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國古詩的押韻
早幾日上網讀了武宜三先生反駁港官北大人楊文昌的文章 « “詩人”楊文昌 »﹐跟著亦看閱司徒華先生與楊大人的兩篇文章。司徒、武兩人除了批說了楊詩人的官霸氣﹐亦指出了其對中國古詩“平仄韻律” 的無知。楊則反舉用北京話與廣東話讀古詩不押韻的例證﹐引說古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等所作的某些詩詞句也不押韻。
值此隨意談談筆者對中國詩詞的少許認識以及本人的中國詩緣,與讀者分享。
筆者生長於“異國蠻地”﹐少壯時進學堂讀的皆為“鳥語番書”﹐幾乎是得不到堂堂正正大中華文化的熏陶﹐更不要說可以在大學堂接觸華夏文化的燦爛文學---古文詩詞教育。幸而本人年幼時便愛閱讀﹐家中有一書櫃﹐存放一些漢語古籍名著等﹐故此閑聊時﹐我也似懂非懂地閱讀起來。在十二、三歲時﹐當獲悉表兄離穗返港與家人團聚﹐由此有感而發﹐寫下平生第一首中國詩---仿題名為 « 蝶戀花 » ﹐僅四句七律詩﹐似貌似樣地撰寫古詩來 ! 當然也不知道它是詞牌的一種形式 ! 事隔幾十年﹐現今亦記不起全部四句﹐僅還記得最後一句為“君卻團圓我卻憐”。當然﹐該時年少根本不知曉甚麼是詩律押韻平仄等﹐只知道以七字為一句﹐記下我所思所感而已。沾沾自喜﹐我把它錄載於小簿上。後來某日不幸被家姐的朋友來家作訪時看到﹐她面帶笑容﹐不知是贊揚或譏笑的評說﹕青出於藍啊 !
早年居住多倫多﹐筆者認識一位來自廣州姓陳的仁兄,大家相處融合﹐談話亦十分投機﹐因此﹐閑來兩人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偶爾陳兄亦對我談起其家事身世。陳兄的老父曾是前朝秀才﹐大陸變色後亦執過教鞭。文革期間﹐學校停課﹐陳兄失學在家﹐每日則由家父教念讀唐詩。陳兄只讀完初中﹐但聽他念起詩來﹐頭頭是道﹐一派韻味非凡﹐令我讚慕非常。有次我對他說﹐讀古詩要用國語念才好聽。可是﹐陳兄改正道:用粵語讀才好﹐有韻味。該時我對中國古詩詞認識無多﹐聽後亦只能默然罷了。然而﹐從那時起﹐我開始從報章書籍裡找些古詩詞來認真的讀讀幾番。
幾年前﹐我亦幸會一位曾在越南任教幾十年中文的老先生。間中閒談及中越兩國的文化。老先生對我透露一“天機”﹕讀中國古詩﹐若用越語來念詩句最後一字的“平仄”﹐常常很快很正確的馬上知道它是否押韻。
上述兩事曾令我有點百思不解﹐有時悶訥亦自問為何用粵語與越南語念讀中國古詩詞又會像陳兄與老先生所說的那樣呢 ?
數年後﹐幾經一番歷史語言上的“探考”﹐我暫得了以下的認識﹕
粵語與越南語同屬古代嶺南越人的同源語言(本人不認為粵語是漢語方言﹐而是另一種獨立的語言﹐此問題另作論述) ﹐兩者同受中原唐朝的中古漢語影響極深。根據語言學的語言傳播論﹐一般遠離原語言的地區較完整的保持該語言的原始語音。現代粵語與越南語的區別是﹐前者受現代漢語的影響大﹐即是說被漢化深﹔而後者則保存更多的古老中古漢語。原因﹕其一﹐越南自宋起擺脫中國而獨立﹐當然其受現代漢語的影響比廣東少得多。其二﹐從地理上來說﹐越南地處偏於一角。難怪中國語言學家王力先生亦曾到越南河內研究一番中古漢語與越南語的關係。由此可見﹐粵語越南語與中古漢語更接近﹐而越南語比粵語更為古些。
筆者也讀過一本談及北京話來源與演變的書籍。據知﹐北京曾為滿清直接統治之首駐地和大本營﹐現代北京話則受滿語的影響尤深。另一種說法﹐即使同為地處北方,現代北京話與中古漢語的距離更遠。中古漢語是以西安地區方言為基準。
這種語言變化的現像並不稀奇﹐也出現在世界其他地區。譬如﹐由於歷史的演變﹐現代法語的許多詞彙和表達方法在法國本土上已不再使用﹐但在遙遠的大西洋那邊的魁北克﹐人們仍操說法語的古老詞彙和表達方法。
行文至此﹐不用多說﹐讀者亦會明聊筆者多年來不解之惑的答案了, 同時亦明白楊“詩人”的無知之處何在。
嶺南遺民
2006-02-17 à Aix-en-Provence
2008-11-25日修改
作者 : 傅国勇
文章提交者：碧血黄花, [转贴]【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个同样美丽的春天，一个和今天同样灿烂的日子，风和日丽，鲜花烂漫，在满清专制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声音，黄兴等一百多个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和那纷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 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 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 " 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 "。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3月29日夜从香港带二百多志士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想见时也晕过去了！"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是阵亡还是被处死刑的）遗骸埋葬在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冈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黄花冈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 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 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冈的烈士数，" 死于非命，惨不忍言 "。" 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24页，32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被无辜牵连的，9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兴，还是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 " 吾党菁华 " 的丧失，其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痛之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一词和 "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春云湿黄花 " 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十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 "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90年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活着他永远死了，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一杯粪土而已。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90年前那个黑暗的春天，他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刑场上倒下，罪恶的满清专制政府为他们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菜市口和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就死，一点也不犹豫就走向了90年前的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自己，也是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返顾。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刚刚朦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他们写绝命书时，这一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 ---- " 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 " 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 "，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 " 其勇有加 "。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称李文甫 " 非常猛烈 "、受伤被俘 " 从容谈笑以死 "，在提到他和朱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 " 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义理之勇为之也。" " 此次死者多英才 "，多 " 仁勇俱备之同志 "。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 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 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 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 对他们 " 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 " 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没有黄花岗英烈的碧血横飞，没有他们舍生赴义的慷慨豪迈，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热血在这片古老的专制土地上铸造了崭新的共和国。90年后，先烈们的理想之花都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吗？他们当年所追求的生活已化为13亿国人的普通现实了吗？我们赢得了自由和做人的尊严了吗？
想一想为什么90年过去了，黄花岗先烈的理想依然还只是理想，满清政府倒了，日本人、国民党都被赶走了，但中国人民仍然没有赢得自由和幸福，内心就无比痛苦，我们愧对黄花岗的英魂，全民族愧对黄花岗的英魂。
碧血黃花 浩氣長存
附一 :
黃花崗烈士事略序 ---- 國父 孫中山先生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崗上一抔土，猶湮沒於荒煙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編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記載而語焉不詳，或僅存姓名而無事跡，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載田橫事，雖以史遷之善傳遊俠，亦不能為五百人立傳，滋可痛矣。
鄒君海濱，以所輯《黃花崗烈士事略》丐序於余。時余方以討賊督師桂林。環顧國內，賊氛方熾，杌靰之象，視清季有加，而余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諸先烈所不惜犧牲生命以爭之者，其不獲實行也如故。則余此行所負之責任，尤倍重於三十年前。倘國人皆以先烈之犧牲精神為國奮鬥，助余完成此重大之責任，實現吾人理想之真正中華民國，則此一部開國血史，可傳而不朽。否則不能繼述先烈遺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慨於其遺事，斯誠後死者之羞也！余為斯序，既痛逝者，並以為國人之讀茲編者勖。
附二 :
林觉民 : 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棲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191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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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南山下 » 主持﹕ 嶺南遺民
2007-11-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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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统一，就离不开领土，因为任何统一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任何统一政权都有自己的领土。提到某一个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我们习惯于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却往往曲解了历史事实，更不能正确解释以往两干多年问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成、定型和发展的过程。有了国家，才会有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领土一般都会发生变化，除非处于四面隔绝的环境。中国也不能例外。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那么就不能否定，每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都属于中国，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归属于中国，任何“自古以来”都应该有明确的时间界限，都不能追溯到越古越好。
中国的领土这个概念只能出现在中国产生和形成之后，在此前既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也毫无意义。如有人说，一万年以前中国人通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所以美洲是由中国人首先开发的。姑且不论这是否事实，但一万年以前并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中国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当时生活在今天中国领土上的人吗？那些人与今天的中国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也只能称为中国人的祖先。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地方一万年以前就属于中国，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时中国本身还不存在。
对“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 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中确定了这样的原则：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载《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中，谭先生又论述了确定这一原则的理由，他指出：“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部分领土的结果。”
很清楚，谭先生确定的是今天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时所需要涉及的范围，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这就是说，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不等于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一幅幅地图那就更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时期、每一个具体的政权的疆域都是在变化的，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范围之中。所以不能将他确定的、代表今天学者观念的概念强加于古人，滥用于讨论历史时期的统一和分裂。
至于他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我的理解是应该将中国疆域的变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840年以前，另一个是1840年以后。前者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历代中原王朝先后发生过关系的周边民族和政权最终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清朝；后者则在西方列强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中国疆域的变迁已经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是“自然”与否的区别。
但如果把“自然”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1840年以后中国部分领土的丧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会失去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些国家就没有丧失？为什么中国有些领土能保住，有些能失而复得，有些就不能保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都可以在中国本身找到深刻的内因。
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的是清朝和中华民国的领土，而清朝的最大疆域形成于18世纪中叶，所以在此前，总有一部分领土还不属于中国。那么在清朝以前，怎样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属于中国呢？实际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当时的标准，一种是今天的标准。用当时的标准看，只有属于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才能属于中国，否则就是异国、异族。用今天的标准看，一切在清朝极盛疆域范围内的民族和政权都属于中国，无论他们是否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关系。
中原王朝不等于中国，但始终是中国的主体和核心，也是实现统一的核心和基础。历代中原王朝存在着明确的承继关系，所以一般所讲的“属于中国‘就是根据是否归属于中原王朝来确定的，用的是第一标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地方之”属于中国“都有具体的年代和具体的事实，绝不能随意提前，歪曲事实。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都没有能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西藏归属中国（中原王朝），只能从元朝将西藏置于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算起。此前的唐朝与吐蕃，完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权。即使是在唐朝与吐蕃实行和亲，保持友好的阶段，如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婚后，唐朝也没有试图控制和统治吐善。何况唐蕃的蜜月很短，对峙和争战的的年代却很长。有人根据唐朝方面的片面记载，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着“朝贡”关系，所以是唐朝的藩属；或者认为唐蕃间有“舅甥之盟”，就不是一种平等地位。其实吐蕃承认唐朝为“舅”自己为“甥”，只是因为松赞干布等赞普娶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婿。现在还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在和盟约”‘“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州镇为界，已东皆属大唐封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长庆二年（821 年）唐蕃会盟的誓辞也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这些都是唐蕃关系最客观的证据。
根据《隋书。东夷传》的记载，至迟到公元7 世纪初，台湾岛上已经有了统治当地居民的“王”。但台湾与大陆中原王朝之间一直没有归属关系，明代以前还找不到什么史料记载。
南宋曾在福建同安县下设置澎湖巡检司，有人据此推断这个巡检司也管辖了台湾，这是毫无根据的。宋朝的巡检一般官位不高，这个设在同安县的巡检司辖区不可能很大，而澎湖与台湾岛的距离不小，澎湖的面积与台湾也相差悬殊，即使这个巡检司的确管到了澎湖列岛，也不可能再跨越海峡管理台湾岛的治安或边防。元朝在澎湖岛上设立了巡检司，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它的辖境包括台湾岛在内。
不仅南宋没有管辖过台湾，就是元、明两朝也没有。明朝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曾经以台湾西海岸北港一带为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明朝的军队在追击海盗时也到过台湾一带的海域，但并没有划为经常性的防区。郑芝龙一度投降明朝，但没有把在北港的基地交给明朝。在郑芝龙转移到大陆活动后，北港被荷兰人占据。1661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复先人旧业”，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忠于明朝的地方政权。但那时大陆已由清朝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所以郑成功政权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与大陆政权没有主从关系。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后，清朝才在台湾设府，隶属于福建省，台湾从此确定了对大陆政权的归属关系。
1683年前的台湾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长期生活在台湾的民族到1683年成了中国的一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在台湾建立的自治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权。但这与政治上归属于中原王朝、中央政府是不同的，不能据此而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包括1683年以前）就隶属于中原王朝或大陆政权。至于将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去“夷洲”（台湾），隋炀帝派军队击“琉球”（台湾）也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已经不是可笑或无知的问题，而是适得其反。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去台湾掳掠人口的，要是台湾是孙吴政权或隋朝自己的领土，需要这样做吗？
一个地区归属了中原王朝以后，并不一定从此始终归属，中间可能有一段、甚至好几段与中原王朝分离的阶段。无论此地目前是否属于中国，我们都应该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对具体的阶段作具体分析，不能将首次归属于中原王朝以后的年代都看成“属于中国”。
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公元前1 世纪发生内部分裂，其中的南单于投降了汉朝，以后在汉朝的扶植下重新据有蒙古高原。但匈奴并没有并入汉朝，汉朝也没有将匈奴当作本朝的一部分，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以后在蒙古高原建立的政权，与中原王朝大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所以都不能说已经归属于中原王朝。
只有在唐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后，有一段时间成为唐朝疆域的一部分，但至突厥复国即中止，要到元朝建立后才再次与中原王朝确立归属关系。明朝始终没有将蒙古高原纳入版图，所以从1368年起蒙古高原又一次与中原王朝分离，至清康熙年间击败噶尔丹后才重新为中国所统一。
西域也有类似情况。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西域成了西汉疆域的一部分。公元初王莽天凤年间，西域都护府不复存在，西域对中原王朝的归属中断。至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恢复都护府，但至建初元年（76年）又撤销；以后又两次复置，所以西域对东汉的归属不是延续的，所包括的地区也是不完整的。以后的三国魏、西晋、十六国、北朝、隋朝都有这样的情况，直到唐贞观十四年（640 年）设置安西都护府才重新恢复了对西域的完全统治。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在西域的疆域逐渐丧失，五代、北宋；辽、金都没有能够恢复。元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今新疆的一部分先后成为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领土。明初一度拥有今新疆东部，以后完全退出，所以新疆重新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要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才实现。
一个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只反映历史，并不能说明现状。朝鲜半岛北部曾经是西汉、东汉、三国魏、西晋等中原王朝的郡县，是正式的行政区域；越南的北部从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10世纪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15世纪初整个越南曾是明朝的一个省；蒙古高原几度为中原王朝所管辖，也是清朝疆域的一部分；但它们先后脱离中国。难道我们能根据它们“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而不承认它们已经独立的事实吗？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的喀尔喀四部都是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辖区，外蒙古“独立”后，唐努乌梁海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单方面宣布“接纳”唐努乌梁海地区加入苏联，在没有签订任何国际条约的情况下，攫取了中国这块领土。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国人已经完全不知道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历史事实了。
证明一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固然能使中国人拥有道义力量，却未必能为我们提供法律根据。现行国际法对领土归属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由目前往上回溯的一段时间，而不是抽象的“自古以来”，也不是越早越好。更何况国家之间解决领土争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依照国际法，而是基于国家实力的较量，或着眼于实际利益的谈判。
北宋的沈括在与辽国使者谈判边界争端时，曾以历史归属为依据而取得对宋朝有利的结果，因而被传为美谈。据《宋史。沈括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当时辽国的萧禧出使宋朝，索取河东的黄嵬，他扬言必定要获得这块土地后才回国。沈括奉命参加谈判，他先去枢密院查阅档案，找到了以往谈判边界的资料，证明这一带是以古长城为界的，而萧禧所争的地方离古长城已有三十里。宋神宗命沈括画成地图，萧禧看了只好放弃原来的要求。神宗派沈括出使辽国，与辽方继续谈判。沈括根据数十卷档案中的资料，与辽方进行了六次谈判，辽方不得不撤回对黄嵬的领土要求，转而索取天池。但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不难发现，当时宋辽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都不想因为局部的领土之争而发动战争，所以沈括找到的“自古以来”的历史根据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辽方虽然放弃了黄嵬，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以后的勘界谈判中宋朝还是损失了一些地方，所以对沈括的胜利不能夸大，更不能根据这个事例，将历史归属当作解决边界争端的关键。
我曾经问过外交部一位官员：“我国与外国的领土争端，有多少是根据历史归属解决的？历史资料在外交谈判中究竟起过多大作用？”他没有作肯定的回答，我相信实际上不会有成功的例子，因为政治家考虑更多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
不要再陶醉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不要再用模糊的大一统来满足某些人的虚荣心，而应该面对21世纪的现实。
2008-03-01日
作者： 阮江 （ Nguyễn Giang ）
值紀念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之際，讓我們重溫一下發生在東歐的事件，以便看看各個領導人的年齡的因素是如何導致列寧共產主義模式的末日政治發展的作用。
首先談談我個人的感受。
1989年9月中旬，我抵達波蘭。那時剛逢是知識分子、天主教徒達德茲-馬佐維基 ( Tadeusz Mazowieki ) 上任總理，他是自二次大戰後東歐國家中首位非共產黨人的政府領袖。
可是不久， 他被民主人士認為已是年老的領袖人物了。人們以諧劇《 波蘭動物園 》( Polskie Zoo ) 的動物來諷刺他，形象地把他比作一只慢行的老龜。
幾年後， 我與華沙綜合大學的波蘭同學們一起參與大學生運動， 支持馬佐維基的總統競選， 可是他卻敗於一位比他更年輕、強有力又勇敢的對手力治-瓦勒薩 ( Lech Walesa ) 先生。
我們失望并認識到，知識分子常常在體力和精神上較差勁， 故此很容易輸給那些出身自工農階層、團體或軍隊的、具剛毅性格的政治家。
可是今天重看那段歷史，我認為，作為波蘭總理，與其他當時共產黨參選人比較， 六十二歲的馬佐維基先生仍然是年青的。 兩位共產黨參選人是六十六歲的沃茨益-牙魯肅斯基 ( Wojciech Jaruzelski ) 和六十四歲的克澤斯勞-基斯扎克 ( Czeslaw Kiszczak )。
以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的年齡作分析， 我們嘗試觀看共產制度崩潰時他們所作出的決定。
年青歲數的因素
在波蘭， 若我們視馬佐維基為特殊的例子，那麼在革命勝利之時，團結工會中各位主要人物的年齡仍然是很年青的。
1989年， 工人領袖力治-瓦勒薩先生是四十六歲， 知識界領袖阿譚-米尼克 ( Adam Michnik ) 才四十三歲， 因此并不驚訝他們可以擊敗共產黨陣營中的對手 ：各位老邁的競選者。
然而，那年在共產黨陣營中還有不少正冒昇的新星，例如三十五歲的阿歷山大-坤斯扭斯基 ( Aleksander Kwasniewske ) 和三十九歲的沃茲米爾-茨莫塞維茲 ( Wlodzimierz Cimosewicz )。他們在黨內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們有資格和能力接替，維持共產黨理論中具有價值的東西并可以將共產黨轉變為左傾的社會黨。
在波蘭民主鬥爭的雙方陣營中， 年青的一代都可以有共同的聲音， 他們沒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 因此可以和平地轉型。
在捷克的 情況也類似，但在諸多方面上卻沒有波蘭民主革命的內容那麼豐富。
天鵝絨革命爆發之時， 國家領導人顧斯達-胡薩克 ( Gustav Husak ) 已是年為七十六歲高齡。
胡薩克於1975年掌權， 確是東歐的 “ 一條恐龍 ” 了， 由此1989年12月，他被局勢拋棄。
捷克民主運動中的各位領袖如瓦拉瓦-哈維爾 （ Vaclav Havel, 生於1936年 ） 和瓦拉瓦-科露斯 （ Vaclav Klaus, 生於1941年 ） 也到了成熟的政治年齡，并參與革命。
在東德， 生於1912年的艾利-何乃克 ( Erich Honecker ) 已算是很年邁的了（ 七十七歲 ) , 他亦難於掌握形勢發展的動脈。
後來我來到了東德，所聽到的故事是： 五十八歲的蘇聯領袖米愷-哥爾巴卓夫 ( Michail gorbachev ) 在柏林觀閱游行時， 年青人不斷對他歡呼：“哥比，哥比 ” （ Gorby 是昵稱 ） ，他們完全忽視了在觀禮臺上與哥爾巴卓夫站在一起的年老又身材細小的何乃克。
在犯下萊比錫 ( Leipzig ) 事件之錯後， 因為民眾罷工，斯塔錫 ( Stasi ) 的公安人員也要親自駕駛公車、電車和火車等，把人們運轉到匈牙利，再越境抵達奧地利。因此， 德國統一工人黨政治局投票通過把何乃克逐出權力機構。
可是，後繼的掌權者雖年紀較小如六十歲的冠特-斯沙波維斯基 ( Gunter Schabovski ) 或五十二歲的依剛-克仁治 ( Egon Krenz )， 他們仍然因缺少才能而犯錯，最終也被逐出權力圈。
宣傳部長斯沙波維斯基曾對公眾打花招，為爭取民心，他在電視上宣稱，東柏林人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
可他萬萬料想不到，成千上萬的人群馬上涌去布丁堡 ( Brandenburg ) 門。 驚人的現象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邊防軍既沒授令向民眾掃射， 還打開關卡讓人們越過邊界； 此時人們不斷涌到；爬越過柏林墻，或砸破它，從各處同時奔向西柏林。
象征東、西德分裂的柏林墻就此倒下，開啟了東歐大陸上後來新發展的種種事件。
阻擋不了的洪流
在保加利亞， 變天時國家領袖多度爾-智瓦科維 ( Todor Zhivkov， 生於1911年 ) 已是接近八十歲的老人了。
智瓦科維自1944年起任職於首都索菲亞 ( Sofia ) 的公安部門。 他有一定的才能，才可以步上青雲至掌握國家權力的地位， 因為克里姆林宮各次權力的變換都會對東歐國家的領導層產生不少的影響。
智瓦科維曾經極力追隨史太林， 然後轉向擁護東西方和緩時期的赫鲁晓夫， 在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一陣春風吹過後， 他又緊跟勃列日涅夫， 而當蘇聯新改革政策拋出時，智瓦科維曾幾番努力作最後一次扭轉，意想跟隨新的形勢。
智瓦科維曾拋出作輕微市場改革的政策，可是他仍然遇到重大的困難，因為他那個狹窄的民族主義精神。
1989年初發生了保加利亞土耳其少數族裔的衝突事件， 使到十二人死亡和三十萬以上的人逃奔外國。最終事件引致保共中央把智瓦科維同志逐出政治局。
最慘重的悲劇是，掌權已有三十年、已是七十一歲的尼古拉-齊奧西斯古 ( Nicolai Ceaucesku )，像 “ 卡帕茲 ” ( Karpacz ) 山峰的太陽西墮而下。
12月17日， 提米索爾 （ Timisoare ） 的工人示威遭到警察使用武力鎮壓， 隨後民眾萬分怒然， 可是齊奧西斯古仍然不畏懼那些“反革命分子”， 仍然相信自己的權力， 在同月21日於首都布加斯特 （ Bucarest ) 照例舉行慶祝集合。
透過電視直播，齊奧西斯古高聲要教訓那些“壞分子”，可是人群齊發出陣陣的噓聲， 那時只有站在他傍邊的妻子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 人潮隨之蜂擁般地涌向觀禮臺，齊奧西斯古夫婦兩人便狼狽奪路逃命。
在軍隊和警察的支持下， 民眾毅然奮起，追捕了上萬的“國家安全”特務人員， 又槍斃了一些政府人員，最終憤怒的人們轉向獨裁者夫婦兩人。
後來很快便發生了至今人們仍然爭議的問題的事件： 新建立的政權授令軍隊某一小傘隊迅速處決了尼古拉-齊奧西斯古和艾蓮娜-齊奧西斯古 （ Elena-Ceaucesku） 夫婦。
年邁領導者的遺產
羅馬尼亞事件與在中國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有著較密切的關係。
各種資料顯示，齊奧西斯古先生曾緊密注視在中國天安門所發生的事情并由此他得到結論：若果發生不穩定的事，將使用槍彈鎮壓。
至今從曾經公佈的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 1919-2005 ）所記錄的資料裡， 我們看到了鄧小平在那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
重要的是， 鄧小平本人對形勢的判斷決定了天安門事件的發展。那時年屆八十五歲的鄧似乎不愿慎重地考慮學生走上北京街頭的事情，反而只把它肯定地認為是 “ 反革命 ” 的因素。
鄧小平曾是軍事領導人，參加過抗日、萬里長征和國共內戰， 他選擇了他最熟悉的處理方法：暴力行動。
作為一個越南人， 我可以清楚認識到， 當中越關係惡化時，在1979年鄧小平對外使用槍彈和坦克那種邏輯思維。
鄧小平殘暴的決定使中國保持目前的穩定， 可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仍然是遙遙無期之遠。
鄧小平為其繼承人留下的錦囊中要警告在共產制度裡將出現資產階級，至今已是事實。與東歐相比， 中國在經濟上可有高速度的增長，但存在諸多不穩定的潛在性。
年青、 新制度的生活經驗和只為追求個人理想是新一代東歐政治領導人所具有的重要因素，故此他們創造了1989年秋季民主革命。民主鬥爭的領導人物的年青能力把那些鈍化了的思維的年邁領導人推開； 正如瓦拉瓦-哈維爾所說的：“ 道德的害處是常常人們說一套，而做又另一套。”
過去了的事不可再來，但我們也可想象一下：若掌握決定權的人是趙紫陽的話， 那不只是中國，整個世界的改變又是如何的呢 ？
然而那也只是假設的問題。 中國的悲劇，包括越南在內的亞洲國家， 至今也正是如此：在該時期的那些年老的領導人仍然生活於中世紀里和保持中世紀的思維不變。
今天的世界比1989年的情況更為復雜了， 但是對於那些政治領導人仍然保持那種規則， 或雖然他們還存有年青的肉體和精神的人，可以為他本人和社會作某些事情， 或他們很自然地被時代淘汰。
嶺南遺民譯 2009/6/3日
作者：程映虹
“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 ( 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 ) 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 如山、河或湖 ) 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 ( 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 )，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 ( 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原载《纵览中国》11/07/2009）
2009-07-19日
轉載自法國國際電臺 RFI-chinois
作者 ：李泰雄 （ Lý Thái Hùng ）
寄自美國，BBC 廣播電臺專撰稿
2009年11月4日
（ 譯者注： 原文題目為《廿年後之回顧 》）
距今廿年， 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曾造成了一股民主的浪潮 ： 通過從數十人至逾千萬人的各次罷工、示威游行，連續不斷地發生自1988年起。 這些行動已使到社會全部的癱瘓， 導致了這些共產國家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並於1989年的年中各個政權的崩潰。
若這場民主浪潮只停止在上述兩個國家而不湧向東德，使之 1989年11月9日發生推倒了柏林墻 ， 那麼， 廿世紀的後期就不會發生令人振奮的兩個事件 ： 1991年，蘇聯國際共產集團的崩潰和冷戰的終結。
那時，儘管發生了在波蘭和匈牙利轟動的政治事件， 但很少人會想到整個東歐會那麼快就潰散了， 該時東德的何尼克（ Honecker ）政權仍然強穩和它不愿采納蘇聯的再分配和改革的政策。
可是，1989年9月底，當東德一萬七千人向西德逃奔後，哥爾巴卓夫勸諭何尼克等領導人需要改變路線之時， 東德局勢則發生了突變，何尼克政府不再能夠控制形勢的了。
正因為柏林墻的倒下就造了消除一切的障礙，有助於民主潮流湧向整個東歐地區。
1989年後， 東歐民主潮流還激發起了一些獨裁國家的人民的興志， 先後站起來爭取自由民主。 2000年在塞比尼亞共和國、2003年格魯尼亞共和國、 2004年烏克蘭共和國、 2005年克孜斯坦（ Kyrgystane ）和黎巴嫩掀起了一系列的顏色革命。
上述的各個革命帶來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正因為各個國家和其領導人的不同的歷史、文化、風俗、經濟水平和尤其是政治改革意識的差別導致了每一國的革命都帶有其特性。
根本原因
然而，觀看那時東歐國家的政治變動的實質， 人們可以見到四個根本的原因：
第一， 由於存在對改革政策的不同觀點導致了領導層分裂的狀況， 使得各共產黨在面對人民和反對派正當的要求改革幾乎措手無策。
第二， 民眾的不滿已變為反抗的行為， 引致了出現多個不服從、不受政府控制的組織， 這些對立的組織已使得獨裁體制的機構和團體失去了檢查民眾的能力。
第三， 實行半途的改革使得社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況，引致各種政治事件和爆發了日益蔓延的民眾的反抗並在全國的范圍內都發生， 超越了保衛政制力量的能力， 逐漸令到國家的各種生活都癱瘓了。
第四， 在與擴展貿易交流的過程中，國際對各個共產國家要求人權、自由民主的壓力， 已經部分對共產黨政權的恐怖手段起了有所阻嚇的作用， 同時間接地支持了各個反對派組織或個人的反抗力量。
除了上述四個原因之外， 每個人都清楚看到導致1989年東歐的各場民主革命的勝利的基石和廿一世紀初的各場顏色革命皆來自兩個重要點：
第一， 潛伏在獨裁制度下生活的全體民眾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渴望。正由於這種渴望激勵每個人走上街頭和敢於應付當局的鎮壓，從而開展大家的連結，共同鬥爭。
第二， 非暴力的鬥爭已得到每個國家的民主力量使用來對付當局的暴力。
非暴力鬥爭的根本原則是每個行動都要公開； 每次集會儘量爭取多數人的參與；維持秩序以免發生混亂和分裂的現象； 隨時接受與政府的對話但對目標的追求從不妥協和決意鬥爭到底。
存在的問題
我所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在亞洲的共產制度，特別是在越南和中國，自發生了東歐事件後它們仍可存在廿年之久呢 ？
東歐和亞洲在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人的素質方面上皆極為之不同。
幾乎各前東歐共產國家都已多少經歷過科技革命和在二次大戰後被蘇聯強加予它們的共產主義。
在中國和越南， 兩國同是落後的農業國家， 社會生活還保持濃厚的封建色彩以及共產主義來到這兩個國家是由一些瘋狂的中國人和越南人強加予全體社會。 由此， 當東歐奮起之時， 大多數越南和中國的民眾都不太關注那個變動。
廿年來， 越南和中國已打開了經濟和社會的改革之門， 有了諸多的改變。 中國和越南當局曾經研究和吸取了東歐變動的多個教訓， 尤其是努力“ 保密 ”上層領導的衝克，從而保持領導階層偽裝為“一致”的面孔。
此外， 受益於走上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改變道路， 越南和中國曾經成功地吸引外資， 減退了經濟衰退的壓力和部分的提高了與廿年前相比的民眾的生活水平。
現今的越南和中國社會的發展水準不差於當時的東歐社會了。
但是， 中國和越南所面對的難題如貧富懸殊、環境污染、貪污腐敗、教育衰退等等也跟廿年前東歐國家所要對付和遭到的失敗的問題一樣。
暗湧巨流
另一種說法， 若在那個時勢， 越南和中國的社會在來自東歐的民主潮流的衝擊下完全不轉動， 那麼在今天，一股民主潮的暗流正在流動和變動越南和中國的社會。
可能人們不同意這個說法：曾經發生在東歐的事情不會再在越南和中國重現；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 渴望自由民主的越南人和中國人一定不比東歐人民的差。
而且非暴力的鬥爭已得到越南和中國的各個民主力量在多年來廣泛的普及和使用，成為有效的對抗方式。
正是這兩點正在部分地促成越南和中國近幾年來政治動態的變動。
只說在越南， 所發生的中屋（Nhà Chung ）、泰河（ Thái Hà ）、三所（ Tam Tòa ）和在林同（ Lâm Đồng ）省的八雅 （ Bát Nhã ）的事件 （ 均指近年來天主教徒和佛教徒的維權鬥爭。譯者注 ） ， 一些知識分子自我解散“發展研究院” （Viện Nghiên Cứu Phát Triển ），從而反對九十七號法令 （ 在本年九月，越南政府發出限制自由研究的規則。發展研究院為獨立、非政府、非牟利的私辦研究所，成立於2007年，由幾名學者倡辦並得到政府批準牌照，為國家提出一些關於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新建議和解決辦法等。 譯者注 ）， 逾四千名知識分子、大學生和藝術工作者等簽名反對在西原（ Tây Nguyên, 即中央高原 。譯者注 ）開拓鋁礦的建議， 古輝河武（ Cù Huy Hà Vũ ）律師入稟法院控告阮晉勇總理允許開拓鋁礦的決定……等事件正使越南當局顯得措手無策。
眾人都清楚地看到的一點是， 越南當局已經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 由此上述的事件肯定如星星之火在諸多處再出現。
而且經驗告訴我們， 這些星火將變成人類的反抗運動，正如人們見歷廿年前在東歐所發生從小變大的、有牽連性的變動。
嶺南遺民譯
2009/11/4日à Saint-Germain-des-Prés
李泰雄先生 係總部設於美國圣-偌瑟（ San Jose ）越新黨（ Đảng Việt Tân ）的總書記， 他也是總結1989年東歐共產國家崩潰事件之《 東歐在越南 》（ Đông Âu Tại Việt Nam ）一書的編輯。 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
作者 ：瓦茨拉夫-哈維爾（ Vaclav Havel ）
1936年出生於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哈維爾係捷克共和國前總統、作家和劇作家。他追隨哲學家楊-帕托卡（ Jan Patocka ）的哲學學說。儘管遭受當局的百般阻擾和限制，他一直從事戲劇的創作工作。他曾為著名捷克《 七七憲章 》的倡議者之一並因參與政治活動而入獄多年。1989年《 天鵝絨革命 》把他推向政治的前臺。從1993年至2003年期間他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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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屬於那個時代被稱為 “ 異見人士 ” 的人，有時我亦接受一些西方記者的訪問。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顯得極之驚訝，事實上，我們異見人士 --- 民眾中的極少數，曾公開地期望國家須有急劇改變的形勢， 顯然， 咋看我們從來都沒曾取得一些重要的追求。
相反，似乎我們的努力只引致數次新的鎮壓。缺少權力的支持，缺少顯而易見社會上一部分重要力量的支持，我們的希望就是虛渺。你們依靠甚麼達到目的，若果你們得不到工人階層、知識分子或者是一場運動、一個合法的政黨或某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的支持？ 那就是記者所出的問題。 然而，我們全都作出了回答。
所提問題的人，面露驚訝，因為其理念皆來自他們認為自己經已清晰理解歷史的機制， 由此他們便知道如何行事和向前邁步，如何掌握時機，不作甚麼不會帶來任何無效果的事，甚麼為合理、可行，甚麼為純粹愚蠢的行為等等。在那些訪問中， 我曾多次強調，對於專制政權，人們是十分難於觀察到社會深層結構的元素。而在社會上，人們對政權所表現的是一種僵硬又虛偽的忠誠。
首先，人們心中深存恐懼。 在現實上，它外表是僵硬，但內部卻極為衰弱。任何人都不能預測突發雪崩的一天， 而冰山可由此便崩潰。 極之明顯， 那種精神的狀態並不是我們僅有的， 但它卻是那時我們行動的主要驅動力， 也是我們的感情。顯然我們可從中抽出的經驗是人們不可能完全預測和掌握全部歷史的規則， 由此， 我們只可在行動中去判斷將可能發生之事。
二十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 對學生示威的殘暴鎮壓變成了滾滾的雪球，衝塌了冰山， 而且，整個專制體系也受到衝擊， 它有如一座沙堆筑成的宮殿崩倒了。 那應該歸功於某些因素， 包括政權內部深層的危機以及發生在諸鄰國的事件或國際大趨勢所致。
不管如何， 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這種急速但較為平順的變動。 面對這局勢，異見人士如西方記者和政治分析家一樣也顯得困惑不解。我們對局勢也不能採取較為公正的措施來應付，此外， 根本上也難以預測事件演變的結果。 我們所追求的是人類的自由和真理， 我們見證了我們國家所發生的事。 我們並不是為追求權力。
在毫無選擇和難堪的情況下， 我們接受和掌管了國家權力。然而在那時亦發生了有趣的事： 數年來， 不少的人保持沉默，贊成政府的政策，而另一些人卻無情地批評我們的作為；他們高聲譴責我們不很好作準備和扮演歷史所賦予的角色。 至今，仍然有人苛刻地指責我們甚麼應或不應做，或者那些我們將要做和已做的了。
戰鬥停息後， 作為二十五個小時的將領們指責我們接觸那些持懷疑眼光的外來觀察者，指責我們不能預料該發生的事 ，指責我們不能預測歷史運動賦予的任務以及艱難的前程， 甚至亦指責我們不能接受突發的事而當時我們也難以相信它會發生。
對，在我們異見人士之中，有教授、畫家、作家、暖氣設備技工等， 卻無一人為政治家。此外， 在專制政權下，我們何處可找到那些自然而成的政治人物來應付時代的改變呢 ？ 誠然，對大量有待解決的事，我們也並不驚詫。
然而， 我相信不能有所準備地去接受歷史任務亦是好事， 或至少我們亦可加速追趕。 一般來說， 我本人也看不起那些對事事皆要作妥善安排後才去做的人。但在一場無大慘痛的革命之前，在廣泛的熱情和每人都伸出無私的援助之手的情況下， 似乎民主制度和非國營化的經濟的重建將會旗開得勝。
可是，那並不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事實證明，在幾小時、幾天內去思考、計劃或實施全部應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那時許多次我也曾緊張， 因為確實太遲了，而事情也往往與其本質所產生的結果相反。 可能那就是我所經歷過最大的驚訝， 而且那似乎也並不只是我一個人， 在某種情況下可會影響到歷史， 但絕不可快速地去製造歷史。
從一開始， 事情的發展也正當合理， 我們的國家如同其他前蘇聯集團國家一樣盡力向西方的組織打開國門，尤其向北約組織和歐盟。 而最終我們的目標亦達到了。 融合的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 而且亦需要越過眾多的暗礁。 目前，我相信，我們已安穩立足於屬於我們的空間， 任何的力量也不能將我們拔出。 然而，我還不能確定，隨著時間的消逝，那些 “ 古老 ” 西方民主國家會不會后悔贊成其他國家成為歐盟大家庭的一員呢 ？ 若直至今天才作出那個決定，那麼我相信，他們仍然會不接受我們加盟。
若那情況是真的話， 我亦不驚奇。 但與此同時， 人們應理解在此我的意思： 我們需要堅持， 就算要付出代價。 作為異見人士的我們曾有過此經驗， 甚至在艱苦地建立民主國家之時亦如是。 不是只須拔去一根小草，整個草地就長得美麗了。
有時也令人惱火的， 但似乎每種事情的進展有其時間的規律。 一個永久分裂的歐洲是匪夷所思的。 在我所屬的地區內這種思維產生和膨脹為一種民族主義和一批追隨它的狂熱者，而在任何不穩定的地區都可找到這類人。這種情況肯定會偶然地多次發生在西方國家裡， 而最終也蔓延至世界各地， 正如今天由我們所造成的騷亂。既然是瘟疫爆發，它就會有散播的危險。
如此，我們的堅忍就顯得更有確定的意義。 堅忍導致傲慢，而傲慢又導致堅忍。 我對傲慢的解釋為一種虛偽的信心， 世上只有他一人是無所不知的，只有他一人是理解歷史的， 於是， 也只是他擁有預見的能力。 而且當事物或世界超越他的想象力之時， 他就加以干涉， 若可以的，就使用武力。那就是共產黨的作為。
製造古拉格 ( goulag ) 勞改營的理論家和建造者的保證已消失了。 從一開始，他們依靠歷史規律玄秘的信念，由此促使他們去建造一個更為公平的世界。當解釋失去了作用，又何為呢？ 誰想知，為人類的利益，要盡快地建造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 就可以完全不考慮到人類本身的想法的嗎？ 建立對話只是浪費時間的罷了， 而且畢竟是須要做的事，就須付出代價。
鐵幕的降落和世界兩極分裂的結束似乎是那時起因於諸多嚴重的壞因素，以及確實人們已造就了歷史最重要的一件事。 世界認識了暴力的形式並提出應該制止它， 由此，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便煙消雲散了。
首先，許多人都認為那個歷史經已終結了，並且期望另一個美好時代的歷史新篇開端。 同時那亦體現在歷史玄秘之前缺乏謙虛， 或簡單說， 缺乏一種想象力。 事實上， 歷史的終結並沒有出現在地平線上。 確實有些巨大的危險遠離去了， 可是一旦兩極的枷鎖折斷， 諸多的威脅以甚微重要的形式露出水面。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 人們可以忘記甚麼的危險呢 ？ 歐洲昔日是啟動世界大戰之地， 也是在那個大陸， 長久以來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我們能否確實它永遠是那樣的中心嗎？
今天， 不是某個獨裁者擁有核子彈， 他就可能把某一地區的衝突引致摧毀整個世界的？ 恐怖分子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可伸展他們的手多次實行犯罪行為嗎？ 歷史最初文明的無神論並不宣稱永恒的價值， 它也不會僅由於缺少敏銳就引致諸多嚴重的威脅 ？ 固執瘋狂又耿耿於懷為復仇的新一代人，不就是我們的時代提供予他們一種比以往更為廣泛徹底和無止境的毀滅的可能性嗎？ 我們應否承認，我們日常某些損害地球的行為，所導致的後果既不僅是災難還是難以補救的嗎 ？
我認為，似乎今天最重要的該是， 幾十年的經驗使我不斷地相信， 面對這個世界的事物，我們應持謙虛的態度， 尊重那些超越我們能力的事物， 重視我們從未理解的玄秘，並需要明白我們之責任所在， 而不是持我們甚麼都懂的想法， 尤其是對事物如何終結之。 其實， 我們甚麼都不懂。 但是，希望，任何人也不應放棄它。此外， 生活中沒有任何的驚訝，那就是極之煩悶了。
嶺南遺民譯
2009年11月12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2015年7月17日修改
原作為捷克文，譯自法國《 世界報 》（ Le Monde ），2009-10-30日，余札娜-杜馬諾娃 （ Zuzana Tomanova ） 和馬芯-杜艾斯 （ Maxime Torest ） 的法譯本。
原住民由別處 ( 亞洲西伯利亞？) 遷移往北美現今稱為魁北克 ( Québec ) 的土地上居住。 約1390年 德加拿維達 ( Dekanawidah ) 和其助手希阿瓦塔 ( Hiawatha ) 帶領組成依羅夸 ( Iroquois ) 五族（ 莫克卡 Mohawk、辛尼卡 seneca、奧朗達伽 Onondag、加於伽Cayuga 和奧尼達 Oneida ）的聯盟。  法國人與依羅夸族人首次接觸 （油畫） 1534年 來自法國聖-馬羅 ( Saint-Malo ) 的扎克-加提爾 ( Jacques Cartier ) 乘船抵魁北克的加斯貝灣 ( la baie de Gaspé ) 。 在法蘭西國王法朗索第一 ( François Ier ) 的授權下， 加提爾宣稱擁有該塊土地，稱為加拿大 ( Canada )。 1608年 薩姆爾-德-爽平 ( Samuel de Champlain ) 抵達北美印第安人稱為“魁北克”( Kébec ) 的地方。 爽平在該地建城，名為魁北克 ( Québec )。 隨後他被法蘭西國王封為新法蘭西總督。（ Lieutenant-général de la Nouvelle-France, 1612年 ） 1625年 首批法國天主教神甫抵加拿大。 1639年 瑪麗-古雅特（ Marie Guyart, 瑪麗聖母轉世 mère Marie de l’Incarnation ）成立魁北克的第一間、叫俞素琳修女院 ( le couvent des Ursulines )。此外，同年也成立了魁北克聖道院 ( l’Hôtel-Dieu de Québec )。 1642年 保爾-德-首麼地 ( Paul de Chomedey ) 建立瑪麗城 （ Ville-Marie, 即今時的滿地可 ）。 1689年-1697年 第一次法、英殖民戰爭。 1701年 加利爾 ( Callières ) 總督執行停止法國人與北美印地安人之間的戰爭。 他與依羅夸人簽署“滿地可大和平協議”並與其他原住民部族結盟。 1701年-1713年 第二次法英殖民戰爭。 法國失去阿加地。（ Acadie, 即今時在新賓士域 Nouvelle-Brunswick省法裔人聚居的地區 ） 1718年 建造為保衛新法蘭西的路易斯堡 ( Louis-bourg )。 1744年-1748年 第三次法英殖民戰爭。 1748年 殖民地戰爭結束。簽訂 « 艾-拉-沙漂條約 »( la Traité d’Aix-la-Chapelle )。 1754年-1760年 第四次法英殖民戰爭。 1759年 英軍圍攻魁北克城並進行“阿巴汗平原戰役” ( la bataille des plaines d’Abraham )。法軍總領蒙甘 ( Montcalm ) 被英軍將領吳夫 ( Wolf ) 的軍隊擊潰。 1760年 英軍佔領滿地可城。 新法蘭西和滿地可失守。 魁北克地區由英軍人政府管治。 1763年 根據“巴黎條約”，法蘭西王宣布割讓加拿大給予大不列顛王國。 魁北克接受英格蘭法律上的管治。 1774年 倫敦國會通過“魁北克法案” ( l’Acte de Québec )，（ 除大不列顛罪犯法律外）確認保留法國的民事法、天主教和教會制度。 1791年 立憲法案通過，將加拿大分為兩個省份：英裔人為主的“上加拿大”（ l’Haut-Canada, 即安大略）和法裔人為主的“下加拿大”（ le Bas-Canada, 魁北克）。實行英式國會管治。  上加拿大、下加拿大（黃色）地圖 1792年 組成第一個下加拿大議會和舉行第一次選舉。 首次出現兩黨競爭：由商人和英國貴族組成的“保守黨”( les Tories ) 和法裔人組成的“加拿大人黨”( les Canadiens ) 。  1793年下加拿大議會 1799年 英語在下加拿大被作為官方語言。 1817年 成立第一間加拿大銀行：滿地可銀行 ( la Banque de Montréal )。 1834年 “加拿大人黨”成立並意欲喚起人們的“加拿大人”和愛國的意識。下加拿大議會通過愛國黨提出的九十二條法例， 爭取享有像英國國會所擁有的權利。 1837年-1839年 倫敦拒絕九十二條法例。 下加拿大發生騷動。 由路易-約瑟-巴皮諾 ( Louis-Joseph Papineau ) 率領的法裔愛國者起義。 十二名法裔人於滿地可被處死， 一些人被流放外地和數座村莊被毀壞。  巴皮諾在呼籲起義 1839年 調查巴皮諾事件並發表杜汗 ( Durham ) 報告。 1840年 通過聯合法案： 將上、下加拿大結為一體。 1852年 北美第一間法語、天主教大學成立： 拉灣大學 ( l’Université Laval ) 。 1867年 通過“北美大不列顛法案”（ l’Acte de l’Amerique du Nord britannique）：將原四個殖民地：加拿大（ 安大略和魁北克 ）、新蘇格蘭 ( Nouvelle-Écosse ) 和新賓士域 ( Nouvelle-Brunswick ) 聯結為加拿大邦，即加拿大聯邦的開始。保守黨人皮爾-約瑟-奧利維爾-素沃 ( Pierre-Joseph-Olivier Chauveau ) 成為新魁北克省的首位省長；保守黨人約翰-麥當勞 ( John A. MacDonald ) 成為加拿大首位總理。 1897年 法裔維佛-羅利爾 ( Wilfrid Laurier ) 出任加拿大總理。 1900年 阿峰斯-德扎頓 ( Alphonse Desjardins ) 於利維（ Lévis, 魁北克城聖羅朗河對岸 ）第一間“人民存儲行” ( la Caisse populaire )。 1907年 魁北克政府於魁北克城成立“商業高等學府” (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 )。 1909年 冰球俱樂部“加拿大人”( Canadien ) 隊成立。 1910年 “加拿大人”民族主義者亨利-布拉沙 ( Henri Bourassa ) 創辦法語《 責任報 》（ Le Devoir ）。 1912年 舉行 “法語第一會議” ( le Premier Congrè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 1917年 徵兵危機。 法裔加拿大人反對強逼徵兵。 1918年 婦女獲取在聯邦級的選舉權。 1919年 於滿地可成立法裔“民族紀念碑” ( Monument national à Montréal )； 同時也成立“加拿大猶太人聯合會” ( Congrès juif canadien )。 1920年 成立法語大學：滿地可大學 (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 。 1922年 成立第一間法語電臺 （ 由《 新聞報 》“La Press” 主導廣播）。1919年，一位名叫馬哥尼 ( Marconi ) 的人已成立了英語廣播臺。 1931年 英國西敏寺 （ 國會 ）承認加拿大自主的權利。 1934年 創立加拿大央行 ( la Banque du Canada )。 1936年 莫利斯-杜皮斯 ( Maurice Duplessis ) 成立具有改革和民族意識的“民族聯合黨”（ L’Union nationale ）並成為魁北克省長。（ 他在1939年選舉中失敗，但從1944年至1960年間重擔任省長） 1937年 莫利斯-杜皮斯政府推出“掛鎖法案”（ Loi du Cadenas ）： 禁止在屋內“宣傳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克意識”。 1940年 魁北克婦女獲取魁北克的選舉權。渥太華創立失業保險金計劃。 1942年 關於徵兵的公投： 三分之二的英裔加拿大人贊成，但73%的魁北克人反對。 1944年 魁北克水電公司 ( L’Hydro-Québec ) 成立。 1949年 魁北克石棉礦罷工。 加拿大最高法院 ( La Cour suprême du Canada ) 成為最後訴訟的法院，英國“倫敦私人顧問法律委員會”（ Le Comite judiciaire du Conseil prive de Londres ）捨棄其此法權。 1952年 魁北克第一間電視臺 ( CBFT, Radio-Canada ) 成立。 1955年 “加拿大人”冰球隊主隊員莫利斯-李察 ( Maurice Richard ) 被停職後引發起於Forum de Montréal 球館的騷亂。 1959年 舉行聖-羅朗 ( Saint-Laurent ) 河通航開幕禮。  魁北克靜寂革命前的天主教學校 1960年 在十六年來號稱改革但其實更加保守的莫利斯-杜皮斯政府執政的歲月（ 此時期被稱為“大黑暗時代” , Grande Noirceur ）後，魁北克的“靜寂革命”( la Révolution tranquille ) 的開端。 魁北克自由黨當選並執政，開始了魁北克社會和經濟邁向現代化的時代： 公共企業的創立如（ 1963年 ）國營電力公司 ； （ 1964年 ）成立教育部；（ 1961年 ）文化事務部；（ 1960年 ）醫療保險計劃；（ 1965年 ）“魁北克債卷和儲蓄銀行 ”( la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 和“財務會社” ( la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financement ) 等一系列公營機構，以及首次設立代表魁北克的駐外國使團。 1961年 第一位婦女當選為“魁北克立法議會”代表：扎克-加提爾 ( Jacques-Cartier ) 選區的自由黨人克蘭特-加斯甘 ( Claire Kirkland ) 議員。 1963年 恐怖主義組織的“魁北克解放陣線”（ le 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 FLQ ）成立。 渥太華聯邦政府進行題名為“羅朗多-頓申 （ Laurendeau-Dunton ）關於英、法雙語和雙元文化的皇家調查報告。  魁北克旗幟  魁北克民族議會大廈 1966年 “民族聯盟黨”黨魁丹尼爾-約翰森 ( Daniel Johnson ) 當選為省長。 滿地可地鐵系統開始運行。  戴高樂總統在滿地可市政廳露台上 1967年 滿地可舉辦世界博覽會。 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魁北克， 並在滿地可市政廳露臺上對廣大的群眾高呼：“魁北克自由萬歲 ！”( Vive le Québec libre ! )。 成立“魁北克國家圖書館” (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1968年 由安德烈-達勒曼爾 ( André D’Allemagne ) 創立和皮爾-布高 ( Pierre Bourgault ) 為黨魁的“民族獨立聯盟”( Rassemblement pour l’indépendance nationale ) 和“主權與聯結” 運動 ( Mouvement souveraineté-association ) 組成的“魁北克人黨”( le Parti québécois ) 成立，黨魁為惹尼-黎維克 ( René Lévesque )。 完成魁北克北部地區的“曼力五號”（ Manic 5 ）水電大壩。 丹尼爾-約翰森 ( Daniel Johnson ) 逝世， J-J 百湯特 ( J. J. Bertrand ) 當選為自由黨黨魁。立民事婚姻法。 成立調查關於法語狀況的“甘頓調查團”( Commission Gendron ) 。將“魁北克立法議會”(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du Québec ) 改為“魁北克民族議會”( l’Assemblée National du Québec )。 創立法語的“魁北克大學”(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1969年 為要求英語的“麥基爾大學”（ l’Université McGill ）採用法語教學建議而遊行。 渥太華聯邦政府通過英、法語為官方語言的法例。 屬滿地可近郊的聖-尼奧納 ( Saint-Léonard ) 發生反對移民子弟必須就讀法語學校的“63號法例”的騷動。  十月危機 1970年 自由黨黨魁羅拔—布拉沙 ( Robert Bourassa ) 當選為省長。 發生“十月危機”( Crise d’Octobre ) 事件。 “魁北克解放陣線”成員綁架和殺害一名英國駐加外交人員和魁北克政府勞工部長皮爾-拉博特（ Pierre Laporte ）。屆時加拿大總理皮爾-杜魯多（ Pierre Trudeau ）頒布“軍管緊急令”（ Les messures de guerre, 限制人民自由行動），加拿大軍隊進守魁北克地區。 推行醫療保險計劃。 成立“文化和技術合作委員會”（ Agence de coopération culturelle et technique, 前身為 « 法語國際組織,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 1972年 公共機構共同工會陣線舉行罷工。 數名工會領袖被捕入獄。 1974年 法語被定為魁北克的官方語言。 （ 第22號法案 ） 1975年 民族議會通過“魁北克人權和自由的宣言”( la Charte québécoise des droits et libertés de la personne ) 。 創立魁北克電臺 ( Radio-Québec )，後於1996年改為魁北克電視臺 ( Télé-Québec )。 魁北克政府與原住民克利族（ les Cris ）、因紐族（ les Inuit）和那斯卡皮族（Naskapis ）達成簽署關於開發佔斯灣（ la Baie James ）和魁北克北方地區的協議。 1976年 惹尼-黎維克再次當選為魁北克人黨領袖。 滿地可舉辦第二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滿地可的奧林匹克運動場 1977年 通過“法語憲章”（ la Chart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第101號法案，把法語定為唯一的魁北克官方語言等條例 ）。 1980年 舉行關於“主權和聯結”( souveraineté-association ) 的公投， 60%的魁北克居民投反對票。 聯邦政府通過“噢加拿大”( O Canada ) 歌曲為國歌。  公投時街景  在公投失敗集會上的惹尼-黎維克 1982年 加拿大通過沒有獲得魁北克民族議會贊同的加拿大新憲法。 根據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 魁北克在加拿大國家事務中不能享有任何的否定權。  渥太華1982年，杜魯多總理在英女王的見證下，簽署《加拿大憲法》 1983年 成立魁北克工人團結基金會 ( Fonds de solidarité des travailleurs du Québec )。 1985年 自由黨黨魁羅拔-布拉沙當選，重返執政。 1987年 為魁北克重返加拿大憲法的關於加拿大憲法的“米治湖協議” ( l’accord du lac Meech ) 談判開始。聯邦總理和十個省省長簽署協議，但該協議並不獲取於兩個英語省議會的通過。  米治湖協議的加拿大總理馬龍尼和魁北克省長羅拔-布拉沙（右） 1988年 加拿大最高法院判101法案為違反憲法的條例。但魁北克民族議會通過的178號法案將法語保留為唯一的商業語言。 1989年 正式實行“美加自由貿易協議” ( L’Accord de libre-échange Canada-États-Unis )。 1990年 米治湖協議失敗。 進行關於魁北克政治和憲法前途的調查（ 布朗以-甘普調查報告, Commission Bélanger-Campeau ）。 發生“歐卡危機” ( Crise d’Oka 。 歐卡是在滿地可近郊地區)： 魁北克的白人居民和原住民莫克卡族人關於土地的衝突事件。 衝突中，一名魁北克省警被擊斃。在省警干涉失敗後，省長召喚加拿大軍隊協助干涉和解決衝突。  歐卡危機時加拿大軍人與原住民戰士對視 1991年 通過魁北克自由黨提議的“阿萊爾報告”( Le rapport Allaire ) ： 要求聯邦政府將大量的權力轉予各省，尤其是魁北克，以及關於魁北克的主權。 1992年 “查勒特鎮協議”( L’accord de Charlottetown ) 憲法談判。 全加拿大為此議提舉行公投 ： 57%的魁北克人和54% 的加拿大人反對此協議。 1993年 魁北克民族議會通過86號法案， 頒布法語為雙語（英、法）中的主要語言的政策。 以路斯昂-布沙 ( Lucien Bouchard ) 為領袖的魁北克集團 （ Bloc Québécois ）、具有獨立意願的政黨在聯邦大選中獲勝，並成為聯邦國會中的反對黨。 1994年 魁北克人黨黨魁扎克-帕利由（ Jacques Parizeau ） 當選為魁北克省長。 正式執行“北美加拿大-美國-墨西哥自由貿易協議” ( L’Accord de libre-échange nord-américain ALENA ) 。 1995年 魁北克舉行歷史上第二次關於獨立的公投，以 49.4%的贊成票和50.6%的反對票的結果拒絕魁北克的政治獨立前途。  （滿地可）魁北克獨立公投時為贊成聯邦一方的集合  魁北克獨立的宣傳圖 （圖中文字：世界將出現一個新的國家：魁北克）  1995年魁北克獨立公投時的三黨黨魁露斯昂-布沙（中）、扎克-帕利由（左）和馬利奧-杜蒙  魁北克民族節的人群 1996年 來自薩尼 ( Saguenay ) 選區的魁北克人黨露斯昂-布沙 ( Lucien Bouchard ) 當選，組成魁北克政府。 1998年 大倒退年代。解散由學校語言委員會倡導的學校制度。 加拿大最高法院再次開庭並確認魁北克人擁有合法的獨立權利。 然而，加拿大聯邦政府並不作出修改加拿大憲法 ，反而通過一條關於魁北克獨立公投應作出清晰的問題和大多數定義的法例，如此的情況下加拿大才同意展開談判。 2000年 針對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聯邦政府通過更加嚴厲限制魁北克獨立的法案（ C –20 法案 ）； 為反擊聯邦政府的作為， 魁北克民族議會通過魁北克政府和魁北克人民享有基本人權和特權的法案（第99號法案 ）。 魁北克推行各城市合併的計劃，特別是在滿地可島上的29個小城市的合併。 2001年 百納-朗利（ Bernard Landry ）接替路斯昂-布沙上任為魁北克省長。 2003年 魁北克自由黨重執政，領袖為讓-沙拉斯（ Jean Charest ）。 2004年 聯邦自由黨政府醜案 ( 在第二次魁北克公投競選期間， 聯邦政府洗黑錢，通過商業手段收買人心，為加拿大一方投贊成票 )。魁北克頒布同性婚姻合法法例。 自由黨黨魁保爾-馬田（ Paul Martin ）當選為聯邦的少數政府。 2005年 大專學生舉行史無前例的反對魁北克政府削減經濟津貼的助學金政策的大罷學行動。百納-朗利辭去魁北克人黨領袖的職務。 滿地可國家檔案和圖書館 ( Bibliothèque et Archives nationales du Québec ) 正式開幕使用。安德烈-埔克萊（ André Boisclair ） 成為魁北克人黨第六任黨魁，接替六個月前辭職的百納-朗利先生的職務。 2006年 加拿大聯邦政府選舉。 保守黨領袖史提芬-哈帕（ Stephen Harper ） 組少數政府。 二月四日於滿地可，一個以環保意識、女權主義和共同福利的價值的新政黨 --- “團結魁北克同盟” ( Québec solidaire ) 成立。 此政黨是“國民政治選擇運動”( Le Mouvement politique Option citoyenne ) 和“進步力量政治聯盟黨”( Le parti politique Union des forces progressistes ) 合併而成的黨派。 加拿大國會承認魁北克人為“民族”的法案。 2007年 魁北克選舉。自由黨組少數政府。 “魁北克民主行動黨”( L’action démocratique du Québec ) 正式成為民族議會中的反對黨，終結了過去三十年來皆由自由黨或魁北克人黨輪流擔任的反對黨角色。 寶琳-馬諾 ( Pauline Marois ) 成為魁北克首位女性、第七任的魁北克人黨領袖，她是接替不久前退辭的安德烈-浦克萊的黨魁一職。  魁北克民主行動同盟黨魁杜蒙 2008年 保守黨哈帕繼續當選並任加拿大聯邦的少數政府。 在少於兩年的時間內， 魁北克自由黨少數政府宣布選舉。結果：自由黨當選和組成大多數政府。 此是魁北克五十年來政治歷史上第一次選出三次連任的政黨。來自滿地可市麥斯爾 ( Mercier ) 選區的“團結魁北克同盟”的發言人 （ 該黨不設黨魁，只有兩位發言人。） 阿米-卡迪爾（ Amir Khadir, 阿拉伯裔 ）被選進入民族議會當議員。 2009年 在2008年魁北克選舉失去34席的魁北克民主行動黨， 黨魁，也是該黨創始人馬利奧-杜蒙 （ Mario Dumont ） 宣布辭職。耀勒-泰勇（ Gilles Taillon ）在黨魁競選中勝出，但在一個月後便辭職，後再由載納特-戴提 ( Gérard Deltell ) 接任。 2010-10-12日 資料來源： -- 《 2010年魁北克政體 》( L’État du Québec 2010 ), Institut du nouveau monde, Boréal, Montréal, 2010. -- 圖片皆來自各網頁。
中俄關系多有不測風雲 法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性期刊中華世界今年第一期聚焦與中國關系密切的俄羅斯，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的亞洲問題負責人瓦雷麗•尼凱就以中俄關系為題，發表了中俄合作關系多有不測的評論文章，今天的法國輿論看中國將向大家介紹此篇長文的重點。 文章首先勾勒出中俄在國際舞台的地位極其相互之間的複雜關系，指出，過去俄羅斯主導一邊，中國閉門自守的歷史今天似乎被翻倒，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超過十年，中國豐碩的外彙儲備使他幾乎成為全球經濟的救世主。西方輿論在對俄羅斯民主指指點點的同時，卻難免會被中國的軟實力所迷惑。另外，中國對俄羅斯這個共産主義的掘墓人似乎心存怨恨，作為回擊，中國開創了一種所謂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作者認為，中俄之間的關系除了上個世紀新中國建立之後短暫的幾年以及八十年代之外，幾乎都是處于一種強弱對峙的緊張氛圍之中，雖然，中國主席胡錦濤與俄羅斯總理普京近期都表示中俄關系已經進入曆史的最高期，但是，今天莫斯科與北京必須面臨的是同一個問題：如何在彼此缺乏信任的前提下維持勢力平衡？ 文章隨後總結了中俄之間的共同利益所在，指出，在經濟層面，中國是俄羅斯的第一大貿易合作夥伴，俄羅斯則是中國的第十大貿易國，北京計劃在中俄邊界投資開發中國式的經濟特區。中俄在能源領域的合作更是有目共睹，去年一月，中俄輸油管道正式啓用，俄羅斯承諾在十年內為中國每年提供1500萬噸原油；在外交層面，雙方在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等方面也有許多共同語言。無論是在伊朗問題上，還是在敘利亞問題上，雙方都立場一致。另外，中俄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削弱美國及其盟國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在地區合作領域，中俄還擁有一個發展地區合作的平台，那就是上海六國合作組織，雙方都堅決主張反對恐怖主義，分 裂主義和極端主義。 除了經濟與外交合作之外，中俄在軍事領域的合作也不可低估，俄羅斯對中國的軍力增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1991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進口的軍火中有百分之九十是來自俄羅斯。 不過，盡管中國媒體極力強調中俄之間的緊密合作，中俄合作關系的未來依然籠罩著陰影。 首先，中俄雖然都試圖遏制美國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但是，對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抵抗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阻止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進一步干涉中國內政，而對俄羅斯來說，與美國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地區主要位于歐洲和中亞地區。在東南亞地區，俄羅斯不僅不會出面楊中抑美，而且還向中國的競爭對手越南以及印度等國出售軍火。俄羅斯事實上也並不期望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過于強大。 其次，對中國來說，俄羅斯從整體上來說是一個不太值得信任的合作夥伴。俄羅斯試圖同美國合作的意圖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奧巴馬總統上任之後，俄羅斯不僅在反導彈防禦系統上同美國合作，而且還接受北約軍隊在使用中亞地區的軍事基地。另外，莫斯科在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的立場也受到北京的質疑，2008年俄羅斯承認歸格魯吉亞管轄的親俄羅斯的南奧塞梯以及阿布哈茲共和國的獨立，使北京難于接受。再加上今年即將上任的中國政權接班人中幾乎沒有曾經在俄羅斯留學進修的官員，這將對俄中官員之間的溝通産生負面影響。 最後，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內部也競爭激烈，這也是為什麽俄羅斯極力邀請印度成為上海合作觀察國的原因，俄羅斯在上合組織扮演著傳統的領導角色，而中國則期望其角色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層面。今年擔任上合組織輪值主席國的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今年的工作重點是地區安全穩定。另外，中俄在上合組織內部的競爭也體 現在能源領域，中國近年來在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分別修建了原油和天然氣運輸管道。 作者總結說，中俄之間的合作關系與其說是一種互相信任的有誠信的夥伴關系，還不如說是一種捉摸不透、模棱兩可的合作關系，對北京來說，重要的是聯合俄羅斯對抗美國，而對俄羅斯來說，他與美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與中美之間的衝突完全不同。中國始終對俄羅斯懷有戒心，擔心某一天強大起來的俄羅斯會使中國重回 過去的受到美國與俄羅斯兩面夾攻的被動處境。 2012-1-25 四十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一行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並也改變了世界的局面。 值此，自由亞洲電台越語組記者越霞 （ Việt Hà ）女士訪問了美國維珍利亞州（ Virgina ）佐治-馬蓀大學 （ George Mason Uinversity ）國際關係問題教授阮猛雄 （ Nguyễn Mạnh Hùng ）先生談及尼克松訪華之事。 歷史性的訪問 越霞 : 您好，教授。 阮猛雄 : 您好，記者小姐。 越霞 : 教授先生，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您解釋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歷史性的訪華對美國和中國以及對世界有甚麽的意義呢 ? 阮猛雄 : 首先對美國， 我認為在那個時段，美國被陷困於越南戰爭而美國想抽離出來。 那時美國最重要的對手是蘇俄，因此美國想撤離越南便利用中國這張牌來與蘇俄對抗， 而此目的美國已能達到。 當越南擴張至柬埔寨之時就立刻被中國阻止， 中美實行結盟來阻擋越南，因為美國認為越南是受蘇俄的影響。那時蘇俄在金蘭灣設立了海軍基地了嘛， 美國的艦隊離開（南中國海）而蘇俄的艦隊卻進來，蘇俄對越南的影響正升級，故此美國欲想阻擋它，而美國也達到了其目的。 第二點是達到了上述目的後，美國便在雷根時代和後繼的布什轉去辦理其他的事，而最終蘇俄崩潰了。 因此對於美國也是靠它 （ 指尼克松訪華。譯者註 ） 而撤離出 （ 越南 ）和美國也已在那場冷戰中取勝。 以及自那時起美國不再存有危險的了， 即是美國不再恐懼其他國家的核攻擊， 因為無一個國家有能力對美國可以進行核攻擊而導致全面的戰爭。那是美國所獲取的益處。 對於中國， 中國獲取了甚麽呢 ？ 中國也因此（ 指尼克松訪華。譯者註 ）而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對外打開了國門。 通過鄧的“ 四個現代化 ”的工程， 中國從一個極為後進的國家邁步至今天的經濟強國。 如果以國家總產量（ GDP ）來計算，中國就是第二大經濟強國的了， 但如果以人均的計算，那仍然是還差的， 與美國比較，即是發展的程度還不夠，但說是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第二。 有許多人仍然樂觀的推測中國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後，或在短的時間內在國家總產量方面上將超越美國。 故此，也因那（ 指尼克松訪華。譯者註 ）而中國獲得邁進至那個程度。 從一個，就是在毛澤東時代裡，在1965年發生了浴血的衝突（ 按被訪問者的意思，應是指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譯者註 ）之前，（ 中國 ）還是蘇俄的影子國家，至今天的中國能夠突顯的以強國姿態的站出來，那也是中國由那次訪問中而獲取的益處。  1972年於北京美國總統尼克松與中國主席毛澤東會晤。(美國國家檔案和行政記錄保存局資料) 再談談世界又獲得了甚麽？ 我認為有兩點是極顯著的。 第一， 世界擺脫了發生全面核戰爭的危險。 過去在冷戰中， 兩極力量的對抗，核戰爭的威脅常常壓在每個人的頭上， 最危險的一例是1962年豬灣事件（ 蘇聯預運載導彈往古巴 ）危機。 第二是世界出現了一個新的玩手， 新的對象， 而它把“兩極”的世界改為至少是“三極”的世界，即是說多極的就使（ 世界的 ）政治系統變得溫和些， 和不是甚麽時候都是須搞對抗。 和漸漸的，有如中國如此的大國進入世界使國際關係變為全球化。 誠然，那些世界上巨大的變化，發展至今，是因為那次的訪問。 越霞 : 教授先生， 在那次訪問中，我們也知道美國總統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談及除了台灣的話題之外，還有越南戰爭的問題。那麼，所涉及的越戰又如何呢 ? 美國和中國那時對越戰的看法又如何呢 ？ 阮猛雄 : 對於越南， 尼克松上台執政時的一個目標是首先須停止越戰；要想停止越戰，那就須要使用軍事壓力， 最顯然的辦法就是對柬埔寨進攻，對寮國進攻，然後對北越轟炸，實現戰爭越南化。 第二是使用外交手段。 在外交上，尼克松先生比北越更讓步些。 在此之前，約翰遜總統要求北越先撤軍，然後美軍才撤離（ 南越 ）。而尼克松先生說雙方同時撤軍，但最終美國自行單方面撤離。 如此，對於北越，在外交上美國是作出了讓步。 在國際外交上， 美國強烈推行稱為 “ 外交進攻 ”的策略，即是與蘇俄和中國設立了一個相關的三角關係的勢力系統。 那兩個國家如果想從美國獲取利益，就須對北越施壓，須作出讓步，達到妥協（ 指越戰。譯者註 ）。（ 尼克松的 ）訪華就是美國的一個很大的戰略，停止越戰，同時， 第二點是美國想玩中國牌來以蘇俄對抗， 因為那時（ 美國 ）本身弱就須借用外力。 那就是尼克松訪華的兩個目的。 尼克松總統與中國握手 越霞 : 教授先生， 如此的自那次訪華後，四十年已過去了，美中關係，在那時，和在那次訪問時，直至今又有甚麽令人注意的區別呢 ? 阮猛雄 : 有極多的不同，因為那時雙方並無甚麽的聯絡，以及美國還對中國實行禁運。 尼克松上台時才放寬限制旅遊，即允許美國人前往中國購買更多的物品而已，然後減少在台灣海峽的巡邏。那是尼克松願意與中國握手的一種行為的表現。如此的了，那時卻無甚大的表現，而現今雙方的經濟已恢復交流，雙方在各方面邁進較多的了。 在軍事方面上， 雙方常互訪；在貿易上，雙方有了極大的發展， 總言之，兩幅圖畫是有極大的差別。 昔日美國視中國為敵人和蘇俄的走狗，即是蘇俄的兄弟幫； 現今美國視中國為有其獨自行動的強大國家， 而奧巴馬總統亦說極關心中國的強大。 越霞 : 尼克松總統曾說過各大國，那時指蘇聯、美國、中國、西歐和日本的合作關係將有利於各國， 以及第三世界將免受衝突和戰爭的蹂躪， 而且最顯然的是，目前的情況是大國如中國正與區域內的國家，包括日本，和東盟包括越南在內的國家發生爭端，那麼，這樣的說法至今還適宜嗎 ？ 阮猛雄 : 這只以各個爭端的情況而定， 也視各方的重要性而定。 首先， 尼克松先生的夢想，實際上就是基辛格先生的意見。 基辛格是出身於西歐的人， 並常常夢想在各大國中，在四或五個強國中出現一種互相牽制的勢力，一種互相平衡的勢力和它可以改變世界的平衡局面，那時各小國才可以呼吸。 對於它們（ 指大國。譯者註 ）， 小國的小利益任由其自我的解決， 而它們則需保護其利益， 保持平衡的勢力是為了避免發生戰爭和解決小國的各個問題。 於是，那時基辛格先生才想把西歐各國和日本引進來， 今天我們看到那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把事情擴展至西歐，而西歐在那階段還未走到統一， 就算是現在形成了歐盟，外交政策仍然難以達到一致。由此，如果沒有一致的政策就沒有對外政策的共識，即同一種聲音的表達。至於日本， 它正處於的狀況，對各國來說，實際上它也不是很強的國家，故此，過去的情況，我認為那種局勢只是對世界局勢，各種勢力變得較為溫和些，不再如兩極時代那般的緊張而已。 那是真的對美國本身有利，由此那個夢想不能實現和不成功。 而且在那時的世界，實際上並無出現那樣的局勢，即歐洲各大國互相的合作， 而至今我們也並不看到有任何的合作。那些稱為“ 金磚 ”的國家 （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 ）也還不是可以與美國相比的對手。我認為目前可以與美國作相應的對手只有中國而已， 由此不再是昔日的兩極的局面， 但只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上，只有兩個國家而已。 對於美國來說，蘇俄已是過去了的人物。 故此我認為，不能再使用那個舊的說法，也不能再提尼克松所說及的問題的了。 現今對於各小國， 它們只擔心大國在背後的出賣，對其有不利的影響。 當大國獲取了其利益，它們不會將小國的利益視為重要的了。 可是，那並不是說小國完全是無用， 因為過去的台灣，卡特先生於1972年幾乎要放棄台灣的了， 並將美軍撤離台灣，停止執行軍事條約， 但台灣完全改變自己， 成為一個經濟強國， 又實行民主，那麼美國立刻改變態度， 因此至今仍然支持台灣。 我們看到自1979年至今，快近半個世紀了，台灣仍然站穩，這樣說的意思就是它們不能在我們的頭上搞交易， 我們搞得好，它們也須改變其看法。 正如你是爛貨的就扔掉，好貨的它就保持。 越霞 : 那麼，我們對越南在與中國的東海（ 即中國說的南海。譯者註 ）主權之爭中有甚麽的期望呢 ？ 阮猛雄 : 那就看越南的了， 因為在東海問題上，越南和美國有著戰略上的共識， 在戰略利益上雙方已走在一起了。 越霞 : 多謝教授為我們作今天的訪問。 阮猛雄 : 不要客氣。 嶺南遺民譯 2012年2月22日 从唐人街看中国主导世界的风格 作者 :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文章來源：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中国崛起”带给世界各国学者一系列新的话题，中国是否真的正在崛起？在中国崛起后，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将会是何种景象，它与美国人主导的世界有何不同？当很多学者从意识形态、经济学、历史学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研究中国时，保加利亚《外交政策》杂志主编、索菲亚智库《自由策略研究中心》主席伊万·克拉斯塔夫（Ivan Krastev）却另辟蹊径，试着从中国人“在如何体验其边界以外的世界”这个角度上寻找答案。 克拉斯塔夫的观察点落在海外华人的生活核心唐人街，发现即使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唐人街的人也只是学会美国人的规则以获利，其他方面则我行我素。克拉斯塔夫的结论是：在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未来世界里，他们不会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当中国人统治世界》一文中，克拉斯塔夫首先谈到欧洲人对未来的不安，因为美国“在军事上捉襟见肘，在政治上两极化，在财政上又负债累累”。欧盟本身“看似处于崩溃的边沿，这个古老大陆在权力上已是昨日黄花，只能向外人展示其美丽的风度，而非内在的精神或勃勃雄心。” 克拉斯塔夫称“过去三年的全球民调显示，人们带着希望或心怀恐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眼瞅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他用一句笑话形容这种心态，那就是“乐观的人开始学习汉语，悲观者正琢磨如何使用AK-47突击步枪。” 曾担任布达佩斯反美主义浪潮研究项目主任的克拉斯塔夫，把对中国主导未来世界的前景与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做了对比，他认为由移民组成的美国是个从来不往外移民的国家，“美国给人们一个大熔炉的概念，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自愿组合在里面，产生一个新的美国身份认同。尽管批评者会说，这个熔炉只是个国家神话，它把关于美国的集体想象强加于人。” 自首批欧洲人在17世纪定居以来，世界各地的人都被美国梦吸引到这里，美国具有把外国人变成美国人的能力。有一位俄罗斯裔的牛津大学学者曾说，“你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你永远不会变成英国人。”克拉斯塔夫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改变他人，美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中国则不同，它并不试图改变世界，而是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 “中国通过其海外侨民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中国人的世界观来源于他们作为移民的经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海外，他们是投资中国的一大力量。20年前，中国发现海外华人富可敌国，但现在中国人在本土也迎头赶上。” 克拉斯塔夫还引用已故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的话，称以封闭的唐人街为生活核心的海外中国人发现自己“生活在外国人的家园里”。他们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学会适应，但为的只是“如何从地主制定的规则中获利，其他的则我行我素”。“当美国人把国旗高高挂起时，中国人埋头苦干视而不见。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成功地影响了他们的新家园，他们封闭不透明，却没有激起愤怒；他们有效地沟通了中国与外界，却没有被指责为第五纵队。” 这位在2008年全球百大知识分子投票中名列第85位的政治学者认为，习惯于适应的中国人在担当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后，不太可能给世界带来显著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会利用主导角色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美国人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价值观，但中国人则对未来世界像中国一样行事的前景感到恐惧”。 克拉斯塔夫的结论是，在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未来世界里，他们不会去制定游戏规则，而是想方设法从现有的规则中获取最大的好处。 ***ttt 陶傑 - 中西文化的隔膜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1日 遇到美國來的舊同學麗茜，她從前跟我在倫敦LSE讀書，一起遊玩，有一次，她提議看梁家輝主演的《情人》，我在辟克迪利廣場一家戲院買了票。戲中的梁家輝，跟鬼妹上床，脫得赤條條靚股初露，法國人的攝影美感，全球驚艷。原來麗茜看了影評，慕名想看，叫我搭陪。 散場之後，我沒說話，麗茜看着我，笑瞇瞇。 當年我對美國鬼妹興趣不大，因為她們太過希拉莉，太多左派的政見，滿嘴巴的幼稚天真，跟她們講世界大事，三分鐘就扯火。 麗茜也很左傾，當年時時罵列根，我說：列根是我的偶像，故意跟她頂牛。三兩句之後，麗茜說，讓我們還是談談東尼．梁好了，我覺得你們亞洲男人的皮膚好。 如此講話，可以想像，有點不太投機。麗茜後來回國，當了教授，還接了一個Project去非洲。最近來香港，大家摟抱聚舊。 我想起麗茜當年的左傾，故意再戲她一戲。我說：「我喜歡小布殊，我覺得你們這位總統，道德高尚（Of supreme moral conduct），人格純潔（And purest integrity）。」 麗茜聽了，再次不服氣，她選的是奧巴馬。我當然明白，我向她解釋：「道德高尚，人格純潔，中國話簡稱，叫做高風亮節（Gaofeng Liangzhe）。為什麼我崇拜小布殊呢？因為他即使任內庸碌無為，甚至以你們美國左仔的眼光，做了許多壞事，但一見他卸任總統就全身而退，不會再抓牢一把鎗，當奧巴馬的太上皇，所以，以中國人的標準，小布殊、克林頓、尼克遜、艾森豪，美國任何一屆總統，不管他是王八蛋還是笨蛋，只要任滿肯放權，通通是聖人。」 麗茜很驚駭，你們中國人，對於你們的皇帝，真的只有這麼低的要求？我一臉嚴肅，點頭說：真的，中國人跟美國人不一樣，麗茜瞪大眼睛：真的？Really？我以為，只有奴隸才有這樣的感恩。（作者在這最後一句打粗黑字。編者按） 我再點點頭，說：真的，像當年《情人》裏，梁家輝上下挺動的那個圓臀，沒有打過針，線條渾然天成，是真的。 2012-11-21 推介閱讀文章 作者：灰記客 一月 2, 2013 在有近百藏人自焚，藏族自治州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中共民族政策失誤，數千名藏人於兩星期前於聯合國總部示威，抗議中共對西藏的統治後，有一自稱馬列主義者，於facebook轉貼了中國「左派」學者汪暉於零八年西藏「騷亂」後，於零九年所發表的文章–「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於”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並指這一是一篇重要文章，其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看不過眼西方社會對藏人處境表示了同情(這些同情多來自民間)，所以引汪暉幾年前的文章，為中共對西藏的統治辯護。 是不是所有馬列主義者都為中共「治藏」的失敗辯護？未必。至少在香港就有馬列主義者，擁抱民族自決的原則，聲援過西藏人。年初有香港人在尖沙咀自由戰士廣場舉行過「與西藏同行」的集會。香港立法會議員，信仰托洛茨基主義(蘇共黨內的「反對派」)的「長毛」梁國雄，以及另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林致良就曾到場聲援，並發言。他們作為無神論者，當然對藏人普遍尊仰精神領袖達賴嘛喇不以為然，更「寄望」西藏人的「階級覺醒」。但作為信仰國際共產主義的人，他高舉民族有權自決自主的原則，批判中共在西藏所作民族壓迫，以至殖民主義政策，與同場其他人士，包括宗教人士同聲支持西藏人的抗爭，亦屬貫徹自己政治理念的表現。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他們沒有忘記馬克思反專制的人文精神，對官僚僵化的共產黨文化深惡痛絕，亦值得肯定。 而這位自稱馬列主義者，則經常以最正統最先進自居，當「群眾」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義憤時，例如聲援劉曉波被判刑，聲援艾未未被失踪……他會說出劉曉波、艾未末是西方的寵兒的狠話，以示他比其他人「清醒」，而不是從捍衛基本人權，即以同理心看待每個個人應享有的權利與尊嚴的角度出發看事物。而就灰記所知，自從藏人自焚以來，這位馬列主義者並沒有對藏人自焚表示過立場。 灰記猜測他是對「落後」藏人對宗教自由的渴求，對他們的尊者嘉瓦仁波切的仰望，希望他能回到西藏等的訴求「想不通」。明明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怎能endorse這些「落後」行為。加上這位馬列主義者仍然「迷信」國家性質論，即中共無論如何專制，中共權貴無論如何瓜分「國有」資產，壟斷資源，中國在他心目中仍是公有制，即「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制度在他心目中仍是比其他資本義國家更「公平先進」。在這個「認識」下，近百個藏人犧性自己生命的呼籲似乎沒有觸動他，在這個「認識」下，令他站到中共官方「大一統」的「民族立場」的那邊。而汪暉的文章，正好迎合他在「力抗」西方「一面倒」支持「藏獨」，分裂「社會主義」中國的「洪流」，「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 當今除了「毛左」，有多少人仍抱這位馬列主義者的「先鋒」心態？不過，有一點十分肯定，汪暉的文章迎合大陸主流心態，因為文章從不質疑中國對西藏的統治，卻少了官方惡形惡相的語言暴力，多了很多先進語言，例如︰ 「……一个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超越这些既定的身份政治，在阶级政治衰败之后，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不同的人群平等参与并保持社会的多样性的普遍政治。总之，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自主的、能动的参与性），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主流舆论和不同类型的族裔民族主义者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之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彻底思考我们的发展主义逻辑，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为新的平等政治奠定基础。……」 問題是要重新創造出一種能夠讓不同的人群平等參與並保持社會的多樣性的普遍政治，要創造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間，必須觸碰中共的專制，或曰威權體制。當敢於實踐社會多元性，觸碰敏感禁區的人，不是被監視、被監禁，就是要被迫沉默時，如何創造呢？例如茨仁唯色，就是希望說出她所知的西藏真相，便成了被監控的對像，在境內被禁聲，因為她是藏人，進拉薩要接受審查。汪暉作出這樣的呼籲同時，卻不敢批評中共抑制多元的體制一下，是否有點「偽善」？ 至於要打破「漢藏矛盾」的框架，首先是否要承認西藏人作為一個主體，而不是空泛的說民眾性的政治基礎？「自主的、能動的參與性」，在今日西藏人活在如臨大敵的軍警監視下，是否漂亮的空話？ 當然，灰記也「感謝」汪暉沒有過份強調「藏獨分裂勢力」，甚至回應了達賴喇嘛大藏區的構思。他的文章也許是「中華民族一體化」意識下/體制內，態度最「開放」的了。而大部分西藏人擁戴的尊者達賴喇嘛，至今仍希望西藏留在中國，落實真正自治。 回到汪暉的文章，灰記在網上搜尋，沒看到自從藏人自焚潮出現後，汪暉有再寫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灰記不知道藏人這種大規模的自我犧牲的表達方式，會否對他造成震撼，會否改變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文章，引經據典，特別對西方如何塑造西藏的想像有非常詳細的敍述，甚至批評中國人現在也跟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改造」想像中的西藏︰ 「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说到底，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问题。」 不過，他在批評中國社會新東方主義把「民族文化」變成遊客眼中的「他者」，當他提出東方主義並非單純的西方問題的同時，整篇文章卻未見呈現西藏人主體性的努力，亦對大量諸如「民族文化」這種以漢人為中心，不自覺把其他民族看成「他者」的中國官方/主流語言，不加批判地應用。 汪暉提到西方的對西藏的東方主義想像，當然不會錯過西方以實質行動「塑造」這個想像的歷史，例如近代英國人如何入侵西藏，如何慫恿西藏統治階層脫離與中國的關係。甚至一九五九年的起義(西藏人的角度)/叛亂(中國人的角度)，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介入。灰記當然不會否認這些歷史事實，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是透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形式，把全世界納入這個現代化的體系，幾乎無一倖免。中國近代曲折的歷史，也是回應這個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過程。正如汪文所言︰ 「……其次，民族主义知识并不仅仅是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历史力量，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相关区域的各种政治关系无不被这一力量所重新塑造。殖民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由于清朝无力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蚕食，西藏与清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异、矛盾和疏离。……」 西方人東方主義所犯的「毛病」，如把他們描述/研究的地方看成沒有主體性的「他者」、「異類」等，更重要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和塑造，是一種權力體現。薩伊德所寫的東方主義操作，是包括西方各種意識型態系統如學院、傳媒，以及政權系統，英美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伊斯蘭/阿拉伯國家的影響與支配等的。正如種族主義之成為種族主義，是因為種族主義操作必須是包括甚至是由於政權系統和意識型態系統互相配合的操作，利用偏見及對不同種族實際的剝奪、支配和不公平對待，如美國由黑奴時代到現在還未完全消除對黑人，拉丁裔、亞裔人士等的種族歧視，南非白人種族隔離主義、納粹主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復國主義」等。 現今大陸很多憤青把一些西藏人因為「傳統」文化受威脅，生活不自主，訴諸反對漢人移民、仇視漢人的情緒，講成西藏「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完全是本末倒置。無權力者/被殖民者，即使情緒如何偏激，他們也還是受權力/殖民主義壓迫的人，也是在回應權力操作/殖民主義壓迫。 汪暉當然不會同中國憤青一般見識，但由於文章缺乏西藏人的主體性，或曰西藏人的聲音，以及不敢觸碰中共一元化統治，或曰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以至官方的錯誤民族政策，把一切歸咎於現代化和市場化過程的問題， 同樣犯了西方人的「毛病」。於是很輕易合理化歷代中國武裝入侵西藏，包括一九五零中共佔領昌都後，利用武力威嚇的「和平解放」西藏，包括把中共對舊西藏的描述，所謂人間煉獄的農奴社會照單全收，突然對中國人的偏頗失明，對西藏人的存在視而不見。 正如藏人異議作家唯色在回應如汪暉這些學者的博文所言︰ 「……我曾写过，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中国对西藏更是“东方主义”，而且是那种把西藏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他们认为2008年西方社会对西藏一边倒，怎么不去想一想，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誰才是東方主義」) 在談現在西藏的狀況時，先回到「傳統落後」的西藏。汪暉文章強調，中國古代以至近代清朝與西藏的關係，並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的定義去看待，並指出即使到了積弱的清朝，以至現在，西方國家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汪暉的強調，用意非常明顯，就是為中國官方「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學術」注腳。不過，他的解說始終欠缺西藏人的視點，即西藏人在整篇文章中都是任人擺布的「他者」。 而當西藏人欲顯示一點主體意識，主要是針對中國而發時，文章就會突出是因為外國勢力的影響，「引誘」西藏的統治精英/階層與外國勢力「勾結」，例如一些統治階層精英與納粹戰犯關係密切。甚至搬出現代海外的藏青會與一些外國政府的密切關係等。換言之，西藏人要不就乖乖當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反動」的，受外國勢力唆擺的/「離心分子」/「危險分子」。這種對西藏的書寫手法不會比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更貼近西藏的現實。 西藏之所以今天成為中國的領土，並非因為「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與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擴張，對一些古老帝國，包括中國的衝擊後的不同結果，即這些古老帝國的「藩屬」走上不同的道路。譬如越南曾經長期被中國的皇朝直接統治，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明、清仍維持對中國皇朝的藩屬關係，與西藏和中國皇朝的關係可相比較，即願意當中國天朝的「藩屬」，或與皇朝保持一定的關係，但有明確的民族認同和獨立意識，不會隨便被「宗主國」干預。 中越關係亦因法國殖民主義入侵而變化，越南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最終透過越南人的自主反抗，建立自己的國家。另一個類同的例子是朝鮮，朝鮮亦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在清朝也是中國的「保護國」，也是在十九世紀末被日本殖民統治後，於二戰後走上獨立的道路。為何中國現在不說越南和南北韓「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無他，因為越南和南北韓的獨立已是既定事實，中國便不好再訴諸清朝以至古代中越和中朝如何親如一家，只能接受現實。 朝鮮半島是在甲午戰爭後，清朝被迫中止於朝鮮的「宗主國」和「冊封國」的關係，朝鮮淪為日本的實際殖民地。二戰後，北部是在蘇聯的影響下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部在美國影響下建立大韓民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無論是蘇聯的影響還是美國的影響，都不能抹殺南北韓人和越南人獨立於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因為西藏是非常弱小的國家，十九以至二十世紀西藏的軍隊不堪一擊，對抗不了英國人，也對抗不了中國人，所以不能如越南人一樣，在明朝驅逐明軍，也不能如南北韓般走上獨立之路。而是被中國武力「征服」。 而中國對西藏施加的武力，並非始自一九五零年，清末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趙爾豐，就曾經大開殺戒。唯色在她的博文「國家主義者宣揚的英雄」寫過感想︰ 「……据记载，赵尔丰先是“剿办巴塘七沟村，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的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随即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无端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 美国的基督教神父史德文医生，上世纪初到藏东巴塘行医、传教，在日记中记载，赵尔丰的军队把藏人僧侣与百姓，放进寺院煮茶的大锅里活活煮熟至死，然后喂狗吃。有的人被四肢捆绑于牦牛之间，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有的人被泼洒滚烫的油，给活活烫死。 这样一个不但杀人如麻、且以同化的方式毁灭藏人文化的刽子手，却被中国官方评价极高。西藏自治区党委外宣局官员马菁林就说：“在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者的赵尔丰，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1950年代对藏人的屠杀，适用于2008年对藏人的屠杀。」 而汪暉把清朝的血腥鎮壓，歸咎於英國人︰ 「……英国对西藏的入侵既导致了西藏的离心倾向，又引发了清朝政府对于西藏进行直接控制的努力……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平定了康区叛乱之后，在川边（西康）一带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些“新政”措施不但严重脱离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而且“带有较为深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36] 为平息和应付藏人对“新政”的抵触和反抗，1910年，清廷派协统钟颖率军纪极差的2000川军进驻拉萨，直接导致了达赖的第二次出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至拉萨，迅速触发了驻藏清军的内讧和哗变，他们恃武力抢劫寺院、商店，甚至屠杀藏人，激发了藏人对汉人的仇视和反抗情绪。1912年，在清朝灭亡的背景下，经尼泊尔人的调解，所有清朝驻藏官员和清军被驱逐回内地，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系统至此彻底瓦解。」 他在《西藏問題》一書，對趙爾豐的對西藏人的清洗，乾脆說成對英國人入侵西藏的回應，完全沒有西藏人的身影。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出版了一本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其中把赵尔丰对藏人的血腥同化很技巧地归结为一种“回应”：“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平定了康区叛乱之后，在川边（西康）一带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需要说明的是：‘新政’是为了回应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支配而产生的回应措施。”……」(唯色︰「國家主義者宣揚的英雄」) 中共不是把晚清描寫成腐敗無能黑暗的國度嗎？為何一提到「民族問題」，便把一個晚清官員的種族清洗行為說成順應了歷史發展必然的規律。為何以解放世界受壓迫人民的共產主義者，要繼承大清帝國透過侵略得來的國土？而汪暉更把清官的殘酷，美化為「’新政’是為了回應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和支配而產生的回應措施。」就是看不到西藏人作為主體的存在。 公平的說，汪暉的文章有描述西藏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如何看待中國︰ 「……清朝与西藏关系的上述双重变化与西藏上层的离心倾向是相辅相成的。1912年，尚未回到西藏的十三世达赖下达“驱汉令”说：“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送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汉人官吏军队进藏，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苟残恶毒，于斯为极……自示以后，……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37]所谓“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王，建立新国”的说法，将“驱汉”行动的合法性建立在新型的、亦即民族主义的“承认的政治”之上。在回到西藏二十天后，他又向他的官员和属民发布了一个单方面拥有统治权的声明，将西藏与明朝、清朝以宗教和朝贡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模式界定为“供施关系”。这一供施关系的界定事实上建立在严分汉藏的种族要素和建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要素的基础之上。如果将这两个要素与1912年发生的外蒙宣告独立和1913年1月签订的《蒙藏协定》联系起来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以追求“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蒙藏协定》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 但汪暉把西藏的「離心」，歸咎於英國人勢力進入西藏和南亞。為甚麼是「離心」，而不是西藏人的民族自覺？為甚麼只歸咎於殖民、帝國主義？那麼越南、南北韓、外蒙古又如何？這是否天朝心態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包裝成先進的學術語言？所謂「區域民族自治，一體多元」，所謂「民族平等合作」，事前其他民族有否在平等基礎上參與討論和制定機制？西藏的十七條是在中共解放軍兵臨城下，西藏統治階層被迫簽訂的城下之盟。 即使十七條如何「寬鬆」，也是不平等條約，即使中共這幾十年對西藏如何投入，如何改善西藏人的生活，它還是一個外來政權。即使舊西藏如何「黑暗落後」，它基本上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政治實體，正如即使阿富汗是如何「黑暗落後」，是「前現代」社會，它的主權/民族自主仍必須受尊重，否則，為何一九七九年，中共要聯同美國，極力反對蘇聯應內戰一方的當地共產黨「邀請」進入阿富汗，說蘇聯侵略阿富汗，要聯同美國和西方國家杯葛八零年的莫斯科奧運？ 這種以「先進」壓「落後」，以「革命」之命進行的外族統治，注定受到扺抗。中共要強加其意旨，加快「改造」西藏，搞它那套激烈的土改，令很多西藏人不滿。中共可以歸咎於這些西藏人受上層精英、僧侶、「農奴主」唆擺。但為何大部分西藏人情願聽從「萬惡」的舊西藏「統治集團」的話，而不聽從「解放者」的話呢？ 在西藏人與中國人缺乏互信的氛圍底下，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的中下層官員及廣大民眾因為認定十四世達賴喇嘛會被中國軍隊綁架，極力阻止他前往中國駐藏軍營觀看表演，最終達賴喇嘛決定出走印度。 當然，這樣說並非抹殺西藏內部有改革聲音，汪暉文章提到的第一代革命者平措汪杰，就是少數「醒覺」的藏人的代表。灰記曾在此博客提過他，有興趣者請看「淚火」。 這位藏人中共黨員曾接受中共認可的美國藏學家戈爾斯坦不同時期的訪問，口述他的革命經歷，由戈爾斯坦寫成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零四年出版。最近由香港大學出版中文版，名為《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 不知道汪暉有否看過這本書，是否知道平汪(平措汪杰的簡稱)曾經坐了十八年的寃獄？灰記以為，閱讀平汪這類仍在體制內的藏人的自省至為重要，因為他們如能說出真話，更能有說服力地突顯西藏人的主體性。不過，汪暉的文章無意這樣做。 平汪在年青時曾希望建立與中共平等地位的西藏共產黨，當然這種行為被舊西藏統治者認為是叛亂，但在後來中共「中華民族大一統」觀念，也是分裂罪行。不過，他的理想在中共未取得大陸政權前，已「屈服」於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及現實。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少數藏族黨員。從此一生陷於藏漢矛盾夾縫中。 平汪五十年代曾跟達賴喇嘛交往，當時中共為了安撫這位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選」他為全國人大副主席，邀請他們到北京訪問。毛澤東甚至親自到他下塌的地方和他見面傾談，而平汪這位當時中共藏族最高級幹部，則負責陪伴達賴喇嘛。 平汪對當時只有十九歲的達賴喇嘛有正面印象，認為這位西藏年輕統治者有改革意願，雙方談得很投契。可惜，中國的「左傾」冒進風氣越來越嚴重也好，中共的大漢沙文主義越來越嚴重也好。中共在四川的藏區推行的急速改革遭到極大反抗，很多人逃到西藏，藏漢的矛盾日深，最終釀成一九五九年的「騷亂」(中共的觀點)，或曰起義(西藏人的觀點)。達賴喇嘛及西藏政府高層，以至萬計西藏人流亡印度。 與此同時，平汪因多次建言要照顧藏人的思想感情，不要過急推行改革。在他心中，西藏的改革要來自西藏內部，來自藏人的「覺醒」，而不是由中共主導。而作為一個十分「傳統」社會，西藏人要改變固有的觀念是漫長的互相說服/教育過程，但中共急於透過改革控制西藏，自然聽不進他的諍言。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中共官員，被隔離審查，最終坐牢十八年。 他提到作為「少數民族」，自己對民族問題很有興趣，看了很多馬克思和列寧，以至斯大林講民族問題的書。而其中一本列寧講民族自決權的書(根據列寧的民族自決原則，西藏人有權自由加入或退出中國)，居然成為他的罪狀之一。他慨嘆道，在聲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裡，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看馬克思主義書籍，竟也不被容許，何等荒謬。 平汪同很多中共幹部一樣，七十年代末被釋放，然後恢復名譽。他沒有脫離中共，但依然為西藏人的福祉發聲，在中共大一統套話下，平汪更關注民族平等的問題。例如他零四年開始，直至零八年，四次去信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促請他注意西藏問題。他沒有跟從中共妖魔化達賴喇嘛的主旋律，反而多次讚揚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只尋求名副其實自治的中間路線，符合中國的利益，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盡快跟達賴喇嘛會面，因為儘管他是中共黨員，但和很多西藏人一樣，知道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獨一無二的地位。他借用中國漢族異議作家王力雄(唯色的丈夫)的文章《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鎖匙》，不斷為達賴喇嘛返國吶喊。 零八年西藏發生起義/「騷亂」之後，他再寫信給胡錦濤，當中提到︰ 「……對佛教徒來說，達賴喇嘛凝聚西藏佛教精神的核心，絕對神聖，不容任何身、口、意上的褻瀆。這是家傳戶曉的常識。……今天，誰也不得違憲違法地剝奪藏人的信教自由，卻又強迫藏人，尤其眾僧去『揭批』，甚至惡毒攻擊達賴喇嘛，這種自相矛盾，令人費解的言行，在廣大藏族僧侶群眾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上，會引起何種反應和各種連鎖的後果難道還不一清二楚嗎？…..連穿著袈裟的僧眾也上街遊行示威，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死。凡此種種，說穿了，皆因就連在內地各寺廟都不能做、也不曾做過的那套，卻又任性地在敏感而多事的藏區，以各種各樣的行政干預、輕率地出動軍警等極大壓力下，沒完沒了地強迫批評和反對達賴喇嘛而引起。……」 同是體制內的人，因為平措汪杰是說真話的西藏人，顯示了對同族人的真誠關懷及藏人主體性，這是懂得引用平措汪杰，卻選擇性地聆聽平措汪杰的汪暉所缺乏的。灰記不相信汪暉不知道平汪所說，西藏人對尊者達賴喇嘛的推崇，以及中共強迫西藏人背叛他們的尊者，強迫他們接受反宗教的「愛國教育」等一系列倒行逆施。但在整篇文章，看不到中共的暴政，一切歸歸咎於「後政治、市場化」，幾乎凡是中央的政策，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政策，都是高瞻遠觸，「百萬農奴翻身」是革命的合法性基礎 ，只提有西藏人懷念毛主席，不提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由於不承認西藏人的主體性，在「呼籲」尊重民族差異之同時，並沒有把西藏危機看成民族問題，身份認同問題，而是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不過，零八年的事件發生後，在加拿大的藏人學者茨仁夏加接受New Left Review訪問時，有不同的分析︰ 「……但我認為示威主要不是因為經濟不平等或藏人感到利益受損。我認為這是為了保衛民族身份認同而起。北京當局理解八十年代發生的抗議活動，不單是宗教問題，而是西藏『分裂』問題。當時接手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採取一切措施鎮壓任何被認為有『分裂』可能的活動，甚至要求說藏語的權利都被理解為狹獈民族主義及分裂主義。當局質疑每個西藏人的忠誠，每個藏人都被認為可疑。反『分裂』運動亦變成鎮壓黨內異議聲音的藉口，任何不同意政府政令的人都被打成「分裂主義者」。但這政策自食其果，中國當局變得不知如何分辯反政府的活躍份子及普通平民。政府與廣大藏族平民出現巨大鴻溝，其結果是令藏人團結起來。如果只針對寺院，情況不至於如此。事實上，對比八十年代，最近的示威表達強烈而統一的民族主義情緒…… 西藏人其中一個最大的怨憤是不滿中國當局把任何西藏民族身份認同看成分裂主義。政府總認為，如果容許任何文化/民族自主，必然導致分裂。政府必須有所放鬆。在西藏，任何報章雜誌以至音樂的發行都受嚴格控制，而在中國其他地方有越來越多獨立的出版社。……」 汪暉不承認自胡錦濤以來對西藏的強硬政策，只突出「優待少數民族」的政府政策，遇上現代化/市場化的所引發的問題，對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幫助有限。今年三月，茨仁夏加就西藏人開始加劇的自焚潮描述了一個「雙輸」的局面︰ 「……无论藏人抗议者继续采取何种可怖行动，让中国当局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都极为渺茫。在威权体制下，抗争和镇压的循环往复是政权僵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再者，藏人的抗议也不会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中留下印记。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也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借用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的说法就是，暴力和恐怖可以“用于未开化的人群”因为“他们没有主权国家。”[注3] 藏人的死亡并没有带来震惊，只是再次确定了他们的野蛮。这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学者熊坤新的言外之意，他在官方报纸《环球时报》中说：“地理和历史因素让那里的藏族人民更好斗。”…… 藏人中有种感受，就是当前政权下不可能出现改变，因为现在看来政府已决意发展经济、开采资源，同时实施镇压。在政府眼中，僧尼的生活与现代中国格格不入，在经济上无生产力，又拒绝适应当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市场和消费会解救每个人。因为政府免除少数民族实行一胎制的优惠政策与他们不相干，他们的生活就否定了政府的生命权力（biopower），他们因此就要受到监视和特别管教，以确保其主观意识向政府意志屈服。如同一位僧人曾向我描述的那样，政府的诸多管教束缚之徒劳，就好像陶工要造无底的花瓶一样。在其他所有问题的背后，皆是这种“不可能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感受。这种“不可能”就是今日西藏自焚事件的根源。」(茨仁夏加：抗议语言的转变 ) 而要為這個「雙輸局面」負主要責任的是那個外來的、僵化的威權體制，因為它看不到人民，以及民族的主體性。而正如茨仁夏加所言，中國沒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只有體制內和被打壓的異議聲音，汪暉之所以看不到西藏人的主體性，是否因為身在威權體制內的「不由自主」？不得而知。 請另參閱 1、唯色︰《 國家主義者宣揚的英雄 》； 2、汪晖：《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 》
 攝自《蘋果日報》 「雖然長期潛伏在美國，隨時聽從祖國召喚」，這是前中國乒乓名將莊則棟臨終前六天，為友人在美國出生的子孫照片上題的兩句字。而莊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一家亦居於美國，他臨終前亦趕來與他見最後一面。 但凡年紀稍長的人，都應該聽過這位三屆世界冠軍的事。他除了球技了得，樣貌亦可以用cuted來形容，也許因為如此，「不幸」被毛澤東太太江青看中，於「文革」時期提拔為國家體委主任。莊最令人印象深刻是中共搞乒乓外交時，利用「出神入化」的球技與美國球員交流，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不過，雖然他有功於中美建交，但「文革」結束後，鄧小平他們要清算「四人」，他作為「文革」時的「當權派」，自然不能倖免。也許基於他在世界體壇的知名度，而鄧小平時代的黨內鬥爭畢竟比毛時代「文明」一些，少了一點「你死我活」的腥風血雨，莊只是失意而沒有受到更大的迫害。莊則棟於1987年還在鄧小平批准下與日本人佐木墩子結婚(這就是「共產」中國的荒謬，一個人連結婚的自由也沒有)。 莊與日籍太太沒有子女，如果有子女，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國人的子女如何理解「隨時聽從祖國召喚」呢？而在中日關係緊張的今天，他臨終又會否和佐木墩子談起中國矛盾，要太太「反省」呢？ 還是回到那句「雖然長期潛伏在美國」，真是可圈可點的一句。不知像他那樣，把在美國長期居住看成長期潛伏的中共黨員/幹部有多少？「潛伏」這兩個字很有冷戰和間諜味道，看來在「文革」官運亨通的莊則棟，似終擺脫不了毛派的敵我意識，不管他的兒子可能已入籍美國，也不管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日本人。而照片上友人的一對子孫，相信在美國長大後應該是英文好過中文的Americans，要他們體會莊老臨終的「苦心」，恐怕是強人所難。 不知道美國中情局有否留意這兩句字？如果他們如中共一樣「敵我意識」，把這兩句字上綱上線地解讀，將移民美國的中國人都看成中共的第五縱隊，再來一次麥卡鍚主義式「獵巫」，那麼莊則楝不是害了在美國的子侄嗎？幸而當今世界人權越來越受重視，相信即使美國政府有人要迫害華人，當地會有人基於正義感，出來捍衛華裔美國人的人權，美國要倒退到一九五零年代白人至上年代恐怕不容易。 再回到「祖國的召喚」。今時今日，即使生活在中國，越來越多中國人都開始質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這類說話。無他，何謂「祖國」？還不是聽中共的召喚。問題是中共憑甚麼要人家聽它的？召喚當年的確令不少理想主義青年「聽從祖國的召喚」投入政治，願意受中共的使喚，但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驗，不提首三十年中共如何勞役人民，為了追趕那些假大空的政經指標，迫害數以百萬計人民，人為餓死數以千萬計人民。今時今日中共專制如昔，雖然經濟有所發展，但得益的卻主要是官商。不但如此，祼官，即家人移民外國(美國是其中最熱門地方)，不能見光的資產轉移外國，自己留在中國繼續藉權力尋租，有甚麼風吹草動便去「潛伏」他國，這種現象亦十分普遍。連中共官員對自己的統治都沒有信心，還甚麼「聽從祖國的召喚」，這不是廢話！ 除非這句話的含意是要推翻，或溫和一點，改變中共的一黨專政，「祖國」不再是中共壟斷的中國，這才多少有點意思。連結前面的「雖然長期潛伏在美國」，則海外民運分子也可以利用這兩句字作「號召」了。是否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飽歷政治風霜的莊則棟，臨終前是否意有所指，還是不脫對中共的愚忠，還是說中了中共官員，包括裸官們的「阿Q」心理，胸懷「祖國」，心在美國？真是天曉得了！ 不知怎的，莊則棟臨終的「肺腑之言」，令灰記想起早前中共新舵主習近平的公開講話，即是「中國共產黨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那句話。網上一五一十部落有人為此寫了「中國執政黨為甚麼容不得批評」，以作回應。文中提到習在跟黨外人士舉行座談會時說︰「 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党外人士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党外人士的批评能帮助中共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其克服工作中的不足。」 習的這些話，令灰記想起五十年代，毛澤東要「反右」收拾民主黨派前的話，內容幾乎一模一樣。那時候是一九五七年，中共專制的真面目已露得七七八八，即是中共建政前與民主黨派達成的共識，如聯合執政，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由普選產生等，都是一紙空言。即便如是，一些「天真」也好，還有多少「鬥志」也好的民主黨派人士，抱著希望中共這次真的「洗心革面」，真的容得下尖銳批評。但說真話的結果當然慘淡，數十萬人被打成「右派」，民主黨派從此成了真正的政治擺設了。而當時的中共是「如日方中」，仍然得到廣大的群眾擁護。 「这些意见和批评严重动摇了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极大刺激了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据毛的私人医生回忆，“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经此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而党外人士在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进一步的边缘化。」(「中國執政黨為甚麼容不得批評」) 很多都是「老生常談」，要永遠正確的先鋒革命黨，和平後不想轉型，「依靠」的是自己永遠走在人民之前的「先鋒性」、「正確性」，當然還有國家機器和槍桿子，怎會認為「落後」甚至「反動」的黨外人士/民主黨派(因為「先鋒」的、「進步」的已經加入了共產黨)比自己更有真知灼見，怎能讓這些人分享權力。久而久之，一個專制的官僚集團便根深柢固，再無糾正機制了。 問題是今天的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不是垂垂老矣就是被收拾得不再敢有主見，習要他們尖銳相信他們也尖銳不起，足見習說這些話也是應酬一下外界的改革呼聲。而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人民(不是民主黨派)早已不甘於當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群眾」。其實每天在互聯網上有無數對中共尖銳的批評，只要中共不再監控屏敝互聯網，要有多尖銳的意見都有。同理，如果中共不再違憲掌控/壓制傳媒，不再違憲以言入罪，無需習的提醒，對中共的尖銳批評簡直無日無之。問題是中共錯過了太多的轉型機會，到了今天只能靠監控、靠維穩延續政權，又怎能天天面對人民尖銳的批評。 「倘若它可以被尖锐的批评，如果这种批评又是大规模的，这极有可能动摇其所宣扬的绝对正确的政治路线，必然引起民众对所代表的先进性产生广泛地质疑，而批评尺度的放开，更会让民众知道更多隐匿在宫廷黑幕中的权力勾当，民众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欺骗感和被剥夺感，到那时，面对一个错误百出且劣迹斑斑的政党，民众凭什么要让它永远盘踞在执政党的位置上呢？…… 新浪微博上一位名叫@沙狐隆美尔 的网友说：一直觉得“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句话本身就很搞笑。如果容不下尖锐批评，你想咋滴？难道还打算肉体消灭不成？你容得下也得容，容不下也得容。天赋人权，我说什么怎么说是我的自由，拍马屁你听着，尖锐批评你也得听着，大不了装没听见，但是少扯什么容不容得下，给你点“面子”你还真当自己是饭桶了？ 正如这位令人尊敬的网友所言，当初老毛都不敢让党外人士继续批评，为了收拾烂摊子最后不得不以党国领袖的身份食言自肥，自打耳光也要压制住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因为毛心理清楚，倘若事件持续发展下去，他的政党和共和国将面临一次极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向以共和国缔造者和世界革命领袖自居的毛尚且不敢真正面对批评，遑论一个依靠父亲祖荫上位的新君！」(「中國執政黨為甚麼容不得批評」) 從「雖然長期潛伏在美國，隨時聽從祖國召喚」，到「中國共產黨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不知世界經歷了多少巨變？中國社會經歷了多少巨變？也不知中國人改變了多少？相信越來越多人會思考這迫切的問題，因為十四億人的問題最終是世界性的問題。  美國和世界要面對中國日愈增強地位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某些學者曾認為由於中國在亞太地區已崛起成為超級大國，此時應該讓它與美國共同擔任本地區的重大角色。 秉持這樣的論調，首先由前澳洲國防部次長、現任澳洲國家大學國防和戰略研究中心主席休-惠特 （ Hugh White ）教授提出。他認為美國應該接受這個事實，否則，亞太地區將受到深遠的衝擊。 問題的是在哪種程度上美國應與中國分擔本地區的領導地位，因為美國堅持擔當世界霸主的決心一定將導致中國日增的不滿。 最終， 根據這種觀點的判斷， 美中的戰略競爭日趨激烈，而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將遭受長久的苦果。 這樣的判斷是完全正確，若觀察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來經濟和軍事的強勁發展，令各國對中國肅然起敬，而且中國對本區域的各個層面都帶來巨大的影響。 可是， 中國可否值得享有擔當地區性的重要角色不只視乎中國的強大增長力量，而還須看中國的道德威權 ( moral authority ) 和該地區國家接受與否。 因此， 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只能視乎美國是否放棄其霸主的地位，而主要的是看中國的行為如何能向世界證明其本身配不配擔當由美國讓步分出的這個角色。 “ 道德威權 ” 首先，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對它妥協並不會保證將能夠維持本地區的和平穩定。 與此相似， 美國對中國的綏靖也不一定意味著本地區未來的和平將會是一片黯淡。 舉例， 西方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曾不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中國被多國指責囚禁如劉曉波等的政治良心犯 此外，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實行阻遏政策曾在冷戰時期兩大超級大國爭鬥和全球秩序中是為維持和平的一個重要的決策。 其次，中國的真正意圖是重要的因素來確定美國放棄其霸主地位是對區域的和平有利或害。 然而，由於中國在軍隊現代化過程中沒有明確的機制和透明性，以及其政治體制的專制本質，似乎人們難以確定中國的真正意圖。 儘管常常高唱 “ 和平崛起 ” 調子，但最近在與周邊國家的海域和領土爭端中，中國所顯示日愈好戰的行為令人們懷疑其真正的意圖。 此外， 中國也不能說服周邊的國家使它擔當更大的角色，更不要說如一位學者所提出的使中國與美國分擔地區的領導地位。 一個具有道德威權的國家首先是該國應該在本地區擔任帶有建設性的角色和模式， 也正如它需要自願恪守已設立的國際法和規則。 但是，中國並沒有那樣確立出道德威權。 例如，中國在南中國海提出九段線的政策，是挑戰國際航海律的規則，使本地區的國家感受到中國如擴張的大國，而不是一個為建設和愛好和平的國家。 缺少盟友 由於中國如此的缺乏道德威權，所以本地區的國家仍然不接受中國作為地區的領導地位。 在美國宣布重返東亞的政策後， 顯示出美國圍堵中國的趨勢正在形成， 本地區的國家似乎更歡迎這種趨勢，而不反對美國的行動。 在本地區內，似乎中國找不到一個可以支持和承認中國作為地區領導地位的真正的盟友。 代之， 在本地區中，從日本、菲律賓、越南至澳大利亞、新加坡、印度等國皆執行趨向一種被視為平衡日愈劇增中國力量的政策。 最終， 並沒有任何的跡象可保證中國將繼續如以往的三十年那樣發展經濟和軍事。 各種最近的跡象顯示可能出現由於中國不穩固的發展模式的經濟衰退，這也使各國觀察家比前較慎重的觀乎中國的長期經濟發展，以便不錯誤的解讀中國崛起的能力，是否它真正可以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 因此， 現在還是過早的認為美國應該放棄其霸主地位，以予配合中國的崛起，使它擔任地區領導地位的國家。 中國仍然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使能夠獲取道德威權和國際上的敬重，使人們信服並認為中國的地區領導地位將獲得美國和本地區各國接受。 例如， 中國必須更透明化其軍事現代化的計劃，同時把其領海和領土的政策調整符合於國際法的規則。 尤其是放棄在南中國海以九段線為依據的領海政策將是朝上述目標邁出具有意義的第一步。 長久而言， 改善人權狀況和政治民主化將使周邊國家更容易接受中國擔當地區領導的地位。 美國的優勢  美國仍然在世界上佔優勢的地位 現在， 正如過去的十年，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仍然繼續保持下去，也是保證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 中國的崛起將挑戰這個基礎。 然而， 本地區未來的和平與穩定將不會是由美國接受或由它所表示的態度而定，而是由中國本身的行為，也正如由此所產生的後果而定。 中國，而不是美國，是本地區的未來，也正如中國的未來一樣的主決者。 嶺南遺民譯 2013年9月10日 作者簡介： 黎鴻協為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社會和人文科學學院國際關係系講師，同時亦是澳洲新南瓦利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的博士研究生。本文英文版（ 題為 Should the US forgo its primacy to accommodate China? ）已登載於澳洲戰略政策學院（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的《 戰略者 》（ The Strategist）網站。  阿連德總統試圖重改構國家的經濟，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食物短缺。在政變發生前，一系列的衝擊使智利陷入癱瘓， 資金短缺的緊張日子裡。  1973年8月， 阿連德總統曾招納老練的軍官進入政府，意圖安撫不滿的叛亂人士。 那時奧古斯圖-皮諾撤（ Augusto Pinochet，左）將軍被任命為軍隊總司令。  兩大主要反對黨呼籲總統辭職，但阿連德呼籲其追隨者繼續支持他，就此，出現了少許有組織性的反抗活動。  在總統拒絕辭職後，軍人使用飛機對總統府投下導彈和炸彈等，也出動坦克包圍總統大樓。  根據軍方資料， 阿連德總統曾要求五分鐘停火，從而宣布辭職。但是， 軍隊不接受，因為效忠總統的人士已潛入總統府大樓並開火反攻。  至少有17枚砲彈射入總統府，其中一枚直接炸毀總統大樓。當叛軍湧進大樓時，阿連德總統開槍自殺。  智利全國處於軍事管制下，實行宵禁，攜槍者即被拘捕。  智利軍隊總司令奧古斯圖-皮諾撤將軍自任為新總統，政府內閣則由其他將領成員組成，幾乎是軍人從政。  據有關資料顯示，幾千人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政變中死亡，但軍政府卻說只有百餘人。  在皮諾撤統治的17年期間， 逾三千名政治異見人士遭軍政府殺害或“失踪”。 嶺南遺民 2013年9月13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作者：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 《一五一十部落》 2013年11月5日 自由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是現代世界的大事。我們甚至可以說，如何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夠和平並處，是過去幾百年自由主義面對的最大挑戰。在此過程中，自由主義逐步發展出一套相當獨特的政治制度來應對宗教多元之局，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就。以下我會先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勾勒出來，然後回應一些挑戰。 1 在宗教問題上，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每個公民平等地享有由憲法保障的信仰自由的權利。這個權利往往意味著以下的制度安排。第一，在尊重其他人同樣權利的前提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和所屬宗教團體，同時有權放棄原來的信仰及離開原來的團體。第二，信仰自由具有優先性，政府和教會不得以集體利益、國家安全或上帝旨意之名，犧牲公民的自由權利。第三，政府權力的正當性來源，來自定期的民主選舉，而非任何宗教。政府制訂的法律和推行的政策，必須一視同仁對待所有宗教，不應偏袒任何教派，同時不應訴諸特定宗教信仰來為這些政策辯護。第四，為確保機會平等原則，無論是政府或私人企業，在工作招聘時，都不應將應聘人的宗教信仰作為考慮因素（除非該工作是和信仰直接相關，例如神職人員）。 一個充份尊重上述原則的社會，是一個信仰自由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將有很大機會是個信仰多元的社會，因為不同教派會在這個自由的環境中，以不同方式爭取信眾，人們也會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同的宗教。自由主義維繫多元社會的方式，是既不要求所有人相信同一種宗教，也不要求所有人放棄宗教，而是用政教分離的方式，將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分開。在政治領域，所有人擁有相同的公民身份，並因此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在宗教領域，每個公民可根據自己的選擇而擁有不同的宗教身份。而當兩個領域發生衝突時，政治領域具有優先性：任何教派都不可以以教義之名，限制和侵犯人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也就是說，所有教派必須服從自由社會的基本政治原則。這個優先性，是維繫多元社會統一的基礎。 對自由主義來說，這兩個身份完全可以同時並存。例如服務同一個政府的官員，可以是天主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更可以是無神論者，彼此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引起衝突。為什麼可以這樣？因為在制度和價值觀念上，他們都接受了政治和宗教身份的二分，不會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在進行與工作相關的決策時亦不會以自己的信仰作為判斷準則，而須訴諸法律及所有公民原則上都能夠接受的公共理由。這種制度和價值上的共識，使得自由社會一方面容許和鼓勵宗教多元，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和平共處的社會紐帶。這個紐帶不是靠宗教、血緣和種族，而是靠自由主義的一組道德信念及由此發展出來的制度文化。 2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這是很不容易的成果，中間經過不知多少衝突，才慢慢形成這樣一個多元共存的格局。如此不易，因為許多宗教都有整體性和排他性這兩重特點。所講整體性，是說宗教往往有一套相當完備的關於世界、道德、政治、經濟、教育和婚姻的看法，這些看法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體系，並指向同一個目的，就是如何在生活世界的每個環節實現該宗教所界定的終極真實和圓滿境界。也就是說，宗教不只是生活世界的某個環節，而是全部，並為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因為這種整體性，宗教往往有很強的排他性，不容易接受其他宗教同時存在。因為容忍其他宗教在同一個世界存在並與之競爭，不僅在知識論上難以接受（如果我的神是真的，他的神就必然是假的），在道德上也不可接受（如果我的神所教導的是對的和神聖的，他的神所教導的就必然是錯的和腐敗的），同時在策略上不智（如果在我力量占優時容忍對方，如何保證他朝時移世易時對方不會反咬一口）。 正因如此，宗教衝突往往曠日持久且極難化解。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的化解之道，其實是現代世界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宗教不再是統攝社會不同領域的最高原則，宗教也不再被視為所有人生命中無可質疑的唯一選項，而是眾多選項之一。正如當代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所說，這是「俗世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此而言，自由主義沒有消滅宗教，而是轉化了宗教，並換了一組政治原則來規範現代的集體生活。這個從宗教社會轉向自由社會的過程，是現代性規劃的核心議題，中間歷經無數波折，迄今仍未完成。 我認為，這組原則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自由原則就是國家必須容許每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平等原則就是國家必須保證每個公民享有相同的選擇自由的權利。兩條原則加起來，即意味著國家的首要責任，是尊重和捍衛人民平等的信仰自由的權利，而不是去宣揚或壓制任何宗教。換言之，國家理應在不同宗教之間保持中立。保持中立，並不是因為所有宗教同樣地好，也不是因為根本沒有任何標準去比較各種宗教的高低，更不是因為信仰本身無足輕重因此無可無不可，而是因為這不是國家應當擔當的角色。國家要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便應該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而不應該在這個關乎個人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的重大問題上，強加國家意志於個體身上。 自由主義選擇這種立場的原因，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自由和平等的堅持。這是它的底線，因此自由主義不會容忍那些鼓吹侵犯自由和平等的教派。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所說的中立對待，有個前提，就是不同教派必須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劃定了宗教自由的邊界，同時也在相當根本的意義上轉化了宗教的內涵，例如它們必須容忍和尊重人們的宗教選擇──雖然容忍和尊重的理由，可以各有不同，包括對於教義和何謂真正信仰的重新詮釋。從宗教社會到自由社會，不僅國家制度要變，生活世界不同領域的實踐也必須作出相應變革。這是相當漫長痛苦且中間充滿政治角力和思想論爭的過程。我們因此不要誤會，以為自由主義是沒有原則的放縱各種宗教，又或以為它這麼做是因為接受了價值主觀主義和虛無主義。 在這個制度框架下，自由主義傳統中十分重視的宗教容忍，嚴格來說也不適用於國家，因為國家本身沒有自己的國教，因此也就談不上容忍那些異於國教的教派存在。國家要做的，是平等尊重──而非容忍──公民的宗教選擇。尊重和容忍，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德性。容忍往往意味著擁有權力的一方對另一方所持的信仰，有一種負面評價，但卻基於其他理由而選擇了自我克制。尊重卻沒有這種意涵，而是承認和肯定公民享有的權利，同時不對公民所選的東西作出正面或負面評價。所以，當我們爭取信仰自由時，要求國家容忍一些它不喜歡的宗教，和要求國家尊重公民應有的選擇權利，是兩回事，後者才是今天自由主義應追求的目標。 3 討論至此，我們應該見到，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自由平等原則的基礎，不應立足於任何宗教。原因很簡單，如果它這樣做，它便不能公平對待其他宗教。例如如果國家接受人人平等的理由，是因為我們都是基督教上帝創造的兒女，那麼對非基督教徒來說，這個論證便沒有任何說服力，亦難得到他們的反思性認可。因此，自由主義要證成它的基本原則，便必須提供獨立於不同宗教，同時原則上又能夠為不同教派共享的道德理由。這裏須留意，我這裏強調的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而不是從某個特定宗教的觀點看。不同宗教的信徒，當然可以從自己的教義出發去理解和接受自由主義。也就是說，在自由社會，可以存在不同性質的理由去支持自由主義的制度實踐，但並不是所有理由都適宜作為多元社會中共享的，能夠滿足公共證成的理由。尋找和證成這些理由，不一定是某種宗教的責任，但卻一定是自由主義的責任，因為自由主義承諾必須要在國家之中給予自由的公民平等的尊重。 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卻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觀點：自由主義並不足以支撐自身。自由主義要在中國生根，便必須找到它的宗教和文化根源。例如基督教徒會說，自由主義源起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若要中國人真心接受自由主義，首先要令他們廣泛信奉基督教。又或儒家信徒會說，中國二千年來都是儒家文化主導，所有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都受儒家影響，自由主義要在中國落地，便必須和儒家接軌，並從儒家傳統開出自由和民主。這兩種觀點在立場上雖然針鋒相對，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認定，就是自由社會的制度雖然值得推崇，但自由主義本身沒有足夠的道德和文化資源來支持自身。 這裏所說的「支撐」，最少有兩層意思。一是工具性的，即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推行自由主義制度，便必須得到其他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支持，否認難以成功。二是證成性的，即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需要一個本身不是自由主義的宗教文明來為它提供道德基礎，否則難以成立。 我對這兩種觀點皆有保留。先談前者。今天許多國家都在實行自由民主制，這些國家各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傳統。從歷史經驗看，我們沒有證據證明說，自由民主必須依託於某種特定宗教才能有效發展出來。遠的不說，即以臺灣為例，它的民主轉型時間並不長，但到今天已發展得相當成熟，而在爭取民主化過程中，基督教、佛教或儒家，並沒起到什麼關鍵作用。又以當下香港的政治發展為例，即使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部，對於爭取民主的手段和目標，往往也有許多爭論，有的教派立場甚至非常保守。而在香港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人們直接訴諸的，往往是自由主義傳統提供的價值和政治想像，例如自由、平等、權利、正義、法治、社會契約等，而不是任何宗教傳統。但讀者須留意，我這裏並不是否定宗教在社會轉型中的影響力。事實上，在一些宗教傳統很強的國家，教會的動員能力往往十分強大。而且即使出於現實考慮，許多宗教也願意支持自由民主，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無休止的宗教衝突和社會不穩定。我這裏只是強調，自由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健康發展，宗教不見得是必要條件。 轉到道德證成問題。自由主義真的需要宗教來為自己提供道德基礎嗎？答案是不需要。正如我在前面指出，自由主義既然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同時認為國家有責任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它便不可能在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再訴諸某種宗教教義來為自己的原則辯護。事實上，從洛克、康德、穆勒再到當代的伯林、德沃金和羅爾斯，自由主義傳統一個相當清楚的思想軌跡，正是有意識地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影響，尋求其他道德資源來為自由社會辯護。另一個有意思的觀察，是1776年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仍開宗明義地訴諸造物主來證明人人擁有不可讓渡的權利，但到了1948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普遍性權利的基礎已改為奠基於人的理性與良知，而非任何宗教。 4 或許有文化保守主義者會說，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必須從自己的傳統推出民主憲政，否則就會喪失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和身份認同。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因為倘若真的如此，世界上許多從政教合一社會轉型到自由民主的國家，恐怕都已失去主體性，並面臨嚴重的身份危機。實情顯然不是這樣。我們作為有道德意識和理性能力的存有，如果經過對歷史經驗的認真總結和對政治道德深思熟慮的思考，最後有意識地選擇了民主憲政作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這些便是我們當下的信念，也是我們當下的實踐，而非外人強加於己身。這些信念和實踐，實實在在構成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文化的一部份。用一種靜態的觀點去想像所有中國人共享一種永恆不變的文化本質，並相信這種本質就是真的和對的，既與歷史事實不符，也忽視了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更誤解了人與文化的關係。 有人或會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質疑：自由主義的整個政治規劃，其實本身就是想建立一個俗世多元的國家，而這必然對宗教不利，因為一旦容許宗教自由同時迫使宗教從政治領域撤退，即意味著宗教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大大下降。如果我是一個虔誠教徒且深信自己所信就是世上唯一真理，為什麼不可以通過國家權力來要求別人也相信同樣的真理，反而要尊重別人的信仰自由？自由主義看似中立，實際上對宗教充滿偏見和否定。 這樣的質疑很普遍，而且也正因為有這樣的質疑，今天世界各地仍然有許多宗教衝突。但這樣的質疑合理嗎？我認為不。首先，自由主義可以回應說，如果所有宗教都持有同樣想法，都要求國家運用權力來壓制其他宗教，那麼結果必然是衝突收場。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經年累月的宗教戰爭，使當時的教派逐漸意識到，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才是和平共處的最好辦法。一開始的時候，不同教派或許會認為這只是不得已的暫時妥協，但隨著時間過去，自由制度慢慢建立起來以後，大家自會見到這種制度的好處，包括不用時刻提防其他教派攻擊，國家可以公平地處理宗教爭議，公共政策能夠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教派，公民之間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影響彼此合作等。更重要的是，事實上，信仰自由不僅沒有令宗教消失，反而使得各種教派可以在憲法保障下，自由宣教去爭取更多信眾。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深信，人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自由意志和理性反思能力，因此在關乎一己生命安頓的宗教問題上，國家必須尊重每個個體的選擇。這是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價值堅持。這個堅持，或許會令某些宗教失去支配他人信仰的權力，又或會令某些教派因為得不到足夠支持而沒落，但這絕非自由主義有意針對某個宗教，而是因為它必須將自由和平等放到最高位置所致。在這點上，自由主義沒得妥協。 2013-11-26日轉載
2013-12-22  (轉自李承鵬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chengpeng) 中國著名的網路公知李承鵬在自己的網誌上寫了「看得見的台灣」，他似乎是接受文化部的邀請到台灣，文中附的圖片還有他跟龍應台吃午餐的照片，在部長辦公室的某個角落，桌上整齊擺著幾盒便當，圖說寫著「15元人民幣一盒」，另一張則有龍應台在簽公文，圖說寫著他想到一句成語：人艱不拆 (人若艱難，就不要拆穿)。 中國的知名人士寫台灣遊記很多，之前的韓寒、陳丹青，連同李承鵬，無論怎麼寫，其實都是在迂迴的表達對中國的不滿，或稍微積極一點，以隱晦的方式向中國政府提出建言。李承鵬十九日又寫了一篇「台灣的主人」，寫得更細，講台灣的垃圾不落地政策，講台灣的健保。我其實不太在乎他怎麼討論台灣，畢竟他筆鋒一轉，又講到中國，文裡藏的心思，不言而明。 剛好我剛看完《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一共三本，從日本殖民統治講到民進黨成立。對台灣政治運動陌生的人，這三本可以說是快速入門書，因為文筆淺白，敘事流暢，唯卷三胡慧玲所寫的文筆稍遜，太多曖昧的形容詞，就陳述歷史論，稍嫌輕浮。 台灣民主運動，簡言之，就是台灣人如何反抗專制政權，爭取自己發聲的過程。我在看的時候，不期然想起李承鵬所寫的台灣行。對我而言，今日的中國，就和經濟起飛時期的台灣相仿，當時的台灣有著強勁的經濟成長，有傲視全球的外匯存底，可是當時的台灣政治是禁錮的，選舉制度與民意機關徒具形式。《百年追求》這套書一直強調一個論點，台灣的民主得以建立，絕不是單靠一個獨裁者的容忍所成就，而是幾代人前仆後繼的投入犧牲，以及國際情勢的配合。如果今日台灣對中國有示範作用，我想並不是什麼台灣人的素質或是什麼現象，而是台灣爭取民主的過程。我相信會寫這些台灣遊記的網路名人，心裡自然懂得，所以李承鵬才寫電視轉播中台灣官員低聲下氣的模樣，又提到他去景美人權園區。但與其去參觀這些官方安排的景點，我希望他有抽空去一下誠品──藉著參觀這個台灣著名的文化地標，順便買一套《百年追求》。 說來有趣，中國政府雖然查禁很多書籍，出版社也時常刪改書本或文章內容，但對台灣爭取民主的內容，並沒有全面禁止。可能是因為台灣人反抗的對象是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而言並沒有政治矛盾。尤有甚者，許多保釣時期的活躍的海外台灣人，反而因為接受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遂選擇「真正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也有可能是中國政府相當篤定，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不會對中國人有什麼影響。我想也確實如此，中國人如今所能接觸到的資訊與國際連接的程度，遠遠超過七、八十年代的台灣人，到歐美地區直接接觸民主社會的中國人也遠遠多於台灣人，可是到目前為止，看起來都無法撼動中國的威權體制，許多人甚至成為中共體制的擁護者。即便是像李承鵬這樣敢言之人，至多不過是在公共媒體中發言。沒有結社、沒有政治訴求、沒有衝撞體制，他們宛如當年在台灣的胡適，只是威權體制下的民主擺設。像「看得見的台灣」這樣的文章，也不過只是在訴說一個無奈的事實：中國要政治改革，遙遙無期。 百年追求 2013-12-25 《百年追求》三本書用平易的文筆，交代台灣自日本統治以來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三本書分別代表台灣三次的民主運動，分別是議會請願運動、「自由中國」，以及自七零年代末的黨外運動。這套書的時間點止於民進黨成立，但台灣政治開放的進程沒有停止，從學運、民代改選、直轄縣市直選、省長直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 迄今未歇。 對年輕一輩的台灣人，這是很好的入門書。不過對我而言，此書除了「只想為台灣歷史留下真實記錄，讓後來人理解台灣是怎麼走到今天」（吳仁輔，〈寫在「百年追求」書前〉）之外，此書對其他華人地區應該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誠如吳乃德所言：「將民主功勳歸給李登輝，稱呼他為『民主先生』，是對台灣民主化動力的嚴重誤解。……將民主獎章頒給獨裁者蔣經國則更是不可思議。」然而今日台灣的主流意見，仍將蔣經國看成「台灣民主的推手」，這種論點更成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看衰中國民主化的藉口，認為中共並非「有善意的威權」，根本不可能允許中國政治反對聲音存在。 或許因為如此，中國較為進步的知識份子在談論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時，所參考仍舊是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而非在台灣發生的「自由中國」或黨外運動。一方面中國人，即便是自詡眼界甚廣的知識份子，恐怕都對「自由中國」的雷震與黨外運動一無所知，黨外運動甚或會被視為台獨運動的先聲。我想此書要能進入中國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此書出現，或也能夠使中國人有管道可以理解台灣民主爭取的歷史，而非一直停留在道聽塗說的階段。 對香港人，更有參考意義。如今香港政治意識正熾，港人今日之處境，好過羅湖以北，更好過三十年前的台灣，雖說兩岸三地實難以類比，但對港人而言，爭取民主最可援引的經驗，大概無外乎台灣的民主運動。如今也有部分香港人能明白，民主自由不是上位者的恩賜或容忍，而是需要人民持續的爭取與抗爭，方能得到。《百年追求》對香港人而言，或也能夠做為如何爭取民主之借鑑。 2013-12-30 轉載 今年1月，中國僑辦主任會議首次傳出北京欲在國際中心城市設立華人福利機構的消息，國務院僑辦在其網站中稱儘管“目前有很多國家已經擁有類似機構， 承擔相似的作用。例如新加坡華社自助理事會（華助會），在2012年就擁有了11個服務中心，為學生、工人和家庭三個對象提供服務”，北京還是決定插足， 正如中新社引述裘援平所說的“有的，我們就支持它；沒有的，我們就推動當地的僑團僑社去支持、鼓勵、建立它。” 兩會期間，裘援平在回答記者問時重提建立“華助中心”的概念，稱儘管名稱尚未確定，但其基本功能是為僑胞提供包括突發事件的處置等服務，為其解決實際困難，她還表示一直很關心部分低收入華僑華人在海外的生活。 多年來為難以改善華人社區在國際社會的糟糕形象而頭疼不已的北京政府，把今年僑務工作的重點定為“和諧”，宣佈2014年為“和諧僑社建設年”，強 調改善海外華人的生存環境和加強僑社建設，並把支持專門從事為海外華人服務的社會福利、公益慈善、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工作機構列為重點，加大對海外基層 華人的服務力度。北京希望“華助中心”能幫助它達到多重效果，除裘援平所說的海外華人能“樹立中國人和中國在海外的良好形象”外，還指望這一舉措能進一步 拉攏華人，讓他們和北京一道共築中國夢。 據目前的信息分析，北京有可能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和蒙特利爾這三座華人人數超過10萬的城市設立三所“華助中心”，但如何處理與原有的溫哥華中僑互助會、多倫多華咨處和蒙特利爾華人服務中心的關係，是“支持”這些原有機構或是另起爐灶，值得觀察。 裘援平掛帥的中國僑辦在統戰海外華人這一工程上還有兩大項目，一是“世界華文媒體論壇”，2001年僑辦屬下的中國新聞社在南京召集“首屆論壇” 時，只有130多家海外華文媒體的代表與會，這每兩年一度的論壇到了2013年的第七屆，激增到450個海外華文媒體派出了代表，其效果正如中國問題專家 何清漣在《世界華文媒體的政治版圖》一文中所說：這些回到國內的參會者均“為海外華文傳媒這一世界傳媒中的‘弱勢群體’在華文的故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 歡欣鼓舞”，感動到開始想自己“能為這片廣袤的故土做些什麼？”“爭寵”的華文媒體“為了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源支持，自然只會對北京政府這類提供資源者 的要求予取予求，哪裡還敢提什麼媒體的獨立性與媒體人的職業道德？” 2013年，有22年歷史的《世界華商大會》又被北京轉到了僑辦名下。當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及泰國中華總商會在1991年創立華商大 會時，因血腥鎮壓學生運動而被國際孤立的北京派出了人大副委員長榮毅仁以中信董事長的身份打開僵局，兩年後榮毅仁榮升為國家副主席，之後無論華商大會在哪 個國家召開，北京都會派出國家領導人與會。至今為止中國主辦過兩屆華商大會，01年在南京舉辦時，主辦方還是民間商會性質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到 2013年9月成都舉行“世界華商大會”時，有來自104個國家和地區的3千華商與會，但主辦方已經變成了5年前成立的國務院僑辦屬下的中國僑商投資企業 協會，這一變化使世界華商大會的統戰性質不言自明。 轉自法國國際電台， 2014-3-30日
 泰國當局最近在邊境地區拘捕了幾名維族人 泰國當局說，他們前不久逮捕了16名非法移民，懷疑他們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 在這之前，越南與中國邊界地區發生一起暴力衝突，造成7人死亡。與事件相關的16名中國人據信也是維族人。 這些事件顯示，東南亞正在成為維族人離開中國的中轉樞紐。 越南廣寧省北風生鎮位於中越邊境，毗鄰中國廣西省。中國和越南的商販推著蔬菜水果、衣物和日用品在當地交易。 4月18日早晨，16名中國人（1名男性、4名女性和兩名兒童）「非法進入」越南被拘押，後來被帶至北風生。 越南廣寧省邊防警察說，這些人在等待被送回中國的時候，其中一些男性開始用審訊室家具上拆下來的木頭襲擊越南邊防軍。 這些維族人還從其中一名邊防的手中奪了一桿AK47機槍並開火。在附近的越南軍警被派到事發地點應對情況。 衝突持續了3個多小時，兩名越南邊防軍人被殺。越南當地媒體說，另有5名中國維族人死亡，有的是被槍殺，有的從高樓跳下身亡。 有報紙報道，越南方面迅速將死者的屍體以及生還者，包括一些傷者送交給等待的中國特種部隊。 當地政府隨後發佈一份聲明說，局勢在控制中，一切已經恢復正常，並稱讚「用生命保衛祖國主權」的越南士兵。 「不符越南法律」  維族人指責中國當局在宗教文化上鎮壓 儘管如此，仍有許多問題沒有答案。 前越南國會議員、律師Tran Quoc Thuan質疑為何人員和屍體如此迅速地送還中國。 越南社交媒體上出現的未被證實照片顯示，維族人的屍體被堆放在一輛車上。有人批評當局此舉不夠人道。 Tran Quoc Thuan表示：「這些維族人攻擊越南邊防軍之後，越南方面不做調查就將人員和屍體送到邊境那邊是很不正常的，中國方面還可能對那些生還者施以最重的懲罰」。 他認為，越南和中國可能達成了如何處理此事的共識，但是此事「不符合越南的法律和國際法慣例」。 2009年，越南與中國就邊境管理簽署協議，雙方同意合作「阻止非法移民」的偷渡行為。 北風生發生衝突之後，越南媒體做出報道，隨後卻很快刪除了有關新疆的文字，4名戴頭巾的維族的照片也從越南官方網站上消失。 一些觀察家認為，越南媒體似乎刻意把這些人形容為非法移民，刪除了任何有關種族或政治意味的字眼。 「人權觀察」組織警告，最近一段時間新疆發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愈加促使維族人逃離中國。 中國人無需護照，只需旅行證就可以前往越南，因此這條路線成為一些維族人的選擇。 北風生槍擊事件的同一天，另有21名疑似維族人在距那裏不遠的芒街被拘。 「需要調查」  中越兩國2009年就邊境管理達成協議 越南媒體時不時會報道「自稱從新疆出發取道雲南進入越南的維族人」被逮捕並遣返，但是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維族人使用這一路線。 澳大利亞的越南觀察家卡利·塔耶說：「越南似乎面臨來自中國的壓力，必須逮捕並遣返試圖從越南逃往海外的維族人」。 聯合國難民署在河內運作了數十年之久，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收到任何維族難民的申請。 越南與其它一些東南亞國家一樣，沒有自己的國家避難體系，也沒有簽署1951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潛在難民通常被視為非法移民。人權組織認為，這使他們面臨被拘押、驅逐以及其它危險。 加拿大的難民法專家彼得·肖勒爾說，越南不是難民公約簽署國，因此不必履行其義務。 「每個主權國家有權決定哪些非國民可以進入並停留在該國境內」，他說，「出發點是主權」。 同時，越南也不希望重覆此前處理朝鮮難民的經驗。 河內多年來對「脫北」的朝鮮難民偷渡視而不見，影響到與傳統盟國朝鮮之間的關係。 2004年，450多名朝鮮難民被空運到韓國首都首爾。那之後，越南政府收緊了邊境控制，以確保這種尷尬的情況不再發生。 （編譯：高志強/責編：董樂） 2014-5-3, 轉自BBC 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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