威，壓制打算討論港獨議題的學生。部份親共人仕則主張北京介入，或是將宣揚港獨的組織定為非法、或是針對煽動港獨的言論、近日甚至有風聲指人大會釋法禁止討論港獨。港獨與反港獨之爭，就在立法會選舉前掀起一輪腥風血雨。
一直以來，香港獨立都是公共討論的禁忌。大部份人不假思索，就條件反射的報以「不可能」三字。即使近年港中矛盾日益激化，中國干預又日益粗暴，不少朋友仍然認為港獨只是個偽議題。大部份的自由派雖然抗拒中共一黨專政、亦反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卻仍然基於大中華文化主義以中國的愛國者自居。比如陳祖為曾於2004年如此定義「港式愛國」：
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作民調研究，但在印象上覺得香港社會有兩種對愛國的表述、跟中央的不同。一是樸素的愛國精神，即所謂愛國就是愛中華大地、黎民百姓、歷史文化。另一種是自由民主式的表述，將國家與人民拉近（即主權在民），將政府和政黨推遠。兩種表達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將愛國等於對一個執政政府的認同或支持。
因着這種「港式愛國主義」，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認為縱然他們抗拒中共政權、主張香港高度自治，他們仍無可爭辯地算是愛國的中國人。亦因如此，不少人認為港獨運動只是庸人自擾，甚至陰謀論地以為提出港獨的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港式愛國」也許是出於善意，可惜其立論站不住腳，只能反映論者對國族主義以及中國近代史缺乏瞭解。
不論是中華大地、黎民百姓還是歷史文化，皆不足以證明究竟誰是中國人。東亞大陸帝國的疆土，其邊界在過去幾千年不斷移動。滿蒙疆藏其實都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所謂的「中華大地」，嚴格而言嶺南、江南等也是一樣。而香港與中國的黎民百姓的關連，又是從何而來呢？若說香港人與中國人血脈相連，這種論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而且即使不論那七拼八湊所謂的「中華民族」，單是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來源混雜的民族，而在漢地邊陲的漢人會與周邊民族通婚，又或者本身就是採納漢文化的周邊民族。嶺南人與越南人血緣上的相似度，恐怕不會比與華北漢人的相似度低。近年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多會指出大部份廣府人的祖先，其實並不是北方漢人移民，而是帶著百越血緣的原住民。華南學派的蕭鳳霞和劉志偉指出：
我們和科大衛（David Faure）在有關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數宗族關於祖先定居歷史的記憶和敘述是令人存疑的，這些宗族的祖先並不一定是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實際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這些宗族的部分成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操控著他們認作國家權力的像征，加上他們自己的創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國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過貼上了「漢人」的標記，他們與當地其他原居民劃清界線。這些宗族控制了廣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和廟宇，修築祠堂，編纂族譜，炫耀自己與士大夫的聯系。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命題和身份標志的同時，也創造著一套最後為官方和地方權勢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語言。
那麼訴諸於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又是否可行呢？問題是這一套「華夏文化」並不由中國獨享，它亦屬於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傳統文化。雖然這些國家的文化與中國的有微妙差別，但中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是不遑多讓。如此我們便難以用文化解釋何以日韓越三國不是中國。假如文化真是國族認同之根源，那麼隨着華夏文化向外擴散，日韓越三國理當會與中國越走越近。但事實卻是完全相反，當三國的儒學發展日益發達，離心力卻愈來愈大。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着「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這樣，我們必須承認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國族就是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並不是說國族是虛構的。與此相反，只要地緣政治因素令某地的精英和民眾有着獨特的集體經歷，他們自然就會想像自己為同時同地面對着共同命運的社群，最終發展為爭取於同一自治政體下共同生活的國族。就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自想像，卻是真實的，而且其存在很多時都是正當的。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強調：不是所有共同體認同都算是國族主義，只有現代的共同體認同才算是。現代的國族共同體，其價值必需是世俗化的。即使某些國族仍設有國教，國民追求的也必然是國族在物理世界的利益和價值。而國族內部得政治，既要主張國民同質性（Egalitarianism）、亦要實踐將國民與政治連繫起來的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不同國家在實踐上，會有不同的面貌，但共同體認同仍必須要有以上三個特點，才能算是真正的國族。即是說，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
既然如此的話，要斷定香港人能否成為真誠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就要回顧中國近代政治史，看看中國國族主義是如何成形的。
先鋒黨專權的中國國族主義
近代史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國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日清戰爭以後的事。雖然那不是清帝國的第一場敗仗，但東亞大陸的帝國被東亞海洋邊陲的日本打敗，卻徹底顛覆東亞體系幾千年來的秩序。此時清帝國必須重新思考它在國際秩序上的定位，而發展成像日本和西方列強那樣的國族國家，似是無可避免的選擇。
那時候清帝國的知識階層不斷思索，尋求把清帝國轉化為現在國族國家的方案。他們有的主張君主立憲，從而把清帝國轉化為多民族的公民國族國家。有的則訴諸種族主義，主張趕走滿族統治階層，建立以漢人為主、血統純正的新興國家。而後來的發展，則不無折衷的意味：中國於辛亥革命後走向共和，但它想要全盤接收清帝國的疆土，只得將各國語言、文化各不相通的民族勉強拼合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有着國族國家的外觀，但當時中國人對於中國國族的內容，仍然沒有共識。部份統治精英想要從上而下的推行改革，以國家主義的方式實行中央集權。這是梁啟超的理想，亦一度是袁世凱努力的目標。後來袁世凱在內政、外交都遇到挫折，就想要回復帝制：結果他只能證明中國早已回不去了。袁世凱一倒，他的舊部就只能割據一方互相攻伐，從上而下的改革就只能束之高閣。
而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憲政的嘗試，令地方紳商初嘗政治參與的權利。雖然當時憲制稱不得上是健全，但他們在僅有的公共參與之中得到充權，就想要在地方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時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族主義，只是眾多互相競爭的意識形態的其中一種，提倡地方分權、自治以至是獨立的聲音，亦同樣普遍。湖南及廣東的地方精英，都想要趁清末民初的改革，嘗試推動地方的自主權、深化民主改革，一些比較進取的地方人士甚至會主張獨立建國。袁世凱倒台後，中國暫未有能壓場的強人，軍閥混戰無日無之。地方精英便希望能推行地方自治，讓地方能免受紛擾走向現代化，待來日戰事平息後方謀求再組聯邦。部份知識階層亦寄望由下而上的改革，更易達成民主化的效果。他們計劃先推行省議會普選、再公投制定省憲法，然後立憲自治的省份組織聯盟，以期向聯邦制度邁進。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是聯省自治運動的主要推手，他以「粵人治粵」為執政口號，並開始推行縣議員和縣長的民主選舉。
陳炯明的德政甚得當時往返粵港兩地商人之歡心，只是陳最終在權力鬥爭中敗陣，之後割據廣東的孫文又投向蘇俄，作風日益專制。假如聯省自治的路線跑出的話，懶理中央、着重民主的「港式愛國」，將無可置疑是根正苗紅的中國國族主義。只是歷史的發展，豈能盡如人意？
辛亥革命後中國亂象紛呈，青年知識階層認為那是傳統文化根深柢固的緣故，他們覺得非要把所有舊文化全盤否定不可，讓他們帶領國民從頭改造新中國，中國才會有希望。他們看見黎民的冷漠，就對自由主義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失去信心。威爾遜以民主大國美國總統之尊參與巴黎和會，又提出民族自決原則，曾令青年寄與厚望。但中國未能取回山東權益的事實，令青年堅信先鋒黨理論：中國國族正在沉睡，非得要有一群先鋒黨喚醒民眾。讓民眾接受先鋒黨的領導建設國家，則是中國國族主義的奧義。一些愛國青年接受了共產主義，孫文亦趁機拉攏蘇聯，先是扭轉劣勢打敗陳炯明，再在蘇聯協助下將國民黨改造為列寧式的先鋒黨。隨後國民黨又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將廣東建設為先鋒黨國族運動的前進基地，圖謀以武力統一中國。
北伐之後，整個中國都是先鋒黨的天下，其他不服膺於先鋒黨的論述，都遭受暴力打壓，再也無法抬頭。國民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就是由上而下、服從領袖、完成革命。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才能以暴力抵抗暴力延續下去。他們在打贏國共內戰上台後，新的國旗是代表社會各界的小星、拱照代表共產黨的大星，愛國就是從服從共產黨的指導建設國家。在五星旗下的新中國，黨就是國、國需要黨，愛國也必然意味着愛黨。
在1989年爆發天安門學運時，中共的先鋒黨國族主義幾乎破產。學運人士提倡主權在民的國族主義，觸動同期渴望自由的香港人。但這種自由國族主義未扎根，就被六四的槍彈無情鎮壓，一蹶不振。面對認受性危機，中共拋棄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大刀闊斧開放市場經濟，令中國在一代之間從一貧如洗變為走向富強。與此同時，教育部門亦不斷重提十九世紀至中共立國之間的種種屈辱，並將近年西方對中國政治的批評，作為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之所謂「證據」。大多數中國人，都因國家走向富強而自豪，覺得要對中共的帶領感恩，而愛國就要跟隨共產黨的腳步抵抗外侮。他們戀慕帝國的榮光，覺得中國帝國復興令他們很有面子，縱使他們大都只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帝國奴民。雖然中國仍有追尋自由國族主義的朋友，但大體上他們並未有擺脫黨國國族主義的社會結構，而且他們始終是影響力有限的少數。
可是香港並未受中國先鋒黨國族主義的薰陶。香港人在五四運動期間，雖然亦有反日情緒，卻與當時中國的國族主義論爭絕緣。國共兩黨無疑曾於1925至26年發起「港粵大罷工」，罷工規模固然是史無前例，但不認同的香港人為數不少。是以罷工雖由六月一直維持到次年十月，但在各方張羅下，香港市面到七月就回復正常。港商及落難香港的粵商，覺得廣東的政敵非要把他們趕落大海不肯罷休。於是他們挺身而出，動用人力物力維持社會秩序、恢復工業生產。他們自覺打了一場香港保衛戰，在過程中認定香港才是他們的家。值得留意的是，縱使初時大批港人參與打著中國國族主義旗號的省港大罷工，他們多放眼本土的反殖及勞工權益。當罷工發展政黨內鬥，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此後香港本土意識雖然最初只見於精英階層，但大部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主要是關懷某縣某村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少數服膺於國共兩黨國族論述的，在1956和1967年兩場暴動後亦遭邊緣化。到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化蓬勃發展，普羅大眾就連那丁點的鄉土意識亦日趨淡薄。歷史學者冼玉儀教授如此憶述：
在暴動前，那些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人雖然會覺得與中國有距離，但仍然沒有人提「香港人」這稱呼。「我是誰」這類的問題，並未真正為人提出。但六七暴動時，這問題卻成了當頭棒喝，很多人被逼要選擇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或者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所以，在六七年，由只是在「香港居住的人」轉變成香港人這個變化是很突出的。
結果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就只剩虛無飄渺的文化意識，再加上天安門學運期間目睹學生追尋自由而有的感動。那種愛百姓、愛文化、愛民主的「港式愛國」，是樸素的情感，在民初時還可算是正統的中國國族主義。可是自五四過後好幾代人，中國就早已不是當日的中國，「港式愛國」所愛的只是不復存在的海市蜃樓。在之後我們會看到，當「港式愛國」與先鋒黨國族主義正面交鋒，「港式愛國」就無法招架得住。
2004年的愛國論爭
雖然「港式愛國」與羅湖橋以北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以統一戰線的方式接觸香港自由派及社運人仕。雖然香港人的大中華文化主義並不是中國標準的愛國，但當時中共要做的，是騙取香港各界的團結以對付英國這最大敵手。六四慘案後，參與支聯會活動的主流民主派與中共反目，但中共仍未有放棄統戰民主派，先是仍未併入民主黨的匯點、然後就是民協。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仕觀禮團時，他對「愛國」的標準，也是比較寬鬆而模稜兩可的：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甚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作出貢獻。
但香港人與中國在國族認同上的矛盾，只是隱而不發。2002年，不孚民望的董建華政權堅持要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香港人擔心此法將侵害人身自由，同時又對1997年以來的施政失當深深不忿，最終於2003年7月1日主權移交六週年紀念日，有五十萬民眾上街抗爭。親商界的自由黨撤回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的支持，使立法過程無限期擱置。於這次社運得以充權的香港人，進而爭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主張要「還政於民」。對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要「還政於民」，就是對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否定，是阻撓先鋒黨復興中國。就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夏勇所言：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民族才得以洗百年恥辱，港人才可能真正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港人治港的實質是中國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題，是中國人當家作主。
而另一位草委，身為憲政學者的許崇德則重新「詮釋」鄧小平的言論。他認為民主只是偽議題，所謂「港人治港」，必然要由愛中國的香港人治港。民主普選對「愛國者治港」，可以是種障礙：
當時……草委會內有個別香港委員帶動着社會上的一些政治勢力，打着「民主」的旗號，吵着要《基本法》香港的行政長官……立法會的全部議員都立即由直接選舉產生……小平同志一下子就識破了其中的真實用心。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湯華更進一步闡明，香港人反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立法，是不「愛國」的表現。他甚至更進一步，反對「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主張愛中國就要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領導：
如有的人繼續參與甚至領導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組織。他們打着追求民主的幌子，散布所謂「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的謬論……在香港《基本法》第23條問題上，某些人也充分地暴露出他們敵視國家的真實面目。立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是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應盡的責任……他們一直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極力地阻撓《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他們攻擊第23條立法為「惡法」，鼓吹「戰勝23條」，還妄稱要逼使第23條「永不立法」等……我們要認清他們的險惡用心，絕不能讓這種人竊取特區的管治權。
對信奉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香港沒有民主不是問題。反之，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反映香港人不夠「愛國」，是「人心未回歸」之過。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因為「外國勢力」從中作梗，再加上所謂的「崇洋媚外者」的煽動。追求不受中共干預的真民主，就是所謂的「挾洋自重」，要將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如是說：
事隔六年，有人，其中包括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重新棟起英國人打出的「還政於民」的旗號，在群眾中進行煽動，製造混亂。人們不禁要問：是不是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交還給國家，並由中央授權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都不算「還政於民」，只有把香港的政權交給那些「街頭政治家」來掌管，才算「還政於民」呢？
到2004年2月底，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刊登社論，替過去的愛國論爭定了調：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香港確有一些掌握着某種政治權力的人不符合「港人治港」的條件。他們當初為歷史大勢所趨，確曾表示擁護香港回歸，但並不情願在「一國」下生活，因而在回歸後不斷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角力，反對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組織或參與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乞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公開支援臺灣前途自決。如此所作所為，令廣大港人擔憂，令中央政府不安。
「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卻脫離中國的現實。自北伐以來，國共兩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都是黨國不分的先鋒黨理論。國族主義的內容是由先鋒黨制定的，而國民的愛國責任就是服從先鋒黨的指示。中共建政後，對中國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造，共產黨的組織於社會結構無孔不入，而先鋒黨國族主義早已深入幾代人的骨髓。隨着中國日漸富強，中國人的自豪感更令他們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合法性，縱然他們偶爾對中共個別政策感到不滿。唯有在南海之濱那片相對自由的土地，才有可能將黨國分家，以純樸的情感愛中國。但現實上，他們愛的中國，並不是在東亞大陸統治着十三億人的那個中國。
是以，當香港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不欲中共干預香港內政，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觀點看，那是對先鋒黨的不信任。反對先鋒黨的話，不管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如何，他們就是不愛國的「港獨份子」。
在2004年4月6日，中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確立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決定權。2007、2008年雙普選的訴求遭到否定。2003年以來的民主運動，遭遇了滑鐵盧。
帝國崛起下的愛國政治
在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規模上幾可與美國鼎足而立。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盛事，令中國愛國民眾持續亢奮。而美國同期又因金融海嘯，國勢一度大不如前。如今中國人不只渴求富強，更期望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美民主國家經濟低迷，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堅信先鋒黨模式的優越性。
此時中國國族主義者產生浪漫主義想像：他們相信在共產黨治下，中國將能繼承昔日東亞大陸帝國的榮光。他們渴求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天朝體系，並將目光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在2008年撰寫《中國香港》一書，就將一國兩制描述為鄧小平復興帝國的鴻圖大計。雖然強世功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具爭議性，其推論亦為人垢病，然而那卻能反映中國國族主義鷹派的想法。
強世功認為，中國於中共治下的國家建構，彰顯了儒家政治倫理的差序格局原則，而一國兩制則是這種政治儒理的體現。香港就如天朝體系下的藩屬國，香港人獲中共這位「天子」的保護和接濟，而反過來就有責任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邊疆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承擔起邊疆安全與發展的道德責任……
國家就是基於家庭這個基於情感而凝聚起來的團體……「血濃於水」等等這些中國共產黨的話語中耳熟能詳的詞語，恰恰是將儒家的政治傳統帶入現代國家建構中。「一國兩制」在這個意義上，更是建立在儒家傳統的政治思考之上的。
強世功未有解釋何以香港人要與中國人有着類似家庭的情感連帶：也許他是種族主義地假設兩者分享着相同的血緣。總之他主張香港人是應該與中國有類似家族的情感，香港人應該愛中國，就像孩子孝順父母那樣。但強世功感嘆香港人並未有盡愛中國的本份，他將之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陰謀：
那麼由於1989年全球政治形勢的變化，英國在美國支持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採取主動攻勢，即改變中英聯合聲明的「措詞」，改變它的「語氣」，把香港理解為一個國家，通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者在中國內部培植出反對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彭定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若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系變成立法主導，他們的代理人也就自然獲得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在暴動前，那些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人雖然會覺得與中國有距離，但仍然沒有人提「香港人」這稱呼。「我是誰」這類的問題，並未真正為人提出。但六七暴動時，這問題卻成了當頭棒喝，很多人被逼要選擇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或者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所以，在六七年，由只是在「香港居住的人」轉變成香港人這個變化是很突出的。
結果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就只剩虛無飄渺的文化意識，再加上天安門學運期間目睹學生追尋自由而有的感動。那種愛百姓、愛文化、愛民主的「港式愛國」，是樸素的情感，在民初時還可算是正統的中國國族主義。可是自五四過後好幾代人，中國就早已不是當日的中國，「港式愛國」所愛的只是不復存在的海市蜃樓。在之後我們會看到，當「港式愛國」與先鋒黨國族主義正面交鋒，「港式愛國」就無法招架得住。
2004年的愛國論爭
雖然「港式愛國」與羅湖橋以北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以統一戰線的方式接觸香港自由派及社運人仕。雖然香港人的大中華文化主義並不是中國標準的愛國，但當時中共要做的，是騙取香港各界的團結以對付英國這最大敵手。六四慘案後，參與支聯會活動的主流民主派與中共反目，但中共仍未有放棄統戰民主派，先是仍未併入民主黨的匯點、然後就是民協。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仕觀禮團時，他對「愛國」的標準，也是比較寬鬆而模稜兩可的：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甚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作出貢獻。
但香港人與中國在國族認同上的矛盾，只是隱而不發。2002年，不孚民望的董建華政權堅持要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香港人擔心此法將侵害人身自由，同時又對1997年以來的施政失當深深不忿，最終於2003年7月1日主權移交六週年紀念日，有五十萬民眾上街抗爭。親商界的自由黨撤回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的支持，使立法過程無限期擱置。於這次社運得以充權的香港人，進而爭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主張要「還政於民」。對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要「還政於民」，就是對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否定，是阻撓先鋒黨復興中國。就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夏勇所言：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民族才得以洗百年恥辱，港人才可能真正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港人治港的實質是中國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題，是中國人當家作主。
而另一位草委，身為憲政學者的許崇德則重新「詮釋」鄧小平的言論。他認為民主只是偽議題，所謂「港人治港」，必然要由愛中國的香港人治港。民主普選對「愛國者治港」，可以是種障礙：
當時……草委會內有個別香港委員帶動着社會上的一些政治勢力，打着「民主」的旗號，吵着要《基本法》香港的行政長官……立法會的全部議員都立即由直接選舉產生……小平同志一下子就識破了其中的真實用心。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湯華更進一步闡明，香港人反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立法，是不「愛國」的表現。他甚至更進一步，反對「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主張愛中國就要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領導：
如有的人繼續參與甚至領導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組織。他們打着追求民主的幌子，散布所謂「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的謬論……在香港《基本法》第23條問題上，某些人也充分地暴露出他們敵視國家的真實面目。立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是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應盡的責任……他們一直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極力地阻撓《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他們攻擊第23條立法為「惡法」，鼓吹「戰勝23條」，還妄稱要逼使第23條「永不立法」等……我們要認清他們的險惡用心，絕不能讓這種人竊取特區的管治權。
對信奉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香港沒有民主不是問題。反之，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反映香港人不夠「愛國」，是「人心未回歸」之過。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因為「外國勢力」從中作梗，再加上所謂的「崇洋媚外者」的煽動。追求不受中共干預的真民主，就是所謂的「挾洋自重」，要將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如是說：
事隔六年，有人，其中包括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重新棟起英國人打出的「還政於民」的旗號，在群眾中進行煽動，製造混亂。人們不禁要問：是不是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交還給國家，並由中央授權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都不算「還政於民」，只有把香港的政權交給那些「街頭政治家」來掌管，才算「還政於民」呢？
到2004年2月底，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刊登社論，替過去的愛國論爭定了調：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香港確有一些掌握着某種政治權力的人不符合「港人治港」的條件。他們當初為歷史大勢所趨，確曾表示擁護香港回歸，但並不情願在「一國」下生活，因而在回歸後不斷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角力，反對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組織或參與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乞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公開支援臺灣前途自決。如此所作所為，令廣大港人擔憂，令中央政府不安。
「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卻脫離中國的現實。自北伐以來，國共兩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都是黨國不分的先鋒黨理論。國族主義的內容是由先鋒黨制定的，而國民的愛國責任就是服從先鋒黨的指示。中共建政後，對中國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造，共產黨的組織於社會結構無孔不入，而先鋒黨國族主義早已深入幾代人的骨髓。隨着中國日漸富強，中國人的自豪感更令他們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合法性，縱然他們偶爾對中共個別政策感到不滿。唯有在南海之濱那片相對自由的土地，才有可能將黨國分家，以純樸的情感愛中國。但現實上，他們愛的中國，並不是在東亞大陸統治着十三億人的那個中國。
是以，當香港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不欲中共干預香港內政，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觀點看，那是對先鋒黨的不信任。反對先鋒黨的話，不管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如何，他們就是不愛國的「港獨份子」。
在2004年4月6日，中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確立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決定權。2007、2008年雙普選的訴求遭到否定。2003年以來的民主運動，遭遇了滑鐵盧。
帝國崛起下的愛國政治
在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規模上幾可與美國鼎足而立。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盛事，令中國愛國民眾持續亢奮。而美國同期又因金融海嘯，國勢一度大不如前。如今中國人不只渴求富強，更期望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美民主國家經濟低迷，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堅信先鋒黨模式的優越性。
此時中國國族主義者產生浪漫主義想像：他們相信在共產黨治下，中國將能繼承昔日東亞大陸帝國的榮光。他們渴求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天朝體系，並將目光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在2008年撰寫《中國香港》一書，就將一國兩制描述為鄧小平復興帝國的鴻圖大計。雖然強世功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具爭議性，其推論亦為人垢病，然而那卻能反映中國國族主義鷹派的想法。
強世功認為，中國於中共治下的國家建構，彰顯了儒家政治倫理的差序格局原則，而一國兩制則是這種政治儒理的體現。香港就如天朝體系下的藩屬國，香港人獲中共這位「天子」的保護和接濟，而反過來就有責任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邊疆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承擔起邊疆安全與發展的道德責任……
國家就是基於家庭這個基於情感而凝聚起來的團體……「血濃於水」等等這些中國共產黨的話語中耳熟能詳的詞語，恰恰是將儒家的政治傳統帶入現代國家建構中。「一國兩制」在這個意義上，更是建立在儒家傳統的政治思考之上的。
強世功未有解釋何以香港人要與中國人有着類似家庭的情感連帶：也許他是種族主義地假設兩者分享着相同的血緣。總之他主張香港人是應該與中國有類似家族的情感，香港人應該愛中國，就像孩子孝順父母那樣。但強世功感嘆香港人並未有盡愛中國的本份，他將之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陰謀：
那麼由於1989年全球政治形勢的變化，英國在美國支持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採取主動攻勢，即改變中英聯合聲明的「措詞」，改變它的「語氣」，把香港理解為一個國家，通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者在中國內部培植出反對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彭定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若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系變成立法主導，他們的代理人也就自然獲得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在強世功眼中，六四慘案後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本質上是要香港變為政治實體的港獨運動。在這場港獨運動背後，是由亟欲延續殖民地體系的英國煽動，而民主派就是英美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這個講法侮辱了追求民主的香港人：難道他們追求民主的心志都是假的？難道他們都只是殖民主義者的傀儡？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人渴求自由和民主，本質就是叛國，是「人心不回歸」的罪證：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凡是追尋民主的香港人，都是「港獨份子」，都是中國的叛徒。然而民主派不是很多人都有大中華情結嗎？強世功否定這些大中華情結是真正的愛國。是否認同中共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於中共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在中央對香港擁有的主權從主權權利變成主權行使的過程中，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義所在。
對中共來講，香港爭取民主的人仕都是現實上的「港獨份子」，但《基本法》又有政制民主化的承諾，那麼中共就應當干涉香港的政治，令其對香港的主權得以實踐。中共要拖慢香港的民主進程，爭取時間壯大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力量，令親共「愛國」者能以民主手法管治香港。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亦有類似的見解，他主張中共應於香港建立一支平行的管治團隊，令香港的自治不會演化為實質的港獨：
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人大常委會」於 2016年11月7日再次釋法，對《基本法》104條名為詮釋實為修法，禁止未能通過宣誓的議員再次宣誓，並將其逐出議會。他們針對的，不只是涉嫌於宣誓時以「支那」一語侮辱中國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所有反對北京政權全權統治香港的在野陣營。「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於釋法後召開記者會，其間之言論雖然令人震驚，但歸根究底還是彈了十幾年的老調：
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當然，香港回歸時這些年輕人還沒出生，他怎麼能夠受那個時候的影響呢？我想這些年輕人就受到了這些人的影響，受到他們的灌輸，而且是有組織的灌輸。所以，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再過若干年以後，也能看到背後挑動他、教唆他的這部分反對勢力的真實面目，他也會受到教育的。這是就你們講講的所謂港獨問題，這是第二點。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6年11月7日）
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於宣誓時挑釁中國，確實缺乏政治智慧。然而，他們二人之言行，充其量只是一個觸發點。中國一直以來的愛國標準，都是要帝國臣民無條件接受先鋒黨的專權統治。香港人只要對北京政權的絕對權力稍有質疑，在本質上都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者。即使沒有港獨思潮、沒有宣誓爭議，2016年11月7日的劫難，亦很可能會在這幾年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以為「愛國不愛黨」就可以避免「觸動底線」的天真想法，可以休矣。
總統
中國當局與香港特區政府近日頻頻批判港獨思潮。特區政府不顧可能帶來的法律爭議，粗暴地阻止主張港獨的人仕參選。親北京人仕亦不斷向傳媒放風聲，說要動用各種手段遏制港獨言論。然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局對港獨的敏感反應，源於中國國族主義的結構性問題。自國民黨北伐以來，先鋒黨理論就是中國國族主義的主流，之後更為中共推向極致。近年中共國勢日隆，更令先鋒黨專權的做法獲得認受性，令中國人竭斯底里地沉醉於身為帝國子民的榮光。基於這種理論，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抗拒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帶領，本質上就是港獨，就要背負分裂「祖國」的所謂罪名。這樣在主權移交後，中共在國族主義的旗號下，自然就有干涉香港事務的傾向。有論者批評港獨人仕為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提供藉口，這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已經看到，凡是抗拒中共專權的香港人，都早被歸類為「港獨份子」。以為抱着大中華情結就會被中國國族主義者視為愛國同路人，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近日安徒在《星期日生活》的評論文章中，指中共從來都不會怕港獨成功，而港獨思潮只是因公民社會被侵蝕而起的民粹反應。這種對港獨思潮的批判不甚公允，而且不合邏輯。香港人的抗爭，在乎的不是中共怕不怕，而是香港人的自由、尊嚴和幸福。說港獨是公民社會崩壞的病徵，暗批港獨有違公民價值，更只是自由心證。所謂公民社會，就是一群公民立志服務社會、將社會視為自己的社群，然後為所屬社群的福祉，同心協力爭取公共事務的變革。這是一個社群，香港的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想像，建基於世俗自由主義價值，主張香港人皆為平等平權的公民、都應該透過民主政治實踐大眾主權。不管你如何稱呼，這個共同體最終會帶來的，就是香港國族主義。香港的公民社會註定不能與膜拜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同負一軛。而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眼中，不管香港公民社會的主張是如何的溫和，也只能是背叛中國的「港獨份子」。
近日的反港獨風潮，最終針對的，不是狹義的「港獨份子」，而是廣義的「港獨份子」：這包括所有抗拒中共干預香港事務，追求自由、民主、自治的香港人。不願意臣服於中共的，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而寒冬才剛剛開始。
作者簡介：
徐承恩，第三代香港人。祖先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於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研究香港權力精英，並根據其研究撰寫《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一書。其後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及《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人無定志，好讀書而不欲投身學術，好遊樂而不願攀山越嶺，既非飛黃騰達亦非一事無成，總算能維持生活與發展興趣。
（2016年9月18日於《立場新聞》首次發表，並於11月7日修改）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凡是追尋民主的香港人，都是「港獨份子」，都是中國的叛徒。然而民主派不是很多人都有大中華情結嗎？強世功否定這些大中華情結是真正的愛國。是否認同中共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於中共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在中央對香港擁有的主權從主權權利變成主權行使的過程中，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義所在。
對中共來講，香港爭取民主的人仕都是現實上的「港獨份子」，但《基本法》又有政制民主化的承諾，那麼中共就應當干涉香港的政治，令其對香港的主權得以實踐。中共要拖慢香港的民主進程，爭取時間壯大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力量，令親共「愛國」者能以民主手法管治香港。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亦有類似的見解，他主張中共應於香港建立一支平行的管治團隊，令香港的自治不會演化為實質的港獨：
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人大常委會」於 2016年11月7日再次釋法，對《基本法》104條名為詮釋實為修法，禁止未能通過宣誓的議員再次宣誓，並將其逐出議會。他們針對的，不只是涉嫌於宣誓時以「支那」一語侮辱中國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所有反對北京政權全權統治香港的在野陣營。「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於釋法後召開記者會，其間之言論雖然令人震驚，但歸根究底還是彈了十幾年的老調：
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當然，香港回歸時這些年輕人還沒出生，他怎麼能夠受那個時候的影響呢？我想這些年輕人就受到了這些人的影響，受到他們的灌輸，而且是有組織的灌輸。所以，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再過若干年以後，也能看到背後挑動他、教唆他的這部分反對勢力的真實面目，他也會受到教育的。這是就你們講講的所謂港獨問題，這是第二點。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6年11月7日）
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於宣誓時挑釁中國，確實缺乏政治智慧。然而，他們二人之言行，充其量只是一個觸發點。中國一直以來的愛國標準，都是要帝國臣民無條件接受先鋒黨的專權統治。香港人只要對北京政權的絕對權力稍有質疑，在本質上都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者。即使沒有港獨思潮、沒有宣誓爭議，2016年11月7日的劫難，亦很可能會在這幾年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以為「愛國不愛黨」就可以避免「觸動底線」的天真想法，可以休矣。
總統
中國當局與香港特區政府近日頻頻批判港獨思潮。特區政府不顧可能帶來的法律爭議，粗暴地阻止主張港獨的人仕參選。親北京人仕亦不斷向傳媒放風聲，說要動用各種手段遏制港獨言論。然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局對港獨的敏感反應，源於中國國族主義的結構性問題。自國民黨北伐以來，先鋒黨理論就是中國國族主義的主流，之後更為中共推向極致。近年中共國勢日隆，更令先鋒黨專權的做法獲得認受性，令中國人竭斯底里地沉醉於身為帝國子民的榮光。基於這種理論，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抗拒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帶領，本質上就是港獨，就要背負分裂「祖國」的所謂罪名。這樣在主權移交後，中共在國族主義的旗號下，自然就有干涉香港事務的傾向。有論者批評港獨人仕為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提供藉口，這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已經看到，凡是抗拒中共專權的香港人，都早被歸類為「港獨份子」。以為抱着大中華情結就會被中國國族主義者視為愛國同路人，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近日安徒在《星期日生活》的評論文章中，指中共從來都不會怕港獨成功，而港獨思潮只是因公民社會被侵蝕而起的民粹反應。這種對港獨思潮的批判不甚公允，而且不合邏輯。香港人的抗爭，在乎的不是中共怕不怕，而是香港人的自由、尊嚴和幸福。說港獨是公民社會崩壞的病徵，暗批港獨有違公民價值，更只是自由心證。所謂公民社會，就是一群公民立志服務社會、將社會視為自己的社群，然後為所屬社群的福祉，同心協力爭取公共事務的變革。這是一個社群，香港的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想像，建基於世俗自由主義價值，主張香港人皆為平等平權的公民、都應該透過民主政治實踐大眾主權。不管你如何稱呼，這個共同體最終會帶來的，就是香港國族主義。香港的公民社會註定不能與膜拜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同負一軛。而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眼中，不管香港公民社會的主張是如何的溫和，也只能是背叛中國的「港獨份子」。
近日的反港獨風潮，最終針對的，不是狹義的「港獨份子」，而是廣義的「港獨份子」：這包括所有抗拒中共干預香港事務，追求自由、民主、自治的香港人。不願意臣服於中共的，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而寒冬才剛剛開始。
作者簡介：
徐承恩，第三代香港人。祖先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於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研究香港權力精英，並根據其研究撰寫《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一書。其後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及《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人無定志，好讀書而不欲投身學術，好遊樂而不願攀山越嶺，既非飛黃騰達亦非一事無成，總算能維持生活與發展興趣。
（2016年9月18日於《立場新聞》首次發表，並於11月7日修改）
編者注：東亞，地理上原指亞洲東部的一個區域，位於亞歐大陸的東部，太平洋的西部，包括中、日、韓、朝、蒙五國，或也包括中華民國（台灣）。不過，現不少作者把東南亞也包含在內。
作者：黎蝸藤
最近，美國防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第一次就出訪目的地就是東亞。訪韓時，繼續強調部署薩德計劃。訪日時，重申釣魚島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的覆蓋範圍（本屆政府第一次作出這種承諾）。儘管他強調要用外交手段解決東亞問題，卻私下把中國在東亞的行動與戰略目標，視為「回復明朝的進貢體系」，並向日本官員表示無法接受。這似乎是首次報導出來的，美國内閣成員對東亞體系與國際關係有這種認識。
這種説法並非沒有根據。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明朝熱與對朝貢體系的推崇，都發放出這種信號。中國向來喜歡借古論今，輿論場所對不同朝代的評價導向，是判斷中國政治走向的指標之一。馬蒂斯是“學霸型”的軍人，擁有七千多本藏書。他有這種認識，可與特朗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對中國經濟運作的熟悉程度相媲美，不枉了學霸型軍人的稱號。這表明，新一屆美國政府要員，對中國的認識，已經不再停留在表面膚淺的層次，這對塑造美國對華新戰略乃至構建整個新東亞體系，都有重要意義。
但西方對中國歷史的理解，經常會被中國的誇大之詞所迷惑而墮入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的話語圈套中。爲此，必須分析到底中國宣傳的朝貢體系的内涵是什麽。
中國推崇明朝的背後
中國近年來興起明朝熱，這固然與《萬曆十五年》與《明朝那些事兒》這些優秀的學術或普及型歷史著作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有很大關係，但當中也有不可忽略的微妙政治因素。中國政府對蒙元及滿清的態度，與對明朝的態度，有耐人尋味的區別。
對蒙元滿清的態度在於“守”。中國現代疆域和聲稱的疆域範圍，大部分形成於這兩個北方和東北方民族統治中國的時代。清末民初開始，蒙元和滿清是不是中國的問題，成爲“中華民族”構建過程中激烈爭論的問題。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和當時東亞錯綜複雜的現實政治有很大關係。日本興起的“東洋學”，提出元清非中國的理論。日本戰敗後，東洋學衰落，但西方學者魏復古（KARL A. WITTFOCEL）的1949年的巨著《遼：中國社會史》（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從更廣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角度把這種爭論延續到西方學術界。90年代，西方興起新清史與内亞史，進一步挑戰“元清是中國”的理論。中國政府與主流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主要任務是抵抗新清史，捍衛“中國疆域”（滿蒙疆藏台）。
但中國對明朝歷史則呈現“攻”的態度，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明朝是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的皇朝，傳統史學界多以“保守”（沒有開疆拓土）、“黑暗”（宦官政治）、“怠政”（皇帝長期不上朝）等負面形容，乃至“揚清貶明”。中國現時的明朝熱則努力為之而平反，暗藏彰顯“漢人”朝代的偉大的目的。這正是漢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所謂“皇漢”）的表現，也是本質上仍然是“大漢族主義”的“中國民族復興夢”的必然。
其次，密集宣傳鄭和下西洋以配合中國多種戰略。第一，配合中國的“海軍強國”戰略，論證中國“自古以來”不但是大陸國家，也是海洋國家。中國認爲，鄭和七下西洋，還在哥倫布之前將近100年；而且航海隊伍規模巨大（据说最多一次有两萬七千人），船隻堪稱巨艦（據説最长有44丈[1]，即125米長的万噸巨輪），這與哥倫布的的三艘“小帆船”形成鮮明對比。當然，無論鄭和出行的規模與船隻的大小都充滿爭議[2]，非常不可信。最重要的分別是，鄭和下西洋的路綫都是以前阿拉伯人等記錄過的航綫，與哥倫布自行探索的航綫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配合“一帶一路”工程，宣傳中國和沿綫國家，特別是穆斯林國家，“自古以來”的傳統友誼。這時，鄭和的穆斯林身份發揮了作用。中國學者甚至強調，印尼、馬來西亞及汶萊等國家的伊斯蘭教，是鄭和傳入的，或者鄭和是最重要的傳播者[3]。
第三，論證中國自古以來就管轄南海，繼而論證東南亞歷史上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這當然也是誇大其詞。所謂鄭和下西洋到過南海諸島，既沒有歷史根據，即便真的到過，也不能説明主權歸屬[4]。東南亞各國（除越南北部）並不屬中華文化圈，而是先屬於印度文化圈，再伊斯蘭化，再被西方殖民。整個區域的總體發展過程和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最後，最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如馬蒂斯所言，宣傳從明朝開始的“朝貢體系”。鄭和下西洋又在此起到關鍵作用。
明朝是真正形成中國朝貢體系的時代。對於急於為世界提供一整套“中國解決方案”，以取代“西方體系”的中國來説，朝貢體系無疑是一種最順手的工具。
其話語邏輯是：1）朝貢體系在歷史上存在過，中國回到這個系統有“歷史上的正當性”。2）朝貢體系雖然有等級之分，但在歷史上發揮了“好”的作用：一曰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二曰有別於“西方的殖民主義”體系，不帶壓迫性質；[5]三曰能為加入體系的國家帶來經濟和文化上的好處。3）因此，現行體系應該加以改造為朝貢體系。這裡不用“替代”而用改造，是因為中國一再強調自己不是要顛覆現行體系。當然，是改造還是替代，不過是語言僞術。
只要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套邏輯是誇大其詞。第一，有實質意義的朝貢體系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很有限。現在說的東亞，歷史上主要由三個文化板塊所構成：中華文化圈（即包括中國本部、朝鮮、日本、琉球和越南）、印度文化圈（印度、東南亞）以及北亞遊牧文化圈（蒙古、突厥，以及邊緣的小板塊如藏滿等）。當中能長期保持穩定的朝貢體系主要局限於中華文化圈。但即便在這個圈子中也問題多多：中日之間不存在朝貢關係，反而是爭奪朝貢國的對手，朝鮮與琉球又成爲兩國拉鋸的爭鬥地，琉球長時閒是“兩屬”之國。現在被整合到現代中國的遊牧文明，長期與明朝互相攻伐，更不是什麽“和平”的朝貢關係了。而東南亞國家（除越南），在明清的絕大部分時間内的“朝貢”關係都很虛，對它們來説，經濟意義遠大於政治意義，實際上是其他國家以向中國表示低姿態而換取和中國貿易的手段。中國通常大量回贈是朝貢品價值數倍的禮物，是「為面子」的花錢買虛榮行爲。鄭和下西洋對現在中國之所以重要，是在那約三十多年中，中國短暫地在東南亞有較爲實質意義的朝貢關係。
第二，朝貢體系是否能實現長期的和平？以及中國滿足於朝貢體系而不擴張，是否維持和平的原因？這些都有疑問。
就中華文化圈來説，朝鮮和越南不進攻中國，純粹是中國太大了。中國主動不進攻朝鮮，可以成爲朝貢能維持和平的例證。但中國不進攻越南，純粹是實力不足：中國歷史上多次侵略越南，但被越南一一擊敗了。礙於實力，中國也無法攻擊日本（蒙元侵略日本被擊退了，後來倒是有倭寇之禍）。
對東南亞來説，中國若對東南亞進行擴張，實力更不足。事實上，整個古代史中，中國都不具備「海上」擴張的能力。鄭和時代的海軍較為強大，但即便有能力擊敗東南亞國家，亦難言必定能征服它們。就在100年前，以蒙元的強大，對占城和爪哇的海上入侵也以失敗告終。鄭和之後，中國海軍極為衰弱，沿岸海防尚且不足，以致長期的倭患，更不具備遠征攻打東南亞的能力了。清朝曾經攻打緬甸，最後也無功而返（緬甸“稱臣”，但反而奪得了原先中國控制的幾個州）。
但中國並非沒有擴張領土，只不過主要不在海上而在內陸。中國儘管沒有「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卻有與俄羅斯類似的「東方式的帝國主義」。中國不認為在滿清時期對內亞的侵略和擴張是殖民主義，但從很多角度看，其對本土人民的殘酷程度和後果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海上，中國唯一有能力擴張的地方就是台灣。清朝兼併台灣與西方殖民主義可以類比：中國在台灣的拓殖，時間上在荷蘭和西班牙之後，也比英國在北美拓殖要晚；漢人拓殖的方式，通過大量移民侵佔原住民的土地，也和西方人相似。當然，這又歸結到滿清是否屬於中國的問題上了。對此，中國面臨兩難問題，滿清是中國，則不能說自己沒有擴張，滿清不是中國，則會動搖領土“自古以來”的理据。
第三，中國有否承擔“大國責任”，盡責維護朝貢體系也成疑。在中華文化圈，琉毬一開始朝貢明朝時，分爲三國，三國都向中國朝貢，但最後中山國把其他兩國兼併了，明朝也不維持秩序。琉毬後來被薩摩藩入侵，中國也不聞不問，甚至不知。在16-18世紀，越南長期分裂戰亂，中國也沒有加以調解。在東南亞，鄭和年代有在東南亞“剿匪”的事例，確實可以解釋為“維護和平”。但除此之外，中國對東南亞「藩屬」的安全極少過問：既很少調解它們之間的矛盾與戰爭，也不去管它們被外來勢力侵略的事。比如，16世紀初，馬六甲遭受葡萄牙人侵略，向中國明朝皇帝求援時，明朝置之不理，導致馬六甲蘇丹被滅。馬六甲和明朝的關係算是不錯，連國王都曾親自到訪過中國。中國對此尚且不聞不問，更不要說其他國家了。總之，除了朝鮮等個別事例，中國對這個體系中的紛爭似乎大都袖手旁觀。
因此，中國的話語邏輯並不成立，在歷史上的中國朝貢體系並沒有在東亞的安全體系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所謂「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是一個想像中的秩序，而不是真實存在過的秩序。
現代化的朝貢體系
當然，中國志不在恢復“以前的朝貢體系”，況且，朝貢體系這樣看似如此過時的概念，當然要經過現代化的包裝。雖然現在還缺乏系統性的論述，但中國近年來在國際的姿態，已經帶有很強的朝貢體系特徵。
首先，中國要宣揚“恩德”，在近幾年把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的正常互利貿易，歪曲為“歡迎世界搭中國的便車”，仿似外國佔了便宜，就是例證。這是利用話語權灌輸“恩客思想”。讓外國漸漸接受不平等的暗示。
其次，中國宣揚在經濟上“讓利”（主要表現為開放市場、准許中國旅客到該國旅遊等），有時也不介意真的“大撒幣”（類比了朝貢賞賜），但一切要以“聽話”為基礎，一不聽話，明裏暗裏的制裁就蜂擁而至，直到壓服爲止。而是否聽話的解釋權，又掌握在中國之手，標準可能永遠“搬龍門”。
第三，中國的亞洲版門羅主義，希望把外國軍事勢力排除出勢力範圍（目前目標是東亞），讓中國一國獨大，維護東亞安全。夢回鄭和年代。
第四，通過加大投入新聞機搆，爭奪國際話語權，推廣“中國模式”與“中國價值觀”，取代“西方模式”，以中國式的道德教化為準則，重建（和擴大）“中華文化圈”。
以上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列表，但已經可以看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平等的、對其他國家有強烈控制力的國際體系的影子。與歷史上的朝貢體系相比，現代版朝貢體系簡直就是一個加強版。
客觀地說，加入現代中國朝貢體系，有利有弊；各國願意加入則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美國絕對不會希望被加強版朝貢體系趕出亞洲，馬蒂斯的回答已經説明了美國的態度。
[1] 根据随行的翻译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的说法。
[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14831
[3]郑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
07/05/content_3177974.htm
[4] 黎蝸藤《被扭曲的南海史》，3.10節。
[5]鄭永年〈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6-02/12/c_128713826.htm，西方人則有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2017-3-6日轉載
以上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列表，但已經可以看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平等的、對其他國家有強烈控制力的國際體系的影子。與歷史上的朝貢體系相比，現代版朝貢體系簡直就是一個加強版。
客觀地說，加入現代中國朝貢體系，有利有弊；各國願意加入則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美國絕對不會希望被加強版朝貢體系趕出亞洲，馬蒂斯的回答已經説明了美國的態度。
[1] 根据随行的翻译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的说法。
[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14831
[3]郑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
07/05/content_3177974.htm
[4] 黎蝸藤《被扭曲的南海史》，3.10節。
[5]鄭永年〈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6-02/12/c_128713826.htm，西方人則有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2017-3-6日轉載
作者：蕭少滔
2016年12月6日
最近見到一篇文章，是由台灣的藍營寫手動筆，企圖為老蔣丟失聯合國席位一事翻案的[1]。之前國民黨那種「漢賊不兩立」的氣焰又不知閃躲到那裡去了? 不過沈旭暉教授到了12月才引述，反而更加貼近美國總統選舉後的國際形勢，算是意外收獲，大家可以重新反思一下「大國博奕」是什麼一回事。
對於中華民國「被退出」聯合國一事，綜觀全篇文章，竟然完全沒有提及「蘇聯」一字，只談中共和美國，也又認真搞笑。
讀者只要將「中國問題」放到全球局勢裡面去看，方能看出一個所以然來，就是中國從來都只是一個配角，莫說是主角，簡直是連「聯名主角」的身份也欠奉。所謂「中華民國參與創建的聯合國」，席上的「中英美法蘇」五個「安理會創始成員國」，實在只有「美蘇」兩個主角，其他都只是配角或閒角而已。英國自從1947年丟失了印度的擁有權，國勢只有向下，談不上什麼理事國匹配的地位。至於中國，在二戰之後的新和平安排，其實也沒有什麼參與權，只是美國「送大禮」地讓老蔣接收了台灣；但其他「失地」，包括外蒙古等等，則是完全兩手空空。至於日本投降的和約《舊金山條約》，中華民國正和中共在內戰，根本沒有參與簽署。
要不是1950年韓戰打起，美國急需一個「北亞跳板」來抗衡蘇聯，可能就連台灣也不交給國民黨「托管」去也。台灣和日本的命運，就是從這個時候定下來的，就是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
美國在韓戰的主要對手，倒也不是中共，而是蘇聯。中共這個自己往面上貼金的東西可不必理會。大家只要留意韓戰的變化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朝鮮侵略南韓一事，從來都是蘇聯要起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尾注，放手讓金日成南侵的。中國開始的參與是「被要求協助」而已。而自從美國牽頭以聯合國名義介入韓戰之後，金日成的軍隊其實已被打得粉碎，一直撤退入中國的東北境內。而聯軍正準備渡過鴨綠江加以追擊的時候，中國按史太林要求，派出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採用人海戰術進行突襲，將聯軍迫退到三八線以南。但美軍以火力和空中優勢，又將中共的軍隊迫回北朝鮮境內。
中共駐朝鮮的地面部隊，只有靠蘇聯的空軍支援才能在地面保持守勢，而參戰的蘇聯空軍則是換上了「中國志願軍」的制服，並且在中國境內駐紮的，讓外界以為一直都是中國的空軍在作戰。最後這種鬼祟的打法令到聯軍主帥麥克亞瑟大為光火，想直接攻擊中國境內的蘇聯空軍基地。雖然各方都心知肚明什麼一回事，但由於和理非非的杜魯門總統不想和蘇聯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撤走了主帥麥克亞瑟，想改為「有限度戰爭」，結果韓戰就注定只能在三八線不停拉扯。
而韓戰的終結，也不是由中國話事的。是在美國換了總統之後，和理非非的杜魯門下台、新總統艾森豪以經驗豐富的老兵身份主導戰事，並在1953年2月2日提出核戰威脅。於是史太林明白美國是夠膽還手的，最終在1953年2月28日決定終止韓戰。在沒有蘇聯掩護下，中國也不可能打得成仗，於是各方才同意「休戰」。1953年7月27日各參戰方簽署《板門店協定》的停火協議，從此兩韓以三八線分界。
從此才開始另一輪的「投靠」形勢：中共一面倒投靠蘇聯、而國民黨則一面倒投靠美國。其實也只是美蘇冷戰形勢下，東西兩大陣營的分佈而已。中國從來也沒有話語權，只有靠出賣幾十萬條人命換回來的「蘇聯支援」。倉卒成立的中共政權，從此才有了老大哥的靠山，可以「安頓內部」。
這種形勢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有所變動，這個就踫到上述文章所指的「聯合國席位問題」。文章指「美國後悔在中國席位問題上犯了技術錯誤」云云。那才可笑得要命。須知道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都是以自身利益出發的。要是不相信，大家可以看看美國的金牌國務卿基辛格自己寫的書《大外交》[2]，其中第一章就寫明：外交的目的，就是為本國利益服務。真是多一句也沒有。而作為主導世界的大國，又怎會可能犯得出這樣的大錯來。1971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的安排，只要看全球大勢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自從中共投靠蘇聯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採取「圍填戰略」，從東北亞的日本開始一直組成「島鏈」一直橫跨到印度。而唯一涉及有「熱戰」的，就只有越南為主的印支半島地區。和朝鮮一樣，真正在打的是美國和蘇聯，所謂「代理人戰爭」就是越共和中共仍是要替蘇聯老大哥抬轎：輸出人命。
但國際形勢到了六十年代就發生了新變化：中蘇之間關係惡化。尤其在蘇共的領導層出現了變化之後，蘇共的新領導人克魯曉夫推翻前領導史太林的路線，被中共批為共產主義叛徒的「修正主義」；其後蘇聯在1962年更終止了對中國的援助。雖然克魯曉夫在1964年的「政變」中被清算下台，但中蘇對立已變成既定事實；直到1969年更加發生「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兵戎相見。老毛早前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實也有很大部份是受到「蘇聯修正主義」的刺激。就是假如老毛自比是史太林的話，難保自己的「繼承者」是克魯曉夫之類的人，會來翻他的舊帳嘛。而林彪此時剛好的「造反失敗、向北逃走」就正好讓老毛認定了這種「修正」的危險，於是才會毫無保留地發動文革來盡情清算黨內異己的。
而這時候，美國就看得很清楚：中蘇兩國根本沒有共同利益，但有共同敵人，就是美國自己。
因此美國需要做的，是拉一個打一個。而既然蘇聯才是美國的真正敵人，中國的「好用」之處就不言而喻了。因此美國在1971年安排中共「入聯」，1972年尼克遜訪華簽署《上海公告》，1973年互設「聯絡處」開始「關係正常化」，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與此同時發生的，是美國1975年結束在越南的熱戰，與中共結束敵對狀態。
可見在國家利益大前題下，美國是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
至於孤立在台灣的國民黨，最終也得忍氣吞聲，被美國賣豬仔一樣，將聯合國的席位「轉讓」了給中共，好讓美國成全「中美關係正常化」。
什麼漢賊不兩立? 什麼靈活變通? 兒皇帝一般的蔣介石，又可以哼哼什麼?
至於中美建交的結果如何? 相信美國自己也估算不到的，就是不止制衡了蘇聯，而且在1991年意外地看着蘇聯解體! 由此而被啟發，發明出「非暴力革命」的方程式出來，這點倒是全世界也始料不及的。不過總的來說，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國從來都沒有半點話語權，而美國也從來不把中國放在眼內，更加沒有去「搞」它。
有關的「非暴力革命」當中詳細操作手冊如何? 下文慢慢道來。
[1] 見《風傳媒》2016年8月18日, 《汪浩觀點：中華民國為什麼退出聯合國？》http://www.storm.mg/article/155077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plomacy_(book)
2016-12-7日轉載
作者：趙靈敏 （為FT中文網撰稿）
2016-8-23日
最近，因為在南海問題上的一系列立場和表態，新加坡再次遭到了中國朝野輿論的弔打。近年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中國的輿論場上，新加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多年來一直遭受著中國左右派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近乎一致的不喜歡，這種現象在業已嚴重分化的中國社會並不多見。事實上，正常的情況應該是：無論在一些人看來多麽邪惡的國家，總有另一些人在為它說好話，美國、朝鮮、俄羅斯莫不如此。即便是對中國造成巨大傷害、至今不肯直面歷史問題的日本，在中國也一直有倡導對日妥協和友好、不追究歷史問題的“新思維”。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對新加坡的嫌惡確實不同尋常。那麽，中國人為什麽不喜歡新加坡？
簡言之，是各有各的不喜歡：新加坡在建國51年間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時，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里，新加坡是一個威權社會，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一黨專政、無情打壓對手之上，而這正中中國官方不願意行西式民主的下懷。於是，官方在過去幾十年裡一度倡導學習新加坡，並持續派官員到新加坡學習。但是，在“上國”心態的作用下，這種學習主要是出於實用的目的，並沒有多少發自內心的欽佩和喜愛。加上自1992年以來，中國派到新加坡學習的官員也不過幾千人，即便其中有人發自內心認可新加坡，也因為人數少加上官員需要保持低調的傳統，對輿論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另有一些官員則懷疑小國新加坡的成功，對偌大的中國到底有多少意義。因此，官方對學習新加坡的倡導，即便在體制內部，也沒能激發出多少對新加坡的喜愛。
不僅如此，正是來自官方的倡導和追捧，讓新加坡模式成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心頭之恨，他們把對中國威權體制無法明言的怨恨和不滿，一股腦撒在新加坡身上，一提學新加坡就氣不打一處來，“中國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權道路”之類的言論隨處可見。和大多數官員一樣，他們也不瞭解新加坡，大多數人甚至也沒有去過新加坡，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多年來對新加坡模式口誅筆伐，言之鑿鑿。
很多民眾對新加坡的不喜歡，則是因為新加坡“反華”。在他們看來，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天然就應該親近中國；又是一個彈丸小國，面對中國這個“上國”應該俯首帖耳，惟命是從。而事實證明，新加坡經常和中國對著乾：東南亞國家中最後一個和中國建交；和台灣關系曖昧；SARS危急時刻新加坡政要拒絕訪問中國並對中國冷嘲熱諷；邀請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在南海仲裁問題上態度曖昧……以上種種，使得新加坡是一個“24小時全天候反華的國家”差不多成為中國網民的共識。
應該說，上述的不喜歡和負面情緒，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誤讀和情緒化之上。首先，新加坡雖然在民主自由等方面和西方有差距，但遠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威權國家。新加坡制度的底色是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建國51年來一直是有選舉、有反對黨的，反對黨也是在實打實的反對，一人一票的選舉結果也是真實的。每隔5年的，執政人民行動黨要靠打選戰，靠多數民眾的授權才能繼續執政。黨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於人民才能執政。哪怕是內閣部長，也要憑借過去五年為選民服務的表現，憑借在群眾大會上的個人才智、口氣、激情、魅力去說服選民。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長楊榮文，就因為在2011年的大選中失利，同時失去了國會議員和外交部長的職務。
中國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提新加坡模式，就會強調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反對黨的打壓。確實，人民行動黨作為執政黨，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制定有利於自己的選舉規則，並通過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全面阻止反對黨坐大，保持一黨長期獨大的地位。但是，這更多代表著過往的新加坡。事實上，新加坡政治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2011年5月的大選，不僅代表著反對黨工人黨攻陷了阿裕尼集選區，證明瞭用於狙擊反對黨的集選區制度並非牢不可破，更是新加坡政治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節點，民眾已不畏懼議論政治和表達不滿了。其後，工人黨又贏得了兩次補選，人民行動黨只是反復強調自己的政績和如何一心為民，並不曾聽說用什麽陰招來打壓反對黨。
顯然，新加坡的成功並不是建立在壓制和恐懼之上，在這一點上，很多中國人會錯了意，以訛傳訛。正如我在2013年3月發表的《中國學不了新加坡》一文中所說：“中國朝野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都是建立在一個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個既沒有政治競爭又廉潔高效的新加坡，事實上並不存在。”
其次，不能說新加坡小，其成功就沒有多少意義。事實上，小國的成功並不是必然的，這個世界上混亂不堪的小國很多。新加坡的成功雖然發生在一個小地方，但其成功的原理有普世性。在選舉的壓力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素來以善於駕馭社會變遷，吸納和收編社會力量維持廣泛執政基礎而著稱。強勢如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打擊對手只是硬幣的一面，在另一面，他在住房、就業、反腐敗、吸引外資、種族和諧等領域都有很大的建樹；在人民行動黨的內部管理上，李光耀坦言受到了早年左派領袖林清祥等人樸素清廉作風的影響。2011年選舉受挫之後，新加坡政府馬上召開了全國對話會，並在民眾意見很大的移民、部長高薪等方面進行改革。在新加坡51年的歷史上，你很難看到民怨沸騰而政府無動於衷的情形，更多的是未雨綢繆和從善如流，這正是新加坡這個小國成功的法寶，也是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政治組織能長盛不衰的根本。
第三，關於新加坡反華的指控，很多是“上國”心態在作祟，自我為中心，容不得別國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盡管經歷了鴉片戰爭後長時間的國運多舛、飽受列強的欺凌和踐踏，大部分中國人的世界觀仍然沒有擺脫朝貢體系的窠臼，面對周邊小國，總是不自覺地以天朝上國自居，看不起這個看不起那個，想當然地認為別國特別是周邊國家應該唯中國馬首是瞻，缺乏對小國現實處境的理解和同情。同時，在“受害者心理”的作用下，別國一旦有對中國的不順從和批評，就認定這個國家“反華”，是在和美國沆瀣一氣害中國。
就拿幾項坊間經常提及的指控來說：李光耀早年反共是事實，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國當年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給當地民眾造成的心理陰影；而且在當時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即便新加坡倒向中國，中國也無法向其提供應有的安全保障，今天也仍然如此。新加坡確實有邀請美國重返亞洲，但美國對本地區的介入，更多取決於自身的戰略意願和選擇，以及中美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小國的邀請。如果美國不打算介入，無論是新加坡或其他國家的邀請，都不會有什麽作用。指責新加坡的人似乎是在說美國完全沒有重返亞洲的意思，也看不到這樣做的必要性，只是在新加坡的強拉硬拽之下勉強為之，這顯然不是事實。
還有一些則是斷章取義，屈打成招。就拿最近備受詬病的 “（南海）仲裁庭對各國的主權聲索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定義’”這句話來說吧，其實是一個完整論述的一部分，在這句話之後，李顯龍緊接著又說：“作為小國，新加坡必然希望各國都能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並且也曾訴諸國際仲裁管道解決一些問題，但我國同時也認識到大國有其利益要維護的現實，明白一些國家不一定希望透過仲裁的方式解決爭端。”結合前後文就可以看出，“強而有力的定義”主要是一種事實描述，而“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只是在闡述新加坡的立場，並沒有針對中國的意思。
歸根到底，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不是中國的附屬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中國要求新加坡無條件順從甚至犧牲，這種要求根本不現實，要求本地區所有國家和中國站在同一戰線上譴責美國同樣不現實。新加坡外交秉承的是大國平衡原則。李光耀一直強調的是“大象打架，腳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愛，草地會傷得更重”，因此新加坡的態度是絕對不在大國之間選邊站，因為不管怎麽選，自己都沒好果子吃，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和大國做朋友。而要和強者做朋友，自己首先要有實力，成為人人都需要的國家；同時要有自己的原則，關鍵時不怕得罪人。因此，從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新加坡有時會批評中國，有時會批評美國或其他國家，但肯定不會一直批評中國或一直批評美國，它在大國之間的平衡是動態的。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小國的生存之道，只是它們大部分沒有新加坡那樣的實力而已。
事實上，新加坡不僅得罪過中國，也得罪過其他大國。1993年不理會美國的壓力，鞭打美國少年邁克菲，導致新美關系緊張。自從1975年開始，新加坡軍隊就在台灣訓練，但新加坡照樣反台獨，導致台灣前“外交部長”陳唐山罵新加坡是“鼻屎大的國家，po中國的卵葩”。2005年新加坡處死澳洲籍毒販，澳洲舉國震怒，前任總理惠特蘭公開罵新加坡是個“流氓華人港口城市”。對於中國，新加坡在SARS期間對中國確有埋怨和疏遠，也確實一直在邀請美國重返亞洲，但與此同時，新加坡也有很多對中國示好的舉動：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之後，在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基本冰封的時候，新加坡1990年和中國建交， 1993年促成並舉辦第一次汪辜會談，1994年蘇州工業園區啟動。近年來，在香港“占中”、南海等問題上，新加坡的立場總體是偏向中國或中立的。在中國目前周邊安全環境呈惡化趨勢的情況下，應該盡可能團結中立的力量，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把對方視為敵人。
當然，新加坡在中國形象的惡劣，責任也不全在中國，新加坡自身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首先，新加坡和中國打交道的方式是悶聲發大財，主要將資源傾註於中國官方，眼睛時刻盯著高級官員的升遷變動並注意和他們搞好關系以利於投資，在新加坡接受培訓的也基本是各級官員。在對輿論有重要影響的媒體人和知識分子方面，則疏於聯系溝通，關鍵時刻自然沒有人替你說話。此外，新加坡的精英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習慣用英語，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普遍感到陌生和疏遠，和中國溝通起來有很大難度。
其次，和周邊很多國家一樣，新加坡對中國的迅速崛起缺乏思想準備，應對這一變局的方式有時欠妥，客觀上為中國民間的厭惡情緒提供了養料。在沒有到過中國之前，李光耀對中國充滿了畏懼；1976年第一次訪問、看到中國的真正情況遠不如新加坡之後，李光耀如釋重負。此後的30多年裡，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治國能力上，新加坡對中國是有優越感的，也習慣了中國的客氣和惱怒之後的剋制。
但伴隨著近年來中國實力的增強，外交也越來越強有力，這裡面有領導人個人意志的因素，也同樣有相當的民意支持。周邊國家習慣了中國過去很多年的忍氣吞聲，對中國的強勢和咄咄逼人感到不適應，這可以理解，但也應該意識到，這種強勢此後恐怕將會是常態。從新加坡的立場出發，將南海仲裁結果說成是“強而有力”、指責中國分化東盟都是在描述事實，但聽在中國耳朵里肯定會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新加坡不是南海主權的聲索國，此時還是保持低調為妙。往後，新加坡“大國平衡”的騰挪空間會受到越來越多的擠壓，選邊站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2016-8-23日轉載
2016-8-23日轉載
作者：斯洋
美國之音 2016.10.01日
華盛頓
中國一直表示，南中國海諸島自古屬於中國，但是，英國的一位學者最近再次強調，中國在南中國海宣示主權其實很晚才開始，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和中華民國的早期。他特別舉例說，這一點從中國所宣稱的“最南端的領土--“曾母暗沙”—這個名字的演變就足以証明。這位學者說，理清歷史，將會有助於南中國海爭端的解決。
清政府1909年開始對西沙宣示主權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比爾·海頓（Bill Hayton）最近在華盛頓就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申索的歷史發表演講。他說，中國確實很早就有漁民在南中國海捕魚，航行，甚至也有海盜也在那裡活動，但是，別的國家和地區的人也在那片海域出沒，南中國海一直是一片“共有之海”（shared sea）。他說，中國在南中國海宣示主權並不是“自古以來”，是很近代才開始的事。
海頓兩年前出版《南中國海-- 亞洲的權力之爭》一書，書中詳細展示了南中國海問題的歷史演變。
他說，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宣示主權最早開始於1909年，是為了應對國內出現的政治危機。
“當時，中國南方的城市爆發了許多起義和抗議示威，對南中國海宣誓主權是官方的一種回應，以顯示政府至少在做些什麼來抵抗外國人。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宣示在1909年發生。”
他解釋說，這個年代與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大環境是分不開的。西方國家的侵入，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主權意識。
他特別提到，1907年日本商人西澤吉次對普拉塔斯（東沙）群島的佔領，讓南方的廣東和廣西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1909年5月， 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人駿派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率艦巡視和考察西沙群島（帕拉塞爾群島）。李准為西沙群島的15個島礁重新命名，並登島升旗、鳴炮，宣示主權。這是中國首次對西沙群島確立主權。
而中國對南沙群島（斯普拉特利群島）宣稱主權的時代更晚。
南沙群島（斯普拉特利群島）1935年被納入中國地圖
海頓觀察說，從中華民國1912年成立， 到1928年 蔣介石形式上統一中國，中國人並無法確定自己的領土版圖。1912年的中華民國地圖甚至沒有劃出中國的邊界。
他說，直到1928年，對中國人來說，中國最南端的土地是西沙群島，並非南沙群島（斯普拉特利群島）。 1928年， 中山大學農林科學教授會議主席沈鵬飛率領科學考察隊赴西沙群島，在調查報告中，沈鵬飛就指出，“我們必須保護西沙群島，因為這是我國最南端的領土”。
1933年，法國軍艦佔領斯普拉特利群島的伊圖·阿巴（太平島）和鐵峙島（中業島）等六個島礁，海頓說，南沙群島那個時候才進入中國人的視線。
他說：“從當時的報道上看，中國政府並不知道斯普拉特利群島在什麼地方，政府要求駐在馬尼拉和巴黎的外交人員提供地圖…… 後來，中國政府在弄清楚法國人佔領的是斯普拉特利群島，而非帕拉塞爾群島時，他們最初的決定是不向法國政府提出抗議，因為他們只對西沙群島感興趣。”
不過，海頓指出，胡漢民成立的廣東國民政府， 利用這件事攻擊蔣介石政府的可信度，煽動了民情，引發中國民眾在各地的抗議。
他說： “1933年底，在法國佔領斯普拉特利群島後，第一次，對這些島嶼的興趣成了全國性的議題。之前，只是中國南方的民眾在抗議。現在擴大每個人，到了南京，那裡發生了很多大型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帝、反法和反日運動。南中國海到底是誰的，在這個問題上，報紙上的文章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華民國政府後來向法國進行交涉和抗議。不過，為了維護中國對南中國海諸島的領土主權，他們也採取了其他措施，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成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開始對南中國海諸島進行官方命名和地圖繪制工作。1933年6月，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正式成立並開始辦公。
1935年1月，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為中國指定了一份《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地名對照一覽表》，共138個名稱（132個島、礁、灘的地名，另6個群體名稱），比較詳細地羅列了南中國海諸島，包括南沙群島，132個島礁沙灘的名稱。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較全面地公布南中國海諸島的命名。
海頓說：“這個（名單）很重要，因為這顯示了他們的資料來源。如果你可以讀中文的話，你會發現，這些最初的名單只是從英文或是歐洲語言翻譯過來的，比如，斯普拉特利當時就翻譯成斯巴拉托。 我最喜歡的一個是money islands，金銀島，中國人把money 翻成金銀，但是，它實際得名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經理威廉·泰勒·馬尼（Wiliiam Taylor Money），他們只是把它翻成了中文。”
海頓指出，有很多証據顯示，審查委員會是根據一份1906年的英國制作的南中國海地圖，開始翻譯了南中國海島嶼的名單，因為前一份地圖中的錯誤在中國的名單中被復制。
海頓認為，這並不能被視為中國對南沙群島宣示主權，因為審查委員會在1935年的一個地圖上也翻譯了菲律賓的島嶼的名稱，而中國從來沒有對那片地方宣稱擁有主權。
曾母暗沙來自英文的James Shoal
海頓特別提到了中國所宣稱的最南端的領土 -- 曾母暗沙，他指出，正是這個“曾母暗沙”名字的演變可以証明，中國並非是第一個發現、命名和管理南中國海諸島。
他說： “James Shoal 很重要，他們當時翻譯的名字是曾母灘，曾母沒有問題，很顯然是從James翻譯過來的。‘灘’應該是裸露沙地，是露出水面的，但是這裡實際上是淹沒在地下的。James shoal 很重要是因為中國後來宣布這是中國最南端的領土，盡管它並不存在， 它是水下地貌。”
海頓說，這顯示，給曾母暗沙命名的中國的水陸委員會並不熟悉那片海域，而中國對南中國海的最南端的宣稱基於一個翻譯的錯誤。多少年後，中國人才意識到“曾母灘”實際是在海平面以下22米深處的一片水下地貌，所以直到1947年，“曾母灘”才改為“曾母暗沙”。暗沙是海床的一部分。
1946年，中國正式確認對南沙群島的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日本和法國對南中國海島嶼的佔領，南中國海局勢更加復雜。二戰結束後，1946年，國民政府開始接收日本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佔領的土地， 這兩支艦隊的航程，被認為是近代中國宣誓、確認南中國海主權的重要環節。
1946年12月，南中國海接受艦隊的“太平”和“中業”艦開赴南沙群島。中國艦登上伊圖·阿巴島（太平島），海頓說，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南沙群島宣示主權。但是，海頓指出，幾乎，同一時期，法國人也宣稱對南沙和西沙擁有主權。
1946年5月，法國人也進入伊圖·阿巴島，宣稱法國對此擁有主權。
1946年11月，中國“永興”艦已經在西沙群島伍迪島登島，並把島嶼命名為永興島，宣示中國對西沙群島擁有主權。1947年1月，法國軍艦登上西沙群島，為安南國（現在的越南）宣稱對西沙擁有主權，不過，此舉遭到了中國的抗議。
不過，海頓認為，日本是否從中國手中竊取南沙群島令人疑惑。
他說：“現在有一種說法是1943年《開羅宣言》承諾日本應該歸還中國的領土。開羅宣言沒有提到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只是有一句，‘日本應該歸還所有從中國竊取的領土’。在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問題上，日本能否被認為從中國手裡竊取了斯普拉特利群島呢？因為那個時候，那裡沒有中國駐軍，也沒有中國游客。帕拉塞爾群島(西沙群島)的問題不同，當時也沒有中國駐軍，法國人佔領了，但是中國對那裡宣示過主權。”
“曾母暗沙”1947年被確定為中國最南端的領土
接收南沙群島之後，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開始繪制中國南中國海地圖。1947年，內政部召開會議，確定南沙和西沙群島的主權范圍，並確定中國最南端的領土應該到“曾母灘”，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曾母暗沙”。這次會議後，同年12月，內政部印制了《南海諸島位置圖》，在這個圖上，中國第一次使用了11段線，在南中國海圈出一片海域，這也成為中國在南中國海“九段線”的來源。也第一次使用了“曾母暗沙”這個名稱。
那時中國已全面爆發內戰，南中國海問題並不是中國的重要議程。
“九段線”由愛國地理學教授最初劃出
1953年，中國已是共產黨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除去了涉及越南北部灣的兩條線，11段線成了今天的九段線。
最初在中國地圖上劃出這些段線、或者叫U型線的人，是民國的一個地理學教授，叫白眉初。1936年，白眉初在《中華民國建設全圖》上圍繞南中國海的島礁劃出一條實線，把整個南中國海變成了中國內湖。
白眉初應該是個非常愛國的人士。他認為，學地理的首要任務就是愛國，學地理的目的是建設國家。
海頓認為，理清歷史很重要，這樣中國人也許就不會覺得南中國海理所當然屬於他們，也有助於未來南中國海爭端的解決。
轉載自美國之音
作者：林榮基
銅鑼灣書店前店長
2016/8/12
8月5日，民族黨添馬公園集會現場。攝：朝雲
初入書行到台灣出差，當時那邊已解嚴，許多政党相繼出現，目時香港的情況，有些像台灣當年。那時冒起最快的，算是民進党。我對台灣不太瞭解，後來接觸多了，酬酢閒談間，才稍為留意起來。一次在北投晚飯泡溫泉，跟當地同行談起，我見台大 (公館) 書店賣大陸書，重慶南路的小攤販亦擺通街。大陸書有市場嗎？我問，有些懷疑。那時台灣還富裕。先不說殘體字，大陸書紙質粗糙、釘裝印刷跟台版差一大截，同一種書，大陸版天氣潮濕會生蠧虫，稍為曉得的香港人多不會買，更不要說較香港富裕的台灣人。兩個台商先後沒到水裏去，一個冒出頭來，帶着閩南口音，笑了笑，那要由市場決定了，而且台灣 (1987年)解嚴之前，經已半公開賣，說完又沒到水裏去。我看著屋頂縱橫交錯的木桁，接榫嚴密，日本人辦事一絲不苟的作風表露無遺。那時我才知道，就像葡萄牙人以前偷偷登陸當地的紅毛城，三通未實行，大陸書原來早已悄悄上岸。
沒幾年台灣大選，目睹一個國民党書商，居然投票給民進黨。國民黨一向對台農不薄，那書商老家在新竹，有些田地，搞新竹科技園花費大筆賠償徵用土地，他用錢在市區買了好些房產，用來收租幫補出版。他是小店，但名氣大，專出台灣研究，屬於地道冷門書，好書不好賣，不要說賺不多，大部份更虧本。然而他不計較。也許他太愛台灣了，為了出一本台灣古地圖，多次來港搜集。我見過他高價購買一頁舊地圖 — 的的確確是一頁，不是一張。那是一本外文絕版書，栽下來的細32開紙。我問幾多錢？二千五。嚇一跳，那等於現在港幣一萬多。我仔細看，不曉得有多重要。我不過是一般書商。後來轉營書店，那邊還保持聯絡，年中出差聚舊，每每說到台灣時，多主張獨立。那時香港離97 尚有幾年，大陸外交處處打壓台灣，我像多數港人無法感受，只覺得要求獨立，有些費解，也不大認同，台灣畢竟是中國地方，分離總是不好的。我提出異議，他們就簡單舉出例子，美國不就是脫離英國獨立嗎？我自然無可辯駁，不知道自己侷限在哪裏。
此後我開始關注台灣，而大陸改革開放，政制沒有多大轉變，89年六四後前景更不容樂觀，加上轉做書店，看書比以前多。我還記得86年入職中華書局，在倉底發現一本75年初版，黑皮精裝《萬曆十五年》，喜出望外之餘，一口氣讀幾遍。我早聞此書，但一直無緣涉獵。我想知道的，不但是黃仁宇用別開生面的小說手法寫中國歷史，我想更多瞭解的，是從這書究竟可以窺探出中國多少未來。
《萬曆十五年》即明末1587年。為甚麼談中國歷史，只到明朝而不及清朝呢？黃仁宇的見解是，因為中國歷史到明朝還是個封閉系統，清朝才跟世界接軌，所以論述中國歷史只宜到明朝。而到了清朝，中國才正式進入世界歷史範疇，因此審視中國末來，必須站在世界大歷史角度看。僅僅一部《萬曆十五年》，當然無法一窺堂奧。從他後來的論著中，大約可歸納為幾方面。一個是闡明了歐洲法治社會，緣於十五六世紀地中海貿易，通過商業合約法制定，從民主到人權法確立，最後奠定法治社會基礎。黃仁宇從這點推論出，中國亦會同樣走向。他提出現代中國先要把握數目字管理。甚麼叫數目字管理？說白了即是商業管理，黃仁宇當時已看出中國必將開放，而商業現代化必須運用數目字，小至個體生產訂單，大至金融貿易股票線性圖都是。
現在回頭看二三十年發展，中國看起來確像現代國家，黃仁宇似乎說對了。但有兩點沒有提，一個是誰在管理，另一個是大陸仍是一党專政。這兩點其實是二如一。如果是法治社會，實行選舉投票，出現政党輪替，就會是國家管理，而不會是一黨獨大、黨國不分。何惜黃仁宇寫完《黃河青山》已然去世，大歷史留下這兩點沒有解決。
我就像許多關心中國的人，試圖從故紙堆中尋找答案。這當然白費氣力。當你讀完整套資治通鑑又如何？司馬光不過是寫給帝王看，那怕讓你讀完廿五史，又未必可靠，中國的所謂正史，通統是官修，從來都是勝利者之言。孟子早已看出端倪︰盡信書不如無書。
這些年我一直留意現代學者這方面的探求，直到幾年前發現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讀了大半年，反覆思考，才恍然大悟。如果說黃仁宇的大歷史還有不足之處，那應該是欠缺了從文化層面上論述中國。正因為這點欠缺，致使他的探討不夠深入。
我想，《中國文化冷風景》最重要的，不僅是指出何謂中國傳統文化﹔每當我們談到中國文化，往往以儒家為代表，實際上中國文化何止孔孟荀，春秋戰國時的老子莊子呢？這些文化思想被歷朝歷代排擠，結果失去應有的代表性，甚至後來被扭曲，加上農業經濟，人人只能抵頭看着眼前一畒三分地，思維習慣了形而下，原本形而上的哲學思想，被改造成像儒家那種君臣父子，自上而下統治的實用學，於是老子變成黃大仙，印度佛教本來形而上，結果衍生了小乘佛教的自求多福，更不要說司馬遷把老子跟韓非子刻意混淆，變成帝王的謀略術﹔兼且作者對諸子百家幾乎無不精通，像剝筍般層層細述各家學說及其區別，讓人見識到中國文化的真正底蘊。
當然還不止於此。李劼最利害的地方，倘若肯花時間細讀，讓你不辨自明，大陸為何仍是一黨專政，實源於中國的所謂傳統文化。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有教無類，單單這二句就叫你俯首稱臣﹔等級不可以踰越，所有人都能教育成奴才與順民。可笑的是，還有大學標榜這種思想，在一個多元化自由的香港社會，仍然是這樣。大陸更不必提了。何況批判儒家也不始於今，五四時就想打倒孔家店，結果成不了氣候，不了了之。猶如一群有汗出，冇粮出的地盆散工，去追討欠薪，公司找對了，卻找錯老板，當然追討不成。人人以為孔家店是孔夫子開的。原來大繆不然。李劼指出孔家店販賣的貨色，出於周公建制，禁固中國人的思想，早在周朝就實行，孔夫子不過是打工，推銷員罷了。實行建制統一，順理成章要思想劃一，最後就是不得有異見。中國人的思維，被規限在一套模式下︰思想自由抵觸了統一，你讚成統一就要放棄自由思想。
明白了這種互為因果，我開始理解台灣人為甚麼傾向獨立。
這幾年香港有所謂大中華膠，試圖用和平理性去改變中國，我想無異於緣木求魚。一個靠暴力奪取的政權，怎麼可能會和平理性呢？他們只會擔心同樣被暴力推翻。正如歷代王朝，只可以用專政維持統治。倘若出現治安不靖，經濟不振，貪官太多，確實管治不了，民怨沸騰，至多也不過像歷代王朝，提倡一下修身齊家﹔明知儒家治不了國，用來安撫順民也好。我認同李劼的觀點，要改變中國，非得從文化着手不可。否則，那怕有一天大陸政權被推翻，新上台的依舊專政、同樣暴力。
當然從文化上改變中國，談何容易，非得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努力不行﹔既然目前改變不了，大陸處處黑手管治香港 ( 國民教育、政改難產、金鐘事件、銅鑼灣書店事件、選舉確認書 )，違反了承諾，破壞一國兩制，香港人像台灣那樣，開始尋求和平自決，也就理所當然了。也許有人會說，香港根本不能跟台灣比，人家除了地緣因素，隔開台灣海峽，又是個政治經濟、國防外交實體，香港這些都缺乏。這無疑是事實。我只能夠對爭取和平自決的朋友們，特別年青人說︰信先於望，望先於愛。
2016-8-14日轉載自《立場新聞》
作者：孔誥烽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
2016年8月22日
香港【明報】
「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
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
「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
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
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
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
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
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
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
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
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
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
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
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
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
2016-8-22日轉載
作者：林泉忠
中華民國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5年12月3日
（上）——台灣的語境
【明報專訊】一場被香港媒體稱為「中港大戰」或「港中大戰」的世界盃外圍賽，亦即11月17日在香港旺角大球場舉行中國隊對香港隊的運動賽事，場內一批香港年輕球迷仿效巴塞隆拿球迷的做法，合力展示出幾幅「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斗大標語。此一畫面經路透社駐港記者的報道，躍然登上了《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也使此一極富「港獨」意涵的訴求，首度傳播到全世界。
這一幕的震撼，結合近期香港幾所大學的刊物紛紛出現的「港獨」論述及民主牆中類似「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意見，筆者先看到了台灣「天然獨」的身影，繼而赫然地意識到：莫非香港版「天然獨」已在此地悄悄然萌芽了？
何謂「天然獨」？
身處在強大且共通的「中國因素」下，近年來香港與台灣的學生運動此起彼落，年輕一代的訴求及其在運動中展示的瞬間爆炸力，不僅衝擊了現有的執政體制，也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帶來難以低估的影響。正因為如此，被這股年輕力量挑戰且否定的執政者，即使還在台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展示要「重視年輕人訴求」的柔軟姿態。
自去年「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天然獨」。此一新概念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已儼然成為理解台灣新一代不可或缺的關鍵詞。
追溯此一「天然獨」概念的源頭，不難發現正是來自於當下台灣總統大選中呼聲最高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或許正因為蔡英文成功解讀了台灣年輕世代的心理，因而在這場選戰中獲得了年輕選民壓倒性的支持。
蔡英文是在去年7月19日民進黨召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前夕，就黨代會是否討論「凍結台獨黨綱」議題表示：「隨着台灣的民主化……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狀態，如何去『凍結』？如何去『廢除』？」
此話一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即引發社會的廣泛討論。被視為民進黨「台獨」理論家的林濁水隨後在其「華山論劍」的專欄裏，連發三文，討論年輕世代的「天然獨」（當時林使用的是「自然獨」）。
其後，「天然獨」快速地成為台灣社會的流行語，並被「太陽花世代」所接納。「太陽花學運」後崛起的新政黨「時代力量」在組黨期間，身兼該黨建黨工程隊代理總隊長（後就任黨主席），也是「太陽花學運」領袖的黃國昌於今年7月8日就該黨的國家定位與兩岸主張時直言：「天然獨」是「時代力量」的「創黨DNA」。黃進而指出會將「追求台灣國家地位正常化」的目標列為黨綱。
台灣「天然獨」的特徵
10月，一位23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台灣青年投書電子媒體，他在這篇引發廣泛轉載和議論的文章〈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三個原因〉中，所點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小看『天然獨』」，他批評國民黨和中共一道「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
在台灣，作為一種政治主張與思想，「台灣獨立」由來已久，並非什麼新生事物。然而，隨着「天然獨」3字帶來的語彙新詮釋，賦予了「台獨」全新的內涵與形象，也成為21世紀「新台獨」現象的三大特徵。
其一，「天然獨」強調的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天性。不同於傳統「台獨」的後天屬性，「天然獨」並不背負過去「台獨」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歷史「悲情」，也否認此特性受到特定政黨的操控或受到「台獨教育」的洗腦。亦正因為視「天然獨」為一種「天性」，從而認定為自然生成的觀念，故具有拒絕「污名化」的自然反應。
其二，「天然獨」的假想敵，不再是傳統的國民黨，也不限定於台灣民主化時代的中共，而是轉換成「崛起」的中國＋向北京靠攏的國民黨。在過去「台獨」思想的發展脈絡裏，尤其是威權時代及民主化初期，「台獨」如假包換的假想敵乃是國民黨。此一時期的「台獨」思想帶有濃厚的「省籍」因素，因此「台獨」成為終結國民黨「外省人統治本省人」的意識形態。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獨」思想的抗爭對象從國民黨轉移到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北京。而到了「太陽花世代」，「天然獨」的反對對象除了北京，還有在馬英九時代日益明顯，「不斷向中國靠攏」的國民黨政府。正因為抗爭對象的變換，「天然獨」也因此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態勢，並試圖去裂解現階段的假想敵。
其三，未被「污名化」下的「天然獨」，化暗為明，擺脫了傳統老派「台獨」的隱諱陰影特質，彰顯出截然不同的自在與自信。「台獨」在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被視為異端，不僅成為禁忌，相關的活動與訴求都因「損及國家安全」及「擾亂社會秩序」而成為被取締的對象。而即使到了今日，「台獨」仍被北京視為「數典忘祖」、「十惡不赦」、「絕沒有好下場」的代名詞。然而，如今台灣年輕人的「獨」在冠上「天然」的形容詞後，已一掃「負面」的形象，在使用上也常展現出「小看『天然獨』」的自信。
日前，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了在馬英九與習近平會談後舉行的一項民調結果，數據顯示高達98%的年輕世代（20至29歲）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認同「台灣未來應獨立成一個國家」的也高達81.9%。
香港版「天然獨」的萌芽
近年來香港民眾對「中國」的離心力，也在多項民調中顯露出來。根據長期以來就香港的身分認同定期舉辦民調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歷年來的調查數據，可以發現在九七之前穩居主流的香港市民的「香港人」本土意識，到了回歸後逐漸下滑，反之「中國人」意識則穩步上升，到了2002年之後更發生逆轉。
然而，當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在北京奧運的2008年上升到最高峰後，卻又開始走下坡。一方面是香港民眾的「0708年雙普選」訴求遭遇挫折，政改前景黯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權問題再度惡化，就在這一年年底，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捕。到了獄中的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2010年，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結構再次發生了逆轉，自認「香港人」的比率再度超過「中國人」，並在其後的「佔中」時期達到頂峰。
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也發現相同的趨勢。該中心在「佔中／雨傘運動」末期的2014年10月所做的香港人的身分與國家認同民調，發現對比過去18年的調查結果，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率，由1997年的32.1%下跌至8.9%，其中34歲以下的「80後」更低至4.3%，反之「香港人」認同則高達38.1%（其餘部分主要為雙重身分認同）。
換言之，儘管中國迎來「崛起」的高峰期，然而香港民主化的挫折以及中國人權問題的惡化，卻造就香港社會本土認同近年快速高漲及「中國人」認同的急速弱化的弔詭現象。
不過，嚴格而言，「香港人」意識的強化未必意味着「港獨」意識的高漲。2004年，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無中生有」地挑起在此之前從未成為話題的「港獨論」，使「港獨」議題一舉獲得了討論的空間。當時筆者就此現象在《明報》的第一篇投書〈真正港獨的虛實〉（刊2004年11月22日）所評論的正是當時「從無到有」的「港獨」現狀。此後11年來，圍繞在「港獨」的議論此起彼伏，也逐漸使「港獨」從「虛體」逐漸走向「實體化」。
2007年筆者首度與港大合作舉辦涉及「港獨」的身分認同民調，受訪者中佔25%認同香港「應該獨立」，不認同的則為64.7%。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正是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達到最高峰的時期，相信在「後雨傘運動」的今天倘重新調查，支持「港獨」的數字可能大幅度增加，此一判斷主要是基於兩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首先，陳雲於2011年發表的《香港城邦論》及其後2012年「中港矛盾」與2013年「反國教運動」的爆發，刺激了學界不以大陸民主化為前提的香港本位論述的思考。2014年在「佔中」啓動之前由港大學苑出版的專書《香港民族論》（9月）及同年刊出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月號）、「香港民主獨立」（9月號）雜誌專題，正是在此氛圍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不過，在此一階段，「港獨」仍然停留在「論述」的層面（參照林泉忠，〈普選死局與「港獨」出路〉，明報，2015年1月19日）。
然而，「佔中／雨傘運動」的爆發，終於使「港獨」首次走出書本與網絡以外的空間。由學聯領航的罷課行動及「雨傘運動」，在一開始就毫不猶豫地打出「命運自主」的口號。為避免普選的訴求失焦，「雨傘運動」的年輕精英並沒有進一步在運動中提出「政治獨立」的主張。根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鄧皓文於10月中在佔領區所做的調查顯示，學生及其他參與者中有75.1%並不認同自己的訴求是「港獨」。然而，北京最終對「真普選」訴求的全面拒絕，也觸發本土運動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
（下）——香港的語境
2015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
香港版「天然獨」的環境空間
「後雨傘」時代的香港本土運動蓬勃發展，支流繁多。其中，與香港社會較有連結及影響力的，包括以激烈的街頭行動來「捍衛本土利益」的「熱血公民」，透過議案等方式在立法會訴求「拒絕大陸化」的毛孟靜、范國威等議員一族。不過，這兩個在媒體能見度較高，也較具代表性的「本土派」支流，並不敢旗幟鮮明地提出在政治上與中國切斷關係的主張。相比之下，港大、城大、中大、嶺大等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外，大膽地喊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香港版「天然獨」則直接得多。
誠然，當下香港的疑似「天然獨」與台灣的「天然獨」，並不全然一樣。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所處環境的迥異。如今的台灣社會，「天然獨」就如空氣般可以自然地、無所恐懼地存在，既可以成為政黨競爭中區隔彼此的政治理念，也可以成為選舉時顯而易見的政治訴求。而之所以「天然獨」可以在當下台灣社會「自由自在」、「理所當然」地存在，主要是基於兩大環境要素。
其一，1949年之後的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走向了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化」過程。1971年之前的台灣更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成員國，即使在退出聯合國並喪失一個個主要邦交國後，至今仍維持不受外來支配的自主政府。其二，199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強化了一般民眾拒絕北京對台灣主權要求的意識，造就了今日「天然獨」的土壤。
然而眾所周知，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中南海握有香港最高統治權。加上「港獨」意識是回歸後才在香港社會出現、蔓延，目前亦仍未成為主流。因此客觀而言，香港「天然獨」並不具備如台灣一樣的「天然」環境。
不過，香港在過去和現在卻也客觀存在能夠讓「天然獨」意識得以想像及滋生的條件。
首先，香港有獨特的國際地位。在回歸以前，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享有以「香港」（非「英國香港」）的獨立身分，自主地參與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包括聯合國轄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1948）、聯合國地區繪圖會議UNRCC-AP（亞太區，1982）、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亞太區域委員會UNGGIM-AP（1994）等，其他還包括國際奧委會（1951）、亞洲開發銀行ADB（1969）、世界海關組織WCO（1987）、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1991）、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1986）、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EMEAP（1996）、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1996）等100多個國際組織。其中許多是台灣望塵莫及，也有不少是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加入。回歸後在北京強化對香港主權的驅使下，雖然名稱改為「中國香港」，但仍能以單獨的身分繼續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其次，在1997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中國後，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獲得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的高度自治，與中國大陸「井水不犯河水」（江澤民語），相當程度區隔了「中國」。事實上，香港迄今仍擁有與大陸不同的關稅區、出入境管理、市場（否則不會有奶粉問題）、貨幣、法律、教育制度、教科書，也享有大陸不存在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然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舉動日益明顯，2014年6月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及「8．31決定」對香港主流社會爭取真正普選的扼殺，讓香港社會更深領悟到北京並無誠意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也看清中共「權力至上」的本質。在「佔中／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的危機感日深，終於促使許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更為大膽地提出「拒絕大陸化」、「香港不是中國」的訴求。
觀察香港正在萌芽的「天然獨」的現象，筆者以為港版「天然獨」可定義為：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於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
台港「天然獨」的「中國因素」
「天然獨」在台灣的發展及在香港的萌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即作為起因的「中國因素」的存在，並且在「中國因素」下，台港兩地的「天然獨」世代透過互相影響的「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的經歷與記憶，在「去中國」的想像與重新建構自主意識的過程中，獲得了相互共鳴的空間。
前述「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在說明「『天然獨』是時代力量創黨DNA」時就道出了「中國因素」與「天然獨」的因果關係：「從去年太陽花運動以來，歷經中共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香港雨傘革命，台灣人民已經清楚意識到台灣唯有自立自強，不再傾中媚共，才能有未來。」事實上，台港間接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也在「太陽花學運」及「雨傘運動」中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形象化訴求裏獲得了強化。
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政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進一步干預香港及台灣的政治，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使台灣社會出現深深的危機感。
筆者自從1993年的大學畢業論文〈台獨運動的起因〉開始觀察「台獨」現象20餘年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目睹堅持拒絕民主的北京儘管「反台獨的堅定立場」迄今未變，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台獨」從非主流的「異端」演變至今日主流化的「天然獨」而無能為力。
同樣，11年前「港獨」從京官無中生有的虛無狀態，走到今日年輕一代大膽地在社會公共場域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實體行動的過程中，即使視「港獨」為洪水猛獸的北京如何口誅筆伐、如何恫嚇威脅，但是在香港《基本法》「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對「港獨」意識在香港社會的蔓延，迄今也只能無可奈何。不難預測：儘管明知「不現實」，然而在「官逼民反，別無選擇」下，由香港「雨傘」世代脫穎而出的從政者，進一步大膽地在論政平台提出「港獨」的政治主張，恐怕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前述23歲台灣青年在投書中所提及的「天然獨」的主要理據，一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二是「在國際上不斷打壓我們」。前者與香港「天然獨」萌芽的背景完全相通，後者在香港則換上了「在民主路上不斷打壓我們」。事實上，前述筆者2007年與港大合作的民調及2013年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也都在在顯示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台灣，「中國繼續由中共統治」是「天然獨」得以蔓延、發展的溫牀。
解鈴還須繫鈴人
遺憾的是，北京對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的「台獨」與「港獨」意識擴大的現象，向來將之解讀為「被敵對勢力利用」、「受外部勢力干擾」，卻從不撫心自問「為什麼中國『崛起』時期，卻有更多台港民眾不願意當『中國人』？更想獨立？」，「為什麼英國統治150年期間，香港從未有過獨立運動，卻在『回到祖國懷抱』後喊出獨立的聲音？」，「為什麼『佔中』這場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政府運動，不是在殖民地時期發生，而是在『回歸祖國』之後爆發？」
解鈴還須繫鈴人。現階段能真正有效阻止正在萌芽中的香港新一代的「天然獨」意識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力量，是北京正面回應壓倒性的年輕世代爭取「真普選」的訴求，並大膽地着手中國大陸邁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否則，香港社會進一步步台灣「天然獨」後塵的趨勢就無可避免。
（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2015年12月8日轉載
不過，香港在過去和現在卻也客觀存在能夠讓「天然獨」意識得以想像及滋生的條件。
首先，香港有獨特的國際地位。在回歸以前，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享有以「香港」（非「英國香港」）的獨立身分，自主地參與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包括聯合國轄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1948）、聯合國地區繪圖會議UNRCC-AP（亞太區，1982）、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亞太區域委員會UNGGIM-AP（1994）等，其他還包括國際奧委會（1951）、亞洲開發銀行ADB（1969）、世界海關組織WCO（1987）、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1991）、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1986）、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EMEAP（1996）、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1996）等100多個國際組織。其中許多是台灣望塵莫及，也有不少是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加入。回歸後在北京強化對香港主權的驅使下，雖然名稱改為「中國香港」，但仍能以單獨的身分繼續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其次，在1997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中國後，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獲得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的高度自治，與中國大陸「井水不犯河水」（江澤民語），相當程度區隔了「中國」。事實上，香港迄今仍擁有與大陸不同的關稅區、出入境管理、市場（否則不會有奶粉問題）、貨幣、法律、教育制度、教科書，也享有大陸不存在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然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舉動日益明顯，2014年6月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及「8．31決定」對香港主流社會爭取真正普選的扼殺，讓香港社會更深領悟到北京並無誠意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也看清中共「權力至上」的本質。在「佔中／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的危機感日深，終於促使許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更為大膽地提出「拒絕大陸化」、「香港不是中國」的訴求。
觀察香港正在萌芽的「天然獨」的現象，筆者以為港版「天然獨」可定義為：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於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
台港「天然獨」的「中國因素」
「天然獨」在台灣的發展及在香港的萌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即作為起因的「中國因素」的存在，並且在「中國因素」下，台港兩地的「天然獨」世代透過互相影響的「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的經歷與記憶，在「去中國」的想像與重新建構自主意識的過程中，獲得了相互共鳴的空間。
前述「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在說明「『天然獨』是時代力量創黨DNA」時就道出了「中國因素」與「天然獨」的因果關係：「從去年太陽花運動以來，歷經中共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香港雨傘革命，台灣人民已經清楚意識到台灣唯有自立自強，不再傾中媚共，才能有未來。」事實上，台港間接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也在「太陽花學運」及「雨傘運動」中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形象化訴求裏獲得了強化。
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政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進一步干預香港及台灣的政治，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使台灣社會出現深深的危機感。
筆者自從1993年的大學畢業論文〈台獨運動的起因〉開始觀察「台獨」現象20餘年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目睹堅持拒絕民主的北京儘管「反台獨的堅定立場」迄今未變，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台獨」從非主流的「異端」演變至今日主流化的「天然獨」而無能為力。
同樣，11年前「港獨」從京官無中生有的虛無狀態，走到今日年輕一代大膽地在社會公共場域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實體行動的過程中，即使視「港獨」為洪水猛獸的北京如何口誅筆伐、如何恫嚇威脅，但是在香港《基本法》「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對「港獨」意識在香港社會的蔓延，迄今也只能無可奈何。不難預測：儘管明知「不現實」，然而在「官逼民反，別無選擇」下，由香港「雨傘」世代脫穎而出的從政者，進一步大膽地在論政平台提出「港獨」的政治主張，恐怕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前述23歲台灣青年在投書中所提及的「天然獨」的主要理據，一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二是「在國際上不斷打壓我們」。前者與香港「天然獨」萌芽的背景完全相通，後者在香港則換上了「在民主路上不斷打壓我們」。事實上，前述筆者2007年與港大合作的民調及2013年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也都在在顯示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台灣，「中國繼續由中共統治」是「天然獨」得以蔓延、發展的溫牀。
解鈴還須繫鈴人
遺憾的是，北京對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的「台獨」與「港獨」意識擴大的現象，向來將之解讀為「被敵對勢力利用」、「受外部勢力干擾」，卻從不撫心自問「為什麼中國『崛起』時期，卻有更多台港民眾不願意當『中國人』？更想獨立？」，「為什麼英國統治150年期間，香港從未有過獨立運動，卻在『回到祖國懷抱』後喊出獨立的聲音？」，「為什麼『佔中』這場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政府運動，不是在殖民地時期發生，而是在『回歸祖國』之後爆發？」
解鈴還須繫鈴人。現階段能真正有效阻止正在萌芽中的香港新一代的「天然獨」意識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力量，是北京正面回應壓倒性的年輕世代爭取「真普選」的訴求，並大膽地着手中國大陸邁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否則，香港社會進一步步台灣「天然獨」後塵的趨勢就無可避免。
（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2015年12月8日轉載
作者：李祖喬
原題：《 悼：Benedict Anderson未完成的著作：印尼的基層世界主義 》
2015年12月20日
【香港明報】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了。不少愛好人文社科知識的朋友，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想像的共同體》（1983），也可能聽過這類說法：「民族」並非從祖先承傳到今天的文化傳統，而是在近幾百年才慢慢由諸多因素組成的友愛關係，是現代的文化產物。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我們自古屬於某某民族」的政治宣傳，此書居功不少。
可是，最精彩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論證過程。大二時初讀此書，只有驚歎。我實在不想以拙劣的文字簡介此書，貶低作品的澎湃能量（就像我們都不希望好電影被劇透）。沒空讀書的朋友，可以先上網找找吳叡人教授的〈認同的重量〉。那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導讀文章。而我始終認為，安氏有點像一位藝術家，我們不用單單聚焦於某件作品和概念，而是可以去認識他的創作歷程。
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東南亞知識分子
安氏去世，歐美及華文媒體往往強調他是民族主義理論家。其實，視他為東南亞知識分子也同樣準確。安氏生於中國昆明、於英美受教育、拿愛爾蘭護照，但他研究、長期活動的地區始終是東南亞。有印尼學者說，安氏可以用爪哇語說笑話和思考，比印尼人更像印尼人。1972年，他因為一份著名的研究，分析了印尼大屠殺而被政府禁止入境。於是他轉而學習泰語。在泰國，安氏同樣認真看待文學和政治。他出版過有關泰國短篇故事的研究。也有泰國學者說，他談及1970年代泰國政變的論文，至今仍然是不能繞過的經典。1979年，美國國會邀請他為東帝汶（當時被印尼佔領）的情况作證，他開始接觸東帝汶獨立運動人士。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又促使安氏學習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深入研究菲國。1999年，安德森重回印尼。記者Scott Sherman如此形容他的回歸：「在雅加達一家酒店，62歲的安德森穿著淺色襯衫和休閒褲。300人——有印尼將軍、資深記者、老教授、學生和好奇的路人——包圍着他，緊張又耐心地聆聽。安德森用流利的印尼語，抨擊政府不敢正視當年的大屠殺。」
篇幅所限，不能詳談。我只想指出一點：安德森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他寫出了被不斷引用、impact factor爆燈的民族主義理論；而是他在東南亞這個空間裏細心觀察事件、認真學習地方語言、連結人群、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以生產知識作為介入社會的方法，把地方經驗概念化成可轉移啟發其他文化圈的「普世」理論。每項行動環環相扣、互相啟發。
《想像的共同體》是明顯的例子：他寫書的出發點不是「好，我現在要建立一套理論」，而是他首先觀察到70年代末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都屬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戰爭，深深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無法領略民族情感。而假使他沒有讀過菲國國父Jose Rizal的小說《社會之癌》，又大概無法建立「不認識的陌生人也可以身處同一民族時間」的著名觀點。所以，印尼《雅加達郵報》稱安氏為「印尼學家」（Indonesianist），而泰國《曼谷郵報》稱他做「亞洲學者」（Asian scholar）。安德森的書既是抽象的理論，卻也難以跟他在東南亞的活動切割。他曾說：「把現象理論化，好比觀察水滴。你首先只會看到水，但當你拿起顯微鏡，現象已完全不同。理論是理解長期現象的框架，但我感興趣的是人們的真實生活，而非抽象的理論。」
最後的概念：基層的世界主義
安德森最後所觀察的「水滴」是什麼？印度史學家Ramachandra Guha在《加爾各答電訊報》的悼文說，安氏有兩項未完成的研究：一，研究大英帝國如何把酋長國轉化成保護國、王國、及民族國家；二，研究一位活躍於20世紀初中期的作家Kwee Thiam Tjing。
在幾個訪問裏，安氏都說Kwee是他在現代東南亞中最崇敬的人之一。1963年，他在雅加達的二手書店找到Kwee的書。Kwee混合多種語言寫作：印尼語、荷蘭語、爪哇語、英語、福建話。他的政治立場屬於邊緣：以左翼姿態支持印尼獨立，卻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批判荷蘭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又廣交來自帝國的朋友──包括一位在戰時駐守印尼、經常探望他母親（借此懷念自己的日本母親）的日本中尉。反帝的Kwee也支持中國，卻又討厭蔣介石、鄙視印尼華人貪婪、虛偽又膽小懦弱。而且，他也為自己不懂中文而自豪，甚至一生也沒離開過印尼。
安氏認為Kwee是位有趣的印尼民族主義者——追求獨立、從沒出國，卻又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義者。Kwee總是說，外國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印尼人必須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不要讓外地人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這不意味全盤接受外來事物，也不意味膽怯和懦弱。在幾個訪問裏，安氏反覆說這叫「基層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這種毋須移動、扎根地方的世界主義，跟去旅行玩樂是兩碼子事。2014年，安德森接受專訪時說：
「在大眾層面，許多人認為實現『世界大同』和旅遊差不多，一兩周的時間就可以從紐約飛到巴黎再到東京玩一圈。實際上，『世界大同』意味着在絲毫不放棄民族主義情結的情况下，對其他民族的人敞開心扉，暢談自己的價值觀和歷史…Kwee除了晚年為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女兒和女婿做保母之外，一生從未離開過印尼。他也從未去過中國，不過他從那些或善或惡的外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英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亞人——那兒受益匪淺。他閱讀極為廣泛，而且是個極左派的印尼民族主義倡導者，曾因言獲罪而被囚三個月。」
在香港看到安氏的「基層世界主義」，甚有啟發。近年，不少討論都受困於這種對立：在地的「共同體情感」很快被視為非理性的「排外情緒」；稍為「包容」和猶豫的態度又立刻被指責為不負責任的「離地」。要克服這對立，Kwee似乎是很有趣的案例——居於本土，追求社群自決命運，同時又可以帶着社群情結、不卑不亢地尊重、包容和虛心學習周邊文化的優點。明年7月，安氏的自傳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將會出版。我們會得到更多線索。
（2015/12/20 发表）
作者：蕭少滔（香港）
2013年8月13日
先前提到，郝鐵川8月10日在《明報》撰文，提及「民族自決權」的問題。當中內容不少，可以寫的東西多的是。
先前一篇己提到，有關「魁北克」的自決要求，郝大教授只講了上半截、沒有講清楚下半截。因此看完全部事實之後，只能推斷郝大教授實在是想香港也來參考加拿大「公投-」的先例，讓香港人可以自己表態到底政治前途應該如何決定。先來一個萬二分多謝提醒，香港人原來是和「魁北克人」一樣，是有公投權利的，只不過有人硬是看不見。
其實公投的結果也可以是「香港人同意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呀? 為什麼連問也不敢問? 怕什麼? 看來郝大教授要是有女兒要結婚的話，麻煩可大了，因為到底連「我願意」也不能問的，那麼這個婚姻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今次續談同一篇文章當中，有關郝大教授所指「香港不是殖民地」的問題。
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這是一個事實陳述，英國的歷史是這樣講，而中國的歷史，從來都是這樣講。至於郝大教授可以用多少語言偽術來把這個事實抹掉，也又真是「歎為觀止」。
首先要搞清楚，大英帝國對香港實施殖民統治，文件俱在，無從抵賴，否則香港「回歸」個什麼東西? 1997年英國撤退前，憲法條文從來都是《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要是這些東西不是交給英皇陛下的代表：殖民地總督，用以實施殖民地統治的工具，那又是什麼東西?
至於居然原來另有一個「不宣諸於世」的版本，郝大教授的講法的確很刁鑽，他是說「聯合國從未承認回歸以前的香港是殖民地」… 是嗎?
氣氛有點像「日本從來也不承認有南京大屠殺」差不多。
其實他自己也有解畫的唄。那是因為文章這樣寫：
1972年6月15日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通過決議，向聯大建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1972年11月8日，第27屆聯大通過決議，批准了特別委員會的報告…
好了，先來回顧一下歷史：香港的殖民地割讓事實，發生始自1842年鴉片戰爭終結時的《南京條約》，最遲一宗交易，是「強行租借新界」行動，日期是1898年，外交文件是《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條約原件存放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典藏於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立此存照。香港的97問題，也是這樣來的。否則不會叫做「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條文如何，郝大教授不知看過沒有? 當中「新界」所被「拼入」的「香港」版圖，根據《南京條約》所指，是名正言順的「大英帝國直轄殖民地」 Crown Colony。這個身份，在1981年才按英國全球殖民地改制安排，將香港劃為「屬地」 Dependent Territory。地位與殖民地又是一模一樣。而1966年英國簽訂《政治權利公約》時，爭取到暫時豁免部份殖民地需要設立民選政府一項，以免趕不及1976年的實施限期，因為領土實在太多嘛；但豁免並不表示英國沒有責任要讓香港建立民選政府。而在1984香港也開始進行民選準備，發佈了《代議政制白皮書》。
因此從時序上來看，聯合國成立日期是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又如何可以進入時光隧道，否定1842年以及1898年中英兩國白紙黑字簽定的「殖民地」文件呢喂? 這個龍門搬得有點過份唄。
再仔細看一下郝大教授所指明的「時間」，是1972年6月15。這個日子不能掉以輕心呀。因為按聯合國的記錄：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不再視《中華民國》政府為聯合國成員國「中國」的合法代表，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中國席位。此謂之「中國席位問題」的解決方案。
因此只能這樣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成員之後，第一個重大舉措就是「爭取香港不被承認為英國殖民地」。
表面上看來，「趕走英國佬」是一件「天公地道」的事。之不過郝大教授真的是「無間道」的好材料，連這樣刁鑽的「國家機密」也在文章裡抖了出來。他是這樣寫的：
聯合國相關公約和條款中，「殖民地」與「被侵佔地」的定義、主權地位及歸屬走向有着嚴格的不同。「殖民地」的主權地位走向多以「全民公決」等形式確定；而「被侵佔地」的主權地位走向就是歸屬其祖國，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大家看清楚沒有? 要解畫嗎?
就是假如中國「也」承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那麼中國要「收回」香港的話，第一件事就是要按聯合國的規矩，要在香港進行「全民公決」。
所以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為了不讓香港人有權進行政治前途和歸屬的「全民公決」，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就是「在法律上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囉。而早在1971年「入聯」的時候，這個計劃已經開始。之不過是否所有中國歷史書都要從1971年開始改寫呢?
有人痛恨日本人「篡改歷史」，那麼中國人自己篡改中國的歷史又怎樣? 今次是要連全世界的歷史也篡改掉。
好了，明白了郝大教授所自爆的國家機密之後，到底這個「如意算盤」又是否打得響呢? 亦即，「假如香港不是殖民地，香港人就無權就政治前途進行全民表決」?
答案是：偷雞唔到蝕渣米。
這個亦正是上次我提出討論「直布羅陀」問題的原因。而郝大教授自己提出的「上半截魁北克判詞」就更為直接了當。
直布羅陀由西班牙割讓予英國，在1830年由英國宣佈為「殖民地」 Crown Colony。其實也可以看得出，香港跟直布羅陀有共通的地方：就是緊貼着大英帝國的管理模式而被轉變。
1830年代以前，英國並不直接管理殖民地，而是很大程度上採取「間接管理」，因此才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等「專營企業」替帝國賣命。而英皇只是「抽佣」而並不涉足海外土地。其中大有關係的，是科技限制。
1830年代以前，亦即工業革命前期，蒸汽輪船和電報通信並未普及，大英帝國的全球版圖，如要靠風帆船隻來維繫，當然是難度極大。因此在科技限制之下，英國只有「全球利益」而並無「全球版圖」。帝國是以「代理人」方式來管轄的。美國的殖民地革命發生在1776年，大英帝國當時連橫渡一個大西洋也被「考起」。這個教訓實在太要命。而直到1830年以後，除了是蒸汽輪船的出現，更重要的「拿破侖」戰爭的結束，基本上「古老帝國」的管理方式已經不能不加以改革，除了美國早已取得獨立之外，其他全球「地盤」都在「發酵」! 在地人民即使是殖民者，都會隨時割據獨立。因此放任無為、只收專利稅的「買辦」管治方式不足以應付「全球帝國」的實際管理需要。在政治與科技的共同壓力下，「殖民地」運動才正式開展，由英皇的直接代表「殖民地總督」親自在地駐兵管理。
當中細節，先前已有一本好書介紹，大家各自參長。依書直說，並無加鹽加醋。Empire –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Niall Ferguson, Penguin 2003。
好了，二次大戰之後英國參與組建聯合國，直到1966年正式簽署《政治權利公約》，大英帝國不得不正式開始「非殖化」工作。當然不能一下子把全球帝國殖民地都即時改為「民選政府」啦，因此有時間豁免實在不為過份。而在各地殖民地相繼成立民主政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今時今日的「英聯邦」。而「殖民地」也在1981年修改為「英國屬地」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至於這些「屬地」又是否如郝大教授所講「連公投的權利都沒有」呢?
好明顯不是囉。光看直布羅陀就夠精彩了。
1967年直布羅陀「公投」就決定了繼續由英國管治。而和香港一樣，根據英國1981年的《海外屬地法》訂立，殖民地一律改為「屬地」。
換言之，直布羅陀自1981年起「也不是殖民地」。但和香港最大的分別在那裡呢? 就是直布羅陀自從1967年開始就已經進行了公投，最近一次在2002年。結果是一面倒要求「自決」，起碼是保留現狀而不接受「英國和西班牙兩國」的雙邊會談不包括直布羅陀的代表參與。
要是西班牙要聯合國按照「主權國意願」來執法，又會怎麼樣? 派武裝維和部隊進駐直布羅陀、宣佈她的民選政府為非法、再進而與99%在地人民對着幹，然後把直布羅陀送回給西班牙?
開玩笑了吧。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只存在「夢」裡面。
換言之，不止是前英國殖民地或者屬地或者什麼東西的，也包括「魁北克」也一樣，一個「附屬於主權國」的「非獨立地區」，也有權舉行政治前途的公投。而只要有過半數的民意表決支持，其「主權國」政府也是有責任要開展談判，確保在地人民的意願得到尊重。這個才是聯合國「非殖化」原則的真正意義。而不是一味「還原」。
因此聯合國對這些地區不是「殖民地」或者「非殖民地」的劃分，正式劃分是「非自治地區」。
http://www.un.org/en/decolonization/history.shtml
聯合國對「非殖化憲章」的措詞是這樣的：
The Charter binds administering Powers to recognize that the interests of dependent Territories are paramount, to agree to … assist in developing appropriate forms of self-government an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each Territory. Administering Powers are also obliged under the Charter to convey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formation on conditions in the Territories. The United Nations monitors progress towards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Territories.
要翻譯嗎? 不難吧，一個重點就夠：self determination，自決。因此所謂「殖民地」、「非殖民地」的界定，根本就沒有分別。只要一個地區是「被外力管轄」，而沒有「自治政府」，就屬於非殖化憲章需要處理的事項。
各位有沒有留意其實有這種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
請各位自己核對一下，這是否就是《非殖化憲章》所指「須向聯合國提交情況的報告」?
有時修改歷史也要有一點本事，不能只修改了標題，但內容照舊嘛。想騙誰? 除了自己之外，誰也騙不倒。
要是「還原」是一條聯合國的原則，那麼請問清帝被迫遜位一事，是否也要還原?
聯合國的原則是「自決」，而所謂「自決」又不止於「一整個民族」，看看魁北克吧。
中共在聯合國上所做的小動作，包括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上抹去，並不表示歷史就會記載「香港從來都不是殖民地」，這是阿 Q 式的精神勝利法。只能說是中共再一次努力防止香港市民進行前途公投而已。
各位，努力讀書吧。
2015-8-24 轉載
作者：斯洋
2015.08.05 ，華盛頓
美國要求中國澄清在南中國海的“九段線”的主張，但是即便中國宣布“九段線”只是島嶼歸屬線，這算是“九段線”的最低要求，南中國海周邊國家也不會承認這條線的合法性的。有些學者對南中國海諸島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說法提出了反證。
中國官員和中國外交部多次表示，南中國海諸島自古以來屬於中國。中國外長王毅不久前還強調，“如果中國容許領土利益被蠶食，將難以面對祖先以及下一代。”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說，中國對南中國海諸島聲索主權有歷史依據。他說：“有大量的史料和地圖證明中國是最先發現，最先命名，最先（將南中國海）納入版圖的，最先建立設施，並連續不斷地對南海諸島進行管轄，中國是唯一的一個國家。我相信其他國家不可能比中國找出更充分的歷史依據來證明南沙群島的這些島礁，他們非法佔領的，這一點很明確。”
菲律賓：中國並非最先發現南中國海諸島
但是菲律賓和越南等國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2013年，菲律賓將中國告上國際仲裁法庭，在為配合國際法庭的控訴而錄製的電視系列片中，菲律賓指出，中國的所謂歷史證據完全是編造的。
電視片說：“根據史實，作為菲律賓人、印度尼西亞人、文萊人和馬來西亞人後裔的馬來-波利尼西亞人最早發現了這些島嶼。沿海地區的東南亞人是航海民族，他們最先發現，並在南中國海和太平洋捕魚，比抵達這一海域的中國人早了幾千年。”
中國並非最先為南中國海諸島命名
比爾•海頓（Bill Haydon）是《南中國海--亞洲權力之爭》(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一書的作者。該書2104年出版，在書中，他試圖證明包括中國在內的南中國海主權各聲索國都缺乏歷史證據。
他說，所謂南中國海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中國人最先為這些島礁命名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他說：（22：14） “我們現在應該都知道，中國對斯普拉特利群島宣稱擁有主權與中華民國的一個委員會有關。在此之前，沒有中國官員到過斯普拉特利島嶼，所以這個水陸委員會只是沿襲了英國地圖上的名字，然後將它翻譯或是意譯成中文。”
他以被中國目前視為最南端陸地領土的南康暗沙（South Luconia Shoals）和北康暗沙（North Luconia Shoals）為例說，1935年，中華民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公佈的名稱為“南盧康尼亞灘”和“北南盧康尼亞灘”，這兩個名稱都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後來，1947年中華民國將其改為更接近中文說法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
南康暗沙是中國最南的陸地領土的說法源於2009年5月《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的一名記者。這名記者發現南康暗沙中的瓊台礁已露出水面，感嘆原暗礁已生長為中國最南端陸地領土。南康暗沙現由馬來西亞政府實際控制。
中國教科書中中國最南端的領土“曾母暗沙”也是從英文的James Shoals翻譯過來的。
中國並非第一個將諸島納入版圖
2014年9月11日，菲律賓海事和海洋事務機構與德拉薩大學聯合展出60張古代地圖，聲稱可以證明黃岩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德拉薩大學展示的這些地圖從公元960年的宋朝到20世紀初清朝末年，時間跨度近1000年。展覽組織方稱，地圖表明中國最南端的領土始終是位於中國沿海附近的海南島。黃岩島從未出現在任何中國古地圖上。
《南中國海--亞洲權力之爭》一書的作者海頓也表示，從1630到1830年，西方繪製的南中國海地圖顯示，南中國海的那些群島並不存在。而1897年廣東省的地圖上沒有這些島嶼。
海頓認為，自古以來，南中國海是一片無人治理的海域，主要是被漁民和海盜佔領。直到19世紀初，英國海軍才證明了南中國海群島的存在。在他看來，南中國海大大小小島嶼的中文名字不過是對英國海軍先驅的紀念。
中國古代的帝國並沒有主權概念
莫漢·馬力克（Mohan Malik）是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他2013年在《世界事務》（World Affairs）上發表文章稱，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是歷史小說（ Historical Fiction：China's South China Sea Claims）。
他寫道，由於古代亞洲國家都不行使主權，因而中國以歷史為基礎宣稱對斯普拉特利群島擁有主權的說法站不住腳。在現代社會之前，亞洲帝國都是沒有疆界的，也不會派兵守禦邊境，而且疆界也是經常變動的。在亞洲，治理主要靠宗主權體現的。與民族國家的概念不同，中華各朝代從來都沒有仔細劃定自己的疆界或是認真管理。中國的疆界更多的是一個圈或是區，其影響從文明的中心向邊緣的異族未教化的民族逐漸減弱。
從歷史角度來說，中國還是比周邊國家有優勢
馬立克說，中國對南中國海聲索的真正歷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47年。那就是1947年出版的由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方域司編繪的《南海諸島位置圖》。據稱，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希望以此為中華民族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
但是，美國國際貿易和政治風險評估公司薩繆爾斯國際合夥人機構高級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Sourabh Gupta） 認為，就是因為這版地圖，中國成為第一個宣稱對南中國海諸島擁有主權的國家，比其他國家更佔優勢。
“中國的聲索是最有力的，而且被國際各方承認過的。 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到甚至舊金山合約，所有各方都承認中國的聲索。這就是中國聲索的基礎。有充分的外交信函顯示，當時所有的主要國家，日本、法國、美國和英國都接受了並傾向中國的聲索。”
實際佔領和控制比歷史更重要
關於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美國資深外交家傅立民（Chas Freeman）的看法看來更接近現實。
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說： “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現在包括中國已經正確地意識到，南中國海島嶼的主權的關鍵不是法律上的爭辯，而是實際的佔領和控制，並且持續賦予符合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個島嶼是否能夠產生200海裡的經濟專屬區還是12海裡的領海，都取決於人類是否能夠在島上生存。這就是各國競相搶占島嶼，駐紮在島嶼，並向外界展示人類可以在此生存的原因。”
他說，中國是後來者，這也是北京大規模地在自己實際控制的島礁上填海造島的原因。越南和菲律賓等國1970年代開始了在南中國海的建造工程。
“人工島不能擁有領海權和經濟專屬區”
不過，不少的法律專家已經指出，根據國際海洋法公約，在天然狀態中不能支持人類居住或位於海面之下的地貌，本身無法享有領海或是專屬經濟區。
根據維基百科，中國目前有效控制著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中的11個島礁。越南控制著28個島礁。菲律賓二戰後一直管轄著斯卡伯勒淺灘（中國所說的黃岩島）直到2012年中國把菲律賓趕出這個地區為止。馬來西亞在70年代起就在“九段線”以內的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島礁附近區域大規模開發石油資源等等。台灣控制著東沙群島，另外台灣還有效控制著南沙群島最大的島礁太平島（Itu Aba ）。
資料來源：美國之音中文網
（2015/08/06 发表）
作者：黎蝸藤(香港) ，歷史學者
2015年6月30日
香港【明報專訊】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這種認識妨礙了各方平心靜氣地按照歷史和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否真的如此「無可爭辯」呢？
南海並不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中國人直到秦朝才到達南海，而遠在此之前，越南人的祖先越人已經在南海邊上生活了上萬年。馬文印菲的先祖更在幾萬年前已經進入東南亞半島。他們當然比中國更早地「發現」南海。
宋以前的中國文獻都難以確定中國是否已經知道了西沙和南沙。比如漢唐文獻中的「崎頭」所指對象和位置均不明，即便崎頭是珊瑚礁，它也可能只位於近海。宋之前，中國在南海交通中也非常不活躍，僅主要充當產地和市場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佔強勢地位的是占城、真臘、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中國船隻僅限於南海沿岸的短途航線，它們不需經過西沙，自然舟者也難以發現西沙。儘管西沙可能在宋之前已經被發現，惟在史料中第一條能夠確認是西沙的記錄乃占城（屬現越南）使者告訴中國人的（《宋會要》，1018）。南沙群島的最早記錄也是外國使者（真里富國）告訴宋官員的（《宋會要》，1209）。
權威官方文獻 未記載長沙石塘
中國一直強調從宋開始已經把西沙和南沙劃歸萬州，其證據是方誌上說的「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但是其實各個版本的方誌的記載大同小異：「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實。」。這說明：（1）「古志云」，說明這是因循古說的；（2）「莫稽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僅僅因循記錄下來的地名，連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能算作什麼「劃歸萬州管轄」的證據？查所指的古志，其實僅僅指出了長沙石塘在海南的東面，既沒有提及從屬關係，這裏的長沙石塘也不過是指西沙而已。相反，更為正式和權威的官方出版的《一統志》，從元到清共7個版本，均沒有長沙石塘的記載。
中國又稱古地圖上標有長沙石塘，作為自古領有西沙南沙的證據。相反，當菲律賓出示古地圖證明對黃岩島的主權證據的時候，中國卻不屑一顧。其實查中國的那些古地圖，大多是「混一天下圖」之類的世界地圖，很多地圖上長沙石塘不單位置嚴重錯誤，而且混在一堆外國國家名字中，難以說明它們屬於中國。在最具代表性的《廣輿圖》裏，它們都僅僅被畫在《東南諸海夷圖》及《西南諸海夷圖》上。明朝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鄭開陽選集》中的各種海防圖（中國把它作為主張釣魚島主權的重要證據），廣東（包括海南）海面的各幅地圖上也沒有長沙石塘。
其實，即便在中國古籍上也有不少紀錄對其他國家有利。比如，明代《四夷廣記》及《殊域周諮錄》記載了使者吳惠出使占城的事，描述其先進入「交趾界」再到達西沙群島。在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中，「萬里石塘」（指西沙）位於「交趾洋」內。清人謝清高的《海錄》（1820）說萬里長沙（指西沙）是「安南外屏」。可見，明清亦有記載西沙群島屬於越南。
在1950年代和緬甸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談到中國在領土歷史問題應該以何時的邊界為標準：由於中外邊界在歷史上不斷變動，一味強調歷史上最大疆界並不恰當，當以清時期，特別是疆界相對穩定的晚清為準則。而儘管當時中國漁民已經在南海諸島上活動（可能比周邊諸國都早），清朝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也很成疑問。
晚清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
道光時期，中國水師巡邏到崖州的玳瑁洲就已經「與越南夷洋接壤」（《清實錄》，卷二二六）。光緒時出版的權威著作《欽定大清會典圖》中，中國南端被定為「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19世紀末，兩艘英國公司提供保險的船隻在西沙群島觸礁，貨物被中國漁民搶掠一空。當英國大使和領事要求中國賠償時，中國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中國毋須賠償。20世紀初中日東沙島爭議之時，中國官員需要靠外媒才知道日人在島上作業之事，也靠翻譯過來的英國航海志才知道島嶼在何方，為了到東沙島調查，中國居然要花一年半時間才能調派出船隻。距離中國如此之近的東沙尚且如此，其他島嶼可想而知了。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討論其他的材料。但僅僅就這些例子看，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其實並不見得如此「無可爭辯」。南海其他國家也有悠久的在南海活動的歷史。如前所述，越南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在18至19世紀初已經有確鑿的對西沙的管治證據，其主權在19世紀中期一度得到國際廣泛承認。菲律賓和文萊很少對南沙提出歷史性的證據，但他們在南沙的歷史性權利也在中國古籍中得到反映。
當然，這裏並非要完全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益。只想希望指出，南海諸島的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以及他們對南海諸島亦擁有傳統權利的說辭即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只會引發民族主義對和平外交的干擾。南海各國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公平地享有對南海的權利。南海各國應在公平、兼顧歷史與現實、以及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地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追求完全實現單方面的主張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各方和平解決紛爭，攜手發展，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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