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應重審閱南中國海戰略
作者：莊那順-倫敦（ Jonathan London ）、武光越 （ Vũ Quang Viêt ）
2015年11月2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週訪問河內，此時也正好是北京正極力建造諸人工島礁，改變南中國海的現狀。
除中國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承認北京尋求佔領90%南中國海面積的所謂“ 九段線 ”。然而，其後果仍只是增加地區內的緊張。
無論如何，美國在國際法的允許下，啟動在南中國海任何的一處巡邏，確保自由航行的權利，以及國際仲裁法院宣稱在南中國海島嶼主權爭端中對中國具有裁判權已使各方，包括越南在內的聲索國需要重新審閱一切的衝突、機會和現有的各種危機。
駐在中國的學者大衛-阿雷斯（ David Arase ）最近認為，各小國如越南或菲律賓以加強合作和共同決意執行國際法的行為，可在此爭端中提高其地位，與此同時也捍衛國際社會所公認的普世標準。承認，或選擇性的承認這些合作或非合作的行動也將可影響至本地區的政治。
大衛-阿雷斯先生指出，在強國壓頂僵持狀態的背景下，各小國可倡議成立合作的聯盟，捍衛其權利及可增加其利益，同時也為其他強國製造利益。
面對最近所發生的事，包括中國在南中國海上的各種行動和越美及越南與其他大國的關係發展，河內的表現應更須主動。越南應更明確地表達所尋求的領土主權並主動地與菲律賓（ 也如與馬來西亞，需要的話 ）解決雙方所爭議的問題，同時也呼籲印度尼西亞加入。
具體的是，河內應重新審閱在海上經濟專區（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 內與菲律賓、文萊和馬來西亞所尋求主權的所有島礁，以下的兩點可作為基礎:
1、上述各國須同意：所有爭議的各小礁石皆不能為生活提供足夠的條件，除了按國際法所確認的之外，如此，只可擁有12海里的領海，而不可獲擁有環海的經濟專區；以及
2、 上述各國同意此原則：共同分享在各國所屬的經濟專區之外和各島礁的領海範圍之外的諸資源。
圖一、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礁石上建造人工島與跑道
由此，這共識將限制爭執並可以為未來在國際法的基礎上尋求解決方法。不但如此，它也證明了各攸關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的決心、願意分享的理念和信心。任何一個越南人還持有嚴重的偏見，說全體的帕拉賽爾群島（ Paracels，即中國稱的西沙群島；越南稱為黃沙群島 [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 ）和斯普拉特利群島（ Spratlys, 中國稱南沙群島；越南稱長沙群島 [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譯者註 ) 均屬於越南，也需要有一種實際、務實和長久戰略性的思維。
若中國態度及手段轉軟，接受上述的原則，那麼將是爭端的一個突破。若中國不改變，越南和各方在接受上述原則後仍然有利。
越南應提倡成立一個聯絡組，目的為減少，最終為消除一切緊張的狀況。需要的話，河內也可以邀請北京參加。這個聯絡組可包涵全東盟的全體成員國，但它不應是東盟屬下的一個機構，因為一些成員國在這爭端中只有極少的利益。這個聯絡組，包涵東盟成員國中的聲索國，再加上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歐盟及一些具影響力的國家。
組成如此的一個組織將帶來諸方法可改變現狀，創造政治機會可作的修改渠道，將導致長久的管治利益，並可以為現時的矛盾尋找解決的方法。 在北京不肯合作的場合下，東盟各國應考慮與其他結盟的國家組織配合，在南中國海執行巡邏。
根據國際仲裁法院的裁判，此聯絡組可互相配合，互助行動，以國際仲裁法院的裁判結果來解決各國之間的矛盾，在以國際法的基礎上使用各種合法的行動和和平的方法，捍衛自由通航和減少非法的尋求過分主權的行為。
儘管組成不屬於東盟的聯絡組會遇到一定的阻礙，但沒有什麼力量可阻止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文萊聯合起來，要求中國須遵照一些共同原則，達成為東盟與中國之間的各種活動，或啟動解決其他爭端的方法，如使用裁判權的機制。
直接和公開
圖二、越中兩國總理在某會議
河內也應該更直接和公開地面對北京。 他們在本週習近平作訪時有機會可做到此。這可能是越南共產黨在政治方面上最困難的一步，因為越共與北京的關係從來都是走幕後之道，北京通過一些間接或見不得光的威脅。越中關係的改變也須變得比任何時候來得更為急切，並且它將使河內在國際朋友的幫助下和以國際法的基礎下表達其解決爭執的決心。
更具體的是，河內應要求北京說清楚，正如習近平主席在9月25日與奧巴馬總統會面時所暗示：“ 九段線 ”的涵義只要求在南中國海上的島嶼而已。這種表示至少對以海洋國際法為基礎去解釋和確定所爭執的範圍有所幫助。即使北京不作答，河內的要求也仍可幫助越南在國際上與各攸關國家更易於交流，若有需要的話。
最近習近平先生曾說：“ 我們有保衛領土主權的權利，對海上的權益有合法和正當的權利。”
可是，對中國不以國際法行事的活動，他又視若不見。確切的說，他不敢承認北京曾蓄意以武力和威脅的手段改變現狀。
北京和河內之間為解決雙方的領海爭執問題目前有政府級的談判，並也達成一些原則來解決領海的爭執，而其中有清楚說明越南將只與中國以雙方協商的方法解決各問題。
圖三、2015年10月17日在北京，來自越南的人民軍軍官團聆聽中共軍委副主席發表演辭
然而，越南也曾堅持其正確的觀點：本地區內各國可以，也應參與多方的談判，例如最近發生緊張的情況。在目前，難以可見到在短期內能夠達成共識的形勢下，極少的可能河內將在習近平的要求下會跪低。
鑑於越南的歷史和目前具體的現狀，河內曾表示決不會與第三國結盟來反對任何一國的意願，看來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其道理。
不管如何，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對越南是極之有利。 但不應為此而河內需要躲避在本地區建造新結構的形勢中擔任更主動的角色。
越南民族的未來正處於天枰上。
嶺南遺民譯
2015年11月4日
作者簡介：
-- 莊那順-倫敦系通曉越語的美國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 武光越系越裔美國學者，曾擔任聯合國統計局屬下的國家財務署署長，也參與越南的經濟改革和建設工程的多項研究。
原題為《 Time for Vietnam to Reassess its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的英文版已登載於美國華盛頓《 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 的網站： http://cogitasia.com/time-for-vietnam-to-reassess-its-south-china-sea-strategy/
美國之音，2017.01.22
作者：朱諾
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於1月12日至15日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活動，並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阮富仲在北京先後會見了中共政治局排名前五位的重要人物。隨後，中越兩國發表了《聯合公報》。
分析人士認為，公報中雖無多少實質性的新內容，但至少重申了兩國和兩個政黨之間強化合作的意願，並對南中國海問題達成了“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局勢復雜化、爭議擴大化的行動，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共識。
緊接著，1月19日，越南首都河內的民眾為紀念43年前中國“入侵”帕拉塞爾群島（即西沙群島）的游行活動遭到越南政府鎮壓，警察搶走了示威者手中的標語牌，驅散了抗議人群和記者，並拘捕了十幾名抗議者。
種種跡像顯示，越南政府似乎正在步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後塵，開始改善與中國的關系。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越南做出如此姿態有多方面的原因，實屬無奈之舉，並且，越南與菲律賓的策略尚有明顯的不同。
越南重要人物先後訪華
阮富仲的訪華是其本人第8次到訪中國，也是他作為越共總書記後的第3次。2016年年初越共領導層換屆改組時，幾名先前被看好要接班的對華“強硬人士”意外出局，而一直被認為是越共領導層中“親中派”的阮富仲當選連任，這在當時就已被外界看作是越南調整對華政策以及區域性外交政策的開始。
實際上，在阮富仲此次訪華之前，越南政府的另外幾位重要人物都曾先後到訪中國，其中，越南總理阮春福於2016年9月、越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丁世兄於2016年10月的訪華之旅，被中國媒體認為是“推動南海局勢降溫，促進雙邊關系發展”的重要步驟。
倫敦全球政策研究所（Global Policy Institute）的越南問題專家段春祿（Xuan Loc Doan）在《亞洲時報》上撰文指出：“這些走訪都表明，河內比六、七個月前更加重視與北京的合作，並采取了更為友好的姿態。”
越南正在被孤立
對於越中關系的改善，段春祿在文章中列舉了幾方面的原因。首先，他認為，中國是越南最近的鄰國，兩國不僅共享陸地和海上邊界，而且有著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相似之處。中國不僅是越南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在國際事務上，中國與越南有著明顯的權力不對稱。為了越南國家的穩定，甚至為了越共的生存，穩定與北京的關系總是河內的優先選擇。
其次，中國方面對越共領導人及越南展開的全方位“魅力攻勢”也在某種程度上讓越南感受到北京對中越關系的重視程度。阮富仲和阮春福等人在北京受到的高規格待遇不亞於幾個月前到訪中國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這增加了越南對北京的信任，“至少減少了對其的不信任”，從而促進越南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關系。
另外，東南亞其他國家紛紛靠向中國，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亞洲政策的不確定性，也是越南采取調整策略的原因。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亞洲研究院海事研究博士阮國青（Nguyen Quoc-Thanh）在《外交學人》（The Diplomat）雜志上撰文指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政策轉向，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決定讓其國家進入中國的軌道，都使得越南周邊的局勢正在以極快的速度改變著。越南人認為，這些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恢復友好關系之舉都是以犧牲越南為代價作出的，原本希望團結一致的東盟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顯得分崩離析，而越南目前正被陸地和海洋所“孤立”。
阮國青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有意讓美國減少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之後，奧巴馬提出的“重返亞洲”戰略的影響似乎正漸漸消退。在這種背景下，越南更傾向於作出保護自己的策略和計劃。
段春祿也認為，越南與美國之間日益緊密的經濟和戰略關系在美國政府換屆的時刻顯得進退兩難，面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即將崩潰，以及美國對亞洲事務和越南關系的其他不確定性，河內相對調整了其外交政策，改善與北京的關系可以被視為這種重新調整的一部分。
段春祿在文章中宣布，看來，越南政府對於近年來中國的行為 —— 尤其是2014年海上鑽井平台事件 —— 所帶來的緊張和疑慮已經基本消除了。
“親中”不“棄美”
然而，不同於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公開宣揚“棄美投中”的策略，越南改善與中國之間的關系並非以犧牲其與美國及西方的關系為代價的。段春祿在文章中指出，這出於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幾方面原因。
首先，越南與中國的貿易存在著巨大的逆差，而這種局面讓越南領導人擔心。2016年，越南對中國的出口額為218億美元，進口額則為498億，貿易逆差達到280億美元。盡管阮富仲在訪華時對中國領導人提出減小貿易逆差的請求，且中方也表示出願意為雙邊貿易平衡做出努力，但越南方面對於在短時期內達到平衡的目標並不樂觀。
與此同時，越南在與美國和歐盟的對外貿易上卻顯得更“健康”，近年來對於這兩個世界主要市場都實現了貿易順差。為了在經濟上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可以肯定地說，河內將會盡最大努力，維持並改善與華盛頓的關系。
其次，南中國海問題仍然是越南人心中的一大顧忌。據越南官方媒體《越南之聲》（VOV）報道，阮富仲在訪華期間對中國領導人表達了越南的“堅定立場”，但從最後的《聯合公報》內容來看，中越雙方並沒有提及各自的立場，而只是達成了“管控好海上分歧……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共識。
在阮富仲訪華的同時，越南總理阮春福在河內接待了即將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克裡，並向克裡表達了自己“樂見越美關系的改善和近年來雙方所取得的成就”，希望雙方“進一步加強合作和增進雙邊關系。”
阮富仲訪華後回到越南的第二天，就在河內接見了到訪的日本首相安倍。除了重申加強雙邊經貿和戰略合作之外，安倍還向越南提供了六艘價值3億多美元的海上巡邏艇。此外，越南去年還接待了首次到訪的印度總理莫迪，並將越印雙邊關系提升為“戰略性伙伴關系”。
段春祿在文章中總結道，所有這些都表明，越南領導人的策略不同於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越南不會明顯地傾向於中國，而是會在優先考慮與北京關系的同時，增強與其他大國的關系，以達到在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平衡。
2017-1-22
2017年5月10日
美國之音
記者：朱諾
河內的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也是越南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美國之音朱諾拍攝，2017年4月5日）
時隔6年，再次來到越南，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了解越南近現代“去中國化”的脈絡及其影響。
即使作為一名普通的觀光遊客，浮光掠影地四下走走，你也會輕易感受到越南曾經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之深廣：街頭老建築上的漢字門匾，寺廟廊柱上對仗工整的楹聯，公園裏最受人們喜愛的休閑遊戲是“楚河漢界”的中國象棋，婚禮慶典上家家必掛的紅雙喜，升學考試前或大學畢業季，學子們祈求保佑或慶祝留影的首選地是有著濃郁中國特色的孔廟……
河內的一處佛教寺廟，寺廟的名稱和楹聯已經由拉丁化的越南文字替代了過去的漢字。（美國之音朱諾拍攝，2017年4月4日）
然而，深入觀察之後你會發現，越南“去中國化”的痕跡也比比皆是：一些寺廟的漢字名稱被拉丁化的越南“國語”字母覆蓋，甚至有些地方的楹聯都已經“拉丁化”，從上至下書寫的拉丁字對聯給人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在越南的博物館裏，對於抗法、抗美等近代戰爭的描述中，幾乎只字不提來自中國的援助；街頭到處是以“越南制造”、“日本制造”、“韓國制造”、“美國制造”、甚至“加拿大制造”為店名的專賣店，卻看不到一家標名“中國制造”的商家牌子，盡管中國已經是越南最大的商品進口國。
關於越南“去中國化”的系統性研究著作並不多見，在我能找到的幾篇論述文章中，作者們對於越南“去中國化”的起源和發展莫衷一是，對於其動機的分析也略顯簡單。而這，也正是促使我前來越南一探究竟的原因。
越南文字“拉丁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一書中曾經寫道：“博物館和博物館化的想象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我一直以為，若想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或者更確切地說，若想了解一個國家如何引導國民看待自己的歷史，參觀一下這個國家的歷史博物館是最好的方式。
河內的“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是一座具有鮮明殖民地特色的法式建築，這裏曾經是著名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的考古研究所。這所學院對東南亞、東亞和南亞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做出過重大貢獻，其中最具口碑的是對柬埔寨吳哥窟的研究和對遠東漢學以及敦煌學的研究成果。法國遠東學院還曾發明過一套拉丁化的漢語拼音文字，一度在法語和其他拉丁語國家被廣泛應用。
遠東學院設計這套拼音字母的初衷大概和16世紀葡萄牙傳教士發明拉丁化越南語文字沒有什麽兩樣，就是為了方便西方人學習漢語或越南語，方便傳教和日常溝通。不過，隨著越南全境淪為法國殖民地，而中國並未被徹底殖民，這兩種拉丁化的文字便有了不同的命運。在中國官方推廣的漢語拼音成為聯合國承認的國際標準拼音之後，遠東學院的漢語拼音與英國人的威妥瑪式拼音以及其他幾種拼音一樣，漸漸失去了其國際地位，不再被人使用。而法國殖民者於19世紀大力推進拉丁化越南文（國語字）的使用，漸漸使之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官方文字。法國人這麽做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讓越南的精英階層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割斷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系。所以，一些學者將法國統治期間越南文字的拉丁化作為越南“去中國化”的開始。
不過，即使在殖民時期，漢字和喃字（在漢字基礎上越南化的文字）也並未從越南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在很多領域中，漢字與國語字是並用的。漢字完全被取代是在1945年胡志明領導的北越政權建立後，成為了官方推廣的“掃盲運動”的犧牲品。越南政府對外宣稱，之所以推廣國語字而不是漢字，是因為拉丁化的國語簡單易學。然而，實際上，無論是當年越共的領導層還是越南社會的精英人士都十分清楚，徹底擺脫中國幾千年來的影響，廢除漢字是“去中國化”的核心步驟。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
河內的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內，文字介紹和實物解說大多由越南文和英文組成，少數“敏感內容”則只有越南文介紹。盡管這些註釋所使用的文字中沒有中文，但館中展示的很多歷史文獻和實物都是以漢字呈現的，尤其是古代史部分。
按照中國史學界的說法，越南的歷史可以粗略地分為五個時期：1，史前和傳說時期；2，北屬時期，即越南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那段時期，從秦將趙佗平定百越並在今廣東番禺建立南越國開始，到公元938年五代十國時越南吳權擊敗南漢軍隊建立獨立的吳朝為止；3，獨立國家時期，從938年到1884年法國全面殖民越南為止，這一時期，越南一直是中國歷屆王朝的藩屬國，其間包括明朝將越南收歸明屬的20年；4，法國殖民時期；5，二戰後再獨立時期。
歷史的記錄由於敘事主體的不同而相異，這並不難理解。在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中，上述的第一個時期以東山文化為代表被大書特書，而第二個時期被一筆帶過。實際上，僅有的關於第二個時期的介紹，是一張貫穿這一時期的“抗擊侵略者”圖表，表中全部是越南文。不過，仔細閱讀，可以從中看出一些“敏感內容”：抗擊東漢、抗擊兩晉、抗擊南朝、抗擊唐軍，等等。這些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被定義為“地方民變”或“作亂”的歷史事件，在這裏統統被視為“抵抗外族侵略者”的義舉。
博物館對第三個時期的介紹頗為詳細，但其敘事的主線沒有變，貫穿著抗宋、抗元、抗明、抗清等“抗擊北方侵略者”的主題，而只字未提宗主和藩屬的關系。其中比較有趣的一段是關於那20年明屬時期，按照越南後黎朝的官方史書《大越史記全書》記載，明朝初年，越南陳朝出現外戚胡氏篡權的事件，明朝派兵南下主持公道，滅掉胡氏後，“明詔遍求陳氏子孫立為國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為胡氏滅盡，無可繼承陳後，請安南國本交州，願覆古郡縣，與民更新。”意思是，當地“官吏耆老”告知，陳氏王族已經被趕盡殺絕，沒有後人了，要求明朝收回安南國（越南）的稱號，恢覆從前中原王朝的“郡縣”待遇。這段歷史，在越南國家博物館中也被以“明朝入侵，犯下滔天罪行”來介紹的。
自詡“中華正統”
盡管歷史博物館中的敘事充斥著“抗北”情緒，但是，從展覽所呈現的越南歷史脈絡中，很難說歷代越南王朝有一個主動“去中國化”的過程。實際上，在蒙元、滿清入主中原的時代，越南王朝的文書中曾將北方統治者稱為“蒙韃”，“清夷”，而自詡為“中華正統”。在展廳中一份越南末代阮氏王朝的皇帝冊封一位抗清將領的錦緞詔書中，竟有“建功萬裏壯長城”的字樣。
封建時代晚期，越南致力於領土擴張，逐步占領了湄公河三角洲原屬柬埔寨的大片土地。在強制同化高棉人的過程中，越南更是強迫“高蠻”（高棉人）穿漢服、習漢字，阮朝的官方史書《大南實錄》記載：“……耳濡目染，漸入漢風；若加之政教，用夏變夷，想不出數十年，可使與漢民無異。”在這裏，阮氏王朝以“漢”、“夏”、“漢民”自稱，彰顯自己是中華文化的嫡系正統。
歷史專欄作家郭曄旻曾在澎湃新聞網的“私家歷史”頻道撰文描述越南封建王朝的治國之道：“以邊藩自立的大越國盡管遠離中原王朝統治的中心，卻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制度。李朝（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兩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還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職。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廟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師法唐宋的科舉制度……”
這種覆制中國制度的方式一直延續到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的前夕。1000多年的直屬統治，再加上900多年的全方位移植，越南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實在是太深遠了（比朝鮮、日本要深廣得多）。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這樣論述：“雖然統治河內和順化（阮氏王朝的首都）的王朝數世紀以來都能捍衛其獨立不受北京侵犯，他們終究還是通過刻意模仿中國人的官僚集團來進行統治。國家機關經由以儒家經典為主題的筆試‘科舉’來甄拔人才；王朝的文書是以漢字書寫的；而在文化上，統治階級中國化的程度也很深。”
安德森隨後分析道，1895年之後，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後來的孫中山等人的著作傳入越南，使得“越南與中國間的長期關系更帶上了不受（殖民政府）歡迎的性質”，因此，科舉制度於1915年左右被廢止，代之以法語為主的殖民地教育體系。此外，拉丁化的越南國語“被刻意地提倡，以便使新一代被殖民的越南人因無法接觸到王朝時代的文獻與古代文學而斷絕與中國 —— 可能也包括越南本地的過去 —— 的聯系。”
按照安德森的分析，對於越南本土精英階層來說，法國人強制性“去中國化”並非越南人的本意，而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那麽，在越南人趕走法國殖民者之後（尤其是在中國軍隊的幫助下），越南完全有可能回到“中國化”的傳統道路上去，這不僅可以強化越南與中國“友好鄰邦”之間的關系，也能夠讓越南人重拾與自己祖先的聯系。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河內的文廟。大成殿裏有康熙禦書的“萬世師表”匾。（美國之音朱諾拍攝，2017年4月8日）
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到1945年嘎然而止，越南歷史的下一個時期只能從馬路對面的另一家 —— “越南革命博物館”中去了解。革命博物館展出的是從越南民族主義覺醒到越共成立，直到奠邊府戰役越南將法國殖民者趕走從而實現獨立為止，基本上算是越共的早期發展史，其中充斥了大量帶神話色彩的宣傳，這並不難理解。
民族國家建構的前提
與國家歷史博物館中的展品明顯不同的是，革命博物館中幾乎沒有漢字，甚至幾乎沒有“中國”的字樣。在這裏，越南抗法獨立運動完全是越南人自己實現的，中國的援助只字未提。值得註意的是，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這位出身於儒學世家、漢語功底深厚的領導人當眾宣讀的《獨立宣言》，是用拉丁化的越南國語撰寫的。而其後不久，1946年，國語作為正式的官方文字，被寫進了越南憲法。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並未著眼於越南“去中國化”的歷史，不過，書中有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二戰之後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的覺醒和民族國家建構的途徑。其中，尋找民族的身份認同是民族國家建構的必要步驟，是實現“想象的共同體”的邏輯基礎，而這一尋找過程必須是主動的、清醒的。
對於越南獨立後的領導層來說，回歸“中國化”絕對不是建立認同感的正確道路，相反，“去中國化”則是民族國家建構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越南若想成為一個獨立的現代國家，“去中國化”是基礎，是核心，是一項長期的使命。這與日本、朝鮮等先前中華文化圈國家“去中國化”的認知基本一致，盡管越南“去中國化”需要的時間更長，對於中越兩國來說，這個過程也會更加痛苦。
越南領導層的意願
二戰結束後，20萬中國國民黨軍隊進入越南，使用的名義是前來接受占越日軍的投降。不久，法國軍隊也登陸越南，要求恢覆戰前的殖民地宗主權。蔣介石以法國退還在中國境內的租界等財產作為國軍從越南撤兵的交換條件，在當時的越共領導人當中，大多數人反對將越南交還給法國殖民者，而胡志明卻在協議上簽了字。於是才有了後來美國記者、歷史學家斯坦利·卡爾諾（Stanley Karnow）在其著作中記錄的一段胡志明的名言：
“你們這些傻瓜！ 你們難道不明白讓中國人留下來意味著什麽嗎？ 你們不記得歷史了嗎？ 中國人上一次來，他們呆了一千年。法國人是外來者，他們已經很虛弱了，殖民主義正在死亡，白人在亞洲完蛋了。但是，如果中國人留下來，他們就永遠不會走了。對我來說，我寧願再聞5年法國人的屎，也不願在後半輩子吃中國人的屎。”
胡志明的這段話在中文世界裏有不同的譯本，措辭或許略有差異，但意思大致如此。盡管夏威夷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連姆·凱利（Liam Kelley）後來曾質疑卡爾諾引用胡志明這段話的出處，但是，聯系中共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胡志明在60年代關於援越“中國軍隊的傲慢表現就像歷史上經常入侵越南的中國軍隊一樣”之類的言論、以及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抹殺中國對越南趕走殖民主義者的幫助，則越南領導層強烈的“去中國化”傾向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出生於昆明、從小家中雇有越南保姆的安德森雖然沒有深入探討越南與中國的關系，但他卻說，正是1979年那場中越戰爭，“直接引發我寫作了《想象的共同體》”。在當時全世界都認為，那場戰爭的原因是共產主義世界的派系鬥爭（蘇越一派，中柬一派）所引起，或是中美俄大國角力的地緣政治沖突，而安德森則清楚地看到其背後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 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地緣政治的民族主義。
越南能否徹底“去中國化”？
近些年，由於中越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沖突，以及1979年那場戰爭之後遺留的傷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越南或將加大“去中國化”的力度。2010年，越南在中國影視基地拍攝的一部古裝電視劇因“太過中國化”而遭到當局禁播，2014年，越南文化部發出公函，建議各地“不擺設、不使用、不供奉不符合越南淳風美俗的塑像、產品、靈物以及怪異的物品”。據稱，這些物品所指的主要是指從中國進口的“中國化”的石獅子。
然而，越南試圖在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努力看似收效不大，畢竟，2000多年的文化浸潤奠定了越南本身的文化根基，徹底“去中國化”相當於割裂自己的歷史。在如今的越南，儒、釋、道三教都有各自的土壤，而這三教的傳播都來自中國，它們的信眾仍然占越南宗教人口的絕大多數。
經濟上，幾乎沒有人相信越南在短期內能夠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盡管在越南政府內部，有關“力爭經濟去中國化”的討論時有耳聞，但越南的制造業只是中國主導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其產品又需要中國作為理想的進口國，經濟上擺脫中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越南最有可能實現“去中國化”的領域是政治體制上的。盡管越南現在的政治體制很難說是從中國覆制而來，但每次中越之間的沖突幾乎都是以“顧全兩黨、兩國政府之間的情誼”為理由來淡化或化解的。雖然很多媒體都曾以“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比中國快”等類似的標題做過報道，但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或者說，越南政體改革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突破。
2014年8月，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曾經報道稱，包括前駐華大使在內的越南共產黨61名成員在一封公開信中敦促政府說，領導人應該“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允許更大的政治言論自由，“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報道還稱，包括前政府官員在內的一些人擬定了一份憲法草案，要求開展“政治競爭”。盡管最近一次領導人的選舉結果並沒有表明越南政府有“擺脫中國”的跡象，但這種問題能夠在公開信中討論，足以顯示出越南政壇相當一部分人的意願。
無論在領土爭端問題上，還是在經濟上，越南都試圖靠向西方，甚至一度考慮過與曾經的敵對國家 —— 美國 —— 建立軍事聯盟，但是，意識形態的障礙難以逾越。越南若想進一步加深與西方的關系以抗衡中國，其前提必須是在政治上走向更進一步的開放，放棄一黨專制，在政治體制上與中國徹底割裂。這一步，雖然不像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那麽艱難，卻也不是輕易能夠邁出的。
2017-5-10日轉載自美國之音
越南領導層的意願
二戰結束後，20萬中國國民黨軍隊進入越南，使用的名義是前來接受占越日軍的投降。不久，法國軍隊也登陸越南，要求恢覆戰前的殖民地宗主權。蔣介石以法國退還在中國境內的租界等財產作為國軍從越南撤兵的交換條件，在當時的越共領導人當中，大多數人反對將越南交還給法國殖民者，而胡志明卻在協議上簽了字。於是才有了後來美國記者、歷史學家斯坦利·卡爾諾（Stanley Karnow）在其著作中記錄的一段胡志明的名言：
“你們這些傻瓜！ 你們難道不明白讓中國人留下來意味著什麽嗎？ 你們不記得歷史了嗎？ 中國人上一次來，他們呆了一千年。法國人是外來者，他們已經很虛弱了，殖民主義正在死亡，白人在亞洲完蛋了。但是，如果中國人留下來，他們就永遠不會走了。對我來說，我寧願再聞5年法國人的屎，也不願在後半輩子吃中國人的屎。”
胡志明的這段話在中文世界裏有不同的譯本，措辭或許略有差異，但意思大致如此。盡管夏威夷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連姆·凱利（Liam Kelley）後來曾質疑卡爾諾引用胡志明這段話的出處，但是，聯系中共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胡志明在60年代關於援越“中國軍隊的傲慢表現就像歷史上經常入侵越南的中國軍隊一樣”之類的言論、以及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抹殺中國對越南趕走殖民主義者的幫助，則越南領導層強烈的“去中國化”傾向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出生於昆明、從小家中雇有越南保姆的安德森雖然沒有深入探討越南與中國的關系，但他卻說，正是1979年那場中越戰爭，“直接引發我寫作了《想象的共同體》”。在當時全世界都認為，那場戰爭的原因是共產主義世界的派系鬥爭（蘇越一派，中柬一派）所引起，或是中美俄大國角力的地緣政治沖突，而安德森則清楚地看到其背後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 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地緣政治的民族主義。
越南能否徹底“去中國化”？
近些年，由於中越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沖突，以及1979年那場戰爭之後遺留的傷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越南或將加大“去中國化”的力度。2010年，越南在中國影視基地拍攝的一部古裝電視劇因“太過中國化”而遭到當局禁播，2014年，越南文化部發出公函，建議各地“不擺設、不使用、不供奉不符合越南淳風美俗的塑像、產品、靈物以及怪異的物品”。據稱，這些物品所指的主要是指從中國進口的“中國化”的石獅子。
然而，越南試圖在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努力看似收效不大，畢竟，2000多年的文化浸潤奠定了越南本身的文化根基，徹底“去中國化”相當於割裂自己的歷史。在如今的越南，儒、釋、道三教都有各自的土壤，而這三教的傳播都來自中國，它們的信眾仍然占越南宗教人口的絕大多數。
經濟上，幾乎沒有人相信越南在短期內能夠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盡管在越南政府內部，有關“力爭經濟去中國化”的討論時有耳聞，但越南的制造業只是中國主導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其產品又需要中國作為理想的進口國，經濟上擺脫中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越南最有可能實現“去中國化”的領域是政治體制上的。盡管越南現在的政治體制很難說是從中國覆制而來，但每次中越之間的沖突幾乎都是以“顧全兩黨、兩國政府之間的情誼”為理由來淡化或化解的。雖然很多媒體都曾以“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比中國快”等類似的標題做過報道，但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或者說，越南政體改革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突破。
2014年8月，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曾經報道稱，包括前駐華大使在內的越南共產黨61名成員在一封公開信中敦促政府說，領導人應該“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允許更大的政治言論自由，“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報道還稱，包括前政府官員在內的一些人擬定了一份憲法草案，要求開展“政治競爭”。盡管最近一次領導人的選舉結果並沒有表明越南政府有“擺脫中國”的跡象，但這種問題能夠在公開信中討論，足以顯示出越南政壇相當一部分人的意願。
無論在領土爭端問題上，還是在經濟上，越南都試圖靠向西方，甚至一度考慮過與曾經的敵對國家 —— 美國 —— 建立軍事聯盟，但是，意識形態的障礙難以逾越。越南若想進一步加深與西方的關系以抗衡中國，其前提必須是在政治上走向更進一步的開放，放棄一黨專制，在政治體制上與中國徹底割裂。這一步，雖然不像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那麽艱難，卻也不是輕易能夠邁出的。
2017-5-10日轉載自美國之音
作者：阮進興 （ Nguyễn Tiến Hưng ），前越南共和國政府部長
2017年7月4日
圖一、1955年於北京，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與中共總理周恩來。KEYSTONE-FRANCE, GETTY IMAGES
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於2014年香格里拉對話論壇上說：“ 九段線的地圖是反映中國兩千年的歷史。”
之所以他如此果斷地表態是因為中國的資料常肯定的說：是中國的水手曾於兩千年前已發現黃岩島等。
至今輪到這名軍委副主席范長龍更強烈的如此宣布。
據新華社所述，剛在（ 6月18日 ）訪越時，范長龍將軍曾強調表示：“ 南海的全部海島自古以來均屬於中國的領土。”
在以往的數年裡，中國的傳媒和領導人常使用兩千年的歷史來證明在東海（ 即南中國海 ）的主權。
由此，年青的一代可能不知或不記得正是偉大的老大哥---周恩來先生曾承認在兩千年前中國曾侵略越南。此是本文所要論述的要點。
九段線的始創者
1948年，在蔣介石統帥時代下，所公佈的中華民國正式地圖就出現了一份附錄《 南海諸島位置圖 》內有11段線。
然而，蔣政府只模糊確定那些島嶼位置，並沒有向聯合國呈交地圖存案。
1949年，毛澤東佔領大陸後，中國在北越灣（ Vịnh Bắc Việt。即現稱的北部灣；法屬時期稱東京灣。譯者註 ）放棄兩段及重新製劃出具有細節九段線的地圖。
這幅地圖的創立者正是周恩來（ 1898-1976 ），一名擁有權力的人，曾逃脫出多次的政治風暴如文化大革命及紅衛兵，保持其總理職位足足27年直至去世的一刻。
在世時，周恩來曾熱衷於九段線的鬥爭，可是在其生涯的黃昏末期，在那種封閉的政治氣氛中，他卻又指責自己的祖先曾剝削越南。由此，以間接的方式，他作了自我批評的行動。
黃沙及長沙的問題
至於黃沙群島及長沙群島屬於越南的問題已有諸多歷史學家、法律學者等清晰論述及確定。在此我們只重提幾宗歷史事件涉及到周姓總理與亨利-基辛格博士（ 尼克松總統顧問 ）交談關於兩千年前的歷史及越南人。
1945年3月，推翻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後，日本將領土的主權交還越南。1945年3月11日，橫山正幸 （ Masayuki Yokohama ）大使以日皇的名義將獨立授予保大（ Bảo Đại ）皇:
“ 奏皇上，昨夜，我們已停止法蘭西在此國的主權。” 橫山正幸大使對保大皇說道。
“ 我授權將越南的獨立交還皇上。” 意為將全部領土包括各海島的主權交還。翌日，保大皇召見橫山正幸，將一份越南獨立宣言的副本交給他。
1951年9月8日，由48個國家參與並簽署了一份 “ 與日本和平公約 ” 或 “ 舊金山公約 ”（ 因在舊金山紀念歌劇院 [ Memorial Opera House ] 簽署 ）。所有的國家中，沒有兩個中國的政府（ 北京和台灣 ）參與，但有越南國出席。因為這份公約並沒有提及黃沙及長沙群島，又將東沙群島（ 英文 Pratas ）交給聯合國，由此，在簽署之前和後（ 1951年8月15日和9月18日 ），周恩來總理強烈宣布舊金山公約不合法和確定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
在此時，周恩來向國際正式公佈一份具細節的地圖：中國領土和包括南海地區在內，劃出九段線，形似一條牛舌，涵蓋幾百個群島和淺灘。
七年後，這立場再次被提及：1958年，當周恩來宣布12海里範圍的決定時，還提及長沙及黃沙群島。
中國籌備慶賀2049年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米高-飛斯布利（ Michael Pillsbury ）在2015年出版的《 百年馬拉松跑 》 (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 明確指出：中國正準備取代美國的角色，將於2049年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是北京百年慶賀的勝利日。
為達到此目標，中國集中力量建設一條海上國防線。在《 海上萬里長城 》（ 2010年出版 ）一書中，作者百納德-哥樂（ Bernard Cole，亞洲問題專家、美國國防大學助教 ）指出，中國的戰略是 “ 海上陸地化 ”（ 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sea ），爭奪一個涵蓋從沿海岸至外海二百海里的海域控制範圍。
這兩人的判斷說明了為何以往數年內中國在東海的行動，製造了今天的緊張形勢。
在此背景下，在剛結束的香格里拉對話論壇（2017年6月3日）上，美國國防部長占美斯-馬蒂斯（ James Mattis ）指責中國忽視其他國家的利益和不遵守國際法。中國則激烈反對及反駁那是 “ 無責任的判斷 ”。
建造綠島領土
被指控 “ 忽視其他國家的利益 ”，其清晰的體現在最近的行動。不再提及2014年981號海洋鑽井台和跟著所發生的事件，最近中國又將 “ 藍鯨一號 ” ( Blue Whale 1 )，相當於有34層高樓（ 約118米 ）的巨大海洋鑽井台拖進入東海。
除了“ 藍鯨一號 ” 鑽井台和在各海島、淺灘建造軍事基地之外，三個月內的行動還有：
一艘長樂公主 ( Changle Princess ) 旅遊船，載有308名遊客，從海南島的三亞啟程，開往黃沙群島的月鐮島（ đảo Lưỡi Liềm。中國稱永樂島或永樂群島。譯者註 ），實行四日三夜的旅行。（ 2017年3月3日新聞 ）這艘新的旅遊船，載客量可容達500人，擁有82間房，提供各種飲食、休閒、購物、治療和電訊服務等。之前，中方曾透露在月鐮島和其他島嶼上，已建立各設備如旅館、別墅和各類商業服務。
華南的海南省政府宣布還會在2020年經常籌辦前往南沙群島的旅遊行程。中國傳媒透露海南省正加強各港口設備建設，有計劃組織在南中國海，包括“海上絲綢之路”沿途國家海域內的旅遊船行程。
圖二、中國在永樂島舉辦潛水活動。VCG, GETTY IMAGES
招募遊客前往各海島欣賞海上仙景：藍天與白雲、遼闊的大海，不須聚居在稠密的大陸上，又可嘗試新鮮的海產，必然是極之成功的計算。如此，不須太久，移民往海島的潮流將會爆發。如此，來自四面八方的投資者也將湧入各海島。
與此同時，北京又組成一支勞動大軍，在黃沙及長沙群島海域附近開拓氣油。建築房屋和製造業將隨之發展：食品業、製衣、消費品和服務業，滿足海島新居民的生活需要。
如此，到了2049年，北京又多獲一個 “ 中國海島 ” 的領土，因為已完成建造一個綠色和美好的領土。
兩千年歷史
“ 兩千年前中國曾侵略越南。”
這不是任何一位法律學者、史學家或學者的論說，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著名的總理的說話。
白宮資料（ 已解密 ）有一份周恩來總理與亨利-基辛格顧問1971年7月9日在北京秘密會議的談話記錄。那時基辛格會晤周恩來是為籌備尼克松訪華之行程（ 1972年2月 ）。
奇怪得很，在這次會晤中，周恩來曾確認：“ 兩千年前，中國曾侵略越南，…… 我們的祖先是剝削者，但被兩名女將打敗。”
侵略的行動並不易，因為一開始就被擊敗，又是被兩名女將擊敗。
講到越南人的氣概，周恩來承認：“ 這兩名女英雄打敗了我們的祖先，他們是剝削者 ( These two heroines who defeated our ancestors who were exploiters ) ”。
白宮保留的會談記錄版本如下:
-- 周總理：“ 越南是一個英雄的國家。”
-- 基辛格博士：“ 他們是一個英勇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 周總理：“ 他們是一個偉大、英勇和值得佩服的民族。兩千年前中國曾侵略他們，中國被打敗。又被兩名女人，兩女將打敗。”( 原文: They are a great and heroic and admirable prople. Two thousand years ago China committed aggression against them, and China was defeated. It was defeated by two ladies, two woman generals )。
很少人，包括中國人在內知悉這故事：正是周恩來總理本人在一次訪越時，曾來到二徵夫人廟奉拜。周繼續說：
圖三、1972年，周恩來宴請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BETTMANN,GETTY IMAGES
“ 以及當我以新中國的代表前往越南北方時，我曾親自去參拜這兩位女英雄的墓並獻了花圈，以示我對兩者的敬重。她們打敗了我們的祖先，剝削者。”( 原文: And when I went to Vietna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New China on a visit on North Vietnam, I went personally to the graves of these two women generals and left wreaths of flowers on the graves to pay my respects for these two heroines who had defeated our ancestors who were exploiters )
越中的歷史書籍如何撰寫二徵夫人
關於二徵夫人，歷史學家陳仲金（ Trần Trọng Kim ）寫道：“ 甲午年 （ 公元34年 ）光武帝派蘇定任交趾太守。蘇定性邪惡，行暴政，交趾人極為怨恨。庚子（ 公元40年 ），他殺詩索（ Thi Sách ），朱鳶（ Chu Diên，地名，亦寫為 Chau Diên。譯者註 ）人 ( 朱鳶，屬永祥府 [ phủ Vĩnh Tường ], 前屬山西 [ Sơn Tay ] 省，現屬永安省 [ tỉnh Vĩnh Yên ] )。
詩索之妻名徵側（ Trưng Trắc ）, 麊泠（ Mê Linh ） ( 下雷村 [ làng Hạ Lôi ], 安朗縣 [ Huyện Yên Lãng ], 福安省 [ tỉnh Phúc Yên ]) 雒將之女，與妹名徵貳 （ Trưng Nhị ）起兵抗擊蘇定。蘇逃返南海郡，那時九真、日南和合浦郡民眾皆隨從二徵夫人，共起兵。不久義兵奪得65城。兩姐妹則稱王，都治麊泠，其家鄉也。”
陳仲金評：“ 二徵夫人稱王得三年，以女人才智，大義取勝，漢帝亦驚恐，二徵名傳萬代。至今多處立祠祀之，敬祭我越南兩位女英雄。”
正是中國歷史也記載二徵夫人的勝利，但仍然傲慢地稱越人為 “ 南蠻 ”。
《 後漢書 》（ 五世紀 ）五卷86章 “ 南蠻西南夷列傳 ”（ 作者引自英文版的後漢書，中文版應是卷八十六•第七十六。譯者註）寫道（ 以下譯自本文作者的越譯文 ）：
“ 建武16年，交趾郡有兩女子名徵側、徵貳叛亂，攻打太守府，徵側為麊 泠雒將之女，嫁予詩索為妻。此女子驍勇善戰，熟讀兵略，曾被交趾太守律之，故怒發叛反。九真、日南、合浦眾蠻同隨之作反，佔56城及自稱王。”
中國的書籍沒有寫及中國軍隊和官員對越人的殘暴，包括殺死徵側的丈夫。
二徵夫人事後，中國經常轉返侵佔越地，但不能完全佔領，儘管幾百年後也先後被擊敗。一千年內四次越南曾被 “ 北屬 ”。
也許周恩來先生對漢史和歷代史有所反思，故此才毫不掩飾地使用“ 侵略 ” 和 “ 剝削 ” 兩字，當述及我們的祖先之時。
為何佔領黃沙群島?
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既然周恩來如此的說，為何他又讓中國在1974年時攻佔黃沙群島的呢?
圖四、中國宣傳畫：建立強大的海軍。GETTY IMAGES
為回答部分的這個問題，首先我們須記得：在中國，權力常集中在毛澤東的手上，直至他死去的一刻（ 1976-9-9日 ）。
此外，若觀察周恩來人生的晚期，從1972年年底他已患上重病。據高文謙近年所撰寫的《 晚年周恩來 》一書，中國的醫生已診斷出他患了膀胱癌。
醫生的報告指出，若及時治療，周就有80至90%復原的機會。可是，高級領導人的治療必須獲得毛澤東的批准。奇怪得很：正是毛澤東禁止醫生洩露讓周夫婦知道其症，同時也禁止治療及復診。周恩來體弱，每況愈下，並於1976年1月8日去世。至於為何毛澤東又如此對待一個曾對他有巨大功績的近臣，此又並非是本文所探討的範圍。
今天，除了黃沙和長沙群島之外，中國在東海的其他島嶼上正漸漸吞噬。
各個 “ 被剝削 ” 的國家正聯合結盟起來，與美國聯合，正如美國空軍將領荷伯特-卡利斯萊（ Herbert Carlisle ）所說道：
“ 中國橫蠻的態度給它帶來危機，他們已錯誤估計。…… 其橫蠻的行為實際上將我們的朋友推向更靠近我們，他們希望我們在那裡出現。”（《當盟友跳入時》【 Khi Đồng Minh Nhảy Vào 】, 第609頁）
若這些國家不能認識到與美國有效的結盟，及時共同行動，否則將承受嚴重的“既成事實”的後果，那是太平洋上的萬里長城，將造就亞洲的霸主，由此，他們的權力將衝得甚遠。
寫於1954年4月5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致函英國首相邱吉爾 ：
“ 若我可以重提歷史，我們曾不能阻止裕仁、墨索尼里、希特勒，因為我們沒有共同行動，和不能及時行動。正因為如此，已導致幾年後所發生的悲劇和幾乎絕望的危險。由此，我們將在這個歷史經驗中學到了什麼呢？”。
因為不能阻止日皇裕仁，故此日本已逐步成為亞洲霸主。
要想知道川普政府可否從這歷史經驗中抽出有所的教訓，我們須等待看何時華盛頓現有的政治危機才可以減溫。
有一種意見認為，為阻止中國，川普政府（ 包括副總統馬克-賓斯 [ Mike – Pence ] --- 將繼任總統，若川普被彈劾罷免 ）正在準備玩“ 俄國牌 ”（ Russian card ）：聯合莫斯科，平衡中國的勢力，此與前尼克松總統所做的相反，在那個年代曾玩 “ 中國牌 ”( China card )，使用中國來平衡蘇聯。
我們將拭目以待。
嶺南遺民譯
2017年7月12日譯
阮進興博士在美國出版的《 當盟友跳入時 》（ Khi Đồng Minh Nhảy Vào ）一書。作者生於越南清化，1935年。1975年前，他曾在西貢阮文紹政府任計劃部部長兼總統顧問。現定居於美國，其著作有越文 《 當盟友逃遁時 》（ Khi Đồng Minh Tháo Chạy ）及與 Jerrold Schecter 合著英文 《 獨立宮文件 》（ The Palace Files ）。
為何佔領黃沙群島?
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既然周恩來如此的說，為何他又讓中國在1974年時攻佔黃沙群島的呢?
圖四、中國宣傳畫：建立強大的海軍。GETTY IMAGES
為回答部分的這個問題，首先我們須記得：在中國，權力常集中在毛澤東的手上，直至他死去的一刻（ 1976-9-9日 ）。
此外，若觀察周恩來人生的晚期，從1972年年底他已患上重病。據高文謙近年所撰寫的《 晚年周恩來 》一書，中國的醫生已診斷出他患了膀胱癌。
醫生的報告指出，若及時治療，周就有80至90%復原的機會。可是，高級領導人的治療必須獲得毛澤東的批准。奇怪得很：正是毛澤東禁止醫生洩露讓周夫婦知道其症，同時也禁止治療及復診。周恩來體弱，每況愈下，並於1976年1月8日去世。至於為何毛澤東又如此對待一個曾對他有巨大功績的近臣，此又並非是本文所探討的範圍。
今天，除了黃沙和長沙群島之外，中國在東海的其他島嶼上正漸漸吞噬。
各個 “ 被剝削 ” 的國家正聯合結盟起來，與美國聯合，正如美國空軍將領荷伯特-卡利斯萊（ Herbert Carlisle ）所說道：
“ 中國橫蠻的態度給它帶來危機，他們已錯誤估計。…… 其橫蠻的行為實際上將我們的朋友推向更靠近我們，他們希望我們在那裡出現。”（《當盟友跳入時》【 Khi Đồng Minh Nhảy Vào 】, 第609頁）
若這些國家不能認識到與美國有效的結盟，及時共同行動，否則將承受嚴重的“既成事實”的後果，那是太平洋上的萬里長城，將造就亞洲的霸主，由此，他們的權力將衝得甚遠。
寫於1954年4月5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致函英國首相邱吉爾 ：
“ 若我可以重提歷史，我們曾不能阻止裕仁、墨索尼里、希特勒，因為我們沒有共同行動，和不能及時行動。正因為如此，已導致幾年後所發生的悲劇和幾乎絕望的危險。由此，我們將在這個歷史經驗中學到了什麼呢？”。
因為不能阻止日皇裕仁，故此日本已逐步成為亞洲霸主。
要想知道川普政府可否從這歷史經驗中抽出有所的教訓，我們須等待看何時華盛頓現有的政治危機才可以減溫。
有一種意見認為，為阻止中國，川普政府（ 包括副總統馬克-賓斯 [ Mike – Pence ] --- 將繼任總統，若川普被彈劾罷免 ）正在準備玩“ 俄國牌 ”（ Russian card ）：聯合莫斯科，平衡中國的勢力，此與前尼克松總統所做的相反，在那個年代曾玩 “ 中國牌 ”( China card )，使用中國來平衡蘇聯。
我們將拭目以待。
嶺南遺民譯
2017年7月12日譯
阮進興博士在美國出版的《 當盟友跳入時 》（ Khi Đồng Minh Nhảy Vào ）一書。作者生於越南清化，1935年。1975年前，他曾在西貢阮文紹政府任計劃部部長兼總統顧問。現定居於美國，其著作有越文 《 當盟友逃遁時 》（ Khi Đồng Minh Tháo Chạy ）及與 Jerrold Schecter 合著英文 《 獨立宮文件 》（ The Palace Files ）。
圖一、越中友好協會前副會長武高番先生
越中關係仍然“極為敏感”，尤其是關聯至黃沙群島（即中方稱的西沙群島）的問題。一名越南政治分析家對BBC記者如是說，值慶賀越中兩國建交68週年於河內市立大戲院1月19日晚內蒙古藝術團的表演遭停演事件而發表。
“黃沙事件”（中國稱“西沙海戰”）是指44年前處於東海（中國稱南海）的黃沙群島被中國侵佔，它仍然是越南人民一件“創傷”之事，在心理上需要療愈但十分“困難”。越中友好協會前副會長兼總秘書長武高番（Vũ Cao Phan）博士於1月20日在BBC的訪問中發表上述說話。
圖二、中國內蒙古藝術團表演海報
“首先要指出的是越中關係仍然極為敏感，以及最敏感的是關聯至東海的問題。”
“我們還記得在1974年1月19日，中國曾出兵攻佔了越南的黃沙群島，在此之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兩國曾簽署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係的協議書。”
“1月18日被視為兩國建交的紀念日，但是這兩個日子似乎又重疊在一個時間的交叉點上。”
“因為它敏感，而我也預算了可能會發生的事。” 武先生所說及的是指內蒙古藝術團不能於河內大戲院表演的事件，據越方的通告是因“技術”問題。
“仍然是創傷”
雖然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週年紀念，但對於越南，對於越南民族，必須指出，它仍然是一種創傷，以及人們舊事重提是為了不忘記那個傷痛的事件。武高番博士如是說。
“第二，它也是越南民眾對兩國關係所表示的情感問題，我認為這一點若越南領導人認識到的，為使整個越中關係可以長久和良好的發展，那麼他們需要尋找處理這問題，不能讓它繼續存在，對於越南人而言，它是一種創傷！”
評論關於中國內蒙古藝術團1月19日當晚的停演，武先生也早已預料到的，他說：
“若果主辦單位對此毫無意識的，那麼外交部門也應該掌握清楚。顯然邀請那樣的表演團不只關聯至文化機構，而且還是外交機構的問題。”
圖三、1974年黃沙海戰的越南共和國海軍戰船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或者是他們不能預想、預計而他們被一種什麼的壓力要去在那個日子主辦演出，我看在這兩方面上也行不通。”
在此之前，有新聞報導，中國內蒙古藝術團預定在首都河內1月19日的表演因技術問題而暫停演出。
據越南國家傳媒報導，1月19日早上，大戲院管理層向文化部國際合作署和辦公室通告關於技術故障的問題。這份傳媒登載了大戲院總經理阮氏明月（Nguyễn Thị Minh Nguyệt）女士所簽署的文件：
1月20日內蒙古藝術團的表演。圖片：新華社
“ 為慶祝越中建交68週年紀念的1月18日表演後，大戲院的技術部門曾發現電源系統活動不穩定，由此不達到預定在1月19日晚八時表演的技術要求。”
嶺南遺民
2018年1月22日
資料來源：BBC 廣播電台
圖一、1973年夏，越共總書記黎筍訪問莫斯科是重要的行程。圖片：GETTY IMAGES
中共的傳媒和學者曾撰文告訴讀者，越南黎筍集團自從1975年取得越戰勝利後便親蘇，反華排華等等。可是，英國威爾斯卡迪夫大學 ( Cardiff University, Wales ) 一位國際關係學教授認為，從1973年，越共總書記黎筍訪問莫斯科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曾答應幫助河內“ 反抗中國 ”。
思齋-拉德程科（ Sergey Radchenko ）教授在美國《紐約時報》3月27日發表文章《為何俄羅斯人在越南？》（ Why Were the Russians in Vietnam? ），在查閱蘇聯時代的俄文資料後，他重新評定蘇聯在越南戰爭的角色。
蘇共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當初只視越南問題為外圍之事，比蘇中關係還次要。甚至 赫魯曉夫不信任北越領導層，說他們是“ 中國混血兒 ” （ 英語原文 Chinese half-breed. 貶義詞 ）。
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河內的地位才被重視。
原因是，根據拉德程科教授所說，並非這位新的蘇共總書記以及其同事頭號掌權人、總理安德列-柯西金突然愛慕越南人，而是為支持越戰，可取得與 “ 美國同起同坐 ” 的地位。
“ 雙方皆獲利 ”
當時， 勃列日涅夫與新的領導層面對合法化的危機。
“ 援助北越反抗 “ 美帝國主義 ” 將可使蘇聯領導人，通過在國際上支持盟友的行為，有如社會主義陣營領導人的自然繼承者，從而獲蘇聯人民承認其合法性。”
“ 亦正因為如此，莫斯科曾努力與中國改善關係。”
然而，蘇聯努力與中國改善關係，1965年柯西金訪問北京，卻獲毛澤東冷淡接待，拉德程科教授說道。
與此同時，河內亦開始有心預算倒向莫斯科一方。
實際的形勢促使河內需要來自莫斯科的武器和援助。
中國文化大革命那時使北越領導人更堅定的決意選擇莫斯科，儘管之前，在蘇中分歧時，黎筍已倒向北京。
河內領導層顧慮（ 文化大革命 ）的極端運動在北越眾多的華人階層裡引致動亂。
至於地位，河內本身亦想登上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至少在東南亞地區內，而不甘擔當北京的部屬（ underling ）角色。
圖二、越南在1975年戰爭結束的幾年後加入東歐共產集團。圖為1973年，華沙條約國領導人在黑海岸邊城市舉行會議時拍攝，從左起：（羅馬尼亞）尼古拉-希奧塞古；（波蘭）愛德華-吉利克；（匈牙利）扎諾斯-卡達；（捷克）古斯塔-胡薩；（蘇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東德）艾力-何利克；（蒙古）尤睦佳-澤登巴爾。圖片：GETTY IMAGES
1971年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之行使河內感到 “ 他們沒有獲預告和被背叛 ”。
拉德程科教授認為，從那一年起，北越已想完全倒向蘇聯。
“ 在1971年12月訪問莫斯科期間，武元甲將軍對蘇聯人表示，北越預算對南越發動一場最後的進攻戰役。”
武元甲應許，蘇聯與北越的共同勝利將預告河內攀升為領導者的地位，亦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三世界的火車頭。拉德程科如此寫道。
“ 在武元甲答應讓蘇聯使用金蘭灣軍港（ 當時仍由美國控制和使用 ）之後，蘇聯領導人同意北越的這個使命。”
但更重要的是，1973年夏訪蘇之行，黎筍已向莫斯科清晰表示對中國極為擔憂。
“ 黎筍對勃列日涅夫說，他認為毛澤東已準備為全面侵略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若條件成熟的話。”
“ 勃列日涅夫答應將保衛越南，--- 今次是抵抗他們的北方鄰國。”
高昂的代價？
思齋-拉德程科的文章認為，從那年起，勃列日涅夫已答應黎筍和范文同：蘇聯將援助越南戰後的經濟工業化建設。
勃列日涅夫的目的是使整個東南亞地區看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利益所在。
蘇聯領導人不但放棄追討越南的債額，而且還繼續貸款和提供更多援助。
拉德程科指出，至1990年，越南收到逾110億美元的蘇聯援助，而且大部分是無償援助。
在1980年代，對越援助 “ 成為蘇聯的重擔，是使蘇聯崩潰的部分原因之一 ”。
文章在結論部分寫道，作者認為越南戰爭的勝利只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 Pyrrhic victory, 意為代價高昂的勝利 ），至少對莫斯科而言。
儘管這場戰爭為此超級大國蘇聯領導層帶來合法性和威信，但對國家的財庫，並非是好事。
思齋-拉德程科警示，今日莫斯科對敘利亞的干涉，正如越戰一樣，對俄羅斯長久而言，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嶺南遺民
2018年5月29日
圖一、 1991年於莫斯科，中共黨主席江澤民與蘇聯最後一位國家領導人簽署蘇中邊界協議，隨後，蘇聯崩潰，令中國領導層驚慌。圖片：塔斯社
越南報刊剛登載已故黎德英大將與前中共國家領導人江澤民1991年會晤時，兩人皆同意在蘇聯共產陣營崩潰後的背景下，堅持 “ 保衛社會主義 ” 和堅持兩國的共產黨領導。
越南網 （ VietnamNet ）2019年4月24日登載一篇《 黎德英大將與江澤民先生特別會晤的時刻 》（ Phút Gặp Riêng Giữa Đại Tướng Lê Đức Anh Và ông Giang Trạch Dan ）。文章引述由黎德英先生記載在其日記中兩人交談的多段內容。
1991年7月於北京的會議上，黎德英國防部長以越共總書記杜梅（ Đỗ Mười ）的特派員身份，與越共黨中央對外關係部部長紅河（ Hồng Hà ）先生獲中國高層領導官員接待。
共同捍衛社會主義
會晤背景：正如中共黨和國家主席江澤民對越南客人所說，面對蘇聯共產黨崩潰，中國人感到 “ 觸目驚心 ”。
觀察家認為，此是經歷多年敵對的狀況，自1979年邊界戰爭以來中、越兩個共產黨 “ 走在一起 ” 的理由。
越南代表團與主人家所發表的說話已證實上述的理由。
黎德英大將曾感謝在兩次抗戰北京對河內提供的援助並讚揚中國在新的情勢中，為越南而作靠山：
“ 現在中國擁有逾十億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正邁向社會主義，這是對我們最巨大、不可評估的援助。”
江澤民主席答道：
“ 我聽了（ 越南 ）第七屆黨大會的報告，看到你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從心底裡我感到非常興奮。”
黎德英先生補充說， 再次高度讚揚中國領導人的 “ 觀點和立場 ” ，以及 “ 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心 ”。
圖二、1991年7月，黎德英（左）與江澤民在“共產主義同志情誼”中會晤。圖片：GETTY IMAGES
“ 在那個時刻，中國對社會主義、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生死存亡擔任極其重大的角色和責任。那是我們深刻的認識。
對於越南，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當然不需要設立反對任何人的陣線，但是，中國穩定和強大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鼓舞。”
在會晤中，江澤民先生告知越南代表團：中國堅持共產黨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什麼。
-- 那是反對任何陰謀、以多黨制形式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 反對西方國家意圖以民主、自由、人權的招牌實現 “ 和平演變 ”。
-- 中國堅決反對西方的議會制度，決不允許有反對黨，警惕多黨輪流執政的思想流傳。
-- 此外，人民軍隊必須絕對忠於黨的領導。
-- 宣傳需要不斷改變，深入人心、、、、、、。關於思想工作，要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利用現代傳媒方式作宣傳。
-- 中國也提及他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先進技術、科學管理方法和優秀的文化。
-- 最後是改革開放、鼓勵外國投資，但必須遵從法律的觀點和立場。
江、黎會晤的即時見效結果是導致1991年11月，越共總書記杜梅和政府總理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 ）正式訪華。
雙方曾發表聯合公報和簽署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協議書。
圖三、至今，中國和越南仍然走社會主義道路。圖片：HOANG DINH NAM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雙方亦簽署了 “ 經歷了十多年阻滯後兩黨關係正常化 ” 的協議。越南報刊如此報導說。
多年後回顧，對冷戰末期中越關係正常化的評價出現兩種觀點流派。
一種意見認為，在連續幾場的 “ 印度支那戰爭 ” 後，對東南亞的地緣政治環境起積極的作用，以及為越南製造和平環境，實行改革，發展經濟和融入國際社會。
另一種流派，大部分越南國內和海外的研究和觀察家普遍認為，為了換取兩國兩黨關係正常化，在那次會晤後多年來，越共已倒向中國。
越南前國家主席黎德英於本年4月22日去世，享年99歲。
黎德英也曾擔任國防部長。在其任職期間，兩國在越中邊界發生多次互相砲擊的戰役，以及在1988年3月14日發生南中國海Đá Gạc Ma ( 英文：Johnson Reef；中文：赤瓜礁 ）的海戰，中國擊斃至少64名越南軍人並佔領該礁。
嶺南遺民譯
2019年4月26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圖一、毛澤東和胡志明在北京（年份不詳．可能是六十年代拍攝）。GETTY IMAGES 版權
近來一位中國裔學者出版了一部關於 “ 中國援助胡志明建立共產黨軍事力量 ” 的書籍。
作者名喚李小兵（ Xiaobing Li )，書題《 建立胡志明的軍隊：中國對北越的軍事援助 》（ Building Ho's Army: Chines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North Vietnam ）， 肯塔基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ucky ) 出版社出版，2019年8月。
李小兵是奧拉荷馬中部大學（ 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 ）的歷史教授，曾服役於中國人民解放軍。
該書內容主要集中於1950-1956年期間，那時北越軍隊剛從一支農民力量轉變為現代正規的軍隊。
至於資料來源，作者收集於八十年代中國所公佈在越南抗法、抗美兩次戰爭中北京的參與和干涉。
直至今，由於中越兩國關於海島主權爭議的緊張局勢，北京也公開了一些資料，包括回憶錄和文章等，以使證明中國曾 “ 熱切、廣泛和不惜犧牲為越南戰爭付出 ”。
作者表示，其書內容主要依賴中國的資料，其中參閱了中國國防大學和南京政治學院的資料庫。 作者也曾採訪過一些中國、越南和俄羅斯的舊軍人。
依靠中國援助
胡志明與中國共產黨人的關係始於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初。例如周恩來，後來擔任中國總理，他回憶：“ 他（ 指胡志明 ）已是一名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我那時才剛加入共產黨。他是我的大師兄。”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10月6日，胡志明立即遣派兩批人前往中國，尋求幫助。 第一批人由李碧山（ Ly Bích Sơn ）率領，攜帶胡志明給予周恩來的信函，取海路經香港、青島，後抵北京。 第二批由阮德瑞（ Nguyễn Đức Thụy ）為首，從陸路經越南涼山過境廣西，再抵北京。
圖二、1954年5月，越盟部隊拉炮進入奠邊府戰地。 JEAN-CLAUDE LABBE攝影兼版權
兩批人皆建議中國提供約一千萬美元和武器的援助。 可是，這兩批人在北京期間，即1949年的12月，毛澤東則在莫斯科訪問，並要兩個月後才返北京。
此時，中共黨總書記劉少奇代替毛澤東，負責在北京的一切事務。他於12月2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關於胡志明的要求。
有趣的是，根據李小兵所述，中共政治局裡大部分的委員均表示顧慮，反對援助，因為中國正遇到戰後的困難。
劉少奇向毛澤東匯報並建議只提供少許的援助。 然而遭到毛的反對，毛要求政治局應支持越盟，提供更多的援助。
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要求史太林提供空運特別事務，使中國可以攻打台灣。史太林拒絕並決意要從中國撤軍。如此，蘇聯軍隊將不協助北京，一旦中共受到攻擊。
12月24日，在兩人的第二次會晤時，史太林提出中國應擔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責任，其中應該幫助亞洲，包括越南在內的共產運動。
在莫斯科，毛澤東答允史太林，中國將援助胡志明。12月24日，毛澤東電函劉少奇，指示中國將先答應胡志明一半的要求，其餘的以後再全部交付。
12月25日，劉少奇電函印度支那共產黨，答允提供援助。
1950年1月，中國工作代表團，由羅貴波率領，啟程前往越南。羅後來於1954年成為首位中國駐河內的大使。 羅貴波啟程前，劉少奇會見他，預計他將留越約三個月。劉意想不到羅貴波留越實際上卻有七年之久。
北京和莫斯科之行
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訪問北京，並獲劉少奇接見。
2月3日，胡志明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會見史太林和毛澤東。
圖三、1954年，周恩來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左二 ）、范文同（右一）、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韓文：남일。左一）於北京合照。圖片版權：BETTMANN
2月6日，莫斯科舉辦歡迎胡志明的宴會，但史太林缺席。
史太林曾告訴毛澤東，現時中國是 “ 亞洲革命的中心 ”，中國必須為越南擔負 “ 主要責任的力量 ”。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晤胡，再次肯定將為越盟提供援助。其後兩人乘坐同一列火車，從莫斯科返抵北京。行程從2月17日至3月4日。
據李小兵所說，2月26日，當火車進入中國境內後，胡志明詢問毛澤東關於中國遣兵進入越南的可能性。
“ 毛澤東思考一會，便拒絕了胡志明請求中國出兵的要求，但毛答應將遣派軍事顧問前往越南。”
3月4日抵北京後，胡志明推舉黃文歡擔任代表，負責中國軍事援助和中國顧問的事務。
國際背景
1950年秋，中國遣兵干涉朝鮮戰爭，直接與美國軍事力量對抗。
此國際形勢直接影響至越南的事務，因為北京視援助北越共產同盟為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保衛中國的有效方法。
李小兵教授認為，毛澤東意識到蘇聯將不會出兵協助北京，一旦中國受到西方的侵略。
取為不要坐待西方攻襲，毛澤東決意在鄰國如越南和朝鮮的土地上與西方國家交戰。
這個 “ 積極防守 ” 的戰略將可阻止在中國領土上所發生的軍事衝突。
1950年8月4日，毛澤東告訴中共政治局：“ 我們將會重奪台灣，但此時不能閒坐，觀看越南和朝鮮待斃。”
直至六十年代，中國已在邊界上建立 “ 安全緩和區 ”。
然而，諷刺的是，中國的對越援助，及其後來蘇聯的對越援助，皆不能為共產陣營中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美好。
蘇中在越南戰爭的競爭使致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更惡劣。
在越南，越共領導人亦對中國產生疑惑，北京只關注自己的國家安全和（ 對越 ）影響，並非是為越南的獨立。
1969年胡志明去世後，河內日趨靠近莫斯科。
中國與北越的共產黨傳統同盟關係，在五十年代唇寒齒亡的關係，從此迅速崩潰。
嶺南遺民
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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